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电工》1976—1977年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瑜[1]（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易图强[2]（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指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王琳[3]（2018）在《工业化演进对我国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研究》文中指出钢是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原材料,是国家物质财富积累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钢的消费量急剧攀升,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钢消费国。在人为消费活动的作用下,钢以住房、车辆等实物产品的形式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并在其生命周期内蓄积于我国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形成钢的存量。钢存量是社会财富的代表,是钢二次资源的潜在来源。利用钢二次资源进行钢铁生产能够显着降低钢铁工业对铁矿石的依赖,并且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钢铁行业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也正是因此,钢社会蓄积相关问题成为了目前国内外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实际上,钢的社会蓄积与国家工业化演进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一国的经济会不断发展,三次产业结构会不断变动,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均会对钢的消费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并最终影响钢的社会蓄积。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国家工业化演进与钢社会蓄积之间的内在影响规律进行了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利用国际上新兴的动态物质流分析方法,对工业化演进过程中我国国家层面上的钢社会蓄积历史规律进行研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我国钢存量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以及工业化中期和已经经历的工业化后期中,我国钢存量分别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迅猛增长,钢存量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社会物质资源财富不断累积。而通过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有着与美国和日本相似的钢社会蓄积过程,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三个国家钢的社会蓄积均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演进而呈现出了不断加速的态势。其次,利用非线性STR模型技术等方法,对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与钢社会蓄积之间的动态影响规律进行研究。在前工业化阶段,我国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不断在线性和非线性之间交替转换,而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已经经历的工业化后期中,我国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则呈现出了线性影响的特征。前工业化阶段我国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非线性影响与前工业化阶段的政治波动等因素有关。再次,利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与钢社会蓄积之间的时变影响规律进行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钢社会蓄积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第二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既会在短期内显着地影响钢社会蓄积的变化,又会在长期内对钢社会蓄积产生拉动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呈现出了和美国、日本相似的阶段性特征,该影响会首先于前工业化阶段曲折上升,随后于工业化初期低位曲折下降,然后于工业化中期和后期重新转为曲折上升。最后,通过借鉴美国和日本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钢社会蓄积规律,利用钢社会蓄积预测模型,对直至2035年的我国国家层面的钢社会蓄积状况进行预测。2015年以后我国钢总存量仍会快速上升,但增长幅度将不断下降,2030-2035年期间,我国钢总存量的增长幅度会不断趋近于0。在未来的工业化后期中,我国人均钢存量仍将迅速攀升,直至21世纪30年代以后达到8-12吨的饱和水平。根据上述预测结果,我国应做好减产准备,加强循环技术研究,与初级工业化国家进行产业联合,释放过剩产能。
