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邮电部1992年11—12月份企业管理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黎皇灵（LE HOANG LINH）[1]（2015）在《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主要考察研究的内容是冷战时期中国援越抗美的情况,并集中以云南省为例。论文通过多国档案文献资料的梳理和探究,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初步深入探究中国地方省区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援助,评估云南省在中国援越战略中的地位及作用。具体来说,本文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寻求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援越抗美的背后动机、政策起源和实施过程,云南省如何成为中国国防战略中的前沿及越南解放事业的后方,云南对越南经济建设、贸易合作、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帮助,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越南受援省和受援机构与云南省及其对越援助机构的关系等等,最后总结评述云南省援越抗美的特点。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冷战背景下中国在1950年至1975年间对越援助方针及其演变过程。第二章,探讨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及越南争取国际援助的方略,重心在于云南省与中国地方省区援越抗美工作以及越劳党对外援和外贸合作的认识。第三章,叙述云南省帮助越南老街、河江、莱州三省发展农业、工业、基本建设等,以及越南对口受援省的反应。第四章,探讨云南省对越南上述三省的技术、后勤援助,重点围绕中方培训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过程和结果展开论述。第五章,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与云南省地方政府援越抗美进行评估。
郑学伟[2]（2019）在《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私营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对于发展繁荣经济、保障战争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党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逐渐确立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建国后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同时,在各地具体执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分打击私营工商业、急于消灭私营工商业的“左”的错误,以及过于依赖私营工商业、不敢同私营工商业开展必要斗争的右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更好地发展私营工商业,党建立了工商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接管城市工商局的建立,为建国后中央一级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积累了工作经验。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外资企业局,开展私营工商业、外资企业相关工作。中央外资企业局作为单独建制的单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3月,中央外资企业局与中央私营企业局合署办公,中央私营企业局设立了外资企业处。中央私营企业局成立后,开展了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积极宣传阐释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以及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动态;为改变建国初经济落后的局面,中央私营企业局积极做好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除旧布新工作,全面清理、接管官僚资本、敌伪产业,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工作,并为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增强私营工商业投资的积极性,拟定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等。同时,中央私营企业局还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外资企业注册监管等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建国初期,在国家财经统一后,由于市场物价稳定,由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出现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私营工商业发展较为困难。针对此,党和国家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时掌握对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具体组织召开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确立了开展加工订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加工订货工作以中央私营企业局、各地工商局为牵头部门开展,在加工订货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也自然主要由其承担。在此过程中,为更好地开展工商业调整工作,加强中央私营企业局同各地工商局的工作联系,1950年7月15日,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名义署名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加强私企局工作决定》。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调整工商业相关工作,为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加工订货的过程,同时是政府财政工作部门、国营经济将私营工商业纳入计划生产,对私营工商业开展改造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经济形势不好时,私营工商业会要求国家加大加工订货的力度,经济形势好时,私营工商业就会以各种形式抵抗国家的加工订货。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私营工商业更是出现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情况,极大危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及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加大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力度,使私营工商业更好地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经济计划,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同时,“三反”“五反”运动,使私营工商业再一次出现了发展困难、歇业大量增加、城乡物资交流不畅等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开展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各地工商局重点开展了进一步规范加工订货、进一步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督改造、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调整私营工商业的相关工作。