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生产分配关系与转换资源配置机制——顺德的个案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周新年[1]（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琢[2]（1993）在《调整生产分配关系与转换资源配置机制——顺德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者通过对顺德经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认为顺德已经跳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嬗变为中国式社会主义雏型。顺德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原因就在于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实现了两个基本坚持:一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关系取代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关系;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机制取代传统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机制。
王海荣[3]（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高飞[4]（2015）在《“三元化社区”治理张力及其消解 ——广东省南海区的经验表达》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构成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回望历史,受长期二元户籍制度影响,社区治理一直带有鲜明的“城乡分治”烙印。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城乡一体化加快、社会融合加速。“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不再泾渭分明,“市民群体”与“农民群体”也不再各自为阵。但是,在珠三角等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同一个社区中却出现了“市民群体”、“农民群体”、“外来群体”三类区隔明显的群体,社区治理步入“三元化”时代。自社区研究发端始,社会舆论对于这类集体经济社区的批评与质疑不绝于耳,却鲜见学界对于集体经济社区加以细致剖析和全面检讨。本文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三元化社区”概念,分析“三元化社区”所面临的治理张力及其消解策略。不同于以往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等以地域形态为标准划分的社区类型,“三元化社区”是指在户籍与村籍双重制度割裂下,在同一社区（村落或集镇）形成地具有明显区隔特征的农民、市民、外来三个群体。这三个群体在地位、收入、福利、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于在心理上互不认同,构成“三元化社区”。这也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难以适用,传统与现代、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礼治与法治、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这些二元概念亦无法套用,亟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概念体系与之对应。本文从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梳理了社区治理的时序演变,总结出当今社区治理的四类关涉问题,从而肯定了社区内部存在利益群体的判断；总结了导致社区变化的三种力量,验证了社区外部力量最终都是通过组织结构起作用这一假设。受社会结构紧张理论的启发,用“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替换了“文化价值与制度手段”,弥补了“国家与社会”太过宏观、“制度与生活”难以操作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再借鉴治理理论“持续互动”的理念,将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在社区治理的场景中联通起来。具体来讲,本文采用驻地研究的方式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以社区治理理论和社会结构紧张理论为基础,以“三元化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为切入点,展现和理解“三元化社区”的过渡性、不稳定性和动态性特征以及城乡关系剧烈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探讨“三元化社区”的治理策略。南海的“三元化社区”是由其独特的非农化路径所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南海另辟蹊径,依托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南海以土地参与工业化的模式决定了南海不同于其他模式的利益分配规则、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农民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方式,进而形成相对独特的“藏富于村”城乡关系：以农村繁荣为基础的逆城镇化发展。集体经济利益的“吸铁石”效应使外来人口慕名而来,而社区公共生活的封闭性又将妄图分享利益的外来人排除在外,在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形成裂痕。和140万外来人口同样遭遇的还有大约46.3万的城市户籍人口。这两个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是农村集体股份制的“体制人”,均属于“没钱分”之列,是不享有股份分红权利的两个群体。如此一来,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作为第二道分界线,在本地人当中划分出享有股份分红与不享有股份分红的两大利益群体。与户籍制度造成分界相比,农村集体股份制造成的沟壑更加难以逾越,因为牵涉到更大的利益和更深的权利待遇问题。至此,在户籍与村籍双重制度的强化下,南海区的常住人口分为明显的三个部分：一是外来人群体,二是市民群体（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是农民群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社员股东）,三大群体勾勒出“三元化社区”的基本轮廓。外来人口为当地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汗水,当然希望获取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现实中本地人往往加以排斥。此外,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股份分红较高的农村,“农转非”人员要求回迁,“外嫁女”要求参与股权分配等问题,使得本地人中享有股份分红的群体即社员股东与不享有股份分红的群体两大群体隐藏的深层次矛盾开始锐化和暴露。多元利益诉求冲突已经成为南海基层社区中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南海基层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于未能洞悉“三元化社区”外部紧张与内在张力的独特内涵。在乡村社区外在形态已经城镇化的情形下,其治理内核并未实现非农化的转型。“三元化社区”的组织结构依然沿袭人民公社时代的三级所有的集体范畴,所不同的只是称谓上发生了改变,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治理结构实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变成了现在的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用经济社代替了之前的生产小队,更多地侧重于集体收入的再分配；经联社取代了生产大队,更多地涉及社区福利与社区保障,以及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等有关社区居民生存环境的农村社会性发展。组织结构紧张与利益群体分化构成“三元化社区”的内在张力,本质是三元化利益群体与一元化组织结构的不相匹配。具体而言,群体不断分化,组织结构却在不断集中,组织结构的更新严重滞后于利益群体的分化,产生了“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的错位互构。因此,“三元化社区”治理实质是梳理“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的对应关系,消解两者外部紧张和内在张力。通过“村改居”、“政社分离”、“政经分离”改革,突破城市与乡村、本地与外地的差别。一方面,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的秩序,促使集体经济走市场化、社会化之路。另一方面,让自治组织从经济组织中剥离开来,回归其应有之位置。重构“主任搞服务、社长抓经济、党委总协调”的分离型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群体与组织的关系,从之前群体依附于组织过渡到组织为群体服务,兼顾社区内三类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以组织结构的创生回应利益群体的分化,以多元化的组织方式应对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一种身份,将有钱分的村民剥离出来,冠以“社员股东”之名,无钱分的村民或可称其为“农人”以对应“工人”。村民与社员股东两种身份的权益与责任是不同的,再不能简单地叫做村民分红,以此打破集体经济的制度藩篱。村落不会终结,农民不能终结,要终结的是人民公社体制。
计宁[5]（2016）在《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型时期以来,我国开启了大规模制度创新与变革进程,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作为承担公共事务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地方政府,则是破除旧体制弊端、孕育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许多重大的制度创新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推动或参与其中。因此,在全球化和治道变革的国际背景下,对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制度限定了行动者的行动边界,形塑了行动者的行为选择,甚至影响了其价值偏好,而行动者在与制度互动中也会促成制度的演化与变迁。本文试图通过制度——行为的分析方法来观察与思考我国地方政府在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约束下的行动逻辑,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工具,基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实践表现、发生的内在机理、角色形态与行为选择以及创新异化等制度创新的发生过程,来解析制度创新的多重逻辑,从而构建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这也是本研究所寻求的新任务。本研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首先,自转型时期以来,我国制度环境的显着变动形塑了怎样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有哪些基本类型和基本特征?其次,在制度理性的概念框架下,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内在机理的运行轨迹如何阐释?最后,在制度创新内在机理的支配下,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呈现出怎样的角色形态和行为选择?制度创新中的异化问题有哪些,如何消解?未来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趋向如何判断?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案例的分析,成功的制度创新需要创新价值、资源禀赋、支持要素和创新可持续性四个要素的集聚与配合。这些制度创新以规制型为主,规范型和文化——认知型为辅,并且这些制度类型间存在显着关联。创新类型的地域分布差异显着,东部地区创新数量最多并集中在规制型领域,中西部地区创新则集中于规范型领域。同时,制度创新呈现出地方政府以追逐政绩合法性为目的、以提升治理能力、技术与制度相结合为手段,以中央与地方博弈互动为牵引的多重特征。第二,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内在机理的解释力蕴含于制度的多重内在属性——制度理性中。所谓制度理性,简而言之就是制度的合理性,是在诸多制度构成理性要素的聚合下,为实现特定目标和价值而呈现出来的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制度属性。