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王锐[1](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邬昶俊[2](2018)在《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文中认为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经济史学工作者。他在经济史学的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建树。从1956年完成研究生班学习至今,赵德馨教授已出版7部专着,1部专题论文集,1部论文选,3部合着,2部资料汇编,主编书7种,发表论文224篇。1998年退休后,赵德馨教授依然专注于科研工作,至今已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国家课题有5个,省级项目5个,自定项目3个。其中,已完成的项目中,主编的着述4部,共计1516万多字。合着的着作1部,30万字。独撰的着作5项,共计284万多字。独编资料集1部,140万字。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是创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被同行学者誉为“经济史学界一通才”。赵德馨教授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经济史学科的教学工作。他先后编写并出版了 5部经济史教材,并首次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赵德馨教授60多年如一日的砥砺治史,只为了完成自己在研究生毕业时定下的目标:回答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与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与进行的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他对“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两个问题的解答,追寻他的学术研究路径和对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构想,分别梳理他在经济史学科研究和经济史学科建设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按照以上的思路,从结构安排上,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论述研究目的与意义。对目前学界关于赵德馨教授的治学特点、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内容进行学术回顾,并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一章,重点分析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界定。以此作为全文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按照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层次划分,分别梳理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各分支学科在研究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取得的成果与进行的实践,进而突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实研究的贡献主要以专题研究的时间为序,分别探讨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中国近代经济史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三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首先,赵德馨教授全面描述了两汉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其次,他从广泛的角度对楚国的货币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与研究,对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诸多谜题,或进行了确切的解答;或提供了解答的思路;或汇集各家观点,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版了两部史料汇编:《张之洞全集》和《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第二,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近代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第三,研究了不同群体在中国经济现代发展的经济活动,突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先后主编了三部多本资料集:《新中国经济文献索引(1949——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其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主编了一部多卷本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运行过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实研究是为抽象经济史理论而服务。因此,他在经济史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贡献,又可以从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和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四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化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提出“五主经济形态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从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时间区间。在时间上限上,定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将时间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他进一步提出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合二为一”,突破1949年的界限,将自1842年以来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的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第二,提出了“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对经济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其二,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其三,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其四,“之”字形路径理论,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之”字路。赵德馨教授至今的经济史学研究力求达到“通”,希望用中国的经济史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历史。具体来说,他在“求通”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整体考察,并进行理论解释。其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出了“历史形成的情况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走一条与别国不同的路”的理论观点。其三,提出“商兴国兴论”,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品交换及商业演变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经济水平的历史情况,对商业与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理论解释。其四,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市场关系,分析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并以此判断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000多年的历史之必然。其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城与市的演变规律为,无城无市——有城无市——城中有市——城区即市区——市比城大,城在市中。并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演变的规律与中国市场关系演变的规律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符合其历史规律。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建设而言,赵德馨教授通过开设课程、编着教材、培养专业研究人员、召开学术会议等实践工作,为完整且独立的经济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赵德馨教授所作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建完整的经济史学科点。该学科点在专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囊括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等学科;在学科研究的层次上,既有与经济史实相关的成果积累,又有经济史理论的提出,还开展了经济史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赡的档案资料、质量上乘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经济史学工作者。第二,赵德馨教授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诞生。为此,他主编了一部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着作,最先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编着课程教材并招收研究生,主持召开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为目的的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交流平台的创办。