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论文文献综述）
魏欣怡[1]（2019）在《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传统戏曲因具备社会政治、宗教仪式、民族心理情感建构等诸多功能且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与清末民初启蒙革命话语的发轫、战时语境下宣传与鼓动的要求、新政权初构时大众化普及的需求等现实语境相杂糅,呈现出格外复杂的流动过程。至十七年时期,为能够在接受的维度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效呼应,传统戏曲从生产、传播到接受层面均收到来自国家话语的全面介入与覆盖。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话语生产者、实践者与接受群体不断固定并共同推动着对于戏曲改革认知与阐释系统的“一体化”趋向。但它又并非铁板一块,伴随着特定的形势的变化,它又呈现为动态平衡下潜藏对话与张力的样态。因此,对于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不仅限于本体的研究,更应当作为典型的文本策略,对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戏曲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共同构成主体部分。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概念的界定、研究状况的综述、大众化视域的切入等方面深入爬梳了戏曲改革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讨论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交叉学科、从二元到多元视角、从“价值论”到“生成论”转变的研究趋势。这些有效的基础与思路,决定了本文的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必须在相似的学术背景下,选择与过往研究不同的“大众化”路径重新进入历史现场,进一步对戏改运动如何走向大众又如何成就自身进行辨析、考释及再解读。第一章,“梨园新声与’大众7浮现—一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从发生学的角度回溯至20世纪前期戏曲改革事件酝酿、发展及深化的进程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戏曲因对于广大中国民众生活方式、情感图式的建构品格,而被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并纳入现代性转换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改革为走向大众,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以“大众化”视角观之,戏曲经历了从“国民之众”“启蒙之众”到“民族之众”直至“阶级之众”的“大众”所指的位移,亦因此影响了各个时段学人对于其具体的价值认知、改革方向与操作路径。直至延安时期,旧戏改革在民族国家构建的革命语境中被具体确立、固定下来,并由此奠定了十七年传统戏曲的改革范式及基本走向。第二章,“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作为十七年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最佳载体,对戏曲艺术的青睐是经历了延安时期对各类文艺形式反复实验与淘炼的结果。建国前后,它于新政权初构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亟需普及推进的现实语境中,以机构单位的方式形成了全面覆盖与不断纵深的组织化网络。这一力量以“改人、改戏、改制”的姿态直接介入戏曲构思创作、传播普及、演出接受的各个环节,与依存于原有旧戏生态中的表演者、接受者们构成了一个既充满张力又动态平衡的发展轨迹。第三章,“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个批示”的骤降暗示了“戏曲改革”向“戏曲革命”加速跃进的可能性。在革命现代戏的大力创作与演出中,一批理想的农民形象开始占据戏曲舞台,并在现实语境下广大农民的接受内化、能动反馈中不断趋于纯粹化与典型化。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更加符合“样板”潜质的“革命英雄”开始代替“理想农民”成为主角,正式亮相于革命京剧现代戏的舞台之上。于这一创作实践经验之上所形成的“文艺革命理论”,最终促就了十七年话语向文革话语雏形的急遽突越。第四章,“’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新时期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资源的涌入,传统戏曲的发展也开始被纳入大众文化语境下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之中。为获得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戏曲艺术的持续革新成为“消费革命”形势下的题中之义。但是坐困于文化遗产的定位与大众化工具的移位,戏曲艺术仍需从十七年戏改运动“大众化”经验的逻辑前提、阐释过程与结果中汲取养分,以实现传统文艺形态的当下转换。
孟文博[2]（2014）在《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把郭沫若的生平分为这样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前期，成立之后为后期。本文即把郭沫若前期的诸多文艺论着作为校勘和研究的对象，所谓论着，是指他的《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两部文艺着作，和最初发表在各个报刊上，后又收入到各个版本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以及《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和《沫若文集》十三卷“集外”中去的文艺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判定各篇文献资料是否是“文艺论文”的标准，是看郭沫若有无在其中提出文艺观点，所有提出文艺观点的论文，都算作是“文艺论文”。本文之所以选择对郭沫若前期发表的这大量文艺论着进行版本校勘，并标注出他在日后进行的所有改动，就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郭沫若研究学界中的绝大部分学者在对其前期文艺思想进行研究或者对其文艺论着资料加以引用时，都没有注意到郭沫若总是习惯于利用把自己最初发表的文艺论文收入进各个文集之机，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自我思想观念的改变，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在做完这些修改完后，又从不加以具体说明，结果这种文本修改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欺骗性的历史地表，对他很多最初的思想观念形态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在日后发生转变的真实状态造成了一种遮蔽，如果不仔细严谨地对这些不同版本文献加以考证校勘，便很难窥视到这种遮蔽之下真实的历史流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本论文写作之前，学界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的校勘工作极为缺乏，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黄淳浩先生出版过一部《<文艺论集>汇校本》，并且此汇校本对依据“一般文字变动”“则不一一录出”的编写原则，并没有真正全面细致地还原《文艺论集》各个版本历史流变的全貌，同时《文艺论集》中所收入的文艺论文，也仅仅占郭沫若前期发表并在日后又加以修改的所有文艺论文中的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其他还有相当大部分的文艺论着都是处在从未加以校勘的状态，从这个层面来说，本文是首次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进行了全面而完整地校勘。