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国立与公立大学一九八二年招生全国统一初试 英语试题(B)（论文文献综述）
刘亮[1]（2018）在《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以我国高考命题变革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历史进行了重点考察,还对命题方式变革下的命题内容变迁进行了阐述,也对高考命题的部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若将绪论和结论包括在内,本研究共分为8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问题、概况与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考察了从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余年间的科举考试命题制度的变革历程,重点分析了犹如现代高考的科举考试在命题方式、考试科目、试题难度上的发展脉络。第二章梳理了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和命题内容的变革,以国、公立大学招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为主线,审视了不同命题方式下的考试科目及试卷设置形式的演变,以及命题技术、题型、命题立意等方面的变化。第三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考试命题的沿革情形,主要内容包括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高考命题内容的调整与演变、本世纪高校自主招生命题的实施与进展。第四章探究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境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的变革情况,并重点考察了美国的SAT和ACT、日本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台湾的大学联考等统一命题考试的科目和内容的变革。第五章展示了当前高考命题改革的现状,不仅包括分省命题和全国统一命题两种方式的实施情况,还包括与命题内容相关的科目、考纲、试卷、试题等的设置情况。第六章阐发了高考命题涉及的部分理论问题,运用有关的学科理论视角重点探讨了高考命题的高效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等基本原则。通过以上的系统研究,本研究得到几项关于我国高考命题变革的主要结论:一、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受到考试文化传统、国家结构形式、考试发展规律、高校办学要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二、高考命题从不分类的统一命题方式发展到分类命题方式符合世界范围内高校招考命题变革的一般趋势;三、统一高考与高校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机制符合当代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统一命题考试+高校自主命题考核”的招生模式;四、不同的高校招考命题方式所对应的考试内容各有侧重点;五、实行不同命题方式的高校招生考试都能引发中学的应试教育现象。
刘清华[2]（2003）在《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属于高考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亟需研究的一个课题，是高考改革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不仅关系到高考改革，还关系到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甚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到教育能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进而影响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逻辑层次上，包括高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与高中教育的关系两个论题。本论文围绕“二者关系”这个中心议题，紧紧抓住高考在高等、中等教育间“承上启下”的角色特点，以教育基本理论、考试基本理论为指导，从历史的视角，教育学及考试社会学的视角，比较的视角，研究了高考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高考改革的思路。 除了导论和结语部分，全文主干部分有四章。每一章均按照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同一个中心议题，分别为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历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国别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科举时代、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选拔性考试”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而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锋利的双刃剑”。这种作用的机制，从积极面说，通过“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或者严格说来的“招考标准的科学化程度”起作用；从消极面说，通过“不考什么，往往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或者严格意义上通过“招考标准的缺陷”起作用。就招考形式而言，它与招考标准紧密相连，为招考标准服务，历史上的全国统一考试或者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对快速提高学校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往往也有不利于高校选拔个性化人才等弊端，进而不利于高中教育个性化发展；单独招考也是利弊共存，其优点是招考自主、灵活，缺点是对高中教育往往有较大的不利影响，更不利于考生报考。至于废除高考，则更是教育导向的失控，历史表明，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正确的办法往往是改革高考，特别是高考的导向标准。 基础理论研究部分按照社会系统发展中“从目的到过程到结果”的一般逻辑顺序展开，论述高考与教育在目的、过程、结果三个维度上的关系。就目的而言，高考目的既要满足高等教育目的之需要，同时也要照顾到高中教育目的之要求，避免高考仅仅满足前者需要而冲击高中教育教学，或者仅仅满足后者需要而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不论如何，在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数量与质量矛盾情况下，高考目的与高等教育目的、高中教育目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就过程而右一，高考过程作为选才的过程，是高考目的的展开过程，系统的分析高考过程，它由选拔者一高校、被选拔者一高中生、选才标准、选才方法四个基本的要素集合体组成，其内在的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形成了高考过程的基本规律，即高考过程的双面性规律、导向性规律、竞争性规律。在此基础上，简要概括了高考过程需要贯彻的兼顾原则、可行性原则。就高考结果而论，它事实上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双面影响，我们要继续凸显的是高考的正面功能，对于客观存在只能逐步减轻的负面影响，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并正确的对待。 应用理论研究部分则是按照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而展开，论述了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会考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应试教育表达了高考与高中教育的关系，它是利弊共存的。素质教育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诉求是教育目的并最终表现为质量标准。会考与高考有根本区别，也有诸多联系，处理好三几者关系的关键，是借鉴会考的性质，提升会考的功能，使高考包容一次水平性考试，以满足高中教育目的之要求。 比较研究部分讨论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其教育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共同特征，以作为我国高考改革的参考及借鉴。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结语部分论及的高考改革的思路，严格说来只是通过改革高考来处理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思路，以体现高考的正面教育功能。同时，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研究，只是高考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高考改革还涉及到其它许多复杂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对高考改革涉及的所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黄真金[3]（2017）在《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文高考是我国高考中重要的科目,语文教育是基础教育中关键的学科。