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期间及二十一世纪初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有哪些（论文文献综述）
岳子璇[1]（2021）在《太行区群英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并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广泛、深入发动人民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采用各种办法放手发动群众,召开群众性大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苦心经营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太行根据地战略位置紧要。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1946年在此召开了两届规模较大的区级群英大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太行根据地各县域群英会也纷纷召开,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有特色。太行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于1944年11月21日到12月7日召开,会议表彰了抗战和灾荒中出现的英雄模范并总结交流了杀敌与生产经验,发挥了英雄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于时值战争年代且在1942、1943年大灾荒之后,根据地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黎北县南委泉村作为会议地址。由于各种阻力,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历了一些曲折,筹委会的成立使得会议筹备工作滞后的情况有所好转,党政机关、英雄模范都直接参与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中。此次会议具有明显的战时性与暂时性特征,通过实物展览、交流座谈、选举表彰等方式对英雄模范进行激励、动员,获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会议使先进的经验得到推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激发,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深刻地影响了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的召开。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于解放战争初期召开,旨在表彰抗战胜利后太行区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总结经验、推广传播,以促进战斗、生产、翻身运动的发展,使太行区人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实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转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会期从1946年12月2日到12月21日,共计19天,第二届群英会的准备工作同样纷繁复杂,太行区各县市政府、机关团体、社会各界、英雄模范的广泛参与保障了会议流程、秩序的合理及完备。与第一届群英大会相比,第二届群英大会在参会英雄的广度、英雄交流的深度及选举表彰的力度方面均有所提高。会后,各解放区新英雄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此次大会是共产党在太行区召开的最后一届群英大会,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劳模表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除两届区级群英会外,太行县域群英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以黎城县群英会最为典型。黎城县群英会在1944年到1946年间召开了三次,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筹备会议,黎城县政府努力克服财政紧张问题,积极开展筹备工作,评选并表彰了一批英雄模范代表。黎城县生产、纺织、合作运动的发展在太行各县优势突出,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在此落地生根。黎城县群英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所凝结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延绵不绝、代代相传。总之,太行区群英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地时期太行军民的大事,不论是区级群英会还是县域群英会均对太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塑造英雄模范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也可以看出根据地时期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辛凯[2]（2021）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
张权[3]（2021）在《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指出
孙新生[4]（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荣晓峰[5]（2021）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文中认为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贸易而兴盛、由战争而变革调整、由政府强力废除而解体的过程。开埠之后,在国内外贸易的推动下,天津银两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实银两制度层面,从开埠前各种银锭混用的状态演变为以化宝银为主的实银两体系,炉房建立起由其主导的改铸制度,19世纪末天津出现了由改铸制向公估局制的演进趋势,但由于炉房阻碍而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虚银两制度层面,库平银和关平银构成天津官用银两的主体,民用银两呈现出明显的整合趋势,行平和公砝平成为主要的银两平砝,992成色成为化宝银的标准成色。行化银产生并发展为天津的标准银两,成为与上海规元银、汉口洋例银并行的国内三大虚银两。以银两票和银两拨码为主的银两信用制度形成,银两票主要由天津钱局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信用稳定且流通广泛,但受到外国银行纸币的冲击。拨码制度便利了钱业资金清算,扩大了银号信用,是近代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庚子事变”对天津银两制度产生重大冲击,战乱对天津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破坏,白银严重匮乏,金融秩序紊乱。天津相继爆发两次规模较大的银两货币危机即“贴水风潮”和化宝银危机,银两货币在信用货币和实体货币两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天津银两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与调整。首先,实银主体发生变化,化宝银遭遇信用危机而被停止铸造,被白宝银取代退出货币市场。其次,关平银制度出现调整并导致关税补色风波。第三,天津的银锭保证制度正式由改铸制演变为公估局制,天津众商公估局终于成立,但发挥作用有限,由于外国银行低色化宝的公估重铸问题而引发风波,中外各方力量为维护自身利益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形成损害天津银钱业利益的方案而解决,公估局制度也得以巩固。第四,银两信用制度发生变化,天津银钱业发行的银两票遭遇严重信用危机,外国银行趁机大量发行银两票以控制货币市场,货币主权进一步丧失。天津拨码制度也同样遭遇危机,在经历短暂的废止后又重新恢复。民国之后,天津银两制度进入衰落期。银元在天津经历了以外国银元为主演变为以中国银元为主的过程。废两改元在天津经历了较为充分的酝酿,天津银行公会积极推进币制改革,推广孙像银币的使用。银行与钱业合组公库共同应对银元过剩危机,积极参与财政部开展的币制调查并提出中肯建议。1933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天津有力地执行了中央废两改元的决议,关平银和行化银先后被强力废除,天津银两制度最终解体。