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决干部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崔德路[1]（2012）在《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用人权是党执政的核心权力之一。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秉持公道正派原则和理念，大力选拔任用德才素质好、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党政领导干部，保证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任务的顺利完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推进干部选任工作民主化改革，既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特别是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出现和蔓延，引起了干部群众的疑虑和反感，选人用人公信度不够高的问题日益凸显。党政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和难点都在于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这已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能否深入推进的一个重要节点。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既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理论渊源。党的干部和干部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思想观点，笔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并对其思想观点进行了归纳概括。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中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这些思想观点为在新的形势下研究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宝藏”和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改革创新的实践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会建设的伟大实践融为一体、协同发展。笔者依据实践演进，将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改革创新划分为初步探索阶段、单向实验阶段、深入发展阶段、整体推进阶段等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重要实践作了深入考察，着力探究真相、把握规律。简言之，扩大民主的基本取向贯穿始终，其成就集中体现为“四个转变”，即选任主体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选任客体由局限于干部向逐步打破身份界限转变；选任方式由以任命制为主向多样化选任方式转变；选任过程由封闭神秘向公开透明转变。但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尚需解决好一些根本性、长远性的深层次问题，关键是处理好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扩大民主与“身份壁垒”、扩大民主与落实用人责任、扩大民主与制度供给等“四个关系”。厘清当前影响公信度的突出问题，是研究解决问题的前提。借助源自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期望失验理论以及社会学有关信任的理论成果，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党组织及其被选拔任用干部的信用与党员群众的信任两个方面。同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主体、制度、过程、结果、风气等五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当前影响公信度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干部制度与体制机制等视角看，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文化根源，也有现实经济政治发展条件的限制；既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自身的缺陷问题，又有干部群众的认知和素质因素；既有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有制度体制的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考察借鉴当今国外政党提高官员选任公信度的有益做法，可以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野。部分发达国家政党提高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经验，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致力于改革的新举措，印度国大党、泰国执政党、前苏联共产党忽视官员选任公信度的惨痛教训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执政党管干部是通行规则，关键在于管干部的范围和方式应科学有效；民主是大势所趋，必须毫不动摇地扩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法治是人民意志的保障，法治化是提高干部选任公信度的成功经验。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路径选择，既是前文分析研究的结论，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和终点。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路径就是不断扩大干部选任工作民主，没有民主化也就没有科学化，制度化也会失去意义。核心路径是以提高干部选任技术水平为切入点，实现干部选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干部选任竞争择优机制，推进干部选任工作的制度化，则是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将把干部选任工作最终导向法治化，这是干部选任工作的必然未来。
谢鹏[2]（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研究说明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禹辉映[3]（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张银霞[4]（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一般地存在严格性程度不同的纪律规矩的约束,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上,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抓住党章依据和纪律建设的主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执纪机构的沿革和职能变迁及执纪实践,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点,查找当前纪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纪律建设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本研究的内容结构而言,除绪论外,主要包括四部分、六章内容:绪论: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界定规矩、纪律、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体系等相关概念,梳理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说明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资料来源及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即第一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为纪律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借鉴;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为纪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观点,为纪律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第二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总结每一时期纪律建设成效、阶段性经验和特点,汲取其中的挫折教训。