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蒙古史学会四年来的工作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陈雪莹[1]（2021）在《《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研究》文中认为
李珊珊[2]（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认为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刘贵玺[3]（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认为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张晓明[4]（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提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黄芬[5]（2021）在《《华北日报·史学周刊》探研》文中研究说明《史学周刊》为《华北日报》创设的一个副刊,创刊于1934年9月6日,停刊于1937年7月8日,共出143期,总约144文,先后由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杨效曾、傅安华编辑。《史学周刊》主要特点有三:一是重启辩端,接续前此对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的论战,其所争论的主题主要为封建社会起因、奴隶社会分期、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生产方法异同等。二是“整理史料”,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作专精深细的研索,主要包含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组织、经济制度、民众暴动等展开的探究。三是主唱新史学建设运动,对考据派与唯物史观派皆作批评,希冀新史学综合二派优长;同时又强调史学研究的社会功用,以史经世致用,亦是书生亦谋国。作为由北大史学系学生创办的同人报纸副刊,《史学周刊》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术发表的平台,亦反映出其时的学术动向和主流思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王妙[6]（2021）在《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文中指出王崇古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名臣,历任陕西三边总督、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对明代后期朝政有重要影响。明清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山西通志》等传世文献或列有王崇古专传,或有关于王崇古生平、任职经历等方面的记载。王崇古个人着述《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抚奏议》《王鉴川文集》《公余漫稿》的搜集及近年出土的墓志等文献,为王崇古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研究视角。论文通过使用诗文集、奏议、书信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王崇古家族人员谱系、任职经历、婚配状况等进行了考证,编制了王崇古家族世系图。出土文献的使用,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关于王崇古记载之不足,还为梳理王崇古抗击倭寇、巡抚宁夏、加强边防建设等经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不仅如此,以上资料的综合运用,为研究王崇古边务思想及其担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与方逢时、高拱、张居正等人促成“隆庆和议”的背景、经过、影响等提供了材料。“隆庆和议”的达成,维护了明朝与蒙古部的和平,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论文以《公余漫稿》五卷本为研究对象,以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所收录隆庆年间冯惟讷、栗永禄刻本为底本,以俞宪《盛明百家诗后编》所辑《王督抚集》一卷本为参校本,以正史、明清时期地方志、明清文人文集、存世碑记等文献为参校材料,对《公余漫稿》进行了整理和注释。