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麻雪峰[1]（2012）在《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主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从十九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民主的潮流就开始向世界蔓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端于南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冲击着全球。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建设民主已成为国家政治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政治领导人已不能回避人民的民主诉求。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现代化所带动的工业化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两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观念的现代性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全球化则将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传输到世界各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虽有失败、挫折、倒退，但其民主发展的趋势却是坚定不移，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已成为两国精英和人民的共识。韩国在实行了多年的威权统治后，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移转”的方式成功转向民主政治。新加坡则坚持发展自己的民主形式，探索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两国的经济发展、政党政治、政治精英、国际环境和政治文化等是影响两国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对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国民主化进程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总结两国民主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也对其它国家民主的发展和建设有借鉴意义。本文由正文八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介绍论文选题的依据、研究范围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假设,用于分析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提出了论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发展。对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及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有助于对影响两国民主化进程的结构性因素展开分析。第三章，经济发展、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经济发展使韩国和新加坡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推动了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市民社会形成。市民社会对政府权力形成了制衡，社会和个人自由得到了发展，这是民主政治建立的前提。经济发展是一个基础性因素，经济发展为两国民主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第四章，政党政治与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政党政治在现代化的环境中也不断发展。不同政党之间的互动推进了民主的发展。政党是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工具，同时也为政治精英发挥自己的才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第五章，精英与民主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精英的领导和推动，精英通过自己的政党来推动政治经济的发展。韩国和新加坡执政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斗争与合作推动了两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第六章，政治文化与民主化。文化是制度建立和运行的一个重要背景与基础，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外来文化对韩国和新加坡的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两国也逐步形成了与现代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韩国和新加坡都重构了本国的政治文化，新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人们新的价值观念，使其有利于本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运转。第七章，国际化与民主化。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一国的民主化实际上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因素通过国内因素而发挥作用。本章主要阐述国际因素在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浪潮对两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美国因素对韩国民主发展的影响；英国因素对新加坡民主建设的影响。第八章，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前景。主要分析韩国和新加坡如何巩固自己的民主成果及对两国民主的发展作一个展望。结语。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发展是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最大共性，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党政治、精英结构、政治文化和影响两国的国际因素的不同，是造成两国民主政治进程差异的主要原因。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以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让民主成为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西方民主的具体形式不是“地球村唯一的游戏”，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民族和文明的多元化决定着民主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国的民主形式千差万别，但各个民族国家都必然走向民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政府权力得到必要的约束和控制。
陈明明[2]（1998）在《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东亚的成功是战后世界最引人注目、亦最富争议性的现象之一。其中,韩国经济、政治转型的经验堪称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在朝鲜战争的废墟上,在没有任何重要自然资源赐予的情况下,韩国由典型的农业国一跃变为新兴的工业国,这种近乎现代神
陈明明[3]（1998）在《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东亚的成功是战后世界最引人注目、亦最富争议性的现象之一。其中,韩国经济、政治转型的经验堪称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在朝鲜战争的废墟上,在没有任何重要自然资源赐予的情况下,韩国由典型的农业国一跃变为新兴的工业国,这种近乎现代神
申东镇[4]（2011）在《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术界关于韩国经济成功秘密的探索,在一个基本点上达成了共识——韩国坚持并成功地推进了外向型经济模式。但对韩国外向型经济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仍留下诸多待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主要有三点：第一,如果说二战后韩国不是唯一的取外向战略者,也不是唯一的外向战略的成功者,那么,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具有什么特征,怎样概括?第二,是哪些因素决定和支撑了韩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模式）?要不要、怎么样从经济和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维度去解释其合理性?第三,韩国外向经济模式的走向是怎样的,是“转型”还是“升级”?经济学家们对韩国经济给出了很多解释,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维性和综合性,未能真切地再现韩国经济的实际过程。因为造就韩国经济奇迹的“不是任何一个增长因素或某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的结果,而是许多有利的国际、国内因素和支持性的政府政策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与发展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经济因素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最核心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韩国经济的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地缘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必须要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外向经济发展道路。但是以往对韩国经济的经济学解释,过分强调所谓“正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运用也缺乏针对性,而对赶超经济学则很少兴趣,更不消说去努力地发掘伟大先驱李斯特、格森克隆等人的赶超经济思想宝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与此同时,决不能忽视政治因素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韩国经济起飞突显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在很多时候遵循的是“先政治变化、后经济变化”的时序。韩国经济的起飞和工业化过程,是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实现的,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行的。政治上的威权体制,使政府有条件摆脱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推动经济增长。