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广海[1]（2011）在《“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文中研究表明1927年底到1928年初,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大受挫折,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借此获得了独立性,共产主义文人在大分化之后,也开始产生新的聚合,活力逐渐恢复；又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境遇的恶化等原因,“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于是被隆重打开。但与此同时,面对声势凌厉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行为,不仅右翼文人（如梁实秋）、而且倾左翼文人（如鲁迅、茅盾）,都对革命文学派展开了回击,于是产生“革命文学”论争。通过这一持续约两年的论争,阶级文学理论得到深化和宣扬,左翼文人对阶级文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渐趋一致,这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基本前提。本文通过细密分析相关文本,考索各派所依据的理论资源,紧密联系历史脉络,在纷繁的论争中挖掘出了若干基本问题,并做了集中探讨。论文主体分六章,每章围绕一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细致发掘出太阳社和创造社所依据的域外理论资源,尤其对创造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了更有证据的论证,对二社的论争获得了新的认识,并据此展开了透视“革命文学”论争的新视角。其后两章即从第一章的研究结果出发,通过考察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和“实践”概念,揭示出他们在展开“革命文学”批判活动时所依恃的理论的新鲜特质,于是较深入地阐发了那些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论争的主要意涵。第四章围绕处于阶级文学理论之核心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了“革命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路径的转变及左翼与梁实秋之间的主要分歧,并紧扣双方的理论资源,细致呈现出双方的合理性与偏颇。第五章则围绕着革命文学的现实维度展开,集中探讨了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以及革命文学家对现实的崭新理解,辨析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则从探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出在阶级革命理论日益征服人心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因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在不同路径的比较中,对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机制也获得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细致考察主要发生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论文拓宽并深化了对阶级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起源的图景；对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此后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视角和若干理论探讨的前提。
王秀涛[2]（2011）在《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文中指出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为研究对象,但无意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会议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还原,而是希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会议的考察,对文学会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历史定位,以揭示文学会议在操作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原则与规范,以及这些原则与规范如何通过文学会议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代会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是进行文学决策、部署文学任务、成立和改组领导机构的重要权力机关,其活动和运作也反映了文学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反映了文学决策的程序与原则,起草人的选择、政治权威的介入保证了决策的政治方向。而文代会的宣传、贯彻与执行则反映了文学决策的反馈机制,强大的政治组织保障和完备的配套体系使文学决策得以落实。可以说“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体制的翻版,也因文学内部的矛盾重重使文学决策充满了权力争夺和利益平衡。组建文艺队伍是文学会议的重要功能之一。文代会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在选择代表时所制定的方法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构成了文艺界选择作家进入文艺队伍、对作家进行政治评价和文学定位的基本标准,并因此形成了“十七年”作家队伍的主体,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分化。对新解放区的旧艺人和旧文人,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团结、改造的方针,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文艺工作者”。此外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组建文艺队伍的手段之一,它虽是业务培训会议,但在选择参会代表时的工农兵标准无疑是希望通过培养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作家,打造政治可靠的新型文艺大军。“十七年”的文学会议的诸多类型中,还包含一些具有奖惩意味和仪式化特征、意识形态倾向极其鲜明的会议,譬如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批判会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借助于政治动员等战时阶级斗争策略对文学异端进行清理,并以政治参与的方式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政治教育。纪念会则通过对纪念对象的形象塑造与精神“还原”,挖掘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为意识形态服务,并以一种仪式化的纪念方式强化其作为资源的价值。观摩会是戏改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示范意味的演出大会,通过树立典范,打造样板,展示戏改成果、强化戏改政策,推广具有示范价值的文艺样板,推动戏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文艺调整时期,文学会议是进行文艺调整重要的推动手段。这些会议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会有所改变,更加注重听取基层不同意见,通过广泛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有时其至不做报告和会议结论。期刊工作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是十七年文学调整时期的代表性会议,这些会议制定了一些对文艺进行纠偏的政策和条文,但由于这些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合法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丧失。出版会议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会议,但与文学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建国初期的几次出版会议,不但对当时的出版工作譬如民营出版社的改造等进行了具体部署,而且确立了进行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统一集中的管理制度、对出版职能的确定以及分工合作制度影响了文学出版的格局和具体运作,而编辑制度的确立以及政治正确等基本要求则对文学编辑的组稿、审稿、改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会议在制定决策、传达政治倾向、整合资源以及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学会议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施展“权力技术”的场所,因此文学会议召开的背后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操纵着,使文学会议按照既定的程序、方式、方向进行“表演”。同时政治权力还以各种力量和资源保证文学会议的召开、传达顺利进行,以确保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稳固。也正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文学会议的召开往往无法顾及文学自身的利益,在执行会议决定的过程中难免伤及文学利益,留下无法解决的“后遗症”。