长时期以来,我国的中学语文教育,深受语文高考的束缚和牵制。为了把握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在纵向上梳理了近百年不同历史时期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把握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寻找规律。横向上把二者的关系放到动态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同时关注外在客观条件对二者互动的影响。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综述文献,界定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关概念,厘定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分析语文高考与影响语文高考的外部环境因素一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回顾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分析二者互动的情况及对当下的启示。第四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之前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起步发展的情况,把握二者互动的特点,寻找与当下问题有关的根源。第五章研究高考恢复以来至语文新课程改革之前,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情况,探讨二者间的关系、成因及其对当下的启示。第六章梳理“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程,通过调研,结合现象,分析结果,得出这一时期语文高考依旧过度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第七章剖析实施“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仍旧过度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问题根源,结合当下国家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宏观政策指导和行动,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语文高考,提出完善语文高考改革制度、促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良性互动的构想与建议。本文获得的结论,主要有:第一,语文高考“指挥”中学语文教育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根源是:“文革”结束初期,国家急需人才,语文高考肩负着“为国选材”的大任,地位突出。经历“文革”重创,中学语文教育元气大伤,由于学科建构还很不成熟,只能顺应语文高考的需求发展。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牵制作用,逐渐形成。第二,语文高考本应是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一环,但是,当语文高考的结果对个人,学校利益所产生的的利害关系过大时,高考就远远超越了教育中的“一环”的定位。外在客观条件,促使语文高考逐渐变化为能够干预、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矛盾的一方”,甚至被当作中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已经发展得极不正常。以满足高考需要为目的的“应试”中学语文教育,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妨碍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也给师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第三,本世纪兴起的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这种畸形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十余年间,我们抓住矛盾的一方面——中学语文进行课程改革,对促成矛盾的外在环境,改革的力度显然不够。而在这组矛盾中,最主要的一方应该是语文高考,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完善语文高考改革制度、促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良性互动。藉由相关结论,本文提出缓解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矛盾的构想与建议。就改革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外部条件而言:政府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健全用人机制;缩小行业差距,加快民主进程。教育管理部门要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功利评价;深化高考改革,提升高校办学质量。学校要坚守教育立场,坚定育人目标;转变评价观念,改革评价制度。社会和家庭要理性看待高考,淡化功利色彩。在中学语文教育方面:中学语文教育要坚守育人目标;坚定学科基础;坚持课程改革方向;坚决落实“课改”内容。在语文高考改革的层面:改革考试方式的建议包括:增添对汉语“口语表达与交流”素养的考查;尝试“开卷+闭卷”结合考试;改革考试题型。完善考试内容改革的建议包括:“语文知识”考查要更贴近时代及学生的生活需求;“现代文阅读”内容要更加自由多样;要提高“写作能力考查”命题质量。改进语文高考考试评价的建议包括:提高考试评价水平和质量;组建专业试卷评阅队伍;恰当运用语文高考成绩。
胡向东[4]（2006）在《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为中国传统考试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动荡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 本文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考试制度转型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思想基础。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奖学励才,也促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制度化,形成中国社会“官本位”传统,扼杀人才个性和创造性,并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留下了“恋考情结”。这些传统考试文化的丰厚积淀,既为中国考试在近代的转型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也成为其努力向近代考试演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对中国传统考试文化情有独钟的孙中山先生,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而戴季陶等人对孙中山考试思想的阐述和发展,又直接指导了民国考试制度特别是文官考试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官考试和教育考试的判然两分,本文在对民国考试转型的传统文化渊源和思想根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民国考试的制度构建为主线,分别对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和教育考试的制度演变、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述。就文官考试而言,经过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考试体系、法规体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行政权之外,独立行使文官考试选拔、任用、考绩、奖惩等权力的专门考试和人事管理机构,并由此形成民国文官考试一整套组织机构体系,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文化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通过实施文官考试,选拔出了一批建设人才并进行了分发任用,为民国文官队伍输送了新鲜的成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国民党政权缺少必要的权威,各种派系势力对考试制度肆意破坏,以及传统用人思想的惯性影响,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实施情况远未达到其制度设计的效果,通过考试选拔的文官数量十分有限,发挥的作用则更有限。相比较而言,民国教育考试的制度转型则要彻底得多。由于建立了近代学制,放宽了办学管制,考试权下移到学校,相对软弱的政府对教育界的思想箝制也力不从心,民国时期的教育特别是抗战前的教育发展很快,教育考试也随之得到很大发展,种类繁多,制度完备,在考试理念与技术方法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学毕业会考、学业竞试等统一考试制度的创建,在合理继承传统考试文化基础上,更使中国考试文化在民国时期有了一
