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论文文献综述)
孙志云[1](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为民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树立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发展创新,实现对执政实践的有力指导。目标方针确定后,实践的关键在于人。干部是执政实践的执行者,也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最终要落实到干部的实际行动中,在政府组织执政为民的实践过程中显现成效。为了考察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实际效果,本研究从基层视阈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府实践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观察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存在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现象,反映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指导基层实践的权威性、统一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究其原因,一些基层政府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对中央利民政策在执行上有所保留,对执政资源的配置、执政方略的选择有所偏好;一些基层干部在多重利益关系影响下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特点,存在认识偏差和逐利行为;基层的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有所欠缺。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本研究在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深刻认识、对其基层实践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执政为民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推动基层政府执政为民实践的对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研究期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察影响干部认识与实践“知行”转换的外在因素,探寻研究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新视野、新途径,由此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期望引起相关研究者对于干部实践行为的关注,为相关研究者和干部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期望执政为民理念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更好地实现。本论文共有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对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进行说明,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分析利益关系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概括。第三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过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基层政府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主要经验。第四章从基层政府与群众、基层政府与中央和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之间、基层干部自身4个层次,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出现群众观、政绩观、发展观和个体价值观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问题。第五章分析基层政府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根本原因,对基层政府利益偏好、基层政府博弈、干部私利、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等因素进行反思。第六章就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进行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建构、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进行分析,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要求进行概括,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主要途径和有效性的增强进行阐述,探讨促进干部从认识到实践的“知行合一”问题。第七章提出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价值导向的实践路向,对加强利益协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基层政府实践创新等进行阐述。论文最后结论部分总结了全文主要观点,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本文有三个方面创新之处: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问题的理论论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以执政为民理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和本质进行阐释,并对其理论渊源、历史发展进程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要点,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体系建构。第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执政为民实践。干部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对象也是基层政府实践的执行性主体,考察基层政府实践状况可以对干部群体接受执政为民教育的实际成效加以研判。本文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基层政府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实践所呈现的“价值导向—价值偏离—价值理性复归”演进趋势,探讨如何解决现实的利益矛盾,使接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干部实现执政为民从认识到实践的“二次飞跃”,促进干部“知行合一”。第三,对如何促进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落实提出对策,使研究具备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从中观和微观多层次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在实践中出现的价值偏离问题及其原因,从价值理性复归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基层政府实践路向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为强化执政为民理念的统一引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参考。
周颜玲[2](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郭珊珊[3](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分析及路径优化》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建设在新时代发展的成果,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承接,与新时代国家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相契合。自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命题以来,有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解读和路径探析取得了系列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新时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基础性工作,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本文以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指导,以政治文化理论为基础,以文化的结构分层理论为基本线索,深入剖析党内政治文化的来源、主体和培育载体的结构要素,从现实状况、存在问题和优化路径三个方面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将概念界定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党内政治文化相关概念的解读,在汲取其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定义,点出本文研究所围绕的基本点。党内政治文化相关概念的辨析可以从范围、性质、内容结构等方面界定出党内政治文化的独特性质,从而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涵。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政党内部在一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其建设要以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组织为主体,以物态、制度和行为文化为载体,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其次,以理论阐释来规划文章的总体布局,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方向性指导,明确其性质。政治文化理论的研究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提供借鉴,确定其研究方式。文化的结构分层理论一方面分析了党内政治文化文化来源的层次性,另一方面也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路径借鉴。以理论为基础,以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为基点,围绕其来源、主体和培育载体来佐证其科学内涵,优化建设路径。