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阶级斗争为纲 学习大寨精神 搞好卫生革命(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高巍翔[2](201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文中研究指明1956年至1966年,既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由建国头七年主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它既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开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起到了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服务于各方面建设的实践中开始逐步形成,基本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适应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总的来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服务于党的各个中心工作中,在发挥自身优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当然,这一时期,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曾经犯过严重“左”的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着同样的曲折过程,在曲折中发展。经验与教训同在,发展与挫折交叉,理论上的开拓、完善与局部性的失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与偏差并存,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基本方法基础的奠立。1955年到1957年整风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奠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命线”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问题,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为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创立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同时,党发挥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围绕中心工作转移,重点加强了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这些积极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57年整风前后,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开门整风中,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掀起反右派运动。受其影响,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逆转,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反右派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党由此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党开展了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全民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必要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成绩的。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澄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在肯定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对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混淆了“两个界限”,盲目追求高速度,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来越“左”,导致了经济建设陷入严重困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左”的错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根本特殊化风盛行,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服务,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式,用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用来解决对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的不同认识;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下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严重,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当地采借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民主原则;三是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五风”盛行;四是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泥潭,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就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一方面开始着手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严重困难;另一方面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战胜严重困难,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立足于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共度难关。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我国度过了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经济局面,并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但是,由于纠正“左”的错误不彻底,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对形势估量、经济政策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为此,党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改善经营管理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四清”运动毕竟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泛政治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逐步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产生了一些失误,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教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既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原则,切忌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运动群众”;三是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切忌形式主义,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庸俗化。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3](1978)在《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前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奔腾澎湃,一往无前。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自觉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意义极其重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362页)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示我们:
李建中[4](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指出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马云[5](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周全华[6](1997)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文中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为一场内乱。“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是什么性质呢?决议没有讲。有人认为是教育的大破坏,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教育改革。要弄清它的性质,先要弄清“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什么,实际做法又如何。方针与执行,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如1957年提出的培养目标和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条方针几十年不变,但执行中的变化很大。所以研究者既要注意方针政策本身更应注重其实际执行,并从实际做法中归纳出这一时期实际执行的方针。而不为表面宣称的方针所惑。 “文革”中没有废弃1957—1958年教育方针,但是宣称这个由党的领袖提出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各级领导执行的是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于是从左的方面重新解释教育方针,从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导出大学生“与工农兵划等号”。从“为政治服务”导出“专政工具”论。这样,“文革”期间的教育方针实际发生重大变化。 一般认为“教育革命”方针由三个文件构成,这就是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其中以五·七指示为思想指导。