付甜甜[3]（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袁洪权[4]（2010）在《“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主要理论立足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后,“统一战线”政策仍然作为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对文艺队伍、文艺思想的有效清理与整合,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不能否认,建国初期新中国文艺思想的组成、文艺队伍的组合是复杂的。建国初期无疑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时间段,它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全国文艺界必然要进行“转型”,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段。“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包含深刻的政治内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也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统一战线”政策文艺战线上的具体实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文艺队伍、指导中国文艺的思想,都在这次会议上得以确立；9月,文教政策的立论依据,仍旧依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1950年,中共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为1951年党外整风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同时,经历一年的经济及文化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局面得到了一定的转变,这为1951年文艺界展开文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本论文集中关注1951年中国文艺界,试图勾勒出1951年在新中国作为关键年份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1951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跟新中国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1952年全国性学习《“文艺讲话”》和文艺界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以专题为框架,以点和线的梳理为基础,达到对1951年作整体观照。梳理过程中,论文以中央文学研究所、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为横向考察点,试图通过这几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还原,勾勒出1951年的重要意义。第1章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建及学员学习作考察。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一文艺学校,已经表明中共对新中国文艺队伍的“不信任”。中共试图建立一支纯洁的文艺队伍,努力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建立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合法地位。但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中央文学研究所最终招收1期2班学员来充斥新的文艺队伍,形塑着新中国文艺队伍。这为新中国文艺队伍的“整合”提供了经验。第2章以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及遭遇批判为考察中心。展开对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针对的是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这一私营性质的经济形态。昆仑因其革命贡献,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战对象”,但经济的过渡是新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中共选择昆仑为突破口,从而对私营电影业进行了改造,对在私营电影业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产生了“震慑作用”,赵丹、孙瑜、郑君里之后的电影遭遇已经证明它的意义。对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的批判,直接导致新中国电影局面的“转变”,私营电影业1952年寿终正寝。它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3章以开明版“新文学选集”和三联·人文版“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为考察视点。“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开始都有“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但“文艺建设丛书”最终出版之时,这一文艺政策没有考虑,它成为“清一色”的延安文艺青年文艺创作实绩的表现。“新文学选集”虽然作为“统一战线”的产物,但与新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存在距离,最终于1952年12月出版普及版之后,融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家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因素,“编选”原则及选目标准则发生改变。这为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4章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为考察契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实践论》得以重新发表,其背后原来是强大的学习运动在酝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全国政协会议确立思想改造为全国政治运动。显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为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话语蓝本”,之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遍及全国,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酝酿成功,《“文艺讲话”》成为思想学习运动中引用率最高的文本,这为1952年《“文艺讲话”》十年纪念和全国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坚实舆论。它们为新中国文艺队伍和文艺思想进一步的“整合”扫清了障碍,形成了统一认识,“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无疑,1951年是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重要年份,虽然文艺界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所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强烈的政治价值作为基本准则的。
周景雷[5]（2004）在《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中研究说明本书在继承前辈学者或者同代人的茅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六个角度，对茅盾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了另一种梳理和解读，借助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环境考察了茅盾的独特性存在。本文认为“独特性”用在茅盾身上，最能体现出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它超越了通常人们所认识到的茅盾的文学和文化贡献，回归到文学和文化的构成当中。在本文的研究和写作里，既考虑到茅盾之成为茅盾的文化和心理背景，即纵向的构成关系，更要考虑到他在他那个时代的位置，即横向的构成关系，而这一点又是较好地理解茅盾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地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横纵差别的对比中考察茅盾的独特性。 在“茅盾与中国现代小说”一章中，本文并不是要研究茅盾对现代小说的贡献，而是想通过茅盾在这些小说中所表现的社会内容来说明茅盾对中国的认识。女性形象、知识分子形象、资本家形象和农民形象是茅盾提供给我们的认识中国社会的四组人物系列，他们的奋斗与挣扎都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人的生存状态，是茅盾对现代化的一种独特性理解。 