韩国在战后除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它还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两个最主要衡量指标,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中能够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国家屈指可数。韩国的经济赶超的过程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高度威权主义政体下,经济发展初期政治民主受到打压,完全让位于经济发展。但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因迫害而停止,在艰难环境下各种民主力量不断与威权势力进行抗争,推动民主化进程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化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在赶超初期“威权政治”是必要的,但不是永恒的。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赶超。揭示韩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后发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既是由本身内在因素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朝鲜半岛至今一分为二、南北对峙,是当今世界残存的唯一冷战格局的地区。研究韩国的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一背景。因为南北对峙本身就是政治,就是国际关系,渗透于半岛南北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缘环境对韩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透视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将发现它是怎样游弋于大国之间,绕过一个个暗礁、穿越险滩和激流而驶向赶超彼岸的。本研究的主题和研究视角,对于进一步认识韩国的外向经济的本质和真实内容,对于丰富赶超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与韩国同属后发国,其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韩国又是我国的近邻,密切注视其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道路取向,特别是对于韩国外向经济升级的动向的研究,对于我国的东北亚乃至亚洲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本视角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等三个方面,跨学科、多角度考察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力图全面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选择机理及成功原因,展现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全面回顾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过程,把握其总体脉络,然后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及内涵；进而从经济学原理、政治与社会环境、国际环境等三个方面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在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这样的逻辑关系：韩国经济自身特点和所遵循的经济学原理,促成韩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决定了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特点；韩国国内政治及社会因素,保证了外向型经济有效推进；外部因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机遇,助推了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本文的基本构思和研究框架,也是基于上述逻辑关系,建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及特点——经济学分析;外向型经济实施的保证——政治、社会视角的分析；外向型经济的助推——国际因素分析的研究框架。而随着自身经济条件、政治和社会基础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韩国外向型经济发生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带来由单向外向型经济向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调整与升级。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创新：一、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等视角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探究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比较新的尝试。本研究在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等相关理论,克服单纯经济学研究的局限,通过多视角探究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发展、特点等问题,力求揭示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还原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二、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线,比较清晰地展现了韩国经济从殖民地经济——外援依赖型经济——单向外向型经济——开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轨迹,揭示了由“被动外向”到“主动外向”的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韩国“‘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外向型经济的本质特征,总结了经济因素选择、政治和社会因素保证、国际因素推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作用机理。三、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角度,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创新。韩国政府通过高压控制与“互惠”相结合的调控方式,很好地控制了韩国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比较成功的实现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保证了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有效推行,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功因素。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为：一、对于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还缺乏更加深入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分析。对于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有悖一般经济学原理和基本逻辑的一些政策选择,以及为何能带来出人意料的经济效果等问题,还缺乏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在后续研究中有待加强。二、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角度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点,但仍存在不足和较大的研究空间。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利益均衡问题的研究,希望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三、本研究将侧重点置于对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韩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从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完成了向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过渡与升级。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对当前韩国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建立FTA轴心为目标的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向研究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
郑家昊[5]（2012）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文中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治理而言,“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的问题得到了人们持续的关注,公共行政学甚至政治学的研究集中了很大的精力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去研究政府职能模式,试图描绘出一幅政府职能模式的历史演进图谱。研究目标决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因而,这篇论文是以历史主义反思性阐释为研究的基本取向的。通过反思性阐释,本文对诞生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于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叙述,力求作出理论提炼,确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范畴,用以作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如果将人类社会模糊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先后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三种模式的结构图中,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三种基本的政府类型：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所拥有的是一种阶级统治的职能。这种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并且呈现出“混元一体”的特性。也就是说,在这种政府职能中尚未分化和离析出其他的职能。