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期的韩国政治论述（论文文献综述）
原珂[1]（2016）在《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2011年初提出的“加强社会管理”上升为“创新社会治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适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城乡结构变迁面临的新问题,以回应日益迫切的社会稳定和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问题。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一措辞的改变,既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体制变革的要求,也是“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在观念、模式、方式方法等方面的一次全面升级。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之根基,是保障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社区冲突与社区治理作为一对孪生兄弟,通常形影相随,融突共生。因此,从公共冲突视角出发,将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视为理解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态的一个“窗口”或一把“钥匙”,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鉴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社区治理理论还相对滞后于实践的现状,特别是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理论还远远落后于现实中社区冲突解决的实况,以中国特大城市为例,通过采取“城市——区——街道——社区——小区——受访者”多阶段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实证调查研究方法,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五大城市共选取调查样本1250个,同时充分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混合研究方法等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进行系统化的研究。首先,根据冲突的属性不同,将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社区冲突大致划分为社区利益冲突、社区权力冲突、社区权利冲突、社区文化冲突、社区结构冲突、社区复杂性冲突（如社区物业冲突、社区邻避冲突等）等,并针对社会转型期较为棘手的社区物业冲突进行了重点分析。其次,根据不同社区类型间的异质性,将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区类型划分为五类:传统街坊式社区、单一单位式社区、综合混合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区以及现代商品房式社区,同时提出不同类型社区内的矛盾冲突应有所差异,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再次,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产生的宏观条件、相关影响因素及主要成因等进行分析,并针对相关影响变量进行Logistics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过程及扩大与升级机制。第四,在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和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第五,指出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导致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如主体困境、参与困境、平台困境、成本困境和制度困境等）进行系统探究。第六,对英、美、日、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有效实践进行系统引介,并提炼出这些实践经验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启示意义。最后,在借鉴国外现有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有效经验基础上,结合社区转型后期中国部分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实践探索与尝试,提出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目标、原则及方法,并契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建议应从信念共识、多元共治、分类治理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实施“因势利导,分类治理,精准化解”的精细化分类破解社区冲突之策略,以最终实现超越城市社区冲突之“管理”与“化解”,走向社区冲突“转化”,希冀为中国其它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化解与治理提供有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价值。城市社区,是一个具有高度密集性、复杂性和异质性特征的社会生活聚合体,对一个特大城市的社区冲突进行有效治理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从城市社区冲突管理到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从传统的社区冲突处置到社区冲突化解、再到社区冲突转化,不仅是理念上的一次革新,更是实践中的一场革命。当然,治理城市社区冲突并不是为了消灭冲突,而是为了弥合分歧,转化矛盾,化解冲突,为冲突治理创造更为有效消解的合理路径。一个客观事实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不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社区机构的合理设置、社区制度的健全、社区结构的优化以及社区运行机制的顺畅与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更需要社区主体成员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共同的社区认同等。不论如何,冲突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但从冲突走向和谐则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生存状态。之所以研究城市社区冲突,最终目的在于更有效地进行冲突预警、良性控制冲突、适度管理冲突、高效化解与治理冲突,合理转化冲突,以维护社区秩序与稳定,促进社区和谐,实现社会和平。
王春梅[2]（2016）在《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因素分析及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政治稳定是各个国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家要想实现政治发展,首先要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韩国在1987年成功的实现了由军事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政治局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韩国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局势基本保持稳定,武装暴力情形较少出现,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民主化奇迹”。韩国在朴正熙总统的领导下,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增长促使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变迁,这在客观上为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提供条件,最终实现了平稳且成功的民主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首先是前言,主要介绍本文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意义、本文存在的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论文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民主转型理论、政治稳定理论以及民主转型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民主转型的理论主要介绍民主的内涵、转型的内涵以及什么是民主转型。政治稳定理论主要涉及稳定的含义、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民主转型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主要从民主转型的条件与民主转型的方式两方面来论述。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韩国民主转型的背景、过程及政治稳定的实现。韩国民主转型的背景从国际与国内两方面进行论述。韩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从李承晚执政到卢泰愚发表“6·29”民主化宣言结束。最后论述韩国在民主转型期政治稳定的实现。第三部分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对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因素进行分析。主要从经济发展因素、政党政治因素、文武关系因素、政治文化因素、公民社会因素、美国对韩政策因素六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第四部分主要是在分析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因素基础上,总结韩国实现政治稳定的经验中存在的负面效应,并对未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或正处在民主转型的国家提出几点建议。
张岩[3]（2013）在《转型时期中国法治特点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综合并交叉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揭示转型期中国法治的基本特点，探索法治实现的具体路径。本文中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从广义上理解的，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性转变的一个过程，包括国家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法律转型等等，都是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西方主流社会变迁理论大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必然性：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被认为是必然的，从长远的过程来看是不可逆转的；二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规律性、普遍性；三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可预测性。①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发现，西方社会转型和变迁理论的产生，都是与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是以西方社会为中心来加以研究的，这也就使得西方社会转型理论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去理解社会转型的多元性特点。西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有其特有的方式，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状况。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腐败现象高发、贫富差距加大、价值取向多元、环境形势严峻、公共安全事件升级等，如果缺少及时、有效的手段来化解矛盾纠纷，势必会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使党的执政地位面临严峻考验。尽管人类对法治的主要内容存在一些普遍的共识，但对其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国则依据其各自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而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法治模式。本文介绍了英国、德国、韩国、智利等国的法治发展路径，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法治道路各有各的不同：各国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政治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宗教信仰等都对法治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借鉴吸收外国法律技术和法律文化，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即使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技术，在借鉴和运用时，也必须解决与本国法律文化融合的问题，脱离本国法律文化的法律技术，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0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法治在促进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基本确立，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追求具有普适性的法治理想和目标的同时，追求法治中国的特殊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然而，在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法律权威未能有效树立，法律实施中存在大量难题有待解决，需要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意识等方面协同推进。