再次,根据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剖析,在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的从文化来源、建设主体和培育载体三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形成建设合力,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外部不良文化的影响和侵蚀,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辨别和取舍;在建设主体方面,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基本价值观发生动摇,价值观践行虚化,党组织作用弱化,我们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政治实践,严格党的领导干部选拔,牢牢把握住基层党组织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实现对党员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在培育载体方面,物质载体、制度载体、行为载体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从思想理论教育学习到实际践行方面效果的削弱,最终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这需要我们注重物质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宣传,完善制度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行为载体的教育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程,需要每一位党员能坚守理想信念,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需要我们党在发掘、培育和践行上多向发力,形成建设合力,才能真正形成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实现党的先进性建设。
于瑶[4](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吕焰[5](2018)在《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一直以来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重点。而“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必须落实到怎样培养人上来。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榜样教育在引导和培育青年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延安时期的张思德,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张海迪,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黄大年等等,这些品格卓越、可信可学的青年榜样为同时代的青年树立了良好的标杆。但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过去一直“强效”的榜样教育开始出现式微的倾向:首先,进入21世纪,青年群体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性特质。比如,青年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辨识度较高,但其中的个体越发倾向于同质化和匿名化,以致存在感薄弱。出现所谓“自我迷茫”“价值迷失”等现象,最终造成身份认同缺失。其次,传统榜样教育中树立的“高大全”榜样形象和以概念灌输为主的直接、显性的教育方式,当前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青年群体的需要。诸如这些现实情形都对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提出了严峻考验。而在当前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如何针对传统的青年榜样教育理论进行完善创新,尽快重塑起能够引领当代青年群体的榜样形象,努力培养青年群体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已成为当前榜样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有三:第一、榜样“式微”倾向的成因。目前正面榜样形象频遭解构是当代青年榜样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这也是整个研究的现实切入点。第二、由于目前学界给出的对策建议中,许多都存在着头疼医头的“功能性失灵”问题,因此,本文将当前青年榜样教育常见类型中的功能局限作为第二个研究对象。第三、榜样教育结构中各要素形成功能的内在机理。榜样教育的功能由榜样教育的结构所决定,因此必须深入探析,哪些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影响着榜样教育整体功能的实现。但是,解决当前青年榜样教育活动中榜样形象的“结构性失灵”问题,以及各种榜样教育路径的“功能性失灵”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策略性研究。故本研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为理论基础,批判性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针对当前青年的特性特质、榜样教育的现有途径及局限展开理论探讨,试图梳理出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结构的内在要素,进而对当前榜样重塑以及榜样教育有效性提升“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力图突破以往榜样教育研究中,只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功能性分析思路,揭示出榜样教育本身所处的复杂社会背景,探究当前榜样教育各项功能背后的构成性要素。而这种通过改变要素来提升榜样教育功能的结构功能分析思路,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之处。本研究认为,为了探析当前榜样频遭解构的原因,首先需要了解当前时代背景下谁能称之为榜样,榜样教育具有怎样的内涵以及当代青年存在着哪些类型和特质。因此,研究思路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榜样、当代青年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对青年榜样教育的规范性内涵进行历史考察。这也为本研究接下来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变迁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来剖析当前榜样频繁被解构的原因,做好理论准备。其次,对照分析得出的榜样“式微”倾向的客观成因,找出当前不断改进方式方法的青年榜样教育活动仍然存在哪些功能局限,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来进一步锚定本研究的理论突破口和创新方向。最后,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经典的结构性分析框架,将青年榜样教育具体分成主体、客体、本体、介体、环体五个要素,逐个分析每个要素形成榜样教育功能的内在机理,对于每一个“应然性”都以历史经验和现实案例的“实然性”为支撑。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下,重新建构起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使之组成一个相互配合、连续运转、稳定实现榜样教育功能的系统结构。因此,论文按上述研究思路总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包括文献综述,榜样、当代青年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辨析,第二章对我国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进行历时性考察,并在指出现有对策局限性的基础上,锚定本研究的理论突破口。第三章详细探析当前榜样频繁被解构的原因,为后文从榜样教育结构上进行理论创新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第四、五、六章分别从主客体要素的交往关系、榜样本体要素和榜样教育介体要素分别论述教育功能实现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第七章提出以构建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理想环体为最终展望。总体上试图阐明:当前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与外部意识形态渗入,共同造成了当前榜样“式微”这一突出现实问题。而要解决当前榜样教育活动的类型和机制存在的“功能性失灵”问题,需要我们时刻以当下具体的历史的“生活世界”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为指导,对榜样教育结构展开具体的要素分析:当前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互主体”关系越发成为共识,因此,榜样教育的有效开展要求我们首先对“交流-理解-共识”的一般交往机制进行重新梳理,厘清每一环节所需的必要条件,从而阐明好该种新的榜样教育主客体关系。其次,榜样教育的有效展开还需要教育主体以及榜样主体作为榜样教育的本体要素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因此,教育者中的共产党员作为“关键少数”,有责任、有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么,榜样重构的路径就转化为:提升教育主体中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感,使之首先成为青年身边的榜样。另外,树立榜样以及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都有赖于各种榜样教育媒介,而介体要素按性质可分为显性教化和隐性教化两种活动,前者通过强致性的实践教育活动建构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后者通过诱致性的大众化文化传播活动培育和引导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因此,榜样教育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做到显性榜样教育与隐性榜样教育两相结合。综上所述,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可被视为在努力建构起一个具有规范约束力的特殊场域:在这个具体的教育场域中,以当前青年榜样教育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来锚定教育对策的出发点,以具有先锋性的共产党人来承担榜样教育本体身份,发挥其榜样示范功能,由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交流-理解-共识”机制促成“何为榜样”的道德共识,进而借助显性教化与隐性教化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各种教育媒介开展榜样教育,旨在以真诚、正确、真实和可理解的方式与当代青年群体持续形成道德共识,凝聚对榜样的认同感,最终确保面向青年群体开展的榜样教育切实有效。
顾继虎,刘泽雨[6](1997)在《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文中提出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顾继虎刘泽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共产党员如何选择、确立自己的义利观,这既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首先弄清义利观的内涵,明确正确义利观...