李涛[5]（2014）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关系国家发展大计,涉及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乎千万学生的前途命运。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代表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其招生制度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在国立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异常重要,其招生形式多样,内容复杂,影响深远,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虽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已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原始资料发掘不足,研究视角狭窄,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运行机制和实际情况的挖掘很不深入,其观点多有可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力图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制度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及其启示。具体地说,本文除通过原始资料的梳理理清国立大学招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外,将视野聚焦于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选拔途径、招生考试、录取、照顾政策、对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等重要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国立大学招生变迁的动因、问题、影响与结果,总结经验教训及其启示。除绪论外,正文分为八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理由、研究目的、内容、研究意义及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问题。第一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及其招生概况。分析国立大学概况是探讨国立大学招生的必要前提。国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的沿海、沿江大城市。国立大学数量从少到多,地域分布从偏于东部到相对均衡,学生数量波动上升,学科发展由文法科泛滥到文实科均衡。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考试权下放到学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政权趋于稳定,自由招生显现出一定的缺陷,教育部开始控制招生的数量、科类,直到抗战时期全面接管招生事务。尔后,战争环境恶化,以及控制招生带来的弊病,促使政府与大学分享招考权。招考权是招生的关键特征,它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上,对招生制度的所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因此,根据国立大学招考权的变化,结合时代的演进,本文将国立大学的招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大学自由招生阶段（1912-1932）；政府严格控制招生阶段（1933-1940）；政府宏观调控招生阶段（1941-1949）。第二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和选拔途径。招生的组织主体是指招生由谁来组织,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大学；选拔途径是指考试还是保送、推荐。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经历了从大学到政府,再到二者分担的发展过程。选拔途径以考试为主导方式,推荐、保送等是重要的补充形式。招考权和文化传统对组织主体、选拔途径的影响最大,进而影响了国立大学招生的概貌。第三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考试。考试是招生的内核,尤其是在我国这种特别重视考试的国度里,考试科目与内容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决定了招生的成效。本章主要论述当时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舞弊等。考试科目变迁的趋势是由合科、分科并行,发展到合科、分科融合。当时考试的命题立意、试题编制、题型及题量等都有较大的合理因素,但也有明显的弱点。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考试方式有统一考试、联合考试、单独考试等多种形式,但是单独考试是主流,多次数、多层次、多类型考试是其显著的特点。入学考试中新旧舞弊方式并存,媒体抨击之,大学和政府打压之,考生以上书、罢考、闹风潮等方式应对之,甚至发展到追究刑事责任,这反映了舞弊背后的教育和社会问题。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录取。民国时期招生录取标准以考试成绩为主,兼顾其他因素。国立大学的入学机会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立大学在校生的区域分布、阶层分布,探讨了国立大学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通过对学生籍贯的分析,发现国立大学招生有本地化倾向,东西部省份入学机会差异极大。通过对学生家庭出身的分析,发现各阶层入学机会极端不平等。学、商、政、军界等优势阶层子弟在国立大学中占据支配地位,农工阶层子弟所占比例较小,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甚微。国立大学破格录取早已传为佳话,本文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探明偏才怪才的入学机会。第五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照顾政策。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照顾政策基本形成了四大体系：侨生升学照顾体系,边疆少数民族升学照顾体系,国民党员、军人升学照顾体系,教职员子弟及公务员（包括官员）子弟升学照顾体系。这些照顾政策对于政权的稳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对国民党员、公务员特别是官员的照顾政策的实施也损害了国民政府的信誉,破坏了教育公平。第六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失调与整顿。在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招生“市场失灵”表现为：招生标准混乱,与中学教学相脱节,入学资格模糊,文实科失衡。政府对其进行了“宏观调控”,健全招生规则,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净化招生环境。这些整顿措施有利于整齐新生程度,提高录取标准,规范入学资格,加强中高等教育的联系,平衡文实科的发展,有效地保障了单独招生制度公平、有序、高效的运行。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并未发生大面积的腐败,值得深思。政府对大学招生的整顿导致了一些风波,如因整顿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而发生纠纷,这一事件不仅是教育问题,也反映了党派斗争、政治控制、青年失业、无政府主义泛滥等问题。第七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民国时期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废考运动”是对传统考试制度的批判：“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测验理论；“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则是探索本土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三次论争推动了我国考试制度的现代化,促进了考试文化的更新。第八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特点、经验与启示。通过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发展的梳理,本文认为国立大学招生的发展历史有以下主要特点：招生的演进过程就是招考权的博弈过程；招生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两难问题；招生改革具有过渡性,即从受科举影响的传统考试到受西方测验理论影响的现代考试的过渡。国立大学招生的发展历史有以下基本经验：招生标准强调全面性、学术性；招生的考试追求科学化,考试具有多样性、选择性；招生的录取侧重于“考试公平”；招生的照顾政策以补偿性为主。国立大学招生发展具有以下启示：政府宏观管理,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坚持以考试为主,考试多样化；高考在文理分科基础上融合合科因素较为合理；增加弱势群体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消除“升学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语考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破格录取偏才怪才；以制度、文化变革消弭单独招生中的腐败。