刘冠军[4]（2013）在《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化社会和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导产业,越来越呈现出发展潜力大、产业融合性强、资源消耗低与科技含量高的特性。在全球化与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自身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球文化创意相关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金的效益,而且以5%的速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发展状态,随着参与主体的扩大和互动,一个以知识、文化和创意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特殊、优良与多维的经济特性,已经超出了它原始内涵与行业范畴,演化成了重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形态的特殊力量形态,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博弈体系中的构造性元素。美国依托版权和高科技为战略制高点,欧洲建设“创造性的欧洲”作为战略目标,日本首推动漫大国为战略方向,韩国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为战略手段,都是在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新兴业态演变规律来实现创新发展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中国家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空前重视和大力推崇。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明确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要求：重点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创意概念在全球范围日益升温,文化创意企业和文化创意园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陆续组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是,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定义纷繁芜杂,不加区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界定也是千差万别,从实际研究需要纵向切割产业划分；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但是对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带动的作用机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巨大作用,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巨大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实现的；特别是当前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发展、相互促进的发展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不足和缺憾。因此,本文拟就搭建一个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系统化研究,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互动机理进行深入、细致、多层面、双向性、互动化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丛林”入手,结合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概念的来源与演化进行研究,在得出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进而剖析其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以演化经济学为视角,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利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工具,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上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然后,展开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比较分析,为其后的机理分析夯实经验研究的现实基础。在经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践经验研究之后,就深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的理论研究。最后,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互动机理的研究结果的指导下,提出一种全新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构建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构是按照上面研究思路逻辑展开的,共由五大块组成：研究准备、理论模型、经验分析、机制研究与政策安排。首先,研究准备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就本文研究展开准备工作,一方面就相关的背景给予介绍,对其理论与实践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国内外相关进行梳理与评述,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理论模型部分,包括第三章。这一部分对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与内在逻辑进行论述。主要是将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和实践意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价值创造展开逻辑分析,把“创意引入—创意扩散—创意放大”作为理论分析的视角,利用价值链分析工具,论述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提升、分解优化、横向延长、纵向增厚、首尾链接、网状扩散,最终形成外形庞杂、内部紧密联系的、互动演化发展的价值创造星系模式,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再次,经验分析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第四章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由我国经济增长现状与发展方式转变引出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历史逻辑,在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来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演进制度逻辑,进而理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演进脉络与整体现状。接着,将研究视角投向当前产业发展的横向剖面态势——新兴业态的焦聚分析与产业空间发展扫描——各区域发展状况分析。最后,在发展立体化分析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趋势预测。第五章是世界经济发展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首先,回顾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动力、梳理产业发展历程、摸清产业布局、分析产业整体特点与判断产业发展趋势。接着,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性分析基础上,对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介绍,并进行发展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管理、发展政策以及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理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经验做出科学的判断。最后,分析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化趋势和总结经验启示。然后,机理研究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第六章是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分析,由五个视角分别展开,拓展与转化：资源嬗变机制、提升与整合：价值创造机制、支持与嵌入：技术耦合机制、增长与融合：结构演变机制、引致与推动：制度变迁机制,这五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七章是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内在机理分析,由四个视角分别展开,经济基础支撑机制、市场环境培育机制、制度体系保障机制、需求结构拉动机制,这四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经济发展促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机理。这样,就在前文构建出的两者互动理论模型研究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与国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政策安排部分,包括第八章。这一部分是对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考量。首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回顾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反思与总结。接着,基于本研内容与结论,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思路：以政策本质与文化创意产业特性为政策出发点,把产业政策需求与转型发展需要作政策目标,用互动机理理论与国际发展经验支持政策内容的政策安排思路。
张世定[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姜迪武[7]（2011）在《转型期我国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能够以其自身强大的消费能力为支撑,发挥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而且更是构建“橄榄形”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深化转型期的演进之中,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正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国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加快促进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同步转型,实现社会经济整体转型。而完成这“惊险一跳”的重要标志和内容就是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和“橄榄形”社会的形成。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要想从总体上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规模,首先离不开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二元分割下的不均衡发展状态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就制约了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发展,阻碍了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党的十六大报告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知,城乡统筹的目标就是要重新达到城市与农村均衡发展的状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力图增加农民的要素禀赋等非农收入,使农民收入实现超常规增长。同时,在城市继续保持以工薪收入为主的劳动群体的收入增长,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且创造条件使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有所增长。显然,城乡统筹的目标和内容和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客观上能够带动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进而实现整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就可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实力,否则,便难以抵抗各种经济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难以获得持久发展的潜力。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在金融危机中的正反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即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如果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等收入者阶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2006年,世界银行通过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分析,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时,由于不能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徘徊状态。