胡林辉[7](2002)在《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营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变动,必然引起执政党在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内工作内容的调整和工作领域的拓宽。加强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这样一个课题,就是我们党基于私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还将长期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引起思想、道德和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动这样一个总的历史背景提出来的。这一个课题的研究对于促进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党对私营经济的有效领导,加强私营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新领域,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学科的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认为,所谓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指执政的共产党为实现对私营经济的政治领导,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在私营经济的活动领域,主要是面向私营经济广大从业人员,包括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共产党员,所开展的一种自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同时,本文在论述中也涉及到与私营企业有关系的一些社会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论文由导言和正文六章构成。导论主要讲述了论文的选题过程,阐述了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基本概念,论述了课题研究的意义,介绍了课题研究的现状和方法。第一章: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是增强私营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党对私营经济有效领导的基础环节,是新形势下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条件,是私营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主要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为比较对象,分析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对象、工作任务、教育内容、工作方法、工作主体、领导机制等方面的特点。第三、四、五章构成了全文的重心部分,按照工作对象的不同,分别论述了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三章: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建设。论述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方针政策,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广大人员的政治引导和思想教育工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问题,以及私营企业主思想政治建设的载体问题。第四章:私营企业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从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员必须履行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义务两个角度论述了私营企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然后论述了如何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私营企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接着重点探讨了如何引导私营企业中的党员正确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问题。最后,论述了私营企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的问题。 第五章:私营企业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对私营企业职工队伍的基本现状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WP=3>务。其次,分别论述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环节、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是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手段、加强私营企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建设是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保障等三个问题。最后,论述了企业文化在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载体作用。第六章: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建设。私营企业党组织应该是私营企业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者。本章重点探讨了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实现途径问题,私营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私营企业党组织的作风建设问题,私营企业中的“隐性党员”和“口袋党员”问题,以及私营企业中党员发展工作问题。 目录中的二、三级标题和正文中的四级标题,以及正文中的加粗文字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本文的主要观点。
金祎[8](2019)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新思路,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道路。本论文正文包含六大部分内容,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绪论。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阐述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背景主要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切入,研究意义主要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展开;二是文献综述。主要是对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围绕不同的主题进行梳理,并对其特点和有待完善之处进行分析;三是阐述研究方法。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四是阐述本篇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从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观点角度分析,据此回答本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相关理论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及主要内容。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涵义进行界定,对这一思想体系包含的内容作简要概述;二是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是以十九大为分界点,将其思想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内容和特征进行分析;三是阐释习近平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进行阐释,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其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密切关系。第三部分,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根本原则、外交理念、外交道路和外交战略四个逻辑层次展开。一是阐述习近平提出的外交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改革完善外交工作领导体制等;二是阐述习近平提出的外交理念。包括时代观、文明观、义利观、国际秩序观、安全观、治理观等;三是阐述习近平和平发展道路思想;四是阐述习近平提出的外交战略策略思想。包括推进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等。第四部分,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二是宽广的世界情怀;三是宏大的辩证思维;四是强烈的问题导向。第五部分,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理论价值,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二是实践价值,包括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六部分,结论。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对论文基本观点进行总结提炼;二是阐述论文的不足与展望,阐述今后需要完善之处。
刘向军[9](1998)在《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更加引人注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把毕业论文的写作方向确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定了“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这个题目。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导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虽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提出过许多合理思想,但就总体而言,都没有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思想家们不能正确认识道德的本质,把道德视为独立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之外的东西,看不到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真实联系,不是片面地脱离利来强调义,就是片面地脱离义来强调利。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利己主义义利观,实质上都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不是片面地脱离个人利益来强调社会利益,就是片面地脱离社会利益来强调个人利益。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了义利关系问题。道德既不是人主观自生的,也不是神的意志,道德的本质蕴藏于社会生活之中,受着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的制约;道德一经形成,就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方式,使人们按照一定的善恶标准抉择行为,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服务。