通过王崇古与张居正、高拱、张四维、杨博、李春芳等人的诗文唱和及书信往来可以看出,王崇古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姻亲、同年、同僚、交游等关系,这些关系在“隆庆和议”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卢静达[7]（2021）在《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文中指出神话与神道信仰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古事记》作为神道原典,是该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古事记》是日本古代为规范皇权世系尊卑而编纂的官修典籍,融汇了神话传说、历史记事、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宗教祭祀、地方风俗等多种内容,囊括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各色面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神道理论的形成,以及日本宗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神灵信仰不论是在早期发源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宗教化过程中,都牵涉到诸多问题,因而很难以一条主线完全呈现出在不同时期、地域内,不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日本神灵信仰的完整形象。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在神灵信仰的形成期——融合渡来人文化、借助外来宗教理论形成《古事记》神代史,在神灵祭祀的发展期——追求“实用性”、着重强化自身体系和完善内部结构,还是在神道理论的成熟期——醉心于强调宗教的“民族性”精神、片面夸大自身民族优越性,都隐含着一条贯穿始终的思维逻辑,即日本宗教在完成了对外来文化、宗教理论的受容后,便随即开始了“去中心化”过程,淡化、否定神灵信仰中存在的外来因素,强调其民族性价值,并不断通过回溯上古神话来找寻或建构自己民族精神的“根”。以此为线索,本文以《古事记》神代卷文本为基础,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日本神灵信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古事记》的成书背景、撰史动机,以及神代史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进行体系化分类,系统总结出了对后世神灵信仰影响较大的神话元素,并着重论述了神代史叙事中神话世界三层架构的内在原理和其中蕴含的神代思想多元化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古事记》成书以前“渡来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在与外来族群长期混融、与外来文化相互浸润的过程中,保存了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色。同时,当外来的神灵崇拜与祭祀礼俗对日本固有的宗教传统产生冲击之时,日本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开始大量借助外来文字和神话理论,与本土信仰相结合,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第三章论述了在通过编纂《古事记》将口传记事转为笔录文字之时,日本对汉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学习。《古事记》所载“创世”神话借助阴阳、道家思想提出了对“自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创生”神话又暗藏了以“秽”为禁忌、“祓”为手段、“罪”“罚”为结果的宗教法则。神代卷对世界本源和人类生死问题的终极探讨,奠定了日本民族宗教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剖析了《古事记》神话中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祭礼内涵,并以此还原了《古事记》中以众神为核心的祭祀之道,即神道的宗教发源。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发展阶段,并与儒佛等思想学说和宗教派别由最初的对立逐渐走向妥协、调和,最后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性、覆盖面极广的民族宗教思想体系。第五章重点对日本国家祭祀的形成和神道思想在后世的流变进行了解读,通过厘清祭祀礼俗由乡土民间传入宫廷系统、地方氏神转化为天皇族神的过程,发现其中隐含了神国正统思想中“神道”与“王道”意识的早期结合。而中世以后日本致力于对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建构,通过神道复古的实践,以及学界对神道思想中“原质”“古层”“古道”等核心观念的讨论,引发了日本对宗教“民族性”价值的追捧,更刺激了日本独立于中华体系之外的自立愿望的产生。尤其近代,神灵信仰被皇权政治恶用,成为皇国史观主导下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影响是需要深入挖掘的。
