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九○年度获奖标准揭晓（论文文献综述）
周璇[1]（2021）在《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文中指出文学商品消费与文学审美接受是文学消费活动的两个纠缠不已的历史属性。不同的文学生产、媒介技术与文化语境条件下,这两个历史属性呈现为不同状态,并构成不同的属性关系。在这种属性状况与属性关系的历史作用下,文学消费以其对广义的文学生产活动的参与不断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历史状况。而从文学媒介演化、文化语境变迁的历史条件角度探索这两个属性状况及属性关系状况,是文学理论有待展开的论题。文学消费奠基于文学生产活动,并基于文学生产活动的生产一般性与艺术特殊性辩证统一而获得了文学商品消费与审美接受辩证统一的二重性。文学消费二重性也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创造”观念批判和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视域中。文学消费二重性也受到文学媒介的建构,并随着文学媒介演进而呈现出历史转化的文化实践面貌。因此,文学消费问题需要从历史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视角展开探讨。现代文学消费现象是在15世纪印刷媒介普及、文化进入现代阶段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19世纪,随着文学生产的繁荣、印刷媒介的加速发展,在相对自主化的文学场域的建构中呈现出了文学商品消费与文学审美接受辩证统一的二重性面貌。20世纪,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出的具有媒介化特征的面向大众文化需求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由于大众文化在其媒介化特征中显示出了朝着符合人性化媒介趋势的媒介融合方向发展的特征,因此,大众文化又可以表述为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全面展开的阶段,它所依赖的电子媒介挤压了印刷媒介的生存空间,并强化了文学消费中的商品消费要素及其经济秩序,导致文学消费呈现出了二重性的对立态势。商品消费要素受到强化的文学消费于是作为一个问题被凸显了出来,并由此进入了理论研究视野。新世纪,数字媒介的普及与由其驱动的媒介融合进程的开启,将大众文化推进到了媒介融合阶段。在这一阶段,新出现的数字化亚文学消费与传统的印刷媒介文学消费构成了文学消费的新旧两种形态。新的数字化亚文学消费因其文学产品形态中物质载体的消失而呈现出了二重性融合的态势。传统印刷文学消费则继承并延续了之前大众文化电子媒介阶段的二重性对立态势。新世纪的文学消费活动由此呈现出了二重性融合态势及其对立态势并存的二重分化状况,并以此向文学消费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文学消费的二重分化状况影响着大众文化媒介融合阶段的文学发展:两种文学消费形态的分化使文学场域转化为由数字化文学亚场域与印刷文学场域构成的复合性结构;媒介融合进程中文学消费的泛媒介化趋势推动了文学生产的产业化变迁;数字化文学亚场域中文学消费二重性融合导致了前印刷媒介阶段的文学交往功能的数字化复兴。同时,印刷文学场域与数字化场域中的两种文学消费活动形态也在发展中显示出了大众文化趣味的感性趣味强化与日常趣味趋同化的问题。由于前者是90年代大众文化电子媒介阶段文化消费二重性对立态势延续的结果,后者是新世纪大众文化媒介融合阶段文学消费二重性融合态势的产物,因此,这些媒介融合阶段的大众文化趣味问题所带来的非理性、“媚俗”等文学消费道德问题,就在贯穿始终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新世纪叠加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强化下,显示为90年代以来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中的文学消费中的道德取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立足于历史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在文学消费的大众文化历史转化与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现实语境中去建构文学消费的新理性与新感性。
吴子璇[2]（2021）在《《当代》的编读意见与期刊的文学生产》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创刊于1979年,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之一。《当代》将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独特的刊物底色,在办刊至今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担任了“文学记录中国”的重要角色。本文对《当代》进行个案研究,通过编者和读者这两个独特的视角,透视编读意见在文学期刊的文学生产和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从而延伸至《当代》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参与和建构作用。本文包括四章,编者意见和读者意见的概述、编者意见与期刊的文学导向、读者意见与期刊的文学生产以及《当代》与读者联系中出现的问题。第一章首先总体论述编者意见和读者意见的概念、分类、作用、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时期以及担任的角色,意在说明编读意见对于期刊文学建设的共性作用。其次则从《当代》的独特性出发,论述该刊物的编者意见和读者意见的独特性。《当代》的编者意见前后共有两种主要形式,在内容上以推荐作家作品为主,而编辑群也时刻以发现新人作家为己任,编辑群是期刊独特性的主要推行者,历任编辑薪火相接的“现实主义”是《当代》独特的品格。《当代》的读者意见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丰富,在时间跨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读者意见也在期刊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不用的重要作用。