这是因为,在整个农业社会中,尚未实现领域分化,政治与经济都尚未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社会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必然以“家长制”（或类似于家长制）的形式出现,社会的等级关系决定了它必然借助于权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总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实现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统治与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统治过程与管理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职能分化是职能模式化的前提”,所以,在农业社会还不存在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仅仅是王朝的阶级统治职能（在现代意义上,或称为“统治型政府职能”）。近代早期,西方国家率先借助于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而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迅速分化的特征,工业与农业的分化之下,政治与经济的分化、科学与生产的分化、人群的分化等等,构成了工业社会凯歌行进的主旋律。与社会的分化一道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也在结构和职能上进入了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农业社会那种“混元一体”的阶级统治职能也逐渐分化为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社会管理也是以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当然,历史的进步虽然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发现“结构性断裂”（阿尔都塞语）的痕迹,而在逻辑上却并不存在这种“断裂”,从阶级统治职能到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直至这一过程走到了“质变”的关节点的时候,才呈现出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确立的特征。而且,由于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的确立而使政府的性质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实现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变。历史地看,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先后出现过两种典型形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和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是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它主张政府担任“保护人”或“守夜人”的角色,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任由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活动,让市场自己在运行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换言之,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源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自由竞争”原则的信奉,源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市场力量的自由运动可以造就经济的均衡状态”的广泛认同。这一模式终止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市场万能主义”彻底击翻,让人们明白了“市场失灵”的客观事实,人们必须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而,一场倡导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潮随之兴起,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也因此而产生。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是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做出的政治设计,它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以弥补市场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达到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目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内,欧美各发达国家普遍选择了这种类型的政府职能模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事件之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膨胀。这种“滞胀”意味着“政府失灵”,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的有限,这也直接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论,通过分析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的成因及表现,提出限制甚至取消政府干预的要求,希望再度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思潮一经流行就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典型代表。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只是对“保护型”和“干预型”模式不断地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人类社会走出工业社会这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这种在两种过往的职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做法也暴露出了其缺陷。因而,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即使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功地实现了行政改革的西方国家,也经常性地陷入方向不明的盲动主义状态,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显得无所适从。正值西方政府陷入盲动主义的时候,东方世界出现了“东亚崛起”的景象。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政府职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对属于管理型政府的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造成了冲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热潮,代表性的解读有：现代化理论、依附关系论、发展型国家、新古典论、市场增进论和治理式互赖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和对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的考察,可以发现：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管理型政府在其制度框架下对政府职能模式的创新实践,属于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靠拢”。遗憾的是,这些亚洲国家（地区）由于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而未能实现对这种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认识,当这些国家（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之后,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纷纷放弃了这一创新性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初次尝试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戛然而止。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时自觉地发展了这一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尝试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迅速展现出了它的巨大魅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政府不是在实践中走出了建立和应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之路的话,我们很难想像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在“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大致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助力作用,其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恰好处在西方国家资本剩余而急需开拓新兴市场的时机；其三,处在冷战决战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促进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扶植起遏制“东方”的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是缺乏后两项因素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恰恰是人类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刻——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开始兴起,从而使中国制定的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未付诸实施便已失效。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所面对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进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陡增。在这种历史大转型的条件下,亚洲四小龙所走的道路已经不适应于中国了,尽管中国一度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经验。这是因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所面对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单一课题,而中国政府则必须面对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面对后工业化。