常君慧[6]（2021）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科招生制度是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招生制度连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是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途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些学者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西南联合大学的本科招生制度可以作为当今大学的重要参考。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开始首次招生。直到1945年,西南联合大学才接受了最后一批学生,并完成了西南联合大学8年的招生任务。本文以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方法来研究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的演变,分析其各个阶段招生制度的背景、考试内容、录取情况,结合当前招生改革,力图找到借鉴和启示。本文以西南联大招生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西南联大成立以前,高校从清末到抗战前招生制度的形成以及演变过程,并概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招生制度的演变及特点。从时间阶段划分了西南联大招生制度:统一招生制度和多样化招生制度。分析了西南联大在统一招生制度下的背景、相关招生文件、招考机构、招考内容、录取的具体状况。还分析了在统一招生制度废除的背景下,西南联大采取了联合招生、自主招生、委托招生的多元化招生制度的招生考试与录取的具体状况。从而概括出西南联大招生制度的总体特点及启示。总体而言,西南联大采取灵活的招生制度,从而为其招收到高质量学生。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刘盾[8]（2018）在《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独特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沿革使得香港地区既受东方文明的影响,也受西方文明的作用,两种文明互不相同却又彼此渗透,铸就了香港地区十分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教育制度。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衔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与关键,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发展水平。关于香港高校招考制度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却十分匮乏,本研究以此为切入,设绪论及七章主要内容。第一章为香港地区教育概况,简述了香港教育的发展及教育机构的形成,探讨了新世纪香港的中等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特征。第二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演进与招考制度变迁,梳理了各高校由仅为英文中学毕业生设立升学考试到中英文中学兼顾、由单独招生走向联合招生的历程。第三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考核模式:中学文凭考试。以部分科目为例,对中学文凭考试的甲类核心科目、甲类选修科目、乙类应用学习科目、丙类其他语言科目等进行详细分析。第四章为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色机制:校本评核。对校本评核的设计理念、实践操作、分数调整、各方职责等进行深入探索,并作理论反思。第五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招生方式。对香港地区的大学、专上学院的招生方式进行分类总结。第六章是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之比较。分别研究英国、台湾、澳门的高校招考制度,并与港作比较。第七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征总结与启思借鉴。整体而言,研究发现的核心要点如下所示:第一,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考生提供甲乙丙三类可供选择的科目,类型十分多元、范围十分宽泛,有利于考生的自主选择、兴趣发展、特长发挥。考题注重考查学生的复杂、多向思维,以及综合、比较、批判、反思等能力。其中,通识教育科目引导学生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概念、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角度、综合性地探究当代的、跨学科的重要议题。乙类应用学习科目则联系六大学习范畴,引导学生认识与职场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掌握概念知识、运用基本技能。第二,为确保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公正、准确、与国际接轨,各科成绩评定依据“等级描述”、采用“水平参照”。在操作过程中,依据临界分数划分由1至5的五个等级,第1级最低、第5级最高,第5级又分5、5*、5**,以区别高低水平。评级程序与等级设定办法十分周密,过程中程序步骤环环相扣,并综合运用专家小组判断与统计模型计算的处理办法。第三,中学文凭考试除统一考试之外,还设校本评核。校本评核由各校任课教师负责,有利于全面评核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结果。为确保评核成绩在各校之间的可比性、维持校本评核的公平与公正,香港考评局还实行分数调整方案,对各校给出成绩进行调整。香港的教育局、考评局以及由其委任的监督员、统筹员等也会尽心尽力地参与到校本评核中来,以此保障校本评核的质量水准、促进校本评核的顺利实施。第四,香港考评局设有严密的拟题、审题、阅卷、复核机制,并实行海外审查试卷与答卷、试卷质量审核、试后检讨、内部审核及风险监察等,以确保考试的信效度及公平性。同时,积极推进本地中学文凭考试与美、英、德、澳、加、法等其他国家高校入学考试的互认衔接,并与英国A-Level考试、雅思英语考试等构建了成绩换算机制。此外,与内地及台湾地区形成了考试互认方案。第五,在高校招生方面,一般要求考生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的4门核心科目（语文、英文、数学、通识教育）以及2到3门选修科目的考试并提交相应成绩。各校不同专业会对考生的选修科目及成绩等级等提出不同的要求,有些专业还会在此基础上增设其他一些条件。香港地区的“大学联招办法”会综合考虑每位考生的“活动经验与比赛成绩”证明。此外,设立了“校长推荐计划”、“残障人士招生”等其他升学渠道。基于此,为内地未来深化高考改革提出系列建议,包括:丰富科目类型、优化命题设计;完善综合素质评价、试行分数调整方案;科学汲取域外经验、优化等级赋分模式;密切结合专业所需、合理设置招生科目;促进高考域外衔接、扩大一流大学国际招生;凸显公平正义理念、完善残疾考生招考办法等。
刘微[9]（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乔浩风[10]（2016）在《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及其职能研究（1902-1945）》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设立并非由政府行为、长官意志决定的,它是在移植与模仿国外大学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学研究机构,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也是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社会服务活动逐步展开与完善的过程,这些职能的开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完整与规范,加快了学术自主化进程,提升了人才培养水平,推进了科学技术近代化的转变。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综合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文章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1902-1945）分为四个阶段:1902-1916年为萌芽阶段,1917-1924年为创设阶段,1925-1934年为快速发展阶段,1935-1945年为曲折发展阶段。论文以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为经线,以其职能的具体表现为纬线,在厘清大学研究院所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特点及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社会服务情况。1902-1903年,清政府模仿日本制订了“壬寅癸卯”学制,其中关于“大学院”与“通儒院”的规定,在学制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开始,客观上为中国引入现代学位制度铺了路。