天津银钱两业多次向财政部申请重开天津造币厂以缓解银元短缺问题,但遭到拒绝。炉房和公估局在天津并没有立刻消亡,直到1935年才被勒令关闭。天津拨码制度转变为以银元记值而继续运行。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金融机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国民政府掌控的中央银行在金融领域的统制力继续增强;天津银号代表的传统金融势力虽然损失部分利益,但整体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华商银行代表的新兴金融势力摆脱钱业的束缚,力量进一步壮大;外国银行势力遭受一定打击,丧失了部分金融市场的主导权。近代天津的银两货币是在实银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货币体系,整体呈现出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演进的特征。通过信用扩张机制,发展出银两票、银两拨码、银两支票、银两汇票等信用货币形式,并承担不同的货币职能。天津银两票的发展总体呈现出外国银两票对本国银两票的“货币替代”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建立的基础,行化银在近代天津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天津的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在银两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外金融机构在天津银两制度的型塑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传统金融机构、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分别扮演了银两制度的主导者、改造者和“终结者”的角色。近代天津的银两制度是在钱局、银号、炉房、公估局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主导下构建起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推动了银两制度的改造,并成为实际操纵者;华商银行势力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币制变革。银两制度对近代天津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银两制度在推动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行化银对银两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天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银两货币为基础的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拆借市场和拨码制度的构建又便利了商业和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银两制度的不完善、“两元并用”的格局以及银两制度在全国范围的不统一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增大了市场交易成本。银两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征。以库平银为主的官用银两体系支撑着王朝政权以及直隶和天津府县各级衙门的运转,银两制度也被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利用,逐步渗透到天津的贸易和金融领域,以达到其操纵和控制天津经济的目的。银两本来为我国的主权货币,但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之下,却逐步成为了它们控制中国经济和金融命脉的工具,这是银两货币主权丧失的表现,也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货币制度中的真实写照。本文在近代中西交汇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将微观和宏观分析视角相结合,既深入微观层面剖析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核心要素的变化,又从宏观层面将银两制度置于货币金融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中进行考察,将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出狭义和广义银两制度的概念并努力在框架和范式上进行创新。本研究表明,贸易、战争和强权三种力量是推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整体呈现出从称量制度向记账和信用制度演进的主要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洋厘市场、国内汇兑市场、外汇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传统金融机构在银两制度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较好地验证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操控进而控制天津经济发展。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是我国区域银两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变迁、运行及影响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区域银两制度的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演变以及各区域代表性银两制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肖雄[6]（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燕阳[7]（2021）在《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组织或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提出和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注意力配置的研究成果。起初,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或市场层面,致力于探究影响企业决策者、市场消费者注意力分配的因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间断均衡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即“政策议程设置”。与企业或个人相比,政府组织面临的决策事务更加复杂多样,并且还需要同时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而组织的注意力资源又具有稀缺性,因而探究政策议程设置的规律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政策议程变迁的特征以及影响议程设置的外部因素,却对议程设置与治理绩效间的关系缺乏足够关照,也就是说,已有文献还不能对“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其对特定公共事务的治理绩效”给出明确答案。如果将研究视域聚焦在中国,当代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全面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那么,从注意力配置视角看,面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一对看似冲突但又必须调和的政策议题,地方政府在日常治理实践中会如何分配其注意力资源?政府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能否有效提升区域的环境绩效?