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在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1）经济领域：实现领导力制度化和建立政商合作体系,制定战略性规划和构建“全方位、大开放”战略发展格局,建立“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2）社会领域：实施旨在改善民生的“惠农政策”,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而且,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了政府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实践。从此,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获得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支撑,并且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如果用“主体—功能”的框架来窥察,可以发现：服务型政府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主体归属,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体现。必须申明的是,无论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中国出现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都是一种实践成就,还没有得到理论证明。一种实践成就如果得不到理论证明是很容易被忽视和抛弃的。关于这一点,“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屈从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而弃用引导型模式的事实足以证实。中国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正“处在十字路口”——之前过度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社会领域的进步,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片面性”发展的失衡局面,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其一,就是抛弃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其二,需要对引导型政府职能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实现理论自觉,使其科学化。我们希望推荐的是后一种选择,那就是致力于实现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如果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进行理论描述,可以概括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自觉的、旨在通过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引导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总的说来,本文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放入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阐释,试图拓展以往关于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研究的视角,力求建立起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理论。我们的设定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处于互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深入,中国的一切积极性的创造都会影响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建设性成就的话,也将会作用于世界,会成为中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进步,所作出的一项伟大贡献。
刘勇智[6]（2009）在《通向民主之路：东亚民主化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于个体身上种下的理性与自由、于社会织体上播下的分化与迅速变迁的基因,在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出了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体与群体、国家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对立冲突等诸多问题。不断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要解决现代性释放的各种弊病,最为有效或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其政治体系民主化;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民主政治、形成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终极原因。学者们对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浓厚兴趣主要在于用宏观（现代化、结构主义、文化）或微观（过程）的方法解释民主化发生的动力机制,但是对于必将发生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通向民主之路的途径有哪些、怎样或者如何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民主转型。早期英、法、美等国家通过先增加政治体系的竞争性（允许对公共职位进行公开竞选）、然后增加政治体系的包容性（扩大选举权范围）的渐进改革模式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后来的德、日等国家是通过外部强加的模式构建起了民主政治体系;而在最近的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中,大多数国家通过改革、决裂和移转三种途径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改革模式是指威权政体内部的改革派精英以政策转变、结构调整、谈判协商等方法自上而下的主动发起民主化改革、控制民主化进程、经过较慢长的时间完成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移转模式是威权政体内部的政治精英与民主的反对派和社会公众通过暴力抗议或镇压、和平谈判等方式进行反复的拉锯斗争,最终各自妥协构建起民主政体;民主化的决裂模式是指软弱而又不愿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威权统治者被民主反对派和社会公众的暴力抗议推翻、自下而上的建立起民主政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亚主要的威权国家和地区相继开始民主转型。台湾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精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行改革,并以政策调整、谈判协商的方式始终控制着整个民主化进程,最终经历十年的漫长征途在1996年以改革模式完成了民主转型。韩国的军事威权统治者尽管不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然而在反对派和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步步退让,双方经过反复的拉锯斗争、谈判协商以移转模式于1992年完成了民主转型。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尽管在民主化发生和完成的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但是软弱的马科斯和苏哈托都不愿意主动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均被民主反对派和社会公众自下而上的抗议斗争推翻了独裁统治,以与旧政权决裂的方式构建起了新的民主政体。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威权主义国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逐渐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不过至今他们尚为完成民主转型的任务,无法对其民主化模式进行准确的判断。所有的民主化模式当然都是百川纳海、殊途同归、最终构建起了民主政体,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选择的民主化模式为构建民主政体付出的代价并不相同。对东亚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考察和比较分析表明,台湾的民主化改革模式对它的政治能力、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失业率、城市化、社会平等程度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指标的损害最小,对民主政治的巩固最为有利;菲律宾、印尼的民主化决裂模式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损害最大,对民主政治的巩固最为不利;而韩国民主化移转模式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损害还是对民主政治巩固的影响都居于中间。以东亚的经验审视,民主化的改革模式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最佳途径——它付出的成本最低、获得的收益最大。问题在于,台湾为什么以改革的模式完成了民主转型,而韩国、菲律宾与印尼却分别选择了民主化的移转模式与决裂模式呢?或者说怎样才能通过改革的模式以最低的代价完成民主转型呢?对东亚经验的再次考察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相对高的经济平等程度、制度化的威权体系、较弱的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得以实现的宏观结构条件,而合理的土地政策、工业化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正确的选举策略、改革时机选的择是塑造宏观结构条件和民主化改革模式的有效工具;相反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战略选择则会导向民主化的决裂道路。东亚的经验为民主化的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就必须在长远谋划的基础围绕着改革道路的塑造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
陈明明[7]（1997）在《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文中研究说明韩国“5·16军事革命”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官僚权威主义形态，其特征是以军事独裁维护政治稳定性，以“经济第一”获取政治合法性，以专家治国提供管理有效性，以政府干预体现政策连续性，以官民合作保持社会一致性。韩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得自于早期现代化国家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受惠于官僚权威主义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
