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初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伟岩[1](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易继明,初萌[2](2019)在《全球专利格局下的中国专利战略》文中指出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致力于通过专利战略的调整来获取国际优势地位。经过各国之间不断地较量,"一超多强"的国际专利格局已基本形成,全球专利一体化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当前,全球专利制度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专利合作、区域专利联盟的出现丰富了国际专利制度供给。与此同时,我国专利制度经历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过程,以专利战略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已成为内生需求。立足于全球专利格局及知识产权强国背景,我国可从专利战略的地域布局、国家和地区间合作计划、国内专利制度的优化、专利运用与成果转化的促进、综合实力及谈判能力的提升等角度出发,推进专利战略。
闫鸿鹂[3](2019)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拉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贫效果凸显,成为实现减贫的重要途径。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减贫方面可以发挥交叉协同作用,我国对此研究不够深入,尚未给予高度重视,下一步制定相关外贸、外资和城镇发展相关政策过程中需要对此予以着重考虑。因此,研究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各自的减贫作用,并发挥二者在减贫方面的交互协同作用,建构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引领的“双轮驱动”减贫战略,对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分别对减贫的作用及效果已有较多研究,但由于统计口径、计量方法的差异,关于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的减贫作用没有统一的结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与减贫的关系、对外开放与减贫的关系方面,很少将三个因素纳入到统一框架下综合分析。因此,本文主要探析的是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协同作用对减贫的影响,通过经济增长途径、财政支出途径、劳动力市场途径和产业结构调整途径,研究了对外开放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制,并建立了理论模型,运用109个国家27年的世界国别数据,以及27个省18年的国内地区数据等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了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减贫的促进作用,以及二者在减贫方面的协同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了合理发展城镇化、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以及注重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等建议,期待在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协同作用下实现较好的减贫效果。本文共分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了论文研究意义,并简明概括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从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城镇化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找出规律性研究结论,并进行客观的评析。第三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对论文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包括城镇化作用机制理论、贫困和减贫理论、对外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从而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第四章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理。本章主要从经济增长途径、财政支出途径、劳动力市场途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系统探究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影响减贫的作用机理。第五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模型。本章在梳理Panudulkitti(2008)关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的拓展,分别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交叉协同模型。第六章是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现状。本章分析了我国对外开放、贫困和城镇化的现状。研究发现,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贫困的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率和贫困程度有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分析为研究如何发挥对外贸易与城镇化协同作用减贫提供现实基础。第七章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世界上109个国家(地区)1990-2016年的数据来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复合关系,进而找到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国际经验证据。第八章是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国内27个省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研究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复合关系,进而找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国内经验证据。第九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国际实践与经验。本章分别从世界各区域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两个维度对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相关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并选取了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按减贫效果分类,分析其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总结国际上城镇化减贫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基础。第十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总结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并结合城镇化减贫的理论模型和影响机理,同时借鉴国外城镇化减贫的成功经验,提出发挥对外贸易与城镇化协同作用促进减贫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适度的城镇化有利于减贫。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在没有达到最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城市和农村贫困。城镇化率高过一定水平,反而会导致贫困发生率的上升。因此,针对不同的地区,城镇化发展规模和推进速度要有不同,不能一味地强调扩大城镇规模,在重视城镇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情况和资源的承受能力。第二,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有利于减贫,我国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出口、进口、FDI本身都对减贫有正面促进作用。以我国省际数据为样本的部分实证分析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但对外开放对减贫的影响效果不是十分稳定,有些个别的指标甚至出现相反的影响方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继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的重要性。第三,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对减贫有协同作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促进收入提高方面发挥很好的协同作用,具有良好对外开放基础的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如何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促进收入提高方面的协同作用,促进外资外贸与城镇的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下一步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视角创新。已有成果要么单独考察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要么单独研究对外开放的减贫效应,本文将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纳入到同一框架,系统研究两者的协同作用对减贫的影响。第二,内容创新。本文摆脱了已有的单就某种因素对减贫进行研究的片面性,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多个方面系统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机理及对策。第三,方法创新。本文以系统建模、计量分析、综合评价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如何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系统模型,力争使政策设计目标与实际效力间的偏差最小化。
葛晶[4](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何晓跃[5](2018)在《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结构变化是当前美国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其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族群结构调整的不可逆性及其对美国国家治理发展方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探索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既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学和美国外交学的交叉前沿课题,也可以借此研判美国外交的中长期走向,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美国少数族裔作为影响外交政策构建的重要次国家行为体,其通过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路径,依托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美国国家实力构建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与美国国际移民合作治理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这三大领域,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少数族裔作为推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主导性力量,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现状和中长期发展的历史性、全方位、变革性影响是可见的、可证明的。第一,从人口系统变化的角度讲,少数族裔是美国维系国家实力的稳定器,少数族裔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是影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关键变量。第二,美国少数族裔外交介入行为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单元层次、次国家单元层次的因素制约。这其中,美国少数族裔能否形成有效的选举政治威胁是少数族裔是否能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极度重要变量。第三,从中长期看,少数族裔正在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同时,少数族裔与白人将围绕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主导权形成张力关系,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支配关键外交资源的权力相对扩大,白人支配关键外交资源的权力相对缩小,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过程。第四,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制定的外交属性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国际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五,少数族裔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重要次国家行为体,其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发挥的正向作用多于负向作用。