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议程设置又会对地区环境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注意力管理、政策议程设置以及环境管理为理论基点,将中国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综合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质性文本编码与内容分析、数据包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其他相关统计学检验等研究方法,按照“现象——问题——文献——数据——假设——模型——检验——讨论”的管理研究方法论原则构建了从“描述性分析”到“因果关系检验”再到“政策含义”的实证研究思路,从而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工作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按照议程设置动力学的研究范式并基于文本主题建模方法系统呈现和验证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本文通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获取了 2003～2019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N=1093）,之后利用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以及对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的时间变化规律。之后,本文进一步引入相关统计量检验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特征,并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通过计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策注意力变化的信息熵指数测量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水平。（2）本文利用已有数据库及其他各种途径收集了 2008～2017年间全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常务会议的新闻通稿数据（N=6697）,在主题建模的基础上利用“七阶段质性文本分析法”对每个文本进行了政策主题的识别、编码、归类和计数,形塑出了一个适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注意力的编码类目系统,并测量了每年各省政府针对单一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水平。（3）以环境治理为例,基于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了 2008～2017年间各省环境治理的年度静态效率,之后再结合各省每年对经济、环境等不同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数据构建Tobit模型,检验了省政府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对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4）本文对1972年以来我国环境管理在战略、制度、组织及政策等不同层面的变迁进行了叙事性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了“宏观制度约束强化——地方政府议程设置——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相关假设,最后以新《环保法》和中央环保督察实施的2015年为“政策冲击点”,通过广义双重差分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这一宏观制度变化的处理效应及其对省政府环境注意力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工作,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创新点包括:（1）基于新的文本数据集实现了对中国政策注意力结构和日常动态的可视化,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议程变迁特征的理论阐释。研究发现,在2003～2019年间,尽管中国宏观政策注意力的变化表现为“长期均衡伴随偶然性的重大间断”,但政策间断的程度并不高,这说明2003年以来我国重要领域的关键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此外,2013年后,中共中央政策注意力的信息熵指数较之前出现了明显上升,表明其所关注的政策议题较之前变得更加多样,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新宏观政策议定场所的出现,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这一组织设计有效拓展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议程空间,使中央有更多的时间和政策资源来解决转型期中国面临的诸多治理挑战。总体上看,与已有关于中国议程设置的研究偏重于碎片化的现象描述或规范性的案例分析不同,本研究则进一步利用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系统揭示了中央政府政策议程的变迁规律以及引起中国宏观政策议程多样性变化的制度性因素。（2）提出了一种将主题模型和文本编码法相结合的政策注意力测量方法,识别了地方政府政策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的关系,并发现议题间的“注意力竞争”是理解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关键,为政策过程理论贡献了新的知识。研究发现,省政府对环境议题关注度的增加显着提升了省域环境绩效,但并没有发现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与地区环境绩效呈负相关的显着证据,这是因为在样本期内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并没有“挤占”环境议题的议程空间,也即两类议题间没有发生明显的“注意力竞争”现象。此外,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识别了省政府环境议程设置影响地区环境治理绩效的具体路径。因此,本研究为政策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弥补了当前政策过程文献中对政策注意力配置模式及其影响研究的不足。（3）构建了“制度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发现了环境治理宏观制度约束趋紧的政策效应及其对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环境监管体制,但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中央在环境治理上推出更为“硬性”和“严厉”的制度设计时,地方政府会在日常治理中拿出更多的“议程空间”来关注环境问题,政策注意力的增加将带动治理资源的投入和优化配置,从而有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上述发现增强了议程设置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张岳[8]（2021）在《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前期（1912-1931）,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从共和制到一党制的嬗变过程。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在清末十余年的革命奋斗中,终于推翻了满清政权,同时也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中华民国。民国共和制度的初建,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政治领域便诞生了诸多的政党政团,一时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政党为了在新生的政权中分得一席之地,便采取分化或重组等多种方式,进行竞争。政党林立与多党竞争,成为民初政治领域的主要特征。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利用分化瓦解甚至暗杀之术,对民初政党进行打压,最终取得民国最高统治权力。在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权力操控中,只有共和之招牌,而无共和之实际,民国共和政治逐渐走向衰落。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他不能坐视民主共和制度之衰亡。他不断努力以维护共和。首先,他与北洋军阀势力相抗争,发动二次革命,两度护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他数次改组政党,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以增强政党之力量。