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中学生对21世纪充满希望（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提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凌琳[3]（2020）在《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文中提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下文简称特殊精英教育）是适合超智儿童身心特点的一种特殊的优质教育,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认识中在大众教育里仅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精英教育”,其特点在于教育对象仅面向超智儿童,针对其特殊性进行有效教学,即因材施教,它同时也是当前教育体系的的完善和补充,还可以开发被教育者的潜在能力,发扬其优势才能,实施一种最适合超智儿童的教育模式。英才（天才）教育、资优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遵循着“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而不同之处在于,除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之外的其他几种教育的受众的定义都包括了多元化的能力,而本文提出的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只针对智力超群的学生。特殊精英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式,且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以公平视角审视特殊精英教育问题,综合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政策制定理论,认为新时期的教育公平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并拓展出新的内涵来促进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当前社会普遍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均等、公平就是绝对的平均,甚至认为教育上任何的区别都是不公平现象。然而,特殊精英教育是否真的站在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的性别、年龄、个性、能力生来就有差别,教育上的“均匀用力”是最低层次的、浮于表面的伪公平,根据受教育对象在各方面素质的不同提供适合每个人的相应的教育条件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公平。换言之,教育公平应该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其一,人们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公平就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其二,我国特殊精英教育异化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大众教育被精英化;其三,当前我国的“超常教育”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满足人民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的需要;其四,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英才教育,一些国家甚至将英才教育提高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加大经费投入,并且颁布法律法令予以法制和政策保障,而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却缺乏政策保障。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各国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与政策进行分析、比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方式,为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颁布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各国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了解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现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各国国情与我国实际情况,为本研究提供借鉴经验;接着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各相关人群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及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三个方面的问题。问卷调查部分,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648份,深入访谈了33位专家（含教育家和高校其他专家）、教育实践家、教师、家长、学生,其中包括国内顶级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和裴娣娜先生,以及多位国内一流中小学校领导,问卷数据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访谈质性数据使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数据分析和访谈分析为本研究提供量化和质性研究基础,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得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许多国家（地区）都对特殊精英教育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如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立法立规发展英才教育,德国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天才教育”,其他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甚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或条例为特殊精英教育保驾护航,如台湾1984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就包含了关于资优教育的内容。不少发达国家（地区）特殊精英教育已颇具规模,如英国受惠者比例为1%-5%,新加坡为1%,俄罗斯为1%,以色列为1%,韩国也已达到1%。我国特殊精英教育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主体异化、培养模式单一、系统性缺失、发展不平衡,甚至缺失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构建可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和有关政策,从成才渠道、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式、教育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建议为:构建完整的成才渠道,一方面科学地建立超智儿童鉴定选拔机制,具体可使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智力测试量表结合学生、家长自荐和教师推荐的多元化鉴定选拔机制,另一方面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让超智儿童受到连贯、系统的培养,更好地成为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师资上,从选培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激励保障机制三方面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为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专门的优秀教师;在课程上,加强需求调查,提升课程和教学形式的多元化,在课程设置上更加重视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注重差异化教学和探究式教学;在管理上,需在政府职能部门设专人管理特殊精英教育,也可考虑设置专门的部门以调整课程模式,协调教育队伍,加强教学管理,且加强政策宣讲,以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在政策法规上,为特殊精英教育立法立规,提供经费、政策和法制保障,填补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政策法规空缺。本研究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内容上,通过对国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分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发展情况,探索本土化的培养政策;二是方法上,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由于受到研究条件与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期待能邀请到更多的国内顶级专家和一流名校的校领导参与调研,也期待以后国家支持更多探索性的教学试验。
