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化中的出资分配和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肖华杰[1]（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周辰[2]（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贺琪[3]（2020）在《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及其实现》文中提出作为一种结构化金融创新模式,资产证券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发展和应用,而特殊目的载体正处于这一“金融炼金术”的核心。长期以来,关于特殊目的载体的研究文献资料不胜枚举。在我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步“试水”资产证券化开始以来,对于资产证券化的介绍及其交易机制的法律研究日渐增多,而且关于资产证券化及特殊目的载体的研究已横跨法学、经济学、银行学等多个学科范畴。同时,伴随着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则的持续完善,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也是一日千里,尤其是2014年以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增量和存量规模均创下新的记录。近两年多时间里,随着存量资产支持证券偿付逐步到期,市场中相继出现各类资产证券化项目的评级下调事件,甚至多个项目出现违约偿付,基础资产现金流发生严重困难。面对这样的情形,抛开整体经济周期性以及监管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聚焦于资产证券化本身的交易机理,分析并探究这一项金融交易创新机制的内核所在。通过分析发现,在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和整体架构当中,无论是基础资产的独立及现金流的保障,还是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间的偿付安排,亦或是各中介管理服务机构之间的配合与道德风险防控,均与特殊目的载体存在关联。那么,特殊目的载体在资产证券化交易机制应当如何进行定位,其功能应当如何界定,该功能又应当如何通过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机制和特殊目的载体自身的必要配备来实现,成为一个具有研究必要和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为:从当前资产证券化实践问题出发,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重探究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缺失对资产证券化问题的不利影响（第一章）;接下来,将聚焦在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整体研究上,归纳总结出特殊目的载体所应当具有的核心功能及两大制度功能（第二章）;在明确特殊目的载体功能之后,遵循主体和行为的基本逻辑,从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和行为基础出发,分别研究分析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具体方式和路径（第三至第五章）。在组织基础部分,明确特殊目的载体应当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事主体而存在;在行为基础部分,引入行为范式理论,并形成特殊目的载体应当具有的行为范式及其实施路径。除导言与结语外,全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问题与成因。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下来,主要表现为: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仍然未脱离对主体信用的依赖、发起人经营状况与基础资产质量的关联程度过高、缺乏对基础资产甄别与筛选的严格把控以及现金流归集管控存在漏洞等。从特殊目的载体的研究角度出发,深究前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理论探索和认知不足、特殊目的载体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环境融合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或冲突、资本市场监管格局与部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以及资产证券化发展迅猛与制度供给滞后性之间存在矛盾。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缺失对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难以发挥以基础资产为支撑的资产证券化信用机制效能、难以保障资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体系的稳固与平衡、难以保障现金流归集管控的安全到位。由此,我国当前资产证券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缺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对特殊目的载体功能进行科学定位并完善保障其功能实现的制度举措和机制,将有利于缓解和解决资产证券化的现存问题。第二章,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从基本原理、交易环节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多重立足点出发,结合对当前问题及产生原因的分析,归纳总结出特殊目的载体功能:“一个核心功能”和“两大制度功能”。“一个核心功能”即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具体表现为“两大制度功能”,即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和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保障基础资产独立是特殊目的载体的首要制度功能,基础资产的独立也是资产证券化金融创新机制的根本所在。缺少了基础资产的独立,资产证券化所独有的资产信用支撑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特殊目的载体通过三个方面来保障基础资产的独立:首先,创设基础资产独立的承载主体。基础资产在实现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真实销售之后,呈现出了资产人格化的趋势,即基础资产本身具有取得独立法律主体资格的倾向,由此作为基础资产承接平台的特殊目的载体应当首先构造出持有并管理基础资产的主体;其次,特殊目的载体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之间实现真实销售与破产隔离。这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过程,特殊目的载体需要将基础资产的权益和风险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实现彻底分割,并且需要防范来自特殊目的载体自身和发起人（原始权益人）两个破产风险的影响。同时,在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间,特殊目的载体还应当保障基础资产的产权安全和稳定存续,消解对基础资产及其产生的现金流权属争议或者被侵占、混同、挪用的风险,以及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在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功能当中,特殊目的载体缔造出了资产证券化相比于股权、债权融资的制度优势,实现了融资信用机制转变和风险再分配,创设出新型的财产权关系和对于融资者的控制关系,并实现现金流和交易信息的统合与均衡配置。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确定,是其发挥制度价值的关键所在。第三章,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从法律属性的视角审视,特殊目的载体是一种契约集合还是特定的法律主体,两大法系之间存在认知的差异。在英美法系当中,契约精神历史悠久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强大的法律穿透力。合同解释或契约视角,为客观认识法律组织体特别是商事主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但是,将特殊目的载体视为一个契约集合体,难以解释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主体本质,二者在构建原理、运作方式和责任机制方面均存在不同。通过对美国特殊目的载体组织形态的考察,认知到特殊目的载体组织形式在美国法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与之相对应的大陆法系,则更加关注法律主体的独立性和财产权的具体归属问题,并形成了严密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因此,运用大陆法系的思维来分析资产证券化中的财产权关系和特殊目的载体的组织属性,则会更加强调和突出特殊目的载体作为法律组织体的特性。同时,特殊目的载体与财团法人、中介组织以及信托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分,这也突出了特殊目的载体在目的、形态和存续方面存在的特性。从实现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角度来看,有必要赋予特殊目的载体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并将其纳入特殊商事主体类型的范畴。第四章,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行为范式理论的引入。欲保证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实现,除了具备必要的组织基础之外,特殊目的载体实施特定行为也是基础性条件之一。从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目的来看,其本身的行为能力和行为范围确系有限。