最后,他在逝世之前,转移了政治方向,实行联俄联共之政策。他“以俄为师”,要用政党之力量来改造国家。他学习俄国政党经验,改组中国国民党,大大增强了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的后继者胡汉民、蒋介石等都接过孙中山“建国三程序”的旗号,开始提出“训政”。从《训政纲领》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完成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的法律程序,开始了国民党“训政”时代。“训政”的本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共和制从此消亡。民国前期政治制度从共和制到一党制的嬗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社会缺乏共和制的社会基础。当时普通民众与政治脱节;民初政党虽多,但普遍缺乏远大政治理想。其二,军阀当政,军人扼杀民主政治。其三,孙中山政治思想之转变。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致力于民主共和政治,并没有强调政党之力量,以至于孙中山的奋斗是“孤独的奋斗”。他实行联俄联共以后,学习苏俄经验,强化以党治国。在“建国三程序”中,他强调的“训政”,重点在于训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而不是胡汉民、蒋介石们所说的“一党专政”。所以,孙中山的“训政”本质与胡汉民、蒋介石的“训政”是有差别的。
张颖[9]（2021）在《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引导和帮助,共产国际从选择进入中国开始,就组织和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因此,研究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本文着眼于微观研究视角,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为研究切入点,试图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传播的历史进程,以期能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历史借鉴意义。文章首先分析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历史背景。东北地区因地缘优势成为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边疆地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东北地区中国工人自发参与俄共（布）组织的革命活动,为共产国际推动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群众基础。其次阐述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机构和合法公开机构等传播渠道,在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宣传共产国际及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工人中的影响力,为东北地区党组织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文章最后分析共产国际实施东方战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沿着中东铁路播撒到中国大地,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红色之路”。正确审视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传播的历史进程,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要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东北地区民众觉醒,推动东北地区革命运动进程,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做出贡献。
杨伟东[10]（2021）在《语言文字改革视角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1892-1949）》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步入多事之秋。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知识分子们急切地寻求救国良策。在部分改革者看来,国家之贫弱在于国民之愚昧,国民之愚昧在于教育之难以普及,而教育之难以普及则在于语言文字之繁难。于是产生了改革语言文字的初步想法与实践,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如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简化汉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等,企图通过语言文字改革来普及教育、开发民智进而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语言文字是教育最主要的工具,语言文字改革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汉语、汉文和汉字的演变历程,也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借鉴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新文化史和教育外部史的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将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视为相互影响的两个领域,试图在梳理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语言文字改革在教育领域的推行过程及其引起的教育现代化变革,进而探讨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第一章探讨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对底层民众启蒙教育的影响。清朝末年,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开民智”以救亡图存的命题。艰深晦涩的文言文难以用来启蒙大众,于是他们提出以白话文开启民智的主张,并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阵地。尽管白话报刊以白话文办报,以启蒙大众为宗旨,并围绕这一宗旨编排内容,但底层百姓识字且有钱购报者少,白话报刊难以直接启蒙大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底层民众的启蒙,但文体改革对启蒙民众的作用是有限的,比文体改革更根本的办法在于解决底层民众不识字的问题。第二章探讨清末切音字运动对普及教育的影响。为了解决底层百姓不识字的问题,部分知识分子在“教会罗马字”的启发下产生了创造拼音文字以普及教育的想法,从而引发了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虽然没有获得清政府的认可,但在部分开明官绅的支持下,切音字学堂在京津、江宁等部分地区获得一定的推广。切音字虽然比汉字简单易学,但在种种阻碍下难以推广,因此也无法实现其普及教育的理想。切音字最终被定位为“音标”,用于给汉字注音,成为统一国语的利器。第三章探讨国语运动对国语教育现代化的作用。国语统一的思想萌芽于清末切音字运动和日本的国语统一思想,在清末新政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将切音字改为注音字母,用以标注字音、统一国语,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行国语教育。国语教育的推行改变了国民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教学方法等,促进了国语教育的现代化转型。第四章探讨文体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关系。在哲学的视域里,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中介,人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建构起来的主观世界中。文言文和白话文不仅是两种不同的书面语言,还蕴含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并通过教育的传承作用将各自的世界观传递给受教育者。