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肖超[1]（2014）在《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文中研究表明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翻译出版业成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西方学术着作的译介,使中国人摒弃了过去狭隘的观点,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商务印书馆是传播新文化的先行者。译介西学经典、出版学术着作等工作,使商务印书馆成为20世纪中最着名的出版社,并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先行学科的作用。通过世界地理知识的学习,中国人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进而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自1897年建馆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学着作。其中,地理学译着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出版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史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研究能够从侧面窥视商务印书馆西学翻译出版的历程,发现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引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和《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目录（1949-1990）》等书日,对商务印书馆建馆以来出版的地理学译着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理念,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共同体”理论,以及“副文本”研究的思路。在运用传统书目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也运用了计量学的方法,对着作出版年、作者国别、书籍印刷数量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从书籍史的角度对地理学译着出版做微观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着作山版国别的倾向上,这些地理学译着都强烈地打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因而,在整理1897-2012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书目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对地理学译着的统计分析,本文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划分成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这样,本文将地理学译着置于于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分析晚清以来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译着的接受史和西方地理学思潮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进行研究。首先,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丛书收录、版本变迁、市场销售三个层面,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流通情况。本文借助版本学的知识,系统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版本源流,分析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原因,认为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是由商务印书馆、译者、译着学术影响三方面所引起的。接下来,笔者以49种地理学译着为研究样本,利用重印再版次数和销售比率两个指标评价了地理学译着的销售情况。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在市场上销售状况很好,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此外,本文也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影响力作了评估。在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丛书收录、引用及书评情况,认为影响力高的地理学译着通常具备重印再版率高,多种丛书收录,被引频次多、书评数量多等特点。最后,对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的特征。其次,在对地理学译着的着者、译者、读者群体身份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译着着者、译者、编者、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的分析,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和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地理学译着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是地理学者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中心。地理学者通过合作翻译西方地理学着作,或者合作编纂教材,在学术上得到交流。通过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者联系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交流网络,从而促进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再次,从着作出版年、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着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产生结果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分析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地理学译着反映了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地理学译着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思想经由地理学翻译出版传入中国。