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论文文献综述）
郭帅[1]（2019）在《1964年文艺批示的版本问题》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1964年文艺批示一直以来存在着两个版本,即"着重号版本"和"无着重号版本"。从档案文献和毛泽东手稿来看,"着重号版本"应该是原始版本,并且,在这条批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着重号"的使用。"无着重号版本"并非无中生有,它的出现也是历史现场生成的特殊话语。这种版本流变包含着巨大而又微妙的历史信息,它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最高层的考量与流变过程中的话语生产方式,使我们看到了那段历史如此丰富而又反复的细节。
俞悦[2]（2019）在《毛泽东着作在法国的传播（1949-1977）》文中认为毛泽东着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着作的译介出版也是上世纪中国对外宣传的重点。法国是毛泽东着作域外传播的重要对象国之一。本文将毛泽东着作法文版作为一个传播对象,首先分别梳理法文版毛泽东着作在中国和法国译介出版情况,分析其译介方式、出版动机以及出版特色等;其次,总结毛泽东着作法文版在法国的发行与传播渠道,探究发行策略对着作传播的影响;再者,从民众的思想诉求、中法关系以及出版形态等角度,探讨毛泽东着作在法国获得传播的原因;最后,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着作在法国受众间的接受情况,主要探究其社会团体与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着作的阅读和接受特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着作在法国传播的研究,补足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对着作本身传播研究缺失的不足,为毛泽东思想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李晓磊[3]（2019）在《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以接受美学理论为切入点,系统研究和梳理“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十七年”时期、文革期间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与文学创作、传播以及文学规范之间形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本文坚持理论阐释与实证相结合,立足于不同历史时期“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读者与作者、出版机构互动的文学史料,对各个阶段“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学接受过程进行总结归纳,研究分析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文艺政策和文学规范对文学创作及传播的影响以及原因,同时兼顾文学接受随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期待视野的变化而呈现的不同面貌,对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反应进行阐释。通过对比各个阶段“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文学接受的异同,分析论证为何在不同政治话语环境和文化传播体制下,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所表现的“大众化”特征。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十七年”时期,在“工农兵方向”确定为新的文学方向后,诞生了一大批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反映他们的革命经历和生活内容,被学界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品。其中,通过描写人民军队武装斗争而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长篇战争小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拥有庞大的受众面,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对文学创作、作品传播、文本改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始终贯穿其中,随着“十七年”时期读者意识不断强化,“文艺大众化”的标准被统一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发展了根本性地转变。“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作为“启蒙者”的作者被划分身份等级,成为了“被改造者”,他们必须根据“工农兵”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标准调整创作,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第三,在新的文学规范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作家们不仅是文学创作者,同时也承担着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他们必须通过作品向全国民众普及和宣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面对“工农兵”读者群体文学素养不高的社会现实,他们必须通过调整叙事策略来进行革命历史的传播和革命意义的宣讲,用作品中所高扬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和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第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从革命经典被批判为“革命毒草”,但为了充分利用作品的影响力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在文化革命激进派的统一组织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通过被“样板化”的改造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并且达到了进一步净化读者期待视野的目的。第五,新时期以来,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浪潮冲击下,由于“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中的“传奇”因素和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既能向大众普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新中国诞生的意义,缓解大众对信仰缺失的焦虑,又能为商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也因此随着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而经历了更为娱乐化、大众化的传播。本文通过以上研究,以期整体把握“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各个历史时期读者接受的状况,反映读者群体的变化对不同阶段文本传播的重要影响,并梳理出读者与作者、文本、出版机构以及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多维张力,作为重新审视“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的一次有意义尝试。