在最终形成此篇论文定稿之前的两年多时间内，笔者通过从相关网站进行下载，从全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复印、从私人手中进行购买等方式，基本找全了郭沫若前期所有发表过的文艺论着最初版本，以及日后又由各个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收入有这些文艺论着的各种文集。在拥有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各个版本的文艺论着内容进行逐字逐句对比的方式，找出了郭沫若在各个时期对其最初版本文艺论着所做的所有修改，最后把这些异文加以汇编，便形成了各章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笔者在编写这部分“校勘成果汇编”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学界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注意到郭沫若的这大量文论修改，从而没有涉及乃至结论错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阐释和评论，这就是每一章“学术发现”部分的内容。本论文第一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的校勘。《文艺论集》是郭沫若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最初由上海的光华书局于1925年出版，之后由该书局又于1929年、1930年再版，最后一版就是郭沫若于年于1959年进过较大改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卷中的版本，本节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就是以其中各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为底本，与其他日后各版《文艺论集》中的版本进行校对，最后所形成的完整的“异文汇编”。第二节是依据《文艺论集》校勘成果，对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阐述进行的梳理与评论。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初登文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断转变，因此这就让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非常难以把握和研究，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转变自然与他总是积极参与时代进步浪潮的性情与人生选择紧密相连，同时反过来也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或主动或被动的角色选择与认同，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的特色，因此厘清和明晰这个问题，对我们全面而正确的认识郭沫若的文艺观，考察他所处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众多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此问题相关言论的大量修改，以至在研究结论上莫衷一是，甚至造成结论的错讹和重大偏差。笔者在重新校勘了这些文艺论着版本之后，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此问题上不断转变，但是从本质层面来说，却有起着决定作用的一点始终不变，那便是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坛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等知识分子“权力”的寻逐与把握。第二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的校勘。《文艺论集续集》收录了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共十一篇文艺论文，这十一篇文艺论文全部是体现其无产阶级文艺观的作品，因此总体上看郭沫若日后对其的改动并不算大，但是也有很多细节部分很有研究价值。本节是第一次把这部论文集进行了全面校勘，并标注出了所有异文。第二节是考察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及其背后深层的思想观念内因。以往学界几乎都认为郭沫若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是文学革命成功的必要保障，从而把他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郭沫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三十年代，对“五四”文学革命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其中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他表面上所强调的那些“公子派”、“好事家”没有“产出”“什么划时代的作品”，而是在更本质层面上源于对其个人“权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名利”的考量。当“五四”文学革命在国内风起云涌之时，郭沫若因还在日本留学，错过了这场难得的历史机遇，结果造成他虽然日后文名渐盛，却不能及时转化为实际利益，依然经济困窘。之后郭沫若敏锐地感到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洪流，并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利用无产阶级理论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际功绩，为自己在文坛及社会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开辟道路。可以说，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正源于其对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争夺。第三章第一节是对《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部分和《羽书集》中所有文艺论文进行的校勘。这两部分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是发表于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大体可以以郭沫若回国参加全面抗战为界限，分成两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内，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由于受不同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改变，而尤其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文艺观言论，往往又被其在日后进行大幅度的改动。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基于校勘工作之上，对郭沫若与李石岑、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真实关系的考察评论。郭沫若与李石岑历史恩怨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这段恩怨纠葛从二十年代初期一开始便体现了郭沫若鲜为人知的一种负面心态：偏狭，一直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他的这种偏狭心态都始终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甚至到了五十年代末都还有回响。