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统一观。我们党历来提倡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德原则,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提倡为祖国、为人民多作奉献的道德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这种崭新的义利观在全社会的推广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但在实践中,我们又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例如:忽视物质生产、忽视个人利益、忽视道德的层次性等等。 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义利问题依旧突出。一些人把社会主义这个“义”和生产力发展这个“利”机械地对立起来,以为讲利必然忘义,讲义就不要讲利,从而否定人们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追求并从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怀疑和否定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股份制改革。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不良倾向和恶劣行径,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新时期的义利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义利关系,必然不同于以往阶级社会的义利关系;作为“初级阶段”的义利关系,也必然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义利关系的特点,更具有不同于共产主义义利关系的特点。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社会主义义利关系,要坚持马列主义义利观的基本原理,与阶级社会各种剥削阶级利己主义义利观划清界限。同时,要把马列主义义利观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能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的道德生搬到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来,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作超越阶段的事情。 第二章: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
尹紫薇[10](2019)在《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仰信念的培育与建设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习近平信仰信念观是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强大理论武器,具有十分显着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习近平信仰信念观作为研究对象,以剖析其形成条件、阐释其基本内容、凝炼其主要特征、评析其理论地位与重要贡献作为研究主线,力图在加深对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解之基础上,为我国共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广大人民群众构筑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世界践行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建设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充实与丰富尽一份绵薄之力。本文分为七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为绪论,探讨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对与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对本文的研究理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进行了交代,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诠释。第二章剖析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形成条件,分别从理论渊源与个人实践基础两个维度进行解析。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信仰信念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有关信仰信念的重要观点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信念观,是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渊源。革命家庭的教育、县乡基层的工作、高级干部的工作与总书记和主席的工作是习近平信仰信念观形成的个人实践基础。第三章阐释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逻辑起点:新时代加强信仰信念建设的缘由。分别从信仰信念的重要性及新时代背景下信仰信念领域出现的问题等两个角度进行剖析。习近平从个人、政党和世界三个层面,对信仰信念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研判;又从部分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少数国人理想信念缺失、世界缺乏价值观共识等三个维度,剖析了新时代背景下信仰信念领域出现的问题。正是基于对信仰信念重要性的把握与对现存问题的忧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其重视信仰信念建设。第四章阐释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构建:新时代应培育怎样的信仰信念。分别从共产党员、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等三个角度进行阐述。习近平认为,共产党人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华民族应共筑中国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世界应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第五章论述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实现路径:新时代应如何构建信仰信念。同样从共产党员、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等三个维度予以阐明。习近平认为,为坚定党员信仰,要进行信仰供给侧改革;为在全社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家庭同辈的巨大作用;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要树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观、发展观及文明观,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六章论述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主要特征。认为坚守原则性与开放包容性相结合、时代发展性与历史民族性相结合、终极价值性与现实引领性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与激发基层活力相结合以及语言风格亲切通俗与严肃严谨相结合是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鲜明特征所在。第七章论述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地位与重要贡献。认为习近平信仰信念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其理论贡献在于: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信仰信念观的发展,为人类信仰信念观开辟了全新理论境界;实践成就在于:为完善思想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合了理想信念的最大公约数,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锻造了精神力量。
二、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释义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 |
2.1.1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 |
2.1.2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实质 |
2.2 基层政府实践 |
2.2.1 基层政府实践的概念 |
2.2.2 基层政府实践的主体、客体及其关系 |
2.2.3 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因素 |
2.2.4 基层政府实践的价值标准与评估框架 |
2.3 执政为民理念教育 |
2.3.1 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内涵 |
2.3.2 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主客体关系 |
2.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2.4.1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理论 |
2.4.2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 |
2.4.3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理论 |
2.4.4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利益理论 |
2.4.5 理论的应用及关系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脉络与实践经验 |
3.1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 |
3.1.1 秉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传统 |
3.1.2 汲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 |
3.2 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 |
3.2.1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党的宗旨 |
3.2.2 明确“以经济建设中心”,抓住为民根本 |
3.2.3 强调“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 |
3.2.4 树立“以人为本”核心立场,推动科学发展 |
3.2.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描绘新时代发展蓝图 |
3.3 基层政府贯彻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经验 |
3.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民谋取实利,赢得人民拥护 |
3.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基层广大民众为主体推动社会变革 |
3.3.3 改革开放时期:满足群众现实需要,激发发展活力 |
3.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