武克姣[4]（2019）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整风学习为主线贯穿全文,将陕甘宁边区作为地理位置出发,研究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的整风学习,主要研究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以及中央文委系统,中央文委虽属于文艺机关,但在整风学习中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因而也属于党政机关。最后文章落脚到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学习的现实启示。首先,从整体性上介绍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整风运动入手,详细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深入探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过程和内容。其次,对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的整风学习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总结了其各自整风学习独特的方式和特点,说明了整风学习的复杂性和针对性。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侧重于党风学习,主要是在边区政府系统、党委系统以及军队系统开展整风,在高干会议后,其整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进行深入发展;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侧重于党风和学风学习,其分六个部,先后顺序也不一样,内容安排由浅入深,根据具体情况,整风任务各有侧重,采取的整风方法形式多样。中央文委系统的整风学习侧重于文风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整风更为深入。以鲁迅艺术学院的整风为例,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文艺界的整风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从文艺工作者来说,以丁玲和萧军的整风为代表,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积极完成思想改造的典范,而萧军则是与党的文艺政策逐渐偏离,旨在说明在整风学习中对人的转变的复杂性。最后,本文的落脚为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学习的现实启示,以期能够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关于领导干部、巩固党的领导、文艺工作服务方向和正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些许启示。
张学娟[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任云飞[6]（2018）在《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8年底,在北平全城解放之前,解放军下属文管会已对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成功接管,后来又接管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在接管中,文管会首先铲除了国民党、三青团残余势力,废除了国民党党义课程和训导制,在各校设立校委会管理校政。对于教会高校和私立高校,文管会坚持了维持原状,仅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的方针。随后,文管会在各校建立了政治大课制度,对广大师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安排他们通过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实践中深入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管会对各大高校的课程进行了精简,加入了马列主义学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等内容,并作为必修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造绕不开的话题。北京众多高校的教授大都曾在西方求学,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在思想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在错误认识。从1950年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清理中层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等一系列旨在改造、教育广大教师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越来越剧烈,虽然出现了随意上纲上线、学生斗老师等不良现象,却从根本上破除了高校教师们的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了教育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为之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高校的组织结构,各高校人事权和重大事项的裁决权统一归教育部,高校各部门实行集体领导制,分别设立管委会。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教会高校、私立高校开始出现生源短缺,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的恶化,燕京、辅仁等教会高校和大批私立高校悉数被改为公立,私立高校在北京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开始从地下转为地上,纷纷公开组织,随着广大师生觉悟的提升,他们入党、入团积极性高涨,党团组织迎来了大发展。通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1951年到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堪称改造的高潮,无论是波及范围,还是调整幅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少见的。北京的高校院系调整,是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对高校院系、课程、教学等各方面的彻底改造。运动以195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北京解放之初,院系调整较为缓慢,1952年为调整的高潮,短短数月的时间,北京几乎所有高校中的院系皆被重新打乱再次整合,综合性高校锐减,大批单科性理工科院校和多科性理工类院校相继产生,着名的有“八大学院”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作为新设立高校,其组织结构特点值得注意。接收、改造高等教育,必然要涉及课程的改造。文管会对高校课程的改造,是按照先政治课、后专业课,先文法专业、后理工专业的次序进行的。各高校删减了大量不合时宜的课程,添设了一些苏联高校的课程,但是照搬过于艰深的苏联教材,也增加了师生的负担。在教学中,北京高校模仿苏联体制,系之下分专业,专业下设若干教研组,以教学研究组为基本教学单位。在讲课前制定教学计划,按照苏联教学大纲进行讲授,甚至翻译、使用了大量苏联教材。此外,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更加突出“整齐划一”,小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甚至课程的增减,都要由高等教育部定夺,全国高校开始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北京高校也开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高校自主权大为缩小。苏联模式的优势是突出课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政策的提出,我们仿照苏联模式,也开办了大批工农速成中学。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师生的生活状态,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南下工作团、暑期学习团、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学园等,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并且通过实地参加土地改革,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可爱和剥削阶级的丑恶,消除了原先的错误认识。朝鲜战争爆发后,广大师生又投入到抗美援朝的宣传中去,他们深入乡间,用各种形式向民众宣传,还纷纷向前线捐款捐物,一些同学甚至直接要求参军,奉献自己的一切,体现了勇于报国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改造是北京高等教育逐步由欧美式向苏联式转换的过程。夺取革命胜利不久的中共,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习苏联经验被认为是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的捷径。