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是怎样管好“龙洞”的?（论文文献综述）
陈蒙[1]（2020）在《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户外音乐节研究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00年以来,户外音乐节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数量不断增加、市场不断细分,从省会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拓展。虽然总体看来还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但是随着近年来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户外音乐节的数量和参与的人数都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发展迅猛。然而学术界对户外音乐节的关注度还不是很高,对户外音乐节的研究还远远跟不上户外音乐节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户外音乐节的传播策略、发展状况以及户外音乐节带来的盈利方面等,对于户外音乐节的文化研究这一块涉及较少。户外音乐节的存在于参与者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建构了怎样的文化意义?本研究在对已有研究与媒体解读的梳理之上,使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的方法,从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分析了户外音乐节何以作为一种互动仪式而存在,以及其如何形成互动仪式链并发挥其文化价值的。在互动仪式链视角看来,户外音乐节将具有相同的认同的人聚集起来,以其特有的情境建构为参与者塑造了一个互动仪式的场域,激活了线上线下循环互动的社群,并以此产生情感能量的累积和成员身份符号的转化。最终,户外音乐节依靠其互动仪式链发挥文化价值,对建设社会精神文明起促进作用。
谢安民[2]（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何海洋[3]（2020）在《中日民宿治安管理模式比较》文中指出民宿行业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的不安定因素和问题,中国民宿内卷化的治安控制模式使民宿的治安问题更为突出。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其民宿业经过了四十几年的发展,在治安管理方面有着相对成熟的经验。虽两国的情况存在差异,但日本的一些民宿治安管理经验对我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通过从制度规训、组织力量、管理手段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中日两国在民宿治安管理方面的异同与优缺点,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宿管理方法,有助于提高我国民宿治安管理水平。
李娜[4]（2019）在《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村落、社区为基点,以民族志书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彝族宗教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的彝族濮拉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籍此对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碑格彝族濮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等问题。首先,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旱作农耕的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濮拉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这些神灵与人们旱作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山区绝大部分仍以旱作农耕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濮拉村民来说,土地、阳光、雨水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这是他们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根源所在。至今濮拉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祭年和祭龙仪式,仪式中的年树（年神）和龙树（树神）是天地的象征,其整个祭祀过程是人们崇天敬地的仪式反映,同时也是他们旱作农耕社会生活的一种符号表达。从濮拉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人们对自然神明的心态和行为可归结为一种民间宗教,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信仰习俗。祭年和祭龙仪式是濮拉人协调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生存智慧,其仪式行为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丰产丰收和人畜增殖的期盼和诉求,同时也是辛勤耕作的濮拉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次,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父系血缘的延续。濮拉人的祖灵崇拜建立在父母灵魂不灭的信念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父母生前是世上对自己最关怀的人,死后必定会处处保佑着自己的子孙。基于这样的观念,濮拉人产生了一套严密的丧葬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葬礼具有随地点、状态、身份变化的过渡意涵。其二,葬礼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濮拉人的历史信息,是人们族群记忆的重要体现。