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中对大学研究院的筹划,成为民国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蓝本,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创了道路。限于当时的教育状况及条件,这些关于大学研究院所设立的构想只停留在文件中,在办学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施。1917年蔡元培模仿德国大学研究所制度,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先河。1922年,经过改组后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大学研究所发展的新纪元,对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北大研究所通过“专事研究”进行人才培养,并积极探索科学研究方法,在国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时,北大研究所开始提供一些社会服务,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社会服务职能的发轫。从1925年开始,大学研究所和研究生人数开始迅速增加,研究所的科类由单一走向多样,到30年代,大学研究院所的规模已经蔚然可观。但是,由于教育管理部门的放任,在“自由”发展状态下,产生了研究院所的命名方式无序、内部组织结构混乱、学生入学资格以及学制不一等问题。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系列规章制度,对大学研究院的发展进行规范。此时,各大学研究院所开始注意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建设,建立了研究生招生制度、课程研修制度、毕业考核制度等,创新和完善了研究生培养机制,形成了本土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随着研究院所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增多和科研队伍的壮大等,大学研究院所的科研体系初步形成,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有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和社会需求的相互激荡下,大学研究院所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服务,确立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社会服务职能。1934年之后,大学研究院所开始迈入曲折发展阶段。在经过短暂的下降之后,大学研究所数量和学部数开始呈平稳上升趋势。抗战爆发初期,大学研究院所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在抗战建国的现实需求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资金补助、限制留学、提高大学研究院所的地位等方式,鼓励大学恢复研究所工作或设立新的研究所,研究所的数量和研究生人数迅速增长,且各学科发展趋于均衡。这一时期,在系统的人才质量保障体系监管之下,大学研究院所培养的研究生数量虽然偏少,却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大学研究院所在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同时,侧重于工农业生产及战争相关项目的研究,不仅为抗战建国、工农业发展、民众的健康、地方文化事业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还取得了丰硕、高水准的研究成果。鉴往知来,回顾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考察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状况,不仅可以省知其办学的得失成败,还可以继承其优良的传统精神,给当下大学研究院所以启示与借鉴。
二、日本国立与公立大学一九八二年招生全国统一初试 英语试题(B)（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国立与公立大学一九八二年招生全国统一初试 英语试题(B)（论文提纲范文）
（1）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问题、概况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科举考试命题的演进 |
| 第一节 隋唐科举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二节 宋代科举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三节 明清科举考试命题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命题的演变 |
| 第一节 大学自主招考命题阶段 |
| 第二节 国家统一招考命题阶段 |
| 第三节 多种招考命题方式并存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沿革 |
| 第一节 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 |
| 第二节 高考命题内容的调整与演变 |
| 第三节 高校自主招生命题的实施与进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境外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一节 美国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二节 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考命题改革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高考分省命题方式的实施情况 |
| 第二节 高考全国统一命题方式的实施现状 |
| 第三节 高考命题内容的设置情况——以科目、考纲、试卷、试题为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高考命题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高考命题效率问题的理论探讨 |
| 第二节 高考命题公平性的理论探讨 |
| 第三节 高考命题科学性的理论探讨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高考改革面临的问题 |
| 第二章 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科举时代“高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以来高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三章 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高考目的与教育目的 |
| 第二节 高考过程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考结果与教育的关系 |
| 第四章 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应用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高考与应试教育的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高考与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 |
| 第三节 高考与会考的关系 |
| 第五章 高校招生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国别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高校招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二节 日本高校招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三节 英国高校招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四节 法国高校招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五节 德国高校招考与教育的关系 |
| 第六节 国外高校招考与教育关系的共同特征 |
| 第六章 结语：高考改革的思路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 |
| 二、语文教育研究的现实需要 |
| 三、研究者的学术旨趣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与语文研究范畴相关的核心概念界定 |
| 二、与考试研究范畴相关的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考试学研究 |
| 二、高考、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相关研究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语文高考与社会诸要素之关系 |
| 第一节 语文高考与政治的关系 |
| 一、社会政治对语文高考的影响 |
| 二、语文高考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
| 第二节 语文高考与经济的关系 |
|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语文高考的影响 |