关于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人们总是根据郭沫若在解放后编篡的《沫若文集》来认识考察，认为郭沫若是反蒋斗士，但殊不知郭沫若在编篡自己的《沫若文集》时，把他解放前创作中所有涉及蒋介石的言论都删改过了，而这种删改便对他们关系的真实状态形成了巨大遮蔽，尤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抗战时期的关系。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初期，郭沫若在言论上对蒋介石是非常恭敬的，甚至到了献媚的地步，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共产党势力对他的极力争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改变。而从郭沫若更深层的心态考察，无论是他对李石岑的负面评价，还是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的献媚态度，其背后都有郭沫若对自我“权力资本”的争取和维持。第四章第一节是对《蒲剑集》、《今昔集》两个集子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两个集子中的文艺论文均创作和发表于1939至1943年间，也就是全面抗战转入持久战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形态的巨大转变，国内政治形势随之发生急剧转变，这些都极大的影响到了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言论，使他的言论极具时代色彩，而日后他对这些论文的改动，也是非常大的。第二节是对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考察评论。“民间文艺”观一直是郭沫若文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却至今一直处于被边缘甚至被忽略的状态，笔者通过校勘其文艺论文发现，郭沫若并非像学者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关注民间文学事业”，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不同的态度，其中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有着较低的评价。郭沫若对待民进文艺的态度，与他根深蒂固的“精英-权力”意识紧密相联。第五章第一节是对《沸羹集》、《天地玄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集外”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三个部分中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主要发表于从四十年代前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大约八年的时间内，郭沫若的人生在这一时期内颇为跌宕起伏，他先是被蒋介石免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之后他所领导的“文工会”也被解散，由此便彻底结束了其在国民党体制内“交大运”的历程，但在与此同时，他却在共产党方面获得极高的认可，被定为“鲁迅的继承者”，获得了“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因此他的文艺观言论也明显地向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靠拢，因此日后郭沫若对这一部分文艺论文的改动，并不算非常大。第二节是笔者基于这校勘工作，发现并阐释了郭沫若在解放前对毛泽东毛文艺思想的接受及态度转变真实状态。历史的实情是解放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从最初仅仅印象深刻，到之后欣赏敬仰，再到最后达到崇拜歌颂，这样不断进行转变的。这一转变过程本质上体现了郭沫若在不同的历史机遇期中对“权力”的寻逐。总的说来，本文是郭沫若研究九十多年来，首次对他所有前期文艺论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校勘工作，在整个校勘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诸多久已被遮蔽的重要问题，以及以往学者们由于不清楚郭沫若的这大量修改所得出的错误研究结论，笔者在每一章的“学术发现”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厘清和阐释，并对错误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纠正。在研读和校勘郭沫若大量前期文艺论着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文艺观念上有着明显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特点，但是在他的这些观念在不断转变的背后，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心态在起着决定作用，那便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文化资本”的努力获取，以及在此“文化资本”的基础之上，对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有着直接影响力的“权力资本”的寻逐与把握。
李进[3]（2020）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创作了大量自由且活跃的文艺作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有些作品存在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教条主义等问题。针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党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着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在解放区、国统区、日占区刊印传播,引导大家重新审视文艺作品,鼓舞文艺工作者深入到抗战一线,努力创作反映时代先声的文艺作品,对革命时期的文艺创作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王鹏[4]（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认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王克明[5]（2013）在《《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使用数据统计和对比的方法,研究延安时期话剧事业、京剧发展、抗战文艺、秧歌活动、文艺社团、文艺期刊、鲁艺演出等方面的历史事实,澄清几十年来对《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的某些不实说法,客观呈现《讲话》前后延安文化艺术的复杂性。
江震龙[6]（2003）在《从纷繁多元到一元整一 ——“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解放区散文”，在中国二十世纪散文史上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但是，至今尚未见到对“中国解放区散文”进行综合系统、纵横比较的整体研究理论专着。因此，撰写一部“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论着，应当是学术界一项既艰难又迫切的任务。“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所具有的拓荒性质和理论价值，促使本人不畏艰难地选择其作为博士论文。 本人在占有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中国解放区散文”中的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进行整体综合、纵横比较研究。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起的陕北苏区、经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至大陆全面解放时的“中国解放区散文”作为研究对象。论文试图解决某些研究难点，探索某些研究盲点，从而比较准确地描述：“中国解放区散文”的生存环境和散文规范的确立，解放区报告文学的繁荣与缺失，解放区杂文的曲折演进，“中国解放区散文”作家丁玲、何其芳的艺术命运，“中国解放区散文”兴衰消长的深刻历史影响。从而能够在整体上展示“中国解放区散文”的创作形态、深层价值和衍变特征；诊断其审美范式及其影响，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总结“中国解放区散文”兴衰消长的深刻历史影响。