1952年11月,中央私营企业局改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从隶属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政务院。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是建国初经济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中央私营企业局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样是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管理这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中央私营企业局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是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力量增强的过程,同时是同地方工商局联系不断加强,建立更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增强改造私营工商业工作力度的过程,这些都为后来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敏[3]（2014）在《中国共产党对武汉邮政系统的接管（1949.5-1951.2）》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对邮政事业的接管是其城市接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以邮政接管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共接管城市这一课题的研究,而且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地处华夏腹地的中心,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经济、交通、人文条件,为武汉邮政的发展提供了极其良好的条件,武汉在民国时期已成为中国现代邮政的中枢。因此,本文将以1949年5月至1951年2月的武汉邮政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大接管的历史背景之下,具体考察中共对武汉邮政的接收、改造与管理,从制度、业务、功能三个层面来窥探武汉邮政系统在大接管时期的真实的历史面貌。在解放战争中,由于连年战争、金融动荡、经济萧条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武汉原有的邮政网络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交通阻滞,邮运线路中断,业务量急剧下降,经营艰难,通信几乎停顿。在解放武汉之前,中共从政策方针、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三个方面对接管武汉邮政系统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解放武汉之后,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不打乱原有的企业机构,达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接管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武汉三镇的邮政局所进行了接收。此后,因阶级斗争的需要和广大职工的意愿,中共对武汉邮政系统的旧职人员、宗派、原有制度、职工的生活境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对其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中共在接管武汉邮政系统的过程中,始终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组织恢复邮政业务,拓展邮运线路,重建邮政中枢。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武汉邮政得到了恢复,并逐步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随着干线邮运的发展,武汉邮局逐步形成中南及西南地区的邮运调度中心。武汉邮政在自身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为发展地方经济、改良社会风气、改革农村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武汉邮政在中共接管之后,拥有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体现出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繁荣国民经济、便利人民大众生活。
丁以德[4]（2011）在《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解放后,中共运用阶级方法分析当时社会状况,认为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等各种势力依然存在并随时会进行破坏活动。考虑到当时不熟悉新区情况和社会基础尚未建立等因素,中共选择了先稳定社会秩序。解放初期一年多时间内,中共着手建立工、农、青、妇、商等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界代表会议帮助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开展政治教育向社会各界灌输新意识形态,使社会成员明确阶级角色；并遣散流民、难民和散兵游勇,打击匪特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活动。这些措施帮助恢复社会秩序,也掌握了社会的基本情况,为镇反准备了前提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匪特活动增加,社会上出现的人心浮动局面,中共增强了敌情意识。中共在抗美援朝时期发动镇反运动以综合解决各类反革命分子,既是解放后一直考虑的问题,也有巩固战争后方的现实考虑。镇反期间,中共分别以清理外层处理社会上,和清理中内层来解决政权内部及中共自身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采取从社会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权内部的步骤,并在不同层面采取了不同模式。各地在打击社会层面各类反革命分子时大张旗鼓开展镇反,通过全面地宣传动员活动来配合镇压行动；而针对中共及政权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清理中内层时,采取了整风审干模式审查清理政权内部异己分子。镇反初期,中共中央批评前期镇压活动中的“宽大无边”,推动各地开展镇压活动。但一些地方对打击目标和程度不明确,一些城市地区也因各种原因使得镇反运动相对落后。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镇反政策,给各地镇压活动提供了惩罚标准,也为普通人提供了判别反革命分子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通过批示转发各地镇反报告和经验来指导各地开展镇反。而各地特别是城市地区大张旗鼓开展镇反,通过各单位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镇反行动,推动镇反运动走向高潮。“双十”指示颁布后,江苏各地检讨前期镇反状况,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收集各类反革命分子名单,开展镇压和宣传活动。解放后,中共原准备花较长时间有序进行土改,以减少失误和社会震动。江苏各地在土改试点和初步推开阶段相对谨慎和注意政策,但地主的不满言论和破坏行为被视作有“变天”思想。一些干部也感觉受到了政策纪律的束缚。抗美援朝后,华东局决定加快土改进程。各地通过加强镇压活动推动土地改革进程,但在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时伴随很多打骂地主等暴力行为。各地结合镇反运动完成土地改革过程中,在处理不同各类人员时也改造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镇反运动的中心逐渐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城市地区通过全方位宣传动员活动配合镇压行动和营造镇反氛围,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其中,南京市解放后通过剿匪肃特等活动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中共中央领导对南京镇反活动的力度不满,多次要求加大镇压力度。