但是,如果将特殊目的载体完全界定为被动不作为的“通道”,则资产证券基本原理所赋予的制度功能将难以实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被动不作为的“通道”特殊目的载体,仅仅是作为承接基础资产,并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在风险和权益上相隔离的法律载体,尚无法发挥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和安全以及其他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与普通商事主体的行为不同,特殊目的载体基于特定目的,在设立之初就已经划定了行为范围和行为方式。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借鉴了科技哲学领域的范式理论,并将其运用到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研究之中。范式理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代表了一种探索与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行为范式则是范式理论逻辑上的种概念。行为范式可以理解为某一个行业或行为主体应当具有的稳定成熟的、合乎常规或法理的行为模式。而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式,具有标准化、不可通约性、层次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这个五个方面的特征,可据此来解剖并深入分析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同时,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式还应当遵守统合性、合法合规性和谦抑性三原则。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引入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能够系统化解构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构成、合理界分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围、为特殊目的载体行为提供模式遵循以及防范特殊目的载体的越权及其他风险行为。这些价值,为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行为保障。第五章,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行为范式的实施。在行为范式理论的指引下,特殊目的载体通过具象化的行为才能达到功能实现的目的。在“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之中,包含了避免特殊目的载体破产风险和限定特殊目的载体对外经营范围两个主要部分。特殊目的载体具备破产隔离的能力是所有资产证券化的基石,美国资产证券化中避免特殊目的载体自愿破产,主要通过设定特殊目的载体章程、发起人协议或者其他组织性文件等,对申请自愿破产的情形加以限制来实现的;日本资产证券化避免特殊目的载体自愿破产则更加注重事前的预防和规制。这两部分的行为范式,是保障基础资产独立、价值和安全重要路径。“重塑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之中,以行为对象为标准,将行为范式划分为针对发起人、投资者和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三大类。在与发起人的行为范式中,特殊目的载体需要承接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并抵御可能的实体合并风险。真实销售需要遵循法律意义上的严格标准,而避免实体合并除了具备真实销售标准外,还需要关于控制关系是否存在的判断规则;在与投资者的行为范式中,既需要强化资产支持证券的信息披露,又需要确保现金流的依法归集和分配,还应当理性运用信用增级措施,实现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全流程化;在与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范式中,特殊目的载体应当发挥作为委托方的监督职责,明确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职责边界,并防范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最后结语部分,通过上述五个章节的阐述,总结本文对特殊目的载体的定位:特殊目的载体基于特定目的,拥有特定的功能,并需要特定法律组织形态和特定行为范式来实现该项功能。如此,方能充分发挥出资产证券化金融创新和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效用,保障资产证券化事业稳步发展。
谈笑[4]（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王爱武[5]（2018）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企混改的进程非常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个案出现,从1993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实施,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确认却晚于这些实践工作。我国混改经历了先试点,再调整,最终以理论、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这与我国改革过程中行动领先理论的特点相符。国企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公司化、股份制,管理方式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司治理。国有出资人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相伴而行,也开始了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行为。1993-2003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欠佳,制度体系不健全,导致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了加强约束,国家在立法工作上强化了维护股东权益的立场,这使得公司治理行为在我国实施之初,就采取了股东会中心的治理模式。后来随着国企推进股份制工作,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有出资人同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形成中国最早的“中小股东”。他们数量众多,又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导致公司治理行为又具备了一些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最早以国企为主,国有股东直接任命企业经营者,导致大股东与内部人利益一致,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公司治理行为,这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国企混改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深化而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而传统的国企公司治理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发展需要。本文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国企混改历程的分析,探讨国企混改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混改国企的公司治理趋势与模式选择。本文研究主题是混改过程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全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种形式,以及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概况。第二节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方式。第三节回顾了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沿革。第三章是从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出资人身份研究。其中,第一节回顾了建国初期至1978年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时的国家出资人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总貌,以及当时暴露出的两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出资人作为国企所有者三重身份叠加问题,以及国企中内部人的劳动激励与约束问题。第二节研究回顾了国有出资人旨在提高国企效率展开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分析了出资人与企业在改革方面存在的偏差问题。本章特别指出,国有出资人试图摆脱国企债权人的角色,但在当时外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该目标并未达成。第三节系统阐述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随着外部市场的不断发展,国有出资人努力从国企所有者向股东转化,通过混合来促进国企转型改革。第四节描述了国有出资人如何建立了财政部门+国资委的国资、国企监管模式,并解读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第四章是混改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及成因剖析。第一节深入探讨了我国股份制公司以及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系统成因。