| 二、语文高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语文高考与文化的关系 |
| 一、以“文化”为考试内容 |
| 二、语文高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语文高考与教育的关系 |
| 一、教育对语文高考的影响 |
| 二、语文高考对教育的影响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一、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入学考试 |
| 二、民国时期中学的学制 |
| 三、民国时期中学语文教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 一、语文高考影响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 |
| 二、高考内容与中学语文课程的“不谋而合” |
| 第三节 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
| 一、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对独立 |
| 二、民国语文高考的相对独立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思考 |
| 一、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相对独立的原因探析 |
| 二、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四章 高考恢复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 |
| 第一节 建国十七年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
| 一、“十七年”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概况 |
| 二、“十七年”语文高考发展概况 |
| 三、“十七年”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特点 |
| 四、“十七年”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关系评述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
| 一、“文革”时期教育发展概况 |
| 二、“文革”时期的中学语文教育 |
| 三、“文革”时期的语文“高考” |
| 四、“文革”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关系反思 |
| 第五章 “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 |
| 第一节 “新课改”的教育背景 |
| 第二节 “新课改”前的中学语文教育 |
| 一、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 |
| 二、中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确立 |
| 三、中学语文教学方法变革 |
| 第三节 “新课改”前的语文高考 |
| 一、语文高考总体安排 |
| 二、语文高考“考纲”变化 |
| 三、语文高考考试内容的变化 |
| 四、语文高考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的制定 |
| 第四节 “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关系的反思 |
| 一、“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特点 |
| 二、“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思考与启示 |
| 第六章 “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
| 第一节 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 |
| 第二节 “新课改”以来高中语文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
| 一、重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
| 二、调整高中语文教学内容 |
| 三、改革高中语文教学方法 |
| 第三节 “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的变革与发展 |
| 一、“新课改”以来国家高考改革的总体情况 |
| 二、语文高考“考试说明(大纲)”的主要变化 |
| 三、语文高考形式与内容的革变 |
| 第四节 “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与高中语文教育互动情况调查 |
|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
| 二、调查结果 |
| 三、调查结果概括与分析 |
| 第七章 语文高考与中学教育互动关系之理论分析与完善策略 |
| 第一节 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问题成因 |
| 一、影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的外在环境 |
| 二、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有待深入 |
| 三、语文高考不能发挥“指挥棒”的正面导向作用 |
| 第二节 当下语文高考改革的重要举措与发展趋向 |
| 一、影响当下高考改革的主要政策 |
| 二、语文高考改革的重要举措 |
| 三、2017年语文高考改革的主要趋向 |
| 第三节 改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策略和构想 |
| 一、改变影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外在条件 |
| 二、继续深化中学语文教育改革 |
| 三、语文高考改革的策略和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学语文教师问卷 |
| 附录2: 中学语文教师问卷 |
| 附录3: 高中学生问卷 |
| 附录4: 高中学生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4）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的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和论域界定 |
| 第一章 考试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文化渊源 |
| 第一节 科举承载的功能及其面临的冲击 |
| 一、科举制度的功能和效应 |
| 二、科举面临的危机 |
| 第二节 科举自身的僵化 |
| 一、考试科目:由多样到单一 |
| 二、考试标准:从“衡人”到“衡文” |
| 三、考试内容:自文学到经文 |
| 四、考试目的与方法:追求公平与反噬自身 |
| 五、考试风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
| 第三节 对科举的补苴改废和学堂考试、留学考试的兴起 |
| 一、晚清科举的改革与停废 |
| 二、洋务派学堂考试的探索与兴起 |
| 三、新式学堂考试 |
| 四、留学考试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二章 民国考试制度文化创新发展的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近代社会人才观与考试观的演变 |
| 一、科举时代的人才观 |
| 二、科举的考试观 |
| 三、近代人才观的转变 |
| 四、近代科举考试观的嫂变 |
| 五、民国时期考试观念和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孙中山的考试思想及其影响 |
| 一、孙中山的考试思想 |
| 二、孙中山考试思想的历史成因 |
| 三、孙中山考试思想的深远影响 |
|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广州革命政府时期文官考试的初步探索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
| 二、广州大元帅府时期 |
| 第四节 戴季陶的考试思想述论 |
| 一、民国考试制度的构划者和实践者 |
| 二、戴季陶的考试思想 |
| 三、戴季陶与民国考试制度的实施 |
| 第三章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重构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构建 |
| 一、确立文官考试制度框架 |
| 二、外交领事官和司法官考试的“独立” |
| 三、知事试验 |
| 第二节 考试院与文官考试法规体系的创建 |
| 一、考试院的创建及其职能 |
| 二、考试法规体系的建设与演变 |
| 三、文官考试任用的主要办法 |
| 第三节 文官考试制度的实施 |
| 一、任命人员考试的举办情况 |
| 二、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的实施 |
| 三、公职候选人考试的推行与废止 |
| 四、文官考试的分发任用 |
| 第四节 文官考试的考试学分析 |
| 一、考试科目与标准 |
| 二、考试内容的更易 |
| 三、难度 |
| 四、题型 |
| 第四章 民国教育考试制度的演变与革创 |
| 第一节 教育考试制度框架的确立与考试权的移易 |
| 一、民初新教育宗旨的厘订与考试制度的建立 |
| 二、考试权的下移与上收 |
| 第二节 学校校内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校内考试 |
| 二、南京政府时期的校内考试管理 |