南京市结合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开展镇反运动,进行反动党团特成员登记活动,通过各机关单位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及进行镇压行动。南京在第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后,镇反进入高潮时期。南京还结合抗美援朝和宗教革新等运动收回了一些外国教会办理的教育医疗机构,驱逐了教皇代表黎培理等一些外国人出境。镇反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给各地镇压活动提供了量刑标准。依据追溯和类推原则打击解放前的经历,不仅给通过镇反来肃清旧政权基础以依据,也给一般人提供了相对容易的判断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各地依据民愤、血债和数字等标准开展镇压活动,以杀、关、管、放等方式处理了大量各类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得狠、打得准、打得稳”的原则,但一些打击标准的规定本身相对模糊,一些干部受镇反氛围压力和自身水平限制,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状况,并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镇反期间,一些人受到乡土亲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了同情镇反对象的状况。中共根据意识形态建构镇反解释话语和生产宣传产品,通过报刊和宣传网等途径将镇反宣传解释落实到社会基层,并结合控诉活动来营造镇反氛围,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镇反,并推动各界人士与镇反对象划清敌我界限。大规模开展镇反后,各地出现了捕杀过多过火等状况,并造成了案件和犯人积压过多等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疑虑的声音。中共中央因此提前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进行收缩调整。会上决定,从1951年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同时规定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数量限制；会上还要求各地开展清理积案,组织劳改和管制等工作以巩固原有镇反成果。会议后,各地减缓了捕杀行动,组织犯人开展劳动改造和管制活动,并在此基础逐渐形成了劳动改造和管制等制度。各地还在运动期间普遍建立起群众性治保组织整合为治安保卫委员会,接受单位领导和公安局的业务指导,配合镇反运动和维护地方治安。1951年5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后,镇反运动逐步转入清理政权内部异己分子。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在951年夏秋以整风审干模式进行清理中内层,重点审查留用旧人员和录用新人员。清理中内层一般采取学习相关镇反文件,坦白交代个人过去经历,并通过组织来审查处理的方式展开。清理中内层实际上持续了较长时间,并结合当时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司法部门的司法改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审查清理政权内部。机关、团体和企业部门在审查清理个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造。解放前后,中共自身组织和党员数量有很大发展。镇反期间,中共进行整党建党活动清理自身组织,对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政治教育并审核党员的以往经历。由于对解放前国统区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地下党员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镇反期间,一些民主人士也因与旧时代和旧政权的关系而受到一定的冲击。中共在发现一些地方对民主人士的过火状况后,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同时推动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民主党派在支持中共开展政治运动的同时对自身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进行了清理改造。镇反经过收缩巩固前期成果后,1951年9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分析前期镇反开展状况,认为未进行土改的地区、湖沼地带等沿海沿边偏僻地区是镇反不彻底地区；一些新解放区对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打击也不够,会议决定结合各种具体工作和其他政治运动开展镇反补课。但镇反补课活动一度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因而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定完成前期补课任务,并开展取缔会道门和水上镇反等活动。在前期镇反基础上开展取缔会道门活动,通过逮捕会首、登记会道门分子、揭露会道门使用的欺骗手段等方式号召道徒退道。水上镇反则是消灭原有镇反死角地带,结合打击水上犯罪活动和逃亡和隐藏在船上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清查船民情况建立水上管理制度。中共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发动了镇反运动,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政治运动方式综合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其他各种威胁新政权和社会秩序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各类力量。经过不同阶段不同侧重点的镇反运动,打击了社会上大量各类反革命分子,政权内部的人员也被普遍进行了审查和清理,巩固了政权和建立了新社会秩序。
徐涛[5]（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张健康[6]（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提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朱益飞[7]（2015）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三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三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张学娟[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迟爱萍[9]（2006）在《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的财经政策与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通对过新中国第一年中财委实践活动的研究，表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对新国家经济秩序的创立和为经济建设所作的准备。论文从中财委起步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理论准备、从中财委的创立和组织机构基本情况的研究入手；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新中国第一年，中财委在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领导下进行的整饬经济环境、解决财政赤字、统一全国财经、调整工商业、确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等重大经济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发生和进行的过程，正是中财委通过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而推动新旧社会之间传承、断裂、变化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历史活动的分析，论文从纵向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转变；保证战时经济军事供应为主的经济形态，向和平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转变；解放区局部的、分散经营的经济管理体制，向国家全局的、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的转变。论文横向分析、评价的重点是中财委对旧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制度的破除，对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制度的探索及逐步确立。