就美国外交战略的中长期转向而言,少数族裔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整体看,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拓展,美国可运用更多的族群资源来间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第二,少数族裔影响外交决策的前提条件不断获得优化,随着族群结构的持续性深刻改变,相关内政议题与外交议题的交叉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三,美国的长期外交战略将更加侧重“软实力或巧实力”模式,这一方面源于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福利制度建设的资源投入会一定程度限制美国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源于美国外交系统中少数族裔人员的增多、话语权的提升使多元文化外交的实践空间持续得到拓展。第四,移民议题的外交属性将更加明显,非法移民治理将成为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重要的国际关系议题。第五,美国的战略文化将受到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影响发生缓慢但深刻的改变,少数族裔与白人在价值体系上存在质的区别,在实现战略目标所应用的手段上不会遵循“黩武主义”的路线,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多边制度、谈判沟通的作用,美国的战略文化会逐步得到改变。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产生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对于中国而言,认识到这些根本的、长期的变化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适应可能的政策和战略转变,同时也为我们抓住机遇、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就目前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增长使美国保持了科学的人口结构,这使其在中长期内不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一个紧要议题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确保人口安全。二是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无疑使西裔、亚裔和非裔在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增大,如何运用好华裔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推动中美共同利益的增加以及服务于中美战略互信的构建是一个认真值得研究的议题。三是要认真思考美国是否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丁美洲化”和“亚洲化”,使美国面对一系列中长期的改革挑战,增加了美国未来发展及内外战略的不确定性,这也为中美之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机会窗口。四是要把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作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内生性变量来考量,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人口的利益诉求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当中,中国应当在次国家单元层面与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展开积极交流。
唐霄[6](2018)在《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提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从历史经验上看,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两者的关系呈现一致性,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探讨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跨学科理论方法融合,识别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所凸现的现实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在梳理理论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与体系。研究基于2014-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以公众满意度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绩效,采用法制建设、过程推进、目标实现、总体表现等4个维度及立法立规公众参与、政务公开、反腐败、政府总体表现等15项满意度指标;地区经济发展遴选经济增速、结构配置、人民生活与发展潜力等四个维度8项指标,进而对两者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验证了三项假设,即: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受到复杂因素调节和制约。首先,针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研究采用经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准模型,并依据主客观变量结构将其调整为弹性的双固定效应模型。OLS估计结果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满意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并且该变量在加入的全部解释变量中效力最佳,其评分每增加1个单位,预计将带来地区GDP总量超过3.2个单位的提升;进一步把因变量从总量口径替代成为增量或人均口径的指标,估计结果仍具有稳健性。其次,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存在正向影响。研究以因变量法治满意度为多类别定序变量,按照技术规范选用包含概率的Ordered 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地区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公众满意度)存在明显的促增效应,其中:地区GDP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单位将带来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受访比例分别提高0.39%和1.61%;此外,行政层级及公众背景等变量在估计中大多满足期望的显着水平,表明这些因素对两者关系存在调节和制约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推进广西各地经济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及其互动关系,本文建议:一是应明确两者协同的价值目标,包括弘扬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依法行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二是以经济发展优化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源环境,应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立足本地实际,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三是以法治政府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的动力保障,包括营造有序的法治环境,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加强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等。同时,本文研究力图有所创新:理论上,法治政府建设研究属于法学范畴,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测量属于管理学范畴,经济发展研究属于经济学范畴,对两者关系研究涉及交叉学科,本身具有创新价值;方法上,研究将定量方法导入法治评价领域,为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绩效的关系提供识别问题的方法论;数源上,以广西全区三年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库为依据,有效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说服力。当然,基于获得客观指标的困难性,本文以满意度作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绩效的指标,在现实环境条件下显得单薄,有待进一步加强。
郭玉强[7](2017)在《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谋求“普通国家”化的日本,将追求何种目标、遵循何种理念、基于何种规范、秉持何种原则设计、制定和推进东亚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焦点问题。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将成为“中心”还是被“边缘化”,是成为“和平的力量”还是走“军事超级大国”化的老路,再一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的固定话题。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谋取主导权势还是追求增加财富、迈向大日本还是小日本主义,也再一次成为思考、研究和评判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原点。从历史来看,日本的地缘安全战略设计易使之与邻国产生潜在和危险性的冲突,21世纪初的日本是否能建立起“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来解决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这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既不太东方也不太西方”的大战略,是否会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威望,是否能让日本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而不是成为一个威胁,也是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未来日本发展的不确定性、安全战略走向的非确定性,本文从日本的战略理论与历史、战略环境与认知、战略目标、原则与手段、战略设计与结构安排、未来的战略走向、战略影响与应对等六个方面,对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总体勾画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全貌的同时,也从局部的变化透析日本转型的幅度、变化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在对日本历史战略、现实战略和未来战略的关联性探析中,对日本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清晰定位和合理评判。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视角、理论视角、战略轨迹三个维度,对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及其战略进行了宏观阐释。分析了日本在东亚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其地缘战略的思想根源,审视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与其战略布局的变化。第二章主要以东亚地缘环境变迁和日本战略调整为主线,透视战略转型期日本的外部环境认知、因应政策选择的诸多相关问题。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地缘安全战略之于日本的时代意义,解析了日本战略认知、思考、定位与摸索的论争及其战略决策问题。第三章主要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战略手段分析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和推进方式等问题。主要是从“内在本质”的层面,阐述日本总体战略架构的领域目标、关切重点、利益建构和机制偏好等问题。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外在形态”。重点研究其战略层级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自主还是结盟、双边还是多边、国家还是地区等的战略设计,是日本基于历史独特性所形成和继承的基本框架。日美同盟的双边安排、有限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日本不同安全诉求的承载体。第五章主要探讨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据此对其进行定位。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仍处于是回归、是转向、还是整合的一个战略摸索时期;富国强兵、重构对美安全依赖成为一种趋势。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战略仍是日本惯用的做法。第六章主要从战略特征、战略效能、战略制约、战略困境等四个维度总体透视日本的战略影响,从日本战略转型的幅度、变化的程度、转变的速度等来透视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最后,基于对日本的客观研判和理性评估,为中国设计合理、高效的应对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魏永艳[8](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张林超[9](2008)在《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安全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在我国中央政府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宏观背景下,本文以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为基础对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进行系统研究。国外关于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一是考察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产业国民控制论、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国民产业权益论、外资影响及抵御和抗衡能力论以及综合产业安全论等五类观点和见解。