第三,赵德馨教授为了使经济史学科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他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先后对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分期标准,经济史学科的历史与发展,经济史学科的功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程序、规范与方法,经济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并开创了经济史学概论这门新学科。第四部分是结语部分。对赵德馨教授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总体式回顾,梳理了到目前为止他建设经济史学科的历史过程和取得的成就。总体而言,他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为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第二,为推动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主编并出版了一系列资料集、工具书和教材;第三,培养了一批经济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第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王建军[3](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迅速建立了在全国的治理体系,从而巩固了胜利成果,一扫旧社会痼疾,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党根据面临的形势,明确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通过党和政府付诸实践,取得治理成效,形成了一套包括国家治理机构、制度、体制、经验等在内,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本文的绪论及六章内容便是按照这一框架展开。绪论,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基本概念与选题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主要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的思路、论文创新与难点等。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治理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国家治理理论,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明确了消灭剥削和改变落后状态的经济纲领和政策,明确了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党在各地建立根据地后,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动员人民群众,改变社会面貌,产生巨大的成效,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治理体系。主要围绕党的政权思想和基本主张,迅速组建中央政权,并逐步完善地方政权,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大行政区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形式,设置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同时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政治治理形成了党领导国家工作的制度,并初步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治理体系。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丰富和发展党的经济思想,建立新经济体制和新经济秩序,并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治理体系。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领域的形势和现实,中共各级党组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文化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形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治理体系。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领域的形势,中共各级党组织,开展社会问题治理、重构社会阶层、重建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重塑社会风气和社会风尚,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形成了集体主义与崇尚英模的社会新风,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体制。第六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和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主要包括迅速肃清匪乱,医治战争创伤,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荡涤了鸦片烟毒、赌博、娼妓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全社会弘扬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安定了社会秩序,并继续推进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党又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新中国又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刻的社会变革整个国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经验,主要是发挥战略规划优势,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长期稳定性;发挥组织优势以支撑大型国家的重塑和转型;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全面性;有效统筹有限资源以保证集中力量干大事,保证整体快速发展;统一社会共同理想,形成社会凝聚力,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有效整合与协调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以保持社会稳定。
李伯重[4](2008)在《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贾双跃[5](2019)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所谓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不断分解重组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类日益凸显,社会差别逐渐增多的现象。从蒙昧、野蛮时代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分化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伴始终,特别是当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历程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变量”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尤为剧烈和突出。自19世纪中页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始终面临如何看待和治理社会分化现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社会分化的,其结果导致社会失控,国家一盘散沙;鉴于上述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抑制社会分化,进而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分化社会,该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现代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系列缺陷,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推动现代化的使命,反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浩劫。上述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完全放任社会分化,也不能无视历史规律,极度压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发展进步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分化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原初动力,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分化社会为原点,经过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逐渐催生出一个以“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总体而言,上述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渐进性、不平衡性、可控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逐步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维度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等等。理解这些新趋势,对准确把握和控制社会分化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一系列历史进步意义,这些意义也是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具有的。