| 三、学位制考试的创立 |
| 第三节 入学招生考试的演变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入学招生考试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入学招生考试 |
| 第四节 毕业会考和学业竞试的实验 |
| 一、会考制度实施的背景 |
| 二、会考制度的流变 |
| 三、会考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 |
| 四、学业竞试的创办 |
| 第五节 留学考试的发展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留学考试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学考试 |
| 三、自费留学考试的创办 |
| 第五章 民国考试制度转型和重构的特征与启示 |
| 第一节 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社会因素 |
| 一、民初社会经济转型对人才选拔机制的呼唤 |
| 二、民初的“国家危机”亟需恢复文官政治 |
| 三、近代城市变革与职业发展要求重建社会分流机制 |
| 四、教育发展和知识阶层自我实现的需求 |
| 第二节 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内在动因 |
| 一、传统考试文化和民族恋考心理的潜在影响 |
| 二、对考试认识的理性回归 |
| 三、考试体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民国考试文化的特色分析 |
| 一、守本开新——民国考试中的文化融合 |
| 二、立法行考——民国考试的法制化努力 |
| 三、党化军治，派系干扰——民国考试的人治特色 |
| 第四节 民国考试转型的历史评价 |
| 一、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主要成就 |
| 二、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历史局限 |
| 结语 制度转型与考试文化建设 |
| 一、考试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
| 二、考试制度需要与之相宜的运行环境 |
| 三、加强考试科学化建设，防止放大考试功能，尊重考试发展规律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五、文献综述 |
| (一)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二)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及其招生概况 |
| 第一节 国立大学发展概况 |
| 一、国立大学的数量、区域分布、学生及学科 |
| 二、关于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发展的反思 |
| 第二节 国立大学招生概况 |
| 一、大学自由招生阶段(1912-1932) |
| 二、政府严格控制招生阶段(1933-1940) |
| 三、政府宏观调控招生阶段(1941-1949)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和选拔途径 |
| 第一节 组织主体 |
| 一、大学作为单独主体 |
| 二、政府作为单独主体 |
| 三、大学与政府作为复合主体 |
| 第二节 选拔途径 |
| 一、考试占据主导地位 |
| 二、保送是重要的补充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考试 |
| 第一节 考试科目的变迁——以文理分合科发展变化历程为例 |
| 一、初创期：1912-1926年三种文理分合模式的鼎立 |
| 二、调试期：1927-1937年两种文理分合模式的并行发展 |
| 三、成熟期：1938-1949年两种文理分合模式的融合 |
| 第二节 考试内容的初步科学化 |
| 一、入学试题的特点 |
| 二、入学试题的缺陷引发部分教育问题 |
| 三、对入学试题的评价 |
| 第三节 考试方式的多样性 |
| 一、统一、联合与单独考试 |
| 二、多次数、多层次、多类型考试 |
| 第四节 招生考试舞弊及其防控 |
| 一、招生考试舞弊乱象 |
| 二、各方对招生考试舞弊的防控 |
| 三、招生考试舞弊的深层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录取 |
| 第一节 国立大学招生的录取标准 |
| 一、单独招生的录取标准 |
| 二、统一招生的录取标准 |
| 三、国立大学录取标准的特点 |
| 第二节 所录取学生的地域分布 |
| 一、全国在校大学生籍贯分布 |
| 二、国立大学在校生籍贯分布 |
| 第三节 所录取学生的阶层分布 |
| 一、全国在校大学生家庭出身 |
| 二、国立大学在校生家庭出身 |
| 三、国立学院、省立学院在校生家庭出身的对比 |
| 第四节 破格录取 |
| 一、破格录取历史真相的考察 |
| 二、破格录取的深层探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照顾政策 |
| 第一节 对华侨的照顾政策 |
| 一、北洋政府时期对华侨的照顾政策 |
| 二、国民政府前期对华侨的照顾政策 |
| 三、国民政府后期对华侨的照顾政策 |
| 第二节 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 |
| 一、管理机构与总体规划 |
| 二、保送、蒙藏班与经济补助 |
| 第三节 对国民党党员、军人、教职员、公务员(包括官员)的照顾政策 |
| 一、对国民党党员、军人的照顾政策 |
| 二、对教职员、公务员(包括官员)的照顾政策 |
| 小结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单独招生中的失调与整顿 |
| 第一节 招生标准混乱,与中学教学相脱节 |
| 一、混乱的招生标准及其整顿 |
| 二、与中学教学的脱节及其调整 |
| 第二节 入学资格模糊,文实科失衡 |
| 一、模糊的入学资格及其调整 |
| 二、失衡的文实科及其调整 |
| 第三节 单独招生中的腐败 |
| 一、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中的“腐败”现象 |
| 二、博弈论视角下的单独招生：权利与利益 |
| 三、人情关系文化的制约：超越利益之争 |
| 第四节 整顿招生引发风波——以国立劳动大学为例 |
| 一、劳大“停招”风波发生的背景 |
| 二、劳大“停招”引发的争斗 |
| 三、对劳大“停招”风波的反思 |
| 小结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 |
| 第一节 废考运动 |
| 一、废考运动爆发的原因 |
| 二、废考运动中关于考试危害的讨论 |
| 三、废考运动中关于考试功能的讨论 |
| 四、废考运动中关于考试与教育关系的讨论 |
| 五、废考运动中关于考试权归属的讨论 |
| 六、废考运动中关于考试能否合理选拔人才的讨论 |
| 七、废考运动中关于考试能否废除的讨论 |
| 第二节 新法考试运动 |
| 一、新法考试概况 |
| 二、新法考试运动中关于考试程序的讨论 |
| 三、新法考试运动中关于题型、题量、覆盖面的讨论 |
| 四、新法考试运动中关于考查内容的讨论 |
| 五、新法考试运动中关于记分方式的讨论 |
| 第三节 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 |
| 一、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中关于“考试存废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
| 二、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中关于“统独问题”的讨论 |
| 三、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中关于“科学性问题”的讨论 |
| 四、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中关于“多样化问题”的讨论 |
| 五、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中关于“录取标准问题”的讨论 |
| 六、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中关于“资料保存与研究问题”的讨论 |
| 小结 |
| 第八章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特点、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立大学招生发展历史的主要特点 |
| 一、大学与政府博弈招考权 |
| 二、当时的招生面临诸多两难问题 |
| 三、当时的招生改革具有过渡性 |
| 第二节 国立大学招生发展历史的基本经验 |
| 一、招生标准突出全面性、学术性 |
| 二、考试具有科学性、多样性、选择性 |
| 三、录取侧重于“考试公平” |
| 四、照顾政策强调补偿性 |
| 第三节 国立大学招生的启示 |
| 一、政府宏观管理与大学依法自主招生相结合 |
| 二、坚持以考试为主,考试形式多样化 |
| 三、高考在文理分科的基础上融合合科要素较为合理 |
| 四、增加弱势群体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 |
| 五、消除“升学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 六、外语考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 七、破格录取偏才怪才 |
| 八、以制度、文化变革消弭单独招生腐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西南联大招生制度特点 |
| (二)为当前的招生改革提供借鉴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高校招生研究 |
| (二)西南联大的研究 |
| (三)西南联大招生研究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招生 |
