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陶海洋[1]（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指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吕锡月[2]（2019）在《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研究》文中认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矛盾,这一事件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有直接关系。赫尔利在华后期,既无法遏制国共日益激烈的军事冲突,也失去了充当第三方调处者的中立属性,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赫尔利不顾中国国情,机械地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基于杜鲁门的对华声明,马歇尔的新使命似乎是试图改变美国在国共之间业已出现的失衡及维护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道义上的形象,以使中国政局朝着可控的有利于美国的一面发展。然而,从马歇尔在华期间的实际作为来看:其调处第一阶段调处尚属中立,第二阶段则有助蒋内战之嫌。第一阶段中,马歇尔促使国共签订停战令,组织整军谈判,协调各方达成政协决议,此间国民党妥协较大,中共得利不少。第二阶段的调处,专注于东北地区,中共在东北捷足先登,马歇尔多有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之举动,以使东北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简言之,全国范围内中共处于弱势,马歇尔支持中共的政治诉求;国民党接收东北处于弱势,马歇尔则帮助国民党武力接收东北。尽管他一直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角色,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国共都认为马歇尔支持对方。他一方面以军事禁运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接受调处,一方面又同意美国出让战时剩余物资给国民党,其目的是支持国民党通过自我改革,容纳共产党,建立稳定、民主的统治,而又不失去共产党,引起苏联的干涉。毋庸置疑,无论是在价值取向,还是在实际援助上,在国共两党之间,美国更倾向于国民党。而国民党也从美国获益甚大,甚至把美国当做支撑国内统治的靠山。由此造成的“援蒋”、“扶蒋”的意味甚浓,在中共一方看来,尤其如此。然而,“扶蒋”未必反共。一方面,与一个反对派在和平相处中来竞争,按照美国的政治思维,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中共也是美国在中国要打的牌之一,以要挟国民党政府,使美国在华利益最大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与中共保持接触,并建立一定的友好关系对美国在华利益都是积极的,更何况如此一来也能起到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的怀抱。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战略意图,就是努力打造一个亲美的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特别是能容纳共产党的国民党政府。然而,在实际问题上,特别是具体介入国共之争的时候,美国的意图往往失衡失措。马歇尔调处试图维护国共在实际强弱上的平衡;强的让它继续强,弱的让它继续弱。问题是国民党要更强,共产党则不愿意过弱。国民党有一种实力上的优越感,共产党则有一种政治上和民意上的优越感,彼此的优越感使双方都不愿过多让步。他们之所以都同意马歇尔居中调停,乃是希望依靠美国的压力来获得自己更大的权益。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背景下,无论蒋介石和国民党怎样对美国不满,在心理上与美国仍然会有“一体”的感觉;而中共与美国无论走的多近,都会有难以化解的隔膜。而美国对国共两党也自然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少数美国外交官没有能够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王桧林[3]（199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文中研究指明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已注意研究,不过大多数学者只注意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而对其他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却较少探讨。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只谈下面三个问题。一、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1978年以前,中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似乎很少异议。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研究,对西方一些学者忽视或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应该的。但也有学者在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起点的问题。有些外国学者也持此种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如下: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王桧林[5]（199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已注意研究,不过大多数学者中注意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而对其他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却较少探讨。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只谈下面三个问题。
许屹山[6]（2013）在《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 ——以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演变为背景》文中研究指明中日关系是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的关系之一。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口关系成为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外交学的重点和热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从某一个特定的人物个体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系统研究中日关系的理论着作和专业文献。因此,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从近现代中日关系演变的背景出发,以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共党史相结合的视角,以毛泽东这一党史方面特殊人物个体的日本观来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及其演变,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观”即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毛泽东的日本观”可以简单界定为：在近现代中日关系演变的不同时期,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毛泽东对日本的总认识和根本看法。具体外延包括：在上述总的方法论指导之下,毛泽东形成的对日本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包括毛泽东在分析、处理中日关系时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及所采取的对日战略、策略等。毛泽东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若干个不同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既有继承性,又有重大不同,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影响每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日本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每个特定历史时期中日关系面临的主题和矛盾的外在因素,又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也有毛泽东个人特性及战略策略方面的原因。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所代表群体对日本的不同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代表了一个进步青年学子对日本的认识；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则代表了一个共产党员对日本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认识；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对日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则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对日认识。毛泽东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毛泽东的日本观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方针的制定,新中国成立后则直接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毛泽东一生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之中,毛泽东的日本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对日方针、政策尽管有所变化,但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一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二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大思想遗产是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也是毛泽东对日观中的主题与灵魂,始终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的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是把握毛泽东一生日本观的一条主线,更是我们必须永远继承与不断发扬的思想瑰宝。在毛泽东一生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之中,毛泽东的日本观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思想瑰宝,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认真对其进行总结,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之下,从毛泽东的日本观中得到一部分启迪和智慧,修复陷入低谷状态的中日关系,促进当今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文分为导论、主体和结语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导论从选题意义、研究范畴的界定、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内容（含基本观点、研究重点与主要创新）五个大部分介绍本文的相关情况。主体为本文的主要部分,主要分为七章内容,包括如下：第一章为毛泽东的早期日本观（1910-1920）部分。以毛泽东作为个进步青年学生的日本观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对日认识。第二章为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毛泽东的日本观（1921-1931）部分。以毛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日本观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从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毛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对日认识。第三章为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日本观（1931-1945）部分。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日本观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对日认识。第四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的日本观（1945-1949）部分。以毛泽东个人的日本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观两方面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本章继续考察了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中日关系特殊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及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对日认识。第五章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日本观（1949-1976）部分。本章为毛泽东的日本观最为丰富和复杂的部分,以毛泽东个人的日本观和中国政府的日本观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演变为基本线索,集中探讨了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前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及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对日认识。第六章为毛泽东的日本观的特点部分。从宏观上分析了毛泽东-生不同历史时期日本观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七章为毛泽东的日本观对发展当代中日关系的启示部分。联系当今中日关系的现实,主要概括了四个方而的启示。结语为本文的总结部分,从宏观上总结了毛泽东一生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及毛泽东的日本观留下的思想遗产。