首先,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等社会主体,创造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次,它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涵养理性、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削弱阶级阶层冲突,等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它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公众曾极度缺乏自由迁徙、自由交易、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等基本权利,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恰恰促进了这些权利的回归,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拓展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只有将社会结构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如果社会结构分化与其正常、合理状态出现较大偏差,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综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导致宏观结构失衡。包括:系统结构失衡,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失衡;职业结构比例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碎片化。第二,社会群体分化出现反常现象。具有重大风险的三类反常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别是:弱势群体的分化、边缘群体的分化和反社会群体的分化。第三,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具有一系列潜在消极影响。包括: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导致社会冷漠、增加社会焦虑,等等。这些风险和挑战有些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有所积累和显现,有些尚未出现端倪,但是同样不可忽略,因为一旦风险显现,其治理成本将是巨大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为了充分激活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合理控制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挑战,需要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方式,面向高分化社会重构社会秩序。首先,高分化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应由单一的国家转变为包括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都有其自身行动的边界和限度,它们必须在这些边界和限度之内发挥自身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次,在高分化社会中构建社会秩序,需要充分挖掘、利用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发展生产力;重新发现和申明共同利益、共同风险、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等社会中的“共同因素”;培育、保护和充分利用功能互赖、社会流动、群际交往等对高分化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社会纽带。最后,正常的、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分化应遵循如下原则: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合理性原则;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可控性原则;底线原则;渐进性原则;充分吸纳原则。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得出基本研究结论,并对可能的扩展领域进行探索。
张健康[6](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李子伦[7](2015)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提出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三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张连辉[8](2020)在《以新理念引导学科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与经验》文中认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是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重镇之一。在该学科建设过程中,赵德馨提出的"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对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赵德馨基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的理念,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付诸实践,提升了经济史学科的定位。回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学科建设经验:一是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为指导;二是形成和贯彻与学科特点相契合的学科建设理念;三是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又能较好实现新老交替的学术研究团队;四是注重学科成果体系的构建;五是重视学科自觉意识的养成。
吉艳艳[9](2016)在《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文中提出国际学生教育是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来华国际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对我国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高教事业国际化、抢夺国际人才资源、增加国际贸易收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不仅受我国稳定的社会局面、较强的综合国力,生源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双边贸易,中国的奖学金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认可、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大致经历了初创、中断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建国初期至1966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其教育管理实行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其时来华学生规模小,生源国仅限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少数非洲国家和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接收院校少,教育层次普遍较低,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语言和理工类学科。1966年至1972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中断。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与多国建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于1973年正式恢复大规模招收来华国际学生。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来华国际学生实行教育教学和管理的体制也由单一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国际学生规模迅速增加,生源国几乎涵盖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学生层次均匀分布,学习专业几乎涵盖中国对国际学生开放的所有专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世界人民对中国认知的提高,来华国际学生规模仍会呈现增加的趋势。然而在来华留学的新发展态势中,许多来华国际学生教育问题也随之产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如外语授课课程体系的建设、师资整体水平的提升、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善等。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要取得长足发展,保证“2020年50万”目标的顺利实现,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本文在分析总结1973年以来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现实意义、研究价值;对本文研究对象及来华国际学生进行界定,并对选题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对已有的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及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基础。此部分主要介绍现代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即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发展状况,生源结构、经费来源、接收院校分布、专业结构等,并总结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特点。第三部分:新时期(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之演变。