张家雯[4]（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马赫[5]（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教育部[6]（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周杰珊[7]（2020）在《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学习动机及二者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主要调查泰国大、中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学习动机的具体情况,以及不同背景因素对学生汉语态度和学习动机是否存在影响,有何影响,最后再探究汉语语言态度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为语言态度理论和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理论,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再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泰国大、中学生对汉语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在语言态度的十个特征中,均值得分最高的前三项依次是用处多、有权威、有身份,均值得分后三项依次是容易、精确、方便。从语言态度的构成因素上看,均值大小依次为情感因素、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泰国大、中学生对汉语情感上的评价最高。影响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有效因素包括:年级、是否华裔、是否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水平、汉语学习时长、班级类型、所属地区、是否去过中国。泰国大、中学生整体的汉语学习动机较强,在十个汉语学习动机项中,均值得分最高的前三项依次是将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将来赚更多的钱、将来继续学习汉语或去中国留学。学生学习汉语动机类型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工具动机、融合动机、社会动机、被动动机。影响泰国大、中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背景因素有:性别、年级、是否华裔、是否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水平、汉语学习时长、班级类型、所属地区、是否去过中国。泰国大、中学生的动机强度属于比较积极,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在课堂上比课堂外强烈积极。影响泰国学生动机强度的有效因素包括:汉语水平、班级类型、是否去过中国。在相关分析中,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及其构成因素与汉语学习动机及动机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学生汉语语言态度越好,则汉语学习动机及动机强度则越强。希望能利用上述调查结果,为泰国汉语教师采取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汉语教学提供参考,从而改善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增强汉语学习动机,提高汉语水平。
张扬[8]（2020）在《《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文中研究表明《中学生》杂志是开明书店在1930年创办的教育类综合月刊,它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少年为读者对象,以补足课堂知识、提供丰富的趣味、解答读者困惑、指导青少年前途和做便利的发表机关为宗旨,是“开明人”实践其教育救国理念的一个重要平台和话语空间,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本教育类杂志,1930—1937年的《中学生》因刊登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在同类刊物中极具特殊性,在文学传播与文学教育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学生》刊载的文学作品类型丰富,为中学生的文学阅读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学生提供了多种与文学接触的渠道和方式,有助于中学生文学阅读能力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杂志开辟的“读者之页”“青年论坛”“青年文艺”等投稿栏目,给青少年读者提供了发表文学见解、刊登文学创作和讨论新文学作品的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读者和新文艺工作者。因此,本文结合“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研究《中学生》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传播,探讨《中学生》杂志在文学传播方面的实践、效果和意义。本文从文学传播者、文学传播内容、文学传播媒介（文学文本载体）、文学受众及传播效果等角度全面论述1930—1937年的《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全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从“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和文学出版实践入手,梳理了《中学生》杂志的创办背景和基本概况,并初步探讨其文学立场。第二章论述了《中学生》文学传播的内容与倾向,对其刊载的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探究出了《中学生》文学传播的倾向,强调《中学生》对青少年的文学启蒙和对其文学素质的培养。第三章论析《中学生》文学传播的策略,充分展现其传播优势,并对杂志中刊登的文学广告做了重点分析。第四章揭示了《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效果、行业影响及历史意义,突出了《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实践的重要价值。
刘杨[9]（2019）在《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育部要求把核心素养体系作为研究学业质量标准、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依据,是继2001年高中课程改革后又一次对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大变革。为使核心素养在生物学课程中得以落实,彰显生物学学科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中的独特育人价值,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应运而生。但是,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宏观性、系统性与复杂性,初中一线生物学教师尚存在些许误读,在教学改革热情中还掺杂着几许疑惑。另外,能否有效开展学科核心素养评价,直接关系到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的成效。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现象图析学理论、项目反应理论,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量化分析,采用“理论构建——实证测评——对策建议”的研究路径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结构的构建。首先,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文献、初中一线优秀生物学教师的半结构式访谈材料进行质性分析,初步确定组成要素和结构维度;其次,运用德尔菲法咨询生物学教育专家对维度和要素的审阅意见;最后,以双重互证的形式构建出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该结构包括五个维度及其隶属的36个组成要素,五个维度分别是生物学知识内化、生命科学思维、生命科学实践、生物学原理应用、生命科学态度。它们具有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但彼此之间也相互联系、互为整体。