其三,葬礼中仪式主体的性别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家男性成员在整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死者儿子为主体的仪式行为,还是葬礼中实质性的礼物流动,都在发挥着维系父系血缘社会结构的文化功能。另从家族的外部来看,葬礼中村民们的相帮互助多以男性家长的名义进行,由此也强化各父系血缘家族与社区的整合,增强了村寨社区的凝聚力。在祖灵的关照下,父系血缘纽带是维持濮拉家庭、家族乃至村落社会运转的内部机制。最后,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的抉择。鬼魂在碑格濮拉人的疾病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濮拉人鬼与魂的区别是,魂指活人,鬼指死人;如果魂离开了人体,人就要生病;如果鬼附着在活人身上,人也要生病。为解除疾病带来的困扰,濮拉人叫魂和驱鬼仪式一直盛行不衰,这种需求使通过驱除鬼魂为人治病的仪式专家（贝玛和锁斋）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中,濮拉人遇到身体不适,请贝玛和锁斋治病是他们疾病治疗的首选,在其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医院就医,对传统治疗的依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这也是濮拉人求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濮拉人在依赖传统治疗的同时,并没有对现代医疗拒而远之,而是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神药两解”中交替选择是人们在解决生命困扰的疾病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较为明智的抉择方式。
钟国云[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吴少峰[6]（2019）在《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表征过程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节事活动是地方文化活动的集中缩影。近年,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实力的提升,传统文化和新兴创意产业都备受重视,节事活动逐渐在公众面前展露视角,成为吸引游客、创造利润的重要工具。目前,我国旅游类节事活动近万个,然而真正形成品牌效应,组织生产中的经验技术被共享与传承,有良好口碑的节事活动并不多见。因此,如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既坚守文化传统又符合时代精神,使节事活动不陷入“快餐化”的困境,思考节事活动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国内音乐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年轻人对现代音乐艺术的接受,大型户外音乐节自90年代末20世纪初在国内拉开序幕。近二十年音乐节的探索与壮大,为节事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解空间,也为我们对节事活动文化创新与持续的思考也带来充分观察视角。国内音乐节事的萌芽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转型社会的困惑与反叛情绪,地下与地上空间的市场转变,都让音乐节事活动无法独立于转型社会中困惑、冲突与摸索的宏观语境之外,伯明翰学派在音乐文化研究中的讨论和应用中所呈现出的表征理论正好能对此现象的理解带来新的认知和解释。其次,非持续的音乐节乱象中文化内涵挖掘、创意和传承的忽视也使得我们对节事活动产业的发展需要寻求更多的理论指导。此外,从国内音乐节近年的发展来看,真正有影响力的音乐节仍极少,多数音乐节同样缺乏延续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发生?是隐藏在节事的市场供求关系下文化的传递产生了脱节,还是技术、管理层面的原因导致的节事活动的文化未能得到更好的传播?进入节事活动的消费者又有怎样的感知和创造?表征理论作为一种“选择、表达、构建和塑造”创造过程的探讨,都将为节事活动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以往旅游研究中对表征,以及表征和身份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表征过程中的某个方面,较少系统的讨论到表征的过程。与身份相关的旅游研究中,较少研究者尝试从群体的角度去探讨参与者在体验中所构建的身份感知与认同。而涉及表征和身份的研究中,讨论的身份主要是当地居民,较少将游客身份引入表征的研究。此外,以往音乐节相关研究较少以质性研究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节事中与表征相关的研究鲜少出现,音乐节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文化如何被表征和传递,以及参与者的体验情况都还未得到深刻阐述。因此,本研究在对文化表征理论以及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引入了身份对表征过程的参与和体验,对音乐节事活动中的文化表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迷笛音乐节是本研究的案例地,作为国内标杆性的户外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历时长度、举办地的跨度、丰富的节日内容以及规模程度,都为我们对节事活动文化的思考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地。研究结合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网络民族志的资料收集方法,文章使用的田野资料来源于在迷笛音乐节连续三年共七届的现场观察和该时期中音乐节前后全过程跟踪观察的网络资料搜查,以及2015年3月至6月持续三个月在北京迷笛学校的田野调查。最终获得的资料包括访谈样本共102个,问卷总样本共1600份,以及网络组织中的文本资料;音乐节历年的媒体报道、宣传册及创办人的访谈资料,另有公司项目总结报告,调研报告以及部分与音乐节的举办相关的会议现场记录等。音乐节相关记录片、照片,以及研究者田野观察记录也作为补充数据为研究带来更完整的理解。网络资料的收集则来源于乐迷及乐迷组织的微信群和QQ群在迷笛音乐节期间的状态跟踪、观察记录和每届音乐节前后组织内的所有聊天导出所形成的文本资料。