张重洲[8]（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提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王洋[9]（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认为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黄姝玉[10]（2020）在《喀喇沁旗崇正中学百年历史沿革研究》文中指出少数民族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教育史在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一所民族学校的历史沿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1902年,时任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现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札萨克多罗杜陵郡王贡桑诺尔布为启迪民智,提倡新学,在王府西跨院（现中国清代蒙古王府博物馆）创办了崇正学堂。1903年又相继创办毓正女学堂、守正武学堂、学社、识字班、工厂等,三所学堂的关系如孪生三兄妹,1909年,毓正女学堂撤消。1913年,毓正女学堂合并于崇正学堂。沿革至今已是百年老校,由此开辟了蒙古族学校教育的新纪元,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创校者贡桑诺尔布在开学时亲撰楹联:“崇武尚文非无赖尔多士,风正移俗是所望于群公”。①学校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了多次校址搬迁和教育演变,于201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锦山镇（喀喇沁旗政府所在地）由锦山蒙古族中学、王爷府蒙古族中学、乃林蒙古族中学三校合并成立了新的锦山蒙古族中学（又称崇正中学）。喀喇沁旗王爷府博物馆于2011年11月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3年5月被列为赤峰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2016年9月被列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②。学校创办至今,对赤峰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赤峰地区培养了诸多优秀人才。学校始终秉持教育公平原则,着力提升公民的道德修养,培养公民的良好意识,也为本地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学校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更注重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学校通过一系列教育措施,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取长补短,更好地理解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本研究将喀喇沁旗崇正中学作为文化因素,对其百年历史沿革进行民族教育史的研究。本文由绪论和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从清朝时期喀喇沁旗发展建制和文教政策入手,对其发展建制、文教政策等方面进行探讨。第二章从贡桑诺尔布最初创办的三所学堂入手,分别进行简要概括,主要包括1902年创办的第一所学堂——崇正学堂,追溯其创办经过及百年历史沿革;1903年贡桑诺尔布创办的内蒙古地区第一所女子学堂——毓正女学堂,通过查看历史资料,并结合外文文献对学堂的创办到最后的停办过程进行了梳理;以及对武学堂——守正武学堂进行简要阐述。第三章主要对学校学生的保送升留进行资料整理及分析,研究学堂创办前期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请进来、走出去”教育举措）和选派学子出旗学习以及后来保送升留学生对民族发展的作用。第四章重点分析百年崇正中学对现代蒙古族学校的借鉴意义,从招生方向、师资条件、教学内容及方法入手,了解崇正中学的发展现状,挖掘其教育功能,使其能够为现代普及教育思想提供借鉴与反思。在各民族繁荣背景下,旨在丰富蒙古族教育。