五·七指示提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后来张春桥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革命”的方式是由工农兵对之“改造”“再教育”。虽说人人皆须改造,但不言而明:知识分子改造与工农的自我改造有性质上的区别。本世纪初,以资本主义新学堂取代封建读经应试教育,以现代教育取代旧式教育,是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但这场革命却是渐进的,洋学堂与旧私塾并存,新派教员与老先生和平共处,并未将私塾和塾师作革命斗争对象。 五·七指示明确说所提不是“新鲜意见”,“多年以来……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现在是要将过去的经验、即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不正规教育经验,来匡正社会主义现代正规教育之“偏”。革命年代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生产、突出实际应用是合理的,而以此指责社会主义时期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则是偏颇的。时代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城市领导乡村,重视科学文化教育、重视知识分子是必然的。斯大林适时地完成了这一转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技术)干部决定一切”,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做法。中国由阶级斗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则较为艰难。这不能不影响到教育。“教育革命”实质是“革”现代教育的“命”,它从属于那条阻碍滞现代化进程的错误政治路线。 书稿以开首部分论述“教育革命”的缘起和真实含义,阐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又有自己的分支理论。中间几章分述:“教育革命”随“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是其最要组成部分;分析解剖“教育革命”建立的新体制,指出这是一个对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分裂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人民关系的体制;叙述
方海兴[7](2010)在《1949至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以来,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的日益腐朽,中国农村社会深陷日趋衰败的困境之中。如何挽救与振兴农村遂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继晚清兴农运动之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又掀起了一场由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但其改良主义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亦非常重视中国的农民解放与农村发展的问题。秉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建设,从而创建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国统区农村的新民主主义的农村,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农村建设的历史新篇章。继承此前革命根据地农村建设的精神原则与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先是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彻底铲除了在中国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继而在紧接着开展的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创建了我国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此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与组织保障。这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建过程,同时也是建国初期中国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以恢复发展因长年战争破坏而凋敝不堪的农村经济。在中国农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就在带领中国人民起步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展开了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历时六个年头而完善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制定的一个完整规划。在该纲要的指导下,农业合作化完成之际的中国农村迅速掀起了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浪潮。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重视农村建设的典型表现,也标志着党试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道路上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在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指导开展的农业“大跃进”运动中,党和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全面开展;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则直接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组织形式,其深层次目的则是希望通过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向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以带来生产力的更大发展。然而,这种违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以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农村建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误,中国农村从1959年起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从而铸成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在严重困难面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大力纠正农村工作中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一方面努力调整带有空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符合农村生产力实际和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现实回归;一方面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采取得力措施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继续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建设。在此种种举措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从1962年起,随着党内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党在农村工作上的“左”倾错误也急剧发展起来,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止常秩序因而一再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亦被逐步披上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而历经了更多的曲折。1949至196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失误和教训。认真总结其成功的经验,汲取其中的历史教训,可以为如今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历史的镜鉴。
韩承鹏[8](2007)在《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文中提出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的身影。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撰写的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标语口号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的特征。标语口号就象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在浩瀚的标语口号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力强大但内容欠妥。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刘岩[9](2013)在《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中共建国后,农村运动连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场运动能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大寨在起初能够引起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重视,主要还是靠大寨人苦干得出的实在成就,这对于引领国人走出由于“大跃进”而造成的粮食恐慌阴影是十分必要的。自始至终,大寨人一直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大寨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的学先进的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它主要是当权者用政治运动的强制办法来维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度集体化的体制。论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农业学大寨的原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建国后的农村农业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从全国范围来看,学大寨运动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64-1965年间,主要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广他们在建设“大寨田”、科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寨红旗”逐步从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经验被不断神化,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评判每个干部功过优劣,评判农村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学大寨运动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农村无所不包的强制性政治运动,“穷过渡”、“割尾巴”、收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等在全国得到推广。