此外,网络资料还包括近年网络、报纸的媒体数据资料以及BBS乐迷帖等。在分析过程中,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中的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并以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辅助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第一,音乐节事活动通过文化的表征、技术的表征和相关的变化完成了第一表征的过程,最终呈现出相关的概念。正如霍尔认为第一表征是从物到概念的建构,节事的表征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它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基础上,是现实文化中的颠覆、补偿或延长,通过节的形式将文化放大、凝聚,集中的再现出来。对音乐节事活动来说,摇滚文化中的批判和反思,是现实生活中年轻人话语权缺失的精神补偿。被摇滚文化打动进京寻梦的年轻人,在底层对抗中成长为以迷笛音乐学校为中心的摇滚群落,在互帮互助中完成了音乐节的诞生和新体系的建立,是现实的延长。迷笛音乐节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也集中再现了青年人对时代现实中存在问题不断反思和批判的真诚态度。然而仅是文化的诞生并不能将音乐节变成可感知,参与和体验的活动,只有通过技术的形式以物化的手段将其构建成一个具体感知的概念,经由准备阶段、入场阶段、现场阶段、结束阶段以及贯穿全部阶段过程中一系列的运作等技术的方式将其转化为可感知的概念,才可能把这种文化通过节日进行表征。此外,节事活动文化的表征不同于物的生产,其生产是非固态的,变化的。在迷笛音乐节中,它通过原生文化的生长与传递,以及技术的摸索和发展,在变化中寻求发展。最终,在前期资料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了音乐节事活动中第一表征中所对应呈现的概念。由此,音乐节事的第一表征通过文化、技术和变化完成了从物到具体可感知概念的表征过程,使音乐节事的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最终被建构,得以呈现、继承和发展。第二,本研究从“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身份的进入、创造和发展”,“参与者在体验过程中对概念的接收情况和所形成的身份认同”和“参与者在体验中所形成的意义”三个方面探讨了音乐节事活动第二表征中从概念到意义生成的过程。音乐节文化的号召力,吸引了拥有相似兴趣的核心参与者欢聚。他们作为同类人的聚集,暂时逃离确定的规范和主流社会准则的束缚,批判世俗社会中的不合理,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形成了与日常状态相区别的阈限空间,并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可分享的符号,成为乐迷相聚时默认的规则和遵从的文化。当音乐节开始举行,参与者进入音乐节中,第一表征中准备就绪的概念才变成第二表征中真正的概念呈现出来,研究结合田野和问卷数据的认知,发现乐迷参与者在对音乐节事活动整体的感受中,对所表征出的概念获得了较高的传递和接收。而音乐节的参与者不仅是被动接收了表征过程中呈现的概念,他们也主动创造了音乐节中新的概念且在参与者中具有高接受度。音乐节阈限中的超越体验和概念的高接收度感知,让参与者形成了自生性共睦态、意识形态的共睦态和规范性共睦态三种群体体验感知,在共睦态的共鸣中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当节事中所呈现的这些文化的概念被参与者所接收时,意义也在此时产生。通过对访谈中乐迷在音乐节的体验中所获得的感受进行意义的解读,发现对乐迷参与者来说,在音乐节的体验生成了让乐迷参与者感受到沉醉和分享的“乌托邦”,承载了参与者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这个乌托邦也许并未实现,却由年轻人在世俗之外的节日片刻的自我实践中所创造和构建,成为在世俗社会中自我融洽与释放的场所,是世俗社会冲突中的缓和剂,是在路上的乌托邦。第三,迷笛音乐节在多年循环演进的举办过程中,形成了表征的循环。由于音乐节事活动的时期性、一次性和周期性,在不断循环互动过程中,每当进入下一轮举行时,均能通过上一轮举办中的反馈,得到及时的调整,让音乐节的生命力变得可持续,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不仅是作为组织方的音乐节在不断的自我精进,身份方的乐迷参与者也在音乐节历时中所发生的种种不确定事件时进行陆续反馈,在理解、接纳和期待的态度中促进音乐节的改进和完善。最后,研究提出了节事活动文化表征过程的概念性模型,进一步解释了节事活动中第一表征,节事活动中的第二表征以及表征的循环过程。这一概念性模型的提出,不仅拓展了表征理论研究在节事学科的实践,也从节事研究的角度对表征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可以看到,本研究通过文化表征理论为音乐节事活动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进行解释,以经验性研究对理论做出进一步探索,将表征研究扩展到节事活动中动态体验和感知的传递视角,提出了节事节事活动文化表征过程的概念性模型,拓展了表征理论研究的边界,深化了表征理论的研究。该实践的尝试,跳出了符号传递中的指涉中意义丢失的可能性,为表征理论的研究在动态的节事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的操作和理解方式,表明了该理论运用于实践中的可行性。研究从表征的角度来阐释和理解节事活动的呈现过程,让音乐节事活动的实践回归到文化本身,更新了现实中节事活动生产的理解,弥补了以往节事活动研究中文化的缺位,以及商业运营中对文化内涵的不透彻理解。节事参与者在节事活动表征过程中的引入,也实证了参与者不再作为“被动的观众”,而是为节事活动增添了主动创造的过程。此外,本研究所提供的田野数据为后续相关研究的进入提供了一些田野数据,同时在如何数据获取的方法论的思考方面也带来一定的参考。