马云[4]（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李昕祎[5]（2020）在《广安川剧团史》文中研究表明广安川剧团1952年成立至2012年解散,六十年的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2—1966年）,广安川剧团采用集体所有制经济下自负盈亏的模式经营,受中国大陆戏曲界“十七年”戏曲改革的影响,川剧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约束。剧团被禁的川剧传统戏日益增多、“上山下乡”演出次数频繁,团内经济从最初的每年大量盈余逐步减少。第二阶段（1966-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全国各大小演艺团体被禁演传统戏。部分演职员以歌舞形式参加派系斗争,团内一时间分崩离析,直到1971年开始学习移植样板戏,剧团才渐渐恢复营业演出。此期间剧团收入少开销大,团内经济持续受到严重打击,不得不转而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第三阶段（1976-2012年）,文革结束后,广安川剧团在政府主导下转为全民所有制的经营模式,接受国家差额拨款。1978年,剧团开始恢复传统剧目的演出,而“文革十年”所带来的问题,让剧团的演出在迎来短暂春天后迅速凋零,卖票困难的问题难以解决。1978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政策后,电影、电视、歌舞厅等娱乐方式普及,市场竞争变得激烈。1981年之后,虽然地方财政对剧团大量拨款,剧团仍处于入不敷出的亏损状态,由此陷入困局。此后,广安川剧团多次内部改革,却没从体制根本做出改变,难以独自面对市场竞争,于是,在失去政府资金支持后,于2012年广安川剧团解散。笔者从广安川剧团入手,通过梳理它从成立（1952年）到解散（2012年）六十年的变迁史,来探寻川剧艺术在20世纪下半叶突然面临生存困境的原因,以及政府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对这类戏曲团体内部经营模式的影响。
吕晶[6]（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认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郝建国,潘怀文,毛国敏,张云福,唐天明,李德瑞,柳松[7]（2000）在《准静电场异常与地震——一种可靠短临地震前兆信息探索》文中提出本专辑通过对白家疃及部分华北地区大气电场观测网点资料与近场地震关系研究 ,系统地介绍一种可靠地震短临前兆信息的探索研究过程及初步结果 ,全文共分为 1 0个专题。首先简要介绍了地震灾害、地震测量和地震烈度。同时简述了国内外有关地震预测研究的看法和争论。并阐述了作者的认识和看法 :经验性的统计预测不应成为地震预测研究的主流和方向 ,确定性地震预测研究才是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的唯一途径。确定性地震预测研究依赖于可靠地震前兆信息的获得。可靠前兆仅存于能在各种介质中进行连续有效传播并能在地表观测到的物理量中 ,如电场、磁场和重力场。通过对震前动物行为异常、地光等公认宏观地震前兆成因机理研究以及地电、大气电观测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后得出 :震前电场异常确有可能成为开展可靠地震短临前兆观测研究的理想领域之一。但其随机性及难于识别和提取等弊端 ,又使其现在还不能成为可靠地震前兆。毋庸置疑 ,信息的微弱性、干扰背景复杂和强烈性是造成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因此 ,选择克服上述弊端的有效观测途径是该领域能否取得进展和突破的关键。在地震电异常的观测研究中 ,弄清其属性对于获得可靠地震前兆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低频电具有强电和弱电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强电不仅有持续不?
张光润[8]（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刘伟岩[9]（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李东梅[10]（2020）在《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是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实践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家住建部部署的2016年至2020年的历史建筑“五年划定工作”基本结束之际,总结我国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1）国家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较为笼统,在实践工作中指导性不足。（2）地方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未进一步细化,在实践工作中指导性不足。（3）年代界定不清晰是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的问题之一。（4）“自下而上”的申报机制造成部分历史建筑潜在对象被忽视。本文的研究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在实践工作中的指导性,促进历史建筑确定工作高效、高质推进展开讨论。为提出这些问题的应对之策,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比较的研究方法及资料调查与归纳的方法展开研究。首先,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厘清历史建筑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其确定工作历程,然后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及其申报体系进行分析,再总结了国外历史建筑登录机制（评价体系）的经验及从《山东省历史建筑确定专项工作第三方评估》项目中获得的启示,最终提出细化地方标准是加强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指导性的重要手段。并基于此,提出了地方细化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的三个工作思路:（1）梳理本地的历史文化脉络,总结其历史文化特点。