第二节系统阐述了混改中国企公司治理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国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第五章是关于伪公司治理结构的解析。本章分为四节,探讨了伪公司治理的定义和特征,成因及土壤,及其对混改的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第六章是国际的公司治理借鉴,本章介绍、分析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与日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各自局限,并提出对我国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借鉴经验。第七章是国企混改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历史及未来趋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同时分析了以此为基础的国企混改难点。第二节提出本文的观点,未来混改国企需要采纳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以促进资本的“共融”,并描述了利益相关者中心的独特特征。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定位和应发挥的优势,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利益相关者中心的公司治理环境和行为。第八章是未来国企公司治理效率优化的微观机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阐述混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需要做出的努力和调整。第二节指出不同资本形成的系统性垄断格局,这种格局必须予以打破,否则可能使企业混改流于形式。最后是案例分析。作者希望通过对民航业中的海航控股混改的案例分析来印证本文的部分分析结论和预测。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于国有出资人的身份转变行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济系统发展初期,政府被迫为国企选择了一条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前的治理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未来的企业混改突出的是资本混合。混合并非毫无条件、毫无界限,新的混改政策已经消除针对所有制的歧视性条款,但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混改仍然需要较多的特定条件和因素才能顺畅运行。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及民营企业在改革40年来都已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不停地发展壮大。新时期的混改是基于市场需要,基于资本回报要求的混改,不再是以前“抓大放小”行政命令主导的企业处置。资本之间不契合,企业之间不了解,行为方式不相容,都将扭曲企业混改。从一些混改案例看,理想状态的混改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但只要各股东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去争夺控制内部人,混改就会扭曲变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提出了伪公司治理结构,指出这是一种国有企业混改不彻底的表现,最终导致公司治理沦为形式,出资人对国企的管理又不得不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二是提出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生态与运转原则。通过让国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框架,引导参与混改的资本方弱化对内部人的争夺,共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努力。三是从国有出资人角色转变视角重新梳理了国企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历程,分析了政府作为国营、国有企业出资人,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三重身份叠加效应,逐步通过改革措施转换为目前主要公司制、股份制国企的股东角色,履行资本运营、过程监督职责。四是指出国有出资人已经通过改革从公司治理层面摆脱了“所有者缺位”困境,填补了“监管缺位”,使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阶段。本文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并重,兼顾中外,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整理法、历史考察法,以及比较分析法。
王剑[6]（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提出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张晓文,祝岩松,赵雷,李红娟,李华,刘现伟[7]（2017）在《国企推进“混改”,实行员工持股制度的典型模式及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一、国有外贸企业"混改"典型案例:苏美达集团"股权动态激励与约束机制"员工持股模式（一）苏美达集团概况苏美达集团成立于1978年,前身为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江苏公司（而后历经4次更名）,隶属于中国机械设备出口总公司。目前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际集团）的重要成员企业。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技术设备进口及大宗商品贸易,动力工具、发电
徐纯[8]（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指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魏亦山[9]（2016）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几十个国家积极参与,然而这个战略要想实现却是一项复杂、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从国家层面来讲意义重大,对企业来说又是无限潜在的商机,但由于正式提出的时间只有二到三年（2013年提出）,而“一带一路”所涉及区域又很广泛,情况纷繁,到底如何实施,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系统研究。当然经济实践特别是牵涉到许多国家经济活动,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彻才开始,许多事情恰恰是边做边研究边完善的。而研究工作不仅需要相关理论支持和指导,而且还需要有周全而深入的剖析,即对相关国家、区域和领域及我国自身的各种条件、基础和实力开展各种专项研究。然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性资料及实时动态研究很少,甚至一些相关小国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既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又有很大的研究难度。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酝酿着调整,许多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现已步入“新常态”,持续了多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同时,由于过去十多年过于乐观的产能扩张,中国很多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技术大多数是不落后的,只是供大于求,需要向外转移扩展市场。再者中国巨大的市场也孕育了一批大企业,正在成为具有跨国投资和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这些因素叠加促使中国正在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还能够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也能够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而“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在整个战略中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也就打下了坚固的基础。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巨大的资金需求是重头戏,所以,本研究就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国情,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研究如何在充分利用原有以财政资金和信贷为主的融资手段的基础上,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开发新的融资工具,提升直接融资基础设施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以寻找到能够提供给“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资金的供给。由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很多国家相关,要想顺利地建设好,必须要有这些国家相关人员的合作,而人们的合作行为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这些文化因素,所以,需要还要考虑金融支持的文化影响问题。