“文言文教育”传承的是“共时世界观”,引导人进入古人的世界观。“白话文教育”承载的是“现实世界观”,引导人面向现实世界。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不仅是文体的转变,也是世界观的转变和教育体系的转变。第五章探讨简化汉字运动对识字教育的作用。近代以来,通过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对比,国人认识到汉字存在诸多问题,如笔画复杂、异体众多、数量庞大、读音不一等,成为普及教育的一大障碍。创造拼音文字的尝试失败后,文字改革者们走向了简化汉字的道路。简化汉字有两种路径:“简化汉字笔画”和“减少汉字数量”,前者主要通过采用民间通行的“简体字”的方法实现,后者主要通过研制“常用字汇”的方法解决。文字改革者们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简化汉字的路径、原则与方法,还通过识字教育的心理实验和教学实践证明了简化汉字的可行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难以逃脱“易习难行”的命运,简化汉字在民国时期最终未能获得合法地位。第六章以陕甘宁边区的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为例,分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扫盲教育中的实践、成效与困境。在苏联开展的拉丁化文字扫盲教育的刺激下,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也展开了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者认为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繁难的汉字是统治阶级借以统治大众乃至“愚民”的工具,而简单易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则是人民大众摆脱愚昧和被统治地位的利器,因此应当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新文字。陕甘宁边区政府赋予了拉丁化新文字与汉字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开展了一场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证明了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效率高于汉字扫盲效率。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扫盲教育的障碍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自身的缺陷,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最终陷于停滞。在梳理分析了清末民国时期语言文字改革对教育现代化的影响的基础上,本研究总结出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在促进教育在工具、实践和价值三个层面上的现代化的同时,教育现代化也为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试验田”,并推动了改革后的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总而言之,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存在一种“耦合”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于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共生体。
二、“九五”期间及二十一世纪初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有哪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五”期间及二十一世纪初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有哪些（论文提纲范文）
（1）太行区群英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空前大事: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述论 |
| 第一节 重筹备:第一届群英会之前期酝酿 |
| 一、战争、天灾中酝酿会议 |
| 二、会址的选择 |
| 三、材料收集与英模推选 |
| 第二节 稳落实:第一届群英会之具体议程 |
| 一、实物展览激励 |
| 二、交流座谈鼓舞 |
| 三、选举表彰带动 |
| 第三节 促革命:第一届群英会之会后效应 |
| 一、争当杀敌英雄 |
| 二、努力达到“耕三余一” |
| 三、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活 |
| 小结 |
| 第二章 再攀高峰: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探析 |
| 第一节 忙中有序:纷繁复杂的会前工作 |
| 一、选举参会英雄 |
| 二、布置大会展览馆 |
| 三、确保会议秩序 |
| 第二节 不断调整:灵活多样的会议内容 |
| 一、资格审查与领导报告 |
| 二、英雄的经验创造 |
| 三、英雄受奖荣归 |
| 第三节 空前绝后:第二届群英大会的独特效应 |
| 一、新英雄主义迅速发展 |
| 二、翻身英雄大显身手 |
| 三、太行区最后一届群英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典型案例:太行区群英会影响下的黎城县群英会 |
| 第一节 思想引领:黎城县第一届群英会 |
| 一、历史与现实的加持 |
| 二、曲折的筹备工作 |
| 三、英雄的彰显 |
| 第二节 思想到技术的转型:黎城县第二届群英会 |
| 一、群英会的资金来源 |
| 二、英雄模范的“发明”与“检讨” |
| 三、“组织起来”的创造 |
| 第三节 技术到组织的再转型:黎城县第三届群英会 |
| 一、以石寸金为代表的劳动英雄 |
| 二、纺织英雄与合作英雄的独特经验 |
| 三、参战自学模范与模范干部的特征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太行区群英会的特征分析 |
| 二、太行区群英会的发展演变 |
| 三、太行区群英会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相关说明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银两制度研究 |
| 1.2.2 货币金融研究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银两制度概论 |
| 2.1 基本术语及界定 |
| 2.1.1 银锭与银两 |
| 2.1.2 实银两与虚银两 |
| 2.1.3 化宝银与行化银 |
| 2.2 我国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2.1 古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2.2 近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3 银两制度的主要内容 |
| 2.3.1 银两价值构成 |
| 2.3.2 银两制度分类 |
| 2.3.3 实银两制度 |
| 2.3.4 虚银两制度 |
| 第三章 开埠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发展 |
| 3.1 实银两制度的发展 |
| 3.1.1 实银两体系的建立 |
| 3.1.2 改铸制度的形成与式微 |
| 3.2 虚银两制度的构建 |
| 3.2.1 官用银两的发展 |
| 3.2.2 民用银两的整合 |
| 3.2.3 行化银向标准银两的发展 |
| 3.3 银两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银两票的产生与发展 |
| 3.3.2 拨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庚子事变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变革 |
| 4.1 天津银两制度变革的背景 |
| 4.1.1 八国联军对天津的破坏 |
| 4.1.2 租界的扩大和外国金融势力的扩张 |
| 4.1.3 天津金融中心的转移 |
| 4.2 银两货币危机的爆发与影响 |
| 4.2.1 “贴水风潮” |
| 4.2.2 化宝银危机 |
| 4.3 化宝银实银主体地位的丧失 |
| 4.4 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 4.4.1 津海关道对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 4.4.2 关税补色风波的产生与解决 |