对于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并刚刚进入中等偏上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我国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容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目前投资率偏高、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提高国内消费率。因此,国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使国内广大中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以其较强的消费能力为支撑,使中国国内需求得到明显提升,市场规模及完善逐步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这种战略选择可以实现“三位一体”目标：第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第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社会各阶层群体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第三,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经济调整和复苏过程中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增长因素,同时在我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三种转变过程同时并存的现实情况下,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发展还受制度、政策因素的重要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从经济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梳理了中等收入者（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基础,并立足于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研究框架,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和目标,借鉴社会学相关理论将其拓展为“动力—结构—分化”的理论模型,以此作为本文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共有五个部分,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0章,作为全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一些研究要素及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动态。包括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思路和框架、研究的工具与方法、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1章：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从经济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梳理了中等收入者（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基础,并立足于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研究框架,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和目标,借鉴社会学相关理论将其拓展为“动力—结构—分化”的理论模型,以此作为本文理论分析框架。首先,本文认为,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及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是在我国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的动态演化,制度变迁是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得以产生的动力机制,这既是对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延续又是在转型过程中的最新发展,体现了社会阶层在动态演化过程中的惯性和创新性。其次,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的机制是结构的演化。在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经济各种功能各异的不同子系统结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城乡结构系统的演化必将对我国的阶层分化产生相应的影响。概括而言,结构演化引导着中等收入者阶层动态演化的内生逻辑过程。最后,对动力机制和结构机制作用下阶层分化的结果进行归纳,这就是造成了阶层的分化和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产生,提出了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演化出来的中等收入者阶层三个属性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2章：制度变迁、结构调整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过程及现状分析。主要是采用历史分析法,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各种制度演进做了详细的回顾和梳理,考察了转型期中等收入者阶层在我国各种制度的变革中的演进变化过程。并对现阶段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承接于上述理论部分,第四部分是3章、4章：3章是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实证分析。本章节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前面提出的关于中等收入者阶层三个属性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简要结论,验证了三个理论假说的正确性。4章是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国际视野与启示。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一方面对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对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另一方面,对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得出借鉴启示。第五部分是5章：结论与建议。这部分在前面大量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从城乡统筹的视角提出了转型期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政策与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范围视野的创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研究较多,对于中等收入者的研究较少,王开玉、陈新年二位学者对于中等收入者的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或以省区域内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本文则把农村中等收入者剥离出来,与城市中等收入者共同构成本文研究对象。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对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经验描述性,鲜有从数量关系上来对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者进行研究。本文通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从经济、制度方面对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分析,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第三,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的转型期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三个基本属性,即：城乡收入差距与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存在负相关性、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存在正相关性、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增幅滞后于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这可能是首次归纳出的有关转型期中等收入者阶层属性的理论观点,因而对于深化对我国中等收入者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赵早[8]（2010）在《劳资冲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形成、演化与协调机制》文中提出转型期中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转型前相对静止状态发展为“建立、变更、终止”的不断运动状态;由单一公有制劳动关系模式发展为多样化、复杂化的劳资关系体系;由固定工用工制度发展为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关系。在劳资关系转型过程中,双方的权利格局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强资弱劳”特征,劳资冲突逐渐趋向明显化与激烈化,突出表现在劳资冲突数量明显增多、冲突规模不断扩大、双方的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等方面。劳资冲突已成为转型期我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劳资冲突协调机制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基于此,本文在前人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劳资冲突的根源与性质,以及劳资冲突的演化机理,并就有中国特色的劳资冲突调节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1章:绪论。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对劳资关系及劳资冲突国内外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难点和重点。第2章:劳资关系相关理论。研究劳资冲突首先要界定劳资关系的含义及其本质特征以作为分析的起点,本文所研究的劳资关系是指劳动者个人或组织与雇主或雇主组织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天然存在着对立和矛盾:一方追求工资福利最大化,另一方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同时又存在一致性,双方的利益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及其效率,社会财富的创造又源于劳动与资本这两大基本生产要素的结合。现代劳资关系无一例外都具有利益对立性与利益一致性两个方面,不同的只是两方所占的比重,若利益一致性占主导则形成合作型劳资关系,若利益对立性占主导则形成冲突型劳资关系。第3章:劳资冲突产生的根源。首先界定劳资冲突的含义及表现形式,冲突往往是指双方利益、目标与期望的分歧甚至背道而驰,其产生根源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私有制造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分裂、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以及社会学中的冲突论等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转型期特征,文章具体分析了中国劳资关系主体以及劳资冲突的形成。经济转型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为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做的再调整,其核心是实现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点——劳动者及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及其产权的有机结合。在经济转型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推动下,客观上造成了我国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伴随非公有性质的经济体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出现,打破了原国有企业行政式、一体化的劳动关系格局,转变为承认多元利益的存在。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上逐渐出现等级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劳资矛盾与冲突逐渐浮出水面。第4章: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演化机理。我国转型期最初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平等化发展阶段,之后进入利益结构调整期,劳资冲突也相应改变了原先个别化、简单化、隐性化特征,渐渐呈现出集体化、复杂化、显性化等特点,甚至出现了尖锐化与扩大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劳资冲突的产生与演化恰恰发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几乎与后者同步,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变迁视角探寻劳资冲突的演化机制。