权元七[8]（2001）在《韩国模式的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来，研究“韩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之一。这是因为，在战后初期，韩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在政治上，韩国政治独立后面对着原有殖民地统治的政治遗产，存在着权力重建与转移等种种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韩国资源贫乏，地域空间狭小、人口密度极高，再加上“冷战”格局，朝鲜战争军事对峙的影响，军事负担非常沉重等等。在人们眼中，韩国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国家之一①。然而，从60年代开始，韩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韩国经济迅速实现了起飞，创造了现代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对此，探讨“韩国奇迹”，研究“韩国模式”，自然成为一个世人关注的理论热点。 论文对“韩国模式”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韩国模式”是“体制模式”，即“韩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于，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这种“强政府”不仅以较高乃至极高的“政府强度”实现了有利于发动经济起飞、增长和缓和随之产生的各种杜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而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政府质量”高低是后进国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强政府”的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和论述了“政府替代”问题。政府采取扭曲相对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等方式，迅速地培植起一批主导性产业部门及其相应的企业组织，使其承担起政府规划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重任，从而较为顺利和迅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围绕制度创新、供给及其实施机制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并较详尽分析了“政府自律性”问题，提出“强政府”必须是一个有权威的且得到一个集中统一的主要社会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是一个有效遏制“寻租活动”的廉洁清正的政府。 本论文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实践上的参考性。从理论上说，论文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韩国模式”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从实践上来说，论文对“韩国模式”与“强政府”及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研究，对我国日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朋，讣资借鉴，也叶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思路和依据。
郜清攀[9]（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谢小飞[10]（2018）在《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例》文中提出政党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一定的文化涵养一定的政党政治,一定的政党政治承载一定的文化。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并以充满灵性与活力的文化要素深刻影响东亚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西方文明冲击下国家的巨大变革,但制度变换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销声匿迹。国家组织与制度基本特征往往能从区域性的文化类型中发现渊源,东亚政党政治的独特性亦离不开儒家文化的跨时代影响。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深刻规定了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东亚国家政党文化独特性的文化根源,而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特点与难点也隐藏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当中。本文是关于儒家文化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党政治的综合性研究。旨在通过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由来与演变的文化基因分析,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整体意义与特有价值,准确把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文化支持与基本路向,以期得到具有启发价值的理论思考与策略选择。基于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指向,全文的分析框架除“导论”和“结语”外设五章研究内容。第一章阐释了政党政治与儒家文化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第二章至第四章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论述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影响及其表现,第五章探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全文重点论证和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1.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它深刻影响着政党政治的未来。在观念文化的意义上,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三国”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延续性不因政党政治的出现而中断。这既体现了文化的自身属性,也反映了制度变迁对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现象。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在政党精英个体方面,观念层面的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日用而不知”的态度、思维定式和情感取向,以惯例和自发力量在潜移默化中约束着政治精英的思想和行动,并经由精英的建党活动进入政党政治领域。在政党组织形态方面,早期政党尚存朋党的影子,保留了传统意义的人际关系模式,从而为儒家文化特别是权威主义的持续构造了情境。在政党体系方面,“东亚三国”传统精英政治导致了相对封闭性的政党体系,其因缺乏对社会的回应性也避免了社会文化的挑战,从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内部文化生态。2.儒家文化在政党体系层面和民主过程层面塑造了“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性。政党文化就是政党成员、政党组织对政党政治的特定思想和心理,是在政党体系层面和以政党为中介的民主过程层面所展现的认知与情感取向。政党体系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政党体系不同类别角色的认知与情感,也即对政党精英个体、对政党组织以及政党相互间的认知与情感。民主过程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认知与情感,也即政党对党政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态度。“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气质都能够从儒家文化中寻找到根源,并通过国别性的儒家文化与政党政治的融合过程而呈现。这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总体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在现代政治场域中对古老儒家观念的延续。3.儒家文化在促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对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影响过程中,除了作为政党滥觞的欧美地区外,儒家文化圈是极少数稳定建立政党政治的文明中心之一。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说,这与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有关,体现了政治精英的开放心态以及民众政治冷漠而为政党政治“试错”所造就的社会空间。这还应归功于儒家文化形成的特殊的制度条件。一方面,儒家文化很早就实现了“国家成熟”,这种“成型国家”为次系统的政党制度扎根提供了重要土壤,使政党政治进程不被建构国家的各种势力所打断。另一方面,作为悠久的世俗文化,儒家社会更容易接受现实感强烈、体现“和合”精神的国家改造方案,避免宗教势力的影响,并认可由文官系统承担国家治理权威,以致削弱了军人政权的合法性。4.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影响“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质量,是政党现代化转型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儒家文化的某些方面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低创新力、低制度化、低民主、低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原因。首先,“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创新能力不足。自二战后,“东亚三国”政党体系在许多关键性的特征上没有发生替代性变革。稳定性同时也意味着保守性。如果一个政治系统更多地坚守传统价值观,则生成更少的政治产品,也即政治创新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低。其次,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东亚三国”政党文化中,在“情感”与“理性认知”的紧张关系上,情感因素更容易被调动起来。由此,“东亚三国”政党即便想建构制度化的权威主义,也很难将建构于人情角色、人情关系的权威主义转变为建构于职能角色、组织关系的权威主义,推动权威主义的理性化。而情感因素又助长了“东亚三国”政党对竞争的不宽容态度和对规则的不尊重,这导致政党之间没有建立起协商与妥协的制度化渠道。再次,政党的民主职能发挥不利。在权威主义的影响下,“东亚三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作为组织整体的政党所应发挥的民主职能,反而成为拥有权威的领袖（或者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由于深受家长制文化、“牧民文化”的影响,政党在从社会获得基本的合法性后,代替官僚成为家长角色,政党日渐凌驾于社会之上,控制社会发展,使政党作为社会工具的地位扭曲为政党主宰和控制社会需求。最后,政党政治现代化受到制约。