第二章从编者意见的角度出发,首先对编者意见中编者推荐作品的梳理以及读者来信中读者喜爱作品的统计整理,通过两者的对比,发现读者喜欢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曾受到过编辑部的推荐,于是得出编者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读者的阅读引导的结论;第二节主要论述编者意见在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呈现的状态,通过对80年代编辑策略的分析和归纳以及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发现编者运用了头条位置、加粗字体、组织评论文章和座谈会以及通过官方文学评奖来加冕等众多方式推荐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思潮的作品,促使《当代》积极参与到当代文学的建构当中。最后对编者意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消失的原因做了有益的探究。第三章探讨了《当代》的读者意见对期刊的文学生产发挥的作用。《当代》的读者意见以读者来信为主要形式,以设置的栏目和时间节点综合考虑可以分为两部分进行探讨,本章第一节首先论述1979-1999年间,期刊上出现的《读者之页》栏目,从栏目中刊登的读者来信内容入手,对内容进行大致的分类和概括,总结出读者意见在文学批评、质量监督、沟通作者、文学传播等方面的作用;第二节和第三节以读者参与《当代》设立的文学评奖为切入点,首先论述“《当代》文学奖”,该奖项发展形态不成熟并且举办时间较短,读者意见在最初几次的评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代》文学奖”的最初获奖作品大多数确实为读者的挚爱之选,而后期评奖因第三方的加入而逐渐变质;第三节主要论述了文学拉力赛中读者意见的作用,文学拉力赛规模完善并且在时间的发展中逐步调整,形成了国内文学期刊中相对成熟的文学评奖模式,而同类题材的作品频频获奖体现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同时也包含了编辑部精心谋划的策略。第四章以《当代》现下与读者的联系中产生的问题为切入点,发现《当代》的读者调查问卷日益模式化、文学拉力赛中的读者评委重复反复出现造成评委身份虚化等现象,进而提出《当代》对于读者意见重视程度的逐渐减弱、纸刊的读者群体不断流失,而编辑部在激励现有读者的参与性方面又束手无策等问题。文学期刊面临的如此困境带给我们极大的启示,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适当的建议。
张开[3]（2021）在《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情爱叙事（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严毓棋[4]（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孙施[5]（2020）在《旧作改写与诗学重建 ——论昌耀后期诗风的转变》文中研究表明研究昌耀诗歌,其写作的版本与修改情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很多我们认为写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昌耀诗作,其实未必是当时写作的原貌,而是1980年代后期甚至是1990年代改写的结果。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作大都属于昌耀的“晚期风格”。如若仅从现成文献中的所谓“写作年代”出发,就会造成对昌耀诗歌本质上的认识偏差。昌耀未被收入诗集的诗作中,既有1953年至1957年发表的早期作品,也有若干首1979年之后公开发表的诗作。通过比照诗人对作品的前后“改写”,可以发现昌耀在诗歌技艺方面的逐渐成熟和创新。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昌耀诗歌的研究现状以及本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概述昌耀逸作和旧作修改的问题。通过对昌耀逸作的考证,可以发现昌耀诗歌在早期虽然有主流抒情模式的痕迹,但较少出现政治性词汇,而是更多地致力于呈现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从而展现出一些和政治抒情诗相异的特征。而昌耀后期部分逸作的发现,则还原了一个更丰富的诗人形象。同时,昌耀对旧作的改写或重写行为,不仅表现出诗人在人生感受、情感基调和审美趣味上的转变,还标志诗人在诗歌形式上不断锐化的追求。第二章从诗歌内容的角度出发,分析昌耀诗歌抒情主客体的转变。由于人生经历,昌耀对青海自然环境的认识中常常含有“精神之父”的投射,并伴随着对民族文化力量的追寻。80年代后期,现实理想的受挫和价值观念的破碎,使得昌耀在诗中消解了“父亲”在公共文化层面上的象征意涵。与此同时,昌耀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抒情主体“我”。一方面,这是对集体性抒情和话语秩序的颠覆,昌耀采用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将眼光更多地投到平凡生活中的个体形象。另一方面,诗歌的表现内容也从现代世界的表象转变为自我内心的指涉,通向更复杂、更私密、更多元的“自我”经验。第三章将侧重讨论昌耀后期诗学重建中的形式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的作品出现了密集的不分行文体,以承载复杂的情绪表达。同时,昌耀从跨行、节奏、标点符号等方面,对分行诗歌的形式自由进行了探索。在高昂的理想信念逐渐失效的情况下,昌耀将精神层面上的不安定状态赋形于语言形式。他用写作突破文体的规范,自觉调动整个文学语言去写作,用不分行诗歌的实验和分行诗歌在节奏上的改造来实现精神困境的突围,从而建构起一种新的立足于个人立场的诗歌语言。