汤水清[10]（2005）在《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1953-1956）》文中指出上海的粮食计划供应是国家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了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生成。但上海的粮食供应有它自己的历史,日伪统治时期的“户口米”和1940年代末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食米配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计划供应”。这种“计划供应”的负面效应已经变成了上海城市的痛苦记忆,以致在以后实行计划供应时还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解放初期上海实行的重点配售和发薪搭粮,则对稳定大局和发展合作社制度起过积极作用。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解放后的粮食供应得到了政府的充分保障,在统购统销前夕,全国粮食供应出现紧张的时候,上海的粮情仍比较稳定。上海粮食供应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决定了它在建立粮食计划供应制度过程中的特殊性。 计划供应是粮食供应制度上的重大变革,为使这种变革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上海市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以粮食管理部门为主的粮食计划供应机构;并逐步形成了市、区、街道办事处和基层单位与里弄为主线,而以基层单位与里弄为主体的宣传动员体系。这为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组织保证与舆论基础。 从步骤上看,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与国家总体步骤大体一致,但又不尽相同。它经历了四个过程:首先是把全市的私营米店改造成为国营粮食公司的代销店,将其纳入到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从而为粮食计划供应创造前提条件;其次是定点供应,固定供应与消费的关系;再次是按户计划供应,以户为单位将家庭用粮固定下来;最后是以人定量供应,将用粮计划落实到个人。这四步既前后相继,又有所区别。但总的趋势是越到后面越复杂、越细致、越严格。尤其是定量供应,它将个人的口粮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分等定量,然后凭票证购粮,为此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票证管理制度。定量供应办法的实施,表明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最终确立。 上海粮食计划供应的每一步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但在不同的阶段,不同阶层、不同人员的反应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既与各自的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城市的历史记忆相联,还与计划供应的动员方式、宣传效果、具体办法等等有着密切联系。总体上说,随着计划供应制度的逐步加强,人们的心理从最初的恐慌、不安到后来的认同,表现在市场上是从最初的抢购、囤积到后来的平静。 考察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过程,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从积极的方面看,粮食计划供应在产不应需、供不应求的状况下,保证了粮价、物价的平稳和社会的稳定;保证了居民低水平的粮食消费。从消极方面看,粮食计划供
二、邮电部1992年11—12月份企业管理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邮电部1992年11—12月份企业管理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四、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后中越关系与中国对越援助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中国与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1950—1954) |
| 第二节 中越对南越斗争方针分歧与中国对越援助(1955—1960) |
| 第三节 中国对越方针调整与加强援越(1960—1965) |
| 第四节 中国全力援越抗美与对越方针新变化(1965—1975)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地方省区与援越抗美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总方针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对越援助政策 |
| 第三节 云南省与中国地方省区援越工作 |
| 第四节 越南争取中国及地方省区援助的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与越南三省的经济建设 |
| 第一节 农业领域 |
| 第二节 工业领域 |
| 第三节 基本建设领域 |
| 第四节 越南对口受援省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省对越三省的技术、后勤援助 |
| 第一节 培养实习生、技术干部领域 |
| 第二节 医疗领域 |
| 第三节 物资运输领域 |
| 第四节 外贸领域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的评价 |
| 第二节 关于云南省援越抗美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确立 |
| 一、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逐步确立及完善 |
|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私营工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及出现的问题 |
| 一、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 |
| 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 |
| 第二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和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地方工商局的建立 |
| 一、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工商管理部门的建立 |
| 二、解放后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建立 |
| 第二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构成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发展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的组织架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领导构成 |
| 第三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商体制 |
| 一、中央一级工商体制 |
| 二、大行政区一级工商体制 |
| 三、各省及大中城市的工商体制 |