第二,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构建的结构,运用层次分析法明晰各因素之间的隶属关系,并通过计算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W和最大特征根λmax对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构建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五个维度的权重由高到低依次为:生命科学态度>生命科学思维>生命科学实践>生物学原理应用>生物学知识内化。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能清晰地区别开各个指标的重要性,明确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第三,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基于测评指标体系,结合初中生物学大概念,采用先进的国际通用研发程序,开发了包括试卷、量表、问卷在内的测评工具,并依次采用Rasch模型分析、项目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验证得知评价工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然后,使用正式版的测评工具对1308名八年级学生进行了测评,使用SPSS 24.0、Winsteps 3.72.3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分析,并采用Bookmark法对学生的测评结果进行等级水平划分。结果显示:（1）根据学生试卷测评结果,可将学生分为4个水平,从水平Ⅰ到水平Ⅳ素养水平逐渐提升,在Ⅱ水平的学生占比最高;（2）量表测评结果显示,学生“生命科学态度”分数呈现偏正态分布,较高分数区间的学生人数最多;（3）学生的量表测评表现与试卷测评表现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水平等级的提升,学生的量表测评表现也越好。第四,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相关因素的揭示与探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学校、家庭、教师及学生四方面的背景信息,对学生的测评结果进行差异性检验,揭示各因素对学生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影响情况,为生物学教育的决策提供事实依据。结果显示:（1）学生因素中,女生的素养水平显着优于男生;无留级现象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高于留级生;非住校生的素养水平显着优于住校生;参加课外辅导课程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高于未参加者。（2）教师因素中,女性教师所带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较高;低教龄教师、高学历教师、专业对口的教师教授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较高;教授班级数量越少的教师所带的学生的素养水平越高;教研活动频次过多过少均不利于学生素养水平的提高。（3）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较高;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较高;留守（或随迁）儿童的素养水平显着较低;家中学习资源丰富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较高;随着家人对孩子学习的参与度的提高,学生的素养水平会显着提升。（4）学校因素中,城市学校的学生、私立学校的学生的素养水平显着较高;随着学校学习资源丰富度的增高,学生的素养水平会显着提升;最佳班级规模的确定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良好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对学生的素养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随着学校安全性的增强,学生的素养水平会显着提升。本研究对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结构模型、测评指标体系、评价工具、素养评价结果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讨论,并从国家宏观调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教师专业发展四个视角进行了学理性分析,以探寻提升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水平的有效对策。
吴传刚[10]（2019）在《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古以来各国都有对于教师标准的关注,但对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则是在教师专业化研究背景下展开的。到20世纪80年代教师专业标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国对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起步较晚,是在21世纪初开始的,但发展较快,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特别是2012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幼儿园及中小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基本要求,正式开启了教师专业标准改革之路。这里选取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的梳理与比较,分析探求教师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要素——标准,并寻找教师“标准”发展的历史逻辑及现实规律,探求专业化背景下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理论基础及完善策略。研究中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搜集了我国自1896年开始至2019年的我国关于中小学教师标准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比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的教师标准发展中的基本经验。调查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从中发现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存在诸如工具理性过强人文关怀不足、对时代新要求反映不足、对在职教师要求不足、对新技术应用要求不足等问题。并依据人本理论、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等理论结合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从丰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职前职后层次结构、保障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作用发挥、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水平四个方面的策略来完善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二、《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中学生对21世纪充满希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中学生对21世纪充满希望（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社会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 |
| (二)特殊精英教育的异化 |
| (三)特殊精英教育无法满足个人、社会及国家发展 |
| (四)特殊精英教育缺乏政策法律保障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三)实践价值 |
| 三、相关概念 |
| (一)超智儿童 |
| (二)精英与精英学生 |
| (三)精英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 |
| (四)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与政策制定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超智儿童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超智儿童鉴定选拔的研究 |
| (三)关于超智儿童培养模式的研究 |
| (四)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师资建设的研究 |
| (五)其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超智儿童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特殊精英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研究 |