二、中国蒙古史学会四年来的工作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蒙古史学会四年来的工作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3）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4）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5）《华北日报·史学周刊》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创新点及研究思路 |
| 一、创刊缘起与作者群 |
| (一)创刊缘起 |
| (二)作者群研究 |
| 二、重启辩端 |
| (一)封建社会起因及分期 |
| (二)奴隶社会断限及其与封建社会的区别 |
| 三、“整理史料” |
|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细化研究 |
| (二)域外汉学研究成果译介 |
| 四、新史学建设运动 |
| (一)新史学建设运动 |
| (二)新史学建设学会 |
| (三)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华北日报·史学周刊〉目录》 |
| 后记 |
（6）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资料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资料 |
| 第二章 王崇古家世与生平研究 |
| 第一节 王崇古家世研究 |
| 一、王崇古家族墓地概况及墓志出土情况 |
| 二、王崇古家族成员考证 |
| 第二节 王崇古墓志疏证与生平考述 |
| 一、王崇古墓志撰写者及撰写背景 |
| 二、王崇古生平经历 |
| 三、墓志记载与传世文献记载不同之处 |
| 第三章 王崇古处理边务的措施与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明朝政局 |
| 一、内阁权力斗争激烈 |
| 二、财政危机严重 |
| 三、边防形势严峻 |
| 第二节 王崇古与“隆庆和议” |
| 一、“隆庆和议”前的明蒙关系 |
| 二、把汉那吉归明 |
| 三、王崇古在促进和议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王崇古边务思想与实践 |
| 一、勘定功罪,规范官员任用 |
| 二、加固边防,完善边地防守 |
| 三、整顿兵马,提升军队实力 |
| 四、整顿内务,优待归附民众 |
| 第四节 王崇古与张居正等官场同僚关系研究 |
| 一、王崇古与张居正的关系 |
| 二、王崇古与高拱的关系 |
| 三、王崇古与张四维的关系 |
| 四、王崇古与其他官场同僚的交往研究 |
| 第四章 王崇古着述研究 |
| 第一节 王崇古诗文集版本研究 |
| 一、《公余漫稿》 |
| 二、《王督抚集》 |
| 三、王崇古诗文集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崇古奏议集版本研究 |
| 一、《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 |
| 二、《王鉴川文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録一:王崇古年谱简编 |
| 附録二:《公余漫稿》整理 |
| 《公余漫稿》整理説明 |
| 《公余漫稿》目録 |
| 《公余漫稿》前序 |
| 《公余漫稿》序 |
| 卷一·五言古诗 |
| 送吴霁寰归江南二首 |
| 中秋十九夜同纪山曹侍御省寮张弘斋王敬所造松庵上人慈仁寺松下对月分得“露”字 |
| 送李谏议赴南都四首有序 |
| 拟古二首送王敬所寅丈督学桂林 |
| 初渡淮 |
| 赠雁荡山人归永嘉 |
| 蓼花有序 |
| 送横泉雷丈还衡州二首 |
| 淮海吟题号图赠淮海孙寅丈君先世自如皋宦贵阳振宗奕业笃念首丘别号淮海职秦臬文宗与予笃尝河中宗人大名爲淮海图赋赠四首 |
| 伏日同张元洲方伯孙龙峰宪使饮太华何公池亭观莲分得“赏池”二字.. |
| 田父叹乙丑秋夏镇巡边作 |
| 大河吟西夏作 |
| 寄怀泸山张学宪四首有序 |
| 磻溪宫期周吴峰年丈不至诗以识别 |
| 题圯桥进履图爲潘双渠翁寿 |
| 卷二·七言古诗 |
| 长安行送孟小溪赴秦臬 |
| 金陵客行送陈玉泉赴江臬 |
| 秋风行送刘带川分宪榆林 |
| 宝玉篇送张玉亭録囚淮扬 |
| 采兰歌通济河亭送陶同野徐近斋龙川三友録囚两畿 |
| 襄阳太守行送社长卢连城出守 |
| 别离难有序 |
| 乙卯九日出师黄浦舟中读吴峻伯湖上寄言 |
| 刘仙歌寿徐定国 |
| 松庵行寿梦松上人 |
| 拟古行路难留别吴子实因寄王新甫二文宗有序 |
| 长歌行送杨钟山年丈北上 |
| 关山月送东河赵年丈擢宪东海 |
| 吴山謡 |
| 游崆峒山行 |