而这从文化影响（以宁夏为例）的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实施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本文的研究路径是：对现有的资料和文献进行较全面的检索和查阅,将现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为指导,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出发,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障碍,在借鉴世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了比较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框架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理论分析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支持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二是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三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情况以及效果,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概况以及经验总结：四是分析宁夏与穆斯林国家的文化相似在“一带一路”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五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好,而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系统性的做好这些工作：第一,要构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体系；第二,要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第三要发挥好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一带一路”的整个经济发展；第四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第五,以文化作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条件。本文研究的创新点：1.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成功的重要基础是与相关国家文化的沟通、融洽与融合的观点。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由政府最高层主导、多部门联合参与,这样高规格的政策等级,在中国通常意味着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在执行中是一路绿灯。这样的支撑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扩张目的,但也会因这是进入中国许多企业并不太熟悉的国际舞台,风险也特别大,因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思想意识方面等原因,可能会不仅使中国的企业难以获得高额利润,还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只有在思想文化融洽与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不同国家的金融家和企业家在思想和行为上达成共识,有利于中国主导的金融的合作与发展,达到减少阻力获得共赢。2.本研究做了目前学术理论界还没有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研究以金融支持作为一种系统体系,从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两方面来综合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本文在分析现有的研究文献时发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上,而忽略了金融需求与供给存在矛盾的情况。因此,本文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与供给角度出发,分析了深层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从国际上看,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把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寄希望于本国或政府间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上,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复兴银行。而本文认识基础设施的研究落脚重点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上,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加强跨进征信合作等。三是建议大力促进文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推动金融支持,这也是现有的文献中鲜有提及的。因为文化活动可以领引金融活动,西方的竞争文化与中国的中庸竞争观有很大差别,金融波动有幅度,是物极必反的规律体现,不能把赢利看作是唯一目的。同时文化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产品还可转化金融产品,做到金融与文化的有机结合。3.使用了目前学术界还有用过的新数据。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用科学、准确的新数据论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紧迫性和巨大的金融需求以及不相匹配的金融供给,并针对此种现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案例剖析。目前从国内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省区来看,宁夏有独特的优势。在沿丝路国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主流地位,这些国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不可绕开的极为重要区域,而这正是宁夏回族文化所有的独特优势,而且,假如通过文化融洽为先导顺利开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为其他省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非常有益的经验。
张俊[10]（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二、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化中的出资分配和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化中的出资分配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意义价值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思路方法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四、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特殊目的载体现状: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证券化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 一、资产证券化及特殊目的载体现状 |
| 二、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基于风险事件与涉诉案例的展开 |
| 第二节 资产证券化问题成因的基本分析 |
| 一、理论认知: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理论探索不足 |
| 二、法域融合:特殊目的载体规则与中国法律环境的融合与冲突 |
| 三、监管体制:资本市场监管格局与部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 |
| 四、法律供给:资产证券化发展迅猛与制度供给滞后性的矛盾 |
| 第三节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缺失对资产证券化的不利影响 |
| 一、难以发挥以基础资产为支撑的资产证券化信用机制效能 |
| 二、难以保障资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体系的稳固与平衡 |
| 三、难以保障现金流归集管控的安全到位 |
| 第二章 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 |
| 第一节 核心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一、资产证券化制度构建的重要使命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二、保护投资者利益系资产证券化赋予特殊目的载体的核心功能 |
| 三、特殊目的载体核心功能具体表现为两大制度功能 |
| 第二节 制度功能一:保障基础资产独立 |
| 一、基础资产独立的必要性 |
| 二、成为基础资产独立的承载主体 |
| 三、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与破产隔离 |
| 四、保障基础资产的产权安全和稳定存续 |
| 第三节 制度功能二: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 |
| 一、缔造出资产证券化相比于股权、债权融资的制度优势 |
| 二、实现融资信用机制转变和风险再分配 |
| 三、支撑资产证券化特殊交易架构 |
| 四、创设新型的财产权关系和对于融资者的控制关系 |
| 五、实现现金流和交易信息的统合与均衡配置 |
| 第三章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 |
| 第一节 契约集合还是法律主体?两大法系认知路径差异 |
| 一、英美法系:契约精神所具有的法律穿透力 |
| 二、大陆法系:对于法律主体与产权关系的严谨界分 |
| 三、基于法系基因对比:对特殊目的载体的应有认知 |
| 第二节 特殊目的载体法律定性之掣肘——基于财产权关系审视 |
| 一、特殊目的载体法律定性的争议与实质 |
| 二、特殊目的载体的特性及其与近似概念的辨析 |