西方地理学着作的译介,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新春[2]（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江增辉[3]（2013）在《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竺可桢（1890-1974）,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中国全面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并逐步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持之以恒,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路甬祥说：“通过挖掘竺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可桢特别注重根据中国国情有效推进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有关科学与教育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思想与理念,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精神,建设学科平台,为推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竺可桢取得的卓越贡献与他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密切相关,归纳总结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升科学创新的能力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尤其是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观察的的科学态度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榜样力量。根据文献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对于竺可桢的研究具有追忆性、零散性、重复性和浅层性几个特征,缺乏成熟有效的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富有人文价值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尝试建立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首先,通过对竺可桢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调研,利用科学计量法对其着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其生平各个阶段中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其次,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对竺可桢在西方科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科学体制的学习和引进过程中经验和教训展开论述,这也是竺可桢以其科学家、教育家以及领导者的多重身份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进行探索的艰难历程；再次,对上述竺可桢科学贡献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竺可桢学术成就中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竺可桢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以及功勋卓着的科教成就绝非偶然,与他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对中西科学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最后,就竺可桢对我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竺可桢在将西方科学融入中国本土的不懈努力过程中,尊重国情而又大胆创新,以多种身份的优势注重内容与制度并举等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学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竺可桢这一典型人物的系统研究,吸取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成功方法、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科学体制化道路、模式和特征,理解中国近代科学演化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学习的榜样和不可多得的方法启迪。
武菲[4]（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提出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裴世东[5]（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杨淑宽,李玉海,廖克,谭见安,陈治平[6]（1983）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文中提出本文对地理研究所三十年的科研工作进行了回顾。其中对科研工作的发展按四个时期作了简要分析。重点介绍了为生产和建设服务的工作,扼要总结了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最后阐述了实验技术的发展与新技术的应用。
康兆庆[7]（2016）在《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发展的局面骤然停滞。研究经费无着,研究设备不足,生活物质短缺成为制约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学术界的诸多困境,国民政府以“奖励”学术成果的方式鼓励开展研究,但该政策制定之日起,就遭到时人的质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则采取消极策略,在抗战时期制定“维持资助事业最低限度原则”,对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贡献有限。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采用积极主动的策略,借鉴德国学术救济委员会的办法,以人为中心,实施科研资助制度,从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等方面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再度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新学术增长点的出现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做出一定贡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是管理和分配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1931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业务,存在了28年。