朱雯瑛[7]（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认为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窦小林[8]（2018）在《1942年之前延安文学生态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选取了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最重要的两大文学社团——文抗延安分会与鲁艺文学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刊物、社团活动,如《谷雨》、《草叶》、文艺月会等,来管窥延安前期文学生态的生成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延安文学的发展面貌。论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延安前期文学生态的生成,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文抗虚实相生的创建过程与鲁艺前后相异的办学定位;二是文抗与鲁艺的对立及寻求团结努力的失败;三是以鲁艺和文抗关系为中心的延安早期延安文学面貌。第二部分考察文抗、鲁艺的文学活动和延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有关延安前期文学的整体方向、文学题材和审美风格。对外,鲁艺与文抗作家为顺应战争对文艺的期许,付出了种种努力,但因为主观上的精英主义积习与个性主义思维,以及客观方面延安缺少统一的文化政策,文抗与鲁艺的活动均程度不同地与延安战争语境产生了冲突。在内,双方因为深层次的观念分歧,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爆发了激烈的论争,决定着延安前期文学创作的诸多特点。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延安早期文学生态发展趋向。在一九四二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上,毛泽东要求文艺和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地为工农兵服务,并且对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作了结论性的规定,鲁艺、文抗作家纷纷向政治归化。随后,在揭批王实味的过程中,文抗内部分裂,直至因下乡而解散。至此,文抗与鲁艺的矛盾,与延安语境的冲突不复存在。论文通过考察延安早期文学生态,展现《讲话》之前延安文学生成的方式和特点。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间的延安,文学社团的成立、兴衰等,不只是文化人自身的事务,同时还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党的文化政策、战争环境等。论文以鲁艺与文抗为切入点,来展现战争、文艺政策、宗派主义及文学刊物等多重因素是如何左右延安前期文学面貌的,并且在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延安后期工农兵文学、五十年代当代文学的传承流变中来理解延安前期的文学。
张柠[9]（2018）在《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文中认为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贯穿着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创造与现实生活和劳动实践这一古老问题的当代表现形式。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问题,转化为作家与"工农兵"的关系,特别是作家与乡村生活和劳动实践的关系。作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一命题的实践,经历了从延安时期的"下乡入伍进厂",到五十年代初起的"脱裤子割尾巴"的洗澡运动,再到五六十年代的各种社会实践,包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教运动、五七干校,等等,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风貌。
舒芜[10]（1997）在《《回归“五四”》后序》文中研究说明《回归“五四”》后序这是我五十多年来关于文化、思想、哲学的论文的选集，不专一门，不名一家，有连有断，有反有复。现在将我自幼至今阅读、思考、写作的过程，大概介绍，也许有助于在这个背景上连串这些文章。一、家学和初中我接触哲学，始于大约十三四岁时读曾祖父的...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相关问题 |
| 1. 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
| 2.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走向问题 |
| 3. 戏曲改革运动的当下意义问题 |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综述 |
| 1. 十七年时期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 2. 文革及新时期以来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 3.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章 梨园新变与“大众”浮现——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 |
|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中发现“大众”:晚清民初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 1. 国民之众:梁启超的戏剧改良中的新民话语 |
| 2. 启蒙之众:晚清民初戏曲理论及舞台实践中的个人话语 |
| 第二节 革命化实践中制造“大众”:30—40年代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 1. 民族之众:新国剧运动中戏曲改良的民众话语 |
| 2. 阶级之众:延安戏曲改革中的工农兵话语 |
| 第二章 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有意味的形式”:大众化文艺背景下戏改的发生 |
| 1.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大众化”实验 |
| 2. 走向全国:“人民新戏曲”的中心置换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戏改特点与大众化经验 |
| 1. 戏改机制雏形:中国戏曲改进会的发起 |
| 2. 戏改机制统筹:戏曲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功能 |
| 3. 戏改机制特点:管理范畴与科层体系的完备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大众化限度与戏改弹性 |
| 1. “大众化”限度:接受者与表演者的身份困惑 |
| 2. 戏改弹性:“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 |
| 第三章 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理想农民形象的生成与强化 |
| 1. 农民模范:革命现代戏的主体形象 |
| 2. 从被动到能动:现代戏的革命化加速 |