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基本上属于“先易后难”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该方式尽可能地减少了改革对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冲击,但却导致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与矛盾的不断积累,这些矛盾和问题从不同方面影响与制约了转型过程中劳资利益关系的调整,成为我国劳资冲突演化过程的助推器。从总体上来看,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非协调性”与“非匀速性”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滞后效应”,即在转型初期,旧体制中的硬核部分虽有调整,但并未进行实质性重组,再加之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匮乏,致使之后的改革难度与改革成本逐步加大,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也随之发展。第5章:国外劳资冲突调节机制的演进及启示。首先介绍劳资冲突理论从对抗到合作的演进,为把握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的演化规律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对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的调节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与启示。第6章: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调节目标、调节机制及政策建议。首先分析了我国劳资关系的改革目标——和谐劳资关系及其特征,并结合当前我国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背景:社会主义的优势以及转型期带来的挑战,提出对应转型期多元化、复杂化的劳资关系模式,劳资关系调节机制也应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调节体系。这一调节体系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宏观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在政府层面上保障必要的劳动制度供给,通过制定劳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劳动政策,组建劳资关系协调机构与组织,干预、调整、规范劳资关系运行;中观调节机制主要是为了解决职业培训、劳动力跨区自由流动以及行业与地区集体谈判等在一定的区域和行业范围内才能解决的相关问题;微观调节机制则主要从企业视角提出通过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树立新利润价值观以及改革企业工会组织结构等方式,构建劳资关系平等的博弈主体,实现劳资均衡的内在化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构建转型期和谐劳资关系的政策建议:健全劳资关系法律体系;完善劳资冲突行政调解手段;构建劳资冲突宏观预警系统与政府规制监督体系;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改革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完善促进就业相关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祝平燕[9]（2006）在《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文中指出妇女参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都论述过妇女参政问题。妇女参政是男女平等理论的基本内容，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妇女参政的高度重视，并着重采取了性别比例保障政策，使中国妇女参政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妇女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妇女参政开始出现比例下滑。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妇女参政程度虽然仍在提高，我国人大女代表的绝对数虽然没有减少，但中国女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国际上排列的名次连续下降，女性执政比例总体停滞不前。1978年至1998年，我国女人大代表一直在21％徘徊，到了2002年，我国的女人大代表减少到20.24％，1994年，中国女人大代表名列12名，1997年名列16名，2000年名列20名，2003年排名38位，2005年排名42位。如果不采取措施，专家预计在今后五年内，中国女人大代表在国际上的排名还可能后退。妇女参政问题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妇女参政是妇女发展的一个核心领域，妇女参政曾经是我国妇女研究领域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参政研究才较多地进入研究视野。到20世纪90年代，受国内民主进程的影响，同时也受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激励，妇女参政才成为较为热点的研究课题，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关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的问题，进一步引起政府决策部门、妇联、妇女学界、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妇女参政问题对于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妇女人力资源以及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将妇女参政置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指导，以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研究范式，整合政治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相关理论成果，探寻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各种要素是如何制约着妇女参政的。文章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对策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在妇女参政中，文化因素、法律政策、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社会关系网络及参政妇女自身等因素在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中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必须重点发挥先进的性别文化、政府、妇联、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和特殊的心理素质等因素的社会支持作用。文章第一章探讨了妇女参政的文化支持系统，认为以往的社会支持理论有个最明显的局限，就是没有考虑到社会支持的文化层面。中国人强烈地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被文化模塑的过程。性别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的性别文化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女卑论、女人弱智论和女人祸水论等落后的性别文化。现代西方女权主义是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叛。其代表人物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对妇女参政有直接和间接作用的观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妇女必定受到中西方文化双面夹击的影响。因而，必须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批判继承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的性别文化。第二章以外国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作比照，分析了政府对妇女参政的支持的重要性。西方妇女参政的发展，除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外，主要是与这些国家政府对妇女参政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政策的干预相联系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妇女参政的法律，使女性的参政行为得到立法的保障，并制定了性别比例政策来保障女性在领导层和政府机构拥有一定的比例，从而推进了中国妇女参政的发展。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妇女参政总体上来说还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要继续发挥妇联在妇女参政中的巨大作用。第三章以妇女非政府组织为载体，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和妇女非政府组织在推进民主政治，促进妇女参政中的作用。西方妇女NGO对妇女参政推动作用很大。相比之下，中国的妇女NGO从总体上看还不够成熟，直接针对促进妇女参政的妇女NGO还不多，组织分散，参政目标不明确。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妇女NGO对妇女参政的作用将愈来愈大，因此要加强妇女NGO的建设。第四章以人权和参政权为基础，认为联合国是当今推进妇女参政的三股重要力量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联合国基于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各项基本权利，对妇女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予以特别关注，制定了许多保障人权的文书，留下了许多促进妇女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国际公约，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促进妇女参政的其他会议，使近十年来世界妇女参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后，联合国仍然是不可小视的妇女参政的支持力量。第五章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为基础，描述了妇女参政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对妇女参政的支持。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模式是获得社会资源的三种模式之一。参政妇女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这种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的个人社会支持网为参政妇女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尚不太发达的中国，强关系是妇女获得政治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亲属和朋友在个人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仍有必要建立妇女参政的社会关系网络。第六章从社会支持理论和政治学原理的维度，分析参政妇女自身如何建构自我支持系统。认为妇女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角色定位、政治成就动机、毅力和意志、参政议政能力是构建参政妇女自我支持系统的主要构件。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妇女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功效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前传统性别文化还有相当影响的环境下，参政妇女必须具备特殊的心理素质，与男性相比，正确的性别角色定位、政治成就动机、毅力与意志、参政议政能力对参政妇女缺～不可。据此，文章提出了建立妇女参政的自我支持系统的具体对策。文章最后得出五个基本结论：妇女作为参政上的性别弱势群体，在较长的时期里，还需要文化、政府、妇联、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社会关系网络及妇女自身等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中国妇女参政面临比西方妇女更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他支持系统都是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发挥作用的；政府的政策法律的完善、性别比例保障政策、妇联的支持对妇女参政是一个硬性的支持条件：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对妇女参政的支持力度将越来越大；社会关系网络在目前对妇女参政仍然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社会关系因素会逐渐淡出，而参政妇女的政治实力将愈显重要。总之，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会加快民主政治和妇女参政的发展进程。