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主要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论、制度非均衡论、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论及产业结构论等不同方面作出解释。本文对产业安全的理解,更加强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安全的核心,只有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才能够从根本上维护产业安全,并由此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据此对产业安全概念作出如下新的定义:产业安全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重要的国民产业在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其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威胁而保持一国的经济安全。该定义基本上概况了目前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各种不同观点所表达的含义,并揭示出产业安全的本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高低的状态。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指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条件下来自国外的资本、技术和产品对产业安全形成影响;内部因素包括国内产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对产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影响,产业国内生存环境包括金融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三个方面,其决定了产业在国内生存的可能性;竞争环境主要是指过度竞争或垄断问题。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把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分为产业组织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产业布局因素和产业政策因素。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构成产业安全的评价模型和分析基础。世界各国把维护产业安全、进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即使是国际竞争力十分强大的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采取各项措施维护本国的战略性产业的产业安全,进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于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更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利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产业安全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选择作为战略性产业的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进行产业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是衡量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是决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装备制造业是工业体系的支柱,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装备制造业的安全发展,关系到整个工业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发展。而重大装备是装备制造业中“技术难度大、关联面广、成套性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需要组织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才能完成的重大成套技术装备”①,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象征,尤其是强国必须要有水平相当的重大装备制造业。我国对发展民族装备制造业十分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任务;2006年8月国务院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并召开了国务院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会议;党的十七大再一次强调了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明确要求②。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经过5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包括电力装备在内的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推动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装备,部分重大装备产品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重大装备生产大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是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及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发电设备设计制造和电站工程建设工业体系,基本满足了我国电力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7.2亿千瓦电力装机中,自给率接近90%。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代表了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前沿水平,选择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作为基础对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我国在几年前就已成为发电设备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具备了水电、火电、核电、重型燃气轮机、风电等各个领域高端装备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能力。我国的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如何?产业竞争力状况如何?哪些是制约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影响我国发电设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否引发产业安全问题?政府层面和产业内企业层面如何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包括发电设备在内的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进一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保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维护产业安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逻辑。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并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基于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分析和国际竞争力评价,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综合评价。总体来看,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三、四章,即理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对与产业安全相关的产业保护和贸易保护思想、产业安全的基本理论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该部分构成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即第五章,深入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对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上,扼要分析了重大装备产业所具有的战略性产业特征;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特别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的代表性行业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为下一步关于产业安全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为第六、七章,根据产业安全相关理论,重点以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为出发点,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直接利用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结论,从产业国内生存与竞争环境、产业控制力、产业对外依存度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扼要分析影响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就提高中国发电设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提出了一些建议思路。本文利用产业安全评价模型,构建比交完整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的方式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安全状态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程度的估算值为67.75。根据本文设定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及对应的五种不同产业安全状态,得出了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为“安全”的结论。因而从总体上说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是安全的,产业安全问题基本不存在。同时,由于评价值接近安全状态区间的底线,表明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因素影响中国发电设备的产业安全,因而存在潜在的产业安全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维护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保持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介绍本文的逻辑结构;归纳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客观评价本文的创新与突破;指出研究难点、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二章:产业安全基本理论。本章首先简要梳理古典经济学前后以及当代最新的关于贸易保护、产业安全的经济思想和主要理论;然后再阐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关系;并重点研究产业安全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以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和研究的基本逻辑。第三章: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本章在深入分析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的基础上,引入产业安全评价方法及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后面的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安全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和指导。本章还选择美国、日本、韩国扼要介绍国外维护产业安全的实践及经验。第四章: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本文推崇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本章对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相关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作简要介绍,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作初步研究,为将要进行的包括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进而对产业安全状况评价在内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五章:实证研究一:重大装备产业与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本章在界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概念的基础上,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性产业特征以及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作出简要分析,并从发展历程、产业规模及产品产量、产业主导产品、产业内厂商结构、进入和退出壁垒、产业市场前景以及产业“走出去”情况等各个方面对作为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代表性行业的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作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将要进行的产业安全实证研究做准备。