本部分主要从1973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介绍了1973年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时代背景;介绍了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并分析1973年—2013年封闭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逐渐过渡到以高等院校为办学主体的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如招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制度、实行来华国际学生学位制度、学籍和学历管理制度、汉语水平考试和预科学习制度等。第四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来”之影响因素,“来”之源以及“来”之途径。本部分首先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来华国际学生的影响因素,如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外交关系、教育质量、就业和创业环境等;然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结构和洲别分布;最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的经费来源,如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交换生及自费生规模及分布等。第五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学”在哪里、学什么以及以什么身份学的问题,从而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来华国际学生接受院校分布、专业分布及学历结构等。第六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本部分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对来华国际学生的“管”,主要阐述了高等院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管理、日常生活管理、政治管理、实习管理及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管理等。第七部分:总结与反思。本部分将总结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反思国际学生教育中的问题,并与国际上国际学生教育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以期得出历史经验、提出发展要求,即提出寻求适合于我国当前及未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建议。
党为[10](2010)在《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文中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着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为论述清晰计,章内又基本以重要论着出版时间为序进行述评。如此,大体上分为:民众史、经济史、精英史、法律史、城市史、民族史、外交边疆史和妇女史等,共计八个专题(章)。其中后三章集中体现了新清史的三个核心特征,而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前五章既是新清史的准备阶段,又在发展中与新清史交织在一起,成为新清史的一部分。第一章“民众之作为群体”,论述了清代民众群体事件史研究,包括华北农民的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文化要素、清末新政时期的农村反抗、民众叛乱的宗教动力和东南沿海的海盗研究等,强调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内部动力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这些都为新清史的兴起提供了学术氛围和一定的方法论准备。第二章“‘新经济史’中的清代”。在注重世界背景和制度分析的世界“新经济史”潮流中,学者们重估了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经济。黄宗智教授深具影响地挪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中国经济定性为“没有增长的发展”,而濮德培的湖南经济研究则证明清代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且达臻传统国家的最大经济潜能。高家龙的企业史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因素,曾小萍的盐业研究考察的是中国传统要素,前者打破了原来在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假定,后者则证明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国斌和彭慕兰将中国经济置入世界视野下,证明中国经济甚至领先同时代的西方,驳斥了中国要为自己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负责的观点。曾小萍和王国斌等在清代财政和粮仓制度的考察中,揭示了清代国家在财政和食物储备上的成就。这里,新经济史所体现的中外比较的世界视野恰恰也正是后来新清史的基本视角。第三章“‘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考察了美国学者对西方入侵前的中国国家的研究。与前两章一样,在新材料的刺激下,学者们重新评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和精英阶层。由于18世纪的中国既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盛世”政治-经济体,也可能埋下了此后中国衰落的种子,因此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而同时,18世纪中国研究不仅是新清史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清史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章“司法档案里的清代社会”,指出主要在黄宗智的倡导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制度史的研究过渡到了法律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在大量存世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和中央存档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活跃的“民法”社会,不仅打碎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论断,也借以复活了讼师、胥吏和妇女等原来历史研究中边缘人群的历史。虽然黄的研究不属于新清史范畴,但其追随者基于法律文件的社会史研究却已属于新清史关注边缘人群思潮的一部分了。第五章“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民间团体的活跃,也引发了关于“公共领域”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大讨论。关于承德的研究,作为新清史的典型案例,论证了承德在清代帝国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提出了新清史中关于清代皇帝的多重身份和帝国多元性的典型观点。梅尔清的清初扬州研究,则展示了清代城市的文化史维度。在这一章的论述中,美国学者实现了对清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样本式还原。其中,罗威廉和梅尔清的研究分别体现了新清史的世界史视角和注重清前中期史的特点,而承德研究则直接就是新清史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第六章开始,进入新清史应该毫无争议的部分。第六章“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是新清史的第一个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正是满洲特质使清王朝在中华帝国序列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彻底融合了长城内外,为现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遗产。第七章“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在全球史视野下,美国学者将清帝国置于同时代的国际帝国竞争环境中,研究了清帝国在外交事务和中亚地区等方面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的竞争,认为清帝国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英帝国、俄帝国等一样都是谋求殖民和扩张的帝国形态,从而为当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广袤的领土遗产。汪荣祖先生和部分美国学者对这种比附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必须警惕其这里及前面的族群研究中可能的政治影响。第八章“能动的清代女性”。在新清史的去中心倾向和少数族裔女性对西方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女性立场不满的双重影响下,西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女性的历史研究中率先实现了关于传统社会架构下妇女权力新认识的突破。尽管有局限于上层的弊端和过度诠释的嫌疑,她们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国清代妇女在清初的多姿生活、中期的社会中心地位和晚期的顽强人生态度,实现了对清代妇女群像的刻画,颠覆了关于传统中国妇女备受压迫的悲剧形象。“结语”部分,笔者主要对美国的新清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批评反思,并在最后探讨了一下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给出了一个谨慎乐观的结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经济建设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三)规模效应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研究 |
第一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的解释 |
第二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的构成层次 |
第三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理论与着作类型的划分 |