| 三、基于财产权关系的审视 |
| 第三节 特殊目的载体组织属性的法律回应 |
| 一、特殊目的载体系独立法律主体 |
| 二、特殊目的载体系商事主体范畴 |
| 三、特殊目的载体系特殊类型商事主体 |
| 第四章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一:行为范式理论的引入 |
| 第一节 作为还是不作为?资产证券化原理项下的再确认 |
| 一、单纯不作为“通道”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弊端 |
| 二、实施特定行为系特殊目的载体的制度要求 |
| 第二节 如何作为?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建构 |
| 一、行为范式的科学内涵 |
| 二、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基本特性 |
| 三、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价值 |
| 一、系统化解构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构成 |
| 二、合理界分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围 |
| 三、为特殊目的载体行为提供模式遵循 |
| 四、防范特殊目的载体的越权及其他风险行为 |
| 第五章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二:行为范式的实施 |
| 第一节 “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 |
| 一、避免特殊目的载体破产风险 |
| 二、限定特殊目的载体对外经营范围 |
| 第二节 “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 |
| 一、行为范式对象一:发起人 |
| 二、行为范式对象二:投资者 |
| 三、行为范式对象三: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混合经济的研究 |
| 三、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研究 |
| 四、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状况及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 |
| 一、马列主义经济学中“混合”的内涵 |
| 二、西方经济学“混合经济”的内涵 |
| 三、国外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概况 |
| 四、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及特点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历史实现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分类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演化 |
|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渐进式明确 |
| 二、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探索性继承 |
|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政策的系统性确立 |
| 四、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新论述 |
| 第三章 我国国有出资人身份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公有制背景下的国营企业 |
| 一、国家出资人与国营企业 |
| 二、国家出资人的多重身份 |
| 三、内部人激励及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营企业的初始改革 |
| 一、国营(有)企业改革框架的再认识 |
| 二、国有出资人与国营企业的事权改革 |
| 三、国有出资人与企业内部人的激励偏差 |
| 四、国有出资人自身改革 |
| 五、国企债权人身份困境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一次混改 |
| 一、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抓大放小” |
| 二、国有出资人与“政企不分”问题 |
| 三、国有出资人股东身份的迁移 |
| 四、国企外部治理模式改革的初始探讨 |
| 第四节 股东身份的国有出资人 |
| 一、1993-2003年外部治理模式改革及困境 |
| 二、2003年后国有出资人股东权利新模式 |
| 第四章 一次混改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
| 第一节 一次混改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 |
| 一、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问题 |
| 二、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性问题 |
| 三、混改国企的资产流失问题 |
| 第二节 一次混改国企公司治理重要理论问题 |
| 一、“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 |
| 二、劳动力价值问题 |
| 第五章 一次混改国企治理的关键问题：伪公司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和特征 |
| 第二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与成因 |
| 第三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危害及解决 |
| 第六章 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特点和借鉴 |
| 第一节 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 一、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 二、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 第二节 日德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 一、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 二、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 第三节 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二次混改国企治理模式构建难题及解决 |
| 第一节 二次混改主体的新要求 |
| 一、国有资本制度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机制的建立 |
| 三、混改民营资本自身短板的克服 |
| 第二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实施 |
| 一、二次国企混改的难点 |
| 二、实施难题的破解思路 |
| 三、系统性垄断的独有性 |
| 第三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路径假设 |
| 第八章 二次混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
| 第一节 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 |
| 一、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时代选择 |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提升作用 |
| 三、我国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分歧 |
| 第二节 未来治理模式选择：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 |
| 一、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积极意义 |
| 三、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实施条件 |
| 四、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独特生态 |
| 第三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中各方的定位 |
| 一、国有出资人的定位 |
| 二、债权人参与治理的定位 |
| 三、其他出资人的定位 |
| 四、企业内部人的定位 |
| 第四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实施中待解决问题 |
| 附录：海南航空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研究 |
| 一、海航混改的基本情况 |
| 二、海航的公司治理问题 |
| 三、案例启示 |
|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源自新时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国企变革的要求 |
| 1.2.2 研究源自军工集团对旗下各企业高管提高企业家素质的需要 |
| 1.2.3 研究源自加强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要求 |
| 1.2.4 研究源自寻求助力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需求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4.4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1.4.5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6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 |
| 2.1 关于企业的性质与边界 |
| 2.1.1 西方学者对企业性质与边界的论述 |
| 2.1.2 马克思对企业性质与边界的阐释 |