1931-194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国民政府的建设与教育有过相当贡献。尤其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侵略者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摧残,为实现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科研资助,在边远省份的大学设立大学讲座教授,以提高边远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延续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设立科学研究助理,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研究者,为中国的科研发展储备人才；组织科学考察团,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探险精神,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为开发西南、西北边疆提供科学依据；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集合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最有影响的机构,在中国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人才培养、训练及学术方向、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从事蚕桑研究的高级科研机构,标志着中国对蚕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对于西南地区蚕桑改良及平衡政府国际收支起到重要作用；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开展地方性研究,推广科学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处处以适合国家需要为前提的资助原则；二是管理者和参与者的爱国热情；三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科学管理及组织运行机制：四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的科学观念及学术思想的影响；五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尽管董事会以适应国家需要为前提,但在科研资助中并不盲从于政府政策,而是坚持基金运行的独立性和科学发展规律,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一直存在。然而,由于抗战中后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基金运行出现问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最终导致科学协助制度无疾而终,甚为遗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科研资助制度,其特点有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个人研究与联合研究并举,严格评审与注重监督并行,服务国家需要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也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引导学术研究转型,提倡学术研究新方向,树立学术研究新风气等方面。
孙萌萌[8]（2018）在《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 ——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文中提出1960-1970年代,人们对气候变化未来趋势的判断经历了从冰期到全球变暖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气候风险的大众传播中,也体现在相应的科学领域。对气候变化趋势判断的转变,实际上反映的是气候变化科学的议程变化。本研究以“1960-1970年代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预测的转变”为中心,尝试回答“气候议程在这一时段如何转变”的问题,以推进对“二氧化碳气候变化研究何以获得气候研究的优势与权威地位”问题的认识。为此,本研究分五个步骤完成。第一,从1970年代气候风险的大众传播出发,以媒体报道为中心,通过与科学文本对比,确认了冰期预测的科学家信源、主要争议和相关社会议程,从而发现冰期预测是随着1970年代初粮食危机的政治议程而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为了回答粮食危机的相关问题,气候科学家从全球变冷和冰期预测转向全球气候模式改变。随着粮食政治从“寻找原因”到“寻求解决”的议程转变,粮食技术替代气候变化成为粮食问题中更重要的科学议题,而全球变冷所依据的理论由于预测能力的不足而在1970年代末衰落,并被全球变暖预测的新闻报道所取代。第二,从科学内部寻找冰期预测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冰期预测最核心的科学来源是米兰科维奇假说,对其在1960-1970年代所获进展的分析表明:首先,米兰科维奇假说的精确验证发生于1976年,在作出冰期预测时的70年代初,在科学界的接受度有限;其次,米兰科维奇假说作为气候预测存在从数据分析到理论自身的双重不确定性,且无法提供短期预测所需的精确度。第三,冰期预测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古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在气候的天文理论方面所获得的进展,更新了人们对冰期图景的认识。最后,冰期预测所受到的外来压力主要是社会对气候变化预测时间尺度的要求。随着外界对短期气候预测实用性的确认,冰期预测随之衰落,并让位于全球变暖预测。7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古气候学家接受了二氧化碳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并将冰期预测限定在“自然气候变化”范围内。第三,从“物理气候学”和数值气候模式的兴起,看二氧化碳气候学的提升。用于进行二氧化碳敏感性研究的气候数值模式起源于以卑尔根学派气象思想与电子计算机结合而产生的数值天气预报。在美国“科学外交”政策下诞生的全球大气研究项目的最初目标,是拓展数值天气预报的预报能力。但由于洛伦兹“蝴蝶效应”的提出,这一原始目标的可行性大打折扣。随着第一阶段目标的结束,全球大气研究项目开始转向以气候数值模式为基础的气候预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气候预测与气候控制。