但是没有很好地联系国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得不够好,出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在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中,采用“运动式治国”的方式,出现了“一刀切”等简单粗暴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北京高等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各大高校规模扩大,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工农群众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人才保障,也为以后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高冠龙[7]（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张器友[8]（2016）在《1954—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之我见》文中指出1954—1955年思想文化界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为多种历史合力所造就,是人民立国的需要,取得了重要成果。批判过程中虽然存在某些局限,但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这场批判。这场批判启示人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毫不含糊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
徐玉松[9]（2016）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 ——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它宣喻党的文学方针政策,统一文学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建构或调整文学体制,规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方法,制定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活动框架,规划了当代文学生产的方向。范式（paradigm）理论经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提出,已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本文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文学范式是文学观、文学体制和文学范例的总和,指特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学工作者所一致遵循的文学观念、理论原则、制度规范、话语类型和应用范例。本文认为:在共和国初期三十余年的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代会的召开是构建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仪式,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范式嬗变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四次文代会构建了三种形态的文学范式。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构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1949-1956）。在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段期间,新生的国家展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想象,按照苏联模式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经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整合文学共同体,达成反映论文学观共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初步建立高度集中和组织化的文学体制,并以解放区文学为范例,工农兵美学由此崛起。第三次文代会构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1956-1976）。1956年,国家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由文学战线的斗争、摇摆,迟至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才完成文学范式的革命,由“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由于国内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直到“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才走向常规文学阶段,工具论文学观成了共同信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专制化的文学体制,“样板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范例。第四次文代会构建了“新时期”文学范式（1976-1985）。随着专制文学时代的结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审美论文学观得以确立,文学体制日渐松动,文学创作和批评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文学题材、文学方法、人物类型等禁区被打破,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与西方文学理论方法的引进并行不悖,文学范例日趋多元化,文学逐渐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中国当代文学三种范式在文学观、文学体制、文学范例上存在明显差异,却又在文学资源、思想逻辑和活动框架上呈现了连续性。因为文学体制改革,1985年后,垄断地位的、统一的文学范式解体。不过,文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的文学知识、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形成新的文学共同体,从而产生新的文学范式。
刘志强[10]（2016）在《“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音乐文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大革命”（文中简称“文革”）是建国以后波及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政治运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期,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文革音乐”,其成为了“文革”期间的主流文化形式,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和“文革”期间极少数没有被停刊的报纸,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它的报道可以说是政治的方向标。通过研究“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中发表的与音乐相关的文章,深入的探寻这场运动中政治家们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个体的互动,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更好地继往开来。论文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对象、意义,研究现状与创新,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章“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和《人民日报》的性质以及“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人民日报》进行概述。