| 4.5 改铸制度的破坏与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 4.5.1 炉房势力的衰落与改铸制度的破坏 |
| 4.5.2 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 4.6 外国银行低色化宝补色风波与中外力量的博弈 |
| 4.6.1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产生 |
| 4.6.2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僵持期” |
| 4.6.3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谈判期” |
| 4.6.4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化解期” |
| 4.7 银两信用制度的变化 |
| 4.7.1 外国银两票的泛滥 |
| 4.7.2 拨码制度的废止与恢复 |
| 4.8 小结 |
| 第五章 废两改元与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 5.1 银元在天津的兴起与发展 |
| 5.1.1 外国银元主导时期(1860~19世纪末) |
| 5.1.2 天津自铸银元和中外银元并用时期(19 世纪末~1914年) |
| 5.1.3 中国银元主导时期(1914~1933年) |
| 5.2 天津废两改元的历史背景 |
| 5.2.1 清末的“两元之争” |
| 5.2.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酝酿 |
| 5.2.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实施 |
| 5.3 废两改元在天津的酝酿 |
| 5.3.1 天津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
| 5.3.2 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 |
| 5.3.3 孙像银币在天津的推广 |
| 5.3.4 天津银钱业合组公库 |
| 5.3.5 积极参与财政部币制调查 |
| 5.4 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 5.4.1 虚银两的废除 |
| 5.4.2 银元的兑换与重开天津造币厂的努力 |
| 5.4.3 炉房和公估局的消亡 |
| 5.4.4 拨码制度的演变与废除 |
| 5.5 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的影响 |
| 5.5.1 白银货币的统一 |
| 5.5.2 金融市场的变化 |
| 5.5.3 金融机构的消长 |
| 5.6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金融的关系 |
| 6.1 银两制度与货币信用 |
| 6.1.1 银两形态的演进与货币职能的发挥 |
| 6.1.2 银两货币的信用扩张机制 |
| 6.1.3 货币替代与天津银两票发展的特征 |
| 6.1.4 天津拨码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作用 |
| 6.2 银两制度与金融市场 |
| 6.2.1 近代天津银钱比价的变化 |
| 6.2.2 天津洋厘市场建立的基础 |
| 6.2.3 构建国内区域性汇兑网络 |
| 6.2.4 推动天津外汇市场的建立 |
| 6.2.5 同业拆借市场建立的基础 |
| 6.3 银两制度与金融机构 |
| 6.3.1 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银两制度的主导与构建 |
| 6.3.2 外国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影响与改造 |
| 6.3.3 中国新式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抵制和终结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 7.1 银两制度与经济发展 |
| 7.1.1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促进作用 |
| 7.1.2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消极影响 |
| 7.2 银两制度与社会政治 |
| 7.2.1 天津地方官府维持统治的基础 |
| 7.2.2 外国势力操控天津经济的工具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7）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如何延续“中国奇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 |
| 1.1.2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政策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量化研究方法 |
| 1.4.2 质性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发现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理论溯源与现象观察 |
| 2.1.1 理论溯源——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脉络 |
| 2.1.2 现象观察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2 关键概念界定 |
| 2.2.1 政策议程设置 |
| 2.2.2 制度环境 |
| 2.2.3 环境治理绩效 |
| 2.3 重要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综述的基本思路 |
| 2.3.2 政策议程的结构与变迁——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
| 2.3.3 制度环境与政策议程——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的因果识别 |
| 2.3.4 中国场域下的政策议程——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尝试与探索 |
| 2.3.5 政策议程研究方法的演进——量化与质性范式的互鉴融合 |
| 2.3.6 环境治理与环境绩效——探究政策与绩效间的因果关系 |
| 2.4 文献评述——本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可视化——基于NMF主题模型的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方法与数据 |
| 3.2.1 主题模型——LDA模型和NMF模型 |
| 3.2.2 数据获取与文本语料库构建 |
| 3.3 参数选择与模型调试 |
| 3.3.1 主题数目的确定与调试 |
| 3.3.2 主题一致性评估 |
| 3.4 初步发现——宏观政策议程的纵向分析 |
| 3.4.1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 |
| 3.4.2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变化的历时性分析 |
| 3.4.3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水平 |
| 3.5 进一步讨论——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及其变化 |
| 3.5.1 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基于信息熵的测算 |
| 3.5.2 议程多样性为何变化——基于政策议定场所的案例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基于TOBIT模型的检验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地方政府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以省政府常务会议为例 |
| 4.2.1 数据获取与文本预处理 |
| 4.2.2 主题建模与结果输出 |
| 4.3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水平的测量 |
| 4.3.1 管理学研究中组织注意力测量的一般方法 |
| 4.3.2 省政府常务会议政策注意力的测量——方法与步骤 |
| 4.3.3 对单一政策议题相对注意力变化的描述性分析 |
| 4.4 基于BCC模型和MALMQUIST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度 |