第六章:实证研究二: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估是产业安全状况评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及相关理论,本章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最重要的代表性行业发电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专门研究,为下一章的产业安全综合评价研究奠定基础。结合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及重大装备产业的产业特征,构建专门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专门对业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价,为产业安全总体评价提供有关结论和数据。第七章:实证研究三: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在上一章专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章节关于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的论述,本章利用现存的评价模型和方法,构建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产业对外依存度以及产业控制力等几个方面对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状况进行总体评估,并在对影响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作出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高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的建议思路。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试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有所创新:在研究对象方面:关于产业安全的系统研究本来就起步很晚,在我国则是随着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才开始对产业安全问题予以关注,因而相关的文献并不多,更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大背景下,本文专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进而对重大装备产业的产业安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产业安全角度研究我国重大装备产业,在国内尚属首次,该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并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直接调查,专家咨询,引用大量的第一手最新数据,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第一次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根据发电设备这样的重大装备产业所具有的产业特征,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构建了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产业安全评价模型和最新数据,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客观的评估,并得出了由价值的结论。在观点创新方面: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得出了一些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发展有价值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新思路、新建议。(1)突破传统的以产业保护为重点的产业安全观,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2)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对产业安全的概念做了重新界定:产业安全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重要的国民产业在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其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威胁而保持一国的经济安全。(3)基于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综合评价,认为,以发电设备制造为代表的我国重大装备产业总体上是安全的,但安全的程度接近评价值范围的底线,因而仍然存在一些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潜在重要因素。(4)虽然我国重大装备产业面对开放经济具有较强的产业控制力,但随着我国金融及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重大装备产业内主要企业纷纷进入境内外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外资并购而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潜在威胁。(5)随着我国重大装备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认为有选择的并购国外研发机构,是提高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6)随着我国重大装备产业的市场需求逐步趋于理性,进一步推动产业国际化经营,实施包括扩大产品出口、技术出口及部分产能逐步向国外转移的“走出去”战略,是维护产业安全、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谢正义[10](2011)在《信息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息化是当今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各国(地区)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信息化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经营决策的改变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正是在信息化大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加快转变的背景下,本文以信息化为手段,研究我国如何通过信息化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信息化是由现代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广泛应用所引起的产业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了生产方式改进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了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等新经济,引导着经济发展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演进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发展与融合,已有的信息技术推动了网络经济的产生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得网络技术向宽带、无线、智能方向加速发展,高性能计算向计算密集和数据密集方向发展,软件系统向网络化、智能化和高可信的阶段迈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为特征。上一代信息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均促进了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信息化为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知识基础、信息传播,催生了信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革命,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产生、共享和应用,推动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创新发展。本文认为信息化对促进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制造业领域,信息化发展促进了传统工业的优化和新型业态的出现,调整了工业结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转型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促进主导产业更替。二是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活动,提升了传统工业的竞争力。三是信息化的发展带来新的价值创造模式,改变了传统工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在服务业领域,现代服务业是伴随着信息化而产生的。服务业效率提高的过程是与服务业的转型同步进行的,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信息化带动了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优化升级。二是信息化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三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采用使服务业的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服务贸易的方式和水平提高,基于IT技术和互联网的离岸服务贸易发展加快。在农业领域,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推动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信息化指导农产品创新。二是信息化引导农产品走向市场。三是信息化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服务。四是信息化提高农业科学管理水平。本文将信息技术产业化过程定义为信息化的直接效应,制造业部门使用中间产品而产生的效应称之为间接效应。本文通过计算电子信息产业与信息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分析了信息产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信息化直接效应显着,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江苏的支柱性产业,信息服务业区域影响力较大;电子信息产业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强,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均大于1;信息服务业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均小于1。二是电子信息产业信息化间接效应显着,但信息服务业间接效应较弱。制造业部门使用电子信息产业产品时,增加值显着提高,这表明电子信息产业中间投入率越高,企业使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因而有效促进产品升级;同时信息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对产业增加值几乎不存在影响,意味着信息服务业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三是农业信息化通过两个途径:一方面,信息服务业在农产品生产、销售以及培训中实现,通过这些途径有效改进农产品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和间接使用电子信息产业产品,有效提高农产品机械化水平,带动农业升级。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企业运行和市场交易的方式,出现了模块化管理、网络化管理等现代化管理,实现规范管理和效率管理,提高了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企业信息化的内容随着企业的性质、规模和类型的不同,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从生产制造企业来看,企业信息化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化、企业供应链与客户关系管理的信息化等三方面。企业信息化有利于企业实施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业化战略,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信息化是企业建立在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应用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管理,改变了企业的服务模式,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认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会打破原有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均衡,带来组织分工的演变。当企业信息化实施到一定阶段,互联网络应用不断深入,交易费用随之降低,组织交易效率提高,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企业信息化为模块化生产创造了必要条件,模块化生产带来分工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络带来更紧密的联系,提高了他们之间分工和合作的效率。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分析了信息化对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变化方面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信息化的建设,尤其是企业应用互联网络会对企业组织结构产生影响,互联网络应用深度与组织内部层级的降低成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企业中间层级级数降低,扩大了管理者的管理幅度,使得企业扁平化趋势显着。随着企业信息化应用深入,一些新的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出现,如虚拟企业、网络组织等。