在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低一高”的特点,也即基于“历史成见”的影响因素在降低,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政治合法性在削弱,社会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在增加。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上述特征并不明显,或者说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5.“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以政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为必要条件。“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是政党克服儒家文化中的不利影响,发挥有益成分的过程,是现代政党组织模式建构过程与政党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有效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攸关东亚三国现代化进程。从“东亚三国”已有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政党组织建设是有效利用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转化儒家文化的不利影响的关键,因而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前提和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政党组织建设与儒家观念文化结合的关键节点在于:以政党组织建设防范权威主义对政党体系稳定性的不良影响,以政党组织建设赋予民本思想以有效性,完善政党机制是焕发贤人政治生命力的关键。而在文化发展上,应更加突出和强调儒家文化存在的宽容精神,主动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弘扬现代法治精神,并最终实现具有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活力的政党文化。总的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展现了多元性世界政党政治的存在,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党文化都有自身生命力之所在,也拥有专属性的发展难题。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是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发展道路、制度特性、文化品格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与西方文化价值接榫,而是正视自身古老的文化基因,面对现代社会实现自我更新。西方社会基于本土历史发展经验认为,在当代国家治理中,西方式民主意味着发展,而权威主义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失败。因此,儒家文化笼罩下的政党政治要么只是必然通向西方民主型政党政治道路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要么会在自身必然引发的混乱中走向崩溃。回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与儒家文化的许多观念密切相关。但“东亚三国”政党发展的经验同时表明,儒家文化充当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也为政党顺利度过发展中的危机留下了回旋余地,而亦有东亚国家在明确拒绝“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通过创造性运用儒家文化实现了政党自我更新与强大。因此,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政党政治不会是“两个必然”的二选一,而是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以自身特质和价值定位向世界宣布政党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与现实可能。
二、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范围的限定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
| 一、 政治发展理论与抗争理论的范式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及理论假设 |
| 一、 主要概念 |
| 二、 理论假设 |
| 第四节 创新点、难点及论文结构 |
| 一、 预期创新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发展 |
| 第一节 韩国的民主建设 |
| 一、 韩国民主制度的初创及挫折 |
| 二、 韩国威权主义的民主转型 |
| 三、 韩国民主的巩固与发展 |
| 第二节 新加坡的民主建设 |
| 一、 新加坡民主框架的建立 |
| 二、 新加坡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 |
| 第三节 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的路径及特点 |
| 一、 韩国民主化进程及特点 |
| 二、 新加坡民主化进程及特点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市民社会与民主化 |
| 第一节 韩国的经济发展、市民社会与民主化 |
| 一、 威权政府的建立和经济发展 |
| 二、 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威权政府的政治危机 |
| 三、 市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市民社会和民主发展 |
| 一 新加坡强政府的建立和经济发展 |
| 二、 市民社会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
| 第三节 两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及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
| 一、 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状况及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
| 二、 新加坡市民社会的状况及其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 |
| 三、 两国民主化进程中市民社会作用的比较 |
| 第四章 韩国和新加坡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化 |
| 第一节 韩国的政党政治发展与民主化 |
| 一、 韩国政党政治的初步形成与民主发展 |
| 二、 威权政府时期的政党与民主政治 |
| 三、 政党政治的成熟与民主转型 |
| 第二节 新加坡的政党政治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 |
| 一、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形成、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 |
| 二、一党独大与新加坡的民主 |
| 第三节 韩国和新加坡政党政治发展与民主的比较分析 |
| 一、 制度因素 |
| 二、 社会环境因素 |
| 三、 组织因素 |
| 第五章 韩国和新加坡的精英与民主化 |
| 第一节 韩国精英与民主化 |
| 一、执政的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
| 二、 反对派精英为建立民主政治进行的抗争 |
| 三、 韩国精英的分化，相互间的互动和民主转型 |
| 第二节 新加坡的精英与民主政治建设 |
| 一、 执政精英所进行的民主建设与不足 |
| 二、 反对派精英在民主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 |
| 三、 执政精英、反对派精英之间的斗争、合作和民主的发展 |
| 第三节 民主化进程中的韩国和新加坡政治精英 |
| 一、 执政精英和反对派精英的力量对比 |
| 二、 执政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对抗与协作 |
| 三、 执政精英与反对派精英对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
| 第六章 政治文化与民主化 |
| 第一节 韩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民主化 |
| 一、 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
| 二、 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民主转型的成功 |
| 第二节 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民主化 |
| 一、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吸收 |
| 二、 新型政治文化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韩国与新加坡政治文化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 韩国政治文化发展路径 |
| 二、 新加坡政治文化发展路径 |
| 第七章 国际化与民主化 |
| 第一节 国际因素与韩国民主化进程 |
| 一、 美国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
| 二、 其它国际因素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二节 国际因素与新加坡的民主发展 |
| 一、 英国对新加坡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
| 二、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新加坡民主化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际因素对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比较 |
| 一、 美国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韩国的直接影响 |
| 二、 英国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新加坡的间接影响 |
| 三、 国际因素对两国民主化影响的共同点、不同点及原因 |
| 第八章 韩国和新加坡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前景 |
| 第一节 韩国民主的巩固及展望 |
| 一、 韩国民主巩固的措施 |
| 二、 韩国民主的未来 |
| 第二节 新加坡民主政治的发展、巩固与展望 |
| 一、 新加坡民主的发展、巩固 |
| 二、 新加坡民主的未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4）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1.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2 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及后续研究 |
| 2 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及演变 |
| 2.1 韩国二战前对外经济交往史简略回顾 |
| 2.1.1 门户开放前的对外经贸关系 |