| 4.4.1 研究方法——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 |
| 4.4.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4.4.3 基于BCC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静态效率测算 |
| 4.4.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省域环境治理动态效率测算 |
| 4.5 基于TOBIT模型的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5.1 假设提出 |
| 4.5.2 模型设定 |
| 4.5.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5.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6 基于逐步回归法的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机制分析 |
| 4.6.1 假设提出 |
| 4.6.2 模型设定 |
| 4.6.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6.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广义DID的检验 |
| 5.1 问题提出 |
| 5.2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背景的叙事分析 |
| 5.2.1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 |
| 5.2.2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中的“央地关系” |
| 5.2.3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思路 |
| 5.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量 |
| 5.3.1 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 |
| 5.3.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5.3.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绩效测度 |
| 5.4 基于DID的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1 假设提出 |
| 5.4.2 模型设定 |
| 5.4.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不足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案例研究与描述性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1.2 因果推断与机制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发挥制度优势,有效拓展议程设置空间 |
| 6.2.2 拓宽信息渠道,合理安排政策议程内容 |
| 6.2.3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决策者的注意力管理能力 |
| 6.2.4 理顺央地关系,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 |
| 6.3 研究不足与后续工作 |
| 6.3.1 研究内容方面 |
| 6.3.2 方法模型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编码一致性检验结果 |
| 附录2: 省政府常务会议文本编码类目系统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着作 |
（8）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共和制的确立与实践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共和制的确立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及其政权结构 |
|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共和制的确立 |
| 二、共和制的实践与名存实亡 |
| (一)政党政治与多党竞选 |
| (二)政党政治失败与袁世凯独裁 |
| (三)军阀操纵政权与共和制式微 |
| 第二章 从“共和制”向“一党制”之嬗变 |
| 一、孙中山政治理念之转变 |
| (一)维护共和制失败之教训 |
| (二)政治心理移位与联俄联共之选择 |
| 二、孙中山强化政党之努力 |
| (一)迭次改组政党之失败 |
| (二)效法苏俄重塑中国国民党内核 |
| 二、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治走向 |
| (一)北伐战争与国民党势力之壮大 |
| (二)蒋介石统一全国与独裁地位的确立 |
| 四、《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与“一党制”的确立 |
| (一)“训政纲领”的出台与共和制的消亡 |
| (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与“一党制”的法制化 |
| 第三章 从“共和制”到“一党制”嬗变原因 |
| 一、缺乏共和制的社会基础 |
| (一)普通民众与政治脱节 |
| (二)民初政党缺乏远大目标 |
| (三)军人政治扼杀民主政治 |
| 二、孙中山重新规划国家建设方案 |
| (一)颁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
| (二)“建国三程序“的理论依据 |
| (三)“以党治国“方针确立 |
| 三、国民党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影响 |
| 一、十月革命点燃思想的火种 |
| 二、东北地区工人群众声援十月革命 |
| 第二节 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外部力量 |
|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东方路线” |
| 二、“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积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推进 |
| 第一节 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媒介 |
| 一、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员和机构 |
| 二、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 |
| 三、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 |
| 一、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 |
| 二、东北地区党组织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执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作用 |
| 一、“东方路线”促进“红色之路”的形成 |
| 二、“红色之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 |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特点 |
| 一、鲜明的传播媒介特点 |
| 二、独特的地域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10）语言文字改革视角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189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疑问与反思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清末民国 |
| (二)语言文字改革 |
| (三)教育现代化 |
| 四、文献综述 |
| (一)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研究 |
| (二)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 |
| (三)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研究 |