仍然出于洛伦兹的混沌理论,气候的可预测性问题直到70年代末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对物理机制的了解不够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争议与不确定性使二氧化碳敏感性研究被界定在虚拟实验的范畴,而不具备预测的含义。但随着美国政府的介入,在1979年末的一份以“二氧化碳的数值模式研究是否可靠”为核心问题的报告中,最终确认了二氧化碳敏感性研究作为气候预测的可靠性。第四,从世界气象组织内部气候学议程的变化,看科学议程转变的机制。从1953-1980年,世界气象组织的气候学议程经历了以下变化过程:·1953-1961:从气候学到气候变化或气候波动;·1969-1972:从气候波动到气候与环境;·1973-1976:从气候与环境到人类影响气候;·1977-1979:从人类影响气候到二氧化碳气候作用。从1969年开始的议程变化,是由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及之后的联合国环境项目基金来主导的。由对大型气象和气候学项目的资助,联合国实现了对气候学科学的议程设置。对由外部压力导致的科学议程优先级别的变化,一些科学家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但这些反对未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议程转变的形势。第五,对气候变化观念在中国同一时段情形的研究。70年代初竺可桢对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综合性研究发表,时当气候异常与冰期预测传播至中国。竺可桢的研究遂成为反对冰期预测的依据。“历史气候是波动的,不会朝一个方向一直发展下去”曾在60年代作为竺可桢反驳国外有关全球变暖讨论的思想依据。而对“气候与社会”“气候与人类”等曾经与气候决定论关系密切、容易在意识形态管控严格的环境中引发争议的问题,竺可桢选择了回避。尽管他本人是国内环境保护的先驱,但他的气候变迁研究也同时撇开了环境议题。70年代的冰期预测中,竺可桢认识到这种宣传有其政治经济背景而未给予过多重视。竺可桢去世之后,同时随着国内外交政策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开始更加紧密地追随联合国的科学议程,开始向一个全球气候风险框架靠拢。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结论:科学进展无法单独回答气候科学议程何以在1960-1970年代发生转变的问题;而这种转变的外部原因,也是一种政治动因,即国际环境政治对气候科学的议程设置。环境项目对大型科学项目的资助是实现议程转变的主要机制。国内的议程变化是国际环境政治全球影响的直接体现。本研究表明,政治能够影响、而且事实上已经影响了气候科学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姚鲁烽,何书金,赵歆,高岷[9]（2014）在《《地理学报》创刊80年来的编辑出版工作》文中提出通过整理总结1934-2013年来有关《地理学报》编辑出版工作方面的报道资料,全面回顾《地理学报》创刊80年来在论文编辑、出版管理、印刷发行、引证指标、获得奖励等方面的情况。根据期刊出版情况,将《地理学报》近80年的发展过程分为4个时期:1934-1949年9月的初创发展时期、1949年10月-1966年的整顿发展时期、1978-1998年的恢复发展时期、1999年至今的网络与数字化发展时期。
葛全胜,廖小罕,高星,封志明,刘卫东,廖晓勇,诸云强[10]（2020）在《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80年回顾及展望》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建所80周年。回眸80年,从1940年重庆北碚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到1953年重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195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再到1999年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整合形成现在的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几经变迁,历经三代人努力,研究所始终如一,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着地理科学与资源科学的创新发展,为国家建设发展和生态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适逢建所80周年,本文回顾地理资源所发展历程,总结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并展望未来发展。
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传统 |
| 1.1.2 地理学译着出版的长远历史 |
| 1.1.3 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原因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地理学译着的概念界定及检索途径 |
| 1.3.1 地理学译着的概念界定 |
| 1.3.2 地理学译着的检索途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创新点 |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 1.6.1 副文本理论 |
| 1.6.2 共同体理论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1.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数量分析 |
| 2.1.2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2.1.3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2.1.4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兴起的原因 |
| 2.1.5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意义 |
| 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2.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编辑部门 |
| 2.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2.2.3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2.2.4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副文本的特征和用意 |
| 2.2.5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编辑部门 |
| 3.1.1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沿革 |