刘勇智[10]（2009）在《通向民主之路：东亚民主化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性于个体身上种下的理性与自由、于社会织体上播下的分化与迅速变迁的基因,在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出了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体与群体、国家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对立冲突等诸多问题。不断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要解决现代性释放的各种弊病,最为有效或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其政治体系民主化;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民主政治、形成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终极原因。学者们对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浓厚兴趣主要在于用宏观（现代化、结构主义、文化）或微观（过程）的方法解释民主化发生的动力机制,但是对于必将发生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通向民主之路的途径有哪些、怎样或者如何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民主转型。早期英、法、美等国家通过先增加政治体系的竞争性（允许对公共职位进行公开竞选）、然后增加政治体系的包容性（扩大选举权范围）的渐进改革模式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后来的德、日等国家是通过外部强加的模式构建起了民主政治体系;而在最近的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中,大多数国家通过改革、决裂和移转三种途径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改革模式是指威权政体内部的改革派精英以政策转变、结构调整、谈判协商等方法自上而下的主动发起民主化改革、控制民主化进程、经过较慢长的时间完成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移转模式是威权政体内部的政治精英与民主的反对派和社会公众通过暴力抗议或镇压、和平谈判等方式进行反复的拉锯斗争,最终各自妥协构建起民主政体;民主化的决裂模式是指软弱而又不愿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威权统治者被民主反对派和社会公众的暴力抗议推翻、自下而上的建立起民主政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亚主要的威权国家和地区相继开始民主转型。台湾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精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行改革,并以政策调整、谈判协商的方式始终控制着整个民主化进程,最终经历十年的漫长征途在1996年以改革模式完成了民主转型。韩国的军事威权统治者尽管不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然而在反对派和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步步退让,双方经过反复的拉锯斗争、谈判协商以移转模式于1992年完成了民主转型。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尽管在民主化发生和完成的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但是软弱的马科斯和苏哈托都不愿意主动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均被民主反对派和社会公众自下而上的抗议斗争推翻了独裁统治,以与旧政权决裂的方式构建起了新的民主政体。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威权主义国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逐渐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不过至今他们尚为完成民主转型的任务,无法对其民主化模式进行准确的判断。所有的民主化模式当然都是百川纳海、殊途同归、最终构建起了民主政体,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选择的民主化模式为构建民主政体付出的代价并不相同。对东亚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考察和比较分析表明,台湾的民主化改革模式对它的政治能力、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失业率、城市化、社会平等程度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指标的损害最小,对民主政治的巩固最为有利;菲律宾、印尼的民主化决裂模式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损害最大,对民主政治的巩固最为不利;而韩国民主化移转模式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损害还是对民主政治巩固的影响都居于中间。以东亚的经验审视,民主化的改革模式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最佳途径——它付出的成本最低、获得的收益最大。问题在于,台湾为什么以改革的模式完成了民主转型,而韩国、菲律宾与印尼却分别选择了民主化的移转模式与决裂模式呢?或者说怎样才能通过改革的模式以最低的代价完成民主转型呢?对东亚经验的再次考察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相对高的经济平等程度、制度化的威权体系、较弱的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得以实现的宏观结构条件,而合理的土地政策、工业化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正确的选举策略、改革时机选的择是塑造宏观结构条件和民主化改革模式的有效工具;相反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战略选择则会导向民主化的决裂道路。东亚的经验为民主化的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就必须在长远谋划的基础围绕着改革道路的塑造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
二、转型期的韩国政治论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型期的韩国政治论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研究 |
| 二、关于城市社区冲突的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梳理与理论支撑 |
| 一、概念梳理 |
| 二、相关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调研方案与基本数据分析 |
| 第一章 城市社区冲突的类型与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城市社区及其类型与特点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概述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类型与特点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 |
| 一、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社会冲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现况 |
| 第三节 城市社区冲突的类型 |
| 一、社区利益冲突 |
| 二、社区权力冲突 |
| 三、社区权利冲突 |
| 四、社区文化冲突 |
| 五、社区结构冲突 |
| 六、其它社区冲突：社区复杂性冲突 |
| 第四节 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特征 |
| 一、社区冲突的显现化、多样化与复杂化 |
| 二、社区冲突的多发性与群体性 |
| 三、社区冲突根源的多样化与交叉化 |
| 四、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 |
| 五、社区冲突的复合性 |
| 六、社区冲突的非对抗性 |
| 第二章 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内的冲突程度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提出假设 |
| 第二节 比较分析 |
| 一、社区冲突频率分析 |
| 二、社区冲突烈度分析 |
| 三、社区冲突程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发现 |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冲突的相关致因、扩散过程及升级机制 |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冲突生成的宏观条件和相关影响因素 |
| 一、宏观条件 |
| 二、相关影响因素 |
| 三、冲突主要成因 |
| 第二节 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过程与升级机制 |
| 一、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过程分析 |
| 二、城市社区冲突扩大与升级机制分析 |
| 第四章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主体 |
| 第二节 城市居民解决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 |
| 一、调解 |
| 二、对话和解 |
| 三、诉讼 |
| 四、仲裁 |
| 五、信访 |
| 六、诉诸暴力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政府解决社区冲突的主要举措 |
| 一、社区冲突和解 |
| 二、社区冲突调解 |
| 三、社区冲突管控 |
| 四、社区冲突处置 |
| 五、暴力强制 |
| 第五章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社区冲突治理的组织机构不完善 |
| 二、社区冲突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三、治理手段相对较为单一 |
| 四、基层政府干预失当或者不作为 |
| 五、社区冲突治理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 |
| 六、社区参与不足 |
| 第二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 |
| 一、社区冲突治理理念落后，跟不上时代步伐 |
| 二、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合法性权威受到影响 |
| 三、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弱化，社区认同感持续下降 |
| 四、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缓慢，社会力量弱小 |
| 五、社区冲突治理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 |
| 六、相关法规政策建设滞后，冲突依法治理水平较低 |
| 第三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
| 一、主体困境：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与冲突主客体的同一性 |
| 二、参与困境：社区参与不足，但社区冲突数量高居不下 |
| 三、平台困境：社区冲突的频发与冲突化解制度平台的缺失 |
| 四、成本困境：社区冲突控制成本的上升与治理成效的下降 |
| 五、制度困境：社区冲突治理呈“有法律却秩序失范”的困境 |
| 第六章 国外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方法与有效实践 |
| 一、美国的社区调解制度 |
| 二、英美的社区听证会 |
| 三、日本居民参与式的社区规划 |
| 四、韩国的环境冲突管理制度建设 |
| 五、新加坡的“全国对话”机制 |
| 六、西方的各种对话方法与机制 |
| 第二节 国外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以人为本，因势疏导 |
| 二、重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度较为完善 |
| 三、完善组织机构，提高其互联互动性 |
| 四、强调主体多元化，渠道多样化 |
| 五、提升冲突治理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参与性 |
| 六、因地制宜，结合实际 |
| 第七章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总体思路 |
| 第一节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目标与原则 |
| 一、目标：从冲突管理走向冲突治理 |
| 二、指导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主要策略 |
| 一、信念共识：转变观念，正视城市社区冲突的积极功能 |
| 二、多元共治：不同主体协同共治 |
| 三、分类治理：不同类型社区内的不同属性的社区冲突治理方法不一，各有侧重 |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机制建设 |
| 一、内部机制建设：优化社区层面的冲突治理机制 |
| 二、外部机制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冲突治理机制 |
| 三、内外联动机制建设：构建互联互动、合作互惠的冲突机制 |
| 第四节 超越管理与化解：走向社区冲突转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B 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访谈提纲 |
| 附录C 调查实施细则 |
| 附录D 访谈资料 |
| 附录E 深圳罗湖区物业管理改革试点名录及改革举措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因素分析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五)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一、民主转型与政治稳定理论 |
| (一) 民主转型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政治稳定理论 |
| (三) 民主转型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
| 二、韩国民主转型期政治稳定的实现 |
| (一) 韩国民主转型的背景 |
| (二) 韩国民主转型的过程 |
| (三) 韩国民主转型期政治稳定的实现 |
| 三、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因素分析 |
| (一) 实现政治稳定的经济发展因素 |
| (二) 实现政治稳定的政党政治因素 |
| (三) 实现政治稳定的文武关系因素 |
| (四) 实现政治稳定的公民社会因素 |
| (五) 实现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 |
| (六) 实现政治稳定的美国对韩政策因素 |