| 玄鹤行闻鉴川王子登崆峒山见玄鹤余心慕焉爲赋此篇 |
| 椿萱并秀歌寿霍中丞父母八礼有序 |
| 长安别歌送两城靳先生考绩便道归省 |
| 梦鹤行赠梦鹤田寅丈入贺 |
| 北风行送淮海孙寅丈晋蜀藩参便道归省 |
| 赋得昆明池赠张济川宪便还滇南 |
| 灵椿五桂歌爲同门祝尊师一泉孙翁七礼寿有序 |
| 题朔方图爲方伯潘双渠翁寿 |
| 拟古北风行别夏城吴西台元戎 |
| 太华吟寿何太华先生八礼 |
| 言山行祝钟山杨翁寿 |
| 卷三·五言律诗 |
| 八沟寺遇北津汪一甲辰季春同诸友游西山纪事六首二见七言 |
| 玉泉山亭怀玉泉陈羽伯 |
| 望湖亭 |
| 登香山寺来青轩 |
| 得友人琼州书 |
| 夏日同霁寰中江少洲四溟登毗卢阁 |
| 中元十四夜同诸友都门宴月 |
| 将赴皖城再别吴峻伯 |
| 别同乡诸同年 |
| 冯汝言昆玉偕谢茂秦山人饯予慈仁寺分韵识别得“城”字 |
| 卫河泛舟 |
| 漳泉苔陈抑亭年丈忧旱之作 |
| 孟津怀古 |
| 洛阳道中 |
| 次真阳遇圣节即老亲寿日有感二首一见七言庚戌岁作 |
| 郑城怀旧有序 |
| 庚戌九月将赴金陵夜泊庐阳邮亭闻虏犯近边识感 |
| 壬子初度避居山寺识感三首 |
| 答杨中丞李明甫见过 |
| 清水谷 |
| 谒汾阴祠 |
| 忆昔吟四首奉别环溪狄寅丈赴南都司马 |
| 壬子腊月将赴河津追饯仰山尚侍御夜宿荣河旅舍 |
| 乙卯小春之朔出师黄浦闻报散馆寄贺伯甥张子维编修 |
| 乙卯除日青村军中识感 |
| 丙辰元日闻报出师识感 |
| 九日同诸公登万固寺塔即事 |
| 丁巳初度避居山寺识感 |
| 家兄司训对川将赴新乐携诸兄弟亲友同过山房爲寿再赋识别 |
| 秋日宿裴介谷山庄闻雷 |
| 秋日宿友人邻山书屋 |
| 听雨 |
| 夏夜饮山阴王邸第赋登楼见晚山得“登”字 |
| 行山道中期伯甥张大史不至寄怀二首丙午冬北上作 |
| 次太行寄谢海庄周侍御 |
| 过太行寄怀孟小溪藩参时君自蜀藩在告 |
| 望高平寄怀往川赵谏议 |
| 入关喜雨丁未夏赴陕西作 |
| 初度过蓬莱宫故址观仙人秘列旋登老子説经台识感 |
| 将至鄜川途中喜雨 |
| 山行冒雨即事 |
| 秋葵有序 |
| 秋日延川晓发 |
| 己未九日邀董嘉岭中丞萧南峰总戎登延州嘉岭台二首 |
| 至日冯汝言藩参期会原州寻报羁秦州不赴诗以见怀 |
| 再过径川期柏泉胡大参不遇晨发安定驿望回山宫即事见怀 |
| 原州识感有序 |
| 初谒黄帝陵 |
| 清明雨中书怀戊申在鄜延作 |
| 北郡城楼再别槐溪王乡丈还西夏 |
| 吊姜女祠有序 |
| 庚申初度北郡城楼赋谢王槐溪李乾斋二乡丈 |
| 春日同李藩参来登灵武台 |
| 初度示二子 |
| 暮春灵武见杏花 |
| 庚申九日再邀董中丞萧总戎登嘉岭雨不克赴时骄虏内侵早霜殒禾诗以识感 |
| 庚申午日再寓北地忧旱 |
| 送孟东洲寅丈人贺 |
| 华亭山行遇雨见六盘积雪关山晚照即事 |
| 磻溪雷雨 |
| 岐山怀古 |
| 丁卯中秋侍军门霍翁长城关对月 |
| 铁柱泉晓发见塞东日出 |
| 七日抵塞 |
| 莫子良冯汝言转官浙江别予原州相期访吴俊伯於天目识别寄怀四首 |
| 别子良 |
| 别汝言 |
| 寄怀峻伯二首时峻伯谢抚贵阳归卧天目万竹山楼 |
| 九日前雪 |
| 秋杪念六日再雪 |
| 雪山晓行 |
| 回军原署仲儿夜话寄怀长儿家居 |
| 五言排律 |
| 秋日诸公再吊河中书院故址识感十韵 |
| 中秋十七夜再渡横城 |
| 卷四·七言律诗 |
| 宿碧云寺西山纪兴二首 |
| 山行遇风晚宿湖村张一山庄 |
| 甲辰重阳同陈羽伯刘伯邻吴峻伯俞树德王新甫登宣武城楼分得“筵”字 |
| 九日送齐鹰山归金陵 |
| 是日送友再集顾氏山亭有感 |
| 九日得俞树德姑苏书寄怀吴峻伯 |
| 秋日送马孟河乞养南归 |
| 季秋倍祀长陵恭纪二首 |
| 九龙池 |
| 端阳日送朱镇山终制南归寄讯陈羽伯 |
| 将赴皖城夜宿慈仁寺留别西曹诸友 |
| 赵州初度 |
| 惠泉别馆侍宴黄四泉侍御即事 |
| 闻巩县守臣祀宋陵有感 |
| 次真阳遇圣节即老亲寿日有感 |
| 题寻源刘翁迎养逢恩卷 |
| 泛湖 |
| 癸卯初度次寿阳别从兄逊甫 |
| 慈仁寺梦王新甫有序 |
| 附録敬所寄答二絶 |
| 甲寅重阳寓大梁偕地部张寿卿登西亭宗人山亭识感 |
| 许三海都阃副守兴都诗以赠别兼讯纪山曹侍御年丈 |
| 题凤诰重封卷寿苏母 |
| 再赋往事留别平泉 |
| 乙卯重阳出师黄浦雨中识感 |
| 丙辰上九日青村雨中即事 |
| 春日清江舟行闻报上赐金币识感寄上江村沈寅文 |
| 丙辰夏日予奉妣亲避暑黎阳冯少洲将赴关中期卢浮丘谢四溟二山人来会诗以迓之 |
| 冬夜宴山阴藩王元峰寿峰昆玉别馆时地变次年 |
| 春日再集即事 |
| 赠贾月峰赴萧藩左史贾君昔令黄邑二丽江有声 |
| 地变後初度憩宿楼岩寺识感 |
| 秋日闻浙东惊报寄怀霁寰吴丈君家浙之湖阳时任东省文宗 |
| 秋日过裴介峪太守孟盟桥庄即事 |
| 雪夜侍宴周海庄鹾台次韵 |
| 冬日景明李氏山庄即事 |
| 邈姑射山水亭 |
| 过平遥吊故友沧州幕李东溪 |
| 平阳龙门王郡伯期宴公署池亭同游姑射山不遇诗以见怀 |
| 次高平挽张望峰侍御 |
| 己未春将赴秦臬都门晓发 |
| 次新乐再别伯兄对川外翰 |
| 挽歌三章哭金陵陈羽伯有序 |
| 中秋寓宿温泉邮亭杨钟山原倡 |
| 七夕阻雨羁温泉邮亭观涨次钟山前韵 |
| 即日登钟山戍楼 |
| 秋日萧南峰都督邀过杨钟山别圃宴菊即席赋谢兼赠萧仲子春元 |