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基于6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纪律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纵向历史研究,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即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基于以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分析进行现实思考,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立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在知纪方面,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在守纪方面,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在执纪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于瑶[5]（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薛韡[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开展了刀刃向内、气势磅礴的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轴贯穿其中,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从“胶着状态”到如今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性成就表明,构建“三不腐”机制成效显着。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望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方的路,进一步研究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和经验,研究凝炼出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这条基本路径是由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性变革和实践成效演进而来的,是对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三不腐”机制这条基本路径,是贯通一体的有机整体,是相融相成、相互促进的标本兼治,是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反腐败斗争虽然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考验危险和风险挑战依旧长期存在。当前,构建“三不腐”机制在目标实现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平衡问题,腐败存量和增量并存,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需要以坚韧执着的斗志攻坚克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要重点在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这“四个方面”统筹把握,以“3+2+1”为基本建构格局一体推进,健全完善惩戒、预防、自律三大运行机制、制度和责任两个保障机制,同时全力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作用。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的生动实践,必将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直至海晏河清。
曹明珠[7]（2014）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当前,世界各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反腐倡廉成为不同国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多年来,中国一贯强调反腐倡廉建设,采取多种措施治理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从制度层面研究反腐败问题,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为此,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路由以往的单项法规制度的制定上升到“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创新”这一新高度,这对于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交叉研究法、实证分析法以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提出了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研究框架：一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二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三是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运行机制和长效实施机制。本文的正文和结语都是围绕这一框架展开的。第一章导论。该部分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第二章腐败与治理腐败的基本理论。本章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腐败概念的研究成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将“腐败”界定为公职人员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即权力腐败。本章还对腐败成因理论和治理腐败理论进行梳理,阐述了现代化理论、寻租理论、委托—代理论和交互决定理论等腐败成因理论,论述了反腐败战略理论、反腐败体系理论以及反腐败机制设计理论等治理腐败理论。第三章当代中国腐败现象与反腐倡廉阐释。本章从分析权力腐败的突出表现、主要特点以及根本原因入手,找出诱发腐败的个体心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公共权力因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及其成效。第四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本章主要从制度的结构、价值、功能这三个方面入手,紧紧围绕十八大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构建以“四大制度”（教育制度、监督制度、预防制度和惩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并在四大制度中体现教育的长效机制、监督的保障机制、预防的防范机制以及惩治的惩戒机制等四大机制,为建立“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五、六、七、八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第五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础：教育制度建设。本章在明确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考察了目前教育制度建设的实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完善当前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的对策与思路。第六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监督制度建设。本章在了解反腐倡廉监督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监督制度建设的现状及成效,指出了监督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反腐倡廉监督制度的对策与思路。第七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根本：预防制度建设。本章重点论述了反腐倡廉预防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预防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了构建预防制度的对策与思路。第八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点：惩治制度建设。本章分析了反腐倡廉惩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惩治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惩治制度的对策和建议。结语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认为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最终要取得成效,还需要建立长效实施机制和科学运行机制。