李洁[7]（2019）在《“唐崖家风家训文化”新媒体传播路径调研报告》文中研究说明“唐崖家风家训文化”是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世界遗产唐崖土司文化为背景,以唐崖镇严家祠堂内的家训家规为核心内容,传达“修身、齐家、治国”理念的家庭建设文化,在当地享有盛誉;它不仅是中国家风家训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也是国家开展“传承廉洁家风,弘扬廉政清风”等主题活动的珍贵教材。为进一步扩大唐崖家风家训文化的传播力度,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受唐崖非遗管理处、唐崖文化研究院的委托,对唐崖家风家训文化的传播路径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唐崖家风家训文化的传播路径以传统媒体为主,传播路径单一、传播管径狭窄,以致造成传播力度不足、传播范围小等问题。本调研报告调研范围:武汉市、恩施州、咸丰县、唐崖镇以及严家祠堂周边村庄。通过走访武汉市常住居民、咸丰县的常住居民、严家祠堂理事会部分成员、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等相关人员。本文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辅以深度访谈法,梳理目前唐崖家风家训文化采用的传播路径,同时利用定量分析法,通过分析调研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论证新路径的可行性。从拓宽已有传播路径和增加新的传播路径两个方面,对唐崖家风家训文化传播新路径进行思考。
夏建程[8]（2019）在《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创作阐述》文中研究说明纪录片的审美价值离不开其创作的社会属性。纪录片是一种影视纪实艺术,具有反映时代发展、记录社会生活、传播文化、启迪教育等多种功能。纪录片创作要紧密联系时代,以记录时代、书写时代为责任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两会期间,提出对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四个坚持”的要求,“与时代同步伐”排在最前面。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不仅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在国际上也有着典型意义。《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就是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为时代背景而创作的一部人物纪实型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主要讲述驻村干部真实的故事。本片以贵州省从江县一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石跃敏为主人公,通过笔者近一年时间长期跟拍,客观地记录了石跃敏驻村工作、生活的真实面貌。本片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和线性的叙事结构,一线串珠式地把记录的片段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本片的主要特点就是“小”与“真”。聚焦精准扶贫这样的大题材,记录地却是真实的小山村、小人物正在发生的事。笔者试图通过石跃敏真实平凡的驻村扶贫故事来反映当下精准扶贫工作者的精神风貌。本作品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虚构故事,没有夸张情节,追求纪实风格,用大量写实的镜头语言表现、塑造人物。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创作的过程经历了前期调研、选题策划、中期拍摄、后期制作等重要阶段。该纪录片的创作阐述主要包括绪论、前期准备、中期拍摄、后期制作、创作总结与反思五部分,主要涉及创作过程分析、作品内容分析、个人创作体验等方面内容。
张顺蜜[9]（2018）在《武陵山区农户储粮损失影响因素及对策的研究 ——以湖北恩施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农业大国,物产丰饶,但是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着中国人均占有粮食相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国农户储粮的数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达到约5000亿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浪费粮食资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分别体现在粮食的收购、加工、储藏、销售和农户储粮的环节。研究农户储粮损失的影响因素对减少农户粮食的损失和增加农户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保障了武陵山区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本文首先在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从农户储粮的特点、农户储粮损失的现状、农户储粮的品种状态、农户储粮的发展趋势这四个层次分析了恩施农户储粮的基本现状;第二,通过实地走访和填写调查问卷等方式,调查了湖北恩施州的249个农户,在整理问卷数据的基础上,从农户家庭特征、储粮方式和器具、储粮器具购置补贴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恩施州农户储粮的损失因素并结合调查结果提出了相关假说;第三,基于调研获得的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储粮损失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户主的学历、农户家庭储粮所使用的装具条件、农户认为政府粮食政策的影响程度及补贴措施力度、农户认为未来发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以及政府给予农户储粮装具的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户储粮损失具有显着地影响,而农户的性别和年龄对农户储粮的损失的影响不明显;最后,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从农户角度、国家政府角度提出了减少农户储粮损失的对策建议,最终促进恩施州农户节粮增收。
何每,覃家米,刘善娟,何慰慈[10]（2018）在《田螺龙女》文中认为（上接第2017第10期）9—20.内屋螺姑住处。日。内。门口处,螺姑刚掀帘出来,侬布妻揭开瓦罐盖,将狗血尿正要往螺姑脸上泼。突然,一只螺壳发出金光,将螺姑罩住。金光中滚动着无数珠液,刺目的强光射得侬布妻无法睁开双眼。侬布妻一阵晕去,就大叫一声,手上瓦罐顿时倒淋了自己一身。侬母闻声过来,扶住侬布妻喊:"他嫂子,怎么啦?"