| 2.1.2 门户开放与殖民统治时期 |
| 2.1.3 对外经济交流的历史遗产 |
| 2.2 "美援"依赖型经济(1948—1961) |
| 2.2.1 朝鲜战争的"创造性"破坏 |
| 2.2.2 美国援助下的恢复与重建 |
| 2.2.3 "美援"依赖型经济下的对外贸易 |
| 2.3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扩展与收敛(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
| 2.3.1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20世纪60年代) |
| 2.3.2 重化学工业化与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拓展(20世纪70年代) |
| 2.3.3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收敛(20世纪80年代) |
| 2.4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调整与升级(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 |
| 3 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及绩效 |
| 3.1 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
| 3.1.1 "政府主导"的基本理念 |
| 3.1.2 政府主导外向型经济的途径 |
| 3.1.3 政府主导外向型经济的实施条件 |
| 3.2 "‘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的外向型经济 |
| 3.2.1 外向经济的类型 |
| 3.2.2 韩国选择"出口导向"为主的必然性 |
| 3.2.3 结合"进口替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3.2.4 "‘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外向型经济的特点 |
| 3.3 财阀推动的外向型经济 |
| 3.3.1 财阀推动外向型经济形成的背景 |
| 3.3.2 韩国财阀的形成与发展 |
| 3.3.3 财阀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3.4 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绩效 |
| 4 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经济因素分析 |
| 4.1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韩国经济起飞的路径选择 |
| 4.1.1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
| 4.1.2 韩国经济起飞的初始条件 |
| 4.1.3 韩国经济起飞的路径选择 |
| 4.2 规模经济理论与韩国脱"小国困境" |
| 4.2.1 规模经济理论 |
| 4.2.2 韩国经济的"小国困境" |
| 4.2.3 突破途径:"小国"的"大国战略" |
| 4.3 赶超经济理论与韩国外向经济体系的构建 |
| 4.3.1 赶超经济理论 |
| 4.3.2 "后发优势"理论 |
| 4.3.3 基于赶超经济理论的韩国外向型经济体系 |
| 5 韩国外向型经济的政治、社会因素分析 |
| 5.1 威权政治体制 |
| 5.1.1 韩国威权政治体制形成的背景 |
| 5.1.2 韩国威权政治体制在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 |
| 5.2 "发展型"政府与"政府自律性" |
| 5.2.1 "发展型"政府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 |
| 5.2.2 韩国"发展型"政府的特点 |
| 5.2.3 政府自律性 |
| 5.3 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结构 |
| 5.3.1 对大企业集团:控制与互惠 |
| 5.3.2 对产业工人:高压与安抚 |
| 5.3.3 对"三农":冲击与保护 |
| 5.3.4 对外国资本:积极引进与严格监控 |
| 6 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国际因素分析 |
| 6.1 韩国的地缘政治、经济与韩国的选择 |
| 6.1.1 韩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
| 6.1.2 韩国的选择 |
| 6.2 冷战体系与韩国外向型经济 |
| 6.2.1 借助西方世界的援助 |
| 6.2.2 对西方国家市场、技术的依赖 |
| 6.3 后冷战体系与韩国外向型经济 |
| 6.4 大国因素与韩国外向型经济 |
| 6.4.1 美国因素 |
| 6.4.2 日本因素 |
| 6.4.3 中国因素 |
| 6.4.4 欧盟因素 |
| 6.4.5 俄罗斯因素 |
| 7 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升级与展望 |
| 7.1 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限界 |
| 7.1.1 传统外向型经济的弊端 |
| 7.1.2 制度基础的变化 |
| 7.1.3 利益集团分化 |
| 7.1.4 外部因素的变化 |
| 7.2 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升级 |
| 7.2.1 外向型经济调整的起始 |
| 7.2.2 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
| 7.2.3 从单向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外向型经济的升级 |
| 7.2.4 出口导向到内外并重 |
| 7.3 韩国外向经济战略新版图:以FTA为中心推进贸易自由化 |
| 7.3.1 韩国推动FTA的背景及战略意图 |
| 7.3.2 韩国FTA战略进程 |
| 7.3.3 韩国FTA战略展望 |
| 8 结论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主题陈述与意义省察 |
| 1.1.1 主题陈述 |
| 1.1.2 意义省察 |
| 1.2 解释框架与概念描述 |
| 1.2.1 解释框架 |
| 1.2.2 概念描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模糊性尝试：农业社会的“政府职能”和“国家职能”等同化研究 |
| 1.3.2 真实化剖析：管理型政府及其职能模式的研究 |
| 1.3.3 实质性推进：走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研究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论文逻辑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逻辑结构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更替 |
| 2.1 从统治型政府到管理型政府 |
| 2.1.1 统治型政府及其治理模式 |
| 2.1.2 统治型政府的职能 |
| 2.1.3 管理型政府的滥觞 |
| 2.1.4 管理型政府的特征与职能 |
| 2.2 “原子化社会”与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 |
| 2.2.1 “原子化社会”与自由主义的孕育 |
| 2.2.2 古典自由主义的发生史 |
| 2.2.3 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和特征 |
| 2.2.4 “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的扩张 |
| 2.3 “组织化社会”与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 |
| 2.3.1 “组织化社会”与国家干预主义的降生 |
| 2.3.2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勃兴 |
| 2.3.3 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与失效 |
| 2.3.4 批判与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公共管理运动 |
| 第3章 政府职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
| 3.1 光荣与梦想：“四小龙”之快速工业化 |
| 3.1.1 韩国的“江汉奇迹” |
| 3.1.2 “新加坡之谜” |
| 3.1.3 中国香港“积极不干预式”起飞 |
| 3.1.4 中国台湾的“计划式发展” |
| 3.2 对“四小龙”腾飞的传统解读 |
| 3.2.1 现代化理论与依附关系论 |
| 3.2.2 发展型国家与新古典理论 |
| 3.2.3 市场增进论与治理式互赖理论 |
| 3.2.4 对“传统解读”的批判性审视 |
| 3.3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视角下的“第三条道路” |
| 3.3.1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论点 |
| 3.3.2 领导力制度化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
| 3.3.3 经济发展中的引导功能 |
| 3.3.4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弃用 |
| 第4章 “中国道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不自觉前行 |
| 4.1 实存的“中国道路” |
| 4.1.1 “大转型”与“双重使命” |
| 4.1.2 中国之震撼崛起 |
| 4.1.3 “中国经验”的学术探寻 |
| 4.2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
| 4.2.1 领导力制度化与政商合作体系 |
| 4.2.2 战略规划制定与战略格局形成 |
| 4.2.3 “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 |
| 4.3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社会进步 |
| 4.3.1 “惠农政策”助力改善民生 |
| 4.3.2 文明建设的精神和生态之维 |
| 4.3.3 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 |
| 4.3.4 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
| 第5章 服务型政府建设视野下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
| 5.1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
| 5.1.1 后工业社会的初步特征 |
| 5.1.2 社会自治力量的生成与政府的重新定位 |
| 5.1.3 社会治理走向合作治理 |
| 5.2 服务型政府建设：从理论到现实 |
| 5.2.1 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 |
| 5.2.2 四小龙的“第三条道路”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 |
| 5.2.3 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政府变革 |
| 5.3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关联性 |
| 5.3.1 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职能体系 |
| 5.3.2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主体归属于服务型政府 |