| 四、结论：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经验 |
| (二)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转型时期中国法治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论文架构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研究方法及预期目标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法治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 |
| 一、 社会转型的含义 |
| 二、 西方社会转型理论 |
| 三、 对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的评价和反思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特点 |
| 一、 社会转型以经济转型为引领 |
| 二、 执政党自上而下推动社会转型 |
| 三、 社会转型呈现出由渐进性变革推动跨越式发展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挑战 |
| 一、 腐败现象高发 |
| 二、 贫富差距加大 |
| 三、 价值取向多元 |
| 四、 环境形势严峻 |
| 五、 公共安全事件多发 |
| 第四节 法治在转型阶段的意义和作用 |
| 一、 法治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驾护航 |
| 二、 法治确保转型时期社会秩序总体稳定 |
| 三、 用法治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
| 四、 厉行法治是规范权力行使的根本途径 |
| 第二章 转型期法治路径考察（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探索与抉择 |
| 第一节 英国法治的起源与发展 |
| 一、 英国法的起源 |
| 二、 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治的发展 |
| 三、 英国法治发展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法国政治与法治文明的历史渊源 |
| 一、 等级君主制时期 |
| 二、 绝对君主制时期 |
| 三、 启蒙运动 |
| 四、 法国大革命 |
| 第三节 德国的宪政之路 |
| 一、 分裂与统一 |
| 二、 最初的立宪实践 |
| 三、 两次大战之后的德国法治建设 |
| 第四节 美国法治的历史渊源与制度设计 |
| 一、 美国法治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 |
| 二、 美国法治的制度设计 |
| 第五节 发达国家法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重商主义传统与工业革命奠定了法治的基础 |
| 二、 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法治道路 |
| 三、 法治在历史上伴随着对公权力的约束而产生 |
| 四、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发展拥有充足的时间空间 |
| 第三章 转型期法治路径考察（二）：后发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东亚奇迹的思考：以韩国为对象 |
| 一、 韩国崛起原因分析 |
| 二、 韩国转型期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 三、 韩国法治发展之考察 |
| 四、 韩国经验对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拉美化陷阱的教训：以智利为对象 |
| 一、 拉美化陷阱的由来 |
| 二、 智利模式的历史与现实 |
| 三、 智利模式的争议与评价 |
| 第三节 东亚、拉美转型模式的比较和启示 |
| 第四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 |
| 第一节 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一、 法治的恢复与重建——从 1978 年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 |
| 二、 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 1992 年到 2001 年底 |
| 三、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 2001 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经验 |
| 一、 自上而下推进为主的法治道路 |
| 二、 法治的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 |
| 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第五章 转型时期的中国立法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立法的基本特点及其中国经验 |
| 一、 始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
| 二、 立法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三、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 |
| 四、 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 法律移植的“水土不服” |
| 二、 立法质量不高 |
| 三、 部门利益影响立法 |
| 第六章 转型时期的法律实施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司法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发展的特点 |
| 二、 转型期司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执法 |
| 一、 行政执法制度的新发展 |
| 二、 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转型时期的法治文化 |
| 第七章 道路在何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路径 |
| 第一节 依法治国的核心：从党“依法执政”开始 |
| 一、 依法执政的紧迫性及必要性 |
| 二、 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制度设计 |
| 第二节 全面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 |
| 一、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 |
| 二、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 |
| 一、 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
| 二、 完善执法体制机制 |
| 三、 提升行政执法人员职业素质 |
| 四、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
| 五、 加强监督和行政问责 |
| 第四节 努力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
| 一、 法治意识的内涵 |
| 二、 提高公民现代法治意识的途径 |
| 结语 |
| 一、 法治必须扎根于中国现实 |
| 二、 法治，已经起航，没有终点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概念 |
| 1.2.2 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出 |
| 1.2.3 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初步思考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相关研究评述 |
| 1.4 本文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论文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2. 理论基础 |
| 2.1 精神生产理论 |
| 2.1.1 早期经济学家的精神生产理论 |
| 2.1.2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
| 2.2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评述与启示 |
| 2.3 创新理论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演化经济理论 |
| 2.3.3 新熊彼特学派 |
| 2.3.4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
| 2.3.5 创新理论的启示 |
| 3. 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分析的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文化创意产业本质 |
| 3.1.1 相关概念的深入讨论 |
| 3.1.2 相关概念的整合分析框架 |
| 3.1.3 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和实践意义 |
| 3.2 理论分析的逻辑展开：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价值创造剖析 |
| 3.2.1 文化创意产业特性 |
| 3.2.2 文化创意产业价值创造剖析 |
| 3.3 理论分析的视角选择：创意引入——创意扩散——创意放大 |
| 3.3.1 微观层面：文化创意与微笑曲线——创意引入 |
| 3.3.2 中观层面：文化创意产业与产业重构——创意扩散 |
| 3.3.3 宏观层面：创意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变——创意放大 |
| 3.4 理论分析的关键环节：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 |
| 3.4.1 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
| 3.4.2 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
| 3.5 理论分析的逻辑结果：一个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模型的构建 |
| 4. 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 我国经济增长现状与发展方式转变 |
| 4.1.1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结构失衡 |
| 4.1.2 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创意产业兴起 |
| 4.2 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意产业演进 |
| 4.2.1 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文化发展方式转变 |
| 4.2.2 文化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演进 |
| 4.3 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势态透视 |
| 4.3.1 产业演进脉络 |
| 4.3.2 整体现状分析 |
| 4.4 文化创意产业新兴业态焦聚 |
| 4.4.1 新媒体行业 |
| 4.4.2 动漫行业 |
| 4.4.3 设计行业 |
| 4.5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发展扫描 |
| 4.5.1 产业实体呈现空间集聚 |
| 4.5.2 产业发展形成地域梯度 |
| 4.5.3 产业内涵彰显城市特征 |
| 4.6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研判 |
| 4.6.1 实践阶段总结 |
| 4.6.2 发展趋势预判 |
| 5. 世界经济发展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比较分析 |
| 5.1 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分析 |
| 5.1.1 兴起动力探析 |
| 5.1.2 发展历程回顾 |
| 5.1.3 产业格局剖析 |
| 5.1.4 总体特点描述 |
| 5.2 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态势分析 |
| 5.2.1 英国态势分析 |
| 5.2.2 美国态势分析 |
| 5.2.3 澳大利亚态势分析 |
| 5.2.4 日本态势分析 |
| 5.3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 |
| 5.3.1 发展背景比较分析 |
| 5.3.2 发展理念比较分析 |
| 5.3.3 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
| 5.3.4 发展重点比较分析 |
| 5.3.5 发展管理比较分析 |
| 5.3.6 发展政策比较分析 |
| 5.4 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化趋势与经验启示 |
| 5.4.1 发展演化趋势 |
| 5.4.2 发展经验启示 |
| 6. 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内在机理分析Ⅰ——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
| 6.1 拓展与转化：资源嬗变机制 |
| 6.1.1 文化资源对经济资源的拓展 |
| 6.1.2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 |
| 6.2 提升与整合：价值创造机制 |
| 6.2.1 文化创意产业价值新理论探究 |
| 6.2.2 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重构 |
| 6.2.3 基于对比视角的文化创意产业价值创造内在机制分析 |
| 6.3 支持与嵌入：技术耦合机制 |
| 6.3.1 分工视角下技术—文化关系的演变 |
| 6.3.2 文化创意与技术创新的内在区别 |
| 6.3.3 技术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 |
| 6.3.4 技术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嵌入 |
| 6.4 增长与融合：结构演变机制 |
| 6.4.1 产业结构演变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