| 3.1.2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人员构成 |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2.1 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社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特点 |
| 3.4.1 地理学译着多为内部发行 |
| 3.4.2 地理学译着以集体翻译为主 |
| 3.4.3 地理学译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流通与影响 |
| 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丛书收录情况 |
| 4.1.1 商务印书馆丛书出版概况 |
| 4.1.2 《万有文库》中的地理学译着 |
| 4.1.3 《汉译世界名着》及《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1.4 地理学专业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1.5 其他综合性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版本变迁 |
| 4.2.1 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 |
| 4.2.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原因 |
| 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市场销售状况 |
| 4.3.1 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次数 |
| 4.3.2 地理学译着的销售比率 |
| 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影响力 |
| 4.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和丛书收录情况 |
| 4.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被引用情况 |
| 4.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书评情况 |
| 4.4.4 对商务印书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的分析 |
|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着者、译者、读者群体 |
| 5.1 地理学译着的着者群体 |
| 5.1.1 晚清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译着作者 |
|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理学译着作者 |
| 5.2 地理学译着的译者群体 |
| 5.2.1 商务印书馆编者担任译者 |
| 5.2.2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学缘的译者 |
| 5.2.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学缘的译者 |
| 5.2.4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学缘之外的译者 |
| 5.3 地理学译着的读者群体 |
| 5.4 着者与译者、编者、学者之间的交流 |
| 5.4.1 着者与译者的交流 |
| 5.4.2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
| 5.4.3 译者与学者的交流 |
| 5.5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1 地理学共同体 |
| 5.5.2 商务印书馆促成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3 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共同体的认同和交流 |
| 第六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学科特征 |
| 6.1.1 地理学分支学科译着数量概观 |
| 6.1.2 区域地理译着 |
| 6.1.3 人文地理译着 |
| 6.1.4 自然地理译着 |
| 6.1.5 经济地理译着 |
| 6.1.6 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着 |
| 6.1.7 游记类译着 |
| 6.1.8 地理学史译着 |
| 6.1.9 技术地理译着 |
| 6.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国别特征 |
| 6.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时间特征 |
| 6.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选题立足于学科发展需要 |
| 6.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呈现了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成果 |
| 6.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推进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 |
| 6.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时间间隔体现了中外地理学的交融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贡献 |
| 7.1.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启示 |
| 7.2 研究贡献与展望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研究局限 |
| 7.2.3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统计表(1897-2012) |
| 附录二: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2）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着 |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着目录 |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1 竺可桢专着类 |
| 1.2.1.2 竺可桢纪念文集 |
| 1.2.1.3 学术论文研究 |
| 1.2.2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走向世界的科学先驱——竺可桢及其科学成就 |
| 2.1 竺可桢学术生涯的历程纵览 |
| 2.1.1 家庭背景及求学道路(1890-1916) |
| 2.1.2 教学与学术并重(1918-1935) |
| 2.1.3 投身中国教育事业(1936-1948) |