本文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来探究学大寨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宿迁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体现了当时动员、传播、控制的有效性。宿迁地处欠发达地区,生产条件的恶劣使当地群众产生强烈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学大寨的十几年时间里,宿迁在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粮食增产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5年还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也表明宿迁在学大寨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领导人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普通的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低,而动员、传播控制引起宿迁基层权力组织出现结构性变动,导致利益分配出现偏差,过分侧重领袖意识和组织、宣传技巧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突出具体执行者和人为树立的典型的行为后果,而忽略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和意愿。于是宿迁成为大寨在全国的翻版之一,几乎毫无保留的继承了大寨的“硬伤”,尤其是突出了大寨在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等方面的经验,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从总体上看,宿迁县在学大寨运动中,成绩显着,问题不少。
张明师[10](2012)在《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模表彰是对英雄奉献精神和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肯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评选英模和表彰先进活动。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在运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逐步把英模评选工作制度化和常规化,不断树立典型人物,授予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以激励本人和促进社会生产。1950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模会议,评选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劳模。这一英模群体堪称是新社会的第一代英模。工人、农民和军人中的杰出代表一一英模群体,开始变成新中国革命叙事的主角。他们逐渐成为新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启蒙者”和“布道者”,成为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民间代言人。第一代英模不仅彰显着新中国对“劳动价值”和爱国主义的肯定,而且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英模形象还具有了泛政治化的效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又涌现出了新一批的英模人物。这一新英模群体在时代的映衬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模人物的“技术特征”,从强调体力劳动转变到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技术革命作为一个新的劳动观念被提出。这一时期的英模人物之所以为英模,不仅仅看重的是劳动,更看重的是劳动中的技术含量。“技术”作为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说明新中国的英模群体逐渐成熟,并开始全面发展。“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要求英模人物必须“高大、丰满、光彩照人、完美无缺”。因此,英模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纯而又纯”、“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光辉形象,英模人物都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英模人物并不都是真正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从观念出发,人为地净化和拔高,丧失了英模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性。建国后一批批英模人物被不断的树立起来,这些英模人物既外在的彰显着政治、劳动和道德的特征意义,又内在的对自己的劳模身份高度认同,自觉地承担起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英模群体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敢想、敢说、敢做”,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比、学、赶、帮”。英雄模范不仅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榜样,更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他们典型而又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他们的品质与思想是大大超出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从而具有榜样的力量。英模群体既是普通民众在价值意义上认同的对象,也是需要学习和效仿的模范。这种认同和学习,具有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时空。不同时期的英模群体不仅在特定历史时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时间的解构和结构下,不断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和载体。英模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导向,也是未来的指引。从开国建国功臣、先进生产者,到政治性的红色英模,再到实干家英模,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英模形象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发生着胶合与同构,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着。从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作为沟通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意识的桥梁,英模建构过程不仅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必须参照民众意识的需求。只有取得民众的认可和认同,英模群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火化,实现英模群体价值的最大化。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 学习大寨精神 搞好卫生革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 学习大寨精神 搞好卫生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概念阐释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四、学术史综述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小结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小结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小结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第二节 学雷锋 |
第三节 学大寨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小结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小结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附录 A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的价值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状况 |
四、方法与结构 |
(一)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二) 基本内容和框架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奠定 |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一)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一) 《论十大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提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三、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一步发展 |
(一)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
(二)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问题 |
(三)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四) 加强和改善党员干部群众路线教育 |
四、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奠立 |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 |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
(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一)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二)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六、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评价 |