可以相信,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将会与日俱增,并且在今后的组织变革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信息化指标体系进行了分析,并以江苏省信息化指标体系为例,分析了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的信息化指标完善的建议。本文认为,信息化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资源利用,更要包括信息化应用方面的指标,特别是促进产业升级的信息化指标,信息化指标的完善应坚持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就业导向和效益导向等四方面原则。本文从制度角度对信息化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信息化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地推动信息化发展,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信息化的发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信息化的进程中所采取的基本框架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从国际上看,信息化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信息化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信息化发展模式,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模式,以及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民族经济型信息化发展模式等四种主要模式。本文就四种模式从产业政策、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比较和总结,政府在信息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政府有关信息化的有效制度安排是各国(地区)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关键。这些有效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第一,支持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制度,包括政府的直接投入和风险投资;第二,有效的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第三,高效和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制度;第四,有前瞻性的信息规划和信息法律制度。本文指出,通过信息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制度,规范和引导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有利于通过推进信息化建设,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借鉴信息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本文提出如下信息化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的制度安排。一是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推动机构,为信息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组织保障。二是以应用为导向,制定不同层级的信息化转变发展方式规划和若干重点领域行动计划。三是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调整和优化信息产业的产业结构。四是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开放,确保信息资源的有效、高效供给。五是建立有效的信息化投入制度,强化金融和财税制度安排对信息化建设投入的引导作用。六是建立高效的多层次的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制度,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保障。七是加快信息化立法和信息技术标准制定,完善信息化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八是完善信息化的评价体系,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对各级各部门科学发展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或验证指标。
二、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初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初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9.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基本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减贫的相关研究 |
2.1.1 减贫的内涵 |
2.1.2 减贫效果评价 |
2.1.3 减贫政策 |
2.2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研究 |
2.2.1 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减贫 |
2.2.2 城镇化进程中的收入变化与减贫 |
2.2.3 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与减贫 |
2.2.4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减贫 |
2.2.5 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与减贫 |
2.2.6 特殊地区的城镇化与减贫 |
2.2.7 城镇化对减贫的负面影响 |
2.3 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2.3.1 对外贸易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2.3.2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2.4 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2.4.1 对外贸易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2.4.2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3 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基础 |
3.1 贫困含义的演进 |
3.1.1 绝对贫困理论 |
3.1.2 相对贫困理论 |
3.1.3 贫困概念的外延 |
3.2 贫困的测定方法及标准 |
3.2.1 贫困发生率 |
3.2.2 恩格尔系数法 |
3.2.3 标准预算法 |
3.2.4 马丁法 |
3.2.5 贫困深度和强度 |
3.2.6 人类发展指数 |
3.2.7 本文选用的贫困测定方法 |
3.3 减贫理论 |
3.3.1 宏观经济角度 |
3.3.2 生产要素角度 |
3.3.3 人口经济学角度 |
3.4 城镇化相关理论 |
3.4.1 境外相关理论 |
3.4.2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 |
3.5 对外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 |
3.5.1 内生增长理论 |
3.5.2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
3.5.3 贫困化增长理论 |
3.6 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 |
3.6.1 促进资本形成的城镇化减贫理论 |
3.6.2 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化减贫理论 |
3.7 上述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 |
4 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理 |
4.1 经济增长途径 |
4.1.1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 |
4.1.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
4.1.3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4.2 财政支出途径 |
4.2.1 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 |
4.2.2 城镇化与财政支出 |
4.2.3 财政支出与减贫 |
4.3 劳动力市场途径 |
4.3.1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协同作用 |
4.3.2 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4.4 产业结构调整途径 |
4.4.1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作用 |
4.4.2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5 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理论模型 |
5.1 开放经济下城镇化减贫理论模型的系统架构 |
5.1.1 城镇化对生产者的影响 |
5.1.2 城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 |
5.1.3 城镇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
5.1.4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在减贫方面的交互作用 |
5.2 封闭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的基础模型 |
5.2.1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
5.2.2 城镇化对贫困变化的影响 |
5.3 对外贸易、城镇化与减贫的模型构建 |
5.3.1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 |
5.3.2 对外贸易对减贫的影响 |
5.4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的模型构建 |
5.4.1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 |
5.4.2 利用外资对减贫的影响 |
5.5 主要结论 |
6 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现状 |
6.1 对外开放现状 |
6.1.1 对外开放的总体情况 |
6.1.2 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
6.1.3 利用外资的发展情况 |
6.2 城镇化现状 |
6.2.1 城镇化发展进程 |
6.2.2 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
6.3 贫困的现状 |
6.3.1 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 |
6.3.2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
6.3.3 贫困人口地区分布不均 |
6.3.4 减贫财政支出情况 |
6.3.5 贫困地区减贫情况 |
7 基于跨国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实证分析 |
7.1 基本模型设定 |
7.1.1 基准模型 |
7.1.2 动态模型 |
7.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7.2.1 被解释变量 |
7.2.2 解释变量 |
7.3 模型回归结果 |
7.3.1 对外贸易、城镇化与减贫的回归结果 |
7.3.2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的回归结果 |
7.3.3 稳健性检验 |
7.3.4 动态面板回归 |
7.3.5 考虑收入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
7.4 本章主要结论 |
8 基于国内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 |
8.1 基本模型设定 |
8.1.1 基准模型 |
8.1.2 动态模型 |
8.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8.2.1 被解释变量 |
8.2.2 解释变量 |
8.2.3 描述性统计 |
8.3 基于收入水平的模型回归结果 |
8.3.1 出口、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8.3.2 进口、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8.3.3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8.3.4 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8.3.5 本节小结 |
8.4 基于城镇贫困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8.4.1 出口、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8.4.2 进口、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8.4.3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8.4.4 本节小结 |
8.5 基于农村贫困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8.5.1 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8.5.2 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农村减贫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
8.5.3 本节小结 |
8.6 动态面板回归 |
8.6.1 出口、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8.6.2 进口、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8.6.3 利用外资、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8.6.4 本节小结 |
8.7 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