| 2.1.4 致力科学平台建设(1949-1974) |
| 2.2 竺可桢学术思想的历史背景 |
| 2.2.1 感同身受的社会背景(1890-1974) |
| 2.2.2 学贯中西的教育背景 |
| 2.2.3 融合交叉的学科背景 |
| 2.3 竺可桢学术历程的阶段分析 |
| 2.3.1 科学探索阶段(1916-1928) |
| 2.3.2 学术积累阶段(1929-1949) |
| 2.3.3 学术平台建设阶段(1949-1965) |
| 2.3.4 潜心研究阶段(1966-1974) |
| 2.3.5 小结 |
| 第三章 西学东渐的成功探索——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引进运用 |
| 3.1 引进西学的早期探索 |
| 3.1.1 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3.1.2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性认识 |
| 3.1.3 参加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 |
| 3.2 科学知识的传播践行 |
| 3.2.1 地理学知识的引进 |
| 3.2.2 气象学知识的传播 |
| 3.2.3 科学史研究的推广 |
| 3.3 中西融通的创新典范——历史气候学 |
| 3.3.1 科学知识的发掘与甄别 |
| 3.3.2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创新 |
| 3.3.3 中西融通的成功探索 |
| 第四章 近代教育的艰难实践——对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移植嫁接 |
| 4.1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渊源 |
| 4.1.1 传统儒家教育观的浸染 |
| 4.1.2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影响 |
| 4.1.3 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熏陶 |
| 4.2 西方教育体制的移植探索——中国首个大学地学系的建立与解体 |
| 4.2.1 竺可桢创立地学系的动因分析 |
| 4.2.1.1 哈佛教育的地学背景 |
| 4.2.1.2 中国本土的地学传统 |
| 4.2.1.3 人才资源的短缺现状 |
| 4.2.2 地学系解体原因初探 |
| 4.2.2.1 地理学转向问题 |
| 4.2.2.2 学科发展不平衡 |
| 4.2.2.3 国际地学格局的变化 |
| 4.2.3 竺可桢早期教育思想试析 |
| 4.2.3.1 西学移植与国情传统的矛盾 |
| 4.2.3.2 推动西学东渐发展的客观性 |
| 4.3 西方教育体制的成功嫁接——浙江大学的长足发展 |
| 4.3.1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实践与反思 |
| 4.3.2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
| 4.3.2.1 对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
| 4.3.2.2 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 |
| 4.3.2.3 对世界教育制度的准确理解 |
| 4.3.3 竺可桢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
| 4.3.3.1 高瞻远瞩的培养目标——“领袖人才” |
| 4.3.3.2 独具特色的培养途径——重视“训” |
| 4.3.3.3 科学民主的管理核心——“教授治校” |
| 4.3.3.4 实事求是的建设保证——财政支持 |
| 4.3.3.5 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旅行教育” |
| 第五章 理实交融的独特进路——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的率先垂范 |
| 5.1 海纳百川的全球视野 |
| 5.1.1 日本发展的借鉴 |
| 5.1.2 苏联模式的影响 |
| 5.1.3 西方教育的渗透 |
| 5.2 创建中国气象研究机构的努力 |
| 5.2.1 气象研究所的创建背景 |
| 5.2.2 气象研究所的成立与发展 |
| 5.2.2.1 筹备建立气象研究所 |
| 5.2.2.2 推动全国气象测候所的成立 |
| 5.2.2.3 气象研究所之成果 |
| 5.2.3 中央气象局的设立 |
| 5.3 推动中国地理研究机构的改革 |
| 5.3.1 统一中国地理学会 |
| 5.3.2 地理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 |
| 5.3.2.1 筹备地理研究所 |
| 5.3.2.2 地理研究所的合理布局 |
| 5.3.2.3 中国科学院综考会的成立 |
| 5.4 开拓中国现代物候学的研究 |
| 5.4.1 率先在中国展开现代物候研究 |
| 5.4.2 建立中国现代物候观测网 |
| 5.5 促进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 |
| 5.5.1 带动中国科学史的专业研究 |
| 5.5.2 创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
| 第六章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竺可桢学术成就的方法论价值 |
| 6.1 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 |
| 6.1.1 超凡的顽强毅力 |
| 6.1.2 独特的入世智慧 |
| 6.1.3 清醒的自我认识 |
| 6.2 对中西科学方法的融会贯通 |
| 6.2.1 从“归纳-演绎法”到“假说—演绎法” |
| 6.2.2 还原论、整体论及其融汇互补 |
| 6.3 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 |
| 6.3.1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态度 |
| 6.3.2 “求真理”的科学追求 |
| 6.4 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 |
| 6.4.1 对实践方法的强调重视 |
| 6.4.1.1 “两只手” |
| 6.4.1.2 地图法 |
| 6.4.2 对方法创新的执着探索 |
| 6.4.2.1 历史气候法 |
| 6.4.2.2 物候现象法 |
| 6.4.2.3 旱涝比值法 |
| 第七章 融入本土的科学发展——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 |
| 7.1 弘扬科学的不懈努力 |
| 7.1.1 竺可桢促进科教发展的经验总结 |
| 7.1.2 对科学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 |
| 7.2 尊重国情的创新发展 |
| 7.2.1 立足中华文化传统的科学传播 |
| 7.2.2 我国交叉科学的率先探索 |
| 7.3 内容与制度并举的高瞻远瞩 |
| 7.3.1 多重身份的互相促进 |