（2）对照国家标准,细化地方标准的各项价值。（3）结合各项价值包含的历史时期,分项确定年代界定标准。结合以上研究,本文以西安为例,借鉴住建部《中华文明历史文化脉络及其城乡载体研究》及陕西省住建厅《陕西文明历史文化脉络及其城乡载体研究》两个课题研究历史脉络的方法,将西安市的近现代历史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四大主题类别,以见证国家凝成、工业、商业贸易等9个价值主题对其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将其历史文化发展特点总结为5条。综合以上研究,参照国家住建部公布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将西安市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为20条,其中历史文化价值标准13条、艺术价值标准5条、科学技术价值2条,针对各价值项分别确定了年代标准,并选取案例对相应的标准进行说明,以期增强西安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在实践工作中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二、《特殊电工》1976—1977年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殊电工》1976—1977年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工业化演进对我国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1.2 课题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1.2.1 流量、存量及人均饱和存量的界定 |
| 1.2.2 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工业化演进相关研究 |
| 1.3.2 物质流分析方法及钢社会蓄积研究 |
| 1.3.3 经济产出与物质资源使用关系研究 |
| 1.3.4 产业结构变动与物质资源使用关系研究 |
| 1.3.5 物质资源未来使用规律预测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工业化演进影响钢社会蓄积的理论基础和经济背景 |
| 2.1 工业化演进的一般规律 |
| 2.1.1 工业化演进的总体规律 |
| 2.1.2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
| 2.1.3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
| 2.2 中美日三国工业化阶段划分 |
| 2.3 我国工业化演进轨迹分析 |
| 2.3.1 我国工业化的演进历程及现状 |
| 2.3.2 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特征分析 |
| 2.3.3 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特征分析 |
| 2.4 国家工业化演进与钢社会蓄积的关系 |
| 2.4.1 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与钢消费的关系 |
| 2.4.2 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与钢消费的关系 |
| 2.4.3 钢消费与钢社会蓄积的关系 |
| 2.5 我国钢消费历史趋势及消费特征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钢社会蓄积历史规律分析 |
| 3.1 钢社会蓄积动态物质流分析系统定义 |
| 3.1.1 系统定义总述 |
| 3.1.2 加工制造阶段系统定义 |
| 3.1.3 使用阶段系统定义 |
| 3.2 动态物质流分析模型描述 |
| 3.2.1 动态物质流分析过程列表 |
| 3.2.2 动态物质流分析系统变量 |
| 3.2.3 动态物质流分析模型设定 |
| 3.3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3.3.1 钢中间产品表观消费量的获取 |
| 3.3.2 不同加工制造部门耗钢比例的确定 |
| 3.3.3 加工制造阶段钢即时废料产生比例获取 |
| 3.3.4 钢间接贸易假设 |
| 3.3.5 不同最终使用用途钢平均寿命估计 |
| 3.4 我国钢社会蓄积历史规律分析 |
| 3.4.1 钢总存量历史规律分析 |
| 3.4.2 人均钢存量历史规律分析 |
| 3.5 我国与美日钢社会蓄积历史规律的比较分析 |
| 3.5.1 美日钢社会蓄积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 3.5.2 美国钢社会蓄积历史规律及与我国的比较分析 |
| 3.5.3 日本钢社会蓄积历史规律及与我国的比较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分析 |
|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1 指标选取和数据获取 |
| 4.1.2 单位根检验 |
| 4.2 我国经济产出与钢社会蓄积的长短期关系检验 |
| 4.2.1 经济产出与钢社会蓄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经济产出与钢社会蓄积的协整检验 |
| 4.2.3 经济产出与钢社会蓄积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4.3 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动态影响分析 |
| 4.3.1 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动态影响的非线性STR模型设定 |
| 4.3.2 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动态影响的非线性STR模型估计 |
| 4.3.3 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动态影响的非线性STR模型结果分析 |