| 第三章 做好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
| 第一节 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状况 |
| 一、宣传、贯彻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
| 二、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 |
| 三、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 |
| 第二节 做好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除旧布新工作 |
| 一、清理企业公私股权 |
| 二、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 |
| 三、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 |
| 第四章 多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相关工作 |
| 第一节 参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 |
| 一、起草《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 |
| 二、各地工商局指导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
| 三、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工作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一、各地工商局各自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二、《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的颁布 |
| 三、领导开展全国统一的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四、商标注册监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开展外资企业注册监管工作 |
| 一、解放前党对外资企业的政策 |
| 二、中央外资企业局的建立及外资工作的开展 |
| 三、各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外资企业登记监管工作 |
| 第五章 私营工商业调整中的中央私营企业局 |
| 第一节 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 |
| 一、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的表现及原因 |
| 二、征求对私营企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 |
| 第二节 落实第一次私营工商业调整的政策 |
| 一、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 |
| 二、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加工订货 |
| 三、由加工订货衍生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 |
| 第三节 第二次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及开展的主要工作 |
|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及对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
| 二、第二次私营工商业调整中开展的主要工作 |
| 结语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发展是符合当时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各项工作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中国共产党对武汉邮政系统的接管（1949.5-195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接管城市研究概况 |
| (二) 武汉邮政研究概况 |
| 三、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范围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思路与框架内容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解放前武汉邮政概况 |
| 一、武汉邮政的历史沿革 |
| (一) 晚清邮政 |
| (二) 中华邮政 |
| 二、解放前夕武汉邮政系统面临的困境 |
| (一) 交通阻滞,邮运线路中断 |
| (二) 通货膨胀,邮局经营艰难 |
| 第二章 军管会对武汉邮政系统的接收 |
| 一、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 (一) 接管政策 |
| (二) 地下党的保局、护局运动 |
| (三) 组织力量 |
| 二、军管会接收武汉邮政系统的概况 |
| (一) 接收邮政系统的过程 |
| (二) 接收到的单位、人员及物资 |
| (三) 军管会快速接收邮政系统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共对武汉邮政系统的改造 |
| 一、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大改造 |
| (一) 处理旧职人员 |
| (二) 消弭宗派斗争 |
| 二、邮政职工意愿下的大变革 |
| (一) 改革邮政制度 |
| (二) 改善生活境遇 |
| 第四章 中共对武汉邮政系统的管理 |
| 一、管理体制与机构的变动 |
| (一) 变更管理体制 |
| (二) 调整管理机构 |
| 二、武汉邮政中枢的重建 |
| (一) 业务种类与业务量的增加 |
| (二) 邮路的恢复与拓展 |
| (三) 财务收支渐趋平衡 |
| 第五章 建国初期邮政的价值体现 |
| 一、邮政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 (一) 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精简节约运动 |
| (二) 辅助社会风气的改良：书报发行检查 |
| (三) 配合农村社会的改革：邮务队员下乡 |
| 二、邮政的功能与效应 |
| (一) 增进政治认同,巩固人民政权 |
| (二) 沟通内外联系,恢复国民经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回顾和问题意识 |
| 一、学术回顾及分析 |
| 二、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使用材料和研究方法的说明 |
| 一、研究范围和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资料的介绍 |
| 三、认识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从接管到发动镇反运动 |
| 第一节 镇反运动的缘起与社会条件 |
| 一、解放初中共的敌情意识和现实选择 |
| 二、江苏接管中的谨慎与宽容政策 |
| 三、建立群众组织与开展政治教育 |
| 四、遣散流亡人口与户口登记活动 |
| 第二节 剿匪肃特：打击威胁社会秩序的现行破坏活动 |
| 一、分工负责、军政结合的剿匪活动 |
| 二、解放后的肃特活动 |
| 三、1950年春灾荒对治安的影响 |
| 四、人心浮动增强了中共的敌情意识 |
| 第三节 镇反运动的发动 |
| 一、抗美援朝：发动镇反的直接动因 |
| 二、“宽大无边”：个人因素、司法现状与政策转变 |
| 三、苏南、苏北的镇反动员与布置 |
| 第三章 清理外层：大张旗鼓的社会层面镇反 |
| 第一节 镇反运动成为中心任务 |
| 一、中共中央对镇反运动的推动 |
| 二、反动党团特登记活动 |
| 三、“此紧彼松、此松彼紧、一紧一松”的镇压策略 |
| 第二节 镇反运动中的宣传动员 |
| 一、从抗美援朝宣传解释到向镇反动员的转换 |
| 二、南京社会各界的镇反动员活动 |
| 三、镇反动员活动中的三个层面 |
| 第三节 镇反与土地改革结合：从“谨慎小心,稳步前进”到“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 |
| 一、镇反与土地改革的双向互动 |
| 二、“小心谨慎”的土改试点和局部展开阶段 |
| 三、苏南全面土改阶段的镇反活动 |
| 四、斗争地主过程中暴力手段的使用 |
| 五、土改结合镇反对农村社会中的政治结构的改变 |
