一、纺织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思考和政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志英[1]（2021）在《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组织边界和知识来源为标准,企业的研发活动可以划分为内部研发和合作研发两种模式。政府推出多种研发资助措施,并将加强不同组织间的研发合作作为政府资助政策引导的目标之一,以期提高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纺织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之一,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纺织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纺织产业进入了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加快纺织产业技术创新步伐、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纺织产业产品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虽然纺织产业研发经费中来源于政府的经费逐年增加,但政府经费在企业研发经费总额中占比却较低。政府研发资助低于最优水平,不能充分发挥诱导私人研发支出的作用,无法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同时,政府研发资助的实际效果也引发了众多质疑。政府研发资助是否真正促进了纺织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纺织产业为对象,在深入剖析纺织产业创新现状及政府研发资助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负二项回归模型、二项选择模型、顺序选择模型及路径分析模型等,探讨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主要围绕“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并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研究:问题一,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以及在权变视角下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的差异;问题二,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有何影响以及在权变视角下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的差异;问题三,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是否有影响以及不同研发模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效应;问题四,纺织业研发模式在政府研发资助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有怎样的中介作用。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显着激励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会增强政府研发资助的激励作用;分别对纺织业内的纺织子行业、化纤制造子行业与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子行业内结果存在差异。其中,在化纤制造子行业中,所有权性质发挥显着的削弱型调节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激励作用更高,而在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中结果正好相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还会因所有权性质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结果,主要体现为,在纺织子行业与化纤制造子行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明显地增强政府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而在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会增强政府研发资助在国有企业中的激励效应。（2）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合作研发有显着促进作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开展的基于科学的合作的促进效应大于其对基于市场的合作的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对合作研发的影响会因企业内部研发强度而异,相较于内部研发强度较低的企业,政府研发资助在内部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内对外部合作的激励效应更大。（3）纺织业内部研发、合作研发都对创新绩效有显着促进作用。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大于任何一种合作研发模式,在合作研发模式中,基于科学的合作模式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大于基于市场的合作模式带来的激励效应;内部研发与两种合作研发模式对科研储备绩效的促进效应都大于其对市场表现绩效的促进效应;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在促进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合作研发通过与内部研发结合可以发挥更大的激励效应,企业同时开展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更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4）纺织业内部研发在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合作研发过程中发挥显着的中介效应,其中在政府研发资助对基于科学的合作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政府研发资助对基于市场的合作的影响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企业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在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多重中介效应,表现为三种途径:一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内部研发、内部研发促进市场表现绩效与科研储备绩效;二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内部研发、内部研发促进合作研发（基于科学的合作与基于市场的合作）、合作研发促进市场表现绩效与科研储备绩效;三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基于科学的合作、基于科学的合作促进科研储备绩。尽管政府研发资助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在所有路径中,内部研发是整个创新链的核心环节,政府欲通过促进企业合作研发进而促进创新绩效发挥研发资助的杠杆作用收效甚微。基于研究结论,总结了研究的政策启示:继续加大政府对纺织业的研发资助力度,注重资助目标的明确性;完善纺织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维护创新者的利益,保证资助资金的有效利用;建立真正有效的政府驱动型合作创新平台,实现政府资助目标通过高强度的研发合作机制有效传导;制定有效提高纺织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措施,避免与创新相关的市场无效率行为。研究结论不但深化了外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中关于政府资助政策影响创新绩效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科学合理和更具针对性的旨在推动我国纺织业开展多样化研发模式、提升创新绩效的科技资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刘伟岩[2]（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胡惠婉[4]（2020）在《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纺织业是中国传统支柱产业和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打造的科技、绿色、时尚产业。全球化不断深入,纺织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探究中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竞争力水平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纺织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纺织业的发展现状、行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情况进行阐述;接着选取九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采用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分别测算了纺织业整体和分行业的纺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综合加权后得出中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位居世界第二,可见在国际市场上总的出口竞争力依旧很强,主要纺织行业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非主要纺织产品类别（如棉花）具有稳定的比较劣势;然后根据钻石模型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最后从三个层面给出纺织业发展的建议,认为政府应当加强宏观指导,建立创新体系,纺织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纺织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品牌战略,提升管理水平,推动转型升级。