| (三)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实施经验的研究 |
| (四)关于超智儿童身心特征的研究 |
| (五)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国际比较的研究 |
| 三、总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内容和目的 |
|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取样与样本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拟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与调研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调研设计 |
| 五、信效度分析及研究伦理 |
| (一)信效度分析 |
| (二)研究伦理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一、智力理论 |
| (一)智力差异客观存在 |
| (二)智力是可以科学测量的 |
| 二、最近发展区理论 |
| (一)最近发展区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最近发展区理论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启示 |
| 三、教育公平理论 |
| (一)教育公平的层次与原则 |
|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平衡 |
| (三)教育公平在特殊精英教育中的体现 |
| 四、政策制定理论 |
| (一)理性决策理论 |
| (二)公民参与理论 |
| 第四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国际经验 |
| 一、国外(地区)特殊精英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发展概述 |
| 二、国外(地区)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执行经验 |
| (一)选拔机制 |
| (二)培养方式 |
| (三)师资建设 |
| 三、典型国家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分析 |
| (一)俄罗斯 |
| (二)美国 |
| (三)韩国 |
| 四、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殊精英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 |
| 一、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实践进程 |
| (一)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发展历史 |
| (二)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发展现状 |
| 二、国内相关政策的发展 |
| (一)重点学校、重点班的政策与实践 |
| (二)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班级的尝试 |
| (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计划 |
| 三、中国特殊精英教育案例分析 |
| (一)北京八中经验与成绩 |
| (二)江苏天一中学经验与启示 |
| 四、总结 |
| 第六章 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 |
| 一、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
| (一)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 |
| (二)对特殊精英教育的态度 |
| (三)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 |
| (一)对成才渠道的看法 |
| (二)对安置形式的看法 |
| (三)对课程教学的看法 |
| (四)对师资队伍的看法 |
| (五)对保障和资金的看法 |
| 三、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 |
| (一)走出误区,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 |
| (二)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
| (三)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
| (四)尽可能提供好的条件和资源 |
| (五)制定科学的准入准出机制 |
| 四、总结 |
| 第七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研究 |
| 一、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问题确定 |
| 二、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
| 三、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目标与功能 |
| (一)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目标 |
| (二)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功能 |
| 四、特殊精英教育政策实施的可行性 |
| (一)政治可行性 |
| (二)经济可行性 |
| (三)技术可行性 |
| 第八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建议 |
| 一、构建完整的成才通道 |
| (一)建立科学的鉴定选拔机制 |
| (二)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 |
|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一)特殊精英教育教师的选培制度 |
| (二)重视特殊精英教育入职培训和在职教师专业发展 |
| (三)完善特殊精英教育教师激励和保障机制 |
| 三、优化培养环节 |
| (一)课程设置的优化 |
| (二)教学方式的优化 |
| 四、加强教育管理 |
| (一)确定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 |
| (二)强化教育管理机构的管理作用 |
| (三)增加理解减少阻力:加强政策宣讲 |
| 五、完善保障机制 |
| (一)经费保障 |
| (二)政策保障 |
| (三)法律保障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特色与创新 |
| 三、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社会认知调查问卷 |
| 附录2 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校领导访谈提纲 |
| 附录4 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5 家长访谈提纲 |
| 附录6 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7 访谈内容节选 |
| 后记 |
（4）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1.当代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凸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2.日本和新加坡国别考察的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文化传统 |
| 2.文化传统教育 |
| 3.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 |
| (四)文献综述 |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 1.战后初期日本教育在文化上的转向 |
| 2.战后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 |
| 3.文化传统教育的逐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
| 4.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2006年以来) |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 1.生存驱动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65-1978) |
| 2.效率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79-1996) |
| 3.能力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97-2011) |
| 4.价值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2012年起至未来20年) |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为例 |