| 5.3.3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点：政府职能模式转变为“引导型” |
| 第6章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 |
| 6.1 理论确认的必要性 |
| 6.1.1 “中心-边缘”结构的客观存在 |
| 6.1.2 经济领域的“中心-边缘”格局 |
| 6.1.3 文化领域的话语霸权主义 |
| 6.1.4 中国的引导型模式“处在十字路口” |
| 6.2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
| 6.2.1 历史属性：面向后工业社会 |
| 6.2.2 实然特性：自觉而非自然 |
| 6.2.3 想追求：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
| 6.3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世界意义与理性实现 |
| 6.3.1 世界意义：全球的推广价值 |
| 6.3.2 理性完善：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 |
| 6.3.3 “典型化”实现：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论文和科研项目 |
（6）通向民主之路：东亚民主化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的前提 |
| 第三节 研究的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政治变革与民主化的模式 |
| 第一节 政治变革与民主化：概念与特征 |
| 第二节 结构与时序视野下的政治变革模式 |
| 第三节 主体与行为视野下的民主化模式 |
| 第四节 多元视野下的民主化模式 |
| 第三章 东亚地区的民主化模式 |
| 第一节 台湾民主化的改革模式 |
| 第二节 韩国民主化的移转模式 |
| 第三节 菲律宾、印尼的民主化决裂模式 |
| 第四节 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未完成的民主化模式 |
| 第四章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发展 |
| 第一节 民主化模式的发展效应与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政治发展 |
| 第三节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经济增长 |
| 第四节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社会发展 |
| 第五章 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差异的原因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因素与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政治发展因素与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 |
| 第三节 发展政策与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 |
| 第六章 东亚经验与通向民主之路 |
| 第一节 通向民主之路:精英主导论抑或决定论 |
| 第二节 东亚经验与通向民主之路的最佳途径 |
| 第三节 通向民主之路的选择与塑造 |
| 第四节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韩国模式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 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三、 论文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
| 第一章 “强政府” |
| 第一节 “强政府”的内涵 |
| 第二节 政府强度及其功能 |
| 第三节 政府质量 |
| 第二章 政府替代与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为什么需要政府替代——种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
| 第二节 政府替代条件下的所有权安排 |
| 第三节 政府替代条件下的政府决策与控制 |
| 第四节 政府替代的弱化 |
| 第三章 后发展经济中的政府自律性 |
| 第一节 现实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两者同盟”体制与政府自律 |
| 第三节 “三者同盟”体制与政府自律 |
| 第四节 对韩国与LNIES“三者同盟”体制和政府自律性的比较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 四、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党政治与儒家文化: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政党与政党政治 |
| 一、政党的定义 |
| 二、政党政治的内涵 |
| 第二节 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儒家文化 |
| 一、政治文化的概念 |
| 二、政党文化的定义 |
| 三、儒家文化的内涵 |
| 第三节 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 |
| 一、儒家文化的内部化:东亚国家政党政治变迁的文化因素 |
| 二、体系与过程: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作用领域 |
| 第二章 儒家文化与日本政党政治 |
| 第一节 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核心观念 |
|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过程 |
| 二、儒家文化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政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兴衰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多元化的政党政治 |
| 三、“五五年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
| 四、较高水平的政治转型 |
| 第三节 日本政党政治关系的文化分析 |
| 一、多重儒家观念影响下的党内关系 |
| 二、集团主义与政党关系处理 |
| 三、受家长制文化制约的政党与国家关系 |
| 四、民本思想影响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五、政党改革及其文化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儒家文化与韩国政党政治 |
| 第一节 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核心观念 |
|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过程 |
| 二、儒家文化对韩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
| 第二节 韩国政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派系斗争和早期政党 |
| 二、战后短暂的多党制尝试 |
| 三、威权一党制时期 |
| 四、民主转型以来的政党政治发展 |
| 第三节 韩国政党政治关系的文化分析 |
| 一、韩国政党体系稳定性的多重文化分析 |
| 二、地域主义影响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三、个人权威主义与“官本位”思想双重钳制下的政党与国家关系 |
| 四、尚文主义与韩国政党政治延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儒家文化与新加坡政党政治 |
| 第一节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及核心观念 |
| 一、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 |
| 二、执政党对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 |
| 三、儒家文化对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战前殖民时期中国影响下的建党尝试 |
| 二、战后初期多党政治的试验 |
| 三、威权主义时期一党独大体制形成 |
| 四、民主转型时期:一党独大体制为前提的民主化 |
| 第三节 新加坡政党政治关系的文化分析 |
| 一、家长式权威主义与新加坡政党体系特征 |
| 二、贤人政治、民本思想与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儒家文化与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日本、韩国、新加坡所反映的东亚政党文化特质 |
| 一、政党体系层面的政党文化 |
| 二、民主过程层面的政党文化 |
| 第二节 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发展的效用评析 |
| 一、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积极作用 |
| 二、儒家文化影响下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
| 第三节 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战略思考 |
| 一、培育现代政党所必备的民主政治文化要素是现代化转型的前提 |
| 二、以政党组织建设实现儒家观念的创造性继承是现代化转型的基础 |
| 三、构建政党文化的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活力是现代化转型的必要条件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四、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D]. 麻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
- [2]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J]. 陈明明.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3]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J]. 陈明明.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4]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D]. 申东镇.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5]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D]. 郑家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6]通向民主之路：东亚民主化模式比较研究[D]. 刘勇智. 上海交通大学, 2009(05)
- [7]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J]. 陈明明.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06)
- [8]韩国模式的制度研究[D]. 权元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01)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例[D]. 谢小飞. 山东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