丁宇[5]（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侯胜东[7]（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表明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那振芳[8]（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杜伟伟[9]（2019）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纺织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民生与支柱产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双重挤压”,弱化并稀释了我国纺织业的要素红利、发展红利及市场红利,产业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弱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市场疲软,消费萎缩,纺织业发展逐步从增加出口转向拉动内需,但我国低端纺织品与多元化、时尚化的消费需求严重不匹配,导致低端产能过剩,而消费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传统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及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纺织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任务,从国家层面上强调了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底色要求。纺织业作为我国高耗水、高排放、高污染产业之一,绿色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对于增强我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结合实证与规范、定性与定量分析等方法,全面评价我国纺织业绿色发展水平及目标达成度。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展现状及绿色发展现状;其次,在借鉴绿色发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纺织业发展现状的定性分析,构建一套适合纺织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增长三大维度定量测度我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与产业增长水平;再次,通过整理纺织业相关的政府文件,从目标出发,定量测度纺织业绿色发展指标目标达成度,并运用指数平滑法对绿色发展目标达成度进行短期预测,找出我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的短板;最后,针对纺织业绿色发展存在的短板,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提出促进纺织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纺织业发展状况向好,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产业传统竞争优势虽有下降,但其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动摇,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及创造外汇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2）我国纺织业绿色发展水平态势良好,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产业增长对纺织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力较大;纺织业资源承载力的提升主要归功于产业减排能力的提高,产业污染治理能力是纺织业绿色发展的短板之一;纺织业创新成果数量增加但科技含量不高,对纺织业绿色发展拉动力较弱;纺织业经济效益在产业增长中处于核心地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与社会效益水平呈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3）指数平滑法预测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和产业增长水平已完成目标值的70%以上,而科技创新水平的目标完成度不足40%,说明科技创新是纺织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短板;2020年纺织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不能按时完成目标,分别距目标相差0.037、0.093,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产业增长水平超额完成目标;通过对7个未完成目标的指标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纺织业主要问题表现为企业节能减排意识淡薄、污染治理能力低、创新成果科技含量不高、传统竞争优势弱化、产品附加值与区域结构优化不可持续等。（4）未来我国纺织业绿色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和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还需要企业自身提高环保意识,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提高技术的应用率,保证我国在2020年按时完成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变。
赵哲[10]（2019）在《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文中认为当前,辽宁高等工程教育资源基础雄厚,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的先天条件优越,拥有数量众多的省属本科高校和大批工程类专业,培养规模庞大的高等工程人才。本研究立足于辽宁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的存量与增量并驾齐驱的现实局面和战略情势,围绕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这个主旨问题,基于战略管理的研究视角,把教育学领域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与管理学领域的“战略管理问题”两个原本割裂的学术版块进行充分匹配,将“质量问题”升华为“战略管理问题”,理性建立了一种质量与战略及战略管理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指向明确、特色鲜明和思路清晰的质量战略及其战略管理的逻辑体系与框架结构,重点提出了战略管理要解决的战略分析、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等基本内容。阐述了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基本内涵。首先对战略管理的理论体系、概念定义和嫁接应用进行详细论述。其次对“质量论”进行概念演进解读和拓展应用,其中,“质量论”经历了“客观质量—主观质量—动态质量—全面质量—标准质量”的持续演变,战略管理的应用基础是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范式的集合定义和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多维度推论,而“工程性”、“创新性”和“国际性”作为质量特性共同组成战略管理的发生机制。随后对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生成进行理性分析,其中,质量与战略管理的关系表现为必然性和紧凑性,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具有结构性、建构性、全面性、差异性和接续性等五类显着特征。最后从战略环境、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及保障三个方面探讨了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与战略管理之间的要素契合关系。分析了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环境和战略基础。引入PEST经典模型分析了影响辽宁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四类外部环境。通过定量研究全面掌握辽宁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基础情况,即对省内18所省属高校的31种工程类专业的2600名大四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及针对省内5所省属高校和5家企业的136人运用半结构化方式的深度访谈,最终为战略制定提供定性的问题探查与分析判断。明确了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选择。战略愿景在于将工程导向作为始终标靶,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关键支点,将国际化培养作为长效动能;重点路径在于从高校主体维度出发,围绕“工程性”、“创新性”和“国际性”的始终质量特性诉求,提出专业、课程、教师、载体和模式等方面的针对性与合理性的战略重点选择。阐述了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实施及保障。战略实施的高校内部具体发力点在于战略领导、战略执行、战略目标、战略组织和战略资源等“五力”的持续共同作用,即增强高校战略领导的领航控制力,加强高校战略主体的联合执行力,提高高校战略目标的标靶向导力,提升高校战略组织的结构调适力,确保高校战略资源的持续配置力。战略保障的主要途径是立足政府和社会双重视角的完善政府外部治理体系与建构社会长效驱动系统。