| 7.3.2 改造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懈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竺可桢全集》前四卷目录汇总(1916—1973) |
| 附录二：竺可桢参与社会组织与任职年表 |
| 附录三：人名索引 |
| 附录四：图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 |
| 第一节 国人的三峡设想与首次勘测 |
| 一、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设想 |
| 二、首次勘测三峡水力资源 |
| 第二节 美国人的三峡开发计划与夭折 |
| 一、潘绥计划 |
| 二、萨凡奇计划 |
| 三、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
| 四、萨凡奇计划的中止 |
| 第二章 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描绘三峡蓝图 |
| 一、水利是工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 |
| 二、“毕其功于一役” |
| 三、中苏合作开展查勘 |
| 第二节 林李之争与三峡决策 |
| 一、最初的争论 |
| 二、南宁会议上的“御前争论” |
| 三、周恩来查勘三峡与成都会议 |
| 第三节 三峡工程第一次筹建热潮 |
| 一、“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三峡科研大协作 |
| 二、200米蓄水位的初步设计工作 |
| 三、“有利无弊” |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 |
| 一、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提出 |
| 二、建设中的波折 |
| 第三章 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 |
| 第一节 重提三峡工程 |
| 一、坝址选择 |
| 二、纷争再起 |
| 三、邓小平的三峡之行 |
| 第二节 三峡工程第二次筹建热潮 |
| 一、三峡工程加速上马与“翻两番”战略目标 |
| 二、审查通过150米蓄水位方案 |
| 三、用改革的办法建设三峡 |
| 第三节 关于工程近期能否上马的争论 |
| 一、蓄水位之争 |
| 二、党内外的争论 |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
| 一、开展重新论证 |
| 二、论证中的论争 |
| 第四章 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 |
| 第一节 三峡工程重新进入决策进程 |
| 一、历史的插曲:围绕《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的争论 |
| 二、江泽民视察长江 |
| 三、“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
| 四、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
| 五、审查通过175 米蓄水位方案 |
| 第二节 表决定案 |
| 一、三峡宣传热 |
| 二、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三峡工程议案 |
| 第五章 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 |
| 第一节 施工准备阶段 |
| 一、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与施工 |
| 二、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 第二节 工程建设期 |
| 一、一期工程建设 |
| 二、二期工程建设 |
| 三、三期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三峡移民政策 |
| 一、实施优惠政策 |
| 二、外迁移民安置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及框架 |
| 第一章 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科研资助的调适 |
| 第一节 战争对科学研究的破坏 |
| 第二节 中国科研资助的调适 |
| 第二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的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决策机构 |
| 一、董事会议 |
| 二、教育委员会 |
| 第二节 执行机构 |
| 一、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委员会 |
| 二、学科分组委员会 |
| 第三节 合作机构 |
| 第三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经费来源及运用 |
| 一、中英庚款的“退还” |
| 二、息金的运用原则与标准 |
| 三、庚款收支与运用 |
| 第二节 资助学科范围 |
| 一、资助学科的统计分析 |
| 二、“人文科学”资助范围的界定与讨论 |
| 第三节 评审程序 |
| 一、评审办法的确定与运用 |
| 二、评审标准的确定 |
| 三、监督考核机制 |
| 第四节 人情关系对评审的影响 |
| 第四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科研人员的统计分析 |
| 第一节 大学讲座教授 |
| 一、讲座设置的统计分析 |
| 二、讲座待遇的统计分析 |
| 三、讲座设置的影响 |
| 第二节 科学工作人员 |
| 一、申请者的资格与条件 |
| 二、科学工作人员的群体分析 |
| 三、资助科学工作人员的成效 |
| 第三节 科学研究助理 |
| 一、科学研究助理的推荐 |
| 二、科学研究助理的统计分析 |
| 三、科学研究助理设置的成效 |
| 第五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与学术增长 |
| 第一节 科研资助与边疆研究 |
| 一、科学考察团与边疆研究 |
| 二、甘肃科学教育馆与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变 |
| 第二节 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 |
| 一、中国地理研究所 |
| 二、中国蚕桑研究所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 ——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回顾 |
| 1.1.1 气候学的历史书写 |
| 1.1.2 核心问题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1.3 材料与方法 |
| 第2章 粮食危机与冰期预测之涌现 |
| 2.1 1970年代气候风险的大众传播 |
| 2.1.1 “媒体塑造”说的来源 |
| 2.1.2 冰期预测在媒体中的呈现 |
| 2.2 粮食危机议程中的气候变化科学 |
| 2.2.1 从“全球变冷”到“气候模式改变” |
| 2.2.2 技术乐观主义与变冷预测的衰落 |
| 2.3 小结 |
| 第3章 冰期预测:米兰科维奇假说的复兴 |
| 3.1 70年代初的接受情况 |