在“茅盾与现实主义”一章中，本文回避了对茅盾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的综合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考察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性，甚至包括这些可能性的最终走向，因此作为对比，胡风和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便也一并被考察了。 在“茅盾与左翼文学”一章中重点考察了茅盾的左翼文学观以及他对左联的皈依和超越，在这一点上最能表现茅盾的矛盾性。一方面茅盾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进行了限制性的规范，使他超越在绝大多数的革命作家之上，表现了一个文学家的本位良知；另一方面他对左翼组织产生了无限依恋，是团结和组织左翼文学的重要一翼，他对左翼文学的深刻影响正在这里。 “茅盾与现代文学评论”应该包括三方面，即作品论、作家论和文学史论。作品论前人多有研究，故未再论及；而作家论是茅盾文学评论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在研究上似乎已有定论。但本文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确定了茅盾三段论式的作家论模式，这样可能更符合茅盾的动态思维走向。文学史论是茅盾现代文学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点又是此前茅盾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实际上现代文学史甚至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很多方式方法都是沿着茅盾的思路走下来的，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较详细地梳理了茅盾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写作传统。 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名大家，与其他文学家的关系是广泛而复杂的。他游历甚广，所涉作家甚多。有的给予茅盾影响很深，有的被茅盾影响很深。但如果要综合论述必定会篇幅冗长，故在“茅盾与中国现代作家”一章中，本文选择了与茅盾有密切关系的鲁迅、瞿秋白和郑振铎三人，分别代表了思想性、政治性和文学性，构成了一种立体的现代文学状态，将茅盾置身其中，考察茅盾与现代文学的深刻关系。 在最后一章中，讨论了茅盾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这是茅盾创作的底蕴，也是他与现代文学间的基本关系。
牟泽雄[6]（2010）在《(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1927-1937年）的文艺统制,主要体现在它的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社团的组建、文艺媒介的建立、文艺审查的实施等几个方面。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的十年间,由于面临国内外诸多问题,其执政的理念和策略是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纠结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便表现出强烈的统制特征,而民族主义与民众的民族情绪及知识精英的文化民族主义交织时,又呈现出极其暧昧的色彩。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既与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又与国家建设和抗击外侮紧密联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这种复杂性必然渗透到一系列文化举措中,影响文学、艺术的整个生产机制。国民党在文艺领域的统制不过是其整个国家统制的一个基础和组成部分,它为南京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与意识形态支持。文艺成为国民党文化统制的最重要的领域,中共的文化斗争策略是最直接的触媒,同时也与国民党人的认识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思想传统有关。本论文试图从历史和思想理论的大背景下,透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与分析,呈现国民党文艺统制的复杂面貌并透视其根源。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该选题研究的基本现状和研究动机,阐述研究意义及理论、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第一章：国民党实施文艺统制的思想基础是民族主义,在取得政权后的十年间的文化目标就是将民族主义建构为一元的意识形态,试图以此促进其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同时对民众进行民族国家观念的灌输。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从三民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既是权威合法性的继承,也是其现实政治的需要。体现在文艺领域,就是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社团的组建、文艺媒介的建立、文艺审查的施行等几个方面,各自独成系统又相互交织。第三部分是论文第二章：梳理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出现与国家文艺体制建设的关系,国民党文艺政策与“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及“通俗文艺运动”的关系。分析国民党推动文艺运动的政治化思维方式及“大众化”改造意图和失败原因。第四部分是第三章：探讨文学社团与作家的组织化问题。立足第一手材料分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创办的“中国文艺社”,各级党部创办和扶持的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社”、“开展社”、“黄钟文艺社”等社团,以及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势力创办的“线路社”、“流露社”、“新垒社”等社团的基本运作手段与作家的组织化策略。文艺社团通过对文学生产者的联络和组织,推动国民党的文艺运动和文化目标的实现。第五部分是第四章：梳理和分析右翼文艺期刊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传播媒介和再生产工具的原因和过程。文艺期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自身的特性,加上政治宣传动员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培育,以及与中共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争夺,成为国民党出版右翼文艺期刊的理论和现实动因。创办党报文艺副刊成为文艺统制的先声与尝试,而创办右翼文艺杂志并以此作为其意识形态话语最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和再生产场所。第六部分是论文第五章：立足第一手材料梳理国民党书刊审查及电影审查制度的形成和衰落,联系国民党的政治统制和文化统制目标,分析其基本的运作方式与其得失。同时,对书刊审查制度催生的“杂志年”现象及“杂文”文体的出现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第七部分是结语：国民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多变性和欺骗性,导致其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陷入到双重贫乏之中,同时使得文艺审查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国民党的文艺统制是失败的。
刘璐[7]（2020）在《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茅盾“十七年”文学理论与批评为研究对象,研究茅盾在1940-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多重身份和多元立场,以期对他“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更为明晰的认知。引言部分,介绍选题缘起和意义,以“茅盾十七年（1949～1966）”为核心对茅盾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针对现有研究的缺憾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以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49年的时代转折为切入点,考察茅盾在社会变革之际的行动线索,考察国统区文人思想立场分化背景下茅盾对《讲话》的接受状况,从而认识茅盾1940-1950年代文学理念和文学批评的演变情况。第二章,讨论“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茅盾后期”主要从事理论工作,鲜活的生命个体身份被显要的文化官员身份遮蔽,理论批评家身份比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在政治文化意识压倒启蒙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探讨茅盾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以及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第三章,对茅盾“十七年”（1949～1966）的主要理论批评文本进行解读,包括《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和茅盾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结语部分,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关系、茅盾复杂的话语体系和多重身份等角度来对茅盾“十七年”文艺思想进行新的解读,重新厘定“茅盾后期”的文学贡献和学术价值,从而考察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同情之理解”走近茅盾、理解茅盾。