二、我们是怎样管好“龙洞”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是怎样管好“龙洞”的?（论文提纲范文）
（1）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户外音乐节研究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2 户外音乐节的发展历史 |
| 2.1 从“伍德斯托克”到中国户外音乐节 |
| 2.2 一个典型案例:迷笛音乐节 |
| 3 情境: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的起始条件 |
| 3.1 周期性聚集:身体的亲身在场 |
| 3.2 超常态体验:对局外人设限制 |
| 3.3 程式化规则:共同焦点与行动 |
| 3.4 平等式氛围:共享情感和信仰 |
| 4 互动: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的运行过程 |
| 4.1 从陌生到熟悉:网络空间中的自组织 |
| 4.2 从想象到真实:音乐现场的符号共享 |
| 4.3 从松散到紧密:隐喻权力规则的显现 |
| 5 情感: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的产出结果 |
| 5.1 个体情感能量的产生 |
| 5.2 群体情感认同的形成 |
| 5.3 群体情感符号的生产 |
| 5.4 强烈的群体道德荣誉 |
| 6 价值: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链的再审视 |
| 6.1 从个体到群体:户外音乐节互动仪式链的形成 |
| 6.2 从群体到文化:户外音乐节文化价值展望 |
| 7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提纲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2）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分析框架 |
| 1.4 资料方法 |
| 1.5 本文观点 |
| 2.精英的转换 |
| 2.1 传统士绅 |
| 2.2 民国新乡绅 |
| 2.3 集体农村干部 |
| 2.4 改革后新乡贤 |
| 3.“双轨”的重建 |
| 3.1 平衡双轨 |
| 3.2 长单轨 |
| 3.3 强单轨 |
| 3.4 复合双轨 |
| 4.礼堂的复兴 |
| 4.1 传统礼堂 |
| 4.2 近代礼堂 |
| 4.3 农村礼堂 |
| 4.4 文化礼堂 |
| 5.新乡贤的参与 |
| 5.1 规划选址 |
| 5.2 规模设计 |
| 5.3 建设筹资 |
| 5.4 布局展陈 |
| 6.内在的动力 |
| 6.1 村民的文化需要 |
| 6.2 新乡贤的文化兴趣 |
| 6.3 村庄的治理诉求 |
| 6.4 宗族的吸引 |
| 6.5 女性新乡贤的作用 |
| 7.自我的限制 |
| 7.1 村庄领导的竞争 |
| 7.2 村两委成员的冲突 |
| 7.3 乡村文化人的工具化 |
| 7.4 乡村文化人的行政化 |
| 8.基层政府的策略 |
| 8.1 行政动员 |
| 8.2 业务指导 |
| 8.3 被动支持 |
| 8.4 特意排斥 |
| 9.乡村交往的重构 |
| 9.1 “礼治”交往 |
| 9.2 文化交往 |
| 9.3 再组织化 |
| 9.4 村域外交往 |
| 10.结论 |
| 10.1 新乡贤交往空间的历史形成 |
| 10.2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文化网络 |
| 10.3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士绅社会 |
| 10.4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公共领域 |
| 参考文献 |
（3）中日民宿治安管理模式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中日民宿治安管理模式样态 |
| （一）日本民宿制度化调控模式 |
| （二）中国民宿组织化调控模式 |
| 三、两种模式的共性 |
| （一）以法律为主要依据 |
| （二）政府组织与行业组织结合管理 |
| 四、两种模式的差异 |
| （一）法律法规 |
| 1. 外在效力。 |
| 2. 内在内容。 |
| （二）行业组织 |
| 五、日本民宿管理模式对我国民宿治安管理的启示 |
| （一）法的遵循：民宿治安管理网络的基石 |
| （二）国家组织：民宿治安管理网络的轴心力量 |
| （三）社会组织：民宿治安管理的主体力量 |
| （四）科学技术：民宿治安管理网络的辅助力量 |
| 六、结语 |
（4）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点理由 |
| (三)田野过程与方法 |
| 二、相关文献回顾 |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 |
| (二)彝族宗教研究 |
| (三)关于濮拉人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二)彝族宗教研究成果的借鉴 |
| (三)宗教民族志的方法论 |
| (四)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
| 第一章 濮拉人的生存世界 |
| 第一节 开远的自然人文背景 |
| 一、自然生态环境 |
| 二、区位背景和历史沿革 |
| 三、人口民族和彝族支系 |
| 四、彝族传统文化 |
| 第二节 调查点碑格彝区概况 |
| 一、自然生态环境 |
| 二、区域历史背景 |
| 三、村落构成及族群归属 |
| 四、濮拉人的经济状况与生存境况 |
| 第三节 濮拉人的文化习俗 |
| 一、语言服饰 |
| 二、饮食起居 |
| 三、婚恋家庭 |
| 四、岁时节日 |
| 小结 |
| 第二章 濮拉村落社会中的仪式专家:贝玛与锁斋 |
| 第一节 贝玛溯源 |
| 第二节 碑格贝玛的现状 |
| 一、贝玛的产生及传承 |
| 二、贝玛的社会职能 |