(一)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一、党对农民开展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党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现实原因 |
(二) 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三) 党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
(四) 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 |
(五) 扫除农民文盲,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
二、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教育 |
(二)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三) 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 |
三、党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关于工商业者思想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二) 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四、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评价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获得了重大发展 |
第三章 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一) 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
(二) 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三) 开门整风和整风运动的逆转 |
(四) 全面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二、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 |
(二) 批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阐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
(三)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观 |
(四) 树立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
三、党对工商业者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批判少数工商业者抗拒思想教育的思想和行为 |
(二) 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三) 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
四、整社整风和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农村整风和开展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原因 |
(二) 通过辩论、对比,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 |
(三)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
(四) 对农民进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巩固工农联盟 |
(五) 厘清农民在工农生活差别方面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
(六) 整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巩固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
(七) 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树立守法观念 |
五、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一) 党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二) 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责任认识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三) 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思想教育 |
(四) 帮助工人群众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五) 鼓励工人积极学习文化和技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
(六)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学习先进生产者活动 |
(七) 关心工人群众生活,解决工人群众困难 |
六、以参加体力劳动为主的干部整风教育运动 |
(一)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解决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重要途径 |
(二) 干部整风教育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
七、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 |
(一)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要的 |
(二) 澄清了人们混乱的思想认识,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健康有成绩 |
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教训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二) 正确估计形势科学把握主要矛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以群众性的运动方式进行 |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 |
(一)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和全民大炼钢铁 |
(三) "大跃进"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与逆转 |
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农民"大跃进"的积极性 |
(一) 围绕农业发展纲要展开大辩论,激发农民生产"大跃进" |
(二)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四大"方法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
(三) 总结人民公社"经验",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四) 运用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向农民描绘人民公社的幸福图景 |
(五) 通过鸣放辩论,激发农民爱国爱社的共产主义思想 |
(六) 激发农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三、围绕"大跃进"运动进行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
(一) 提高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树立工人阶级立场 |
(二) 结合"双反"运动加强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勤俭节约教育 |
(三) 鼓励青年职工投身劳动竞赛活动,树立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本色 |
(四) 鼓励青年工人和新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大闹技术革命 |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 |
(一) 深入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进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 |
(二) 在政治思想领域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
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
(一) 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上"左"的偏差 |
(三) 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助长了"五风" |
(四) 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 |
(五) 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发展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一、国民经济政策调整 |
(一) 确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二) 调整农村政策,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
(三) 改善企业管理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
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和政治上"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一) 七千人大会促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 |
(二)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三) "四清"、"五反"和文化领域批判运动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一) 重点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和背景 |
(二) 加强干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
(三) 加强干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
(四) 对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 |
(五) 加强执政党建设,防止干部队伍形成特权阶层 |
(六) 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七) 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制度 |
四、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一) 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二) 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