它由理性行动主体、理性目标体系、激发和约束制度体系以及制度供需运行机制四个理性要素构成。用制度理性解析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内在机理的基本逻辑是:理性行动主体地方政府在“三角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组织和民众）的理性行动网络中,以“合法性”为创新硬核目标系统,以地方秩序稳定和地方发展为保护带目标系统,在独特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动力系统激发下,通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动态博弈机制,在制度创新的纳什均衡最优与纳什均衡最劣区间的往复运动中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第三,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角色构成是多元形态的连续统。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并非完全体现为具有公共利益代言者的单一角色,而是以各类资源配置的行动主体为核心,搭建起利益多元的行动角色网络,形成一种连续统的形态构成。这些角色表现构成的变量,分布在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两个端点区间,在中央、地方以及地方企业和民众的多重利益的撮合下,地方政府角色形态不断变换,呈现出依赖角色、自主角色和变异角色等形态,构成了一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角色的连续统。同时,这些不同角色之间的切换直接诱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微观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间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适应性”调整,甚至通过“变通”与扩展等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和权力边界地带,并且在制度创新的类型、内容和创新时间节点等呈现出典型的选择性行为特征。第四,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异化问题较为突出。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实践中虽然自主性不断增强,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正向作用也日益提高,但是在多元利益博弈和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下,制度创新呈现出规约跳出、目标失衡以及个体行动理性背离集体理性的制度理性失范问题,本文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制度理性悖论,即:制度内在的理性要素在运行中突破制度本身的约束与限制,背离了其原初设计的功能与价值,导致新创设的制度违背了其他具体制度安排的失范现象。所以,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失范问题的消解刻不容缓,建议从法制规约、目标调适和个体理性矫治三个层次展开对制度理性失范问题的解决。第五,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未来趋向是协同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理性行动下“以利为利”行动逻辑的反思,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角色利益膨胀和行为选择的策略化问题,并且创新思维依旧停留在传统管制模式和效率行政的行动理念笼罩下。那么,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要克服这些不足并直面未来地方政府治理的挑战,应构建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彼此信任、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模式,从而实现政府制度创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最终达成“善治”的制度创新目的。
方俊[6]（2013）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问题，试图回应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思想的原初样态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在新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剧烈变革的现时代，不管是主动求变求适应也好，还是现实政治生态变迁形成的巨大倒逼机制也罢，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进行怎样的样态变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要求，实现协同戮力善治格局？国家与社会，是人类组织构造和秩序生成的两大载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要命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代公共治理范式探究的管理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荦荦大者计有“国家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对立与统一”、“国家消亡与社会复归”等观点和原理，刻画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轮廓。于喷沫鸣溅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探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真谛。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在理论道路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承续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形成了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图谱。这一样态图谱包括理论样态和实践样态两种样态呈现。理论样态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阐释的丰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文章对上述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框架和理论流变着力进行爬梳。实践样态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亟待厘清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形而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为“形而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材料“原产地”。国家的治理以政府为载体，社会的发展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现实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论文有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明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逻辑框架结构，并进行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合述评和概念的界定和厘清，为本体研究开启序幕。第二章，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本章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进行梳理与解读。认为，以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曲解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包括市民社会理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思想和国家源于社会并复归社会的思想。之后，列宁全力扞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包括“国家消亡”的学说、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和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给我们的启示。第三章，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本章从历史的、文献揽读的角度研究了几代卓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系列真知灼见，包括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主要见之于三个方面：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具体体现为：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体现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第四章，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理论样态梳理与解读后，逻辑上本章进而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现实样态。较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务虚性，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务实性。为此，本章立足广东，实证性研究了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继而，通过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得出现实语境下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尚未建立起破除心理隔阂的互信关系和良好互动关系的结论。第五章，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与传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由此造成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单线性发展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循着一条从社会—国家—复归社会的路径演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为分析根基，本章主要回应这么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面临哪些动力的支持和阻力的牵制？文章认为，社会组织对治理政府失灵的矫正力、源于体制改革的合作关系的催生力、基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合作关系的回应力、面向公共利益这一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的契合力是支持和促进合作关系构建的强大驱动力；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二者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总体性社会”格局难以冰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重重、制度、利益与激励难题亟待破解等问题是支离和牵制合作关系构建的巨大阻滞力。第六章，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两个方面反映出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以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审视和指导构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现实层面就是要构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的构建亟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作为地方政府，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积极而审慎的行为选择，包括：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作为社会组织，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诚挚而高效的自身努力，体现为：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梁英[7]（2014）在《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升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广西五县农村的调查》文中认为中共十八大报告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来统领党的建设发展全局,掀起了党建科学化的研究热潮。