| 6.4.2 文化创意产业自身增长与成为主导产业的潜质 |
| 6.4.3 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融合 |
| 6.4.4 文化创意产业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构 |
| 6.5 交替与互动：制度变迁机制 |
| 6.5.1 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
| 6.5.2 文化创意产业制度内涵 |
| 6.5.3 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意产业制度创新 |
| 6.5.4 文化创意产业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分析 |
| 7. 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内在机理分析Ⅱ——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
| 7.1 经济基础支撑机制 |
| 7.1.1 经济总量壮大奠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 |
| 7.1.2 经济结构软化构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
| 7.1.3 经济形态演化契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内涵 |
| 7.1.4 发展方式转变拓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空间 |
| 7.2 市场环境培育机制 |
| 7.2.1 产业要素供给 |
| 7.2.2 市场机制成熟 |
| 7.2.3 创意氛围营造 |
| 7.2.4 政府因势利导 |
| 7.3 制度体系保障机制 |
| 7.3.1 体制改革赋予产业“合法性” |
| 7.3.2 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市场主体 |
| 7.3.3 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产业发展 |
| 7.4 需求结构拉动机制 |
| 7.4.1 需求与文化需求 |
| 7.4.2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互动中的需求结构转变 |
| 7.4.3 需求结构拉动文化创意产业演进的内在逻辑 |
| 8. 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考量 |
| 8.1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回顾 |
| 8.1.1 产业合法性确认以前的产业政策 |
| 8.1.2 产业合法性确认以来的产业政策 |
| 8.2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反思 |
| 8.2.1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经验总结 |
| 8.2.2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问题发现 |
| 8.3 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新思路 |
| 8.3.1 以政策本质与文化创意产业特性为政策出发点 |
| 8.3.2 把产业政策需求与转型发展需要作为政策目标 |
| 8.3.3 用互动机理理论与国际发展经验支撑政策内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转型期我国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0.2.1 理论意义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0.3.1 中等收入者(中产阶层)相关理论回顾 |
| 0.3.2 城乡关系及城乡统筹理论研究综述 |
| 0.3.3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述评 |
| 0.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0.5 研究方法 |
| 0.5.1 文献研究法 |
| 0.5.2 实证研究法 |
| 0.5.3 定性分析法 |
| 0.5.4 定量分析法 |
| 0.5.5 经验总结法 |
| 0.5.6 描述性研究法 |
| 0.5.7 比较研究法 |
| 0.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0.6.1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0.6.2 研究的不足 |
| 1. 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1.1 理论基础 |
| 1.1.1 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1.1.2 收入分配理论 |
| 1.1.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1.1.4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 |
| 1.1.5 城乡关系及城乡统筹理论 |
| 1.1.6 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器”理论 |
| 1.2 本文分析框架 |
| 1.2.1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与说明 |
| 1.2.2 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形成与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型与发展 |
| 1.2.3 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基础 |
| 1.2.4 城乡社会结构与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形成与发展机制：结构分析 |
| 1.2.5 我国新社会阶层结构：结果分析 |
| 1.2.6 转型期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三个基本属性的理论假说 |
| 2. 制度变迁、结构调整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过程及现状分析 |
| 2.1 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 |
| 2.1.1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轨迹 |
| 2.1.2 市场化因素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
| 2.1.4 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
| 2.1.5 就业制度变迁及对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影响 |
| 2.1.6 政策因素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
| 2.2 结构调整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 |
| 2.2.1 经济增长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 |
| 2.2.2 产业结构调整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 |
| 2.2.3 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演变 |
| 2.3 转型期中等收入者阶层现状、规模与特征分析 |
| 2.3.1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现状概述 |
| 2.3.2 转型期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划分标准 |
| 2.3.3 转型期我国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规模的估算 |
| 2.3.4 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收入特征 |
| 2.3.5 城乡中等收入者的消费特征与比较 |
| 2.3.6 城乡中等收入者的职业结构与比较 |
| 2.3.7 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社会认同度与比较 |
| 2.3.8 转型期我国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发展趋势分析 |
| 3. 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实证分析 |
| 3.1 理论假说的经验归纳分析 |
| 3.2 模型建构 |
| 3.2.1 关于三个理论假说的统计描述：散点图、趋势图分析 |
| 3.2.2 计量模型与分析工具的选择 |
| 3.3 数据的选取 |
| 3.4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3.4.1 关于理论假说一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4.2 关于理论假说二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4.3 关于理论假说三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5 简要结论 |
| 3.5.1 结论一：城市化、工业化与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存在正相关性 |
| 3.5.2 结论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存在负相关性 |
| 3.5.3 结论三：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幅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幅，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幅滞后于城镇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幅 |
| 4. 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国际视野与启示 |
| 4.1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
| 4.1.1 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国家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 |
| 4.1.2 智利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
| 4.1.3 亚洲、拉美等国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与优势分析 |
| 4.2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启示 |
| 4.2.1 美国中产阶级历程及现状 |
| 4.2.2 英国中产阶级发展状况 |
| 4.2.3 日本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
| 4.2.4 加拿大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
| 4.2.5 发达国家发展中产阶级的启示 |
| 4.3 转型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及启示 |
| 4.3.1 改革中波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 |
| 4.3.2 转型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
| 4.3.3 转型国家中产阶级兴起与发展的启示 |
| 4.4 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及启示 |
| 4.4.1 南非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现 |
| 4.4.2 印度中产阶级的发展途径 |
| 4.4.3 阿根廷中产阶级的困境 |
| 4.4.4 巴西中产阶级发展的困境 |
| 4.4.5 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和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本文研究的结论 |
| 5.1.1 结论一：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确保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
| 5.1.2 结论二：经济持续增长是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的重要条件 |
| 5.1.3 结论三：制度、政策因素对于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具有重要作用 |
| 5.1.4 结论四：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必须坚持以城乡统筹理念为指导，着力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 |
| 5.2 转型期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建议 |
| 5.2.1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为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奠定基础 |
| 5.2.2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提供就业支撑 |
| 5.2.3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树立富民取向，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 |
| 5.2.4 扩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为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发展提供保障 |
| 5.2.5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建立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的稳定机制 |