李钧[8]（2006）在《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化”是1951年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特征。王瑶、刘绶松、林志浩等前辈领衔编写的文学史固然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即使“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经典文学史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识形态一元价值标准的影响,呈现出文学史写作的范式困境;尤其是对“民族主义文学”、通俗文学和“自由人”的评价,仍存在许多研究空白和误读之处。本文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困境,提出了“生态文化学”理念,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历史哲学等基本理论对其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社会与伦理、文化与艺术等层面的论证,建构了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写作原则框架。同时,以“生态文化学”为方法论和文学史观,从阅读民国报刊和出版物入手,对30年代小说五大主题进行文本抽样勘探,在努力还原历史文化生态的过程中,揭破既有文学史研究中的遮蔽现象,以突破文学史写作的范式困境,彻底打破意识形态思维和写作模式,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提供一种新的范型。绪论“‘生态文化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理路”。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生态文化学”理念,并汲取多学科基本原理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整合,论证本命题成立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必然性。以“生态文化学”为方法论,在“现代中国”核心理念下,在“世界性”、“民族性”与“人性”的三维坐标中,重新审视各种文学流派并努力发现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有利于为“重写文学史”工作营造一个优化环境。“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30年代”（1927-1937年）小说,至少包括民族国家、阶级革命、精英启蒙、市民社会、文化寻根五大主题,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这五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本论文主体部分即以此五大主题展开。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本章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和“抗战文学”进行梳理并发现其合法性。本文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是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文学,值得重新研究。第二章“阶级革命:翻身解放的梦想”。无产阶级文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在国际左翼文坛的影响下,于30年代生成、发展并走向成熟。无产阶级文学在探索过程中形成了“革命美学”和“无产阶级小说学”,并以切实的创作实绩融入到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大潮中。本章检阅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并陈述其合理性。第三章“启蒙主义:五四传统的绵延与赓续”。本章对关注自由人权与文化批判的启蒙主义文学进行研究,并发现其式微的原因。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30年代的后期文学研究会、民主主义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身上都有着传承与赓续,他们构成了茅盾所说的“五四的正统派”。但是启
何建国[9]（2011）在《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说明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着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着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着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着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着的阐述性着作。此外,还将孙中山着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着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着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着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着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着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着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着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着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着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着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着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王广锋[10]（2016）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文代会）的形式,为一段时间内全国文艺工作设定方针、政策和任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管理文艺事业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自1949年9月起,中共已经连续召开了9次全国文代会。作为开拓新时期文艺事业繁荣的“里程碑”,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既面临着深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面临复杂的现实困境,有着十分丰富的时代蕴含。从学理层面,将第四次文代会作为一个研究视点,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借助179期大会简报、大会组织材料等为主的直接史料,以及大量的与会者回忆录、日记、个人传记,对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的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还原和勾勒,力图展现出历史本来的“众生喧闹”景象。同时,本文还对大会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行阐释和生发,寻求其对当下文艺管理工作的借鉴意义。本文共分: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前言主要包括研究缘起、学术综述、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以及内容简述。正文内容共分五章:第一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历史背景。该章节从两个部分着手:一,对第一次至三次全国文代会进行简要介绍,以讲明第四次文代会的历史制度由来;二,简要探析了文艺界面临的历史、现实和政策难题,以阐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必要性及历史意义。第二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及召开简况。该部分共分两节:第一部分从文艺机构的重建、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大会文件的起草等几个主题来探讨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部分则是这次大会召开全程的概览,主要包括大会党员代表会议、大会日程安排以及邓小平的大会《祝词》、周扬的主题报告等内容。第三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审视。