第二章 赵德馨经济史实研究述评 |
第一节 贯通古今,解答“中国经济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
第二节 赵德馨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 |
一、论证两汉的商品生产与商业发展以奴隶制为基础 |
二、两汉的社会性质:奴隶制 |
三、生产结构的变化:两汉商品货币关系由盛转衰的根源 |
四、揭示楚国货币的全貌 |
五、论证布币的实体是布匹 |
六、提出破解西汉“黄金热”退潮的新思路 |
第三节 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 |
一、近代中西关系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 |
三、不同群体开展的经济活动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第四节 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 |
一、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 |
二、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 |
三、主编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赵德馨的经济史理论研究述评 |
第一节 赵德馨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 |
第二节 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 |
一、第一次突破:打破1919年的界限 |
二、提出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
三、第二次突破:提出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突破1949年的界限 |
第三节 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 |
第四节 若干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分析 |
一、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 |
三、商兴国兴论 |
四、中国历史上市场关系发展的三阶段论 |
五、论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 |
第一节 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实践 |
第二节 赵德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创建的实践 |
第三节 创见: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
一、赵德馨对经济史学概论的解释 |
二、经济史学概论的内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基本概念与选题意义 |
(一)基本概念 |
(二)选题意义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案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的思路 |
(三)论文创新与难点 |
第一章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国家治理的探索 |
一、党的国家治理思想 |
(一)建立新民主主义进而建立社会主义 |
(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
(三)消灭剥削和改变落后状态的经济纲领 |
(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
二、党对革命根据地的治理历程 |
(一)苏维埃时期的根据地治理 |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治理 |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治理 |
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国家治理成效和经验 |
(一)产生巨大的成效 |
(二)形成国家治理的经验 |
第二章 围绕巩固和提高执政力构建国家政治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思想 |
(一)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
(二)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 |
(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 |
(四)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新型民族关系 |
二、构建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政权 |
(一)筹备召开新政协代行人大权力 |
(二)确定国家政权机构 |
(三)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四)根据宪法和法律调整政权机构 |
三、构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政治体制 |
(一)军政合一的过渡形式 |
(二)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建政 |
(三)公开建党扩大党组织覆盖 |
四、构建国家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体系 |
(一)建立全国统一、运行高效的国家政权 |
(二)强化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
第三章 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治理面临的形势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形势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面临的封锁和禁运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治理思想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
(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
三、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经济体制 |
(一)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管理体系 |
(二)组建国营经济体系 |
(三)建立国家经济新秩序 |
(四)开展国家“一五”计划 |
四、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
(一)围绕土地改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
(二)围绕厂矿企业民主改革解放发展城市生产力 |
五、构建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
(一)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
(二)把个体手工业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
(三)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四)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
第四章 围绕塑造和提升凝聚力构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化治理面临的形势 |
(一)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
(二)社会阶级阶层的价值倾向混乱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化治理思想 |
(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
三、构建新型文化管理体制 |
(一)建立文化管理体系 |
(二)接管、改造旧新闻媒体 |
(三)建立党的报纸和宣传机构 |
四、塑造国家文化治理软实力 |
(一)改革语言文字 |
(二)教育的废旧立新 |
(三)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
五、构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 |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 |
(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三)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 |
第五章 围绕调动和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 |
(一)毒品危害深重 |
(二)妓院藏污纳垢 |
(三)匪患祸害人民 |
(四)大量的封建会道门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社会治理思想 |
(一)关于社会问题治理 |
(二)关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 |
三、构建社会各阶级的划分体系 |
(一)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保障阶级划分 |
(二)划定阶级成分 |
四、解决社会顽疾重塑社会风气 |
(一)抗美援朝运动唤发爱国热情 |
(二)镇压反革命横扫反动势力 |
(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
(四)建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五)改革整顿宗教组织 |
五、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
(一)“包下来”的政策与劳动力的“统包统配” |
(二)建立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和救灾抗灾制度 |
六、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整合体系 |
(一)强化了对城市社会的治理 |
(二)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的整合 |
(三)加强了对干部的管理 |
(四)深化了对农村农民的组织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和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主要成效 |