王占仁[7]（2009）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文中提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联系紧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由表及里的鉴别和分析基础上,以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和科学把握为前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命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的大背景中来开展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的高度,深入细致地考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主体思想和支柱理论包括“一条道路”和“三大法宝”,即社会革命理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武装斗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关系。对于各个基本理论,以翔实的国情情况和历史背景材料,理论结合实际,分别展开论述运用了哪些基本原理,结合了什么样的国情和重大形势变化,总结了哪些国际共运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独创性历史经验,汲取了哪些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通过理论创新过程的细化展开,具体体现并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用事实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俾使经验既有理论升华,又有可操作性。第一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扞卫、发展和推广以及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主要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三是从意义、内涵、实质、进程、体系、主体、民族形式、反倾向性斗争等八个方面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第二章:共产国际、联共（布）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影响,主要探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关于东方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同时探讨毛泽东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等具体问题;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论证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是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密切相关。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制度根源,由于有严格的制度作为保障,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中央是要无条件执行的,所以当时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首先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正确与否有直接关系。从三次“左”倾错误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是阐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既不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更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内涵更丰富,范畴更广泛。论证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是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由来。第三章: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关系。着重探讨两次国共合作领导方式的差异和“苏联利益中心论”等问题,揭示出两次右倾错误的深刻国际背景。从全新视角来评价和理解两次右倾错误,重点理顺组织负责与个人负责,合作共事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二是阐述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关系。“左”倾关门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阶级关系上不懂得把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把中间势力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反对、推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打击富农的政策;三是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五条基本结论: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比共产国际更早地注意到农民问题,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更坚定地把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比共产国际更科学、更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重要问题;比共产国际更具体地指出了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比共产国际更精辟地概括提出了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共产国际、联共（布）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进攻路线的关系。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进攻路线既如出一辙,又不断升级。遵义会议上实际地解决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此后毛泽东又对“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进攻路线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彻底清除其负面影响;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的关系。提出以“先后顺序”、“工作重心”、“时机把握”为主要标准判断“农村中心”还是“城市中心”。按此标准来衡量,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确实实现了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而临时中央却没有放弃“城市中心”的思想,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存在的反复性和不彻底性主要是临时中央的问题;三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关系。毛泽东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军队建设的理论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又突破了此前已经形成的先城市后农村的革命基本模式,走出一条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这是对传统的突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科学理论。第五章:共产国际、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基本原则之上;二是阐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各个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的错误作法进行了批判和纠正,表现在:批判“唯成份论”,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批判教条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三大作风”建设、克服偏重集中的弊端,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批判宗派主义,贯彻“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三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是独立自主,既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二是理论建设,这是党的建设根本的首要任务;三是党际关系问题,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发展党际关系。第六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不是共产国际封的,靠的是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和战略家的杰出智慧及其党内斗争的高超艺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不只是针对毛泽东本人,而是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党内领导层状况进行科学判断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可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二是阐述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三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的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前提和理论基础;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重要途径;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实践基础;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指导原则;要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主要历史特点;要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第七章:毛泽东论共产国际。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问题的论述总体上是科学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孔祥艳[8]（2019）在《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文中指出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在于,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铸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在毛泽东哲学的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毛泽东哲学的萌芽,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及阶级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独有的特点作出了详细正确的分析。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表明,毛泽东开始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哲学开始初步形成。“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两论”彻底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纠正了“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融合的光辉典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矛盾运动规律等基本原理进行了创造性阐发,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问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问题和战争的阶段性发展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扩充了毛泽东哲学的理论体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复杂局势,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而顺利解决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世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功,毛泽东哲学走向成熟。