该部分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与会代表对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文艺发展的讨论,包括对“‘十七年’时期的文艺路线”、“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胡风事件”、“文艺界反右斗争”、“毛泽东‘两个批示’”等历史问题的探讨;第二节,对“文革”十年及“文革”结束以来文艺发展概况的讨论,包括“给大会的一封信”、“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讨论”、“如何看待社会上流行歌曲”、“对两部倾向性作品的讨论”等几个主题。第四章:大会代表对如何繁荣新时期文艺的思考和讨论。该部分共分为四节:文艺体制改革（改革现行文艺体制成为与会者共识,与会代表对“文艺体制改革”的思考,与会者对电影体制改革的热议）;禁止横加干涉（“横加干涉”的表现及危害、造成“横加干涉”的原因、如何实现“禁止横加干涉”现象）;加强文艺队伍建设（文艺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加强文艺队伍建设的措施）;加强文艺工作的法制建设;加强对文艺遗产的抢救、整理和使用工作。第五章: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该部分主要包括:主流媒体及文艺刊物的宣传和报道;《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的下发;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召开。结语部分主要阐释了大会的历史意义、现实启示以及局限性。历史意义: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促进了由革命文艺观到社会主义建设文艺观的更新,实现了中共文艺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对文艺队伍的重建及文艺机构恢复后的进一步调整。现实启示: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当社会上文化领域出现问题时,允许争鸣,并从政治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劝和引导。历史局限性:由于大会上突出强调“团结”,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充分议论,致使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诸如“胡风事件”,未能在这次大会上给以恰当的判定。
二、《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革命"与"革命文学"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
| 二、从战场回到文坛:大革命失败前后倾共产主义文人的处境和选择 |
| 三、"联合战线"的失败和"理论批判"的酝酿 |
| 四、"革命文学"论争研究的历史演进及本文研究策略 |
| 第一章 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再解读——兼论二社的理论来源 |
| 一、论争过程考述 |
| 1. 论争之发起 |
| 2. 论争之中止 |
| 3. 后期创造社主力新成员的入党问题 |
| 二、后期创造社和前期太阳社理论探源 |
| 1. 后期创造社的理论资源 |
| 2. 前期太阳社的理论资源 |
| 三、冲突:两种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的遭遇 |
| 1. 新的论争背景的引入 |
| 2. 互相理解的艰难 |
| 四、小结:理论和"情绪"的双重限制 |
| 第二章 后期创造社的实践观及导致的论争 |
| 一、创造社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辨析及其"实践"之维的沦陷 |
| 1. 创造社对"感性"实践的强调 |
| 2. 实践的意义——对决定论的"战取"与"克服" |
| 3. 决定论对个人责任的推卸 |
| 二、后期创造社与鲁迅围绕决定论问题的论争 |
| 1. 鲁迅对"武器的艺术"的误解与"唯人主义" |
| 2. 对鲁迅"无知"的嘲讽及不期然的"统战"效果 |
| 3. 当唯人主义遭遇决定论 |
| 三、小结:反思后期创造社的实践观与文学观 |
| 第三章 阶级意识灌输论的诞生及导致的论争 |
| 一、谁的阶级意识?——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理论 |
| 1. 物质身份与阶级意识的分裂——后期创造社的理论阐释及与郭沫若的分歧 |
| 2. 两种"阶级意识"异化说的遭遇——由后期创造社对周作人的批判看两种启蒙观的异与同 |
| 二、如何把握阶级意识?——"留声机器"之争 |
| 1. 隐藏在对立观点之下的同一性——李初梨与郭沫若的"留声机器"之争 |
| 2. 不做"留声机器",但"留声"——一种为"留声机器"辩护的策略 |
| 三、无产阶级文学应由谁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之争 |
| 1. 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界定及内部张力 |
| 2. "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鲁迅、郁达夫等人对阶级意识分裂论的反动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在人性与阶级性之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建构及导致的论争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后期创造社的历史叙述谱系与起源合法性建构 |
| 1. 从资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兴起与衰落的社会依据 |
| 2.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中介: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创造社 |
| 3. 后期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权宜性 |
| 二、革命文学的合法性论证——从人性路径到阶级性路径的转变 |
| 1. 从人性路径论证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 |
| 2. 从阶级性路径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 |
| 3. 两种论证模式之比较 |
| 三、文学的普遍人性与阶级性之争——以左翼和梁实秋之争为考察中心 |
| 1. 马克思主义对抽象人性的批判 |
| 2. 左翼文学家与"新月派"论争的前奏 |
| 3. 梁实秋对人文主义的认同与背离及与左翼的交锋 |
| 4. 鲁迅对普遍阶级性的接受及与梁实秋的"天才"和"人性"之争 |
| 四、小结:对人性的阶级性与共通性的辩证 |
| 第五章 关于革命文学"现实"维度的论争 |
| 一、文学与宣传的关系——革命文学的效用之争 |
| 1. 革命文学派对革命文学效用的强调及心理曲折 |
| 2. 文学与宣传之关系辨析——解读后期创造社与鲁迅对辛克莱的接受及相关论争 |
| 二、哪一种现实?——文学与现实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
| 1. 革命文学派与茅盾的"现实"观之争 |
| 2. 如何越过阿Q时代?——国家主义派与革命文学派的异与同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的形成与论争 |
| 一、何谓小资产阶级?——兼论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 |
| 1. 辞书中的小资产阶级定义辨析 |
| 2. 知识分子如何进入小资产阶级? |
| 3.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辨析 |
| 二、小资产阶级原罪意识的诞生、规训与救赎 |
| 1. 革命文学作家论述中的小资产阶级特性 |
| 2. 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忏悔及对规训方式的探求 |
| 3. 阶级意识理论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救赎 |
| 三、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以文代会为视角的考察 |
| 第一节 文代会报告的起草与文学决策 |
| 第二节 文代会的宣传与文学决策的贯彻执行 |
| 第三节 文代会与文学领导机构的成立和改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队伍”的组建 |
| 第一节 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队伍建设的原则 |
| 第二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旧艺人的改造 |
| 第三节 青年创作者会议与新作家的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方向的引导 |
| 第一节 批判会与文学异端的清理 |
| 第二节 纪念会与文化资源的利用——以鲁迅纪念大会为中心 |
| 第三节 观摩会与文艺“典范”的推广——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与“百花时代”的期刊改革 |
| 第二节 新侨会议与“文艺八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广州会议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规范的确立 |
| 第一节 出版会议与民营文学出版业的改造 |
| 第二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体制的建立 |
| 第三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编辑制度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文学会议与文学秩序 |