吴国斌[8]（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朱庆跃[9]（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指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魏依娜[10]（2013）在《中国转型时期纠风工作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纠风工作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关反腐倡廉全局，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目前，我国纠风工作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已经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纠风功能的发挥，阻碍了“纠风”进程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文章以XX市纠风工作为分析对象，提出当前纠风工作存在问题的根源——运动式纠风工作模式。运动式纠风工作模式在新时期对不正之风的客观发展和主观认识、纠风的方法选择上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和挑战，遏制不正之风，充分发挥纠风工作效能，做到全心全意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成为探究和建立新的纠风工作模式的迫切需求。文章提出建立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适应转型时期的纠风工作需要。进而围绕系统化的纠风工作模式“是什么——怎么实现——注意什么”的思路，对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文章指出，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就是从环境、认知和方法三个维度，系统地把握并构建纠风领域，权变地选择并运用纠风方式，将开放性和互动性寓于有序化管理中，将超前性和权变性寓于常态化管理中，将“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寓于网络化管理中，形成有序化、常态化与网络化相结合纠风工作格局。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实现，不仅需要决策、执行、监督等管理流程的有效衔接还需要联动机制、权责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转。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实现，不仅受到“人”的主观条件的约束，而且还受到制度、技术等工具的制约，机制创新的困境，体制的约束等客观条件。
二、解决干部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解决干部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 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
| 五、 相关概念解析 |
| 第一章 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 |
| （一） 关于干部是人民公仆的思想 |
| （二） 关于“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标准的思想 |
| （三） 关于从工农群众中选拔干部的思想 |
| （四） 关于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的思想 |
| （五） 关于实行干部选举制的思想 |
|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理论 |
| （一） 关于坚持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标准提高公信度的思想 |
| （二） 关于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公信度的思想 |
| （三） 关于凭工作实绩用干部提高公信度的思想 |
| （四） 关于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纠正用人不正之风提高公信度的思想 |
| （五） 关于依靠制度提高公信度的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实践演进 |
| 一、 初步探索阶段（1978 年至 1982 年） |
| （一） 对由个别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
| （二）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确立和实施 |
| （三）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
| 二、 单项实验阶段（1982 年至 1987 年） |
| （一） 尝试民主推选领导干部 |
| （二） 试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 |
| （三） 探索实行民主考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
| （四） 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 |
| （五） 对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程序的初步规范 |
| 三、 深入发展阶段（1987 年至 2000 年） |
| （一） 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制度 |
| （二） 坚持走群众路线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制度化 |
| （三） 防止和纠正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
| （四） 干部选拔任用法治化的初步探索 |
| 四、 整体推进阶段（2000 年以来） |
| （一） 基本形成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制度体系 |
| （二）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健全 |
| （三） 全面推进纠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工作 |
| （四） 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走上法治化轨道 |
| 五、 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工作评析 |
| 第三章 新时期影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问题考究 |
| 一、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影响因素 |
| （一） 党组织及其被选拔任用干部的信用 |
| （二） 党员群众的信任 |
| 二、 当前影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突出问题 |
| （一） 干部选任主体民主化不够 |
| （二） 干部选任制度不科学不规范 |
| （三） 干部选任过程公开透明不够 |
| （四） 干部选任结果得不到群众公认 |
| （五） 干部选任上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 |
| 三、 影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 历史文化根源 |
| （二） 高度集权的党管干部体制的“路径依赖” |
| （三） 经济政治因素 |
| 第四章 国外政党提高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经验教训 |
| 一、 部分发达国家政党提高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的主要经验 |
| （一） 提高党内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主要经验 |
| （二） 提高政府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的主要经验 |
| 二、 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主要经验 |
| （一） 在干部选拔上越来越尊重群众意愿 |
| （二） 改革选举制，扩大干部选举中的民主 |
| （三） 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
| （四） 惩治腐败行为，树立干部队伍良好形象 |
| 三、 国外一些政党忽视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 |
| （一） 印度国大党任人“唯亲”失去执政地位 |
| （二） 泰国执政党任人“唯忠”带来政局动荡 |
| （三） 前苏联共产党任人“唯亲唯忠”导致亡党亡国 |
| 四、 国外一些政党提高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路径选择 |
| 一、 民主化：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民主提高公信度 |
| （一） 推进用人体制民主化改革，切实扩大干部选任主体民主 |
| （二） 落实群众“四权”，扩大群众参与度 |
| （三） 积极推进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增强干部选任工作透明度 |
| （四） 正确把握干部工作民主，切实提高干部选任民主质量 |
| 二、 科学化：以提升干部选拔任用技术水平提高公信度 |
| （一） 以量化分析工具提高干部选任科学化水平 |
| （二） 以类别化提高干部选任科学化水平 |
| （三） 以评估反馈系统为杠杆提高干部选任科学化水平 |
| 三、 制度化：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竞争择优机制提高公信度 |
| （一） 建立完善干部选任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解决干部选任“制度短板”的问题 |
| （二） 严格干部选任制度的制定程序，不断提高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
| （三） 以铁的手腕抓好干部选任制度的执行，切实增强干部选任制度的执行力 |
| 四、 法治化：以强化干部选拔任用法律保障提高公信度 |
| （一） 干部选任工作法治化的必要性 |