| 第四节 南京社会层面的镇反 |
| 一、南京镇反运动的开始阶段 |
| 二、镇压行动进入高潮时期 |
| 三、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 |
| 第四章 镇反运动中的操作要素——以社会层面镇反为主要对象的考察 |
| 第一节 镇反期间的法制状况 |
| 一、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原则与标准 |
| 二、史良和苏联顾问视察司法、检察机关时发现的问题 |
| 三、镇反打击活动的失误与纠正 |
| 第二节 镇反话语、文化生产和控诉情境 |
| 一、报刊和宣传网掌握镇反话语权 |
| 二、配合镇反需要的文化生产 |
| 三、诉苦：镇反运动中的情境与情感 |
| 第三节 社会成员在镇反运动中的适应与调整 |
| 一、社会成员从传统伦理到明确敌我界限 |
| 二、社会成员在镇反运动中的行为选择 |
| 第五章 清理中内层：以整风审干模式对政权内部的审查清理 |
| 第一节 巩固前期镇反成果的举措 |
| 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的收缩调整 |
| 二、清理积案 |
| 三、组织劳动改造与管制活动 |
| 四、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
| 第二节 镇反转入政权内部 |
| 一、清理中内层与整风审干模式 |
| 二、清理中层的大致状况 |
| 三、苏北行署中的清理中内层活动 |
| 四、审查清理政权内部活动的延续 |
| 第三节 民主改革、思想改造和司法改革等运动与清理中层的结合 |
| 一、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 |
| 二、清理中层与思想改造运动的结合 |
| 三、司法改革中的批判旧法与人员调整 |
| 第四节 整党建党与清理内层 |
| 一、整党建党中的审核党员 |
| 二、清理内层对地下党员的冲击 |
| 第五节 镇反与统一战线 |
| 一、民主人士的学习与改造 |
| 二、镇反对民主人士的冲击与照顾措施 |
| 三、民主党派的“自我清理” |
| 第六章 镇反运动补课、扫尾和结束 |
| 第一节 镇反的评估与补课 |
| 一、第四、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的分析评估 |
| 二、结合其他任务进行镇反补课 |
| 第二节 镇反尾声和结束 |
| 一、会道门在建立新社会秩序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
| 二、取缔会道门的一般状况 |
| 三、水上镇反：镇反的尾声 |
| 四、镇反运动的结束 |
| 第七章 思考与结语 |
| 一、镇反是以政治运动方式完成巩固政权的传统任务 |
| 二、镇反运动是巩固政权与社会改造的结合 |
| 三、镇反运动是革命惯性的延续 |
| 附录 |
| 附录(一) 五首镇反歌曲 |
| 附录(二)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 |
| 附录(三)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7月)》 |
| 附录(四) 《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950年9月)》 |
| 附录(五)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1950年10月10日；即“双十”指示)》 |
| 附录(六) 《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1950年11月3日)》 |
| 附录(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21)》 |
| 附录(八) 《扬州市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办法的通知(1951年5月19日)》 |
| 附录(九) 《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1951年6月23日)》 |
| 附录(十)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理反革命罪犯积案的指示(1951年8月 |
| 附录(十一)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 |
| 附录(十二) 《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工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1951年3月)》 |
| 附录(十三)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1951年11月5日)》 |
| 附录(十四) 《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1952年5月2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 |
| 一、1980年代前中共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演变 |
| 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原因分析 |
|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和功能定位 |
| 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机制和议题设置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0-1984) |
| 一、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指导“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 |
| 三、初步酝酿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改革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4-1987) |
| 一、积极应对经济波动 |
| 二、参与“七五”计划的编制 |
| 三、实行“价格双轨制” |
| 第四章 十三大召开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1989) |
| 一、高层决定“物价闯关” |
| 二、提出“治理环境、深化改革”的方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学术研究回顾及趋势 |
| 四、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分析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 |
| 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基本理论 |
| (一)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基本条件 |
| (三)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 |
| (四)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
| 二、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 |
| (一) 政治参与的概念探讨 |
| (二) 政治参与的主要分类 |
| (三) 政治参与的常见形式 |
| (四) 政治参与的基本意义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理论指导 |
| (二)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策略指引 |
|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是基本来源 |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 |
| 一、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 (一) 政治认同基本内涵 |
| (二) 政治认同生成过程 |
| (三) 政治认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认同 |
|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四)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 |