第二章中共文艺方针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中共文艺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在“文革”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的“左”倾错误,如何推动“文革”运动的发展。第三章“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音乐报道的概况描述,主要将“文革”时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音乐的文章按照时间、类别进行整理,分析“文革音乐”的内容及其特性,展现官方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宣传来维护自身地位和引导阶级意识。第四章“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中的音乐文论分析,在上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论证“文革”时期主要音乐内容以及反映出的问题。结语。本文以“文革”这个特殊时期中《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音乐文论为切入点,探讨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文革音乐”在“文革”这场社会运动中所凸显的政治功能。从政治传播学角度,进行数据分析,探究音乐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厘清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人物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通过利用“文革音乐”进行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展现这一个特殊时期的发展过程,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态景象。
二、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论文提纲范文）
（2）毛泽东着作在法国的传播（1949-1977）（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在海外传播的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在法国的传播概况 |
| 1.2.3 毛泽东着作在法国传播的背景及原因 |
| 1.2.4 法国对毛泽东及其相关思想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界定 |
| 第二章 中国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法译本 |
| 2.1 中国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法译本概况 |
| 2.2 译介团队 |
| 2.3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与传播 |
| 第三章 法国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法译本 |
| 3.1 中国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法译本概况 |
| 3.2 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的法国出版社 |
| 3.3 译介方式 |
| 3.4 毛泽东诗词的法文译介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在法国的发行 |
| 4.1 中国官方组织建立发行网 |
| 4.2 凤凰书店 |
| 4.3 自主成立出版社 |
| 4.4 出版发行策略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在法国传播的原因 |
| 5.1 法国民众的思想需求 |
| 5.2 中法关系变迁的影响 |
| 5.3 平装书革命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在法国的接受 |
| 6.1 毛派团体的产生 |
| 6.1.1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 |
| 6.1.2 “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 |
| 6.1.3 无产阶级左派(GP) |
| 6.2 法国知识分子的毛主义接受 |
| 6.2.1 萨特与福柯对毛主义的认同与接受 |
| 6.2.2 对《矛盾论》的接受与再阐释 |
| 6.2.3 原样派的毛主义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49-1977外文局毛泽东着作法文出版目录 |
| 附录二 在法国开展出版发行工作半年小结 |
（3）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范围界定 |
| 二、“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综述 |
| 三、“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革命历史传播 |
| 四、接受美学视域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为工农兵服务：“十七年”文学读者意识的建立 |
| 第一节 从“文艺化”大众到文艺“大众化” |
| 一、作家身份的转变 |
| 二、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定 |
| 三、“文艺大众化”标准的统一 |
| 第二节 理想读者的设定 |
| 一、“工农兵”隐含读者 |
| 二、作家与工农兵的结合 |
| 第三节 “工农兵”读者期待视野的统一 |
| 一、读者批评权威的树立 |
| 二、革命历史与文学想象的集合 |
| 三、革命理想主义的灌输 |
| 第二章 革命观念的重塑：“十七年”时期长篇战争小说的读者接受 |
| 第一节 如何讲述革命：读者阅读兴趣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
| 一、作家身份的多重性 |
| 二、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的错位 |
| 三、叙事策略的选择 |
| 第二节 革命意义的阐释：读者与文本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互动 |
| 一、作家对创作的调整 |
| 二、出版机构对文本的修改 |
| 第三节 文本意义的升值：读者对革命历史的净化型认同 |
| 一、重塑革命历史认知 |
| 二、英雄式的人格升华与思想净化 |
| 第三章 从“经典”到“毒草”：文革时期“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读者接受 |
| 第一节 以读者名义进行批判 |
| 一、文学规范的完全政治化 |
| 二、读者身份的置换 |
| 第二节 对文本的“样板化”改造 |
| 一、政治语境下的价值评判 |
| 二、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净化 |
| 三、读者审美体验的改造 |
| 第四章 革命意义的消解：消费文化语境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读者接受.. |
| 第一节 革命的文化消费：读者接受动机的转变 |
| 一、消费文化对大众信仰的冲击 |
| 二、接受动机的多重性 |
| 第二节 商业化改编的困境：读者期待视野的异变 |
| 一、争议非议中的改编热潮 |
| 二、受众群体主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
| 第三节 对经典的守护：读者批评的自觉 |
| 一、战争文化心理与商业大众文化的冲突 |
|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 |
| 三、新世纪读者期待视野的多元化 |
| 结语 |
| 一、“十七年”文学规范中的接受美学因素 |
| 二、读者身份的真伪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1.已有研究成果 |
| 2.主要学术观点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研究的创新点 |
| 2.不足之处 |
| 一、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运动概述 |
| (一)陕甘宁边区概述 |
| 1.地理位置简述 |
| 2.政治地位简述 |
|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
| 1.战争环境为延安整风的开展带来可能性 |