| (1)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 |
| (2)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编写方式 |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华文课为例 |
| (1)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 (2)华文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 三、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研究 |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 (1)课堂教学 |
| (2)实践活动 |
| 2.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 (1)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 |
| (2)开发整合地域文化素材 |
| (3)重视学生在体验中形成文化态度和能力 |
| (4)有效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 |
| (5)校内教师课程研制组织提供原动力 |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 1.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 (1)课堂教学 |
| (2)实践活动 |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 (1)凸显本土文化积累,强化国家认同 |
| (2)多元渠道提高文化传统教育的师资力量 |
| (3)建设学校文化,营造有力的教育氛围 |
| (4)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支援学校教育 |
| 四、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 |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共性 |
| 1.确立文化传统教育的重要地位 |
| (1)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 (2)政府是文化传统教育的主导 |
| 2.处理文化传统教育的多重价值关系 |
| (1)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
| (2)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 |
| (3)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姿态 |
| 3.统筹推进文化传统教育课程的落实 |
| (1)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 |
| (2)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性 |
|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 (1)知行结合 |
| (2)显隐结合 |
| (3)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 |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差异性 |
| 1.目标内涵的差异性 |
| 2.实施内容的差异性 |
| 3.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
| 五、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 (一)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 (二)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 |
| 1.加强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的逻辑和衔接 |
| 2.系统设计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内容 |
| 3.开发学校隐性课程资源 |
| (三)重视教学中对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挖掘 |
| 1.面向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
| 2.以文化传统创新的视角设计教学 |
| 3.基于多元文化视野深化对文化传统的认识 |
| (四)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 |
| 1.家庭方面 |
| 2.社会方面 |
| (五)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 |
| 1.积累文化传统知识,构建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 |
| 2.重视以传统德性来丰富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
| 3.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教育专业发展途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4.1 流行文化 |
| 1.4.2 明星偶像 |
| 1.4.3 偶像崇拜 |
| 1.4.4 青少年 |
| 1.4.5 失范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文献综述 |
| 1.5.2 国内文献综述 |
| 1.5.3 评述 |
| 1.6 研究理论依据 |
| 1.6.1 功能论 |
| 1.6.2 结构分析 |
| 1.6.3 亚文化理论 |
| 1.7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研究框架 |
| 1.7.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中国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流行文化发展历程 |
| 2.1.1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
| 2.1.2 改革开放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1978年-1992年) |
| 2.1.3 “南方谈话”和十四大至二十世纪末(1992年至1999年) |
| 2.1.4 二十一世纪至十八大(2000年-2012年) |
| 2.1.5 十八大至新时代(2012至今) |
| 2.2 中国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变迁 |
| 2.2.1 英雄偶像的时代 |
| 2.2.2 明星偶像的主流化 |
| 2.2.3 选秀、草根偶像的崛起 |
| 2.2.4 流量、养成偶像的到来 |
| 2.3 小结 |
| 2.3.1 影响中国流行文化的主要因素 |
| 2.3.2 中国偶像崇拜的嬗变 |
| 第3章 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 |
| 3.1 青少年偶像崇拜基本现状 |
| 3.1.1 偶像崇拜的泛化与较高卷入度 |
| 3.1.2 明星偶像与二次元偶像 |
| 3.1.3 崇拜中的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 |
| 3.1.4 自我认知上的主动性 |
| 3.1.5 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 |
| 3.2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比较研究 |
| 3.2.1 问卷调查的比较 |
| 3.2.2 网络调查的比较 |
| 3.3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 |
| 3.3.1 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 |
| 3.3.2 技术进步与推动 |
| 3.3.3 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 |
| 3.3.4 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 |
| 3.3.5 粉丝类型的多元化 |
| 3.3.6 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
| 3.3.7 明星偶像崇拜的正功能 |
| 3.3.8 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显现 |
| 第4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表征 |
| 4.1 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 |
| 4.1.1 偶像符号异化与消费主义 |
| 4.1.2 粉丝消费 |
| 4.1.3 奢侈生活、虚假需求与拜金主义 |
| 4.2 自我的丧失 |
| 4.2.1 象征性权力的偶像崇拜与权力分层 |
