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鼻咽癌首诊科室与延误诊断之间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冯爽,秦昊,孙昌志,陈彦球,罗仁忠[1]（2021）在《婴幼儿颈深部病变压迫引起上气道梗阻的临床研究及误诊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以上气道梗阻为主要症状的婴幼儿颈深部病变的临床特点及误诊分析。方法收集2016年1月～2019年12月首诊误诊为上气道感染,最后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颈深部病变导致上气道梗阻而转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耳鼻咽喉科行手术治疗的婴幼儿患者,分析其诊疗经过及误诊原因,总结其临床特点。结果共收集患儿资料13例,平均年龄为11个月。7例患儿首发症状为发热,6例为呼吸不畅,6例体格检查发现颈部及下颌部肿物。13例患儿首诊时均诊断为上气道感染,给予抗炎治疗无效,并进展为呼吸困难,行颈部影像学检查确诊为颈深部病变压迫上气道,转入我科手术治疗。最终确诊为咽旁、咽后脓肿8例,咽旁、咽后间隙神经母细胞瘤1例,鳃裂囊肿2例,梨状窝瘘伴感染1例,咽旁、咽后间隙淋巴管瘤1例。术后随访6个月～2年,除1例淋巴管瘤患儿复发再次出现呼吸困难,其余未见复发。结论婴幼儿颈深部病变可导致上气道梗阻,其早期表现缺乏特征性容易误诊和漏诊,临床医师应该加强对此类疾病的认识。颈部CT及MRI对诊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手术治疗是解除上气道压迫的首选方法。
弓巧巧[2]（2020）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智谋现状及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调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智谋现状,并分析智谋影响因素。2.探讨智谋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智谋、疾病应对方式、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方法:1.2018年09月2019年02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运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智谋量表（Resourcefulness Scale,RS）对山西省太原市三所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符合纳入标准的187例COPD患者进行调查。2.2019年03月2019年11月,选取太原市某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符合标准的92例COPD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入院时间分组,奇数月纳入实验组,偶数月纳入对照组,每组各46例。对照组采用科室常规护理和健康教育,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实施智谋训练,干预前、干预后、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3个月分别采用R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COPD评估测试量表（COPD assessment test,CAT）进行数据收集,评价干预效果。结果:1.COPD患者智谋总分为（70.78±24.53）分,其中个人智谋（44.78±21.01）分,社会智谋（26.05±10.09）分。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职业、月收入、文化程度、是否首诊、疾病临床分期、阻塞程度、有无合并症是COPD患者智谋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但与性别、主要照顾者、医保类型、子女个数、来源地、婚姻状况、吸烟状况、近1年加重次数无显着关系（P>0.05）。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是否首诊、有无合并症、阻塞程度是COPD患者智谋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2.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RS、MCMQ及CAT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干预后、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3个月两组患者智谋、个人智谋、社会智谋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3个月两组患者MCMQ各维度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AT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3个月两组患者CAT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3个月,对两组患者RS、MCMQ及CAT评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时间主效应、分组主效应及时间与分组处理的交互作用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COPD患者智谋处于中等水平,并受多种因素影响。护理人员应从患者、疾病、社会援助出发,以提高患者疾病自我管理能力、心理调节能力和社会资源应用能力为目的,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智谋训练干预方案。2.智谋训练可提高COPD患者的智谋水平,转变疾病应对方式,改善其生活质量。
刘梦觉[3]（2018）在《团队分工影响下的医疗过失刑事责任》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订时,增加了第335条[医疗事故罪],但是,在30年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案件认定数量少、审理认定难、裁判争议大的现象。对于承担医疗过失责任的医务人员而言,在日益激化的医患矛盾中,也面临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似乎面对医疗过失责任,司法工作者普遍感到裁判困难,患者认为自身生命健康权受到损害,医务人员通过采取“防御性医疗”和“过度检查”的方式试图规避责任。面对这种无人满意的局面,作为法规范中最后惩罚手段的医疗过失刑事责任认定更成为一种困局。通过对“北大法宝”中收录的95例“医疗事故刑事案由”案件,以及德国近年做出的医疗事故过失致人重伤和死亡案件的分析得出结论,作为医疗过失考察对象的医疗行为模式,已经以团队分工为原则、个人实施为例外,这一医疗现状与上世纪90年代立法时完全不同,如果司法工作者不将医疗过失犯罪行为置于团队分工中进行评价,必然无法得到正确的责任认定结论。