第4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的价值偏离问题 |
4.1 群众观偏离:基层政府的责权利失衡现象 |
4.1.1 基层政府履责过程中存在公共服务缺位现象 |
4.1.2 基层政府执政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足 |
4.1.3 基层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争利行为 |
4.2 政绩观偏离:基层政府对中央利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 |
4.2.1 基层政府“选择性执行”的突出表现 |
4.2.2 “选择性执行”使基层政府绩效产生价值偏离 |
4.3 发展观偏离:基层政府发展实践的价值选择 |
4.3.1 基层政府面临“公平—效率”选择矛盾 |
4.3.2 一些基层政府制定发展策略趋向功利化 |
4.3.3 基层政府采取功利型发展策略产生负面影响 |
4.4 个体价值观偏离:基层干部党风廉政问题 |
4.4.1 “官本位”意识与表现 |
4.4.2 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现象 |
4.4.3 贪污腐化与“隐性腐败” |
第5章 基层政府实践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原因反思 |
5.1 基层政府利益主体地位的产生及工具理性膨胀 |
5.1.1 基层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
5.1.2 利益集团对基层政府产生显着影响 |
5.1.3 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益冲突 |
5.1.4 基层政府决策存在利益偏好 |
5.2 基层政府博弈挑战政治伦理秩序并导致自身异化 |
5.2.1 纵向博弈对中央—基层政治伦理秩序的影响 |
5.2.2 横向博弈对基层政府组织自身的异化 |
5.2.3 地方保护主义使中央调控面临现实阻力 |
5.3 干部个人主义利益追求对人的物化 |
5.3.1 生活世界中商品价值观的销蚀 |
5.3.2 基层干部的代理人角色 |
5.3.3 制约失效下的权力寻租 |
5.4 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 |
5.4.1 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对教育主体形成干扰 |
5.4.2 教育者有效性缺失影响受教育者的认同 |
5.4.3 教育方法单一影响教育的实际效果 |
第6章 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 |
6.1 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旨归 |
6.1.1 提高干部执政为民意识 |
6.1.2 增强干部的政治认同 |
6.1.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6.1.4 发扬党的宗旨保持优良作风 |
6.2 以培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标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实践群众路线 |
6.2.2 端正政绩观权力观,升华人生价值旨趣 |
6.2.3 重塑价值观利益观,统一精神物质生活 |
6.3 科学把握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原则与要求 |
6.3.1 明确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 |
6.3.2 把握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现实要求 |
6.4 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主要途径 |
6.4.1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
6.4.2 深化主题教育活动 |
6.4.3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6.4.4 优化典型示范教育 |
6.5 知行合一:增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 |
6.5.1 发挥基层干部在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 |
6.5.2 实现执政为民理念到实践的“二次飞跃” |
第7章 新时代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的实践路向 |
7.1 推进利益协调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
7.1.1 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7.1.2 优化基层政府利益博弈关系 |
7.1.3 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 |
7.1.4 共建共享让利于民 |
7.2 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责任 |
7.2.1 加强政府机构效能建设 |
7.2.2 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
7.2.3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7.2.4 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
7.3 建设法治政府提供制度保障 |
7.3.1 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依法治理 |
7.3.2 优化基层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
7.3.3 完善基层考核晋升激励机制 |
7.4 适应社会变革推动政府创新 |
7.4.1 弘扬中华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建设启示 |
7.4.2 推动乡村振兴:Y县经济发展方式考察 |
7.4.3 优化利益表达:L市网络问政状况分析 |
第8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1:本文研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
附录2: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基层实践状况调查问卷(A卷) |
附录3: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基层实践状况调查问卷(B卷) |
(2)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一、相关概念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分析及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关于政治文化的相关研究 |
(二) 关于政党文化的相关研究 |
(三) 关于党内政治文化 |
三、研究方法 |
(一) 文献分析法 |
(二) 调查研究法 |
(三) 系统分析法 |
四、研究内容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党内政治文化及其建设研究的相关概念 |
(一) 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 |
(二) 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 |
(三) 结构-功能视角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结构要素 |
二、党内政治文化及其内容 |
(一) 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及定位 |
(二) “党内政治文化”的定义 |
(三) 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容 |
三、党内政治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 |
(一) 党的政治建设理论 |
(二) 政治文化理论 |
(三) 文化的结构分层理论 |
第二章 党内政治文化来源的结构要素分析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来源 |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二) 党的革命文化 |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二、社会文化系统与党内政治文化来源结构要素的相互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
(一) 党内政治文化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发挥引领作用 |
(二) 社会文化影响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外部环境 |
第三章 党内政治文化主体的结构要素分析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 |
(一) 践行主体:全体党员 |
(二) 引领主体: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 |
(三) 培育主体:以各级党组织为支撑 |
(四) 三层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 |
二、党内政治文化主体的个体差异与存在问题 |
(一) 个体理想信念有待强化 |
(二) 干部政治价值观有待增强 |
(三) 基层党组织文化建设有待提高 |
(四) 共产党人价值观的践行有待落实 |
第四章 党内政治文化培育载体的结构要素分析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载体 |
(一) 党内政治文化的物质载体 |
(二) 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载体 |
(三) 党内政治文化的行为载体 |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载体目前存在的问题 |
(一) 物质载体的发掘、利用和保护不够 |
(二) 制度载体存在体系不健全、执行不力的问题 |
(三) 行为载体存在先进性不足等弱化现象 |
第五章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
一、党内政治文化来源的结构要素优化 |
(一) 以革命文化坚定理想信念,构建党内政治文化之魂魄 |
(二) 以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指引方向,建设党内政治文化之旗帜 |
(三) 辨别取舍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
(四) 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和不良价值观的侵蚀 |
二、党内政治文化主体的结构要素优化 |
(一) 个体主体的行为规范化 |
(二) 党组织主体培育的多向发力 |
(三) 以践行两个价值观为基本落脚点 |
三、党内政治文化培育载体的结构要素优化 |
(一) 注重物质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宣传 |
(二) 完善制度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
(三) 充分发挥行为载体的教育引导作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致谢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三) 政德观培育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一) 培育主体 |
(二) 培育内容 |
(三) 培育方式 |
(四) 培育保障 |
(五) 培育环境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一) 意识形态性 |
(二) 人民性 |
(三) 时代性 |
(四) 系统性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的缘起 |
1.2 研究的现实背景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相关研究梳理 |