| 4.2.2 泛偶像化下的假偶像与精英主义 |
| 4.2.3 自我认同的偏差——社会化的障碍 |
| 4.3 狭隘性 |
| 4.3.1 新媒体与传播技术下的盲区 |
| 4.3.2 明星偶像崇拜的文化趋同现象 |
| 4.3.3 价值观的偏差与替代 |
| 4.4 非道德化 |
| 4.4.1 非理性的偶像崇拜 |
| 4.4.2 偶像崇拜的非道德化 |
| 4.4.3 暴力化的蔓延(语言、行为等) |
| 4.5 娱乐极端化 |
| 4.5.1 日常生活化的娱乐至死 |
| 4.5.2 肤浅化与浮动性 |
| 第5章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与解析 |
| 5.1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 |
| 5.1.1 文化与认同 |
| 5.1.2 个体与组织 |
| 5.1.3 制度与科技 |
| 5.2 明星偶像崇拜及失范的解析 |
| 5.2.1 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 |
| 5.2.2 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 |
| 5.2.3 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 |
| 第6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重构路径 |
| 6.1 政府层面 |
| 6.1.1 价值:社会文化的建设 |
| 6.1.2 规范:制度的建设 |
| 6.1.3 行为:政府的监管 |
| 6.2 多元社会层面 |
| 6.2.1 学校教育的引导与创新 |
| 6.2.2 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 |
| 6.2.3 明星公司、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
| 6.2.4 粉丝社群的管理 |
| 6.3 个人层面 |
| 6.3.1 家长与家庭的角色 |
| 6.3.2 偶像的角色 |
| 6.3.3 传媒者的角色 |
| 6.3.4 青少年粉丝的角色 |
| 第7章 结语 |
| 7.1 回视偶像崇拜 |
| 7.2 本研究的结论 |
| 7.3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学习动机及二者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已有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问卷设计 |
| 第三节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第四节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
| 第三章 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被试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汉语语言态度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
| 第三节 背景因素对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泰国大、中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汉语学习动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汉语学习动机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与汉语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
| 第一节 汉语语言态度与动机类型的相关性 |
| 第二节 汉语语言态度与动机强度的相关性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下的《中学生》杂志 |
| 第一节 “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与实践 |
| 一、“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的萌芽 |
| 二、“开明”文学出版的兴起 |
| 三、从事文学创作与译介 |
| 第二节 “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下的《中学生》杂志 |
| 一、创刊背景 |
| 二、办刊方针及宗旨 |
| 三、栏目设置与特色 |
| 第三节 教育救国理念与《中学生》杂志的文学立场 |
| 一、“爱与平等”的编辑观 |
| 二、“文学+教育”理念 |
| 第二章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内容与倾向 |
| 第一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内容 |
| 一、散文类作品丰富 |
| 二、名家小说的刊载 |
| 三、戏剧、寓言等作品 |
| 四、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
| 第二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倾向 |
| 一、关注青少年的前途和命运 |
| 二、传达白话文创作观念 |
| 三、为教育和政治服务 |
| 第三章 《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借助名人效应扩大传播 |
| 一、聚集着名编辑 |
| 二、邀请知名撰稿人 |
| 第二节 “亦师亦友”的读者关系建构 |
| 一、奖金激励与征文互动 |
| 二、杂志社与读者的共情话语 |
| 第三节 文学类广告的辅助 |
| 一、文学类广告的刊登 |
| 二、文学类广告的特点 |
| 三、文学类广告的作用 |
| 第四章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效果 |
| 一、读者写作能力的培养 |
| 二、青少年主体意识的浮现 |
| 第二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行业影响 |
| 一、在同类杂志中脱颖而出 |
| 二、对后期文学教育杂志的启示 |
| 第三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历史意义 |
| 一、“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的宣扬 |
| 二、助力新文学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26—1949年开明书店文学书籍出版统计 |
| 附录2 :《中学生》杂志1930—1937年作品类别统计(节选) |
| 附录3 :《中学生》杂志1930—1937年文学广告统计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9）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教育高度关注学生素养的评价 |
| 1.1.2 核心素养的有效测评直接关系到我国新课改的成效 |
| 1.1.3 教育评价已逐渐由知识的评价转向素养的测评 |
| 1.1.4 监测性评价可以科学地测评出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
| 1.1.5 现行测评工具对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缺乏针对性 |
| 1.1.6 初中阶段即将毕业的学生是测评的主要对象 |
| 1.2 研究主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素养 |
| 2.1.1 概念梳理 |
| 2.1.2 研究缘起 |
| 2.1.3 框架体系 |
| 2.2 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
| 2.2.1 概念梳理 |
| 2.2.2 生命观念 |
| 2.2.3 科学思维 |
| 2.2.4 科学探究 |
| 2.2.5 社会责任 |
| 2.3 素养的测评 |
| 2.3.1 概念梳理 |
| 2.3.2 测评的目标取向 |
| 2.3.3 科学素养测评框架 |
| 2.3.4 相关因素问卷设计 |
| 2.3.5 测评试题的研制 |
| 2.3.6 评分理念 |
| 2.3.7 评价结果等级的划定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整体研究设计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现象图析学理论 |
| 3.1.2 项目反应理论 |
| 3.2 研究内容 |
| 3.3 研究方法 |
| 3.4 研究思路 |
| 3.5 研究对象 |
| 3.6 创新之处 |
| 第4章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研究方法与步骤 |
| 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3.1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组成要素的编码信度分析 |
| 4.3.2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组成要素的出现频次分析 |
| 4.3.3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组成要素的聚类结果分析 |
| 4.3.4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维度及要素的科学性分析 |
