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要重视人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齐义军,朱彤,任振宇[1](2022)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重要贡献——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文中研究说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辉历程,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21年7月20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
王国成[2](2022)在《跨学科探索社会经济复杂性——2021年诺贝尔奖深层意蕴的启示与思考》文中指出将2021年度诺贝尔奖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经济学奖等联系起来思考,探究它们的共同关注点、深层意蕴、学科交结枢纽及融合发展的必然性,聚焦和深入探讨各类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从底层逻辑和层级架构视角比较物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联与异同,拓展、凸显和加快人类的主观意识、智慧创造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度结合与有效应用,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这对人类的思维认知观念提升、科技文明进步的方向和进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学科专业设置等都有启发价值和重要意义。
程晨[3](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韩美琳[4](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郝辑[5](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王琼[6](2021)在《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文中研究指明分配是劳动者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薪酬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者获取经济收入的基本方式,其不仅直接关系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决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同时公正的薪酬分配也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标志,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说过:“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就对薪酬分配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坚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确立,有序合理科学的薪酬分配秩序已经逐步形成。薪酬分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劳动者薪酬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度也日益提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逐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各项改革已经不断深入推进,劳动者薪酬分配的方式和公正性也暴露出新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薪酬差距依然不合理,部分劳动者尤其是一线职工和低收入劳动者薪酬增长缓慢,劳动者对提高薪酬的需求与用人单位用工成本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各生产要素的分配中劳动力要素所占比重严重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健全劳动法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薪酬分配法律机制。学界一直致力于关于薪酬分配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和深化。一是需要拓展和夯实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正义的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社会分配的精华部分,并非相互对立、互不认同,相反,可以将三者相互融通、有机结合,深化和完善适应我国当代国情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以指导具体薪酬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需要探寻契合时代发展主题和背景的法律机制。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少有从法学视角关注薪酬分配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问题更是涉及甚少。在我国践行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大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不仅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权益,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三是需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提出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原则和方法。这既具有完善我国新时期分配正义的理论价值,又有破解当代劳资矛盾的现实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体系可以有效维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切身权益,保障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法,构建法学视角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及其公正性问题的研究框架体系。以分配正义、矫正正义构成的哲学维度和以人权保障原则、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构成的法学维度共同支撑起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的回应、得所应得的强化、差别原则的考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四个层面体现了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必要性。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为实现当代中国薪酬分配公正提供历史和文化经验。从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来看,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为基尼系数和要素价格,法学的评判标准由“三个程度”构成,即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和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通过上述标准,可以基本判断出某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劳动者的薪酬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趋近于公正。通过纵向比较总结出当今世界的几种薪酬分配的典型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典型的薪酬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瑞典的多种政策措施并用控制收入差距的模式、美国的以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分配进行调节的模式和巴西的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维护分配公正的模式。这三种典型模式可以为我国劳动者薪酬分配模式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需要完善和优化由权力保障机制、权利实现机制和社会支撑机制构成的、保障薪酬分配公正的制度体系。一是权力保障机制。通过分析权力配置的原则和结构,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总结出我国权力配置的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即司法公正的型塑、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变化和困顿,尝试提出疫情背景下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二是权利实现机制。以人本理念和劳资共赢理念构建起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以劳资共决权、同工同酬权和劳动报酬请求权为内容,构成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这三项权利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虽不尽相同,但各有侧重,多效并举,共同促进薪酬分配公正之实现;三是社会支撑机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劳动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化组织,在确保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作用。工会代表权和维权手段的强化保障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策权和监督建议权的强化保障,是这两个社会化组织有效履行职责和充分发挥保障职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化支撑机制完善的关键之所在。
金光旭[7](2021)在《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将“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可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价值目标和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余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经“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探索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版”,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的全新实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定位所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全面小康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融合了共同富裕要求和现代化目标的道路。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对党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赋予其新的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使得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理论与实践逐渐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全文围绕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问题共分八部分进行系统研究,由绪论、正文六章及总结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章为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准备,本章从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概念界定开始,系统阐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并对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定位进行分析。