| 主要参考文献 |
（3）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 三 原创性 |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选题缘起 |
| 绪论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新中国"文艺界"作为观察视点 |
| 第一节 "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轨迹及经验 |
| 第二节 1949至1951年新中国"文艺界"描述的"关键词" |
| 第三节 "文坛霸权主义"的文学格局与《"文艺讲话"》的"裂缝"——1949至1951年中国“文艺界”的总体观照 |
| 第四节 1951年:考察新中国"文艺界"整合的关键年份 |
| 第一章 培养新文艺工作者的"实验"——中央文学研究所1951年开学的前前后后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前文艺学校建构的"历史经验"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文艺学校的"构想" |
| 第三节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简况 |
| 第四节 "文艺学校"的体制化探索经验——微观考察中央文学研究所 |
| 第二章 宿命的召唤:1951年昆仑影业公司的"命运"——以电影《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批判为视角 |
| 第一节 电影经验总结的透视与新中国电影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电影格局与昆仑影业公司 |
| 第三节 私营电影业的新处境与昆仑影业公司的拍片——《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拍摄简况 |
| 第四节 批判声浪中私营电影业的"命运" |
| 第三章 "文艺建设丛书"与"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与影响 |
| 第二节 "文艺建设丛书"的出版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四节 思想的"整合":两种丛书不同的命运走向——“文艺建设丛书”、“新文学选集”最终命运的考察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与发行的"背后" |
| 第一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前奏曲" |
| 第二节 思想改造运动话语建构的"蓝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
| 第三节 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全国文艺界文艺学习运动的"新动向"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5）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茅盾与中国现代小说 |
| 第一节 历史想象与三部曲叙事 |
| 一、 革命与爱情的相互转换 |
| 二、 资本化的痛苦与必然 |
| 三、 无根基时代的自我安慰 |
| 四、 现代化进程的颓败线 |
| 五、 学生时代的苦闷与追求 |
| 六、 悬在琴弦上的灵魂与良知 |
| 第二节 叙述主体与知识分子 |
| 一、 知识的品格与分化 |
| 二、 坚守、逃离与突围 |
| 三、 启蒙派与现代派的承接 |
| 第三节 社会学女性与文学预设 |
| 一、 女性与时代关系的误读 |
| 二、 女性形象的多重资源 |
| 三、 女性观支撑的文学观 |
| 四、 革命+恋爱的人类学意义 |
| 第四节 现代性的的残酷与必然 |
| 一、 由共处走向对立 |
| 二、 日常性中的浪漫与残酷 |
| 三、 乡土文学的地域形态 |
| 四、 新形态与文化英雄 |
| 第二章 茅盾与现实主义 |
| 第一节 流变中的扬弃与可能 |
| 一、 生成语境和霸权企图 |
| 二、 文学功利主义的强化 |
| 三、 浪漫色彩的遮蔽 |
| 四、 真实性的不断虚化 |
| 第二节 从三种倾向到三足鼎立 |
| 一、 方法与立场间的紧张关系 |
| 二、 三选一的心理与思想底蕴 |
| 三、 三个方向与三种命运 |
| 四、 关于周扬给茅盾一封信的附录 |
| 第三章 茅盾与中国左翼文学 |
| 第一节 左翼的源流与茅盾的界定 |
| 一、 深层资源与必然性演进 |
| 二、 凌乱的高调色彩与整饬 |
| 三、 界定而非倡导的革命文学论 |
| 第二节 茅盾对左联的皈依与超越 |
| 一、 政治皈依和心理补偿 |
| 二、 尴尬处境的调停与维护者 |
| 三、 两个纠缠的传统与两种形态 |
| 第四章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评论 |
| 第一节 茅盾与现代文学史论 |
| 一、 五四资源和文化派、启蒙派及政治阐释 |
| 二、 鲁迅的凸显和低调性的政治思考 |
| 三、 高调回归与文化--政治--文化模式 |
| 四、 政治分期及时间段的巧合 |
| 五、 从个人特色到文学史传统 |
| 六、 启蒙立场与两种主题 |
| 第二节 茅盾与中国现代作家论 |
| 一、 共生环境中的批评模式 |
| 二、 总结文学研究会的写作意图 |
| 三、 主体的自信与规范的可能 |
| 四、 从三段论中看互动关系 |
| 第五章 茅盾与中国现代作家 |
| 第一节 茅盾与鲁迅 |
| 一、 左右文坛的四次重大合作 |
| 二、 从心灵契合到精神阐释 |
| 第二节 茅盾与瞿秋白 |
| 一、 政治同盟与文学同道 |
| 二、 两种文本和一种心态 |
| 第三节 茅盾与郑振铎 |
| 一、 起势:从北京到上海 |
| 二、 造势:从上海到北京 |
| 第六章 茅盾与中外文化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资源性积淀 |
| 一、 地域文化与性格养成 |
| 二、 传统文化与文学道路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改造性建构 |
| 一、 西方文化的方法性补充 |
| 二、 俄国文化的观念性内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动机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建构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培育 |
| 第一节 一元的意识形态建构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观念的培育 |
| 第二章 文艺政策与文艺运动 |
| 第一节 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出台 |
| 第二节 文艺政策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
| 第三节 文艺政策与通俗文艺运动 |
| 第三章 文学社团与作家的组织化 |
| 第一节 中国文艺社 |
| 第二节 前锋社、开展社等民族主义文学社团 |
| 第三节 线路社、流露社、新垒社 |
| 第四章 文艺媒介的建立与实践 |
| 第一节 右翼文艺期刊出现 |
| 第二节 党报文艺副刊:"青白之园"、"觉悟","大道"、"青白" |
| 第三节 右翼文艺杂志:《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与《文艺月刊》 |
| 第五章 文艺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影响 |
| 第一节 文艺审查制度的形成 |
| 第二节 审查制度与文艺杂志的兴起 |
| 第三节 审查制度与杂文文体的产生 |
| 结语 |
| 附录 右翼文艺期刊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述评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的转折与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演变 |
| 1.1 时代的转折与对《讲话》的接受 |
| 1.1.1 茅盾对《讲话》的接受 |
| 1.1.2 转折时期的文化选择与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
| 1.2 茅盾文学理念的转向 |
| 1.2.1 论文学的目的和文学家的使命 |
| 1.2.2 论“民族形式” |
| 1.3 文学批评转型 |
| 1.3.1 话语类型的转换 |
| 1.3.2 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大时代下官员/批评家复杂的内心世界 |
| 2.1 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 |
| 2.1.1 官方话语 |
| 2.1.2 私人话语 |
| 2.1.3 知识分子角色考察 |
| 2.2 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 |
| 2.2.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双栖现象 |
| 2.2.2 作家意识的具体表征 |
| 2.3 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 |
| 2.3.1 茅盾的实践型启蒙观 |
| 2.3.2 茅盾的启蒙意识表征 |
| 第三章 “茅盾后期”文学思想的文本解读 |
| 3.1 再解读《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
| 3.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
| 3.1.2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 |
| 3.2.1 历史剧的发展历程 |
| 3.2.2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 |
| 3.2.3 古为今用的历史观、文学语言 |
| 3.3 再解读茅盾的作家作品论 |