| 5.2.6 建立城乡社会和谐运行机制，为扩大城乡中等收入者阶层创造良好环境 |
| 5.2.7 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在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劳资冲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形成、演化与协调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劳资关系问题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本文的逻辑结构与研究框架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与理论要点 |
| 第二章 劳资关系相关理论：劳资冲突问题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
| 一、劳资关系的涵义及表现形态 |
| （一） 劳资关系的涵义 |
| （二） 劳资关系的表现形态 |
| （三） 其他相关问题 |
| 二、劳资关系的实质：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与对立性 |
| （一）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 |
| （二） 劳资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与对立性 |
| 第三章 劳资冲突产生的根源 |
| 一、劳资冲突的涵义及表现形式 |
| （一） 劳资冲突的涵义 |
| （二） 劳资冲突的表现形式 |
| 二、劳资冲突根源的理论分析 |
| （一） 马克思关于劳资冲突根源的理论分析 |
| （二） 西方学者关于劳资冲突根源的理论分析 |
| （三） 国内学者关于劳资冲突根源的理论分析 |
| （四）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根源的理论分析 |
| 三、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根源的实证分析 |
| （一） 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
| （二）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关系主体的形成 |
| （三）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形成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演化机理 |
| 一、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演变 |
| （一） 计划型劳动关系向市场型劳资关系的演变 |
| （二） 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期劳资关系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三） 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期劳资冲突的总体特征及性质 |
| 二、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期劳资冲突的演化机制 |
| （一） 劳资冲突演化的动力机制 |
| （二） 劳资冲突演化的动态视角分析 |
| （三） 劳资冲突演化的静态视角分析 |
| 第五章 国外劳资冲突调节机制的演进及启示 |
| 一、西方国家劳资关系及冲突调节理论的演进 |
| （一） 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 |
| （二） 西方国家劳资冲突调节理论的演进 |
| 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调节机制 |
| （一）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冲突调节机制 |
| （二）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调节机制 |
| 三、国外劳资冲突调节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国外劳资冲突调节机制的借鉴意义 |
| （二） 我国劳资关系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异同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调节目标、调节机制及政策建议 |
| 一、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调节目标：和谐劳资关系 |
| （一） 和谐劳资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
| （二）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背景 |
|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调节机制 |
| (一)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宏观调节机制 |
|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中观调节机制 |
| (三)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微观调节机制 |
| 三、构建中国经济转型期和谐劳资关系的政策建议 |
| (一)强化以劳资关系立法为重点的政府规制体系 |
| (二)建立企业内部劳资力量制衡体系 |
| (三)完善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的外部保障体系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由 |
| (二) 研究妇女参政的社会意义 |
| 二、妇女参政研究文献的检视 |
| (一) 妇女参政问题研究成果概述 |
| (二) 妇女参政研究的主题 |
| (三) 妇女参政理论研究及其方法的不足 |
| 三、本文的分析思路与方法 |
| (一) 本文的目的与基本思路 |
| (二) 本文的资料来源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妇女参政的文化支持系统 |
| 一、文化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
| (一) 文化与人类行为 |
| (二) 价值观和语言中的两性关系 |
| (三) 性别社会化与政治社会化 |
|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偏见与歧视 |
|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
| (二) 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与男尊女卑理论 |
| 三、西方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偏见与歧视 |
| (一) 女人卑下论 |
| (二) 女人祸水论 |
| (三) 女人弱智论 |
| 四、当代西方女权主义对妇女参政的理论贡献 |
| (一) 女权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 女权主义理论对妇女参政的贡献 |
| 五、构建男女平等的先进的文化支持系统 |
| (一) 传统性别文化对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负面影响 |
| (二) 构建妇女参政的先进的文化支持系统 |
| 第二章 妇女参政的政府支持系统 |
| 一、国际妇女参政的政策与措施 |
| 二、委任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妇女参政的主要模式 |
| (一) 政策和法规为妇女参政提供制度保障 |
| (二) 性别比例保障政策保证妇女参政比例 |
| 三、妇联组织与妇女参政 |
| (一) 社会转型与妇联职能的转换 |
| (二) 妇联组织与中国妇女的参政发展 |
| (三) 转型期的妇联组织与妇女参政 |
| 四、社会转型期中国妇女参政的政府支持模式 |
| (一) 中国妇女参政的巨大成就 |
| (二) 中国妇女参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三) 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的政府支持路径 |
| 第三章 妇女参政的准正式支持系统:妇女非政府组织 |
| 一、非政府组织及其对妇女参政的影响 |
| (一)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功能 |
| (二) 国际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妇女参政 |
| 二、中国新型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妇女参政 |
| (一) 中国新型妇女非政府组织及其功能 |
| (二) 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妇女参政 |
| 三、整合妇女非政府组织，促进妇女参政 |
| 第四章 妇女参政的准正式支持系统:联合国 |
| 一、建立保障妇女人权的四个机构 |
| 二、制定保障妇女人权的国际人权公约与文书 |
| (一) 保护人权的着名公约 |
| (二) 保护妇女人权的着名公约 |
| 三、召开促进妇女参政的世界妇女大会 |
| 四、采取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措施 |
| 五、世界妇女参政的成就与问题 |
| 第五章 妇女参政的非正式杜会支持系统 |
| 一、社会关系与政治社会资本的获得 |
| (一) 社会关系网络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 |
| (二) 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 |
| (三) 强关系与妇女参政 |
| 二、家族关系与妇女参政 |
| (一) 南亚妇女参政:强关系支持的典型范例 |
| (二) 家族文化与中国农村妇女参政 |
| 三、亲属和朋友:妇女参政的强关系支持系统 |
| (一) 亲属对参政女性的支持 |
| (二) 朋友对参政妇女的支持 |
| 四、建立妇女参政的社会关系网络 |
| 第六章 妇女参政的自我支持系统 |
|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妇女参政 |
| 二、受教育程度与妇女参政 |
| (一) 受教育程度与妇女政治态度 |
| (二) 受教育程度与妇女政治行为 |
| 三、心理素质与妇女参政 |
| (一) 性别角色与妇女参政 |
| (二) 政治成就动机与妇女参政 |
| (三) 意志力与妇女参政 |
| 四、参政能力与妇女参政 |
| (一) 国外妇女参政能力培养的经验 |
| (二) 女干部能力建设的内容体系 |
| 五、构建妇女参政的自我支持系统 |
| (一) 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 |
| (二) 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 |
| (三) 培养特殊的参政心理素质 |
| (四) 提高妇女参政议政能力 |
| 基木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通向民主之路：东亚民主化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的前提 |
| 第三节 研究的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政治变革与民主化的模式 |
| 第一节 政治变革与民主化：概念与特征 |
| 第二节 结构与时序视野下的政治变革模式 |
| 第三节 主体与行为视野下的民主化模式 |
| 第四节 多元视野下的民主化模式 |
| 第三章 东亚地区的民主化模式 |
| 第一节 台湾民主化的改革模式 |
| 第二节 韩国民主化的移转模式 |
| 第三节 菲律宾、印尼的民主化决裂模式 |
| 第四节 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未完成的民主化模式 |
| 第四章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发展 |
| 第一节 民主化模式的发展效应与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政治发展 |
| 第三节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经济增长 |
| 第四节 东亚的民主化模式与社会发展 |
| 第五章 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差异的原因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因素与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政治发展因素与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 |
| 第三节 发展政策与东亚民主化模式选择 |
| 第六章 东亚经验与通向民主之路 |
| 第一节 通向民主之路:精英主导论抑或决定论 |
| 第二节 东亚经验与通向民主之路的最佳途径 |
| 第三节 通向民主之路的选择与塑造 |
| 第四节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转型期的韩国政治论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D]. 原珂. 南开大学, 2016(04)
- [2]韩国民主转型期实现政治稳定的因素分析及启示[D]. 王春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4)
- [3]转型时期中国法治特点研究[D]. 张岩.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4]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D]. 刘冠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转型期我国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D]. 姜迪武.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4)
- [8]劳资冲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转型期劳资冲突的形成、演化与协调机制[D]. 赵早.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9]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D]. 祝平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06(09)
- [10]通向民主之路：东亚民主化模式比较研究[D]. 刘勇智. 上海交通大学, 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