(三) 树立大寨典型,引导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四) 开展"四清"教育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 |
(五) 对农民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同富裕教育,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
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人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一) 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二) 制定《工业七十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
(三) 树立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学习榜样 |
(四) 做好职工和精简城镇人口的思想工作,为国分忧解难 |
(五) 加强工农联盟教育,支援农业建设为农业发展作贡献 |
(六) 结合"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六、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
(一)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
(二)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激励全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
(三) 关心群众生活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
(四) 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 |
七、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与经验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 |
(二) 抓住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键环节,提高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
(三)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作用 |
(四) 发挥了榜样教育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
八、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运动中的教训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科学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以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切忌搞群众运动 |
(三) 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
结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前提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做好新时期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
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是发挥其"生命线"作用的根本要求 |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规律 |
六、探索榜样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源泉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问参加的课题研究和发表的文章 |
后记 |
(4)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史料与方法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一 建立的背景 |
二 性质和任务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四 代购代销员 |
五 领导管理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一 "批" |
二 "树" |
三 "改"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二 对私政策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一 搞好"学、揭、批"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以购促产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一 改革的背景 |
二 改革的内容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二 棉花经营 |
三 农资供应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一 股金风波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结语 |
一 百年回眸 |
二 展望未来 |
征引文献 |
后记 |
(5)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一 农村 |
二 扫盲教育 |
三 社会控制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一 集中学习 |
二 分散学习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提要 |
前言 |
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由来与含义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回顾 |
第二节 "教育革命"的再提出 |
一、八届十中全会后全面开展"阶级斗争" |
二、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 |
三、毛泽东频频指责教育工作 |
四、提出新的解决方法--"教育革命" |
第三节 "教育革命"的根据与内涵 |
一、"教育革命"的理论根据 |
二、"教育革命"理论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三、"教育革命"内涵--五七指示分析 |
第二章 "教育革命"全面展开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发动--"砸烂旧学校" |
一、停课闹革命 |
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三、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 |
第二节 向新体制过渡--"搞好斗批改" |
一、工宣队进驻学校 |
二、"斗批改"总述 |
三、清队整党 |
四、精简下放 |
五、大批判与改革教育体制 |
第三章 "教育革命"新体制确立 |
第一节 三结合的新领导体制--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解决 |
一、叠床架屋突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构 |
二、工宣队状况 |
三、贫管会状况 |
四、解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种种措施 |
1、在批判改造中使用 |
2、"掺砂"--三结合办法 |
3、劳动改造、工教对换、取消教师 |
第二节 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两个突出一个削弱 |
一、"三结合"之称名实不符 |
二、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
三、突出生产劳动课 |
1、厂、社、校挂勾办"学工""学农"基地 |
2、校办厂场 |
3、临时任务劳动 |
四、削弱"主学"文化课 |
1、开门办学 |
2、不考试、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
3、突出政治、突出实用的课程与教材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新学制 |
一、单一结构的中等教育 |
二、自发转向职业劳动教育的普通中学 |
三、废除重点学校制度 |
四、盲目求短的大中小学学制 |
五、大学分散农村办学 |
六、政治夜校模式的群众业余教育 |
第四章 "教育革命"的种种"新生事物" |
第一节 工农兵大学生 |
一、概况 |
二、文化学习状况 |
三、生产劳动与专业实践 |
四、政治活动与专业实践 |
五、"上管改"状况 |
六、质量评估 |
第二节 "结合典型产品教学"与"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
一、"打破老三段,火烧三层楼" |
二、打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 |
三、"边干边学" |
四、政治需要出"经验" |
五、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
第三节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学校 |
一、七·二一大学概况 |
二、七·二一大学学习状况 |
三、五七学校 |
第四节 "朝农经验"--向政训班与生产队看齐 |
一、朝阳农学院概况 |
二、对朝农的政治宣传 |
三、集左之大成的经验 |
1、办成政治大学 |
2、办成农场 |
3、"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
4、"社来社去"与"划等号" |
5、"三上三下" |
6、"对着干" |
第五节 其他"新生事物"综述 |
一、下放农村小学公办教师 |
二、城市中小学下放工厂、街道办 |
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
四、中学"结合典型产品与战斗任务教学" |
第五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斗争 |
第一节 1972年调整与教育的复苏 |
一、周恩来发动教育调整 |
二、教育悄悄复苏 |
1、文化考查旋风 |
2、重整学校秩序 |
3、抓文化学习 |
4、调减生产劳动课 |
第二节 从批陈批林到批林批孔的转折 |
一、纠左与批右之争 |
二、"反潮流"与"反复辟回潮" |
三、批孔与批儒评法 |
四、批林批孔 |
第三节 插手教育做政治文章的一系列事件 |
一、张铁生答卷(1973.7.19.) |
二、考教授事件(1973.12) |
三、清华园三个月运动(1973.10) |
四、刘丽华谈话(1973.11.21.) |
五、黄帅来信和日记(1973.12.12.) |
六、马振抚中学事件(1974.1.25.) |
七、永乐中学事件(1974.3.) |
八、批判湘剧《园丁之歌》(1974.8.4.) |
第六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再次较量 |
第一节 1975年再次整顿教育 |
一、1975年的政治转机 |
二、教育的整顿 |
第二节 教育又成战场 |
一、风云突变 |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
三、"反击"的两次升级 |
四、教育界的"反击" |