|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五、理论与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对底层民众的启蒙教育——以白话报刊为中心 |
| 第一节 “开民智”视角下的文白之争 |
| 一、“言文合一”论 |
| 二、“功能分殊”论 |
| 第二节 启蒙民众的核心阵地——白话报刊 |
| 一、白话报刊概况及个案分析 |
| 二、白话报刊的宗旨、内容与读者 |
| 第三节 白话报刊启蒙民众的多重努力 |
| 一、从贴报牌到阅报处 |
| 二、讲报与演说 |
| 第四节 白话文在底层民众启蒙教育中的作用及其限度 |
| 一、白话文对底层民众启蒙教育的作用 |
| 二、白话文对底层民众启蒙教育作用有限 |
| 第二章 文字改革与教育普及: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教育理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切音字运动兴起的背景与动机 |
| 一、切音字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二、切音字运动兴起的动机 |
| 第二节 切音字方案与切音字理论 |
| 一、切音字方案 |
| 二、切音字理论 |
| 第三节 切音字的推广路径与教学实践 |
| 一、切音字的推广路径 |
| 二、切音字的教学实践 |
| 第四节 切音字运动的衰落 |
| 一、切音字理论的缺陷 |
| 二、民众的不理解 |
| 三、保守势力的反对 |
| 四、简易识字学塾政策的推行 |
| 第五节 切音字对普及教育的效力与局限 |
| 一、切音字对普及教育的效力 |
| 二、以切音字普及教育的局限性 |
| 附录 |
| 第三章 从“国文”到“国语”: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现代化 |
| 第一节 国语统一思想的兴起与传播 |
| 一、国语统一思想的萌芽 |
| 二、日本国语统一思想的启发 |
| 三、清政府对国语统一的重视 |
| 第二节 切音字功能的转移与注音字母的推行 |
| 一、从“切音字”到“注音字母”的转变 |
| 二、国语运动的高涨与注音字母的公布 |
| 第三节 国语教育的社会推广 |
| 一、国语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
| 二、国语教育政策的落实困境 |
| 第四节 学校国语教育的现代化变革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材编写 |
| 三、师资培养 |
| 四、教学方法 |
| 余论 |
| 附录 |
| 第四章 从“文言文教育”到“白话文教育”——文体变迁与教育转型的历史互构 |
| 第一节 哲学视域中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
| 一、人生存于语言建构的世界中 |
| 二、文言文与共时世界观的形成 |
| 第二节 文言文与古代教育的耦合 |
| 一、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内容 |
| 二、注重记忆、模仿的教学方法 |
| 三、科举制度对文言文的再生产 |
| 第三节 近代社会变革与五四白话文运动 |
|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政治的民主化改革 |
| 三、传教和翻译活动与西方语言资源的输入 |
| 四、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 |
| 五、科举制度的废除 |
| 六、国语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合流 |
| 第四节 白话文与现代教育的互构 |
| 一、注重实用的教育内容 |
| 二、注重“经验”的教育方法 |
| 三、普及教育的思想 |
| 余论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简化汉字运动与识字教育 |
| 第一节 简化汉字的历史进程与社会背景 |
| 一、古代汉字字体演变及历代正字工作 |
| 二、清末民国文字改革的时代需求 |
| 第二节 简化汉字的相关理论 |
| 一、简化汉字的理论依据 |
| 二、简化汉字的两种路径 |
| 三、简化汉字的原则与方法 |
| 第三节 简化汉字的心理实验与教学实践 |
| 一、艾伟的识字心理实验 |
| 二、《平民千字课》的教学实践 |
| 第四节 简化汉字的社会推行与社会争论 |
| 一、寻求合法地位的成与败 |
| 二、《第一批简体字表》公布后引起的社会争论 |
| 余论 |
| 第六章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扫盲教育——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为例 |
| 第一节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历史进程 |
| 一、苏联的拉丁化文字扫盲运动与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诞生 |
| 二、大众语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合流 |
| 第二节 拉丁化新文字的语言文字理论 |
| 一、语言文字的阶级性 |
| 二、汉字的废与不废 |
| 三、拼写方言与统一国语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 |
| 一、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的原因 |
| 二、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的措施 |
| 三、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的困境 |
| 四、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的调整 |
| 五、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的停滞 |
| 第四节 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两种取向 |
| 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西方化”取向 |
| 二、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民族化”取向 |
| 附录 |
| 结论 |
| 一、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促进了教育现代化 |
| 二、教育现代化推动了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 |
| 三、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耦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九五”期间及二十一世纪初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有哪些（论文参考文献）
- [1]太行区群英会研究[D]. 岳子璇. 山西大学, 2021(12)
- [2]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辛凯.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3]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D]. 张权. 武汉大学, 2021
- [4]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5]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D]. 荣晓峰. 山西大学, 2021
- [6]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7]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D]. 燕阳.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8]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D]. 张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9]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D]. 张颖.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10]语言文字改革视角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1892-1949）[D]. 杨伟东. 南京师范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