8.7.1 各区域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8.7.2 不同区域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农村减贫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
8.7.3 本节小结 |
8.8 本章主要结论 |
9 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
9.1 国际实践比较 |
9.1.1 减贫实践的国际比较 |
9.1.2 城镇化实践的国际比较 |
9.1.3 对外开放实践的国际比较 |
9.1.4 其他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 |
9.2 国际经验分析 |
9.2.1 美国的实践经验 |
9.2.2 韩国的实践经验 |
9.2.3 墨西哥城实践经验教训 |
9.3 经验总结 |
10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10.1 研究结论 |
10.2 对策建议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4.1.3 人口老龄化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4.3.1 模型构建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关于研究范式 |
(二) 关于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
(三) 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迁与美国国家治理 |
(四) 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 |
(五) 总体评价 |
三、研究对象与核心范畴的界定 |
(一) 美国的种族和族群 |
(二) 美国少数族裔 |
(三)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少数族裔人口权力 |
(四)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影响外交政策的两大路径 |
(五)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互动的三大领域 |
四、基本假设、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一) 基本假设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的结构安排 |
五、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国内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 |
第一节 冷战后少数族裔的人口变迁和社会经济地位演变 |
一、少数族裔的人口变迁情况 |
二、少数族裔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状况 |
第二节 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对美国政治系统发展的影响 |
一、少数族裔人口变化与政治系统调整的逻辑关联 |
二、少数族裔影响政治系统发展变化的主要维度 |
第三节 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对美国族群分层体系的影响 |
一、美国族群分层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
二、少数族裔对现有族群分层体系的挑战 |
第四节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受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影响 |
一、当前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主要特征 |
二、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现实动因 |
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影响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维度 |
第三章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 |
第一节 少数族裔与当代跨国关系 |
一、少数族裔的跨国关系网络 |
二、少数族裔与国际关系的互动逻辑 |
第二节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构建 |
一、少数族裔与美国非传统安全 |
二、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维度 |
第三节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 |
一、少数族裔政治游说与美国外交决策 |
二、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母国”关系 |
三、少数族裔影响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的关键变量 |
第四章 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国家实力构建 |
第一节 人口作为权力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范式 |
一、人口作为权力变量的内生性范式 |
二、人口作为权力变量的外生性范式 |
第二节 少数族裔的内生性人口权力与美国硬实力构建 |
一、国际比较视野下少数族裔对美国人口安全的影响 |
二、少数族裔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 |
第三节 少数族裔的外生性人口权力与美国软实力构建 |
一、移民安全化与美国的移民流入 |
二、美国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与软实力构建 |
第五章 美国少数族裔与国际移民合作治理 |
第一节 美国国际移民合作治理的核心对象:墨西哥裔移民 |
一、墨西哥裔移民在自然属性方面的变化 |
二、墨西哥裔移民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变化 |
第二节 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的国际合作治理 |
一、小布什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的移民合作治理 |
二、奥巴马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的移民合作治理 |
三、特朗普政府与美墨移民合作治理的发展及前景 |
第六章 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美国外交政策 |
第一节 古巴裔美国人与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演变 |
一、古巴裔美国人与《古巴民主法》 |
二、古巴裔美国人与《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 |
三、古巴裔保守派的衰落与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
第二节 韩国裔美国人与“东海并记法案”之争 |
一、弗吉尼亚州“东海并记法案”的出台 |
二、纽约州、新泽西州和佐治亚州“东海并记法案”的跟进 |
第三节 印度裔美国人与美印核协议 |
一、美印核合作的提出 |
二、《海德法案》的出台 |
第四节 华裔美国人与中美关系发展 |
一、美国华裔政治参与的新发展 |
二、美国华裔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
三、美国华裔推动中美关系正向发展的制约因素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6)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式”之争 |
(二)揭示“法治与经济增长的中国之谜”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价值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法治政府建设 |
二、法治政府绩效评价 |
三、公众满意度 |
四、地方经济发展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文献来源及结构 |
二、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及其绩效评价研究 |
(一)国外法治评估实践与研究 |
(二)国内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评价研究 |
(三)法治政府满意度测量研究 |
三、关于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影响研究 |
四、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对经济发展作用研究 |
五、文献评析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结构及创新与不足 |
一、内容结构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理论阐述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理论 |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社会契约论与建设法治政府 |
(二)行政法治论与建设法治政府 |
(三)政治理性人与建设法治政府 |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标准 |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内涵 |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价标准 |
(三)法治政府建设的进路模式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理论 |
一、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理论 |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
(二)现代经济发展演变路径 |
(三)经济发展的新视角:法治与繁荣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及法治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
(二)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 |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一)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 |
(二)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理论 |
(三)区域经济发展比较理论 |
第三节 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诠释 |
一、经济发展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作用 |
(一)经济发展提高了对政府职能法治化的客观诉求 |
(二)经济发展提供了法治政府建设所需的物质基础 |
(三)经济发展促进了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日益觉醒 |
二、法治政府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
(一)通过科学立法与公平决策促进经济发展 |
(二)通过依法行政与政务公开保障经济健康 |
(三)通过市场秩序与社会治安维持经济活力 |
第四节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测量的理论与方法 |
一、法治政府建设绩效的理念内涵 |
二、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的理论 |
三、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的功能 |
四、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的方法 |
五、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满意度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实践透视 |
第一节 国外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轨迹 |
一、经济发达国家的法治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美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二)日本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三)韩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四)新加坡政府建设法治实践与经济发展 |
(五)英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法治政府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印度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二)越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三)南非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四)巴西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第二节 港台地区法治政府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考察 |
一、中国香港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二、台湾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与经济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大陆法治政府建设影响经济发展审视 |
第四节 国内外经验启示 |
一、法治政府与经济发展水平全球图景透视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样性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互动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检验 |
第一节 实证说明 |
一、目的与价值 |
二、思路与过程 |
第二节 主要假设 |
一、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
二、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也有正向作用 |