| 2.思想环境为延安整风的开展提供必要性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 |
| 1.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 |
| 2.整风运动的普遍整风阶段 |
| 3.整风运动的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
|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 |
| 1.整风运动的“二十二个文件” |
| 2.整风运动的方针、方法 |
| 二、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 |
| (一)陕甘宁边区系统整风运动的组织机构 |
| (二)陕甘宁边区系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1.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学习 |
| 2.边区党委系统的整风学习 |
| 3.边区军队系统的整风学习 |
| (三)陕甘宁边区系统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 |
| 1.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 |
| 2.西北局高干会议对边区系统整风学习的影响 |
| (四)结论 |
| 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
| (一)中央党校的机构设置 |
| (二)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总体安排 |
| (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具体开展 |
| 1.中央党校第一期的整风学习 |
| 2.中央党校第二期的整风学习 |
| (四)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组织形式 |
| (五)结论 |
| 四、中央文委系统的整风学习 |
| (一)文艺座谈会的准备：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现状的认识 |
| 1.揭露现实黑暗的问题 |
| 2.脱离群众的倾向问题 |
| 3.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
| 4.文艺界的团结问题 |
| (二)文艺界整风的前奏：王实味《野百合花》 |
| (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四)文艺座谈会的影响：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
| 1.鲁艺的整风学习 |
| 2.作家的整风学习 |
| (五)结论 |
| 五、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运动的现实启示 |
| (一)注重领导干部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
| 1.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武装 |
| 2.领导干部要注重联系实际 |
| (二)切实巩固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地位 |
| 1.发挥党校的作用 |
| 2.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
| (三)明确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服务方向 |
| 1.文艺创作要为人民服务 |
| 2.文艺创作要为时代发声 |
| (四)正视整风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
| 1.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
| 2.正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重点 |
| (三) 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北平高校 |
| 第一节 公立高校 |
| 第二节 教会高校与私立高校 |
| 第三节 党的活动与学生运动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等院校的接管和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等院校的接管经过 |
| 第二节 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京高等院校的初步改造 |
| 第三节 思想改造、三反、“清理中层运动”在北京高校中的展开 |
| 第三章 接管后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等院校组织结构的调整 |
| 第一节 公立高等院校组织结构的变迁 |
| 第二节 教会高等院校组织结构的变迁 |
| 第三节 高校内中共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
| 第四章 北京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
| 第一节 北京高等院校调整的开始 |
| 第二节 北京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高潮 |
| 第三节 北京的新建高校及其特点 |
| 第五章 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校园生活的变化 |
| 第一节 课程设置 |
| 第二节 师生生活 |
| 第三节 教学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五、创新点和难点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
| 第一节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形势 |
| 二、“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三、1977、1978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
| 第二节 经济工作中出现新冒进 |
|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 |
| 二、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 |
| 三、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 |
| 四、新冒进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
| 一、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 |
| 二、会议名单及分组 |
| 三、会议的主要经过 |
| 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会议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讨论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
| 一、如何认识我国的当前形势 |
| 二、如何认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
| 三、如何认识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 |
| 二、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 |
| 三、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 |
|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则 |
| 一、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 |
|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
| 三、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是做好宣传工作 |
| 四、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三章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问题的讨论 |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 一、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权力过于集中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 |