| 3.3.3 对《百合花》的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生态文化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理路 |
| 一意识形态化: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困境” |
| 二“生态文化学”的逻辑与历史之“真” |
| 三“生态文化学”的社会与伦理之“善” |
| 四“生态文化学”的文化与艺术之“美” |
| 五“生态文化学”内涵与30 年代小说的五大主题 |
| 附图: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30 年代文化生态环境 |
| 第一章 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 |
| 第一节 “国家第一”:30 年代民族主义思潮 |
| 一孙中山的革命民族主义与蒋介石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
| 二“新生活运动”与民族伦理建设 |
| 三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文学 |
| 第二节 宏大叙事:民族主义文学概观 |
| 一短促的“三民主义文学”运动 |
| 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
| 三国防文艺与救亡文学 |
| 第三节 王平陵、黄震遐与陈铨:民族主义小说个案研究 |
| 一民族主义文学的领航者:小说家王平陵论 |
| 二“一个人的抗战”:黄震遐小说重读 |
| 三从人性分析到民族性探讨:陈铨30 年代小说摭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阶级革命:翻身解放的梦想 |
| 第一节 另一种西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及其难题 |
| 二国际左翼文坛与中国革命文学 |
| 三 人民性·阶级性·党性:无产阶级文化的逻辑演化 |
| 第二节 社会学诗学:无产阶级文学摭论 |
| 一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超越 |
| 二与“自由人”论争的背后 |
| 三革命美学与无产阶级小说学 |
| 第三节 茅盾、蒋光慈与丁玲:无产阶级文学个案研究 |
| 一超越“五四”的努力: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茅盾的三部长篇小说 |
| 二“中国革命史上的证据”:蒋光慈小说主题模式 |
| 三“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30 年代小说创作得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主义:五四传统的赓续与绵延 |
| 第一节 人性解放:启蒙主义在30 年代的新发展 |
| 一“人的文学”:启蒙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作家 |
| 二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后期文学研究会与启蒙传统 |
| 三从“无政府”的方向看过去 |
| 第二节 全盘西化:30 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与自由主义文学 |
| 一自由主义的艰难步履 |
| 二“自由”的局限 |
| 三从《新月》到《独立评论》:30 年代自由主义小说概览 |
| 第三节 巴金、储安平与凌叔华:30 年代启蒙主义文学个案研究 |
| 一孤独的布道与绝望的殉道: 巴金“革命三部曲”与五四文学主题比较 |
| 二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作为文学家的储安平 |
| 三 女性·妻性·母性:凌叔华小说的女性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与生活诗学 |
| 第一节 市民社会:体制外的政治势力 |
| 一“市民社会”及其意义 |
| 二 30 年代的上海市民社会 |
| 三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学 |
| 第二节 生活诗学:市民文学创作现象概览 |
| 一都市里的“新感觉” |
| 二民国武侠小说的天地 |
| 三市井细民的新鸳鸯蝴蝶梦 |
| 第三节 穆时英、李寿民与张恨水:30 年代都市小说个案研究 |
| 一“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小说论 |
| 二还珠楼主与现代武侠小说:以《蜀山剑侠传》为例 |
| 三“总结了一个时代的小说家”:张恨水《啼笑因缘》再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中国:30 年代的“寻根文学” |
| 第一节 精神还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
| 一文化守成:文化民族主义 |
| 二旧邦新命:“十教授书”的意义 |
| 三民粹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根性 |
| 第二节 “有根的诗学”:本土文化派小说概论 |
| 一文化寻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再造 |
| 二写意小说:“中国小说学”的构建 |
| 三大地民间: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 |
| 第三节 废名、沈从文与萧红:“寻根派”小说个案研究 |
| 一摩诘诗画的现代版:废名《桥》解读 |
| 二乡下人的童话:沈从文《边城》解读 |
| 三民族生存状态的散点透视:萧红《生死场》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人的文学”——生态文化学视域中的30 年代小说 |
| 一生态文化学:一种往返质疑的研究思维 |
| 二发现历史与还原生态 |
| 三文学的自由与自由的文学 |
| 四“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 |
| 注释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着作 |
（9）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的说明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及资料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读书与着述:孙中山着作的形成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阅读世界 |
| 一、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 |
| 二、在英国伦敦的读书生活 |
| 三、在日本旅居的读书生活 |
| 四、晚年的读书生活 |
| 五、孙中山的读书习惯与特点 |
| 六、孙中山的藏书 |
| 第二节 《建国方略》的成书 |
| 一、《孙文学说》成书考 |
| 二、《实业计划》成书考 |
| 三、《民权初步》的成书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成书 |
| 一、三民主义的名称由来 |
| 二、《三民主义》的成书 |
| 第四节 孙中山的其他着作 |
| 一、《总理遗嘱》与《建国大纲》 |
| 二、其他着作的成书 |
| 第二章 邪说与圣经: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孙中山地位与形象的演变 |
| 一、"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
| 二、"中山"与"国父"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一、恭诵总理遗嘱 |
| 二、胡适与孙中山着作 |
| 第三节 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到时代 |
| 一、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的确立 |
| 二、孙中山思想由群体到时代的确立 |
| 第三章 编辑与发行:中国国民党官方对孙中山着作的出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编译 |
| 二、孙中山着作的印刷与出版 |
| 三、孙中山着作的发行 |
| 第二节 征印总理遗教 |
| 一、征印总理遗教的缘起 |
| 二、征印工作的开展 |
| 三、征印工作的余波 |
| 第四章 形式与摊派:《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 |
| 第一节 征印运动的缘起 |
| 一、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
| 二、征印运动的发起 |
| 第二节 征印的过程与结果 |
| 一、征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动员 |
| 二、版本的选择 |
| 三、各地的征印情况 |
| 四、收复区的征印情况 |
| 五、印刷与发行 |
| 六、征印结果 |
| 第三节 征印成果探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松懈 |
| 二、征印与摊派 |
| 第五章 特色与差异:不同场域中的孙中山着作出版 |
| 第一节 官方视域下的孙中山着作 |
| 一、《三民主义》版本摭议 |
| 二、《总理全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中的孙中山着作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秘密出版 |
| 二、孙中山与消费市场 |
| 三、民间机构对孙中山着作全集本的出版 |
| 四、主义商品化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孙中山着作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
| 一、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