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是党建科学化的重要领域,是党建科学化理论体系在农村的具体体现。但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心得与经验总结层面,缺乏对农村基层党建规律的总结和历史脉落的梳理,也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新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加剧,农民职业分化加快,农民观念中的经济价值日益凸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将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推进党建科学化进程,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这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文章由绪论和正文六章构成。绪论主要是提出问题,着重阐述选题的背景及其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现状、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等给予适当的说明。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是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理论基础,它强调科学理论是其行动指南;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制度;密切联系群众是根基;基层党组织既是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同时也是先进的部队。这些思想对提升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二章,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程及其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始建立,并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进行了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建立健全了组织体系,加强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新调整设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为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宝贵经验。第三章,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评价体系。构建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评价主体是农村党员、农民群众、上级党组织和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评价遵循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和实效性原则。评价标准是“四个有利于”,即:是否改善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评价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普遍性评价与特殊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第四章,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生动实践。以广西四个典型案例为考察对象,即:平乐县委“两地双管”的农村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新机制、临桂新区激发基层党组织发展动力的“活力工程”、富川县委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民事联解工作法”和凭祥市委基层党建新模式“党旗耀边关,创新赢发展”。通过阐述四个案例的背景、实施内容和过程,分析特色、价值和意义,为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提升提供实践经验。第五章,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现实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五县710名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的问卷调查,真实反映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现实问题。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较低;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缺乏有效举措;对控制办公经费和惩治贪污腐败的力度还不够。另外,调查还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探索影响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因素。第六章,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升的路径选择。提升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最根本的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制度为保障,以科学的方法去推进,积极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文章运用文献分析、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研究方法,对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提升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相关文本,为提升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供理论关照。对广西五县农村的710名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把握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现实问题。对广西农村的四个典型案例开展个案研究,以便总结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实践经验,形成规律性认识。
刘素姣[8]（2017）在《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城乡协调发展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县是联结我国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政治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基石,“郡县治,天下安”。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县域发展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发展极不协调,既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促进县域的发展促进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成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政策供给来完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旨在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从1992年的“强县扩权”开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随着改革向“行政省直管县”的高级阶段推进,其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改革难度日益增大。目前,诸多省份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为“困境”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目标表述与利益诉求中,廓清“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各种目标表述都内涵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省直管县”体制内涵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改变投射在层级之上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达到通过促进县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以浙江、河南、贵州三个代表省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样本,分别进行独立与聚类的分析发现:尽管三省份的改革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人事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财权事权划分的科学性和区域协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各省份改革共同面临的、左右改革进度和影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发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过程的衍生品,恰是改革的内容本质,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会减效或流于形式,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触动旧有利益格局,使改革遭遇“困境”或“停滞”。因此,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的初衷和正确方向推进改革,比智慧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中央顶层的授权、地方制度创新的激情和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从三省份改革成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成效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并不是所有的省份或县域都适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依据城乡差异和相互关联的程度相机抉择。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县域发展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契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调整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权利与利益结构的高难度、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其解决的不是一时问题,因此其成效也不是一时可以衡量的。抓住改革的本质问题,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为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指引改革前行的理论线索,完善和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其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可概括为:“省管县”与“市管县”共存,“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权逐步上移到省,公共资源及配置权更多下沉到县,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科学划分,建设独立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孔娜娜[9]（2012）在《行动者、关系与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以专业的方式来了解社会和描述社会,它既要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解释问题产生的原因,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径。