| 2.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 |
| 2.2 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目标 |
| 2.2.1 国有企业的分类 |
| 2.2.2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 |
| 2.3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 2.3.1 体现国家意志 |
| 2.3.2 支撑引领并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
| 2.3.3 应对突发事件和抵御社会政治风险 |
| 2.4 国有军工企业的性质及特征 |
| 2.4.1 国有军工企业的性质及地位 |
| 2.4.2 国有军工企业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概述及发展 |
| 3.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内涵及意义 |
| 3.1.1 企业领导体制的内涵 |
| 3.1.2 领导制度、体制、机制的关系 |
| 3.1.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作用 |
| 3.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历史沿革 |
| 3.2.1 领导体制的初步探索 |
| 3.2.2 全面试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3.2.3 领导体制的十年混乱期 |
| 3.2.4 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3.2.5 厂长、经理负责制 |
| 3.2.6 现代企业领导体制探索 |
| 3.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3.3.1 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挑战军工核心竞争力 |
| 3.3.2 新时代的安全发展新需求挑战军工国防保障力 |
| 3.3.3 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挑战军工市场竞争力 |
| 3.3.4 国企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使军工企业改革进入机遇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当代反思与检视 |
| 4.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变革反思 |
| 4.1.1 党、政、工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 |
| 4.1.2 领导体制变革的时代背景 |
| 4.1.3 领导体制的确立及变革依据 |
| 4.1.4 领导体制贯彻的原则 |
| 4.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的利弊分析 |
| 4.2.1 党政分设领导模式 |
| 4.2.2 党政“一肩挑”领导模式 |
| 4.2.3 党政一体化领导模式 |
| 4.2.4 党政交叉兼职或交流任职 |
| 4.2.5 总经理负责制和企业委员会制 |
| 4.2.6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
| 4.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当下反思 |
| 4.3.1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 |
| 4.3.2 领导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现实矛盾 |
| 4.4 国外典型国家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参考 |
| 4.4.1 美国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2 俄罗斯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3 日本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4 国外典型国家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启示 |
| 4.5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个案检视 |
| 4.5.1 红林公司企业概况 |
| 4.5.2 红林公司领导体制回顾 |
| 4.5.3 红林公司领导体制现状剖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础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立论依据 |
| 5.1.1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为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指明政治方向 |
| 5.1.2 中国特色的根本经济制度为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确立了所有制格局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提供机制框架 |
| 5.2 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点 |
| 5.2.1 现代企业制度为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提供了选择基础 |
| 5.2.2 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要件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主要基石 |
| 5.2.3 新时代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行动指南 |
| 5.2.4 领导体制相关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中的重要指导 |
| 5.3 组织行为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1 组织结构原理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
| 5.3.2 群体行为基本原理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注意的基本范式 |
| 5.3.3 领导力及其相关理论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考虑的关键因素 |
| 5.4 领导理论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重要补充 |
| 5.4.1 领导的本质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力量源泉 |
| 5.4.2 领导的职能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精神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现实基础 |
| 6.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基础及差异 |
| 6.1.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构建基础 |
| 6.1.2 企业领导体制的差异性比较 |
| 6.2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
| 6.2.1 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 |
| 6.2.2 企业法人治理的原则 |
| 6.2.3 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组成 |
| 6.2.4 国有军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
| 6.2.5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
| 6.3 股权多元化为国有军工企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
| 6.3.1 股权结构思考 |
| 6.3.2 我国企业的股权构成 |
| 6.3.3 国有军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
| 6.3.4 股权多元化对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影响 |
| 6.3.5 股权多元化改革对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要求 |
| 6.3.6 国有军工企业的改制上市 |
| 6.4 党的领导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政治核心 |
| 6.4.1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军工企业的独特优势 |
| 6.4.2 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建工作要求 |
| 6.4.3 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定位 |
| 6.4.4 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军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理念及方略 |
| 7.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应当处理好的基本关系 |
| 7.1.1 产权与政权的关系 |
| 7.1.2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
| 7.1.3 规范管理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
| 7.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价值标准 |