(一)全面巩固了国家政权 |
(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
(三)初步构建了一个协调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
(四)塑造了良好国家治理气象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经验 |
(一)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保障 |
(二)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
(三)协调配套的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框架 |
(四)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 |
(五)破旧立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一)现代化 |
(二)社会分化 |
(三)社会整合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一)现代化理论 |
(二)功能主义理论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低分化社会的建构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抑制社会分化的措施与结果 |
一、战争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
二、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 |
三、三大改造 |
第二节 抑制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分析 |
一、抑制社会分化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
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社会各界倾向抑制社会分化 |
三、抑制社会分化符合当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四、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要求抑制社会分化 |
第三节 低分化社会的运行逻辑 |
一、科层化的社会空间 |
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 |
三、限制社会自由流动 |
四、突出政治 |
第四节 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和问题 |
一、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 |
二、低分化社会的主要问题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
一、系统分化 |
二、职业分化 |
三、收入分化 |
四、阶层分化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
三、社会分化的不平衡性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 |
四、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 |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意义 |
第一节 社会分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一、社会分化创造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
二、社会分化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 |
三、社会分化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
一、社会分化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 |
二、社会分化涵养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基础 |
三、社会分化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 |
四、社会分化对阶级阶层冲突具有削弱效应 |
第三节 社会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 |
一、社会分化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 |
二、社会分化开拓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
三、社会分化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 |
第四章 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宏观结构失衡 |
一、社会分化导致系统结构失衡 |
二、社会分化导致职业结构比例失衡 |
三、社会两极分化 |
四、社会碎片化 |
第二节 社会群体分化的反常现象 |
一、弱势群体的分化 |
二、边缘群体的分化 |
三、反社会群体的分化 |
第三节 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
一、社会分化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冷漠 |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焦虑 |
第五章 高分化社会的社会整合与秩序重构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 |
一、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 |
二、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组织 |
三、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成员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条件 |
一、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生产力因素 |
二、重新发现“共同性” |
三、“社会纽带”的作用 |
第三节 正常分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一、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 |
二、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原则 |
三、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原则 |
五、社会分化的底线原则 |
六、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原则 |
七、充分吸纳原则 |
结语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
(三)不应忽视社会分化的风险与挑战 |
二、可能的扩展研究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独特性问题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
(三)社会分化与未来社会形态问题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理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逻辑 |
1.1.2 市场决定:经济治理思维的根本性变革 |
1.2 相关理论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开放经济体下的产业结构自发升级——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1.2.2 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追赶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1.2.3 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产业结构转移升级——产业结构转移理论 |
1.2.4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角色——从强制干预型到强化市场型 |
1.3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论文结构 |
1.4 论文重要概念界定与区分 |
1.4.1 政府与国家 |
1.4.2 产业与产业结构 |
1.4.3 产业政策与政府职能 |
1.5 论文可能创新与不足 |
1.5.1 论文可能创新 |
1.5.2 论文不足 |
2 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2.1 经济增长 |
2.1.1 需要与人类行为 |
2.1.2 劳动行为与经济增长的本质 |
2.1.3 从经济增长思想史看经济增长的三种方式 |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2.2.1 从劳动行为的本质看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2.2.2 从经济增长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形式 |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
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条件——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2.3.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的提出 |
2.3.2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的外延 |
2.3.3 以公共品为基本属性和外部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3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与市场的权衡 |
3.1 从市场过程理论看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
3.1.1 市场过程理论简介 |
3.1.2 市场主体决策自由的作用 |
3.1.3 市场价格机制的特性 |
3.1.4 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 |
3.1.5 市场供需机制的作用 |
3.1.6 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 |
3.2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原因 |