本文是基于社区调查所发现的基层社会问题而引发的思考。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四大问题：一是部门垄断与条块分割及其所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二是基层社会原子化、社会内部凝聚力下降,社会成员个人理性增强而公共意识淡薄；三是政府行动多、社会行动少、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断裂、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离散化；四是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过大、农民流入城市却不能融入城市。上述问题既是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问题,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问题,从关系层面分析涉及四组关系的讨论：国家内部、社会内部、国家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验事实证明上述问题不是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存在的。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使用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研究和社会调查提出两个研究假设：行动者—关系结构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论。全文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为切入点,以分析和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按照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过程为逻辑顺序,来展开研究。部门分割到部门协作,政府内部关系转换。论文以政府职能社区化为逻辑起点,以城市管理和社会保障为个案,在纵向到底而横向分割体制下,国家是由多个行动主体所构成,各行动主体按照自身偏好采取自主行动,在行政协调机制缺乏或行政协调不力的情况下,出现部门垄断、条块冲突、街道办事处行政扩展、社区居委会被行政套牢。没有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就没有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以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为路径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政府部门走出“囚徒困境”的经验。居民组织化与社会再组织,社会内部关系转换。传统社区的瓦解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产物。传统社区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人类不需要共同体而是意味着人类需要建立新的共同体。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冲突更多表现为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而中国的社区冲突却更多表现为“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低制度化”或“无制度化”冲突,这根源于中国“公共理性构成性缺失”,社会内部被分解为散落的个人或群体,这与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由不同社会组织所构成不同。国内经验表明,基层社会再组织需要从地域性共同体转向组织性共同体,社区生活共同体是通过发展社区自治组织来建构的,基层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也是通过发展社区自治组织来实现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将催生出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多主体社区治理机制。合作行动,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发达国家社区建设之所以走上国家引导下的社会行动,其经验是这些国家采用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政策工具。长沙市开福区、武汉市江汉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方式,促进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社会化,为促进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的衔接提供了经验。从分治到一体,城乡关系的转换。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农民与市民的二元身份以形成统一的国民待遇,这既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确保公民权利、塑造国民统一性,使全体公民归属于、认同于国家。推进城乡融合需要以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化为基本途径,同时,推进城乡融合也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农民与市民的合作,建立包容性社区、包容性城市直至包容性社会。上述四大关系转换的出现是人们对基层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不断追寻最佳治理模型的产物。基层社会治理的转换不是单一的关系转换,而是结构性的转换,既有关系的变革,也有行动者角色变迁和治理过程更替,而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更替需要途经政府职能社区化、政府部门协作化、居民组织化、政府与社会合作化、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五个阶段。
熊国平[10]（2005）在《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文中认为90年代以来我国有着新的经济社会背景,城市形态演变呈现新的特征,有着新的动力和机制,及时总结,对城市理论是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城市形态演变研究的实践性强,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功能组织、城市交通组织、城市绿地系统等方方面面,在目前我国城市扩展迅速、规划实践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开展此项研究对规划管理和编制实践均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指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研究观察问题的基本途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循环反复,逐步提高是本研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以人为本是本研究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首先从城市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外部轮廓的迅速扩展两个方面归纳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指出两者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次从9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建立了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快速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联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城市形态的动态演变。分析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别为经济增长、功能调整、新的消费需求等,外在动力分别为快速交通、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指出城市形态演变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复杂性。揭示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产业进化机制、投资机制和调控机制,认为无形的机制的综合作用引起了城市形态有形的变化。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多因素多层面的交织耦合过程。同时,各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综合性。基本总结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的演变,指出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人文关怀和人地和谐将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既是中国转型期的特色,也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还从形态的协调性,形态的成长性,形态的生态性,形态的经济性等方面初步提出合理形态的评价标准,为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二、调整生产分配关系与转换资源配置机制——顺德的个案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调整生产分配关系与转换资源配置机制——顺德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三元化社区”治理张力及其消解 ——广东省南海区的经验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背景 |
| 三、概念澄清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传统社会的社区治理 |
| 二、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传统社区治理的消弭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社区治理重构 |
| 四、改革开放后社区治理演进 |
| 第三节 个案介绍 |
| 一、“此南海非彼南海” |
| 二、从“种庄稼”到“种工厂” |
| 三、“富比穷更麻烦”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分析单位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表述框架及行文思路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区治理理论 |
| 二、社会结构紧张理论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拓展 |
| 一、国外社区变化两种对峙观点 |
| 二、当今社区治理的四类关涉问题 |
| 三、导致社区变化的三种力量 |
| 第三节 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一个可操作的微观分析框架 |
| 一、再思国家与社会宏观分析范式 |
| 二、重整制度与生活中观分析范式 |
| 三、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微观分析视野的提出 |
| 第三章 “三元化社区”治理情境 |
| 第一节 “三元化社区”的基本背景 |
| 一、可观的股份分红：“想穷晤得穷,年尾又分红” |
| 二、丰厚的“隐性福利”：“躺在地上过日子” |
| 第二节 “三元化社区”的外在特征 |
| 一、分配制度 |
| 二、职业分布 |
| 三、利益诉求 |
| 四、消费观念 |
| 五、聚居方式 |
| 六、社会心理 |
| 第三节 “三元化社区”的维持机制 |
| 一、“社区本位” |
| 二、“集体特征” |
| 三、“法出多门”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元化利益群体形成 |
| 第一节 南海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 |
| 一、“发财靠自己,致富靠集体” |
| 二、“以地生财”：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主要受益者 |
| 三、农村工业化：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农村户口 |
| 第二节 内外有别：无法融入的不止是外来人口 |