三、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受到复杂因素影响 |
第三节 指标与变量 |
一、区域经济发展测量指标 |
(一)总量指标 |
(二)结构指标 |
(三)质量指标 |
二、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指标 |
(一)评价需求与技术环境 |
(二)评价指标体系 |
第四节 抽样调查及样本特征 |
一、调查要素及组织 |
(一)调查对象 |
(二)调查方法 |
(三)抽样及样本量 |
(四)问卷设计 |
(五)质量控制 |
二、样本量及其分配 |
三、样本结构及代表性 |
(一)性别结构 |
(二)户籍结构 |
(三)年龄结构 |
(四)学历结构 |
(五)职业结构 |
(六)家庭年收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西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经济发展影响 |
第一节 模型选择 |
一、理论模型及其选用 |
(一)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
(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
(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演绎 |
二、实证方程及其变量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一、基础数据来源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
(一)变量说明与基本特征 |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近3年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
第三节 回归分析结果 |
一、基本结果 |
二、相关说明 |
第四节 解释与讨论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广西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影响 |
第一节 模型选择 |
一、模型类别 |
二、方程形式 |
三、变量结构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一、基础数据来源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
(一)变量说明与基本特征 |
(二)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满意度总体结果 |
(三)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满意度与经济发展关联趋势 |
第三节 回归分析结果 |
一、基本结果 |
二、相关说明 |
第四节 解释与讨论 |
一、关于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绩效的解释 |
二、关于地区背景和公众背景因素调节作用的解释 |
三、其他相关因素及讨论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境况 |
一、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
(一)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
(二)实施脱贫攻坚与劳动人民收入大幅提高 |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 |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迟滞 |
(三)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
三、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仍需解决的问题 |
(一)群众缺乏法律意识 |
(二)不完善的立法体制 |
(三)法律实施遭遇障碍 |
第二节 围绕价值目标推进经济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 |
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 |
三、强化政府依法行政 |
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第三节 促进经济发展优化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源环境 |
一、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和结合地方特色,大力发展地方经济 |
二、重视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体系 |
三、整合社会资源,打造低成本的法治政府 |
四、建立法制化的宏观调控政府 |
第四节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的动力保障 |
一、提高政务公开透明度 |
二、加强对财产权利的保护 |
三、抓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
四、探索法治GDP评价体系 |
五、提高行政效率 |
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若干思考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获奖及荣誉 |
致谢 |
附录 |
(7)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结构框架与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重点与难点 |
六、主要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历史、理论和战略审视 |
第一节 历史视角:东亚国际体系变迁与日本的角色 |
一、东亚国际体系的存在形态及其历史演进 |
二、东亚国际体系中日本的身份与身份悖论 |
三、联盟与东亚国际体系中日本的战略角色 |
四、大国的东亚治理强度与日本的安全模式 |
第二节 理论视角:日本地缘政治安全理论解析 |
一、日本地缘政治学的形成及其演进 |
二、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及其发展 |
三、日本地缘政治理论核心概念及其辨析 |
第三节 战略轨迹: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 |
一、延续与断裂: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由战前向战后的转向 |
二、依赖与自主: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由冷战向后冷战的转变 |
三、渐变与激变:21 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论争 |
第二章 东亚地缘安全环境变迁与日本的战略认知 |
第一节 中国崛起与日本的战略忧虑 |
一、21 世纪初中国崛起态势评估. |
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忧虑 |
第二节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与日本的战略考量 |
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
二、日本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量 |
第三节 东亚地区纷争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一、东亚合作路径之争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二、钓鱼岛主权争端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三、南海问题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第三章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目标、原则与手段 |
第一节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 |
一、国家利益与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目标 |
二、威胁认识与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目标 |
三、盟国需求与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目标 |
四、未来安全需求与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目标 |
第二节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 |
一、“吉田主义”与“一国和平主义”原则 |
二、“威胁基础”转向“能力基础”的安全战略原则 |
三、“安倍主义”与“积极的和平主义”原则 |
第三节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手段 |
一、日本东亚战略手段的“平衡”与“失调” |
二、综合安全保障与综合性的战略手段 |
三、国家安全战略与统合性安全手段 |
第四章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设计 |
第一节 国内基础:安全法制突破与防卫态势的转型 |
一、安全法制突破:从安保法到新安保法 |
二、防卫态势的转型:从消极性防御向进攻性防御 |
第二节 双边同盟:日美同盟强化与防卫合作新方针 |
一、日美同盟的强化:重新定义在东亚安全中地位 |
二、防卫合作新指针:日美军事一体化的新路线图 |
第三节 多边架构:准联盟的扩展与菱形安全共同体 |
一、准联盟的扩展:日本与韩、澳、印的多边合作 |
二、菱形安全共同体:“亚洲版北约”的雏形 |
第四节 机制整合:地区安全体制结构与TPP的构建 |
一、“地区安全体制结构”与东亚安全 |
二、日本构建东亚“地区安全体制结构”的基本形态 |
三、TPP与日本“东亚地区安全体制结构”的塑造 |
第五章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 |
第一节 战略回归:富国强兵与地缘战略地位的重构 |
一、日本在东亚地缘战略地位的重构 |
二、日本东亚地区主导权谋求的战略基石 |
第二节 战略转向:依附强者与地缘战略角色的重塑 |
一、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基轴的再稳固 |
二、日本东亚地缘战略角色的重塑 |
第三节 战略整合:“两面下注”与地缘战略空间的拓展 |
一、日本对华“两面下注”政策的内涵 |
二、日本采取对华“两面下注”政策的动因 |
三、日本对华“两面下注”政策的未来走向 |
第六章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影响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
第一节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基本特征与战略效能 |
一、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 |
二、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效能 |
第二节 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制约与战略困境 |
一、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制约 |
二、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困境 |
第三节 中国对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战略应对 |
一、中国崛起层面 |
二、中日关系层面 |
三、东亚地区层面 |
四、国际体系层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四、论文逻辑思路 |
五、研究方法说明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背景 |
一、中国东亚安全环境的审视 |
(一)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
(二)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困境 |
(三)东南亚安全局势复杂多变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考量 |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反思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困境 |
(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角色 |
三、中国东亚安全战略新思维 |
(一)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
(二)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 |
(三)从武力对抗到合作安全 |
(四)从短期安全到可持续安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目标 |
一、形态目标: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 |
(一)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
(二)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特征 |
(三)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超越 |
二、理念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原则设想 |
(一)开放包容的认同原则 |
(二)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
(三)合作安全的共享原则 |
三、结构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设想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包容性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多样性 |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互惠性 |
四、功能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功能设想 |
(一)东亚经济安全的保障功能 |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功能 |
(三)东亚政治安全的保障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资源依托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内在资源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二)中国军事发展的维和效应 |
(三)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效能 |