| 4.4 美日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动态影响分析 |
| 4.4.1 美国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动态影响分析 |
| 4.4.2 日本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动态影响分析 |
| 4.5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经济产出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比较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1.1 指标选取和数据获取 |
| 5.1.2 单位根检验 |
| 5.2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钢社会蓄积的关系分析 |
| 5.2.1 产业结构变动与钢社会蓄积的相关关系分析 |
| 5.2.2 产业结构变动与钢社会蓄积的协整检验 |
| 5.2.3 产业结构变动与钢社会蓄积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
| 5.3 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影响分析 |
| 5.3.1 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设定 |
| 5.3.2 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5.3.3 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检验 |
| 5.3.4 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结果分析 |
| 5.4 美日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影响分析 |
| 5.4.1 美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影响分析 |
| 5.4.2 日本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时变影响分析 |
| 5.5 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对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比较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来工业化演进过程中我国钢社会蓄积状况预测 |
| 6.1 美日工业化演进过程中钢社会蓄积规律经验借鉴 |
| 6.2 我国钢社会蓄积预测模型设定 |
| 6.2.1 钢总存量预测模型 |
| 6.2.2 人均钢存量预测模型 |
| 6.3 相关参数的情景定义与预测 |
| 6.3.1 时变影响系数拟合线斜率情景定义 |
| 6.3.2 我国经济产出状况情景定义 |
| 6.3.3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状况预测 |
| 6.4 我国钢社会蓄积预测结果分析 |
| 6.4.1 钢总存量预测结果分析 |
| 6.4.2 人均钢存量预测结果分析 |
| 6.5 钢社会蓄积预测结果讨论及政策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 一 农村 |
| 二 扫盲教育 |
| 三 社会控制 |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 一 集中学习 |
| 二 分散学习 |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广安川剧团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研究范围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及步骤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成立、发展(1952——1966年)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剧团业务概况 |
| 第三节 经济情况 |
| 第二章 陷入低谷(1966——1976年)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剧团业务概况 |
| 第三节 经济情况 |
| 第三章 走向衰微(1976——2012年)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剧团业务概况 |
| 第三节 经济情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6）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准静电场异常与地震——一种可靠短临地震前兆信息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1 地震灾害及地震预报 |
| 1.1 地震灾害 |
| 1.2 地震测量 |
| 1.3 地震烈度 |
| 1.4 地震预测研究 |
| 2 地震孕育和发生过程中的电异常及相关现象 |
| 2.1 地震孕育和发生过程中的电异常现象 |
| 2.1.1 地电场及震前地电场异常。 |
| 2.1.2 震前极低频电磁异常现象。 |
| 2.1.3 震前无线电受到干扰现象。 |
| 2.1.4 地震发生前的大气电场异常现象。 |
| 2.2 与地震电场变化有关的各种前兆现象 |
| 2.2.1 大地震发生前观测到的地光现象。 |
| 2.2.2 地震发生前的动物行为异常现象 (施志远, 1993;安徽省地震局编, 1978) 。 |
| (1) 我国的部分震例。 |
| (2) 国外的部分震例。 |
| 2.2.3 地震发生前的植物异常现象。 |
| 3 可靠地震前兆研究思路, 观测途径及方法 |
| 3.1 地震前兆 |
| 3.2 地震预测研究思路及方法选择 |
| 3.3 地震电场观测 |
| 3.3.1 地震电场观测方法的综合分析。 |
| 3.3.2 地震电场观测研究取得的主要结果。 |