| 三、贝玛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三节 神秘诡异的锁斋 |
| 小结 |
| 第三章 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生产实践 |
| 第一节 濮拉人的自然神灵与信仰习俗 |
| 一、天地、日月和四季的由来 |
| 二、山、石、火、树崇拜 |
| 三、其他信仰习俗 |
| 第二节 濮拉人的生产实践 |
| 一、濮拉人的一天 |
| 二、濮拉人的生产实践方式 |
| 三、濮拉人生产实践方式的结构与特点 |
| 第三节 崇天敬地的仪式实践 |
| 一、祭年仪式 |
| 二、祭龙仪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丧祭实践 |
| 第一节 濮拉祖先的由来 |
| 一、洪水神话叙事 |
| 二、叙事结构 |
| 第二节 灵魂不灭的观念 |
| 第三节 取悦祖先灵魂的葬仪 |
| 一、葬礼的基本要素 |
| 二、葬礼的程序 |
| 第四节 濮拉人丧葬仪式文化内涵分析 |
| 一、仪式的过渡意涵及象征意义 |
| 二、仪式象征符号与族群记忆 |
| 三、仪式中的性别分工与父系血缘的延续 |
| 第五节 对祖先灵魂的祭祀 |
| 一、春节祭祖 |
| 二、清明祭祖 |
| 三、七月半祭祖 |
| 四、冬至祭祖 |
| 小结 |
| 第五章 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实践 |
| 第一节 濮拉人的疾病观念 |
| 一、自然因素病因 |
| 二、超自然因素病因 |
| 三、锁斋的“病” |
| 第二节 濮拉人的疾病治疗实践 |
| 一、忙碌的锁斋 |
| 二、贝玛和锁斋的治疗经验 |
| 三、濮拉民众的治疗体验 |
| 四、濮拉人的治疗抉择与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疾病治疗的仪式调解 |
| 一、叫魂仪式 |
| 二、驱鬼仪式 |
| 三、叫魂和驱鬼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六、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依据 |
| 三、历史传统 |
| 四、现实要求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 一、活动主要任务与内容侧重 |
| 二、活动的动员与发起方式 |
| 三、活动的组织与领导策略 |
| 四、活动的原则与方法步骤 |
| 五、“活动模式”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评估 |
| 一、活动实效性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 |
| 三、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突出成效 |
| 四、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
| 五、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 |
| 第四章 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几点思考 |
| 一、优化主题、拓展内容、创新载体 |
| 二、针对党内问题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 |
| 三、构建与完善活动的实效性评价体系 |
| 四、建立与健全活动开展的长效机制 |
| 五、服从服务于党建总体布局和“三化”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表征过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快餐化”节事旅游的乱象 |
| 1.1.2 音乐节的壮大与新生 |
| 1.1.3 文化表征在音乐节事研究中的延伸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路线 |
| 1.3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现实意义 |
| 1.4.2 理论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文化表征的理论基础及在旅游中的相关研究 |
| 2.1.1 表征的界定 |
| 2.1.2 什么是文化表征 |
| 2.1.3 旅游中文化表征的研究 |
| 2.2 消费者的身份研究 |
| 2.2.1 身份的界定 |
| 2.2.2 身份的思辨之路 |
| 2.2.3 旅游中身份的研究 |
| 2.3 旅游中“表征”与“身份”关系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音乐节的研究综述 |
| 3.1 音乐节概念的定义 |
| 3.2 西方音乐节相关的研究 |
| 3.2.1 医学角度的人文关怀 |
| 3.2.2 管理和经济相关的研究 |
| 3.2.3 文化方面及心理学的角度 |
| 3.3 迷笛音乐节及相关文献 |
| 3.3.1 迷笛音乐节:媒体报道和参与方记忆 |
| 3.3.2 迷笛音乐节:学术观点与言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质的研究:方法论的指导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个案研究 |
| 4.2.2 资料收集 |
| 4.2.3 资料分析 |
| 4.3 研究伦理 |
| 4.3.1 研究现场的可进入性 |
| 4.3.2 研究者的主体间性 |
| 4.3.3 研究者的取舍 |
| 第五章 迷笛音乐节的概况 |
| 5.1 迷笛音乐节的介绍 |
| 5.1.1 迷笛音乐节是什么 |
| 5.1.2 迷笛音乐节的音乐类型 |
| 5.2 迷笛音乐节所属的时代回溯 |
| 5.2.1 英美摇滚音乐发源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历程 |
| 5.2.2 摇滚音乐在国内传播及音乐节发源的时代背景 |
| 5.3 迷笛音乐节的发展历程简介 |