| 一、“陌生人的无序世界” |
| 二、“熟人的陌生人社会” |
| 第三节 村籍制度：封闭状态的形成与维持 |
| 一、“古有康有为,今有外嫁女” |
| 二、村庄中的国家与集体 |
| 三、“谁不是集体的?” |
| 小结 |
| 第五章 “三元化社区”外部紧张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的制度遗产 |
| 一、集体主义：人人有饭吃 |
| 二、新集体主义：人人有钱花 |
| 三、天然的藩篱：“人人有份,人人无权” |
| 第二节 政社不分的运行模式 |
| 一、自治组织功能异化 |
| 二、党代自治或自治和党治两张皮 |
| 第三节 政经混合的管理体制 |
| 一、政经合一：“三个班子一个门,弄来弄去一个人” |
| 二、角色错位：经济组织绑架党组织和自治组织 |
| 小结 |
| 第六章 “三元化社区”内在张力 |
| 第一节 依附：组织与群体利益同构 |
| 一、一元化组织结构的成因及其特征 |
| 二、群体对组织依附的内在机理 |
| 三、组织对群体的约束机制 |
| 第二节 错位：群体分化对于组织结构的挑战 |
| 一、三元群体诉求的利益纷争 |
| 二、一元化组织结构的治理实践图景 |
| 三、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的错位互构 |
| 第三节 组织结构壁垒之下的群体身份之争 |
| 一、土地的公共物品性质 |
| 二、人民公社制度的路径依赖 |
| 小结 |
| 第七章 “三元化社区”治理策略 |
| 第一节 地方的改革与创新 |
| 一、村改居：农村社区的蜕变与融入 |
| 二、政社分离：自治功能的回归与强化 |
| 三、政经分离：“不是消灭矛盾,而是隔离矛盾”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创生与重构 |
| 一、从政经混合到政经分离的权利重塑 |
| 二、“关联式动员”的组织结构设计 |
| 三、“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对应 |
| 第三节 从群体对组织的依附到组织为群体服务 |
| 一、基层组织职能运作与权力制衡的关系 |
| 二、南海组织结构改革推进的风险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一元对多元：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失灵 |
| 二、多元对多元：分离型社区治理模式重构 |
| 第二节 讨论 |
| 一、“三元化社区”是一种结果还是一个阶段? |
| 二、城镇化是一种选择还是一个模式? |
| 三、农民是一种身份还是一个职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1.1 国际环境的变化 |
| 1.1.2 中国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 |
| 1.2 选题意义和研究目的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2 案例研究 |
| 1.4.3 制度——行为的分析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1.5.1 构建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容分析框架 |
| 1.5.2 运用制度理性解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1.5.3 提出制度创新中的“制度理性悖论”观点 |
| 1.6 论文结构与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6.1 论文结构 |
| 1.6.2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基础 |
| 2.1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相关概念 |
| 2.1.1 地方政府 |
| 2.1.2 制度 |
| 2.1.3 制度创新 |
| 2.1.4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
| 2.2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多元制度环境 |
| 2.2.1 国家逻辑下的制度环境变迁 |
| 2.2.2 社会逻辑下的制度环境变迁 |
| 2.2.3 市场逻辑下的制度环境变迁 |
| 2.2.4 官僚制逻辑下的制度环境变迁 |
| 2.3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成 |
| 2.3.2 制度变迁理论 |
| 2.3.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制度变迁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
| 2.4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案例选取的依据与意义 |
| 2.4.1 选取依据之一:获奖项目的代表性 |
| 2.4.2 选取依据之二:获奖项目的先进性 |
| 2.4.3 获奖案例学术研究的意义 |
| 2.4.4 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外的案例补充 |
| 2.5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 |
| 2.5.1 创新分析框架的构建依据 |
| 2.5.2 创新内容的分析框架构建 |
| 第3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起点:创新实践的审视 |
| 3.1 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案例的创新内容解析 |
| 3.1.1 创新典型案例举要 |
| 3.1.2 创新典型案例评价 |
| 3.1.3 创新典型案例启示 |
| 3.2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基本类型 |
| 3.2.1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类型划分 |
| 3.2.2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类型解析 |
| 3.2.3 创新类型分析的基本结论 |
| 3.3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多重特征 |
| 3.3.1 价值取向的转换:从追求政绩到关注政治合法性 |
| 3.3.2 治理工具的扩展: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
| 3.3.3 行动主体间的互动:中央倡导与地方主动配合相呼应 |
| 3.3.4 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
| 3.4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积极效果 |
| 3.4.1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
| 3.4.2 推动民主制度建设稳步进行 |
| 3.4.3 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能 |
| 3.4.4 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
| 第4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制度理性的辨识 |
| 4.1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内在机理来源:制度理性 |
| 4.1.1 对制度理性的一般性认知 |
| 4.1.2 不同视域中的制度理性 |
| 4.1.3 制度理性的基本特性:架通制度创新内在机理的基本构成 |
| 4.2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内在机理的基本逻辑 |
| 4.2.1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触发主体:网络结构中的众多理性行动者 |
| 4.2.2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目标系统:硬核——保护带的体系构成 |
| 4.2.3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制度激发:独特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运行 |
| 4.2.4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发生的运行机制: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动态均衡 |
| 第5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外在表征:多元角色形态与行为选择 |
| 5.1 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形态:连续统下的角色构成 |
| 5.1.1 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应然角色:公共利益的代理人 |
| 5.1.2 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实然角色:多元利益的整合者 |
| 5.2 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多元角色解析 |
| 5.2.1 中央——地方互动中的创新角色形态:依附者 |
| 5.2.2 地方政府独立属性的角色形态:自主者 |
| 5.2.3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角色变异:被俘获者 |
| 5.2.4 多元角色的案例呈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启示 |
| 5.3 “依赖角色”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选择:“政策试验” |
| 5.3.1 中央政府“政策试验”的基本逻辑 |
| 5.3.2 “政策试验”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生 |
| 5.3.3 “政策试验”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复制与推广 |
| 5.4 “自主角色”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选择:适应性调整 |
| 5.4.1 变通与扩展:游走在权力边界与法律边缘的创新行为 |
| 5.4.2 选择性创新:地方政府的自主理性选择行为 |
| 5.5 “多元利益整合角色”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选择:合作模式 |
| 5.5.1 地方政府与微观市场主体“合作”的创新选择 |
| 5.5.2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创新选择 |
| 5.5.3 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创新选择 |
| 第6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异化:“制度理性悖论” |
| 6.1 “制度理性悖论”的基本意蕴 |
| 6.1.1 制度创新行为超越制度框架的限度 |
| 6.1.2 政府制度创新价值取向的失调 |
| 6.1.3 个体理性行为与集体理性目标的紧张 |
| 6.2 “制度理性悖论”产生的理论逻辑:路径依赖与动态博弈 |
| 6.2.1 “制度理性悖论”产生的理论逻辑之一:路径依赖 |
| 6.2.2 “制度理性悖论”产生的理论逻辑之二:中央与地方间的动态博弈 |
| 6.3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制度理性悖论”的具体形态呈现 |
| 6.3.1 超越宪法、法律、法规等规则约束 |
| 6.3.2 创新价值取向失衡 |
| 6.3.3 个体理性行为背离集体理性 |
| 6.4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制度理性悖论”引发的负效应 |
| 6.4.1 法制环境受损,国家权威碎化 |
| 6.4.2 效率价值追逐过度,制度创新价值偏失 |
| 6.4.3 官员公共精神匮乏,制度创新沦为官员牟利工具 |
| 第7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制度理性悖论”的消解 |
| 7.1 消解路径之一:规约创新行为,依法创新 |
| 7.1.1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与调试法律的社会适应性并举 |
| 7.1.2 地方政府建立完善的“创新试错”免责机制 |
| 7.1.3 中央政府推进制度创新的“顶层制度设计” |
| 7.2 消解路径之二:调整创新价值取向 |
| 7.2.1 彰显地方政府公共行政本质的价值取向 |
| 7.2.2 构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目标选择的约束机制 |
| 7.2.3 跳出路径依赖下的目标锁定:政府自利性的遏制 |
| 7.3 消解路径之三:矫治个体理性行为失范 |
| 7.3.1 转变激励理念:超越“政治人”,建立“德行激励”机制 |
| 7.3.2 调整强激励模式:评估指标的合理构建 |
| 7.3.3 完善官员晋升的监督手段:现代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 |