| 三、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 |
| (一) 1921-1927：合作下的暗流涌动与认同分化 |
| (二) 1927-1931：对国民政府的追随和对中共的政治排斥 |
| (三) 1931-1937：对中共政治偏见的初步消除及政治认同的再考量 |
| (四) 1937-1945：抗战中的互动与政治认同的初步形成 |
| (五) 1945-1949：第三条道路的破灭与政治认同彻底转向 |
| 四、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相互政治认同的历史启示 |
| (一) 不断追求政治民主化是政治认同的政治基础 |
| (二) 实现体系内利益平衡是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 |
|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是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 |
| (四) 有效的私人接触是双向政治认同的情感基础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概说 |
| 一、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生态学分析 |
| (一) 政治生态学解析 |
| (二)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生态学分析 |
| (三)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生态分析的价值 |
| 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 |
| (一) 人民政协 |
| (二) 人民代表大会 |
| (三) 工商联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分析 |
| (一) 民主信念 |
| (二) 利益驱动 |
| (三) 政党支持 |
| (四) 政治分配 |
| (五) 政治情感 |
| 四、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模式 |
| (一) 政治选举 |
| (二) 政治决策 |
| (三) 体系介入 |
| (四) 政治接触 |
| (五) 政治运动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 |
| 一、筹建新中国进程中的政治参与 |
| (一) 思想和行动上表达政治参与意愿 |
| (二) 政协筹备会议及一届政协会议中的政治参与 |
| 二、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参与 |
| (一) 土改中的政治参与 |
| (二) 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参与 |
| (三) “五反”运动中的政治参与 |
|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政治参与 |
| (一) 推动工商界在思想上认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
| (二) 为改造献言献策 |
| (三) 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阶级基础的利益诉求 |
| (四) 大资本家积极率先示范 |
| 四、其他方面的政治参与 |
| (一) 经济建设中的政治参与 |
| (二) 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参与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 |
| 一、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价值 |
| (一) 政治价值：实现了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
| (二) 经济价值：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
| (三) 社会意义：有效维护新中国社会稳定 |
| 二、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不足 |
| (一) 历史与现实导致的制度性缺陷制约政治参与功能 |
| (二)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素质影响政治参与效度 |
| (三) 中共自身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政治参与发展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 |
| (一) 始终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 |
| (二) 政治参与主体的素质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 |
| (三) 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是问题关键 |
| (四) 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基本保障 |
| (五) 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 |
| 第六章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启示 |
| 一、私营经济的再生和私营企业主的形成 |
| (一) 私营经济的再生 |
| (二)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探讨 |
| 二、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基本现状 |
| (一)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 |
| (二)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历程 |
| (三) 新时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路径 |
| (四) 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
| 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启示 |
| (一) 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 |
| (二) 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 |
| (三) 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 |
| (四) 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
| (五) 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 |
| (六) 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Summary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回顾和公开文献资料介绍 |
| 三、研究思路、结构和方法 |
| 四、本课题研究的特点 |
| 第一章 中财委起步的历史条件 |
| 一、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总崩溃 |
| 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区财政经济蓬勃发展 |
| 三、中共财经工作方面的理论准备 |
| 四、《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运行目标和经济政策 |
| 五、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面临的历史任务 |
| 第二章 中财委的创立和组织机构 |
| 一、中财委的前身 |
| 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
| 三、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
| 四、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机制的确立 |
| 五、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 |