| 5.3.1 音乐节的开始,班子的源头 |
| 5.3.2 初试牛刀,走出校园的迷笛音乐节 |
| 5.3.3 商业扩张,一路南下的五年 |
| 5.3.4 无序到有序:团队相对标准化的音乐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迷笛音乐节中第一表征的解构与建构 |
| 6.1 田野中第一表征的观察建构 |
| 6.2 音乐节中表征的迷笛文化 |
| 6.2.1 迷笛音乐节中的音乐文化的源头 |
| 6.2.2 文化和情结的来源:共同的根 |
| 6.3 迷笛音乐节管理运营中的技术表征 |
| 6.3.1 迷笛音乐节运作的技术架构 |
| 6.3.2 迷笛音乐节中运作过程的技术解构 |
| 6.4 迷笛音乐节的发展与变化 |
| 6.4.1 原生文化的生长与传递 |
| 6.4.2 技术的摸索与发展 |
| 6.5 迷笛音乐节中第一表征的概念呈现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迷笛音乐节中第二表征的传递与延展 |
| 7.1 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身份的进入、创造与发展 |
| 7.1.1 核心受众的聚集:参与者的进入 |
| 7.1.2 音乐节现场集体符号的创造与共享 |
| 7.1.3 日常之外的阈限空间 |
| 7.1.4 参与者文化身份的发展变化 |
| 7.2 第二表征概念的完成,迷笛音乐节中的身份认同 |
| 7.2.1 音乐节中第二表征概念的接收与延展 |
| 7.2.2 共睦态,音乐节空间中的身份认同 |
| 7.3 意义的生成:构建中的“乌托邦”,分享与沉醉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表征的循环 |
| 8.1 “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循环中的态度呼应 |
| 8.2 主办方在表征中的自我精进 |
| 8.3 并未解决的困扰:报批与安全的标准化 |
| 8.4 循环中的理解、接纳与期待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迷笛音乐节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访谈者基本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唐崖家风家训文化”新媒体传播路径调研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调研背景 |
| (二)调研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三)本文创新点 |
| (四)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五)概念阐释和本文理论依据 |
| 二、唐崖家风家训文化传播路径调研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调研对象 |
| (三)抽样原则和问卷构成 |
| (四)受访者基本状况 |
| 三、唐崖家风家训文化传播路径调研结果分析 |
| (一)唐崖家风家训文化当前的传播路径 |
| (二)唐崖家风家训文化传播路径数据分析 |
| (三)唐崖家风家训文化可拓展传播路径分析 |
| (四)传播路径调研小结 |
| 四、唐崖家风家训文化传播路径拓展规划 |
| (一)依托移动电台在线传播唐崖家风家训文化故事 |
| (二)利用短视频扩大唐崖家风家训文化传播范围 |
| (三)开发“我的家规家训”微信小程序,吸引受众关注 |
| (四)推出唐崖土司文化节,发展文化旅游 |
| (五)建造家风家训文化主题园,打造特色教育基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创作阐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缘由 |
| 1.1.1 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创作尝试 |
| 1.1.2 精准扶贫需要纪录片的表达 |
| 1.1.3 题材和体裁二者“相得益彰” |
| 1.2 研究综述与创作现状 |
| 1.2.1 人物纪录片的研究综述 |
| 1.2.2 精准扶贫题材的创作现状 |
| 1.3 选题的研究意义与创作价值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创作价值 |
| 1.4 创作的内容设计与研究方法 |
| 1.4.1 内容设计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作品的创新点 |
| 1.6 工作流程安排 |
| 第二章 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创作的前期准备 |
| 2.1 选题前期调研 |
| 2.2 选题确立与策划 |
| 2.2.1 主题思想确立 |
| 2.2.2 人物要素分析 |
| 2.2.3 作品叙事安排 |
| 2.2.4 基本风格设定 |
| 2.3 拟定拍摄计划 |
| 2.3.1 拍摄前期调研 |
| 2.3.2 拍摄计划与分镜头脚本 |
| 第三章 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创作的中期拍摄 |
| 3.1 设备的选取及依据 |
| 3.1.1 摄像机、镜头选取 |
| 3.1.2 辅助设备选取 |
| 3.2 纪录片摄像的特性和意识 |
| 3.3 作品的拍摄与造型 |
| 3.3.1 景别与角度 |
| 3.3.2 运动与镜头 |
| 3.3.3 空间与构图 |
| 3.4 有闻必录——同期声、专题采访 |
| 第四章 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的后期制作 |
| 4.1 拍摄录制素材的整理与“重温” |
| 4.2 纪录片后期剪辑的结构设计 |
| 4.2.1 主要结构的形成 |
| 4.2.2 开头形式的设计 |
| 4.2.3 结尾形式的设计 |
| 4.3 纪录片后期剪辑的具体流程 |
| 4.3.1 初剪粗编 |
| 4.3.2 调整精剪 |