| 7.3.4 实现激励机制规则化、制度化 |
| 第8章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未来走向:协同创新 |
| 8.1 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反省:以利为利 |
| 8.1.1 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固化 |
| 8.1.2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策略化 |
| 8.1.3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理念迷失 |
| 8.2 我国地方政府协同制度创新模型构建 |
| 8.2.1 协同创新的基本意蕴 |
| 8.2.2 我国地方政府协同制度创新的价值 |
| 8.2.3 我国地方政府协同制度创新的结构逻辑 |
| 8.3 我国地方政府协同制度创新模型的实现 |
| 8.3.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创新实现的核心要点 |
| 8.3.2 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创新实现的核心要点 |
| 第9章 结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6）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1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相关概念厘清 |
| 1.6.1 国家 |
| 1.6.2 社会 |
| 1.6.3 政府 |
| 1.6.4 社会组织 |
| 1.6.5 样态 |
| 第二章 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1.1 重构市民社会理论 |
| 2.1.2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 |
| 2.1.3 国家复归社会思想 |
| 2.2 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 |
| 2.2.1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 |
| 2.2.2 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 |
| 2.2.3 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 |
| 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之启示 |
| 2.3.1 着力倡导推进公民社会有序建构 |
| 2.3.2 社会事务管理的人民主体性原则 |
| 2.3.3 国家权力向社会本体的回复归位 |
| 第三章 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 |
| 3.1 毛泽东的民权民本观 |
| 3.1.1 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 |
| 3.1.2 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
| 3.1.3 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 |
| 3.2 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 |
| 3.2.1 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 |
| 3.2.2 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 |
| 3.2.3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 |
| 3.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政党、国家、社会理论 |
| 3.3.1 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3.3.2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
| 3.3.3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
| 3.4 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 |
| 3.4.1 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 3.4.2 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
| 3.4.3 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
| 第四章 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 |
| 4.1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中国实践平台的现实观照 |
| 4.1.1 体制改革深水区探索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推进器” |
| 4.1.2 中产阶层的渐趋壮大促进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形化” |
| 4.1.3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 |
| 4.2 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
| 4.2.1 广东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
| 4.2.2 广东社会组织业务分类 |
| 4.2.3 广东社会组织功能初显 |
| 4.3 广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实证分析 |
| 4.3.1 调研方法设计与实施 |
| 4.3.2 问题实证分析与检验 |
| 4.3.2.1 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 |
| 4.3.2.2 x~2检验原理与应用 |
| 第五章 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 |
| 5.1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 |
| 5.2 支持与促进：合作关系的驱动力分析 |
| 5.2.1 治理政府失灵：社会组织的矫正力 |
| 5.2.2 体制改革助动：合作关系的催生力 |
| 5.2.3 构建服务型政府：合作关系的回应力 |
| 5.2.4 增进公共利益：合作关系生成的契合力 |
| 5.3 支离与限制：合作关系的阻滞力分析 |
| 5.3.1 阻滞力之一：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 |
| 5.3.2 阻滞力之二：“总体性社会”格局难破解 |
| 5.3.3 阻滞力之三：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 |
| 5.3.4 阻滞力之四：社会组织建构的多重约束 |
| 5.3.5 阻滞力之五：几大现实难题亟待破解 |
| 第六章 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 |
| 6.1 路径开凿：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 |
| 6.2 合作关系实现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 |
| 6.2.1 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 |
| 6.2.2 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 |
| 6.2.3 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 |
| 6.2.4 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 |
| 6.3 合作关系实现的社会组织自身努力 |
| 6.3.1 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 |
| 6.3.2 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 |
| 6.3.3 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 |
| 6.3.4 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
| 结束语 |
| 之一：研究结论 |
| 之二：可能的创新 |
| 之三：未竟问题 |
| 之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面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面向政府行政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
| 附录四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升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广西五县农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述评 |
| (二)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学、科学化与党的建设科学化 |
| (二)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内涵 |
| (三) 农村基层范围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1章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
| 一、科学理论是基层党组织的行动指南 |
| (一) 科学理论是成就无产阶级事业的精神之源 |
| (二) 用科学理论引领基层党组织发展 |
| (三) 注重科学理论在基层的宣传和教育 |
| 二、党的基层组织是有组织的战斗部队 |
| (一) 基层党组织具有健全的组织体系 |
| (二) 基层党组织是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的整体 |
| (三)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
| 三、民主集中制是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制度 |
| (一) 民主集中制的提出 |
| (二) 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
| (三)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
| 四、党的基层组织是先进的部队 |
| (一) 阶级基础的先进性 |
| (二) 指导思想的先进性 |
| (三) 纲领目标的先进性 |
| 五、密切联系群众是基层党组织的根基 |
| (一) 密切联系群众是基层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力量源泉 |
| (二) 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 反对官僚主义 |
| 六、马克思主义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 |
| (三)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 |
| (四) 要始终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 |
| 第2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程及其经验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 |
| (二) 积极发展农民党员,不断壮大农村党组织 |
| (三) 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
| (四) 加强支部建设,把农村党支部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
| (五) 开展清党整党活动,纯洁农村基层党组织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党整风运动 |
| (二) 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 |
| (三) 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一) 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 |
| (二) 高度重视思想建设 |
| (三) 围绕“五个好”目标推进组织建设 |
| (四) 以改善党群关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
|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 |
