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尔干局势日趋严峻（论文文献综述）
丁鹏[1]（2020）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文中认为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是欧盟针对东部邻国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周边邻国政策在重点地区的差异化,是对欧盟睦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大幅增强了欧盟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联系和合作水平,使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涉及到欧盟与邻国内政和外交层面上的紧密合作,范围广泛,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区别于欧盟传统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欧盟扩大有何关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美国利用辐射全球的强大军事实力,借助北约加强对原苏联加盟国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干预,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地位。欧盟则大力实施东进战略,推动欧洲一体化,扩大地缘战略空间,力图提高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欧盟地理边界大幅拓展,同东部地区一些不稳定国家接壤,东部邻国的安全局势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欧盟自身的安全稳定,引起欧盟的极大重视,在欧盟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着提升,“欧盟安全战略”强调周边地区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欧盟一方面通过扩大政策,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成员国资格,将其纳入内部;另一方面通过邻国政策,向东部地区原苏联国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转型。欧盟的东部邻国政策经历了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演变后,欧盟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总的来看,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向东扩展势力范围,增强与东部邻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发展战略,是欧盟的必然选择。俄格战争导致欧盟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民主价值观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欧盟推出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个东部邻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睦邻政策（ENP）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欧盟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AA）、提供市场准入和实现签证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极端主义、危机和冲突的问题,进而实现安全和稳定,最终将这些国家绑上西方的“战车”,成为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东部伙伴关系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加上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异常重要,是其再次实现大国复兴梦的关键合作伙伴。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双双向东扩大,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介入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这一带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外交政策不断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东部伙伴关系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东部地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欧盟深感自身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要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回归的严峻现实。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深入理解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特别是综合考察其发展变迁的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审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等制度变迁模式的混合体。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属于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层面,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合作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缘战略目标等方面都对扩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成为改变欧盟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不破坏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优化改造,逐渐调整原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思维,采取利益优先原则,不断寻求务实调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实现渐进转型。地缘政治博弈、安全局势复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民主价值观输出等因素构成“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欧盟在原苏联空间推进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战略,主要以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和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等雄厚的经济力量充当工具,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断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剧了区域地缘政治竞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来自欧美的严厉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寻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为中俄合作的升级和深化提供了契机。欧盟在内外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抛弃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排他性”传统周边政策理念,开始重视与第三方的合作,这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多方合作共赢理念趋于一致,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和重塑。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欧美分歧不断加大以及内部危机频发的现实,欧盟开始寻求“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主权”,努力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周边治理政策,是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整体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统领全文的视角和主线,重点结合地缘政治理论,在深入考察欧盟东部地缘政治演变以及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模式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发展变迁过程中达到的成效和带来的影响,对产生的作用进行审视反思,同时对其推进机制和手段、深层困境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本文认为,欧盟扩大是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扩大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可以看作是扩大的变种,同样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属性。本质上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美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是欧盟推进扩大的一种“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够在全方位分析论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基础上,重点解构欧盟外交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剖析欧盟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继而更深入的认识欧盟内外政策转型调整的未来发展走向。