| （二） 干部选任工作法治化的可行性 |
| （三） 干部选任工作法治化的基本思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与不足 |
| 一、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所遇问题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基层干部 |
| 三、干部人事制度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主体框架 |
| 一、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 |
| 二、微观和中观层面: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搭建理论依据与主体架构的桥梁 |
|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基层治理与干部行为模式 |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下的基层治理结构 |
| 一、基层权威结构的历时嬗变 |
| 二、基层社会规则及其运行逻辑 |
| 三、基层政权结构与治理形态 |
| 第二节 基层干部的行为动机及其模式 |
| 一、关于人性的三种理论假设 |
| 二、“情境理性”:基层干部的人性假设 |
| 第三节 压力型体制与干部行为逻辑 |
| 一、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 |
| 二、指标化的责任考评体制 |
| 第三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吏治思想及其扬弃 |
| 一、尊重人才,选贤任能 |
|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 三、注重基层,历练培养 |
| 四、加强考核,严格监管 |
| 五、廉洁奉公,节操自爱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初创阶段: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阶段: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阶段:积极探索,深化前行 |
| 四、“新时代”: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
| 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
| 二、秉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强化理论武装和基层历练 |
| 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
| 第四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下政策体系供给不足 |
| 一、制度缺位有待完善 |
| 二、制度衔接有待加强 |
| 三、制度理念有待提升 |
|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失衡 |
| 一、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 |
| 二、“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 |
| 三、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 |
| 四、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 |
| 第三节 制度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 |
| 一、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 |
| 二、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 |
| 三、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 |
| 四、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 |
| 第四节 制度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
| 一、观念障碍: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 |
| 二、体制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迟滞” |
| 三、组织行为障碍:党委及组织部门错位缺位 |
| 四、机制障碍:缺乏吐故纳新的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总体设想:“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 |
| 一、涵盖选育管用四个方面 |
| 二、“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是关键 |
| 三、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选拔任用:提高精准度 |
| 一、考实政治素质,注重群众公论 |
| 二、完善考核评价,加强实绩考量 |
| 三、开展谈心谈话,强化分析研判 |
| 四、细化完善机制,健全过程保障 |
| 第三节 教育培养:提升能力素质 |
| 一、分层分类分级推进培训 |
| 二、完善学习培养系统方案 |
| 三、强化基层一线实践历练 |
| 第四节 管理监督:严格执纪监督 |
| 一、严格遵守监管原则 |
| 二、细化层级管理规定 |
| 三、实施立体监管制度 |
| 四、完善宽严相济体系 |
| 五、正确处理各项关系 |
| 第五节 激励约束:促进担当作为 |
| 一、健全考核激励制度 |
| 二、推进职务职级并行 |
| 三、完善身心关爱机制 |
| 结语:通往现代干部人事管理之路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3）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及其结构特征 |
| 一、政治生态的概念界说 |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结构 |
| 四、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及逻辑架构 |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客体 |
|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 |
| 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 |
| 第三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二、列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探索 |
| 一、党创立时期的特点及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内容 |
| 三、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 |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实践 |
| 一、国共合作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新背景 |
| 二、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危害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具体行动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自觉 |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要求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深入展开 |
| 一、全面抗战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形势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入展开的主要手段 |
| 三、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 |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持续推进 |
| 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党内政治生态的新气象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续推进的新做法 |
| 三、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积极实践 |
| 一、执政党新的历史方位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场域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做法 |
| 三、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新局面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征程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的缘由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
| 一、极“左”路线与党内特殊的政治环境 |
| 二、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原因 |