| 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放权让利于地方和企业 |
| 第二节 对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 |
| 一、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 |
| 二、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环境 |
| 第四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与评价 |
| 第一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 |
| 一、国民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
| 第二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
| 一、会议的历史意义 |
| 二、会议的主要特点 |
| 三、会议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1954—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9）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 ——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一、文代会研究现状 |
| 二、当代文学范式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范式理论的提出与内涵 |
| 二、范式理论的基本概念 |
| 三、文学范式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意义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文代会与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文代会与当代文学范式的形塑 |
| 一、文学观的统一 |
| 二、文学体制的建构 |
| 三、文学范例的塑造 |
| 第二节 文代会与当代文学范式的形态 |
| 一、重新认识当代文学史分期 |
| 二、当代文学范式的延宕特征 |
| 三、当代文学范式的三种形态 |
| 第三节 文代会与当代文学范式的革命 |
| 一、革命的原因：反常现象和危机 |
| 二、革命的表征：文代会的召开 |
| 三、革命的完成：嬗变与进步 |
| 第二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 |
| 第一节 新想象：国家文学的设计 |
| 一、建国前的文学观论争 |
| 二、反映论文学观的确立 |
|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倡 |
| 四、文学共同体的构成 |
| 第二节 新体制：文学体制的初建 |
| 一、文学机构的建立 |
| 二、文学期刊的管理 |
| 三、文学批评的法则 |
| 第三节 新美学：工农兵文学的崛起 |
| 一、工农兵文学的范例培植 |
| 二、工农兵文学的话语编码 |
| 三、工农兵文学的话语类型 |
| 第三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 |
| 第一节 新道路：社会主义文学道路的探索 |
| 一、工具论文学观的形成 |
| 二、走向常规文学的曲折历程 |
| 三、工农兵创作主体的涌现 |
| 第二节 新机制：文学体制的专制化 |
| 一、文学机构的专制 |
| 二、文学期刊的专制 |
| 三、文学批评的专制 |
| 第三节 新风格：样板文学的突起 |
| 一、样板文学的范例变迁 |
| 二、样板文学的话语编码 |
| 三、样板文学的话语类型 |
| 第四章“新时期”文学范式 |
| 第一节 新认识：改革时期的文学想象 |
| 一、文学思潮解放的潮汐 |
| 二、审美论文学观的形成 |
| 三、革命现实主义的提倡 |
| 四、文学共同体的分裂 |
| 第二节 新状态：文学体制的重建 |
| 一、文学机构的民主管理 |
| 二、文学期刊的自主管理 |
| 三、文学批评的审美转换 |
| 第三节 新征程：走向多元的新时期文学 |
| 一、新时期文学的多元范例 |
| 二、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原则 |
| 三、新时期文学的话语类型 |
| 第五章 当代文学范式嬗变的辨识 |
| 第一节 范式的边界与阻抗 |
| 一、范式的边界 |
| 二、短暂的反复 |
| 三、主流与支流 |
| 第二节 范式的断裂与承续 |
| 一、范式的区隔 |
| 二、范式的承续 |
| 三、革命与进步 |
| 第三节 范式的解体与新生 |
| 一、解体的原因 |
| 二、危机的呈现 |
| 三、范式的再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音乐文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关于“文革”的研究 |
| (二) 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 |
| (三) 国内关于“文革音乐”的研究 |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 |
| 一、“文革”的界定 |
| (一) “文革”的性质 |
| (二) “文革”的发展阶段 |
| 二、《人民日报》概述 |
| (一) 《人民日报》的内涵 |
| (二) “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 |
| 第二章 中共文艺方针政策的发展 |
| 一、中共早期文艺方针政策的形成 |
| 二、“文革”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 |
| 三、中共对音乐教化功能的角色定位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音乐文论的概况 |
| 一、统计对象的说明和主要统计方法 |
| 二、音乐报道情况描述 |
| (一) 按报道数量 |
| (二) 按版面分类 |
| (三) 按文体类型分类 |
| 第四章 “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中的音乐文论分析 |
| 一、林彪与“语录歌” |
| (一) “语录歌”的开端 |
| (二) “语录歌”的发展 |
| (三) “语录歌”的消失 |
| 二、江青的文艺革命“样板戏” |
| (一) “样板戏”的产生与确立 |
| (二) “样板戏”的发展 |
| (三) “样板戏”的特点 |
| 三、“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音乐文论反映出的问题 |
| (一) 内容单一的“文革”音乐 |
| (二) 政治色彩鲜明的“文革”音乐 |
| (三) 社会化的“文革”音乐 |
| (四) 大众媒体的工具化 |
| (五) 音乐传播的符号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文革”期间《人民日报》音乐文论 |
| 致谢 |
四、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论文参考文献）
- [1]1964年文艺批示的版本问题[J]. 郭帅.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19(05)
- [2]毛泽东着作在法国的传播（1949-1977）[D]. 俞悦.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9)
- [3]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D]. 李晓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整风运动研究[D]. 武克姣. 长安大学, 2019(12)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D]. 任云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1954—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之我见[J]. 张器友. 西部学刊, 2016(06)
- [9]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 ——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D]. 徐玉松. 苏州大学, 2016(08)
- [10]“文革”时期《人民日报》音乐文论研究[D]. 刘志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