| (二)招生制度 |
| (三)高校招生制度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联大招生制度确立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近代招生制度的确立 |
| 一、清朝末期招生制度的萌芽期 |
| 二、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发展期 |
| 第二节 抗战前三校的招生制度 |
| 一、清华大学招生制度 |
| 二、北京大学招生制度 |
| 三、南开大学招生制度 |
| 四、三校招生制度特点 |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统一招生制度(1938 年-1940 年) |
| 第一节 统一招生制度的背景 |
| 一、为了战时的需要 |
| 二、单独招生的弊端 |
| 三、中学质量的提升 |
| 第二节 统一招生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统一招生的组织形式 |
| 二、统一招生考试 |
| 三、统一招生录取 |
| 第三节 统一招生制度下西南联大招生情况 |
| 一、西南联大录取学生概况 |
| 二、西南联大招收其他类型考生 |
| 第四节 统一招生制度评价 |
| 一、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
| 二、减轻学生负担 |
| 三、加强考试公平 |
| 四、录取标准过宽 |
| 五、学校缺乏自主性 |
| 第三章 西南联大多样化招生制度(1941 年-1945 年) |
| 第一节 1941 年西南联大联合招生制度 |
| 一、1941 年国家招生政策及背景 |
| 二、西南联大联合招生考试 |
| 三、西南联大联合招生录取 |
| 四、西南联大招收其他类型考生 |
| 第二节 1942 年——1944 年西南联大自主招生制度 |
| 一、1942 年-1944 年国家招生政策及背景 |
| 二、西南联大自主招生考试 |
| 三、西南联大自主招生录取 |
| 四、西南联大招收其他类型学生 |
| 第三节 1945 年西南联大学多样化招生制度 |
| 一、1945 年国家招生政策及背景 |
| 二、西南联大联合招生考试 |
| 三、西南联大联合招生录取 |
| 四、西南联大委托招生 |
| 五、西南联大招收其他类型学生 |
| 第四节 西南联大多样化招生评价 |
| 一、合理的招生方式 |
| 二、制定科学有效的试卷 |
| 三、高标准的录取 |
| 四、政府的宏观控制 |
| 五、增加学生负担 |
| 第四章 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的特点 |
| 一、全面组织招考系统,科学管理学生招录 |
| 二、考试科学严谨,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
| 三、考试为主、保送为补充 |
| 四、考生分类,多元录取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的启示 |
| 一、坚持政府宏观管理与学校自主招生相结合 |
| 二、坚持以考为主的招生方式和融合多种方式 |
| 三、坚持考试科目文理融合发展 |
| 四、坚守招生标准,录取多种类型学生 |
| 五、合理组织招考体系,维护考试公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香港地区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香港地区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新世纪香港地区中等教育改革 |
| 第三节 新世纪香港地区高等教育特征 |
| 第二章 香港地区高校演进与招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香港地区高校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二节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变迁 |
| 第三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考核模式:中学文凭考试 |
| 第一节 核心与选修并存: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之甲类科目 |
| 第二节 应用与语言兼具: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之乙、丙类科目 |
| 第四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色机制:校本评核 |
| 第一节 校本评核科目例证及分数调整 |
| 第二节 校本评核综合探讨及理论透视 |
| 第五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招生方式 |
| 第一节 多元性与开放性:香港地区大学招生方式探究 |
| 第二节 广泛性与包容性:香港地区专上学院招生方式解析 |
| 第三节 香港地区高校招生方式之理论探究 |
| 第六章 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之比较 |
| 第一节 英国高校招考制度及与港比较 |
| 第二节 台湾高校招考制度及与港比较 |
| 第三节 澳门高校招考制度及与港比较 |
| 第四节 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比较之小结 |
| 第七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征总结与启思借鉴 |
| 第一节 香港高校招考制度之理论省思 |
| 第二节 香港高校招考制度的特色 |
| 第三节 香港高校招考制度对内地高考改革的启思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成果 |
（9）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及其职能研究（1902-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及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重要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萌芽（1902-1916年） |
| 第一节 外国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最初的构想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阶段 （1917—1924年） |
| 第一节 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创设 |
| 第二节“专事研究”的人才培养方式 |
| 第三节 科学研究的自主探索 |
| 第四节 社会服务职能的发轫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快速发展阶段 （1925—1934年）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快速发展及产生的问题 |
| 第二节 教育部对大学研究院所的整顿与规范 |
| 第三节 人才培养机制的改进与创新 |
| 第四节 大学研究院所科研体系的形成与科研成果 |
| 第五节 大学研究院所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及实践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曲折发展阶段 （1935—1945年）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人才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
| 第三节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科研取向及成果 |
| 第四节 大学研究院所社会服务概况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与职能开展情况简要回顾与总结 |
| 二、几点启示 |
| 三、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日本国立与公立大学一九八二年招生全国统一初试 英语试题(B)（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D]. 刘亮. 厦门大学, 2018(07)
- [2]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D]. 刘清华. 厦门大学, 2003(02)
- [3]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D]. 黄真金. 厦门大学, 2017(05)
- [4]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D]. 胡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06(09)
- [5]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D]. 李涛. 西南大学, 2014(05)
-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D]. 常君慧.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D]. 刘盾. 厦门大学, 2018(07)
- [9]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10]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及其职能研究（1902-1945）[D]. 乔浩风. 苏州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