郭孟媛[6]（2019）在《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专题作品研究 ——以1990年-2017年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一世纪以来,媒介自身和使用媒介的环境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日新月异以及移动客户端的日益发展和强大,无不改变着人们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消费习惯。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在电视出现之前,广播曾让人们如痴如醉,电视出现后广播的地位似乎被弱化了,而后随着汽车工业的兴起和家用轿车的普及,广播又迎来了再次飞跃的契机,但这个契机似乎又被互联网和新媒体冲淡了,人们获取消息的途径从依靠传统媒体转变为以新媒体与移动客户端为主,媒介自身和其使用环境对传统广播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广播作为传统媒体的老大哥一直拥有着自己的位置。根据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公司（CTR）发布的年度数据,2018年传统媒体广告花费同比下降1.5%。广播是传统媒体广告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5.9%,增长率仅比2017年低一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广播依然保持了良好的活力。在当前媒体传播普遍向“全”的方向迁徙的过程中,广播实际坚守了它的“专”——传播手段的单一化,而恰恰是它的“专”和其在单一方向上的“精耕细作”是其得以正向发展的原因,这也对许多传统媒体寻找出路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尝试从叙事学的视角这一全新的角度对广播专题作品进行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既然是广播新闻的研究,就无法避免内容方面的分析,但因本文主要是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理论解读,所以更侧重于文本形式的研究,而对于广播而言就是对其声音文本的研究。由于广播媒介技术特性和新闻的本质,造就了广播新闻与其他类别新闻之间的差异,这也使得广播新闻呈现不同的叙事特征。为了清楚地呈现广播专题文本的特点,本文对中国新闻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的获奖广播专题作品进行了分析研究,系统分析广播专题作品声音叙事的特点和模式,指导广播新闻的实践,开拓叙事学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绪论部分阐明了基于听觉文本的研究思路和基于叙事学的理论支持。概述了叙事学、新闻叙事学和广播新闻叙事研究的现状;第二章从题材、框架叙事和议题设置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的叙事总体框架;第三章运用叙事符号学对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中作为叙事符号的声音进行了研究,对典型声音的符号化进行了解读;第四章分析了获奖广播专题作品叙事话语的构建,从叙述者,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三个维度对广播专题进行了研究,在每个维度总结其特点和特征;第五章总结了获奖作品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策略;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广播叙事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思考。本文创新性地对广播专题声音文本进行了叙事学研究,把声音作为叙事符号进行探讨,进而提炼出广播专题作品的叙事话语,总结出广播专题作品的基本叙事模式与策略,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广播专题作品的叙事特点,指导广播新闻实践,同时也给叙事学理论在广播新闻研究中的运用提供参考。
区少铨（Au Siu chuan）[7]（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张家豪[8]（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孙玉芳[9]（2019）在《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文中指出
邢小利,邢之美[10]（2018）在《陈忠实年谱(下)》文中研究指明一九九三年,五十一岁。一月十一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一编室高贤均对《白鹿原》签署复审意见,其中说:"这是近几年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佳作,远非那些耍花枪的时髦作品所能比拟。应该作为我社重点作品推出。"一月十八日,何启治（一九九二年九月调任人民文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当代文学的出书工作）对《白鹿原》出书签署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着,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
二、一九九○年度获奖标准揭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九九○年度获奖标准揭晓（论文提纲范文）
（1）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学消费问题的提出 |
| 1.1.2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问题 |
| 1.1.3 “文学消费”的界定 |
|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文学消费问题的研究历程 |
| 1.2.2 国内文学消费问题的研究状况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奠基于文学生产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2.1 奠基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2.1.1 文学生产的二重性:一般生产与特殊审美创造的辩证统一 |
| 2.1.2 文学消费与文学生产的互构 |
| 2.1.3 文学商品消费与审美接受的辩证统一 |
| 2.2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创造”批判中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2.2.1 “艺术创造”观念对文学消费问题的遮蔽 |