余建华[2]（2003）在《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进行的一项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文中提及的“南斯拉夫”（或“前南斯拉夫”），一般是指1945-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所涵盖的疆域范围。 本文从南斯拉夫所处的文明结合部这一地缘特征出发，围绕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起伏消长，挖掘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文化和制度根源，梳理和考察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互动。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民族主义为何成为威胁与破坏南斯拉大多民族统一的顽症。2、南共联盟处理民族问题失策的根源何在。3、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与冷战后国际关系。作者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到16世纪，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异的基础上，整个南斯拉夫已分裂为西欧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三大块，形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分野与交融同时并存、交错重叠的状态。这种民族文化错综复杂的状态，铸就了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冲突。由此，文明断层带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其二，在对南斯拉夫具体国情（尤其是民族问题）认识比较成熟的基础上，铁托为首的南共以联邦制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南斯拉夫联邦时期民族问题从缓解到激化的消长历程，其缘由并非在于南共对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的选择，而是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改革中，其联邦制发生了过度分权、强调民族绝对平等的“邦联化”畸变，这种制度变迁上的失误才是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浮水面的主要原委。 其三，20世纪末南斯拉夫失去了冷战时期在东西方对抗中所享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自身还在苏东剧变大潮的冲击中发生着深刻的体制变迁，与政治、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民族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并引起一系列愈益惨烈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着巴尔干半岛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甚至从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导者。由此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明显呈现国际化的特征和趋势，成为错综复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发展的多棱镜。 本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篇两章是关于20世纪中叶以前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时性研究。 第一章从文明结合部的视角阐述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形成的地缘、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基础。指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不仅内涵复杂，而且由来己久，这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文明结合部关联密切。南斯拉夫地处欧洲文明断层带南段，西方天主教拉丁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在此三足鼎立，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造就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第二章在16世纪到二战结束400多年的历史大跨度中，宏观考察南斯拉夫各族的民族认同与冲突。内容为:在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的历史背景五近代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虽然一战促使南斯拉夫统一民族国家梦幻成真，但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霸权统治无视克族等非塞族的民族权益及他们的联邦主义要求，致使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在原有基础上明显突出。二战期间法西斯唆使南斯拉夫各族间相互仇杀，严重地加剧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隔阂和仇恨。 第二篇四章集中分析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是研究冷战时期南斯拉夫联邦民族问题的消长起伏，内容为:在“兄弟团结和统一”的民族政策指导下，铁托为首的南共在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以联邦制重新建立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也一度得到缓解。但随着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南斯拉夫民族关系再现危机;在8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科索沃地区阿族骚乱成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新激化的标志。 第四章主要从宪政改革的视角论述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指出:联邦制作为南斯拉夫国家结构形式，原本是南共蒸秘民族问题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在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却最终陷入了“邦联化”的陷阱，从而在分权与集权的失衡中加速了南联邦的解体。 第五章侧重考察南斯拉夫联邦经济体制对民族问题的消极影响。内容为:在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论指导下，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演变出现过度分权的弊端，既使联邦中央失去了必要的政府干预能力，又使联邦统一市场分割为各个相互封闭的地方经济体系，造就了各共和国经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经济基础。 第六章专就南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进行分析。指出:在民族政策貌似公正的外表下，南共政府实际却犯下把民族平等和差异推向绝对的极端化错误;在错误的“弱塞而强南”观念指导下，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推行钳制塞尔维亚的路线:另外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还表现为民族概念的混乱，包括人为地制造波黑穆斯林民族;这一切均埋下了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祸根。 第三篇三章侧重对冷战后时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的研究。 第七章阐述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内容为:在?