| 7.2.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基本原则 |
| 7.2.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检验标准 |
| 7.2.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责任目标 |
| 7.2.4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目标 |
| 7.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层次 |
| 7.3.1 国有军工企业治理结构层面 |
| 7.3.2 企业运行机制层面 |
| 7.4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机理 |
| 7.4.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维度和方向 |
| 7.4.2 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建构 |
| 8.1 股份制国有军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 8.1.1 股东 |
| 8.1.2 经营层 |
| 8.1.3 企业职工 |
| 8.1.4 用户(部队或厂所) |
| 8.1.5 供应商 |
| 8.1.6 债权人 |
| 8.1.7 政府 |
| 8.2 “新三会”、“老三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8.2.1 “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 |
| 8.2.2 “新三会”、“老三会”与企业利益相关者 |
| 8.3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现实特色 |
| 8.3.1 党组织在国有军工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
| 8.3.2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 |
| 8.3.3 法人代理的信托责任 |
| 8.4 “六会七方”领导机构设置的科学组合 |
| 8.4.1 主次型机构设置 |
| 8.4.2 参与型机构设置 |
| 8.4.3 兼职型机构设置 |
| 8.4.4 复合型机构设置 |
| 8.5 侧重于利益相关方的领导体制组合 |
| 8.5.1 识别军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 8.5.2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事权路径 |
| 8.5.3 侧重于利益相关方的领导体制组合模式 |
| 8.6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及应用 |
| 8.6.1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权力结构 |
| 8.6.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模型及解读 |
| 8.6.3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的具体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
（8）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五、理论评述 |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 一、词频分析 |
| 二、关键词分析 |
| 三、语义网分析 |
| 四、聚类分析 |
| 五、情感分析 |
| 六、主题分析 |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目前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当前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一带一路”战略 |
| 2.1.2 基础设施与建设 |
| 2.1.3 金融支持的含义与原理 |
| 2.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点轴发展理论 |
| 2.2.3 梯度推进发展理论 |
| 2.3 基础设施的一般理论 |
| 2.3.1 基础设施的概念界定 |
| 2.3.2 基础设施的五大基本属性 |
| 2.3.3 基础设施的功能 |
| 2.4 金融支持理论 |
| 2.4.1 金融支持与约束理论 |
| 2.4.2 金融发展理论 |
| 2.4.3 货币政策与调控理论 |
| 2.5 国际货币理论 |
| 2.5.1 国际货币流通理论 |
| 2.5.2 汇率理论 |
| 3 “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现状、问题与成因 |
| 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现状 |
| 3.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量巨大 |
| 3.1.2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极为重要 |
| 3.1.3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必要性 |
| 3.1.4 支付能力有限需要开发性金融为主导 |
| 3.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的问题 |
| 3.2.1 资金需求量大、金融需求迫切 |
| 3.2.2 投融资期限较长、回报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 |
| 3.2.3 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效率较低 |
| 3.3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问题的成因 |
| 3.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国家多比较难协调 |
| 3.3.2 目前基础设施不足而需求增长又过快 |
| 3.3.3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
| 4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现状、问题与成因 |
| 4.1 “一带一路”的金融供给现状 |
| 4.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概况 |
| 4.1.2 中国目前的金融供给现状、特点与风险 |
| 4.1.3 沿线国家的金融供给现状与特点 |
| 4.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问题 |
| 4.2.1 金融供给水平低、商业贷款不愿介入 |
| 4.2.2 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经济的制度有问题 |
| 4.2.3 相关国家政府财力弱办事效率低 |
| 4.2.4 信用体系不完善 |
| 4.2.5 汇率波动大 |
| 4.2.6 跨境金融合作层次较低集中度较高风险大 |
| 4.2.7 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币种跨境金融合作协作很难 |
| 4.3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问题的成因 |
| 4.3.1 基础设施自身固有的特点 |
| 4.3.2 中国金融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 |
| 4.3.3 来自其他沿线国家的原因 |
| 4.3.4 跨境合作难度大需要有磨合期 |
| 5 国际货币组织、部分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经验借鉴 |
| 5.1 洲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 5.1.1 亚开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关系 |
| 5.1.2 资金投向基础领域的效果 |
| 5.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 5.2.1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 5.2.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原则、效果与影响 |
| 5.3 世界银行集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 5.3.1 世行的宗旨、目标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 5.3.2 世界银行的金融服务 |
| 5.3.3 对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扶持的效果与问题 |
| 5.4 国外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 |
| 5.4.1 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2 加拿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3 日本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4 欧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5 美、加、日和欧洲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6 借鉴的启示 |
| 6 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与典型作用 |
| 6.1 宁夏的战略支点优势地位 |
| 6.1.1 四个对接 |
| 6.1.2 中阿新通道 |
| 6.1.3 四个关键点 |
| 6.1.4 新平台 |
| 6.2 宁夏的典型作用 |
| 6.2.1 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现状 |
| 6.2.2 宁夏金融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 |