| 3.4 地震电异常现象产生的物理基础及传播特征 |
| 3.4.1 压电效应。 |
| 3.4.2 电动力学效应。 |
| 3.4.3 地震电磁场对地壳的穿透能力。 |
| 3.5 可靠地震电场前兆观测研究途径和方法 |
| 4 静电与大气电场 |
| 4.1 静电 |
| 4.2 晴天大气电场 (孙景群, 1987, Chalmers J A, 1967) |
| 4.2.1 大气电场的基本概念。 |
| 4.2.2 晴天大气电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
| (1) 大量的观测结果表明, 晴大大气电场因时因地而异。 |
| (2) 晴天大气电场的高度分布。 |
| 4.2.3 晴天大气电场的时间变化特征。 |
| (1) 晴天大气电场的日变化。 |
| (2) 大气电场的年变化。 |
| (3) 晴天大气电场的脉动变化。 |
| 4.2.4 晴天大气电场和气象条件。 |
| 4.3 常见的天电现象 |
| 4.3.1 云雾粒子荷电对近地表大气电场的影响。 |
| 4.3.2 降水、降雪粒子荷电对近地表大气电场的影响 (Mason B J, 1971) 。 |
| 4.3.3 含有尘埃的大风对近地表大气电场的影响。 |
| 4.3.4 天电。 |
| 4.3.5 太阳活动和大气电。 |
| 4.3.6 各种外部场源对大气电场影响的时空特征。 |
| 5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与地震 |
| 5.1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在我国的初期观测研究 |
| 5.2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观测仪器选择 |
| 5.2.1 JDW-1型大气电位仪在白家疃台的实验观测。 |
| 5.2.2 DC型大气电场仪与JDW-1型大气电位仪在白家疃台的对比观测。 |
| 5.3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在白家疃台的初期观测研究 |
| 5.3.1 大气电场主要外空干扰源及其特征。 |
| 5.3.2 白家疃台震前大气电场异常的初步观测结果。 |
| 5.4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系统观测研究 |
| 6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的基本特征和震例 |
| 6.1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事件的基本特征 |
| 6.1.1 大气电场异常事件的时间域特征。 |
| 6.1.2 大气电场异常事件的频率域特征。 |
| 6.1.3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与地震关系的时间域特征。 |
| 6.1.4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的空间域分布特征。 |
| (1) 大气电场多点观测的初步结果。 |
| (2)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的空间分布范围与地震震级大小的关系。 |
| (3)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的空间分布与震中位置的关系。 |
| 6.2 典型震例 |
| 6.2.1 典型震例。 |
| 6.2.2 不同方位发生地震的震例。 |
| 6.2.3 震中距不同的地震前观测到的异常震例。 |
| 6.2.4 6级以上地震发生前观测到异常的震例。 |
| 6.2.5 同一地震发生前不同台站记录到的大气电场异常特征。 |
| 6.2.6 震中位置相近地震发生前的大气电场异常特征。 |
| 6.2.7 同一地震发生前多次记录到的大气电场异常震例。 |
| 6.2.8 某些地震前记录到的特殊波形震例。 |
| 7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在地震预报实践中的初步应用 |
| 7.1 大气电场异常与地震三要素间关系及判定指标 |
| 7.2 地震预报实例及分析 |
| 7.3 无大震发生可能的预报 |
| 7.3.1 无震预报。 |
| 7.3.2 震情较紧张而实际并无大地震发生可能时的预报。 |
| 8 检验 |
| 8.1 大气电场负异常与近场地震的统计关系检验 |
| 8.1.1 每次较大的近场地震发生前都必定会出现明显的大气电场负异常现象。 |
| 8.1.2 当观测不到异常时, 近场近期也不应有较大地震发生。 |
| 8.2 地震预报实践检验 |
| 8.3 连续监测效能的统计分析 |
| 8.3.1 连续监测效能的统计分析可以进一步研究前兆与地震间的关系。 |
| 8.3.2 上网资料映震效能分析。 |
| 8.4 大气电场异常作为地震前兆信息效能的统计评估 |
| 8.4.1 评估方法。 |
| 8.4.2 大气电场异常作为地震前兆可靠信息的统计评估。 |
| 9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的物理基础 |
| 9.1 地震前兆的物理基础 |
| 9.2 扩容现象和微小破坏振动 |
| 9.2.1 扩容现象。 |
| 9.2.2 微小破坏震动。 |
| 9.3 界面动电现象 |
| 9.3.1 电二重层。 |
| 9.3.2 界面动电现象。 |
| 9.4 渗滤电效应 |
| 9.5 地震电偶极子场 |
| 9.5.1 地震电磁信息的偶电体模型大家知道, 地球表面带有大约50万C的负电荷, 大气中带有相同数量的正电, 地球内部在一般情况下是呈中性的。 |
| 9.5.2 均匀无限介质中的偶极子场。 |
| 9.5.3 观测距离、频率与场型的关系。 |
| 9.6 地空界面对地震电场的耦合放大作用 |
| 9.7 地震电偶极子场的传播及垂直分量的翻转特征 |
| 9.8 对观测结果的初步解释 |
| 9.8.1 对地震发生前记录到的都是负电场异常的解释。 |
| 9.8.2 对地震发生前观测到的大气电场的巨大异常数值的解释。 |
| 9.8.3 对大气电场异常的超前时间和异常持续时间和出现次数多少的解释。 |
| 10 观测仪器、场地选择及日常维护和资料处理 |
| 10.1 观测仪器 |
| 10.1.1 感应头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
| 10.1.2 电路特点。 |
| 10.1.3 DC型仪器的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 |