| 秋日中丞嘉岭董翁召过草堂宴菊即席赋谢 |
| 谒黄帝陵庙读仙人张三丰留题旋登汉武望仙台纪事 |
| 庚申元日鄜川即事 |
| 庚申至日次凉州安国镇咏易识感 |
| 三川谷口读杜工部题凝识感 |
| 王子三岁中秋寓延防胡未申连逢月蚀酉岁大比月明虏遁喜赋 |
| 辛酉九日邀萧南峰李西庵参戎杨两川地曹登嘉岭范公台时董中丞新逝予适转官追念今昔感赋识别 |
| 送东海行庵陈大参自秦藩入贺便道归省 |
| 再祀吴山读旧题识感 |
| 宁州别定原芹谷一律有序 |
| 将赴大梁次扶风两饮张大微宪使别墅周至赵寻斋中丞不至识别寿二母.. |
| 夏台九日纪典 |
| 秋日寄淮海孙寅丈时孙自秦文宗陟蜀藩参 |
| 夏台葺故花亭爲宾馆扁曰广忠轩落成喜赋 |
| 乙丑至日得张元洲长安寄言时张自秦抚台迁大廷尉复贺一首 |
| 秋日巡边次花马池营得军门陈行庵翁人传徼戒师即事赋赠 |
| 与陈翁话旧识感 |
| 九月六日归渡灵武感时喜赋 |
| 丁卯初度思翁军门以希范学陆爲寿深愧匪伦赋谢一律 |
| 即日延门人萧春元索中丞杨钟山翁言远驰爲寿赋谢见怀 |
| 将登夏城留别父亲识感 |
| 赠别杨举子文伯见过原州兼讯尊翁钟山中丞年丈 |
| 戊辰中秋长城关偕萧地部张兵宪对月识感 |
| 塞上秋夜纪梦识感 |
| 戊辰九日偕萧地部方张二宪使登长城关戍楼即事 |
| 戊辰十月七日塞上班师纪行 |
| 自叹 |
| 己巳中秋再同萧地部曹右辖方宪使长城对月 |
| 中秋夜闻南海庞惺庵台长弭节铁柱泉城时海寇报平诗以代庆迓 |
| 九日再同萧地部张宪使偕吕雷二总戎宴长城关次日重登朔方书院文星台时早雪殒菊虏窥河防兼闻蓟门大练车师识感 |
| 九日寄怀庞惺庵沈对泉二中丞 |
| 九月十二日出师长城关二百里至白城虏营斩级百七十六献捷拟凯二首.. |
| 次夜师旋月围风晕命占者依古法压之适虏衆纵火烧营须曳风旋火熄衆感神佑识庆二首 |
| 送朔方督饷岳峰萧地部擢宪中州岁暮东旋及春归省二首 |
| 庚午夏将赴朔云阻雨城晋驿识感以下朔云稿 |
| 辛未六月十日北虏封贡礼成是日雷雨大作喜赋二首 |
| 壬申岁九月提师驻岔道护葬昭陵识感二首 |
| 卷五·五言絶句 |
| 春山晓行 |
| 泮池桃花延州作 |
| 七言絶句 |
| 延州閲武五首 |
| 中部道中春雪四絶 |
| 景明李庄即事四絶 |
| 白云洞 |
| 桃源 |
| 观音阁 |
| 白石楼 |
| 绦雪亭即事赠别主人芹谷吕丈 |
| 《公余漫稿》後序 |
| 附録三:王崇古墓志、墓表、赠谥诰1録 |
| 一、《国朝献徵録》所收録王崇古墓志铭 |
| 二、《许文穆公集》所收録王崇古墓志铭 |
| 三、《赐闲堂集》所收録王崇古神道碑铭 |
| 四、《王文肃公文草》所收録王崇古墓表 |
| 五、《明神宗太保尚书王崇古赠谥诰》 |
| 附録四:王崇古家族成员资料1録 |
| 一、王崇古伯父王现墓志铭 |
| 《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
| 二、王崇古生父王瑶墓志铭 |
| 《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铭》 |
| 三、王崇古生母孙氏墓志铭 |
| 《王安人墓志铭》 |
| 四、王崇古叔父王珂墓志铭 |
| 《徵仕郎中书舍人止一王公墓志铭》 |
| 五、王崇古长子王谦墓表 |
| 《少卿平溪王公碑铭》 |
| 六、王崇古孙媳许氏墓志铭 |
| 《明王冢妇许氏合葬墓志铭》 |
| 七、王崇古长女墓志铭 |
| 《明诰封一品太夫人杨母王氏墓志铭》 |
| 八、王崇古长女婿杨俊卿墓志铭 |
| 《杨介庵墓志铭》 |
| 九、王崇古外孙杨元祥墓志铭 |
| 《杨奎垣墓志铭》 |
| 附録五:王崇古撰写碑记、墓志1録 |
| 一、《国朝献徵録》收録王崇古所撰墓志[4 篇] |
| 《顺天府府丞景公溱墓志铭》 |
| 《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延安钟山杨公宗器墓表》 |
| 《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思斋霍公冀墓表》 |
| 《通议大夫资治尹兵部右侍郎畹溪谢公兰墓志铭》 |
| 二、《赵时春文集校笺》收録王崇古所撰墓表 |
| 《浚谷赵公墓表》 |
| 三、《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收録王崇古所撰墓表 |
| 四、《永济县志》收録王崇古所撰记文[2 篇] |
| 《创建药圣庙记》 |
| 《重修黄河石堤记》 |
| 附録六:王崇古《王鉴川文集》四卷目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课题的缘起与方法 |
| 二、研究现状的回顾 |
| 第一章 《古事记》神话溯源 |
| 第一节 《古事记》的成书过程 |
| 一、《古事记》的成书背景 |
| 二、《古事记》神代卷的形成 |
| 第二节 《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 |
| 一、天孙降临系神话 |
| 二、出云系神话 |
| 三、日向系神话 |
| 四、伊势系神话 |
| 第二章 《古事记》以前的“渡来人”与文字受容 |
| 第一节 古史文献中的“渡来人”与倭王权 |