| 6.2.3 宁夏对阿拉伯国家的金融联结 |
| 6.2.4 文化融合取得的成就与促进的措施 |
| 7 “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 7.1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需要构建体系 |
| 7.1.1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合作 |
| 7.1.2 推进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作跨境解决基础设施的资金问题 |
| 7.1.3 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货币兑换、支付结算方面的障碍 |
| 7.1.4 加强风险管理降低跨境合作中的风险 |
| 7.1.5 建立与沿线各国政府、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机构密切合作的机制 |
| 7.1.6 大力发展国际投资信用业务和海外投资保险 |
| 7.2 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式 |
| 7.2.1 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 |
| 7.2.2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式 |
| 7.3 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各国经济合作 |
| 7.3.1 交通运输行业 |
| 7.3.2 通讯行业 |
| 7.3.3 设备及配套类设施制造业 |
| 7.3.4 物流业与旅游业 |
| 7.3.5 文化传媒行业 |
| 7.4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 |
| 7.4.1 促成、发展“一带一路”的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 |
| 7.4.2 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切实形成资金权益保障体系 |
| 7.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管理 |
| 7.4.4 加强跨境征信合作 |
| 7.4.5 吸引和培养大量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管理人才 |
| 7.5 金融支持需要与所在国文化融洽氛围的配合 |
| 7.5.1 金融与文化密切相连 |
| 7.5.2 文化产品可转化为金融产品 |
| 7.5.3 文化活动引领金融活动 |
| 7.5.4 金融产品扩展需要有文化环境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博士在读期间所发表的论着 |
（10）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改革谈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权力的概念和分类 |
| 一、权力概念的多义性与确定性 |
| 二、权力概念的核心要素 |
| 三、权力的分类 |
| 第二节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涵义 |
| 二、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公共性 |
| 三、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推论 |
| 第三节 公权力的异化与矫正 |
| 一、公权力的异化 |
| 二、公权力异化的原因 |
| 三、公权力异化的矫正 |
| 第二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 |
| 第一节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 |
| 一、国家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历程 |
| 二、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 |
| 三、国家企业权力的定位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公共性的理论支持 |
| 一、企业性质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二、公共物品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 |
| 一、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现象梳解 |
| 二、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
| 三、对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立法反思 |
| 第三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 |
| 第一节 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一、国家企业权力问题的宪政张力 |
| 二、宪法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制度安排 |
| 三、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 |
| 一、国有企业的域外分类例证 |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 |
| 三、国家企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 |
| 一、外部规制主体 |
| 二、内部规制主体 |
| 第四章 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企业设立权规制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 |
| 二、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原则 |
| 三、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程序 |
| 第二节 企业业务权规制——以政策性银行为例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与业务权力 |
|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力失范 |
| 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权规制镜鉴 |
|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国家调控权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 |
|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企业调控权力 |
| 二、国家价格调控权力的规制 |
| 第五章 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
| 一、国有资本运营的权力性与异化风险 |
| 二、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及突出问题 |
| 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体制定位 |
| 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有资本预算权规制 |
| 一、公共财政的控权功能 |
| 二、公共财政对国家资本权力的预算规制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制 |
| 第三节 企业合并权规制 |
| 一、《反垄断法》规制国有企业合并的落空 |
| 二、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本质是规制政府权力 |
|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进路 |
| 第六章 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 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分析 |
| 三、民营化中权力退出的路径与规制 |
| 第二节 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权力规制 |
| 一、民营化的决策规制 |
| 二、民营化的产权交易规制 |
| 三、民营化的员工持股规制 |
| 第三节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权力退出规制——以铁路民营化为例 |
| 一、垄断行业民营化的竞争规制与规制机构 |
| 二、民营化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规制 |
| 三、民营化中的铁路企业权力规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化中的出资分配和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2]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3]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及其实现[D]. 贺琪.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爱武.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7]国企推进“混改”,实行员工持股制度的典型模式及分析[A]. 张晓文,祝岩松,赵雷,李红娟,李华,刘现伟.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首届）上卷, 2017
- [8]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9]“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D]. 魏亦山. 武汉大学, 2016(01)
- [10]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