| 3.1.1 寻求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
| 3.1.2 冰期预测面临的两种不确定性 |
| 3.2 冰期忧虑的来源 |
| 3.3 冰期预测的转变 |
| 3.4 小结 |
| 第4章 全球变暖预测:气候数值模式的兴起 |
| 4.1 源流:从卑尔根学派到二氧化碳气候模式 |
| 4.1.1 大气数值模式的起源:卑尔根学派与电子计算机项目 |
| 4.1.2 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的建立 |
| 4.1.3 从天气可预测性到气候可预测性 |
| 4.2 气候数值模式从“实验”到“预测”的转变 |
| 4.2.1 物理机制的未知领域 |
| 4.2.2 探索性的二氧化碳敏感性实验 |
| 4.2.3 预测“可靠性”的确立 |
| 4.3 小结 |
| 第5章 议程设置:联合国在气候科学议程变化中的作用 |
| 5.1 “异常天气”观念的提出 |
| 5.1.1 异常(unusual)、特殊(exceptional)和重要(significant)天气 |
| 5.1.2 “异常天气”的科学背景:统计气候学 |
| 5.2 环境政治的裹挟:1969- |
| 5.2.1 背景:气候学的实用化转向 |
| 5.2.2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议程设置 |
| 5.2.3 科学家对议程设置的异议 |
| 5.3 小结 |
| 第6章 气候议题进入中国(1961-1979) |
| 6.1 竺可桢与冰期预测 |
| 6.1.1 早期气候观念及其外来影响 |
| 6.1.2 《初步研究》中气候观念形成的外来影响 |
| 6.1.3 竺可桢对冰期预测的态度 |
| 6.2 议题转变:从关注变冷到关注变暖 |
| 6.2.1 议题转变的过程 |
| 6.2.2 议题转变的原因 |
| 6.3 小结 |
| 第7章 结语:气候科学议程转变的机制 |
| 7.1 内史解释及其局限性:议程转变的技术及理论背景 |
| 7.2 外史解释:议题兴衰的外部影响 |
| 7.2.1 粮食危机与冰期预测的兴衰 |
| 7.2.2 “政府报告”与气候数值模式预测目标的改变 |
| 7.3 联合国议程设置:气候科学议程转变的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冰期预测报道(报纸,1970-1979)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9）《地理学报》创刊80年来的编辑出版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 1《地理学报》初创发展时期(1934-1949年9月) |
| 1.1《地理学报》创刊的学术发展背景 |
| 1.2《地理学报》初创时期的编辑出版 |
| 1.3 抗日战争时期《地理学报》的编辑出版 |
| 1.4 抗战胜利后《地理学报》的编辑出版 |
| 2《地理学报》整顿发展时期(1949年10月-1966年) |
| 3《地理学报》恢复发展时期(1978-1998年) |
| 3.1 对1949-1979年地理学研究工作的总结 |
| 3.2 期刊编辑工作的改进 |
| 3.2.1 期刊版面的增加 |
| 3.2.2 学术着作编写的培训 |
| 3.2.3 出版经费来源的补充 |
| 3.2.4 优秀青年论文作者奖的设立 |
| 3.2.5 编辑工作中的计算机应用 |
| 3.3 期刊编辑工作的获奖 |
| 4《地理学报》网络与数字化发展时期(1999-至今) |
| 4.1 期刊出版方式的变化 |
| 4.2 期刊编辑方式的变化 |
| 4.3 期刊审稿方式的改变 |
| (1)由实名审稿改为双盲审稿 |
| (2)由会议集体审改为责任主编总审 |
| 4.4 期刊印刷质量的提高 |
| 4.5 期刊出版数量的增加 |
| 4.6《地理学报(英文版)》的创刊 |
| 4.7 期刊出版单位的改变 |
| 4.8 期刊栏目和刊期的改变 |
| 4.9 论文写作方法的总结 |
| 4.1 0 办刊经验的总结 |
| 4.1 1 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提高 |
| 4.1 1. 1《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历年的《地理学报》引证数据 |
| (1)影响因子 |
| (2)总被引频次 |
| (3)综合评价总分 |
| 4.1 1. 2《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的《地理学报》引证数据 |
| (1)被引期刊数 |
| (2)综合影响因子 |
| (3)复合影响因子 |
| (4)Web即年下载率 |
| (5)《地理学报(英文版)》 |
| 4.1 2 近15年来《地理学报》获得的期刊奖 |
| 5 结论 |
（10）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80年回顾及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前言 |
| 2 地理所与综考会（1940—1999年） |
| 2.1 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1949年） |
| 2.2 地理所与综考会成立初期（1950—1966年） |
| 2.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77年） |
| 2.4 改革开放后的地理所与综考会（1978—1999年） |
| 3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0—2020年） |
| 3.1 知识创新时期（2000—2013年） |
| 3.2 特色研究所发展（2014—2020年） |
| 4 结语 |
四、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D]. 肖超. 南京大学, 2014(07)
- [2]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3]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D]. 江增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4]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6]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J]. 杨淑宽,李玉海,廖克,谭见安,陈治平. 地理研究, 1983(04)
- [7]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D]. 康兆庆. 山东大学, 2016(10)
- [8]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 ——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D]. 孙萌萌.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9]《地理学报》创刊80年来的编辑出版工作[J]. 姚鲁烽,何书金,赵歆,高岷. 地理学报, 2014(05)
- [10]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80年回顾及展望[J]. 葛全胜,廖小罕,高星,封志明,刘卫东,廖晓勇,诸云强. 地理学报,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