| (一)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 |
| (二) 坚持把推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与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
| (三)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 (四) 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前进的不竭动力 |
| 第3章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评价体系 |
| 一、构建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一) 是积极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变化的现实要求 |
| (二) 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的内容 |
| (三) 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 |
| (四) 有助于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
| 二、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评价主体 |
| (一) 农村党员 |
| (二)农民群众 |
| (三) 上级党组织 |
| (四) 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 |
| 三、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评价原则 |
| (一) 整体性原则 |
| (二) 动态性原则 |
| (三) 差异性原则 |
| (四) 实效性原则 |
| 四、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评价标准 |
| (一) 是否有利于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
| (二) 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建设 |
| (三) 是否有利于党在农村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
| (四) 是否有利于提升农民群众对党的认同 |
| 五、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评价方式 |
| (一)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
| (二) 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 |
| (三) 普遍性评价与特殊性评价相结合 |
| 第4章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生动实践 |
| 一、个案研究的资料收集 |
| 二、“两地双管”:平乐县委农村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新机制 |
| (一) 实施背景 |
| (二) 实施内容与过程 |
| (三) 特色与价值 |
| 三、“活力工程”:临桂新区激发基层党组织发展动力的新举措 |
| (一) 实施背景 |
| (二) 实施内容与过程 |
| (三) 特色与价值 |
| 四、“民事联解工作法”:富川县基层党组织工作新方法 |
| (一) 实施背景 |
| (二) 实施内容与过程 |
| (三) 特色与价值 |
| 五、“党旗耀边关,创新赢发展”:凭祥市基层党建新模式 |
| (一) 实施背景 |
| (二) 实施内容与过程 |
| (三) 特色与价值 |
| 第5章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现实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调查研究的设计与资料收集 |
| (一) 调查设计与变量描述 |
| (二) 资料收集 |
| 二、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现实问题 |
| (一) 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较低 |
| (二) 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缺乏有效举措 |
| (三) 农民党员干部作风良好 |
| (四) 对控制办公经费和惩治贪污腐败的力度不够 |
| (五) 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完善 |
| (六) 基层党建科学化总体水平良好但思想建设偏弱 |
| 三、影响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升的因素 |
| (一) 文化、职业、政治面貌影响党员思想政治水平 |
| (二) 个体特征、家庭条件、地区差异影响党组织建设 |
| (三) 个体特征、家庭条件、地区差异影响党员干部作风 |
| (四) 个体特征、家庭条件、地区差异影响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 |
| (五) 文化、政治面貌影响党组织制度建设水平 |
| 四、基于影响因素分析的启示 |
| (一) 政治面貌全方位地影响到党建科学化水平的评价 |
| (二) 职业转化而非地域流动影响着对党建科学化水平的评价 |
| (三) 文化水平低不利于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
| (四) 家庭条件不同对党建科学化水平的评价具有方向性差异 |
| 第6章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升的路径选择 |
| 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
| (一) 坚持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必要性 |
| (二) 用科学理论指导农村基层党建的具体路径 |
| 二、以科学制度保障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
| (一) 充分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 (二) 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深刻反思 |
| (三) 积极推进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 |
| 三、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
| (一)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 (二) 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推动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
| (三) 善于运用系统论的方法 |
| 四、积极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
| (一)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 |
| (二) 加强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
| (三) 构建城乡一体化党员教育管理服务新模式 |
| (四) 整合城乡党建资源 |
| (五) 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基层党建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8）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创新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1.3.3 研究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关系理论综述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新中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及政策演变 |
| 2.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管理层级理论 |
| 2.2.2 政府分权理论 |
| 2.2.3 府际关系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 |
| 2.3.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和目标 |
| 2.3.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及路径选择 |
| 2.3.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对策及态度分歧 |
| 2.3.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评价 |
| 2.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
| 2.5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的启示 |
| 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 |
| 3.1 相关概念及问题厘定 |
| 3.1.1 “城乡协调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及关系 |
| 3.1.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标厘定 |
| 3.1.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路径厘定 |
| 3.2 县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3.2.1 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3.2.2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对县域地位的影响 |
| 3.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3.3.1 层级减少、权力下沉 |
| 3.3.2 县域独立、极化衰减 |
| 3.3.3 政府分权、资源下沉 |
| 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及聚类分析 |
| 4.1 东部省份：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
| 4.1.1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1.2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2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
| 4.2.1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2.2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3 西部省份：贵州省的改革实践 |
| 4.3.1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3.2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4 三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聚类分析 |
| 4.4.1 改革背景、试点和模式选择比较 |
| 4.4.2 改革制度设计比较 |
| 4.4.3 改革成效比较 |
| 4.5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分析结论 |
| 5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走向与要求 |
| 5.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走向 |
| 5.1.1 试点县选择：农业大县、贫困县、边远县优先 |
| 5.1.2 路径选择：“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 |
| 5.1.3 政策出口：“省管县”与“市管县”并存 |
| 5.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新要求 |
| 5.2.1 顶层授权、支持和包容地方政府创新 |
| 5.2.2 地方政府职能切实发生转变 |
| 5.2.3 学界研究开阔视野,长远规划 |
| 6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建议 |
| 6.1 直管县机构设置与人事干部管理政策建议 |
| 6.1.1 以“大部门制”为方向进行机构设置 |
| 6.1.2 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畅通的干部晋升通道 |
| 6.2 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