| 4.3.5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说明 |
| 4.3.6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5.3.1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各级评价指标 |
| 5.3.2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层次结构 |
| 5.3.3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判断矩阵 |
| 5.3.4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评价指标的权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工具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6.3.1 评价试卷 |
| 6.3.2 测评量表 |
| 6.3.3 调查问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结果及相关因素 |
| 7.1 测评的组织与实施 |
| 7.2 测评工具质量特征 |
| 7.2.1 试卷的质量特征 |
| 7.2.2 量表的质量特征 |
| 7.2.3 问卷的质量特征 |
| 7.3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结果分析 |
| 7.3.1 学生试卷测评成绩分析 |
| 7.3.2 学生量表测评成绩分析 |
| 7.3.3 学生试卷成绩与量表成绩之间的相关性 |
| 7.4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相关因素分析 |
| 7.4.1 学生因素的分析 |
| 7.4.2 教师因素的分析 |
| 7.4.3 家庭因素的分析 |
| 7.4.4 学校因素的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 |
| 8.1.2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 |
| 8.1.3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工具 |
| 8.1.4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结果 |
| 8.1.5 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相关因素 |
| 8.2 研究建议 |
| 8.2.1 国家宏观调控 |
| 8.2.2 家庭教育 |
| 8.2.3 学校教育 |
| 8.2.4 教师专业发展 |
| 8.3 启示 |
| 8.3.1 对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再理解的启示 |
| 8.3.2 对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评价的启示 |
| 8.3.3 对初中生物学教学的启示 |
| 8.4 局限 |
| 8.4.1 研究自身的局限 |
| 8.4.2 研究样本的局限 |
| 8.5 展望 |
| 8.5.1 扩大研究范围 |
| 8.5.2 推广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教师专业化”与“教师专业发展” |
| (三)“教师资格”与“教师资格认证” |
| (四)“中小学教师”与“教师专业标准”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拟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教师专业化的研究 |
| 二、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三、关于教师资格的研究 |
| 四、关于文献的评价 |
| 第二章 稽古鉴今:我国中小学教师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清末时期的教师标准 |
| 二、民国时期的教师标准 |
| 三、新中国时期的教师标准 |
| 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 |
| (一)“标准”可以消解教师教育发展中的矛盾争议 |
| (二)标准中彰显我国文化特色 |
| (三)“标准”体现传承的价值 |
| 五、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
| 第三章 稽外鉴中:德法美日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
| 一、德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德国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德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二、法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法国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法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三、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四、日本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日本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日本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五、德法美日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 (一)丰富标准内容 |
| (二)形成标准体系 |
| (三)尊重本土文化 |
| (四)发展信息技术 |
| 第四章 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教师工作状态调查 |
| (一)调查的目的 |
| (二)调查的工具与方法 |
| (三)样本的选择与数据采集 |
| (四)调查结果的总体概况说明 |
| 二、基于调查、历史、国际比较发现教师专业标准存在的问题 |
| (一)教师专业标准中工具理性过强,人文关怀不足 |
| (二)现行教师专业标准未反映出时代进步对教师的新要求 |
| (三)教师专业标准的层次划分不够清晰 |
| (四)教师专业标准中对教师掌握新信息技术的要求不足 |
| (五)教师专业标准监控制度缺失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理论研究层面 |
| (一)缺乏对教师生命关怀的理论研究 |
| (二)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专业标准一致性研究缺乏 |
| 二、专业标准制定的实践层面 |
| (一)未能全面遵循专业标准的制定原则 |
| (二)一体化的监督体系尚未形成 |
| (三)教师专业标准未能引导制度形成稳定的结构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策略 |
| 一、明确目的、科学定位,标准中体现对教师生命的关怀 |
| (一)深刻理解教师的“职业性”与“存在性”,彰显教师生命价值 |
| (二)构建“温暖”的教师专业标准,让教师拥有获得感与幸福感 |
| 二、完善结构、丰富内容,构建教师专业标准的完整框架 |
| (一)依据教师专业结构完善教师专业标准结构框架 |
| (二)建立分级的教师专业标准 |
| (三)确立教师专业标准基本框架,动态更新专业标准内容 |
| 三、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确保教师专业标准的先进性 |
| (一)提升教师专业标准的时代先进性 |
| (二)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师专业标准 |
| (三)建立中国化的教师专业标准 |
| 四、学科支撑、有效监控,为教师专业标准应用提供保障 |
| (一)推动学科建设为教师专业标准确立提供基础条件支撑 |
| (二)建立专业标准的监控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中学生对21世纪充满希望（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D]. 凌琳. 西南大学, 2020(05)
- [4]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6]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7]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学习动机及二者相关性研究[D]. 周杰珊. 广西大学, 2020(07)
- [8]《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D]. 张扬.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9]初中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研究[D]. 刘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D]. 吴传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