3.2.1 外部性与市场供给失灵 |
3.2.2 不完全信息与市场失效 |
3.2.3 规模递增与垄断组织结构 |
3.3 国家理论中的政府职能演替 |
3.3.1 制度契约论视角下的政府——合作之手 |
3.3.2 古典经济学中的政府——扞卫之手 |
3.3.3 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掠夺之手 |
3.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阶级间暴力压迫的工具 |
3.3.5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政府——诺斯悖论 |
3.3.6 小结 |
3.4 结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 |
3.4.1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塑造合格市场主体 |
3.4.2 加强市场监管构建透明健全市场体系 |
3.4.3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市场组织效率 |
3.4.4 合理运用经济政策有效弥补公共品市场供给失灵 |
4 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 |
4.1 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以美国为例 |
4.1.1 一般性制度构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
4.1.2 支持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 |
4.1.3 从美国信息产业崛起看政府的优选产业政策 |
4.2 从“通产省奇迹”到“失去的十年”: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 |
4.2.1 以通产省为核心的日本产业政策奇迹(1945-1973) |
4.2.2 九十年代“失去十年”的深层原因 |
4.2.3 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 |
4.3 从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矮化看政府的失败——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度时期 |
4.3.1 过度时期的产业结构矮化 |
4.3.2 结构主义时代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4.3.3 对拉美国家政府失败的反思 |
5 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变迁历程 |
5.1 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5.1.1 总路线指引下的产业政策 |
5.1.2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5.1.3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的产业结构失衡 |
5.2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5.2.1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产业政策 |
5.2.2 转轨摩擦中的体制变革 |
5.2.3 产业结构的恢复性调整 |
5.3 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5.3.1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产业政策 |
5.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
5.3.3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 |
5.4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
5.4.1 经济体制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 |
5.4.2 国家产业政策有效性值得商榷 |
5.4.3 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的着力点 |
6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的实证计量分析 |
6.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6.1.1 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标准 |
6.1.2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6.1.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相关性 |
6.2 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化改革红利 |
6.2.1 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构建 |
6.2.2 市场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面板数据测算 |
6.2.3 市场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面板模型 |
6.3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中的财税政策效应 |
6.3.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国际比较 |
6.3.2 财税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历史统计分析 |
6.3.3 财税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时间序列模型 |
7 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相关政策建议 |
7.1 加快完善市场体系,确保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决定性作用 |
7.1.1 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
7.1.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7.1.3 建立新型市场监管体制 |
7.2 深化国企改革,通过建立现代产权体系和企业制度重塑合格市场主体 |
7.2.1 以完善产权制度为保障,锻造市场决定的发展新逻辑 |
7.2.2 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导向,走出国有资本管理模式改革新道路 |
7.2.3 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抓手,构建国有企业运营新形式 |
7.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
7.3.1 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
7.3.2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育高效技术市场 |
7.3.3 深化公共科技资源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基础制度和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
7.4 以财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为依托,构建市场决定的大国经济下现代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7.4.1 健全中央与地方间财政体制,重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中的政府间责任与权力配置 |
7.4.2 建立目标明确、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制度,铸就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强大助推器 |
7.4.3 加强财税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建立统一完整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激励机制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8)以新理念引导学科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一、以新理念发展旧学科: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向前跨进一大步 |
二、以新理念构建新学科:开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 |
三、以新理念提升学科建设定位: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 |
四、结语 |
(9)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 |
(一)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意义重大 |
(二)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亟待历史总结 |
(三) 作者本人学研兴趣及工作需要 |
二、研究意义 |
三、概念解析 |
(一) 留学及来华留学 |
(二) 国际学生和来华国际学生 |
(三)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一) 研究历史回顾及研究队伍简介 |
(二) 研究成果简述 |
(三) 有待加强之处 |
五、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一) 研究思路 |
(二) 论文框架 |
六、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 研究方法 |
(二) 论文创新 |
第一章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基本情况(1949-1972) |
第一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本情况(1949-1972) |
一、早期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 |
二、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接收院校及分布专业情况 |
第二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探索(1949-1972) |