第三节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 |
第七章 "教育革命"的终结与教育拨乱反正 |
第一节 推倒"两个估计" |
第二节 1977年恢复高考 |
一、恢复高考决策经过 |
二、12届考生同赴考堂盛况 |
三、招生录取情况 |
四、考后风波 |
第三节 教育的整顿与复兴 |
一、恢复招考研究生 |
二、1978年大学招生高峰 |
三、稳定与建设师资队伍 |
1、平反冤假错案 |
2、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
3、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
四、建设与改革学校各项制度 |
五、复兴高等教育 |
1、收回被占校舍 |
2、增加基本建设投资 |
3、恢复与增设高校 |
六、复办重点学校 |
七、创办大学少年班 |
八、整顿与发展各类成人教育 |
九、清算左的教育思想 |
第八章 "教育革命"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
第一节 关于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经验 |
第二节 从狭隘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蒙昧主义 |
一、近世学风一变 |
二、狭隘经验主义的抬头与盛行 |
三、滑向实用主义与蒙昧主义 |
第三节 关于文化平均主义 |
一、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回顾 |
1、革命时期的两种方案:改良与革命 |
(1) 改良--普及平民教育的努力 |
(2) 革命--争取劳动者受教育权的斗争 |
2、革命后普及工农教育的努力 |
3、普及教育的两种方案:承认差别发展经济与文化平均主义 |
二、文化平均主义的源流与实践 |
1、认为脑体分工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不公正 |
2、幻想立即消灭脑体分工和脑体差别 |
3、消灭差别、造就"全面发展新人"、超阶段过渡的实验 |
4、用拉平的方法消灭脑体差别 |
5、大学不培养知识分子 |
6、取消考试竞争、文化学习大锅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7)1949至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现状 |
1.2.1 相关文献资料 |
1.2.2 研究现状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学术创新及存在的不足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3 论文的主要创新及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建国以前中国农村建设回顾 |
2.1 晚清的兴农运动 |
2.2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
2.2.1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 |
2.2.2 梁漱溟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菏泽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 |
2.2.3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实验 |
2.2.4 高阳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无锡实验 |
2.2.5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 |
2.2.6 陶行知的晓庄实验 |
2.2.7 中国国民党主持的乡村改进实验 |
2.3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认识与探索 |
2.3.1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认识与探索 |
2.3.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建设 |
第3章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建 |
3.1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农村彻底获得新生 |
3.1.1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准备 |
3.1.2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开展 |
3.1.3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
3.2 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建 |
3.2.1 民主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对改造个体农业的设想 |
3.2.2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 |
3.2.3 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建 |
第4章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展开 |
4.1 建国初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 |
4.1.1 关于保护与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 |
4.1.2 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工作 |
4.1.3 在农村组织开展爱国丰产运动 |
4.1.4 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 |
4.1.5 组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 |
4.2 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规划 |
4.2.1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 |
4.2.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 |
新农村的规划 |
4.3 农业合作化完成之际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 |
4.3.1 掀起农村生产生活各项事业建设的热潮 |
4.3.2 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 |
4.3.3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
4.3.4 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
第5章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曲折发展(上) |
5.1 农业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重大努力 |
5.1.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农业大跃进的兴起 |
5.1.2 农业大跃进运动中的农村建设工作 |
5.2 人民公社成为当时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组织形式 |
5.2.1 毛泽东拓荒早年的"新村主义"理想 |
5.2.2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 |
5.2.3 初期人民公社的特征 |
5.3 农村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
第6章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曲折发展(下) |
6.1 调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向现实回归 |
6.1.1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初步调整 |
6.1.2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 |
6.2 在战胜严重困难的过程中继续推进农村建设 |
6.2.1 清理劳动力,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 |
6.2.2 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
6.2.3 调整农产品征购政策,降低农业税率,减轻农民负担 |
6.2.4 进一步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村建设 |
6.2.5 继续推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项事业的建设 |
6.3 逐渐被纳入阶级斗争轨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6.3.1 党内农村政策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6.3.2 农村"四清"运动的开展 |
6.3.3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开展 |
结语:1949至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成就、经验教训与现实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提要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的语义略解 |
第二节 标语口号的研究现状及评析 |
一、本领域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
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选题意义 |
一、研究思路 |
二、选题意义 |
注释 |
第二章 标语口号的成因考察 |
第一节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
第二节 强大的群体心理效应 |
一、群体心理特征:激情盲从易感染 |
二、群体力量探源:爆发强大潜能 |
第三节 显着的动员传播效果 |
一、标语口号契合了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 |
二、标语口号易于识记 |
三、标语口号能创设力量氛围 |
四、口号能凝聚人心 |
注释 |
第三章 动员型标语口号的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内容的时代性 |
一、古代中国 |
二、近代中国 |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
第二节 动员性标语口号来源的特定性 |
一、权威人士 |
二、组织机构 |
三、重要会议 |
四、人民群众 |
第三节 动员类标语制作材料的多样性 |
一、工农红军时期的标语制作 |
二、改革开放前的标语制作 |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标语制作 |
第四节 标语口号动员效果的鼓动性 |
一、情感型鼓动 |
二、目标型鼓动 |
三、理想型鼓动 |
四、利益激励型鼓动 |
第五节 标语口号动员目标的针对性 |
一、针对中心工作 |
二、针对特定人群 |
三、针对特定需要 |
注释 |
第四章 标语口号的动员效果透视 |
第一节 动员导向功能 |
一、政治动员导向功能 |
二、政策动员导向功能 |
三、政治社会化动员功能 |
第二节 政治动员功能 |
一、实现政治决策动员 |
二、实现政治目标动员 |
第三节 动员激励功能 |