| 4.3.3 校对输出 |
| 4.4 纪录片后期剪辑的技巧运用 |
| 4.4.1 视听元素的剪辑技巧 |
| 4.4.2 视觉元素的剪辑技巧 |
| 4.4.3 听觉元素的剪辑技巧 |
| 第五章 创作总结与反思 |
| 5.1 创作总结 |
| 5.2 创作反思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与获奖目录 |
| 附录 B: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后期脚本 |
（9）武陵山区农户储粮损失影响因素及对策的研究 ——以湖北恩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农户储粮观念和作用的研究 |
| 1.2.2 农户储粮损失现状研究 |
| 1.2.3 农户储粮数量的研究 |
| 1.2.4 农户储粮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5 农户储粮技术及效果的研究 |
| 1.2.6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4.1 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 恩施农户储粮的基本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
| 2.1 恩施农户储粮的现状 |
| 2.2 恩施农户储粮的损失现状 |
| 2.2.1 不同文化水平农户储粮的损失现状 |
| 2.2.2 不同储粮器具农户的损失现状 |
| 2.2.3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储粮损失 |
| 2.3 农户储粮的品种状况 |
| 2.4 农户储粮的发展趋势分析 |
| 2.4.1 恩施农户储粮积极性下降 |
| 2.4.2 恩施农户储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
| 2.4.3 恩施农户储粮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 |
| 2.4.4 恩施粮食流通基础薄弱 |
| 3 恩施农户储粮损失影响因素的调研设计及样本分析 |
| 3.1 调研设计 |
| 3.1.1 调查地点 |
| 3.1.2 问卷结构 |
| 3.1.3 样本抽样 |
| 3.2 样本描述性分析 |
| 3.2.1 农户基本情况 |
| 3.2.2 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 |
| 3.2.3 农户储粮的情况 |
| 3.3 农户储粮损失影响因素的调查 |
| 3.3.1 农户个人和家庭的特征 |
| 3.3.2 农户储粮的方式 |
| 3.3.3 农户对政府粮食政策及补贴措施的认知程度 |
| 3.3.4 农户对未来发生粮食危机感的可能性的认识 |
| 3.3.5 农户对政府给予的储粮装具的购置补贴政策的认识 |
| 3.4 研究假说 |
| 3.4.1 农户的学历越高,粮食的损失数量越少 |
| 3.4.2 农户的储粮装具条件越好,粮食的损失数量越少 |
| 3.4.3 农户认为未来发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越高,损失数量越少 |
| 3.4.4 其他因素 |
| 4 恩施农户储粮损失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变量选取与定义 |
| 4.1.2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研究结论 |
| 5 减少农户储粮损失的对策建议 |
| 5.1 农户角度 |
| 5.1.1 提高农户整体的学历 |
| 5.1.2 增强农户对政府粮食政策及补贴措施力度的认知 |
| 5.1.3 增加农户安全储粮的意识 |
| 5.2 国家政府角度 |
| 5.2.1 改善农户储粮装具的条件 |
| 5.2.2 对大型储粮仓加大建设的力度 |
| 5.2.3 发挥财政、农发行等相关部门的职能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 攻读硕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课题 |
四、我们是怎样管好“龙洞”的?（论文参考文献）
- [1]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户外音乐节研究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D]. 陈蒙. 暨南大学, 2020(04)
- [2]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 [3]中日民宿治安管理模式比较[J]. 何海洋.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0(01)
- [4]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D]. 李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D]. 钟国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表征过程的研究[D]. 吴少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7)
- [7]“唐崖家风家训文化”新媒体传播路径调研报告[D]. 李洁.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纪录片《驻村书记扶贫纪实》创作阐述[D]. 夏建程.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9]武陵山区农户储粮损失影响因素及对策的研究 ——以湖北恩施为例[D]. 张顺蜜. 武汉轻工大学, 2018(01)
- [10]田螺龙女[J]. 何每,覃家米,刘善娟,何慰慈. 金田,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