| 三、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起步和全面展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 |
| 一、改革开放与党内政治生态重塑面临的新任务 |
| 二、党内政治生态重塑的主要举措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 |
| 第二节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修复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与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新挑战 |
| 二、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 |
| 三、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成就 |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新阶段 |
| 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进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 |
| 二、“七个有之”问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的严重破坏 |
| 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的污染 |
| 四、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恶劣影响 |
| 五、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考验 |
| 第二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战略举措 |
| 一、以“严紧硬”替代“宽松软” |
| 二、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
| 三、打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组合拳” |
| 第三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创新 |
| 一、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 |
| 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 三、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修养” |
| 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 五、“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六、“抓住建章立制”及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规定” |
| 第六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
| 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 四、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 |
| 五、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 |
| 六、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 |
| 七、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当代启示 |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 |
| (二)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意义 |
| 二、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 国(境)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 三、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规矩和纪律的概念 |
| (二) 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概念 |
| (三)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概念 |
| 四、研究思路、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路径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批判继承 |
| 一、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中国优秀传统纲纪法规文化向党规党纪的创造性转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 |
| 二、列宁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和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 |
| 一、毛泽东纪律建设思想 |
| 二、邓小平纪律建设理论 |
| 三、江泽民的纪律建设思想 |
| 四、胡锦涛的纪律建设思想 |
| 五、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发展和挫折 |
| 第一节 新中国头七年执政党纪律建设的继承发展 |
| 一、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团结制定新的纪律规范 |
| 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建立 |
| 三、执政党执纪实践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 一、以八大党章为依据制定各项纪律 |
| 二、党的监察机构的重建和监察工作的加强 |
| 三、开展以整风肃纪为重点的执纪实践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和党的纪律建设的严重挫折 |
| 一、党的纪律遭受严重破坏 |
| 二、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 |
| 三、党的执纪实践偏离正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体系的重建和执行 |
| 一、以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十二大党章为标志建立党纪体系 |
| 二、恢复重建纪检监察机构,发挥纪检监察整体效能 |
| 三、按照整党整风的工作要求,狠抓党风党纪建设 |
|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加强和发展 |
| 一、首次颁行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 二、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和党政监督体制改革 |
|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党的执纪实践 |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科学发展 |
| 一、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 二、调整纪检监察体制,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建设 |
| 三、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促进执纪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全面强化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 |
| 一、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纪律建设”的新概念 |
| 二、坚持尊崇党章,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 |
| 四、强调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五、着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纪律建设 |
| 六、着力把纪律建设成果固化为制度 |
| 第二节 “两准则、一条例”实现党纪体系的新发展 |
| 一、十八大党章关于纪律建设的新规定 |
| 二、首次颁布廉洁自律准则和修订纪律处分条例 |
| 三、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细化“六大纪律” |
| 四、制定相关党内法规,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 |
| 第三节 全面深化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 |
| 一、强化党内纪律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
| 二、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倒逼执纪机构责任担当 |
| 三、注重转变执纪方式,聚焦监督执纪问责 |
| 第四节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实践 |