吴瑕[3]（2020）在《美国与亚美尼亚问题研究（1830-1922）》文中研究表明自从美国传教士踏入奥斯曼帝国以来,美国以“海军、商贸和传教士相结合”的独特模式在近东地区扩张,美国传教士与亚美尼亚问题紧紧纠葛在一起。本文以1830年至1922年间美国与亚美尼亚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研究美国对亚美尼亚问题的政策,分析美国对策变化及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影响。美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对于亚美尼亚人的独立倾向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这种独立倾向是导致亚美尼亚屠杀的重要原因。19世纪90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后,引起了美国政府及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国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成为了美国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对于亚美尼亚自治问题以及仲裁“亚美尼亚领土”的反复努力全部以失败告终,同时美国对于亚美尼亚难民的募捐和救济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伴随着亚美尼亚共和国并入苏联和凯末尔革命的胜利,继任的沃伦·哈丁政府不再注重近东地区,美国对亚美尼亚问题的政策基本终结。纵观自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亚美尼亚问题持续关注的历史,实质上是美国特色扩张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即使在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阶段,也给予了亚美尼亚问题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问题的发展。而对于美国的“文化外交”,要一分为二地客观看待。首先,它是推行美式霸权的急先锋,是侵略扩张的另一种方式;其次,美国的“文化外交”也有一定地积极作用。传教士兴办学校、医院,举办救济,挽救了大量亚美尼亚难民的生命,促进了亚美尼亚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地缘、势力、对外政策变化等原因,美国最终也没有解决持续了一百余年的亚美尼亚问题,而苏联最终武力占据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成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最终苏联解决了亚美尼亚问题。美国无法对亚美尼亚问题产生影响,在1922年美国的近东救援会和救济与复兴署撤出高加索地区后,对亚美尼亚问题的关注也告一段落。
孙兴杰[4]（2011）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指出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三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三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三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叠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三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三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三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叠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三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三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三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三个帝国边缘的叠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三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王会花[5]（2019）在《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策略框架研究 ——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次区域介于国家和区域之间,是区域研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研究层次。本研究把欧盟内的次区域力量——维谢格拉德集团（V4）作为研究对象,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以历史演进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考察V4与欧盟的互动环境、互动过程及互动成效,旨在探究次区域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合作机制参与或影响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的进程。V4由位于中东欧地区的四个欧盟中小国家组成,它们之间的合作以地缘关系为联系纽带,以议题合作为导向,以全方位的协商会议为主要运行模式,以在欧盟区域框架内和国际舞台上谋求共同利益为主要合作目标。这一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运行模式主要包含一个网络化的内部对话磋商机制、一个“V4+”拓展性对外合作形式以及轮值主席国制度、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两个支撑性保障机制。V4合作机制在运行中体现出内外两对主要特征:一是合作机制的内部是一个松散耦合的互动结构,形式上虽然较为松散,但在政府和民间各个层面都能找到对接的点;二是在合作机制外部,V4在与欧盟的互动中体现出相互黏连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V4与欧盟的互动模式必然遵循利益共容性、欧盟规则前提以及灵活性三个基本原则。时间上的阶段性演进以及空间上的拓展与深化构成了V4与欧盟互动关系的结构定位。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两者互动的过程,本研究考察了V4加入申根区和参与“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两个典型案例,并深入探索了互动的过程、因果关系以及背后的逻辑。基于互动结构、互动过程和互动案例的分析,本研究归纳并搭建起由互动策略目标体系、互动能力结构体系和互动内容体系三个部分构成的V4与欧盟互动的基本策略框架。策略目标体系为为V4明确与欧盟开展互动的方向,内外强化的能力体系为双方交互提供动力机制,制度—领域双层互动的内容体系保障互动实践的有效实施。综上,本研究认为,次区域合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是区域内中小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选择,有其存在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并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杨剑锐[6]（2019）在《俄国进步党的成立、活动及影响（1905-1917）》文中提出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孕育出了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1905年革命中,以莫斯科青年企业家团体为代表的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并进入了俄国的政治舞台。但是他们在1905年革命中的活动表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和政治改革的中仍处于边缘的地位。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在自由主义左右两翼之间形成中间的跨党派政治集团——进步派。青年企业家团体与这个派别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此外,青年企业家团体在社会领域发起了旧礼仪派大会和经济座谈会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这一新兴的政治派别发展出一套宣扬资产阶级使命的“进步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要求资产阶级应该领导俄国,用和平的手段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革,以建立现代民主国家。1912年末,随着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到来,这一团体联合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力量,成立了俄国进步党。进步党在成立后,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资产阶级权利和地位的一系列主张和要求,并成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进步党对20世纪初期俄国的政治生活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和平时期,进步党在杜马中的活动虽然未能成功推动一个联合反对派的形成,但是进步党借此建立了完善的党团组织、获得了政治经验、扩大了影响力。