| 2.2.2 “艺术创造”观念的批判与“艺术生产”理论的发展 |
| 2.2.3 “艺术创造”批判中间接呈现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2.3 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理论视域中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2.3.1 “有限生产次场”中作为审美接受的文学消费 |
| 2.3.2 “大生产”场中作为商品消费的文学消费 |
| 2.3.3 统一于文学场域二重结构中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第3章 文学消费二重性的媒介建构及其历史转化 |
| 3.1 建构于文学媒介的文学消费二重性 |
| 3.1.1 受到文学媒介形塑的文学审美接受 |
| 3.1.2 受文学媒介制约的文学商品消费 |
| 3.1.3 见于文学媒介的商品消费与审美接受的辩证统一 |
| 3.2 媒介变迁中文学消费的二重性历史转化 |
| 3.2.1 印刷媒介阶段文学消费二重性的辩证统一 |
| 3.2.2 电子媒介阶段文学消费二重性的对立态势 |
| 3.2.3 数字媒介阶段文学消费二重性的分化与融合 |
| 第4章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与文学消费 |
| 4.1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 |
| 4.1.1 大众文化的六种定义 |
| 4.1.2 生产社会化的大众文化 |
| 4.1.3 在社会化生产中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 |
| 4.2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现象 |
| 4.2.1 大众文化启幕前的80 年代:二重性被建构的文学消费 |
| 4.2.2 大众文化全面展开的90 年代:二重性呈对立态势的文学消费 |
| 4.2.3 大众文化进入媒介融合阶段的新世纪:二重性对立、融合的文学消费 |
| 第5章 大众文化媒介融合阶段二重性分化的文学消费对文学的影响 |
| 5.1 文学消费的形态分化与文学场域的结构变迁 |
| 5.1.1 数字化文学消费推动数字化亚文学繁荣发展 |
| 5.1.2 亚文学繁荣发展催生出数字化文学亚场域 |
| 5.1.3 文学场域成为印刷文学场域与数字化文学亚场域组成的复合结构 |
| 5.2 文学消费的泛媒介化趋势与数字化亚文学生产的产业化变迁 |
| 5.2.1 媒介融合使数字化亚文学产品形态呈现泛媒介化趋势 |
| 5.2.2 数字化亚文学消费泛媒介化发展推动文学生产的产业化变迁 |
| 5.3 数字化文学亚场域中文学消费二重性融合态势与文学活动的功能变迁 |
| 5.3.1 数字化文学亚场域中二重性融合态势消弭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时空距离 |
| 5.3.2 时空距离的消弭使消费者与生产者得以进行直接的、双向的交流 |
| 5.3.3 直接的、双向的媒介交流复兴并发展了口头文学的交往功能 |
| 第6章 大众文化媒介融合阶段文学消费中的文化趣味变迁 |
| 6.1 印刷文学场域:文学消费二重性对立态势中的大众感性趣味强化 |
| 6.1.1 在大众生产与媒介化特征中建构的大众文化感性趣味 |
| 6.1.2 文学商品消费性质强化趋势中大众感性趣味的强化 |
| 6.2 数字化文学亚场域:文学消费二重性融合态势中大众日常趣味的趋同化 |
| 6.2.1 在数字化媒介融合进程中凸显的大众文化日常趣味 |
| 6.2.2 文学接受体验同质化趋势中大众文化日常趣味的趋同化 |
| 第7章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道德建构 |
| 7.1 文学道德 |
| 7.1.1 文学道德的定义 |
| 7.1.2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道德取向问题 |
| 7.2 见于二重性分化的文学消费的大众文化道德取向:非理性与“媚俗” |
| 7.2.1 印刷文学场域:文学消费感性化趣味的大众文化道德非理性取向 |
| 7.2.2 数字化文学亚场域:文学消费日常趣味的大众文化道德“媚俗”取向 |
| 7.3 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消费的道德建构:新理性与新感性 |
| 7.3.1 在文学消费的大众文化历史转化中建构文学消费的新理性 |
| 7.3.2 在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现实语境中建构文学消费的新感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当代》的编读意见与期刊的文学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目标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编者意见和读者意见 |
| 第一节 编读意见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当代》编读意见的独特性 |
| 第二章 编者意见与期刊的文学导向 |
| 第一节 编者意见对读者的阅读引导 |
| 第二节 八十年代文学语境中的编者意见 |
| 第三章 读者意见与期刊的文学生产 |
| 第一节 《读者之页》栏目与期刊的文学生产 |
| 第二节 “《当代》文学奖”中的读者评价 |
| 第三节 文学拉力赛中的读者参与 |
| 第四章 与读者逐渐疏离的《当代》 |
| 第一节 模式化的读者调查问卷 |
| 第二节 拉力赛中虚化的读者评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格非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 |
| 第一节 感觉、经验、理论:格非历史意识的由来 |
| 第二节 历史意识的语言踪迹 |
| 第三节 小说的历史意识与知识分子写作问题 |
| 第四节 无边的意识与有限的写作 |
| 第三章 挑战者身份的认同与阴影——以格非80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
| 第一节 为自我创造历史——挑战秩序与隐藏介入 |
| 第二节 为历史寻找形式——历史意象与抒情语言 |
| 第三节 抒情的极限——游戏、欲望与汉语韧性问题 |
| 第四章 失败者的自觉——格非90年代小说中的精神困境 |