| 一、始终把纪律要求挺在前,持续开展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
| 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纪律监督实践 |
| 三、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倒逼监督执纪落实 |
| 四、打虎拍蝇猎狐,统筹国内外反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 |
| 二、党的纪律建设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 |
| 三、必须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四、必须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 |
| 五、必须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 |
| 六、必须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两个重要手段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党的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 |
| 二、党的纪律建设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
| 三、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 |
| 四、始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 |
| 五、始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 |
| 六、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考 |
| 第一节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立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知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守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执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 |
| 一、立纪环节: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 |
| 二、知纪环节: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 |
| 三、守纪环节: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 |
| 四、执纪环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5）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阐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三不腐”机制的理论源泉和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二、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第二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借鉴 |
| 一、以廉治国理政 |
| 二、以廉选吏治吏 |
| 三、以廉修身为官 |
| 第三节 国际反腐败文明成果借鉴 |
| 一、注重道德教育和职业保障 |
| 二、坚持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一、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 |
| 二、严肃党的纪律 |
| 三、重视民主监督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一、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惩治腐败 |
| 二、探索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一、始终坚持教育为主 |
| 二、着力强化制度建设 |
| 三、加强权力监督制约 |
| 四、保持惩治腐败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三不腐”机制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一、“三不腐”机制的提出过程 |
| 二、“三不腐”机制提出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实践进程 |
| 一、构建不敢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二、构建不能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三、构建不想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第三节 “三不腐”机制的深刻内涵 |
| 一、“三不腐”机制的基本内容 |
| 二、“三不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三不腐”机制的实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成效和经验 |
| 第一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显着成效 |
| 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
| 二、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
| 三、人民群众信任支持提升 |
| 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
| 五、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重要经验 |
| 一、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
| 二、政治统领和全面推进相统一 |
|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融合 |
| 四、抓住少数和管住多数相并重 |
| 五、自我革命和加强监督相协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并存 |
| 二、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 |
| 三、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一、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 |
| 二、党自身结构变化带来多重影响 |
| 三、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存在薄弱环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考量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 |
| 一、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题中之义 |
| 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 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 |
| 四、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基本考量 |
| 一、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有机结合 |
| 二、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齐头并进 |
| 三、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同向发力 |
| 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并驾齐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健全三大运行机制 |
| 一、强化以惩治震慑为重点的惩戒机制 |
| 二、健全以监督制约为重点的预防机制 |
| 三、完善以教育引导为重点的自律机制 |
| 第二节 强化制度和责任保障机制 |
| 一、持续强化制度保障机制 |
| 二、严格落实责任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专责作用 |
| 一、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 |
| 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
| 三、打造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 |
| 1.4.2 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腐败与治理腐败的基本理论 |
| 2.1 腐败及其成因理论 |
| 2.1.1 腐败的概念 |
| 2.1.2 腐败成因理论 |
| 2.2 治理腐败理论 |
| 2.2.1 反腐败战略理论 |
| 2.2.2 反腐败体系理论 |
| 2.2.3 反腐败机制设计理论 |
| 3. 当代中国腐败现象及反腐倡廉阐释 |
| 3.1 当代中国腐败现象理论分析 |