在战争时期,进步党显示出了它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政党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试图摆脱议会政治的局限,一方面,它积极参与自由主义反对派联盟,在进步同盟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利用社会的力量,组织军事工业委员会以扩展活动的空间,甚至试图寻求与工人运动的合作以加大对沙皇政权压力。这也反映了进步党的成熟。在革命爆发后,进步党成员成为了临时政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参与了其政策的制定。但是,进步党组织的特点使其缺乏应对政治动荡和变革的能力。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组织的基础就被破坏了。这一政党最终在十月革命后消亡。进步党的活动展示了在沙皇政权灭亡前夕,俄国资产阶级的精英希望通过积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避免国家陷入动荡的一次努力。但最终,这一努力失败了,俄国进步党与20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张鹏[7]（2014）在《欧盟援助西巴尔干政策评析》文中研究说明欧盟是西巴尔干最直接和最关键的援助方。冷战终结尤其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欧盟在西巴尔干运用了丰富多样且互为补充的外援工具,并尝试发起有关该地区援助的国际合作倡议,借助"条件性"促使西巴尔干逐步接受欧洲模式。在外援政策的支持与规制下,西巴尔干国家正在经历稳定、转轨与入盟等多重进程,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演变中的欧盟外援模式影响着对西巴尔干的援助,而对于该地区的援助实践则丰富了欧盟外援模式的内涵。
金重远[8]（2005）在《巴尔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变得比以往更为严峻。意大利对半岛怀有很大的野心。希特勒取得政权后,德国通过经济渗透和政治压力攫取了对巴尔干某些国家的控制权。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后,整个巴尔干也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轴心国的同盟国,而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则投身反法西斯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尔干面临新的前景。
张瀚月[9]（2018）在《克里米亚战争与法国的外交政策》文中研究指明克里米亚自古以来便是一块是非之地。地处乌克兰南部半岛和黑海北端,南望博斯普鲁斯海峡,西眺罗马尼亚,北临俄罗斯腹地,此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计其数。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危机加深,欧洲各国加紧争夺,多瑙河上发生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随着英法共同加入土耳其对俄作战,俄土矛盾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克里米亚战争。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所持立场的不同及方法论限制,克里米亚战争在战争起源、战争责任以及战争中的军事与外交等方面备受争议,因而成为了国际关系上极为复杂的难题。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于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时期,法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对战争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法国未必希望迎接这场战争,但它却错误地引起了与俄国在圣地问题上的争吵。英、法、俄之间的关系变化和相互猜忌使得英法最终结为联盟。法国在战场上和外交上付出了比英国更多的“努力”,也因此取得了比英军更为可观的战绩。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的重心转向中亚、东亚等地区,对英国在印度、中国的利益形成了威胁,同时还让法国看到了与俄国结盟的可能性。因此,在英国企图进一步削弱俄国的情况下,法国决定改变策略,率先同俄国达成和解。巴黎条约的签订遏制了俄国在近东的扩张,保全了土耳其的完整,东方问题的发展逐渐“欧洲化”,俄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等先后成为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克里米亚战争并没有彻底解决东方问题,但它在欧洲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直以来,研究者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众说纷纭,要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我们就必须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外交。本文大致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将论述选题意义,回顾国内外学者对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研究的中心议题及创新之处,同时列举文章所使用的相关原始文献及资料来源。第一章将重点介绍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背景,包括在维也纳体系逐渐衰弱的形势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覆灭和第二帝国的建立,第二帝国在战争前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状况。分析俄、土、英、法在君士坦丁堡及海峡地区的矛盾,即“东方问题”的来源。第二章主要探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原因,及法国在战争爆发中起到的作用;分析法俄基督教圣地争端背后隐藏的实质性问题,同时简要探寻路易·拿破仑本人对法国参战的影响。第三章将论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及法军在战场上的活动,包括战争初期和战争中后期法国政府和军队的表现,分析几次重要的战役以及战争与外交之间的联系。第四章简要论述1856年巴黎和会的主要内容,分析战后签订的主要条款及对法国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论述在巴黎和会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欧洲外交舞台上扮演的主要角色,并对法国在本场战争与条约中的得失进行评价。
孟冰寒[10]（2020）在《列宁妥协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首次由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大胆探索并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未曾出现的社会主义新问题,形成了列宁妥协思想。列宁妥协思想贯穿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整个时期,是一笔丰厚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内容丰富,涵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多个环节,对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如何相处的问题列宁提出了许多精辟论点和重要论述。妥协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列宁妥协思想不仅可以理解妥协思想的实质,更能从列宁妥协思想实施的前后过程及结果得出妥协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本文首先侧重于由历史的角度探讨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列宁妥协思想是应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而产生,是应俄国与欧洲大国外交局势的回应,是俄国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客观需求,是俄国社会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列宁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这一阶段欧洲各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俄国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不可避免的卷入欧洲与亚洲战场,国内外矛盾分外复杂,不同的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着俄国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以及俄国社会政治传统为列宁提供了参考,列宁辩证地吸收了上述思想的精髓,整合形成了适合俄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妥协思想。