二、纺织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思考和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纺织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思考和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纺织业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1.2 中国纺织业政府研发资助现状 |
| 1.1.3 政府研发资助的必要性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 |
| 1.4.1 纺织业政府研发资助的概念及类型 |
| 1.4.2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概念及类型 |
| 1.4.3 纺织业创新绩效的概念及类型 |
| 1.4.4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政府研发资助与纺织业研发模式研究 |
| 2.2.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的影响 |
| 2.2.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合作研发的影响 |
| 2.3 纺织业研发模式与创新绩效研究 |
| 2.3.1 纺织业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2.3.2 纺织业合作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2.4 政府研发资助与纺织业创新绩效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3.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假设 |
| 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设计 |
| 3.2.1 样本与变量 |
| 3.2.2 模型与方法 |
| 3.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全样本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3 政府研发资助对不同子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3.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3.4.2 结果讨论 |
| 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研究假设 |
| 4.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与变量 |
| 4.2.2 模型设定 |
| 4.2.3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4.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的影响 |
| 4.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合作研发的影响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4.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4.4.2 结果讨论 |
| 5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假设 |
| 5.2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 |
| 5.2.2 变量与模型 |
| 5.3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2 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的交互效应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5.5.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5.5.2 结果讨论 |
| 6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1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假设 |
| 6.2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与变量 |
| 6.2.2 模型与方法 |
| 6.3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
| 6.3.1 内部研发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内部研发、合作研发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合作研发的门槛效应检验 |
| 6.4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6.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6.4.2 结果讨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框架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纺织业的内涵 |
| 二、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要素禀赋理论 |
|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及对外贸易情况 |
| 第一节 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 |
| 一、纺织业发展历程 |
| 二、纺织业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纺织业行业结构分析 |
| 一、纺织原料产业 |
| 二、中间品生产产业 |
| 三、纺织品服装产业 |
| 第三节 中国纺织业对外贸易情况 |
| 一、纺织产品贸易规模 |
| 二、纺织业贸易结构 |
| 三、纺织产品主要出口地区 |
| 四、纺织业对外投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
| 第一节 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二、评价国家选取 |
| 第二节 单一指标评价与分析 |
|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二、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 |
| 四、出口贡献率 |
| 五、贸易竞争力指数 |
| 六、出口优势变差指数 |
| 第三节 综合指标评价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析 |
| 一、初级生产要素 |
| 二、高级生产要素 |
| 第二节 需求状况分析 |
| 一、国内市场需求 |
| 二、国外市场需求 |
| 第三节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分析 |
| 一、纺织机械产业 |
| 二、其他支持性产业 |
| 第四节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分析 |
| 一、企业战略结构 |
| 二、竞争因素 |
| 第五节 政府和机遇分析 |
| 一、政府 |
| 二、机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升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 |
| 一、加强宏观指导,建立创新体系 |
| 二、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 |
| 三、了解国际贸易规则,建立预警机制 |
| 四、培养纺织人才,提高劳动力素质 |
| 第二节 行业层面 |
| 一、加强行业自律 |
| 二、完善数据统计 |
| 三、发挥纺织协会桥梁作用 |
| 第三节 企业层面 |
| 一、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品牌战略 |
| 二、提升管理水平,推动转型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 |
| (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 |
| (三)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 |