| 3.1.1 突出表现 |
| 3.1.2 主要特点 |
| 3.1.3 根本原因 |
| 3.2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实践及其成效 |
| 3.2.1 反腐败历程 |
| 3.2.2 工作成效 |
| 3.2.3 存在问题 |
| 4.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 |
| 4.1 反腐倡廉“四位一体”体系构建 |
| 4.1.1 “四位一体”制度体系 |
| 4.1.2 严密的制度结构 |
| 4.2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价值分析 |
| 4.2.1 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定位 |
| 4.2.2 制度体系的强大抑制作用 |
| 4.3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功能分析 |
| 4.3.1 制度系统整体功能 |
| 4.3.2 制度子系统功能 |
| 5.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础：教育制度建设 |
| 5.1 教育制度建设概述 |
| 5.1.1 教育制度的地位 |
| 5.1.2 教育制度的作用 |
| 5.1.3 教育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
| 5.2 教育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1 存在“通吃”和“空转”的问题 |
| 5.2.2 存在普及不够、渗透力不强问题 |
| 5.2.3 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
| 5.2.4 缺乏制度保障 |
| 5.3 构建教育制度的对策思路 |
| 5.3.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教育制度 |
| 5.3.2 各学科取长补短,改进教育理念 |
| 5.3.3 创新教育的形式 |
| 6.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监督制度建设 |
| 6.1 监督制度建设概述 |
| 6.1.1 监督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
| 6.1.2 我国监督制度的现状 |
| 6.1.3 监督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
| 6.2 监督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1 工作思路的局限 |
| 6.2.2 体制机制的障碍 |
| 6.2.3 权力监督的失衡 |
| 6.2.4 整体效能的缺失 |
| 6.2.5 监督制度的缺陷 |
| 6.3 构建监督制度的对策思路 |
| 6.3.1 监督主体要全面 |
| 6.3.2 权力约束要硬化 |
| 6.3.3 监督手段要强化 |
| 7.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根本：预防制度建设 |
| 7.1 预防制度建设概述 |
| 7.1.1 预防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
| 7.1.2 预防制度建设的成效 |
| 7.2 预防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7.2.1 惩治与预防力度失衡 |
| 7.2.2 预防制度建设工作进入“瓶颈期” |
| 7.2.3 防范机制的缺失 |
| 7.3 构建预防制度的对策思路 |
| 7.3.1 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
| 7.3.2 完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
| 7.3.3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
| 8.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点：惩治制度建设 |
| 8.1 惩治制度建设概述 |
| 8.1.1 惩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
| 8.1.2 我国惩治制度的现状 |
| 8.1.3 开始注重惩治制度的“治本”功能 |
| 8.2 惩治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8.2.1 惩治机制的滞后性 |
| 8.2.2 惩治机制的不严密性 |
| 8.2.3 惩治结果的不平衡性 |
| 8.3 构建惩治制度的对策思路 |
| 8.3.1 树立专门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
| 8.3.2 建立完善的惩治制度 |
| 8.3.3 现代法治：应对腐败实行“轻刑必罚” |
| 9. 结语：建立反腐倡廉制度的长效实施机制和科学运行机制 |
| 9.1 执行：制度的生命力 |
| 9.2 法制：制度的保障力 |
| 9.3 问责：制度的约束力 |
| 9.4 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四位一体”机制的长效运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路径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重点 |
| 0.5.2 研究难点 |
| 0.5.3 研究创新点 |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转型时期纠风工作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二） 选题的实践价值 |
| 二、 研究综述与空间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空间 |
| 三、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传统纠风工作模式：以 XX 市为例 |
| 一、 XX 市纠风工作的进展 |
| （一） 组织设置 |
| （二） 内容安排 |
| （三） 方法应用 |
| 二、 XX 市纠风工作的思考 |
| （一） 取得的成效 |
| （二） 存在的问题 |
| 三、 传统纠风工作模式：运动式纠风工作模式 |
| （一） 运动式纠风工作模式的意涵 |
| （二） 运动式纠风工作模式的特征 |
| 第二章 传统纠风工作模式存在的弊端 |
| 一、 不正之风的客观发展难以应对 |
| （一） 原有不正之风的持续存在 |
| （二） 新的不正之风的不断出现 |
| （三） 不正之风的深度不断加大 |
| 二、 不正之风的主观认知存在偏差 |
| （一） 忽视不正之风的长期存在性 |
| （二） 忽视不正之风的普遍联系性 |
| 三、 纠风工作的方法选择单一 |
| （一） 制度纠风缺乏无缝隙对接 |
| （二） 科技纠风缺乏硬性约束 |
| （三） 文化纠风缺乏塑造导向 |
| 第三章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构建 |
| 一、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特征 |
| （一） 蕴含开放性和互动性的有序化管理 |
| （二） 蕴含超前性和权变性的常态化管理 |
| （三） 蕴含全面性与带动性的网络化管理 |
| 二、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框架 |
| （一） 环境的全面把握 |
| （二） 认知的理性构建 |
| （三） 方法的权变组合 |
| （四） 三个维度的关系与目标 |
| 第四章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实现 |
| 一、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实现流程 |
| （一） 决策阶段 |
| （二） 执行阶段 |
| （三） 监督阶段 |
| 二、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实现机制 |
| （一） 建立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的多方联动机制 |
| （二） 建立各司其职、相促相生的权责一致机制 |
| （三） 建立纠建并举、止于源头的权利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挑战 |
| 一、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主观约束 |
| （一） 决策者的主观约束 |
| （二） 执行者的主观约束 |
| （三） 监督者的主观约束 |
| 二、 系统化纠风工作模式的客观制约 |
| （一） 方法层面的制约 |
| （二） 流程平台的制约 |
| （三） 机制层面的困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解决干部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研究[D]. 崔德路. 曲阜师范大学, 2012(12)
- [2]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银霞. 武汉大学, 2017(06)
- [5]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D]. 薛韡.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D]. 曹明珠. 内蒙古大学, 2014(01)
- [8]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
- [9]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10]中国转型时期纠风工作模式研究[D]. 魏依娜. 吉林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