| 一、《古事记》成书前的“渡来人” |
| 二、邪马台国论争与九州王朝溯源 |
|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载体:汉文的接受与变容 |
| 一、文字体系的传承期 |
| 二、文字体系的定型期 |
| 第三章 《古事记》中的“自然”与“生死” |
| 第一节 《古事记》中的“自然”观念 |
| 一、《古事记》中的“混沌”思想 |
| 二、《古事记》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
| 三、《古事记》中的“创世”与“创生” |
| 第二节 《古事记》中的生死意识 |
| 一、基于日神信仰的“祓秽”意识 |
| 二、《延喜式》中的“罪”与“罚” |
| 三、《古事记》“他界观”中的“黄泉”与“常世” |
| 第四章 《古事记》中的祭祀礼俗与“神道”的形成 |
| 第一节 《古事记》中的“稻作”与“祭祀” |
| 一、稻作农耕的传入 |
| 二、祭祀礼俗的产生与变迁 |
| 第二节 “神”的形象与“神道”的确立 |
| 一、“神”的特征与神格 |
| 二、“神道”理论的成立 |
| 第五章 国家祭祀与神道思想的再探讨 |
| 第一节 氏神祭祀与王权意识的变化 |
| 一、氏神信仰的流变 |
| 二、国家祭祀的统合 |
| 第二节 神道的“虚构”与“变装” |
| 一、神国正统思想中的“神道”与“王道” |
| 二、复古神道的出现与神道思想的历史演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8）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喀喇沁旗崇正中学百年历史沿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朝时期喀喇沁旗发展建制和文教政策 |
| 第一节 喀喇沁旗发展建制沿革 |
| 第二节 清朝时期文教政策 |
| 第三节 清朝时期喀喇沁旗私塾教育 |
| 第二章 贡桑诺尔布办学及其学校变迁 |
| 第一节 崇正学堂的历史变迁 |
| 一、崇正学堂(1902年—1907年) |
| 二、崇正学堂—崇正国民优级小学(1908年-1939年) |
| 三、崇正国民高等学校—崇正中学(1940年-1951年) |
| 四、王爷府蒙民初级师范—那尔村蒙族中学(1952-1976) |
| 五、王爷府中学—崇正中学(1977-至今) |
| 第二节 毓正女学堂的历史变迁 |
| 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 |
| 二、戊戌变法时期女子教育思想 |
| 三、毓正女学堂的源流与发展 |
| 第三节 守正武学堂的历史变迁 |
| 第三章 崇正学堂、毓正女学堂、守正武学堂——学生的保送升留 |
| 第一节 选派学生出旗学习(“请进来、走出去”教育举措) |
| 第二节 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
| 第三节 贡桑诺尔布选派学堂学生留学归国后对本民族的贡献 |
| 第四节 贡桑诺尔布办学思想 |
| 一、重视德育思想 |
| 二、跨文化交流思想 |
| 三、民族教育自觉思想 |
| 四、教育平等思想 |
| 第四章 百年崇正中学对现代蒙古族学校的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培养方式的实践性和国际交流启示 |
| 第二节 师资队伍建设的开放性启示 |
| 第三节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中国蒙古史学会四年来的工作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研究[D]. 陈雪莹. 长春师范大学, 2021
- [2]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3]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4]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5]《华北日报·史学周刊》探研[D]. 黄芬.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6]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D]. 王妙.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7]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D]. 卢静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9]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10]喀喇沁旗崇正中学百年历史沿革研究[D]. 黄姝玉.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