| 五、可能的边际贡献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基础理论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的产生 |
| (二)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
| (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一)西方主流产业结构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产业结构思想 |
| (三)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国家发展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 |
| (二)新李斯特国家发展理论 |
|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和聚合型制度的研究界定 |
| 一、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界定 |
| (一)基本内涵 |
| (二)影响因素 |
| (三)阶段划分 |
| (四)主体分析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界定 |
| (一)制度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涵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构成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功能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关系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一产业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二产业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三产业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机理分析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四个维度 |
| (一)国土空间开发维度 |
| (二)市场体系建设维度 |
| (三)企业能力培育维度 |
| (四)社会全面发展维度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动力机制 |
|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质量 |
| 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一)制度路径依赖的一般解释 |
| (二)制度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 |
| (三)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修正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 |
| 一、指标的选择及其解释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指标的基本原则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二、结构方程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聚合型制度创新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 (三)研究结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聚合型制度创新及制度约束 |
|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的总体特征 |
|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49~1978) |
| (二)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78~2013) |
| (三)第三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2013~) |
| 三、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第一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第二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四、新时代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成就 |
| (二)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容 |
| (三)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特征 |
| 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约束 |
| 六、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德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日本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转型国家的制度演进与产业结构 |
| (一)苏联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印度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阿根廷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小结 |
| 第八章 推动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建设,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 (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 |
| (二)加强产权体系建设,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
| (三)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
| 二、加强聚合型动力支持,形成强化多主体创新 |
| (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
| (三)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以优秀文化聚合制度创新 |
| 三、助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一)推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
|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化 |
| (三)推进现代化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写在后面的话 |
（8）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纺织业 |
| 2.1.2 产业绿色发展 |
| 2.1.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绿色发展理论 |
| 2.2.4 创新驱动理论 |
| 2.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2.3.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绿色发展提供发展思路 |
| 2.3.2 绿色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
| 第三章 中国纺织业发展状况 |
| 3.1 中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3.1.1 纺织业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 3.1.2 纺织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 |
| 3.1.3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全国商品出口额比重 |
| 3.2 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 |
| 3.2.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 |
| 3.2.2 主要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
| 3.2.3 经济效益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
| 3.3 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现状 |
| 3.3.1 资源对产业发展约束力逐步减弱 |
| 3.3.2 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 |
| 3.3.3 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 |
| 3.3.4 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构建原则 |
| 4.1.2 指标选取依据 |
| 4.1.3 指标选取 |