| 第三章 指挥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 |
| 一、整顿金融秩序 |
| 二、统筹调拨和调控市场物资 |
| 三、中财委主持的上海财经会议 |
| 四、新中国成立后对物价的综合治理 |
| 五、中财委迅速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原由分析 |
| 第四章 实施解决财政赤字的措施和城乡税制的建立 |
| 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严峻财政形势 |
| 二、参与决策和部署发行新中国第一笔国债 |
| 三、拟订新中国第一个概算 |
| 四、公债发行和概算拟订的社会效益及后续工作 |
| 五、税政的初步统一和税收的整顿 |
| 第五章 统一管理全国财政工作 |
| 一、实现财经统一管理的历史必然性 |
| 二、中财委在财经统一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和党内外对决策的认同 |
| 三、中财委领导全国财经统一工作的实施 |
| 四、对财经统一工作历史作用的初步认识 |
| 第六章 主持全国工商业调整 |
| 一、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境及缘由 |
| 二、中共中央调整工商业的决策过程及中财委的作用 |
| 三、中财委领导工商业调整政策的实施 |
| 四、对1950年工商业调整的几点认识 |
| 第七章 引导确立国营经济在多种经济成份中的领导地位 |
| 一、新中国国营经济的建立和接管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
| 二、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落实和生产恢复的初步准备工作 |
| 三、积极探索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
| 四、引导国营企业走上纳入国家计划的经营轨道 |
| 五、确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
| 第八章 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之路 |
| 一、策划和指导召开系列专业会议 |
| 二、以城乡交流推动工农业经济的恢复 |
| 三、确定水利和交通为经济恢复的重点 |
| 结论 |
| 一、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中的主要政绩 |
| 二、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政绩取得的主要原因 |
| 三、历史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二元化运动与粮食统购统销 |
| 二、上海的独特性与上海粮食计划供应的时空 |
| 三、学术史的回顾 |
| 四、文献、方法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与此前的上海粮食供应 |
| 第一节 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
| 一、1953年夏秋的粮食收购危机 |
|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
|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统购统销政策 |
| 第二节 上海粮食计划供应的历史沿革 |
| 一、日据时期的“户口米”与抗战胜利后的食米配售 |
| 二、解放初期的重点配售与发薪搭粮 |
| 第三节 计划供应前的上海粮情 |
| 一、市场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 |
| 二、市场供应由公私并重转向国营垄断 |
| 三、供应品种由多元转向单一 |
| 小结 |
| 第二章 粮食计划供应机构的建立与市场的改造和管理 |
| 第一节 粮食计划供应机构的建立 |
| 一、从粮食公司到粮食局 |
| 二、定点供应与按户计划供应的组织机构 |
| 三、定量供应的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对私营米店的改造 |
| 一、私营米店改造为代销店的具体措施 |
| 二、私营米店改造后大米市场的变化 |
| 三、私营米店改造后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供应网点的调整与市场管理的加强 |
| 一、供应网点的调整 |
| 二、市场管理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三章 计划供应的宣传动员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米店的宣传动员 |
| 一、私营米店实行代销前的宣传动员 |
| 二、私营米店实行代销后的宣传 |
| 第二节 定点供应时期的宣传动员 |
| 一、对定点供应的宣传动员 |
| 二、对节约粮食运动的宣传 |
| 三、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 |
| 第三节 按对象定量供应时期的宣传动员 |
| 一、按户计划供应的宣传动员 |
| 二、动员农民回乡运动 |
| 三、定量供应的宣传动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计划供应的实施办法(上) |
| 第一节 定点供应的实施办法 |
| 一、嵩山区试点 |
| 二、定点供应的具体办法 |
| 三、定点供应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按户计划供应的实施办法 |
| 一、居民购粮办法 |
| 二、伙食团与行业用粮办法 |
| 第三节 核实用粮计划 |
| 一、核实伙食团和行业用粮计划 |
| 二、核减居民用粮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供应办法的实施(下) |
| 第一节 定量供应办法的实施 |
| 一、确立定量标准 |
| 二、工种划分与分等归类 |
| 三、评级定量 |
| 四、各种用粮的供应手续 |
| 第二节 定量供应中的票证管理 |
| 一、票证的发行与领取 |
| 二、票证的使用与解缴 |
| 三、苏浙沪粮票通用 |
| 第三节 军粮供应 |
| 一、定点供应时期的军粮供应办法 |
| 二、按对象定量供应时期的军粮供应办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粮食计划供应的社会反响与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粮食计划供应的社会反响 |
| 一、供应网点改造时期的各方反应 |
| 二、实行定点供应的社会反响 |
| 三、按对象定量供应时的社会反响 |
| 第二节 外流管理 |
| 一、外流现象 |
| 二、外流管理办法 |
| 三、外流检查 |
| 第三节 调剂余缺与调整定量 |
| 一、调剂余缺 |
| 二、临时补助 |
| 三、调整定量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一) 调查采访对象简介 |
| (二) 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建立中的若干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四、邮电部1992年11—12月份企业管理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D]. 黎皇灵（LE HOANG L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2)
- [2]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D]. 郑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中国共产党对武汉邮政系统的接管（1949.5-1951.2）[D]. 王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4]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D]. 丁以德. 南京大学, 2011(03)
- [5]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D]. 朱益飞. 扬州大学, 2015(10)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D]. 迟爱萍. 复旦大学, 2006(02)
- [10]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1953-1956）[D]. 汤水清. 复旦大学, 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