1.3.2 国内相关研究梳理 |
1.3.3 总结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1.6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1.6.1 榜样 |
1.6.2 榜样教育 |
1.6.3 当代青年 |
2.我国青年榜样教育的当代演进与理论基础 |
2.1 我国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历史沿革 |
2.1.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榜样教育内涵的系统性生成 |
2.1.2 延安时期至建国前: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为代表 |
2.1.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精神为代表 |
2.2 当前青年榜样教育的活动类型与教育目标 |
2.2.1 当前青年榜样教育的三种活动类型 |
2.2.2 当前青年榜样教育活动的基本目标 |
2.3 当前青年榜样教育途径的现实局限性与理论突破口 |
2.3.1 当前各类青年榜样教育途径的功能局限 |
2.3.2 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理论创新方向 |
3.榜样“式微”: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现实问题及成因分析 |
3.1 榜样“式微”:当前青年榜样教育中的现实问题 |
3.2 社会内部结构的深刻变迁客观导致传统榜样的“退潮” |
3.2.1 “退潮”一词的双重指向 |
3.2.2 榜样“退潮”的具体过程 |
3.2.3 偶像对榜样的功能性替代及自身的“裂解” |
3.2.4 回归“生活世界”分析新榜样建构的具体要素 |
3.3 榜样教育的规范性根基当前不断受到外来冲击 |
3.3.1 推崇“个体自由”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潮侵蚀榜样教育内容的正当性 |
3.3.2 强调“个体自由”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消解榜样教育环体的合理性 |
3.3.3 回归“生活世界”探究榜样教育开展的有效条件 |
4.“交流-理解-共识”:榜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新型互主体关系建构 |
4.1 理解是榜样教育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从交流到共识的中介要素 |
4.1.1 榜样教育首先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形成理解的过程 |
4.1.2 榜样教育中理解的实现需要重视以“传统”为核心的情感交流 |
4.1.3 榜样教育中理解的实现需要将“应当如何”具体化 |
4.1.4 榜样教育中理解的实现需要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形成“视域融合” |
4.2 常识是榜样教育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从理解到共识的关键要素 |
4.2.1 榜样教育中“理解但未必同意”的困境探析 |
4.2.2 常识的自发性往往导致“我未必同意” |
4.2.3 在榜样教育中合理利用常识要素以达成共识 |
5.“何为榜样”: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榜样教育本体要素建构 |
5.1 公共性是共产党人作为榜样本体的根本保证 |
5.1.1 共产党人历来以“为人民服务”建构榜样身份认同 |
5.1.2 共产党人率先垂范践行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 |
5.2 程序正义是共产党人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教育实践的有效保证 |
5.2.1 榜样力量的凝聚需要遵循规范化的程序进而有效组织 |
5.2.2 榜样教育功能的实现需要克服组织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
5.2.3 完善规范化程序以确保榜样教育过程和内容的实质正义 |
5.3 共产党人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有效行动的成功案例 |
5.3.1 共产党人作为榜样主体开展思想动员工作的微观机制 |
5.3.2 共产党人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进行有效动员的过程考察 |
6.“显隐结合”: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介体要素建构 |
6.1 教化活动与“规训”行为:榜样教育介体的性质与功能辨析 |
6.1.1 “规训”与教化同为教育介体的内在联系 |
6.1.2 教化作为典型榜样教育介体的具体功能 |
6.1.3 教化在当代青年榜样教育中的价值旨归 |
6.2 显性教化活动如何促使青年形成身份认同感从而实现榜样教育 |
6.2.1 实践教育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显性教化活动 |
6.2.2 青年实践教育的结构要素考察 |
6.2.3 实践教育如何建构青年学生的身份认同 |
6.3 隐性教化活动如何引导和培育青年的价值观从而实现榜样教育 |
6.3.1 大众化的文化传播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隐性教化活动 |
6.3.2 文艺作品中价值观传导的结构要素考察 |
6.3.3 文艺作品如何培育和引导青年学生的价值观 |
7.结论与展望 |
7.1 榜样教育:型构具有规范约束力的具体生活空间 |
7.2 研究展望: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理想环体建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7)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导论:问题的提出与说明 |
一、 选题过程与思维走向 |
二、 相关的基本概念 |
(一) 关于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概念的使用 |
(二) 关于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含义和基本特征 |
(三) 关于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使用和内涵 |
三、 课题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
四、 研究方法的选择 |
第一章 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 |
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增强私营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 |
(一) 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私营企业的制度力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私营企业的管理力 |
(三) 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私营企业的技术力 |
(四) 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私营企业的文化力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私营经济有效领导的基础环节 |
(一) 共产党必须坚持对私营经济的有效领导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私营经济有效领导的基础环节 |
(三) 思想政治工作是私营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
三、 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新形势下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意义 |
(一) 党对私营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
(二) 党对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
(三) 党对私营企业党员和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增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必要条件 |
(四) 党对私营企业青年人才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党的事业在未来的发展 |
四、 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
(一) 私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影响:积极和消极 |
(二) 思想政治工作在私营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保护、批判和建设 |
第二章 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 |
一、 工作对象的特点 |
二、 工作任务的特点 |
(一) 特殊的服务性任务 |
(二) 突出的维权任务 |
(三) 显着的协调性任务 |
三、 工作要求和教育内容的特点 |
(一) 现实性 |
(二) 渐进性 |
(三) 层次性 |
四、 工作方法的特点 |
五、 工作主体和领导体制的特点 |
(一) 政工人员的受雇地位和政工人员工作的兼职化、业余化 |
(二) 企业党组织实际地位和领导权能的局限性 |
(三) 工作机构的特殊性:统战、工商行政、私企协会、工商联、企业主的参与 |
(四) 政工队伍结构的特殊性:政治指导员队伍、组织员队伍、挂职干部队伍、宣传员(信息员)队伍的形成 |
(五) 领导体制的特殊性: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创设 |
第三章 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建设 |
一、 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方针政策 |
(一) 确认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 |
(二) 确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广大人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三) 坚持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促进私营企业主队伍健康成长 |
二、 做好私营企业主阶层广大人员的政治引导工作 |
(一) 引导政治认知理性化 |
(二) 引导政治要求合理化 |
(三) 引导政治参与有序化和合法化 |
三、 加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广大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
(一) 以依法经营为基本要求的法制教育 |
(二) 以义利观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 |
(三) 以人本观为指导的管理理念教育 |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
(一) 马克思主义在非无产阶级群众入党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
(二) 把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和革命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
(三) 确保私营企业主党员保持和发挥先进性作用 |
五、 私营企业主思想政治建设的载体 |
(一) “双思”教育活动 |
(二) 光彩事业 |
(三) 信誉宣言活动 |
(四) 政治安排 |
第四章 私营企业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一、 私营企业党员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