俄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促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俄国的工人运动愈加高涨与复杂,列宁妥协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工人运动将如何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将如何进行,各种思潮如雪涌般冲击着俄国各阶层,列宁妥协思想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需求。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分为探索期、形成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为批判民粹派关于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而于1893年完成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可以视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开端。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前,列宁都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动俄国工人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在这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跨度里,俄国经历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革命运动的初期,妥协是不利于革命的发展,怎么区分不同的妥协,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就极为重要。列宁在多次革命实践中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认真分析经验教训,认为俄国革命需要学会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动进攻,也要认识到在不利形势下有组织的退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利用妥协,保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最艰难的历史关头中不断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列宁妥协思想的探索阶段。从1917年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是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阶段。当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作为国力孱弱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如何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列宁以这些问题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妥协思想,论证了妥协的必要性与客观性,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对苏维埃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如何改变苏维埃俄国窘迫的经济状况成为当务之急。长期战争造成了俄国生产水平大幅倒退,粮食与日常生活必需品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而在战争结束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了农民更大的暴动,造成国家的混乱。但在当时的思想觉悟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如果向农民妥协,实行固定的粮食税,恢复农民自由处理余粮的政策就意味着商品交换原则的恢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在倒退,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列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了大量工作,使退却从理论到实践,总结了苏维埃俄国退却工作的原则与内容,提出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从而对列宁妥协思想作出了重大的深化发展。随着列宁妥协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列宁在妥协思想的形成了丰富的基本内容,涉及包括经济、政治及外交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在恢复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列宁在土地政策上由土地国有化向土地社会化的转变,认为要“善于同中农的妥协”,由“剥夺剥夺者”退到组织“计算和监督”以及实施新经济政策实施“退却”。俄共（布）要想成功掌握和巩固政权除了依靠无产阶级外,还必须处理好与其他阶层、阶级的关系。因此在内政上如何尽可能的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对俄共（布）巩固执政基础来说意义重大。此时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只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来完成,俄共（布）必须团结和吸收其他阶层力量,将摇摆不定的“过渡阶层”吸引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文明资本家、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少数民族在内其他阶层作适当的妥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外交的主要思想。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主张以“和平共处”的方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列宁此时的妥协思想不仅适应了苏维埃俄国在建国初期外交实践的需要,也为后期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因为列宁的妥协思想涵盖了有关政治、经济及外交等多个方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个内涵丰富并且完整的学说体系,针对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进行了创新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随着列宁的逝世,苏联的国家政策逐渐舍弃了列宁制定的线路,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逐渐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继承并发展列宁的相关思想,推动统一战线,争取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最终胜利。推进两制关系的发展新方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新方向,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斗争模式,团结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列宁妥协思想虽然形成于20世纪,但是其中包含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仍旧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巴尔干局势日趋严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巴尔干局势日趋严峻（论文提纲范文）
（1）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和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观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历史制度主义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
| 一、欧洲具有悠久的地缘政治历史 |
| 二、欧盟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框架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的地缘政治环境 |
| 一、冷战后欧盟东部地缘政治的演变 |
| 二、东扩后欧盟东部边界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主动有限接触阶段:1990年-2003年 |
| 二、积极高调介入阶段:2004年-2008年 |
| 三、全面深入参与阶段:2009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模式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路径依赖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路径依赖的机理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模式分析 |
| 一、关键节点一: 俄格战争 |
| 二、关键节点二: 乌克兰危机 |