一、目标式激励动员 |
二、激情迸发式动员 |
注释 |
第五章 当代标语口号存在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动员力强但内容不妥 |
一、动员力强大但却有碍社会发展 |
二、虚幻理想但却昙花一现 |
三、有强烈的震慑力但却缺少人文关怀 |
四、权威动员但显法治意识淡薄 |
五、动员目的明确但内容滑稽荒诞 |
六、动员内容引起岐义 |
七、动员内容泛政治化 |
八、动员面太广缺乏针对性 |
第二节 标语位置失当 |
第三节 动员目的欠佳 |
一、观念误区,以虚抵实 |
二、作风不实,上行下效 |
三、跟风应景,敷衍塞责 |
四、频换口号,误导社会 |
五、劳命伤财,华而不实 |
注释 |
第六章 发挥标语口号动员功能的有效办法与措施 |
第一节 把握制定标语口号的原则 |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
二、满足利益需求的原则 |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四、可行性原则 |
五、准确把握口号时机的原则 |
六、正确把握口号转换的原则 |
第二节 正确表达标语口号 |
一、明确标语口号的特性 |
二、符合规范要求 |
三、正确掌握表达方法 |
第三节 加强对标语口号的监管 |
一、端正思想,以人为本 |
二、务求实效,力戒“虚功” |
三、讲求诚信,兑现承诺 |
第四节 现时代标语口号的发展取向 |
一、更新观念,依法动员 |
二、创新发展,推陈出新 |
注释 |
附录:中国近现代动员类标语口号例举 |
第一节 政治动员 |
第二节 社会动员 |
第三节 科教文卫建设动员 |
第四节 经济建设动员 |
第五节 军事领域动员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论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架构等 |
第一章 大寨红旗的升起 |
一、治理穷山恶水的典范 |
二、运用典型推动全局 |
第二章 动员、传播与控制的有效性 |
一、宿迁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背景 |
(一) 宿迁的自然地理环境 |
(二) 现实条件与需求 |
二、动员、传播与控制 |
(一)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正式发动 |
(二) 会议的召开与红头文件的下达 |
(三) 文革时期及其以后的学大寨运动 |
三、地方典型的树立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一) 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灌输 |
(二) 群众运动下的阶级斗争 |
四、领导表率与认识上的误区 |
第三章 从洪水走廊到淮北江南 |
一、农业学大寨的积极影响 |
(一)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 |
(二) 兴修水利方面 |
(三) 农业增产,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
二、宿迁农业学大寨的缺失 |
(一)学习大寨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的经验,严重恶化人际关系与败坏社会风气 |
(二)冲击正常的农村政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
(三)“工分挂帅”,推行大寨式的评工计分方法,造成平均主义泛滥 |
(四)追求“一大二公”,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无偿调用生产单位的劳力、资金等,造成城乡之间进一步失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选题缘起 |
2、选题的意义 |
3、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问题的说明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1、英模人物传记和人物辞典 |
2、研究着作与论文 |
三、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 |
1、研究方法 |
2、文章结构与内容 |
3、特色与创新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模群体 |
1、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时期的英模人物 |
2、农民运动和红色政权中的英模人物 |
3、“长征一代”英模人物 |
4、抗战时期的民族英雄 |
5、解放战争时期的英模群体 |
第一章 建国以来英模群体结构分析 |
第一节 建国以来英模人物表彰大会的概况 |
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0年) |
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6年) |
三、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1959年) |
四、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 |
五、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7年) |
六、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 |
七、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1978年) |
第二节 历次劳模大会中的英模结构分析 |
一、性别分析 |
二、年龄结构 |
三、政治面貌 |
四、所属行业 |
五、品质特征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英模人物(1949-1956)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一、新中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
二、社会主义信仰: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身份地位 |
三、严峻的国际形势:保家卫国的现实使命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一、新中国第一次英模会议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就和贡献 |
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一、革命的主色调:极具革命激情的英模一代 |
二、时代精神:从感恩到爱国的转变 |
三、英模道德体系的构建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英模人物(1956-1966) |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一、中共八大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
三、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一、第二次英模会议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思想特征 |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第三节 工人模范与技术话语:建设时期的特殊英雄 |
一、先进生产者运动 |
二、“技术”: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 |
第四章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英模人物 |
第一节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二、饱受摧残的社会经济文化 |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口号 |
四、拨乱反正时期“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 |
第二节 “文革”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一、第三次英模会议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其思想特征 |
第三节 “不在场”的英模一代:“文革”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一、被绝对化、抽象化的“存在者” |
二、英模人物个体“不在场”与符号性存在 |
三、英模人物与接班人 |
第五章 历史与未来:英模精神的二元意义 |
第一节 历史的导向: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第二节 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的恒久意义 |
一、历史的贯穿:英模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
二、英模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三、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
第六章 胶合与同构: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第一节 英模形象的变迁轨迹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国功臣、建国功臣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先进生产者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红高于专的英模 |
四、1978年以后:实干家英模 |
第二节 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一、雷锋与雷锋精神的变迁 |
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英模 |
结语 走出扁平化时代 |
一、英模评选社会化 |
二、英模监督多元化 |
三、英模管理制度化 |
参考文献 |
博士攻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以阶级斗争为纲 学习大寨精神 搞好卫生革命(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D]. 高巍翔. 武汉大学, 2010(05)
- [3]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J].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02)
- [4]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5]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6]“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D]. 周全华. 中共中央党校, 1997(01)
- [7]1949至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D]. 方海兴. 陕西师范大学, 2010(11)
- [8]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 韩承鹏. 复旦大学, 2007(06)
- [9]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D]. 刘岩. 南京大学, 2013(01)
- [10]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D]. 张明师.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