| 10.1.4 仪器标定。 |
| 10.2 台址选择及日常维护 |
| 10.2.1 观测条件及台址选择。 |
| 10.2.2 震前大气电场异常观测的日常维护管理。 |
| 10.2.3 大气电场资料的初步分析处理。 |
| 10.3 结束语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界定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我国历史建筑概念的提出及确定工作历程 |
| 1.4.2 我国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现状及相关研究概述 |
| 1.4.3 国外历史建筑登录标准(评价体系)及相关研究概述 |
| 1.5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2 我国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现状及应用中存在主要问题分析 |
| 2.1 我国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 |
| 2.1.1 国家住建部公布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 |
| 2.1.2 各方地政府制定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 |
| 2.2 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2.2.1 国家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较为笼统,在实践工作中指导性不足 |
| 2.2.2 地方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未进一步细化,在实践工作中指导性不足 |
| 2.2.3 年代界定不清晰是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的问题之一 |
| 2.2.4 “自下而上”的申报机制造成部分历史建筑潜在对象被忽视 |
| 2.3 本章小结 |
| 3 地方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工作思路 |
| 3.1 国外历史建筑登录标准(评价体系)的启示 |
| 3.1.1 美国的历史建筑登录标准 |
| 3.1.2 英国的历史建筑登录标准 |
| 3.1.3 法国的历史建筑登录标准 |
| 3.1.4 加拿大的历史建筑评价体系 |
| 3.1.5 国外历史建筑登录标准(评价体系)的启示 |
| 3.2 山东省历史建筑确定专项工作第三方评估过程的启示 |
| 3.3 细化地方标准是加强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指导性的重要手段 |
| 3.4 地方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的工作思路 |
| 3.4.1 梳理地方的历史文化脉络,总结其历史文化特点 |
| 3.4.2 对照国家标准,细化地方标准的各项价值 |
| 3.4.3 结合各项价值包含的历史时期,分项确定年代界定标准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安市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现状 |
| 4.1 西安市第一阶段的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
| 4.2 西安市第二阶段的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现状及不足 |
| 4.3 本章小结 |
| 5 西安近现代历史脉络梳理及历史文化特点分析 |
| 5.1 西安近现代历史脉络梳理思路及技术路线 |
| 5.2 西安近现代历史脉络 |
| 5.2.1 西安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概述 |
| 5.2.2 政治变迁历史脉络 |
| 5.2.3 经济发展历史脉络 |
| 5.2.4 社会发展历史脉络 |
| 5.2.5 文化科技发展历史脉络 |
| 5.3 西安近现代历史文化特点总结 |
| 5.4 本章小结 |
| 6 西安市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方案 |
| 6.1 西安市历史建筑确定的历史文化价值标准细则 |
| 6.2 西安市历史建筑确定的艺术价值标准细则 |
| 6.3 西安市历史建筑确定的科学技术价值标准细则 |
| 6.4 关于年代界定的补充说明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致谢 |
四、《特殊电工》1976—1977年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2]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3]工业化演进对我国钢社会蓄积的影响规律研究[D]. 王琳.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01)
- [4]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5]广安川剧团史[D]. 李昕祎. 西南大学, 2020(03)
- [6]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7]准静电场异常与地震——一种可靠短临地震前兆信息探索[J]. 郝建国,潘怀文,毛国敏,张云福,唐天明,李德瑞,柳松. 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 2000(04)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9]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10]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D]. 李东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