| 4.2 评价方法及数据说明 |
| 4.2.1 评价方法 |
| 4.2.2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3 结果分析与评价 |
| 4.3.1 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分析与评价 |
| 4.3.2 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分析与评价 |
| 4.3.3 科技创新水平分析与评价 |
| 4.3.4 产业增长水平分析与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目标达成度评价 |
| 5.1 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目标达成度分析 |
| 5.1.1 目标导向下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指标选取 |
| 5.1.2 绿色发展目标的确定 |
| 5.1.3 数据处理 |
| 5.1.4 纺织业绿色发展目标达成情况 |
| 5.2 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水平动态预测 |
| 5.2.1 预测模型 |
| 5.2.2 预测结果分析 |
| 5.3 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1 企业节能减排意识淡薄,参与节能减排积极性不高 |
| 5.3.2 污染治理费用高昂,产业污染治理能力低 |
| 5.3.3 创新投入不足,创新成果科技含量不高 |
| 5.3.4 综合成本上升,产业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 |
| 5.3.5 区域结构优化不可持续,大多企业是奔着优惠政策去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促进纺织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1 完善绿色发展激励机制,提高企业自主环保意识 |
| 6.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降低企业环保成本 |
| 6.3 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增强创新驱动的支撑力 |
| 6.4 优化产业内部结构,重塑产业比较优势 |
| 6.5 大力实施“三品”战略,助推产业可持续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10）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工程师: 实用知识的驾驭者与工业革命的先驱者 |
| 1.1.2 工程人力资源: 国家经济赶超与持续竞争力获取的战略要素 |
| 1.1.3 工程人才培养质量: 辽宁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长期战略诉求 |
| 1.1.4 围绕质量的战略管理: 辽宁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的新思维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3 研究总体评述 |
| 2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内涵解析 |
| 2.1 理论基础: 战略管理的诠释与定义 |
| 2.1.1 战略—战略规划—战略管理: 从组织管理的样态变迁谈起 |
| 2.1.2 环境、资源、要素: 战略管理的整合逻辑 |
| 2.1.3 知识多样性: 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充实和拓展 |
| 2.1.4 战略管理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质量论”的解读及拓展应用 |
| 2.2.1 何为质量: 概念演进与认知深化 |
| 2.2.2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 战略管理的应用基础 |
| 2.2.3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特性: 战略管理的发生机制 |
| 2.3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生成分析 |
| 2.3.1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与战略管理的关系理解 |
| 2.3.2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特征归纳 |
| 2.4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要素契合 |
| 2.4.1 对质量与战略分析的系统说明 |
| 2.4.2 对质量与战略选择的机理论述 |
| 2.4.3 对质量与战略实施及保障的主体认知 |
| 2.5 本章小结 |
| 3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分析 |
| 3.1 战略环境: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PEST分析 |
| 3.1.1 政治: 质量行动规约的根本保证 |
| 3.1.2 经济: 质量发生及发展的恒久基础 |
| 3.1.3 社会: 质量意识唤醒与变化的常态变量 |
| 3.1.4 技术: 质量加速进化的驱动工具 |
| 3.2 战略基础: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状况调查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访谈过程 |
| 3.2.3 统计分析 |
| 3.2.4 结果诊断及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选择 |
| 4.1 专注质量的战略愿景厘定 |
| 4.1.1 坚守工程导向: 追求质量卓越的动力引擎 |
| 4.1.2 升级创新创业教育范式: 达到质量平衡的关键支点 |
| 4.1.3 增添国际化措施: 促进质量提升的长效动能 |
| 4.2 高校工程专业任务调整战略 |
| 4.2.1 回归工程专业的市场导向设置逻辑 |
| 4.2.2 转变工程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方向 |
| 4.2.3 提升工程专业的国际化实质等效水平 |
| 4.3 高校工程课程体系优化战略 |
| 4.3.1 综合设计极具活力的工程专业课程 |
| 4.3.2 搭配类型丰富的工程创新创业课程单元 |
| 4.3.3 推动工程课程要素的国际化渐进变革 |
| 4.4 高校工程教师素质提升战略 |
| 4.4.1 运用“刚性”制度提升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 |
| 4.4.2 应用“柔性”机制释放创新创业教师的质量进阶动力 |
| 4.4.3 通过“内外”发力加快教师的国际化建设步伐 |
| 4.5 高校工程教育载体实效强化战略 |
| 4.5.1 打造产学相互支撑的实践基地动态发展格局 |
| 4.5.2 建立实虚并存的创新创业多种服务平台 |
| 4.5.3 提供多样的工程人才国际化培养机会 |
| 4.6 高校工程教育行动模式拓展战略 |
| 4.6.1 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契合的“大工程”机动培养模式 |
| 4.6.2 营建文化、改革与管理联合推动的创新创业素质养成模式 |
| 4.6.3 建立研究与规划并驾齐驱的国际化提质增效支撑模式 |
| 4.7 本章小结 |
| 5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实施及保障 |
| 5.1 政府外部治理体系的全方位完善 |
| 5.1.1 强化政策保障体系的完备性和落实性 |
| 5.1.2 突出制度供给体系的选择性和调控性 |
| 5.1.3 营造生态环境体系的协调性和优质性 |
| 5.2 高校内部关键要素的活力激发 |
| 5.2.1 增强高校战略领导的领航控制力 |
| 5.2.2 加强高校战略主体的联合执行力 |
| 5.2.3 凝聚高校战略目标的标靶向导力 |
| 5.2.4 提升高校战略组织的有效调适力 |
| 5.2.5 确保高校战略资源的持续配置力 |
| 5.3 社会长效驱动系统的理性建构 |
| 5.3.1 建构企业的身份认同及全程化参与机制 |
| 5.3.2 健全社会组织机构的评估制度和监测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研究的结论与贡献 |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3 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状况的访谈方案 |
| 附录B: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状况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纺织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思考和政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张志英. 浙江理工大学, 2021(06)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胡惠婉.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5]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纺织业绿色发展研究[D]. 杜伟伟. 石河子大学, 2019(01)
- [10]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管理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D]. 赵哲.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