(一) 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求抓好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
(二) 党员履行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义务必须首先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
二、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私营企业党员队伍思想政治教育 |
(一) 现阶段私营企业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状况 |
(二) 把“三个代表”要求落实到私营企业党员队伍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
三、 引导私营企业中的党员正确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 |
(一) 党员要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 |
(二) 党员可以在法律、纪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创办和经营私营企业 |
(三) 党员到私营企业就业或任职可以做到立党为公 |
(四) 党员要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
四、 建立健全融教育、管理、监督于一体的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 |
(一) 党员意识养成机制 |
(二) 党员权利保障机制 |
(三) 党员能力增强机制 |
(四) 党员责任落实机制 |
(五) 党员行为约束机制 |
(六) 党员进步激励机制 |
(七) 党员队伍进出口机制 |
第五章 私营企业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 |
一、 私营企业职工队伍的现状与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
二、 维权:私营企业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环节 |
(一) 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职工权益状况透视 |
(二) 全面做好私营企业职工权益维护工作 |
三、 教育:私营企业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手段 |
(一) 理想信念教育 |
(二) 国家主人意识教育 |
(三)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 |
(四) 科学文化和职业技能教育 |
(五) 法制教育 |
四、 组织:私营企业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保障 |
(一) 私营企业群众组织建设对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
(二) 私营企业工会和共青团的组建工作 |
(三) 加强党对私营企业群众组织的领导 |
(四) 支持群众组织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
五、 企业文化:私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 |
(一) 发挥企业精神文化的作用 |
(二) 发挥制度文化的作用 |
(三) 发挥企业行为文化的作用 |
(四) 发挥企业形象文化的作用 |
第六章 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建设 |
一、 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
(一) 私营企业党组织是企业职工的政治核心 |
(二) 私营企业党组织是党团结和领导私营企业主的工作基础 |
(三) 私营企业党组织的职责和任务 |
(四) 私营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和履行职责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
二、 加强私营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 |
(一) 选好配强企业党组织负责人 |
(二) 妥善处理党员企业主兼任党组织负责人的问题 |
(三) 加强私营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 |
三、 私营企业党组织的作风建设 |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
(二) 认真学习、学以致用的风气 |
(三) 务实高效、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 |
(四) 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作风 |
(五) 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生活作风 |
四、 切实解决私营企业中的“隐性党员”和“口袋党员”问题 |
(一) “隐性党员”和“口袋党员”问题产生的原因 |
(二) 解决“隐性党员”和“口袋党员”问题的对策 |
五、 做好在私营企业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
(一) 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和标准 |
(二) 在企业中形成合理的党员队伍结构 |
(三) 要坚持慎重发展的方针 |
主要参考文献与书目 |
后记 |
(8)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目的 |
3.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3.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方法 |
1.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
2.文献研究法 |
3.比较分析法 |
(四)创新点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基本理论概述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厘定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 |
1.马克思恩格斯的外交思想 |
2.列宁的外交思想 |
3.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 |
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义利观 |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形成的过程 |
1.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产生和发展阶段 |
2.党的十九大以来:完善阶段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外交原则 |
1.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2.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3.构建科学有效的对外工作机制 |
(二)外交理念 |
1.以观大势谋全局为基点的时代观 |
2.以推动交流互鉴为诉求的文明观 |
3.以义利并举为取向的义利观 |
4.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秩序观 |
5.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方针的综合安全观 |
6.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式的治理观 |
(三)外交道路 |
1.和平发展道路将发展中国和惠及世界 |
2.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 |
(四)外交战略策略 |
1.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2.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
3.建设“一带一路” |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 |
(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
1.和平发展的理念 |
2.合作共赢的理念 |
3.义利兼顾的义利观 |
4.天下大同的理念 |
(二)宽广的世界情怀 |
(三)宏大的辨证思维 |
1.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
2.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
3.坚持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的统一 |
4.坚持中国传统文明观和人类文明价值观的统一 |
(四)强烈的风险忧患意识 |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 |
(一)理论价值 |
1.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 |
2.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
(二)实践价值 |
1.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 |
2.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五、结论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指南 |
(二)本文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9)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第一章 导论 |
一 义利问题的历史渊源 |
(一) 在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观点 |
(二) 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观点 |
二 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 |
(一) 在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 |
(二)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 |
(三) 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科学性 |
三 我党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
(一) 我党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的经验 |
(二) 我党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的教训 |
四 新时期研究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的意义 |
(一) 新时期义利问题的提出 |
(二) 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义利问题 |
第二章 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的辩证统一 |
一 物质利益对道德理想的决定作用 |
(一)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二)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四) 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 |
二 道德理想对物质利益的能动作用 |
(一) 道德理想对物质利益的能动作用 |
(二) 要加强道德理想建设 |
(三) 道德理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新人 |
三 提倡义利并举,反对“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 |
(一) 反对“重义轻利”倾向 |