| 第一节 代际的断裂或连续——时代文化氛围与个人文学表达 |
| 第二节 虚无感的始末——论《敌人》《边缘》的恐惧与孤独主题 |
| 第三节 主体反思之难——以《欲望的旗帜》中的死亡与爱情为例 |
| 第四节 失败者的出路——通过反讽对话 |
| 第五章 弃权者的精神史——略论格非新世纪历史题材小说 |
| 第一节 80年代的故事:对理想主义的追忆与反思 |
| 第二节 “江南”历史的寓言:乌托邦精神的母系传承 |
| 第三节 “别处”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底层个人史书写 |
| 余论:弃权者的“假面”——关于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格非未结集作品二种 |
| 附录二:格非创作年表(1985年—2019年) |
| 后记 |
（5）旧作改写与诗学重建 ——论昌耀后期诗风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昌耀的逸作及对旧作的修改 |
| 1.1 未被收入个人诗集的作品 |
| 1.2 被修改的原作 |
| 第二章 :昌耀诗歌抒情模式的转变 |
| 2.1 “父亲式”精神象征的形成和消解 |
| 2.2 80年代后期对“自我”的发现 |
| 第三章 :昌耀诗歌的形式建设 |
| 3.1 散文诗创作与昌耀后期的心境 |
| 3.2 后期昌耀诗中诗形的凝缩与节奏的改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昌耀逸作及修改情况一览表 |
（6）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专题作品研究 ——以1990年-2017年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4 研究对象与样本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叙事学发展概况 |
| 1.5.2 新闻叙事学的发展 |
| 1.5.3 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新闻研究现状 |
| 1.5.4 广播新闻专题的媒介特性及对叙事的影响 |
| 第二章 获奖作品的总体叙事框架分析 |
| 2.1 获奖作品题材 |
| 2.2 叙事框架 |
| 2.2.1 正面报道的叙事框架 |
| 2.2.2 主流价值的叙事框架 |
| 2.3 议题设置 |
| 2.3.1 报道人物的议题设置 |
| 2.3.2 报道主题的议题设置 |
| 第三章 获奖作品中作为叙事符号的声音 |
| 3.1 作为语言符号的声音 |
| 3.2 作为非语言符号的声音 |
| 3.2.1 作为叙事符号的音乐 |
| 3.2.2 作为叙事符号的音响 |
| 第四章 获奖作品的叙事话语建构 |
| 4.1 直接叙述者为主 |
| 4.1.1 直接叙述者 |
| 4.1.2 间接叙述者 |
| 4.2 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 |
| 4.2.1 叙述视角概述 |
| 4.2.2 叙述视角的分类 |
| 4.3 顺序为主的叙事时序 |
| 4.3.1 叙事时间概述 |
| 4.3.2 顺叙为主的叙事时序 |
| 第五章 获奖作品的基本叙事模式与策略 |
| 5.1 叙事角色框架 |
| 5.2 叙事顺序框架 |
| 5.2.1 开门见山的纵向叙述 |
| 5.2.2 层层推进的横向叙述 |
| 5.3 故事化叙事策略 |
| 5.3.1 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
| 5.3.2 跌宕起伏的悬念叙事 |
| 第六章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广播专题叙事发展 |
| 6.1 从权威讲述者到人人都是讲述者 |
| 6.2 “广播化”声音叙事凸显 |
| 6.2.1 叙事声音从单一到多元 |
| 6.2.2 从宏大叙事到细节化叙事 |
| 6.3 博采众长丰富“广播化”叙事 |
| 第七章 结语 |
| 附录一 中国新闻奖获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广播专题作品一览表 |
| 附录二 部分获奖作品的广播记录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说明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 小结 |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 三、行政管理 |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 五、学生表现 |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 五、学生培育 |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 小结 |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一九九○年度获奖标准揭晓（论文参考文献）
- [1]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D]. 周璇. 辽宁大学, 2021
- [2]《当代》的编读意见与期刊的文学生产[D]. 吴子璇. 山东大学, 2021
- [3]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情爱叙事（1978——）[D]. 张开.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5]旧作改写与诗学重建 ——论昌耀后期诗风的转变[D]. 孙施. 南京大学, 2020(02)
- [6]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专题作品研究 ——以1990年-2017年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为例[D]. 郭孟媛. 山东大学, 2019(09)
- [7]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9]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D]. 孙玉芳. 天津大学, 2019
- [10]陈忠实年谱(下)[J]. 邢小利,邢之美. 东吴学术,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