(四)中国文化内涵的和合效应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外在资源 |
(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
(二)东亚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 |
(三)东亚安全机制的积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制约因素 |
一、东亚领土争端的隐患 |
(一)东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二)东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二、大国战略博弈的掣肘 |
(一)中美战略竞争 |
(二)中日战略抗衡 |
(三)美俄战略博弈 |
三、信任赤字的负面效应 |
(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惧 |
(二)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的疑惧 |
(三)东亚国家对中国构想的疑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路径选择 |
一、中国+东盟安全核心机制的建构 |
(一)经济合作促动政治安全合作 |
(二)以东盟为核心凝聚东亚安全架构 |
(三)以中国为动力推动“小马拉大车” |
二、中国+东盟+X安全扩展模式的推进 |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蒙俄 |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东盟+蒙俄+朝韩 |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蒙俄+朝韩+日 |
三、中美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合作 |
(一)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机制 |
(二)传统安全上的协调机制 |
(三)东亚整体安全架构的治理机制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的重大意义 |
1.2 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论文结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1.3.1 论文逻辑结构与主要结论 |
1.3.2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1.3.3 研究难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2. 产业安全基本理论 |
2.1 产业安全经济思想与理论溯源 |
2.1.1 重商主义时期及以前的经济与产业安全思想与理论 |
2.1.2 幼稚工业保护及国家经济学理论 |
2.1.3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贸易保护理论 |
2.1.4 新贸易保护理论的产业保护思想 |
2.2 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 |
2.2.1 国家安全及安全观的演进 |
2.2.2 国家经济安全及其主要内容 |
2.3 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及概念探析 |
2.3.1 产业及其分类 |
2.3.2 国内关于产业安全研究的主要成果 |
2.3.3 关于产业安全的主要观点及简要述评 |
2.3.4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 |
2.3.5 对产业安全进一步认识及本文的产业安全观 |
2.4 产业安全的模型解释 |
2.4.1 建立产业安全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
2.4.2 产业安全基本理论模型 |
2.4.3 最佳产业安全状态的确定 |
2.4.4 产业安全水平的测度 |
本章小结 |
3. 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 |
3.1 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 |
3.1.1 基于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2 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3.2 产业安全评价体系 |
3.2.1 产业安全评价的内涵与意义 |
3.2.2 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
3.3 国外维护产业安全的实践 |
3.3.1 美国的产业安全实践 |
3.3.2 日本的产业保护与产业安全实践 |
3.3.3 韩国以国内产业保护为特点的维护产业安全实践 |
3.3.4 国际经验及对我国产业安全实践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4. 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 |
4.1 产业国际竞争力 |
4.1.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4.1.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4.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 |
4.2.1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
4.2.2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
4.2.3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进展 |
4.3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竞争优势理论 |
4.3.1 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
4.3.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
4.4 后发优势理论及启示 |
4.4.1 后发优势论的提出 |
4.4.2 后发优势论的进一步研究及验证 |
本章小结 |
5. 实证研究一:重大装备制造产业与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 |
5.1 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与重大装备制造业 |
5.1.1 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界定 |
5.1.2 本文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的界定 |
5.1.3 重大装备制造业战略性产业特征 |
5.1.4 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
5.1.5 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
5.2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历程 |
5.2.1 本文对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界定 |
5.2.2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历程 |
5.3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现状分析 |
5.3.1 产业规模及产品产量 |
5.3.2 产业内厂商结构 |
5.3.3 进入和退出壁垒 |
5.3.4 “走出去”情况及成功的主要原因 |
5.3.5 产业市场前景 |
本章小结 |
6. 实证研究二: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6.1 相关理论及评价的说明 |
6.1.1 产业竞争力分析的相关理论模型 |
6.1.2 评价主体和范围 |
6.2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 |
6.2.1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 |
6.2.2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
6.2.3 基本数据 |
6.3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6.3.1 绩效竞争力评价 |
6.3.2 规模竞争力评价 |
6.3.3 潜在竞争力评价 |
6.3.4 产品竞争力评价 |
6.3.5 环境竞争力评价 |
6.3.6 综合评价及结论 |
6.4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内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6.4.1 绩效竞争力 |
6.4.2 规模竞争力 |
6.4.3 创新竞争力 |
6.4.4 服务竞争力 |
6.4.5 全球化竞争力 |
6.4.6 产品竞争力 |
6.4.7 综合评价及结论 |
本章小结 |
7. 实证研究三: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状况评价 |
7.1 产业安全评价模型及方法 |
7.1.1 评价模型 |
7.1.2 评价方法 |
7.2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 |
7.2.1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7.2.2 评价方法的说明 |
7.2.3 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7.2.4 产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评价 |
7.2.5 产业对外依存度评价 |
7.2.6 产业控制力评价 |
7.2.7 产业安全状况的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
7.3 影响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潜在因素 |
7.3.1 国外厂商垄断高端原材料形成对产业发展的瓶颈性制约 |
7.3.2 研发能力弱,自主创新能力不高 |
7.3.3 品牌弱势 |
7.3.4 系统集成能力差,服务能力弱 |
7.3.5 外资并购的潜在威胁 |
7.4 维护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建议思路 |
7.4.1 加快重大装备产业原材料国产化步伐 |
7.4.2 推动产业重组,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重工业集团 |
7.4.3 并购海外研发机构,加快产业自主技术创新 |
7.4.4 引导资源整合,培育工程公司,提高系统集成能力 |
7.4.5 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形成国际知名的重大装备制造基地 |
7.4.6 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
7.4.7 提高产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
7.4.8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继续实施重大装备产业扶持政策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信息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文献回顾 |
1.3 研究思路 |
1.4 可能创新和不足 |
第二章 信息化与科技创新 |
2.1 信息化的内涵、特征和技术革命 |
2.2 网络经济及其发展 |
2.3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
2.4 创新型经济的信息化推动 |
第三章 信息化与产业升级 |
3.1 信息化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3.2 江苏制造业现代化的信息化推动实证研究 |
3.3 服务业现代化的信息化推动 |
3.4 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推动 |
第四章 信息化与企业变革 |
4.1 企业信息化 |
4.2 企业信息化与企业竞争力提升 |
4.3 企业信息化与企业组织变革 |
第五章 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完善 |
5.1 信息化指标体系 |
5.2 我国信息化指标体系 |
5.3 信息化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
5.4 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改进 |
第六章 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制度安排 |
6.1 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6.2 信息化发展模式的启示 |
6.3 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制度安排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初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2]全球专利格局下的中国专利战略[J]. 易继明,初萌. 知识产权, 2019(08)
- [3]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D]. 闫鸿鹂.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4]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辽宁大学, 2019(09)
- [5]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D]. 何晓跃. 南京大学, 2018(09)
- [6]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广西为例[D]. 唐霄.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7]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D]. 郭玉强. 吉林大学, 2017(09)
- [8]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9]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D]. 张林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10]信息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D]. 谢正义. 南京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