乔路[9]（2015）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的探究》文中提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相关内容的教学是初中历史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这场战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世界和国际环境仍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现实中常常伴随着不同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大国间的博弈、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等事件而成为敏感的话题；另一方面,国内青少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记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差,呈现出盲目崇拜、缺乏理性等不成熟的思想情绪。那么,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们目前的初中历史教学有无关系?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怎样教学才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与现实认识?本文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出发,通过对教科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相应内容的分析,调查初中在校学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认知状况,对如何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教学,从学生发展和教学有效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思考和建议,引导学生关注这段历史,并且激发图强之心与和平之意,进而形成全面正确的历史观,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孟德楷[10]（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选题的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马歇尔调处的背景和缘起 |
|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以来的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策略 |
| 第三节 赫尔利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
| 第四节 马歇尔受命使华 |
| 小结 |
| 第二章 马歇尔调处的序幕(1946.1-2) |
| 第一节 国内各方对马歇尔使华的态度 |
| 第二节 一月停战谈判 |
| 第三节 马歇尔调处与政协会议 |
| 第四节 整军谈判 |
| 小结 |
| 第三章 马歇尔调处的考验——国民党颠覆调处原则(1946.3) |
| 第一节 “顽固势力”对马歇尔调处的干扰 |
| 第二节 六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共与反政协决议 |
| 第三节 国民党对整军方案的否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歇尔调处的转折——东北停战谈判(1946.3-5) |
| 第一节 马歇尔返美前的东北调处 |
| 第二节 吉伦主持下的东北调处 |
| 第三节 东北局势恶化与马歇尔返华调处 |
| 第四节 中共批评马歇尔推行“双重政策” |
| 小结 |
| 第五章 马歇尔调处的关键——东北休战期谈判(1946.6-7) |
| 第一节 休战期谈判发端——再谈军调小组入东北 |
| 第二节 休战期谈判延伸——整军方案修订 |
| 第三节 休战期和谈终结 |
| 小结 |
| 第六章 全面内战中的马歇尔调处(1946.7-8) |
| 第一节 全面内战爆发与马歇尔调处边缘化趋势 |
| 第二节 马歇尔调处方式的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内战下美国援华的立场与中共的态度 |
| 小结 |
| 第七章 马歇尔调处的终章(1946.9-1947.1) |
| 第一节 非正式五人会议 |
| 第二节 张家口停战的僵局 |
| 第三节 马歇尔邀请民主党派调处 |
| 第四节 马歇尔结束调处与美国对华态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 ——以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演变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范畴的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重点与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毛泽东的早期日本观(1910-1920) |
| 一、赞美、钦佩近代日本的崛起和以日本的先进人物为榜样 |
| 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 |
| 三、中日必战,联美制日,中国必胜 |
| 小结 |
| 第二章 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毛泽东的日本观(1921-1931) |
| 一、对华盛顿会议及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 |
| 二、分析、利用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势力 |
| 三、拥苏(俄)反日(帝)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1931-1945) |
| 一、由反对切帝国主义到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转变 |
| 二、对中日关系和中日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
| 三、实行全民族抗战,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四、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区分日本人民和帝国主义政府 |
| 五、对日本诱降、日蒋妥协与日汪勾结的批判 |
| 小结 |
| 第四章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的日本观(1945-1949) |
| 一、主张中国共产党正当享有受降权,反对日蒋重新勾结 |
| 二、主张严惩日本战争罪犯 |
| 三、日本必须实行战争赔偿,反对美国主导的战争赔偿政策,反对将日本赔偿物资打内战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日本观(1949-1976) |
| 一、主张全面对日媾和,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 |
| 二、对《吉田书简》、《日台和约》的批判 |
| 三、支持日共为代表的日本人民民主力量 |
| 四、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下谋求同日本政府关系的正常化 |
| 五、“潜在的帝国主义”论 |
| 六、“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
| 七、“同盟军、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 |
| 八、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
| 九、由积极主张拥有战争赔偿的权利到逐渐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
| 十、既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又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的日本观特点分析 |
| 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性 |
| 二、坚持价值诉求的人民性 |
| 三、确立战略思维的辩证性 |
| 第七章 毛泽东的日本观对发展当代中日关系的启示 |
| 一、扞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决心 |
| 二、坚持加强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流不动摇 |
| 三、制定具体对日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
| 四、争取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
| 结语：毛泽东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及思想遗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宣传 |
| （一） 关于坚持和扞卫马克思主义 |
| （二） 关于发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一） 关于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
| （二）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
| （三）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 |
| （四） 关于意识形态的同宗同源与革命利益之争 |
| （五） 关于遵义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
| 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五）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
| （七）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 |
| （八）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反倾向性斗争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 |
| 一、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影响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 |
| （二）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思想 |
| （三）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 |
| （四） 关于东方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 |
| （五） 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 |
| （六）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 |
|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左”倾错误的总体评价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制度根源 |
| （三） 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方法问题 |
|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 |
| （一）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 |
| （二） “五个道路”的关系辨析 |
| （三）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价值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 |