| 第三节 渐进转型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层叠”式渐进转型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安全稳定诉求是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 |
| 一、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 |
| 二、维持周边安全是欧盟全球战略重点 |
| 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博弈是发展变迁的直接动力 |
| 一、扩大欧盟的战略缓冲空间 |
| 二、平衡成员国地缘偏好和利益目标 |
| 三、协同北约向原苏联空间扩张 |
| 第三节 民主价值观输出是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 |
| 一、促使东部伙伴关系国的体制转型 |
| 二、围绕俄罗斯营造民主示范的包围圈 |
| 三、避免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产生新分界线 |
| 第四节 经济利益需要是发展变迁的外在动力 |
| 一、实现欧盟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 |
| 二、深化与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自由贸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机制和手段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推进机制 |
| 一、签订联系国协定是核心目标 |
| 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
| 三、完善内部市场准入机制 |
| 四、落实“更多换更多”的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欧盟推进“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手段 |
| 一、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市场机会 |
| 二、强化制度建设和保障善政 |
| 三、维护能源安全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
| 四、实施签证自由化和增强流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成效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安全成效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政治成效 |
| 三、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经济成效 |
| 四、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社会文化成效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影响 |
| 一、加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 |
| 二、促进东部伙伴关系国的社会化进程 |
| 三、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 |
| 四、扩大中俄、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困境和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深层困境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内在弱点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外部风险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发展趋势 |
| 一、“安全稳定”代替“模式转型”成为优先目标 |
| 二、坚持“差异化”原则和“量身定制”策略 |
| 三、推出更具包容性的“邻国的邻国”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言 |
| 第一篇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章 文明结合部:民族、宗教的交融、分野与碰撞 |
| 一、 十字路口的国度 |
| 二、 东西方文明交会中的南部斯拉夫各族及王国 |
| 三、 奥斯曼帝国的突入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萌发 |
| 第二章 统一之梦:民族认同和民族冲突 |
| 一、 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 |
| 二、 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发端 |
| 三、 畸变的民族统一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凸现 |
| 第一篇 小结 |
| 第二篇 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
| 第三章 南联邦时期民族问题的消长 |
| 一、 南斯拉夫联邦:“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果实 |
| 二、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再现 |
| 三、 80年代民族问题的发展 |
| 第四章 国家政治结构 |
| 一、 南斯拉夫对联邦制的选择 |
| 二、 宪政改革与联邦制的演变 |
| 三、 分权与集权的失衡 |
| 第五章 联邦经济体制 |
| 一、 自治经济体制的失误 |
| 二、 联邦过度放权改革的弊端 |
| 三、 解决联邦“南北问题”的挫折 |
| 第六章 联邦民族理论和政策 |
| 一、 民族平等与差异的绝对化 |
| 二、 “弱塞则南强” |
| 三、 民族概念的混乱 |
| 第二篇 小结 |
| 第三篇 冷战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国际化 |
| 第七章 国际格局转换中的南联邦解体 |
| 一、 苏东剧变冲击下的南斯拉夫 |
| 二、 多米诺骨牌:分裂与内战 |
| 三、 欧共体及其它方面的国际干预 |
| 第八章 外力干预下的波黑战争 |
| 一、 民族、宗教、领土“三合一”的准内战 |
| 二、 波黑战争中外部国家的因素 |
| 三、 波黑战争期间的国际干预 |
| 第九章 科索沃问题与冷战后国际关系 |
| 一、 科索沃危机的国际化 |
| 二、 科索沃战争:强权政治的登峰之作 |
| 三、 科索沃战争与冷战后世界格局 |
| 第三篇 小结 |
| 结语 关于当前国际政治中民族问题的若干认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美国与亚美尼亚问题研究（1830-192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原因或意义 |
| 1.学术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论文的创新点 |
| 三.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亚美尼亚问题的产生与美国教会的关注 |
|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亚美尼亚问题”的产生 |
|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
| 二.亚美尼亚问题的产生 |
| 第二节 美土经贸往来背景下美国宗教活动的萌芽 |
| 一.19世纪美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往来 |
| 二.早期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 |
| 第二章 亚美尼亚问题国际化后美国的介入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国际化 |
| 一.亚美尼亚问题国际化的开端 |
| 二.从《圣斯特凡诺条约》的废止到《柏林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美国介入19 世纪90 年代亚美尼亚问题 |
| 一.人道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 |
| 二.哈米德屠杀后美国的人道主义救援 |
| 三.美国政府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交涉 |
| 第三章 亚美尼亚问题恶化中的美国因素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恶化 |
| 一.奥斯曼帝国政局的变化 |
| 二.极端思潮对亚美尼亚问题的影响 |
| 三.美国政府与青年土耳其党的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与亚美尼亚屠杀 |
| 一.美国对亚美尼亚人独立倾向的促进 |
| 二.1915年亚美尼亚屠杀 |
|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亚美尼亚问题 |
|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抉择 |
| 一.英国对美国政府态度的影响 |
| 二.美国逐渐向协约国靠拢 |
| 三.美国参战后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 |
| 四.高加索战场上协约国的困境 |
| 第二节 摩根索及他主导下的人道主义活动 |
| 一.摩根索大使的建议 |
| 二.摩根索主导下的人道主义救援 |
|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亚美尼亚问题政策的终结 |