(二) 反对“重利轻义”倾向 |
第三章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
一 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 |
(一)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
(二) 肯定和保护个人合法利益 |
(三)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二 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
(一) 为什么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
(二) 市场经济可以和为人民服务相结合 |
三 自我牺牲与对自我牺牲的补偿 |
(一) 自我牺牲 |
(二) 对自我牺牲的补偿 |
第四章 道德与求利行为的辩证统一 |
一 道德与求利行为的统一 |
(一) 义利统一是所有道德体系的内在要求 |
(二) 只有集体主义道德才能真正实现义利统一 |
二 义利统一、为人民服务的层次性 |
(一) 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
(二) 公私兼顾,利人利己 |
(三) 利私不损公,利己不损人 |
(四) 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层次 |
三 提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 |
(一) 思想教育的方式 |
(二) 管理的方式 |
(三) 经济调节的方式 |
第五章 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主导地位 |
一 社会主义义利观必须占主导地位 |
二 反对各种非社会主义义利观 |
(一) 反对小生产者平均主义义利观 |
(二) 反对封建主义义利观 |
(三) 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义利观 |
三 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主导地位 |
(一) 要正确处理与各种非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关系 |
(二) 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义利观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信仰”的研究现状 |
1.2.2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研究现状 |
1.2.3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点 |
1.4 相关概念诠释 |
1.4.1 信仰的内涵、特征与类别 |
1.4.2 信仰与信念的关系 |
1.4.3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1.4.4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涵义 |
1.4.5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第2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形成条件 |
2.1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仰信念观 |
2.1.2 列宁的信仰信念观 |
2.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信仰信念思想 |
2.1.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信念观 |
2.2 习近平独特的个人实践基础 |
2.2.1 在革命家庭的教育中萌发 |
2.2.2 在县乡基层工作中成长 |
2.2.3 在高级干部工作中发展 |
2.2.4 在总书记和主席工作中形成科学体系 |
第3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逻辑起点:新时代加强信仰信念建设的缘由 |
3.1 信仰信念的极端重要性 |
3.1.1 “人生第一颗扣子” |
3.1.2 “政党的政治灵魂” |
3.1.3 构建美好世界的思想动力 |
3.2 新时代背景下信仰信念领域出现的问题 |
3.2.1 部分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 |
3.2.2 少数国人理想信念缺失 |
3.2.3 世界范围内缺乏价值观共识 |
第4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构建:新时代应培育怎样的信仰信念 |
4.1 共产党人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
4.1.1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
4.1.2 评判党员信仰坚定与否的客观标尺 |
4.1.3 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 |
4.2 中华民族应构筑中国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4.2.1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
4.2.2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
4.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主导信念 |
4.3 全世界应构建人类共同价值 |
4.3.1 “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 |
4.3.2 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认可的价值观共识 |
4.3.3 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辨析 |
第5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实现路径:新时代应如何构建信仰信念 |
5.1 以信仰供给侧改革为抓手,拧紧党员思想“总开关” |
5.1.1 信仰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
5.1.2 丰富信仰供给内容 |
5.1.3 创新信仰供给方式 |
5.1.4 完善信仰供给制度 |
5.2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
5.2.1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
5.2.2 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
5.2.3 发挥家庭、朋辈的巨大作用 |
5.3 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契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 |
5.3.1 树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观、发展观和文明观 |
5.3.2 “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
5.3.3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第6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主要特征 |
6.1 坚守原则性与开放包容性相结合 |
6.1.1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 |
6.1.2 与人类文明中的优秀信仰信念观互学互鉴 |
6.2 时代发展性与历史民族性相结合 |
6.2.1 以信仰信念观呼应时代发展主题 |
6.2.2 汲取传统文化中信仰信念思想的精髓 |
6.3 终极价值性与现实引领性相结合 |
6.3.1 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探寻与观照 |
6.3.2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引领 |
6.4 加强顶层设计与激发基层活力相结合 |
6.4.1 在主导理想信念的创建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 |
6.4.2 在信仰信念的培植与夯实过程中激发基层活力 |
6.5 语言亲切通俗与严肃严谨相结合 |
6.5.1 “习式语言风格”的特点与形成 |
6.5.2 “习式语言风格”在信仰信念构建与宣传中的卓殊作用 |
第7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地位及其重要贡献 |
7.1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
7.1.2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7.1.3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了目标归宿 |
7.1.4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了根本性质 |
7.2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贡献 |
7.2.1 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 |
7.2.2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信仰信念思想的发展 |
7.2.3 开辟了人类信仰信念观新境界 |
7.3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实践成就 |
7.3.1 为完善思想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
7.3.2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理想信念的最大公约数 |
7.3.3 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
7.3.4 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锻造精神力量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参与科研的情况 |
四、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D]. 孙志云.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2]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3]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分析及路径优化[D]. 郭珊珊. 苏州大学, 2020(03)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5]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创新研究[D]. 吕焰.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6]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义利观的基本要素[J]. 顾继虎,刘泽雨. 党建研究, 1997(01)
- [7]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 胡林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2(02)
- [8]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D]. 金祎.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2019(01)
- [9]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D]. 刘向军. 中共中央党校, 1998(01)
- [10]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研究[D]. 尹紫薇.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