第三章为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与现代化思想进行研究,并深入研究列宁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第四部分为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属性呈现。本章从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关系的解析开始,论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与现代化是统一的整体,而后进一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前进动力,最后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论文的第五章为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程,本部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开始,回溯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的过程,并在新时代进入了强起来的新征程,在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方面,中国历经了民族独立、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同阶段。第六章立足现阶段,本文系统的分析了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虽然我国在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民生福祉、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国依然面临着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社会矛盾与问题多发、国际政治格局挑战加剧等问题,阻碍了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实现。由此论文进入了第七章的论述,本节主要论文了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略。具体论述了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更多更公平的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最终实现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九红,李星[8](2021)在《福利经济学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文中指出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是经济学领域一种常议常新的基本方法论。从经济分析视角看,这种二分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议过程。这一过程针对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学是否是一门政策性科学?经济学研究能否实现价值中立?价值问题能否进行理性分析?福利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作用于福利经济学,那么,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政策性科学,如何回答好后两个问题呢?它给出的解决路径是从逻辑起点、核心内容和实践路径上,回归到"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进一步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政府的"行为生态意义"、"心理契约意义"和"社会福利含义"。这种弥合路径有利于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把政治经济的价值诉求根植于历史科学之中,实现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陈思同[9](20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认为
刘颖[10](2021)在《新时代生态财富观及其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经济学要重视人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学要重视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重要贡献——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与实践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及其新时代指导价值 |
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
(一)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 |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
五、结语和展望 |
(2)跨学科探索社会经济复杂性——2021年诺贝尔奖深层意蕴的启示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复杂性科学与跨学科探索复杂系统 |
(一)物理系统微—宏贯通认知 |
(二)人类感知与人机协同 |
(三)跨学科视角下的复杂性研究 |
二、物理复杂系统与社会经济复杂系统③ |
(一)基本元素特征 |
(二)微观结构、相互作用与网联层级 |
(三)社会形态生成与微—宏互反馈机制 |
(四)揭秘复杂的技术实现 |
三、对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启示与思考 |
(一)时代意义 |
(二)对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
(三)助推新时代的学科专业建设 |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框架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2.2 国外研究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2.2.3 争议与评价 |
2.3 国内研究 |
2.3.1 介绍性研究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2.4 小结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3.2 生物学说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3.3 历史主义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3.4 人道主义者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3.4.2 实地考察 |
3.5 小结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4.3.1 何谓“正常”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4.4 小结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5.1 人的发展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5.2.1 企业家才能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5.4 小结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6.2.3 政策主张 |
6.3 小结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7.3 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4.2.3.1 德尔菲法 |
4.2.3.2 熵值法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5.1.1 α收敛 |
5.1.2 绝对β收敛 |
5.1.3 PS收敛模型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6.1.2 Moran散点图 |
6.1.3 LISA集聚图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6.2.1 数据来源 |
6.2.2 整体态势 |
6.2.3 发展现状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6.2.5 类型评定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7.1 数据来源 |
7.2 数据处理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局限性 |
8.4 展望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五、预期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薪酬分配公正及其法律实现的理论阐述 |
第一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概念阐释 |
一、薪酬概念的理论阐析 |
二、劳动者概念的理论阐析 |
三、公正概念的理论阐析 |
第二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 |
一、哲学维度 |
二、法律维度 |
第三节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现实必要性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 |
二、得所应得的强化 |
三、差别原则的考量 |
四、现实国情的呼唤 |
第四节 中国传统分配公正理论的历史演进 |
一、传统分配公正思想的演进 |
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第二章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 |
第一节 经济学的评判标准 |
一、基尼系数 |
二、要素价格理论 |
第二节 法学的评判维度 |
一、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 |
二、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 |
三、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 |
第三章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模式借鉴 |
第一节 当代薪酬分配法律实现的典型模式 |
一、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型——瑞典 |
二、市场主导型——美国 |
三、政府主导型——巴西 |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借鉴意义 |
一、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与时俱进 |
二、破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壁垒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归位 |
四、建立公平且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
五、完善薪酬配套政策体系 |
第四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力保障机制 |
第一节 权力配置基本要义 |
一、权力配置原则 |
二、权力配置结构 |
三、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 |
四、实现薪酬分配公正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困境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 |
一、司法公正的型塑 |
二、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 |