| 6.2.1 以“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为方向 |
| 6.2.2 以“公共物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为依据 |
| 6.2.3 以“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 |
| 6.3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6.3.1 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
| 6.3.2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政府间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9）行动者、关系与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四) 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
| (五) 研究不足 |
| (六) 研究经历 |
| 一、从部门分割到部门协作：基层治理行政机制的再造 |
| (一) 部门分割：基层行政效能低下的逻辑表现 |
| 1. 城市管理 |
| 2. 社会保障 |
| 3. 部门分割的表现特征 |
| (二) 扩张与失范：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被行政套牢 |
| 1. 街道办事处的扩张 |
| 2. 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冲突和困境 |
| (三) 行政体制改革：层级差异性规律与层级悖论 |
| (四) 强化或撤销：街道办事处的“去”与“留” |
| 1. 争论：行政化还是社会化 |
| 2. 全国各地街道体制改革实践探索 |
| (五) 再造与整合：破解部门协作困境的制度安排 |
| 1. 流程与业务流程再造 |
| 2. 组织结构：从科层化到扁平化、水平化 |
| 3. 工作人员：从简单任务到“多面手” |
| 4. 资源整合：信息、财政、设施的配套支撑 |
| 二、居民组织化与社会再组织 |
| (一) 路径选择：非营利组织创造新的城市社会共同体 |
| 1. 城市化过程是传统社会共同体消失或瓦解的过程 |
| 2. 城市文明化需要新的社区共同体 |
| (二) 中国问题：社会碎片化与社区冲突 |
| 1. 社会碎片化：单位解体与市场穿透 |
| 2. 社区冲突：个体理性膨胀与公共理性缺失 |
| (三) 中国出路：发展社区自治组织 |
| 1. 趋势：地域性共同体转向组织性共同体 |
| 2. 根基：发展社区自治组织 |
| (四) 从共同体到结合体：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纽带)的多主体治理结构 |
| 1. 组织间冲突与社会整合 |
| 2. 创建结合体：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 |
| 三、合作行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 |
| (一) 理论视角 |
| 1.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 |
| 2. 比较优势和社会分工 |
| (二) 国际经验：国家与社会的伙伴关系 |
| 1. 普适性经验和路径选择 |
| 2. 可供参考的实际做法：美国和英国的社区行动 |
| (三) 中国未来：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衔接 |
| 1. 现实表现：政府行动多、而社会行动少 |
| 2. 未来走向：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衔接 |
| 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层社会的生长与发展 |
| (一) 项目制：社区管理社会化的开福做法 |
| 1. 新制度安排的缘起 |
| 2. 组织实施 |
| 3. 政府培育社会 |
| (二) 公办民营：社区绿化供给新机制——以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都市田园协会”为分析对象 |
| 1. 区域位置和建筑空间制约：一个无绿地的街道 |
| 2. 集体行动：“都市田园协会” |
| 3. 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各得其所”的利益多赢格局 |
| (三) 民办公助——老旧城区社区自助性物业服务机制 |
| 1. 自助性服务组织的成立及运作 |
| 2. 社区自助物业服务产生的绩效 |
| 五、从分治到一体：城乡关系的变革 |
| (一) 从分治到一体：历史追溯和现实表达 |
| 1. 城乡分割：历史追溯 |
| 2. 城乡一体：现实表达与政策信号 |
| (二) 农村社区建设：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
| 1. 社会公平与国家行动 |
| 2. 社区服务体系延伸：社会整合与认同重塑 |
| 3. 效率选择：实施单元与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
| 4. 集体供给与国家财政 |
| (三) 引入与兼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逻辑 |
| 1. 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 |
| 2. 不适应：失地农民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冲突 |
| 3. 政府责任：引入资源与制度变迁 |
| 4. 城市精英代替乡村精英：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引入 |
| 5. 社区民间组织：社区重建和制度内化的支持系统 |
| (四) 认同与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 |
| 1. 农民工内部群体分化和代际更替 |
| 2. 身份障碍和认同危机 |
| 3. 政策松动与社区融入 |
| 4. 社区融入内容、方法与技巧 |
| 六、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作者简介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范畴 |
| 一、城市形态的概念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主旨、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主旨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 |
| 一、经济学的理论 |
| 二、政治和社会学的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90 年代以来城市形态演变的特征 |
| 第一节 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 |
| 一、结构趋势明显，专业中心逐步形成 |
| 二、商业块状集聚，新的商务区逐步形成 |
| 三、居住由同质到分异，由分散到集聚 |
| 四、工业优先增长，向开发区集聚 |
| 五、城市空间快速垂直增长，天际线的日益丰富 |
| 第二节 外部轮廓的快速扩展 |
| 一、用地持续快速扩展，城市形态多变 |
| 二、向交通设施靠近，沿交通轴线扩展 |
| 三、区域群体空间发展，城市空间区域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背景对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 |
| 第一节 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 |
| 一、城市体系的水平结构向垂直结构转化 |
| 二、城市商务区形成 |
| 三、新的外向型产业空间兴起 |
| 第二节 信息化不断渗透到各个领域 |
| 一、促进城市用地的相互兼容 |
| 二、新的信息产业空间兴起 |
| 三、虚拟空间成为新的城市空间形式 |
| 四、促进管理机构的集聚和城市空间的扩散 |
| 第三节 知识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 |
| 一、促进城市用地构成的变化 |
| 二、新的知识型的城市空间兴起 |
| 第四节 进入和经历快速城市化阶段 |
| 一、大城市及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区（圈）优先增长 |
| 二、促进新城的建设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变化 |
| 第一节 经济快速粗放增长 |
| 一、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城市快速扩展 |
| 二、经济粗放增长引起城市外延低效扩展 |
| 第二节 功能迅速调整 |
| 一、引起用地结构变化 |
| 二、区域功能增强促进商业或商务区形成 |
| 三、导致新空间出现 |
| 第三节 新的消费需求不断涌现 |
| 一、小汽车迅速增加 |
| 二、住宅建设不断增长 |
| 三、旅游休闲快速发展 |
| 第四节 快速交通方式兴起 |
| 一、高速铁路初现端倪 |
| 二、城市轨道交通逐步发展 |
| 三、高速公路快速增加 |
| 四、城市快速路不断发展 |
| 第五节 行政区划调整明显增多 |
| 一、优化中心城市的结构 |
| 二、促进多中心城市、组合城市的形成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逐步完善 |
| 一、土地市场日渐成熟 |
| 二、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 |
| 第二节 产业进化机制主导 |
| 一、产业结构调整迅速 |
| 二、产业不断升级 |
| 三、产业组织方式向集聚集群发展 |
| 第三节 投资机制多元 |
| 一、国际资本外在促进 |
| 二、民间资本内在推动 |
| 三、政府资本示范引导 |
| 第四节 调控机制多样 |
| 一、规划引导 |
| 二、政策指导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总结 |
| 第一节 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 |
| 一、内涵外延复合，以外延增长为主 |
| 二、渐进跳跃共存，以跳跃扩展为主 |
| 三、开发区是跳跃扩展的主要载体 |
| 第二节 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 |
| 一、多种新空间并起 |
| 二、开发区为主体的新产业空间主导 |
| 第三节 人文关怀和人地和谐将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方向 |
| 一、人文关怀是城市形态演变的新理想 |
| 二、人地和谐是城市形态演变的新追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合理形态的讨论 |
| 第一节 形态的协调性 |
| 一、与规模的协调 |
| 二、与功能的协调 |
| 第二节 形态的成长性 |
| 一、适应空间生长 |
| 二、适应结构生长 |
| 第三节 形态的生态性 |
| 一、尊重和利用自然 |
| 二、完善的绿地系统 |
| 三、多中心的城市结构 |
| 第四节 形态的经济性 |
| 一、符合城市发展方向 |
| 二、节地、节水、节能，集中、集聚、集约发展 |
| 三、高效使用设施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主要创新与特色 |
| 三、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四、调整生产分配关系与转换资源配置机制——顺德的个案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调整生产分配关系与转换资源配置机制——顺德的个案研究[J]. 王琢. 财政研究, 1993(01)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4]“三元化社区”治理张力及其消解 ——广东省南海区的经验表达[D]. 高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5]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D]. 计宁. 东北大学, 2016(10)
- [6]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D]. 方俊. 华南理工大学, 2013(12)
- [7]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升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广西五县农村的调查[D]. 梁英.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8]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刘素姣.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9]行动者、关系与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D]. 孔娜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10]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D]. 熊国平. 南京大学, 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