| 第一节 巴黎和会期间美国政策的提出 |
| 一.威尔逊总统对亚美尼亚问题的态度 |
| 二.列强对亚美尼亚问题的交锋 |
| 三.金-克兰调查团和哈伯德调查团的活动 |
| 第二节 巴黎和会后美国的政策 |
| 一.战后美国两大机构的人道主义救济 |
| 二.巴黎和会后威尔逊的新对策 |
| 第三节 威尔逊的亚美尼亚政策失利的原因 |
| 一.“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分歧 |
| 二.威尔逊的独断专行 |
| 三.美国两党对亚美尼亚问题的争论 |
| 第四节 当代美国对亚美尼亚遗留问题的关注 |
| 一.亚美尼亚问题的持续影响 |
| 二.美国总统的声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论文结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1章 帝国：概念与类型 |
| 1.1 帝国与帝国情结 |
| 1.1.1 帝国情结 |
| 1.1.2 帝国的内涵 |
| 1.1.3 帝国的结构 |
| 1.2 帝国的类型学分析 |
| 1.2.1 农业帝国 |
| 1.2.2 游牧帝国 |
| 1.2.3 殖民帝国 |
| 1.3 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 |
| 1.3.1 帝国与多重边界 |
| 1.3.2 两种帝国? |
| 第2章 国家与国家能力 |
| 2.1 两种国家观：韦伯与马克思 |
| 2.1.1 从权力到国家能力 |
| 2.1.2 两种传统（一）：韦伯的视角 |
| 2.1.3 两种传统（二）：马克思的视角 |
| 2.2 国家能力：概念与结构 |
| 2.2.1 国家能力：学术史回顾 |
| 2.2.2 国家能力的“图钉式”结构 |
| 2.3 国家能力的解释力 |
| 2.3.1 国家能力的“缺陷” |
| 2.3.2 国家能力理论的优势 |
| 第3章 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 |
| 3.1 帝国的国家能力：以罗马帝国为例 |
| 3.1.1 霸主阶段：从罗马到意大利半岛 |
| 3.1.2 时间性帝国：迅速扩张 |
| 3.1.3 走向空间性帝国：制度构建 |
| 3.2 内源型国家：欧洲的经验 |
| 3.2.1 “失败国家”带来的反思 |
| 3.2.2 内源型国家的构建路径 |
| 3.2.3 从分到合的逻辑 |
| 3.3 外源型国家：现代性与国家形态转型 |
| 3.3.1 现代性的冲击 |
| 3.3.2 外源型国家构建的诸种路径 |
| 第4章 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 |
| 4.1 帝国、霸权与战争 |
| 4.1.1 霸权与帝国：两种形态与逻辑 |
| 4.1.2 帝国战争与霸权战争 |
| 4.1.3 帝国之后：区域的兴起 |
| 4.2 “东方问题”的几种解读范式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解读“东方问题” |
| 4.2.2 文明冲突的范式 |
| 4.2.3 地缘政治范式 |
| 4.3 “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框架 |
| 4.3.1 东方问题：内涵与本质 |
| 4.3.2 东方问题的分期框架 |
| 第5章 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 |
| 5.1 三大帝国国家能力的变迁概述 |
| 5.1.1 奥斯曼帝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1.2 哈布斯堡帝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1.3 俄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2 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 |
| 5.2.1 文明的接触与对抗：奥斯曼VS.哈布斯堡 |
| 5.2.2 自然边界的分割与土俄战争 |
| 5.2.3 若即若离的俄奥联盟 |
| 5.3 帝国边缘：形成与特征 |
| 5.3.1 帝国扩张与边缘的形成 |
| 5.3.2 边缘的内涵与特征 |
| 第6章 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 |
| 6.1 从帝国体系向霸权体系的转型 |
| 6.1.1 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与扩张 |
| 6.1.2 面向霸权：奥斯曼帝国的初次改革 |
| 6.2 帝国战争与霸权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内外挑战 |
| 6.2.1 来自边缘地区的冲击：希腊革命及阿里 |
| 6.2.2 克里米亚战争：东方问题回归均势 |
| 6.3 欧洲霸权体系与东方问题的互动 |
| 6.3.1 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
| 6.3.2 欧洲变局与近东危机 |
| 第7章 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 |
| 7.1 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 |
| 7.1.1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概观 |
| 7.1.2 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类型与历程 |
| 7.2 巴尔干区域的构建 |
| 7.2.1 巴尔干区域的初步构建与尝试 |
| 7.2.2 战争与巴尔干区域的确立 |
| 7.3 东方问题的终结 |
| 7.3.1 南斯拉夫：次区域秩序的构建 |
| 7.3.2 希土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5）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策略框架研究 ——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次区域合作: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次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主流一体化理论中的分析层次的发展 |
| 二、层次理论对次区域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
| 第二节 次区域合作的概念与类型 |
| 一、次区域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次区域合作的类型划分 |
| 三、欧盟内次区域合作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动条件与互动能力:V4内外合作机制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发展历程 |
| 一、维谢格拉德集团的缘起 |
| 二、加入欧盟前的发展演变 |
| 三、与欧盟互动结构的重建 |
| 第二节 V4内外合作机制框架 |
| 一、多层级对话磋商机制 |
| 二、“V4+”对外合作模式 |
| 三、V4轮值主席国制度 |
| 四、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 |
| 五、智囊机构的独特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结构与互动过程:V4与欧盟的互动关系构建 |
| 第一节 V4与欧盟互动的动态演进 |
| 一、力量失衡的初始阶段(1991-2004年) |
| 二、互动关系的重构阶段(2004-2009年) |
| 三、开启全新互动关系(2009年至今) |
| 第二节欧盟制度框架中的V4 |
| 一、欧盟组织机构中的V4 |
| 二、欧盟睦邻政策中的V4 |
| (一)V4与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 |
| (二)推动西巴尔干地区加入欧盟 |
| 三、欧盟能源安全政策中V4 |
| (一)作为转折点的“V4+能源安全峰会” |
| (二)V4与欧盟能源安全互动的新起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动案例与互动成效:V4与欧盟互动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V4加入申根区案例 |
| 一、入盟前V4在申根事项上的合作 |
| 二、加入申根区的曲折过程与策略 |
| 三、V4如期加入申根区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多年度财政框架”(2014-2020)谈判案例 |
| 一、欧盟2014-2020多年度财政预算 |
| 二、V4在本轮“财政框架”内的利益诉求 |
| 三、V4介入“财政框架”谈判的过程与策略 |
| 四、V4本轮“财政框架”谈判结果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V4对欧盟的互动策略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SWOT分析的V4与欧盟互动原则 |
| 一、V4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基本特征 |
| 二、V4与欧盟互动的SWOT分析 |
| 三、V4与欧盟互动遵循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V4与欧盟互动的策略框架结构 |
| 一、互动策略目标体系为V4与欧盟互动提供了前提保障 |
| 二、互动能力结构体系是V4与欧盟互动的核心动力来源 |
| 三、制度—领域双层互动构成V4与欧盟互动的内容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V4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启示 |
| 一、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合理性及其解释力 |