| 第二节 从“戏曲改革”到“京剧革命”:革命京剧现代戏及逻辑展开 |
| 1. 舞台的统一:革命规训下的大众形象塑造 |
| 2. 舞台的延伸:权力运作下的戏改符号传播 |
| 3. 舞台的覆盖:“大众化”与“样板化”的汇融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 第一节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下戏曲生态 |
| 1. 改革之续:戏曲生态的当下处境 |
| 2. 定位之困:戏曲生态的当下窘境 |
| 3. 从戏曲到电影:“大众化”工具的更迭 |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改“大众化”经验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 1. 逻辑前提:“大众化”的当下意义 |
| 2. 阐释过程:方法置换、方向并进与方式推广 |
| 3. 阐释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戏曲改革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艺论集》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观念的历史流变 |
| 第二章 《文艺论集续集》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真实动因 |
| 第三章 《沫若文集》第十一卷“集外”、《羽书集》文艺论文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之一：郭沫若与《学灯》编辑李石岑的历史恩怨 |
| 第三节 学术发现之二：全面抗战期间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复杂纠葛 |
| 第四章 《蒲剑集》、《今昔集》文艺论文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历史流变 |
| 第五章 《沸羹集》、《天地玄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集外”文艺论文校勘与发现 |
| 第一节 校勘成果汇编部分 |
| 第二节 学术发现：郭沫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及态度转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讲话》的历史背景 |
| （一）毛泽东对革命文艺的重视与思考 |
| （二）文艺工作者的响应与行动 |
| （三）对文艺方针的交流与探讨 |
| 二、《讲话》的学习与宣传 |
| （一）座谈会参与者的回忆与宣传 |
| （二）对文艺作品进行审视与讨论 |
| （三）《讲话》全文的刊发与传播 |
| 1. 在解放区的刊发与宣传。 |
| 2. 在国统区的刊发与传播。 |
| 三、《讲话》的影响 |
| （一）推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
| （二）促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
| （三）对国统区文艺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
（4）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6）从纷繁多元到一元整一 ——“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 “中国解放区”与“中国解放区散文” |
| 二、 “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的现状、目的和意义 |
| 三、 “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的任务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解放区散文”的生存环境和散文规范的确立 |
| 一、 第一、二个十年的现代散文环境 |
| 二、 “中国解放区散文”的生存环境 |
| 三、 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形成 |
| 四、 “中国解放区散文”创作规范的确立 |
| 第二章 解放区杂文的曲折演进 |
| 一、 解放区杂文的特质风貌与演变轮廓 |
| 二、 解放区“鲁迅式”杂文的两次重创 |
| 三、 “鲁迅式”杂文不同命运的深刻启示 |
| 第三章 解放区报告文学的繁荣与缺失 |
| 一、 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基本面貌和创作倾向 |
| 二、 解放区报告文学军事题材一枝独秀 |
| 三、 解放区报告文学存在的缺限与失误 |
| 第四章 “中国解放区散文”作家丁玲、何其芳的艺术命运 |
| 一、 “中国解放区散文”作家丁玲的艺术命运 |
| 二、 “中国解放区散文”作家何其芳的艺术命运 |
| 结束语 “中国解放区散文”兴衰消长的深刻历史影响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解放区发表散文作品的文艺、学术报纸和刊物简介 |
（7）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8）1942年之前延安文学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延安早期文学生态的生成 |
| 第一节 抗战分会与干部学校: 文抗和鲁艺的创建 |
| 第二节 文人圈子的对立: 鲁艺文学系与文抗的关系 |
| 第三节 冲突及延安早期文学生态 |
| 第二章 在冲突中共生: 延安早期“文抗”“鲁艺”的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精英意识与大众化共生 |
| 第二节 “有黑点的太阳”: 关于“写什么”的争议和共识 |
| 第三节 文抗、鲁艺创作导向和延安前期文学审美风格 |
| 第三章 争论焦点性问题的发展趋向 |
| 第一节 对张闻天的批判与党内话语的统一 |
| 第二节 “暴露黑暗”派团体的分裂与文抗的解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延安时期的下乡、入伍、进厂 |
| 三、建国初期的脱裤子割尾巴 |
| 四、到实际工作中去改造 |
| 1、新土地改革。 |
| 2、抗美援朝。 |
| 3、镇压反革命。 |
| 五、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下乡” |
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论文参考文献）
- [1]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D]. 魏欣怡.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2]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D]. 孟文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J]. 李进. 世纪桥, 2020(06)
- [4]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5]《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J]. 王克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05)
- [6]从纷繁多元到一元整一 ——“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D]. 江震龙. 福建师范大学, 2003(03)
- [7]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8]1942年之前延安文学生态研究[D]. 窦小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9]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J]. 张柠. 东吴学术, 2018(05)
- [10]《回归“五四”》后序[J]. 舒芜. 新文学史料, 199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