|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 一、国民党对研究孙中山着作的重视 |
| 二、学术团体的建立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研究成果 |
| 一、主义学术化 |
| 二、主义学术化成果探析 |
| 第七章 型塑与建构:孙中山着作与三民主义教育 |
|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
| 一、党化教育的缘起 |
| 二、党化教育在广东 |
| 三、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纂及审查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科书的编纂 |
| 三、教科书的审查 |
|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开展与效果 |
| 一、课堂教学的实施 |
| 二、课堂教学的效果探析 |
| 第八章 推广与宣传:孙中山着作的传播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传播者 |
| 一、孙中山本人对其学说的宣传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三、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五、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的推广与宣传 |
| 一、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
| 二、宣传书刊的编印 |
| 三、传单的散发 |
| 四、宣传品的审查 |
| 五、演讲宣传 |
| 六、社会教育宣传 |
| 七、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
| 八、艺术宣传 |
| 九、读书运动 |
|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缺陷与弊端 |
| 一、经费的短缺 |
| 二、宣传工作执行的缺陷 |
| 三、宣传技能的低劣 |
| 四、渠道的阻塞与宣传的变异 |
| 第九章 阅读与信仰: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阅读群体 |
| 一、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三、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阅读 |
| 四、孙中山着作的阅读态度 |
| 第二节 孙中山学说的信仰状况 |
| 一、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了解程度 |
| 二、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信仰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一、孙中山着作的工具化 |
| 二、孙中山着作的标语化与口号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孙中山着作出版大事记 |
|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认印薄及缴费收据印制使用办法 |
|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 |
| 中国国民党历任宣传部部长一览表 |
|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部长一览表 |
| 各级党部中山室筹设办法 |
| 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办法 |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推行"三民主义一万册运动"实施办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第一至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 |
| 一、“大会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
|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确立：第二次全国文代会 |
| 三、“批资反修”：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
| 第二节 文艺界面临的历史、现实及政策问题 |
| 一、历史遗留问题十分深重 |
| 二、出现了新的思想混乱状况 |
| 三、文艺政策亟需进一步调整 |
| 第二章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及召开 |
| 第一节 大会的筹备工作 |
| 一、筹备工作的起步 |
| 二、大会代表的产生 |
| 三、主题报告的准备工作 |
| 第二节 大会召开简况 |
| 一、党员代表会议 |
| 二、大会日程概览 |
| 三、邓小平的《祝辞》 |
| 四、周扬做主题报告 |
| 第三章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审视 |
| 第一节 对“十七年”时期文艺发展的探究 |
| 一、“十七年”时期文艺路线的判定问题 |
| 二、对《武训传》批判运动及“胡风事件”的讨论 |
| 三、对“反右”斗争及毛泽东“两个批示”问题的争论 |
| 第二节 如何看待“文革”十年及结束以来文艺发展 |
| 一、给大会的一封信 |
| 二、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讨论 |
| 三、社会上流行歌曲引起的争议 |
| 四、对《“歌德”与“缺德”》处理方式的不同意见 |
| 五、对两部有倾向性问题作品的辩论 |
| 第四章 对繁荣新时期文艺措施的探讨 |
| 第一节 改革现行文艺体制 |
| 一、对文艺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共识 |
| 二、“文艺体制改革”的三个方面 |
| 三、讨论“焦点”：电影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禁止对文艺工作横加干涉 |
| 一、“横加干涉”的表现及危害 |
| 二、造成“横加干涉”的原因探析 |
| 三、如何实现“禁止横加干涉” |
| 第三节 加强文艺队伍建设 |
| 一、文艺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 |
| 二、加强文艺队伍建设的措施 |
| 第四节 繁荣新时期文艺的其他建议 |
| 一、加强文艺工作的法制建设 |
| 二、加强文艺遗产抢救、保护工作 |
| 第五章 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 |
| 第一节 主流媒体及文艺刊物的宣传 |
| 第二节 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下发 |
| 第三节 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召开 |
| 结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历史意义、现实启示及局限性 |
| 一、历史意义 |
| （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 |
| （二）实现了中共文艺观的更新 |
| （三）推动了中共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
| （四）实现了文艺队伍、文艺机构的重建和调整 |
| 二、现实启示 |
| （一） 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方式来推动文化政策的制定、调整工作 |
| （二） 以允许争鸣和政治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文化领域中的现实问题 |
| 三、局限性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出版文献类 |
| 二、内部资料类 |
| 三、个人着作类 |
| 四、学术期刊类 |
| 五、报纸杂志类 |
| 六、网络材料类 |
| 后记 |
四、《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D]. 张广海. 北京大学, 2011(10)
- [2]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D]. 王秀涛. 南京大学, 2011(08)
- [3]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4]“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袁洪权.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5]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D]. 周景雷. 复旦大学, 2004(01)
- [6](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D]. 牟泽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7]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D]. 刘璐. 西北大学, 2020(12)
- [8]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D]. 李钧. 山东师范大学, 2006(09)
- [9]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10]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D]. 王广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