|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右倾错误 |
| （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的评价 |
| 二、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 |
| （一） 中俄革命的简单类比与“三阶段论” |
| （二） “左”倾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
| （三） “左”倾关门主义的终结与反思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比较研究 |
| （一） 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 （二） 关于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
| （三） 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 |
| （四） 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
| （五） 关于对待各派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基本原则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进攻路线 |
| （一） 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三时期”理论 |
| （二） 两个不断升级的军事进攻路线 |
| （三） “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进攻路线的终结 |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 |
| （一） “城市中心”与“农村中心”的判断标准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城市中心论 |
| （三） 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的批判与反思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
|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
| （三）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理论价值 |
| 第五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建党的基本原理 |
| （二） 列宁的完整建党学说 |
| （三） 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根基 |
| 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 （一） 从“唯成份论”到思想建党 |
| （二） 从教条主义到三大作风建设 |
| （三） 从偏重集中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
| （四） 从宗派主义到“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 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
| （二） 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根本的首要任务 |
| （三） 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
| 第六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
| （一）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临来自党内的严峻挑战 |
| （二）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的作用 |
| （三）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的作用 |
| （四） 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
| 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
| （一）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需要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 |
| （一） 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
| （二） 要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
| （三） 要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四） 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
| （五） 要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史特点 |
| （六） 要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毛泽东论共产国际 |
| 一、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
| 二、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
| 三、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宝贵的历史启迪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出版着作情况 |
（8）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毛泽东与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
|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 |
| 一、“人心即天命”的世界观 |
| 二、二元论的世界观 |
|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
|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
| 一、民主革命基本思想 |
| 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新的特殊道路 |
| 一、中国红色政权理论 |
| 二、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 |
| 三、毛泽东对托、陈取消主义的批驳 |
|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 二、反对本本主义 |
| 三、从斗争实践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
| 第三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 |
| 一、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 |
| 二、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 |
| 三、通过战争实践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 |
| 四、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
| 第四节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
| 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
| 第一节 “两论”创作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准备 |
| 一、“两论”创作的历史背景 |
| 二、“两论”创作的理论准备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贡献 |
| 一、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源头 |
| 二、认识是随实践逐渐深入的过程 |
|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四、对两类错误认识和两类错误倾向的批判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 一、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与选择 |
|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 三、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
|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多方面展开 |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思想在军事方面的系统展开 |
| 一、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
| 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 |
| 三、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
| 四、兵民是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客观依据 |
| 二、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
| 三、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
| 一、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
| 三、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出色运用 |
| 第一节 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历史唯物主义判断 |
| 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与革命的两手策略 |
| 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 |
| 一、坚持彻底的辩证法 |
| 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哲学意义 |
| 三、唯物史观的胜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9）初中历史教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历史记忆的纠偏 |
| (二) 历史认识的建立 |
| (三) 教学改革的需要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
| 一、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概况 |
| 二、课程标准的变化与分析 |
| 三、两个版本教科书比较与分析 |
| (一) 内容呈现的差异 |
| (二) 结构表述的不同 |
| 四、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 割裂有机联系 |
| (二) 弱化德育功能 |
| 第三章 现状调查 |
| 一、调查信息 |
| 二、调查结果 |
| (一) 学习过二战历史的学生了解程度较好 |
| (二) 主要知识渠道：教科书和影视作品 |
| (三) 关于希特勒的认知度最高 |
| 第四章 思考与建议 |
| 一、树立全球史观理念,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
| 二、利用大众媒体功能,发挥宣传教育的价值 |
| 三、整合历史课堂资源,扩展历史教学的视野 |
| 四、呼应公民教育诉求,培养独立的判断意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2]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研究[D]. 吕锡月.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J]. 王桧林. 中共党史研究, 1993(03)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A]. 王桧林.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3
- [6]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 ——以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演变为背景[D]. 许屹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3(10)
- [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D]. 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
- [8]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D]. 孔祥艳.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9]初中历史教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的探究[D]. 乔路.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