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
第三节 疫情下薪酬分配公正与政府权力行使 |
一、政府权力在疫情保障中的行使方式 |
二、疫情背景下的薪酬分配 |
三、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 |
第五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 |
第一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 |
一、人本理念下的权利观 |
二、劳资共赢理念下的权利观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支撑 |
一、群体公正的实现——劳资共决权 |
二、个体公正的实现——同工同酬权 |
三、现实公正的实现——劳动报酬请求权 |
第六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支撑机制 |
第一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工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一、工会的角色定位 |
二、工会在薪酬分配中的作用 |
三、工会的代表权保障 |
四、工会的维权手段保障 |
第二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职工代表大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一、职工代表大会的角色定位 |
二、职工代表大会在薪酬分配中的职能 |
三、职工代表大会的决策权保障 |
四、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建议权的保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准备 |
2.1 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概念界定 |
2.1.1 共同富裕 |
2.1.2 现代化 |
2.1.3 共同富裕现代化 |
2.2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定位 |
2.2.1 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探索 |
2.2.2 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目标的根本立场 |
2.2.3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任务 |
第三章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与现代化的理论学说 |
3.1.1 建立以资产公有制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 |
3.1.2 设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 |
3.1.3 大工业生产体现现代化道路 |
3.2 列宁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与现代化理论 |
3.2.1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与现代化理论 |
3.2.2 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与现代化理论 |
第四章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属性呈现 |
4.1 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解析与逻辑澄清 |
4.1.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4.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
4.1.3 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关系 |
4.2.1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前进动力 |
4.2.2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优势 |
4.3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
4.3.1 非资本为逻辑的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 |
4.3.2 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主线,共享现代化成果 |
4.3.3 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
4.3.4 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 |
第五章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程 |
5.1 新中国成立前的共同富裕思想与现代化探索 |
5.1.1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共同富裕思想 |
5.1.2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化探索 |
5.1.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
5.2 毛泽东共同富裕与现代化思想: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基石 |
5.2.1 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
5.2.2 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内容 |
5.2.3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
5.2.4 毛泽东现代化思想指导下的成就 |
5.3 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扬帆起航 |
5.3.1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开创 |
5.3.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继续发展 |
5.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界碑 |
5.4.1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 |
5.4.2 以区域振兴发展战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 |
5.4.3 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
5.4.4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建设 |
5.5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 |
5.5.1 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
5.5.2 提出“共享发展”战略 |
5.5.3 提出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
第六章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成就与面临挑战 |
6.1 我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成就 |
6.1.1 国民经济连上新台阶,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 |
6.1.2 基础产业发展实现新飞跃,惠民基础得到改善 |
6.1.3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突破 |
6.1.4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
6.2 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困难与挑战 |
6.2.1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 |
6.2.2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严峻 |
6.2.3 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矛盾与问题多发 |
6.2.4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挑战加剧 |
第七章 坚定不移走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略 |
7.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
7.1.1 鼓励创新驱动,培育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
7.1.2 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为共享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
7.1.3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 |
7.1.4 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加速产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
7.2 探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举措 |
7.2.1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7.2.2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保障人民权益和福祉 |
7.2.3 坚持依法治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
7.2.4 增强公务员能力,保证现代治理效能 |
7.3 完善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体制 |
7.3.1 收入分配机制改革 |
7.3.2 要素市场体制改革 |
7.3.3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
7.3.4 文化体制改革 |
7.3.5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总结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福利经济学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争议 |
二、福利经济学研究能否实现价值中立 |
三、伦理价值能否进行理性论证 |
四、行为福利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
四、经济学要重视人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重要贡献——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J]. 齐义军,朱彤,任振宇.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01)
- [2]跨学科探索社会经济复杂性——2021年诺贝尔奖深层意蕴的启示与思考[J]. 王国成.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01)
-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
- [6]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D]. 王琼.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国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研究[D]. 金光旭. 吉林大学, 2021(01)
- [8]福利经济学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J]. 张九红,李星. 改革与战略, 2021
-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取向研究[D]. 陈思同.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10]新时代生态财富观及其价值研究[D]. 刘颖. 南京财经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