一、基本形成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体制 |
二、规范来华国际学生的学习和行为 |
三、完善高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 |
第三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主要特点 |
第二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的演变(1973—2013)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环境 |
一、外交形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
三、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
四、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态势 |
一、1973-1977年间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三、1990至今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制度变迁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各项制度的确立 |
二、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 |
第三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1973-2013) |
第一节 影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 |
一、推拉理论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二、从接收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拉力因素 |
三、从派出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推力因素 |
四、从来华学生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内力因素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三、1990年—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四、近40年间华国际学生生源国分布特点解析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经费来源情况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较为单一 |
二、1978—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逐渐多样化 |
第四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1973-2013)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接受院校分析 |
一、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院校 |
二、接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的院校 |
三、接收孔子学院奖学金生的院校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学科专业分析 |
一、由理工为主转向学科多样化 |
二、汉语学习及预科教育 |
三、开放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授课专业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类别及学历层次分析 |
一、对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生的入学要求 |
二、近40年间长期来华国际学生类别及学历层次分布 |
三、短期来华国际学生迅速增长 |
第五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1973-2013) |
第一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日常管理理念的演变 |
一、来华国际学生管理的“特殊化”阶段(1973-1990) |
二、来华国际学生管理规范化、人性化阶段(1990—2013) |
第二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教学管理的演变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安排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学习内容的规定 |
三、有关考勤、休学、退学等方面的规定 |
四、关于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定 |
五、关于考核和毕业要求的规定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社会管理之演变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与中国人交流和交往的管理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的假期及文体活动安排 |
三、来华国际学生的志愿者服务 |
第六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总结与检讨 |
第一节 历史实际得出的经验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二、合理的教育管理体制能促进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 |
三、教育质量是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生命线 |
四、对来华国际学生重管理,轻服务 |
第二节 现实发展提出的“要求” |
一、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
二、教育质量亟需提高 |
三、招生工作可以实行商业化运作 |
四、教育管理必须实现信息化 |
五、预科教育可完善其教育体制 |
六、建立来华国际学生自我管理体制和自我服务渠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ABSTRACT 前言 |
论文的论述对象及学术史回顾 |
论述内容的取舍原则 |
以清史研究为叙述线索的美国中国学分期 |
(一) "·新闻报道":美国传教士的人类学式在场 |
(二) "冲击-反应":美国中国学的创立与成熟 |
(三) "中国中心":批判、提升与过渡 |
(四) "乱花渐欲迷人眼":1975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
(1) 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研究 |
(2) 拒绝中心:"新"清史 |
文章的篇目结构与论述逻辑 第一章 民众之作为群体 |
华北: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 |
义和团:民间文化的作用 |
新政下的乡村:反现代性? |
千禧年暴动:异端信仰的力量 |
海盗:内因抑或外因? 第二章 "新经济史"中的清代 |
内卷化:国家的有限性 |
湖南:清代中国国家的经济极限 |
商业史:帝国主义的不同面孔 |
盐业:中国传统商业的活力 |
世界背景下的清代经济:大分流? |
传统国家的经管能力:清代的财政和粮仓 第三章 "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 |
军机处、流放、武风:18世纪中国的政治 |
新文化史:18世纪的精英、地方与国家 第四章 法律-社会史:司法档案里的清代 |
旧法律研究的特征 |
黄宗智:清代的"民法" |
讼师:传统法律的实践与道义 |
胥吏:清代基层政府的法律运作 |
清代法律对两性关系的规范 |
书写与法律:传统法律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动向 第五章 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 |
汉口:"公共领域"的适用性 |
承德:真正的帝国之都 |
扬州:空间·符号·文化 第六章 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 |
族群研究的兴起与清史研究的族际转向 |
满族的最终形成:清末 |
满族的建构: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 |
宫廷:多种族起源的证据 |
上层:王朝中期维护满洲特质的努力 |
下层:革命之殇 |
其他族群研究及这种研究的潜在颠覆性 第七章 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 |
外交:与英国和列强的纠结 |
中亚:平定准噶尔 |
新疆:帝国的创建 第八章 能动的清代女性 |
新清史兴起与妇女研究的兴盛 |
家门内外:明末清初妇女的多姿生活 |
闺阁世界: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盛清妇女 |
颠沛流离:清末的坚强女性 |
下层及少数族妇女研究 |
过度诠释嫌疑:以曼素恩对汉女缠足的解释为例 结语:总结、批评与展望 |
新清史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
对文中1980年代以来清代史新观点新方法的总结 |
几点批评与反思 |
展望: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 参考文献 后记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D]. 邬昶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949-1956)[D]. 王建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J]. 李伯重. 文史哲, 2008(01)
- [5]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D].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10)
- [8]以新理念引导学科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与经验[J]. 张连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0(04)
- [9]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D]. 吉艳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10]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D]. 党为.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