| 二、次区域合作与元区域互动的适用性 |
| 三、次区域合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
| 主要参考文献 |
（6）俄国进步党的成立、活动及影响（1905-19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进步党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20 世纪初的工业资产阶级 |
| (一)工业化和企业家阶层 |
| (二)莫斯科青年企业家 |
| 第二节 1905 年革命中的青年企业家团体 |
| (一)发表“自由主义评论” |
| (二)组织“七月会议” |
| (三)参与政党组织 |
| 第二章 进步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杜马进步派的形成和活动 |
| (一)和平革新党的成立 |
| (二)杜马进步派的形成 |
| (三)杜马进步派的活动 |
| 第二节 莫斯科进步派的活动 |
| (一)寻求政党同盟 |
| (二)组织旧礼仪派 |
| (三)举办经济座谈会 |
| (四)提出“进步主义”理论 |
| 第三章 进步党的成立 |
| 第一节 进步派力量的成长 |
| (一)自由派的分化与联合 |
| (二)发表66人抗议书 |
| 第二节 组党活动的发起和准备 |
| (一)建立选举联盟 |
| (二)成立选举委员会 |
| (三)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 |
| 第三节 进步党成立大会 |
| (一)大会的议程 |
| (二)纲领和策略 |
| (三)组织和构成 |
| 第四章 进步党的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和平时期 |
| (一)联合自由派政党 |
| (二)组建中左翼联盟 |
| (三)发起信息委员会 |
| 第二节 战争时期 |
| (一)“团结一致”政策 |
| (二)创立军事工业委员会 |
| (三)参加“进步同盟” |
| (四)转向社会斗争 |
| 第三节 革命时期 |
| (一)参与二月革命 |
| (二)进入临时政府 |
| (三)退出政治舞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7）欧盟援助西巴尔干政策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南冲突后的应时救援阶段(1991-1994年) |
| 二波黑战争后的和解重建阶段(1995-1998年) |
| (一)“罗依蒙特进程”与“奥布诺瓦计划” |
| (二)“地区方式”与“政治经济条件” |
| 三战略援助引导地区转轨阶段(1999-2006年) |
| (一)“稳定与联系进程”和“重建、发展与稳定援助” |
| (二)《东南欧稳定公约》与超多边援助筹资 |
| (三)“萨洛尼卡日程”与援助的战略转向 |
| 四协调援助推进分步入盟阶段(2007-2014年) |
| (一)依托“预加入工具”分类引导受援国“达标” |
| (二)推进外援“所有权”改革与西巴尔干合作发展 |
| (三)协调多级援助资金应对金融危机 |
| 五欧盟援助西巴尔干的特性、趋势与挑战 |
（9）克里米亚战争与法国的外交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第一章 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 |
| 第一节 战前法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战前法国与英、俄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法国与东方问题 |
| 第二章 法国与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 |
| 第一节 基督教圣地之争 |
| 第二节 缅什科夫的外交失败 |
| 第三节 法国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
| 第四节 从锡诺普到法英的联合 |
| 第五节 拿破仑三世与战争爆发的原因 |
| 第三章 法国的战场与外交 |
| 第一节 法国的备战 |
| 第二节 从瓦尔纳到塞瓦斯托波尔 |
| 第三节 战场外的外交斗争 |
| 第四节 通往和平之路 |
|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及影响 |
| 第一节 巴黎和会的召开 |
| 第二节 战争的结局及对法国的影响 |
| 结语 |
| 相关大事时间表 |
| 参考文献 |
| 特别鸣谢 |
（10）列宁妥协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激变的欧洲大国政治 |
| (二) 改革与革命之间的俄国 |
| (三) 俄国外交形势的变化 |
| 二、列宁妥协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妥协思想 |
| (二) 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 |
| (三) 矛盾的俄国社会政治文化 |
| 三、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实践需求 |
| (一) 厘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的需要 |
| (二) 非常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 |
| 第二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进程 |
| 一、列宁妥协思想的初步探索 |
| (一) 党的建设初期的妥协思想 |
| (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妥协与斗争 |
| (三) 首次提出辩证地分析妥协 |
| 二、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发展 |
| (一) 首次明确妥协的概念 |
| (二) 对妥协进行进一步区分 |
| (三) 建构妥协思想的体系 |
| 三、列宁妥协思想的成熟完善 |
| (一) 过渡时期的两次退却 |
| (二) 及时停止退却 |
| 第三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经济建设中的妥协 |
| (一) 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转变 |
| (二) 中农政策的转变 |
| (三) 工作形式的转变 |
| (四) 新经济政策的退却 |
| 二、政治联盟中的妥协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 |
| (二) 苏维埃政府对文明资本家的妥协 |
| (三) 苏维埃政府对资产阶级专家的妥协 |
| (四) 苏维埃政府对被压迫民族的妥协 |
| 三、外交政策中的妥协 |
| (一)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与机遇 |
| (二) 保障“两制”和平共处 |
| (三) 《布列斯特和约》的性质 |
| (四) 反对“革命空谈” |
| (五) 驳斥“左派”幼稚病 |
| 第四章 列宁妥协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
| 一、妥协思想的评价 |
| (一) 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
| (二)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妥协理论 |
| (三) 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基础 |
| (四) 妥协思想的局限性 |
| 二、妥协思想的启示 |
| (一) 坚持发展完善党的统一战线 |
| (二) 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新发展 |
| (三) 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斗争的新方向 |
| (四)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巴尔干局势日趋严峻（论文参考文献）
- [1]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D]. 丁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2]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D]. 余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3(03)
- [3]美国与亚美尼亚问题研究（1830-1922）[D]. 吴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 孙兴杰. 吉林大学, 2011(08)
- [5]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策略框架研究 ——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D]. 王会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1)
- [6]俄国进步党的成立、活动及影响（1905-1917）[D]. 杨剑锐.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7]欧盟援助西巴尔干政策评析[J]. 张鹏. 欧洲研究, 2014(02)
- [8]巴尔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J]. 金重远.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3)
- [9]克里米亚战争与法国的外交政策[D]. 张瀚月. 南京大学, 2018(01)
- [10]列宁妥协思想研究[D]. 孟冰寒.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