为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以期正确的适用医疗事故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主要通过实证调研与教义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探寻困境—发现问题—解决争点”为路径,阐述团队医疗分工对于医疗过失责任判断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学者对医疗过失刑事责任采用如下的研究模式:在客观方面,试图通过详尽的列举确定医疗行为和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在因果关系中分析不同学说的区别—对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医务人员进行归类—用传统过失理论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这类研究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没有考虑到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医疗过失的判断与交通过失的判断路径几乎没有差别。本文没有采取这种传统研究模式,另辟蹊径以团队医疗分工为研究视角,对医疗过失认定中的难点和争点展开体系性研究。本文在导论中着重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团队医疗分工形态及其对医疗过失犯罪构成影响的研究成果,随后将全文划分为六章,以“困境的提出（第一章）一争点的剖析（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形式,阐述团队医疗行为中过失责任的认定不同于个人医疗行为中过失责任的认定,并对医疗行为除罪化的态势结合限制的过失认定进行论证。第一章作为问题的提出,首先阐明本文研究的初衷和研究目的,共分为两节,通过实证调研和数据分析分别指出,司法实践中对医疗过失责任划分不清的现状及其原因。第一节依据医疗事故责任判决的综合分析,确定司法工作者主观和客观上的现实困境:在主观上法官缺乏医学专业背景,只得过度依赖鉴定结论,且现今医疗行为多以团队分工协作的形式进行,多个过失竞合导致结果出现直接导致责任无法确定;在客观上患者追求损害赔偿和医疗机构选择“以赔代罚”“息事宁人”的做法,导致了因医疗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往往以民事协商和行政处罚草草了事。第二节进一步指出导致司法工作困难的首要原因,就在于责任对象和责任主体没有统一的界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医疗行为”不能通过传统的列举方式进行,而应当采用“实施主体、实施标准、实施形态”的方法认定。第二章确定团队分工对过失犯罪形态的影响,共分两节。第一节根据在医疗机构实际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分析指出,团队医疗分工主要有两种划分模式:1.“组织管理分工”与“治疗业务分工”,前者不与患者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其制定的医疗制度、组织协调方式、管理监督模式保证医疗行为安全、高效、顺利进行,后者是指直接与患者接触,依据其医疗专业知识、医疗规范实施具体地诊疗检查、检验、疾病调查、医学处置、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康复、护理、保健、理疗等行为。2.“治疗业务分工”中又存在两种具体的形态:医务人员之间不负监督指导义务平等协作的“水平型分工”,以及互相之间存在业务指导、监督关系的“垂直型分工”。第二节创新性的提出医疗过失领域不存在过失共同正犯的适用空间,所谓“不分工的共同注意义务”在现实的医疗操作中并不存在只是学者们的一个错误的假设,首次提出,根据医疗分工的形态只存在同时过失,因此在多个过失行为出现导致损害结果时,只应当考察过失的竞合问题,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型:1.个人先后多个过失行为,应当采取合并判断,进而确定行为人“不负责任”的严重性;2.注意义务无关联的多个医务人员出现多个过失,适用“损害参与度”原则判断多因一果的责任问题;3.注意义务存在关联性的上下级医务人员出现复合形态的过失,应当由居于核心监督管理义务的医务人员承担责任。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研究,在复合形态医疗过失不法和责任认定中,被医疗分工影响的客观注意义务、因果关系及其限制、信赖原则的适用以及责任能力四个争点问题。第三章主要讨论团队医疗行为中的客观注意义务,尤其是分工形态产生的新注意义务,共分三节。第一节在综述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过失犯理论之后,确定在医疗过失领域适用新过失论主导下的行为无价值二元论,并且认定我国医疗事故罪中客观构成要件需要依据以下三点论证其“严重程度”:1.对构成要件结果的概括性预见;2.对具体因果流程实现可能性的具体预见;3.对回避结果发生有具体认知。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对于医疗注意义务从诊断、治疗、给药、护理等具体医疗操作中进行列举。第二节与第三节分别从团队中的个人角度和分工角度将医务人员的客观注意义务类型化。第二节中指明个人客观注意义务的确立,应当从“事前角度”、“当地一般同等级平均医师”、“符合常规医疗惯例”三个角度讨论预见义务与回避义务。对于组织管理义务而言,是指提供合理安全的医疗资源、设置规范的医疗制度、保障制度的正确实施;对于治疗业务分工而言,包含了及时治疗义务、告知义务、符合操作标准义务三个方面。这两类义务又得到一般注意义务和高度注意义务的补充进而形成“事前角度合理的个人客观注意义务”。第三节阐述具体医疗操作中水平型分工和垂直型分工带来的新注意义务及其违反形态。水平型分工产生共同防止危险结果扩大和保障及时、安全转诊的义务,垂直型分工产生正确评估医疗指示风险系数、下位阶医务人员行为监督以及制订合理医疗计划选择团队成员的义务。综合来看,医务人员的客观注意义务应当由个人义务与分工义务共同构成。第四章提出了团队医疗行为中复合过失因果关系的判断路径及其限制,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指出医学会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法官委托的司法鉴定侧重点不同,二者易出现矛盾。为解决此矛盾,应当肯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依据“事后角度”“条件说”成立的因果关系,再通过客观归属中的“义务违反关联性判断”和“保护目的关联性判断”限制得到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二节与第三节则分别阐述两个客观归属的下位规则对于因果关系的限制模式。第二节中提出在独立过失的情况下,当医务人员实施合义务行为相同的结果仍然会发生,则不应当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可以适用义务违反关联性判断限制结果归责。但是当医务人员处于团队分工时,仅在组织管理分工中可以例外的适用这项规则排除结果归责,而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中的医务人员不能适用。第三节中提出分工的保护目的是,通过多人之间的配合和相互监督从而避免失误,而如果因为分工配合失误耽误了患者的时间导致损害结果,则不在设置分工这一保护目的之中,因此不能归属于行为人。第五章提出了在团队医疗分工适用信赖原则排除结果归属的模式。第一节通过对信赖原则发展历史的分析,得出了在医疗过失判断中适用信赖原则的合理性,并且指出适用中应当注意:1.医务人员在团队中的分工具体而明确,并确实影响到共同行为的危险性;2.团队中各个医务人员的个人专业能力和技能应予以考量;3.就业务性质而言,越居于团队核心地位的医务人员,其注意义务范围越广,能够适用信赖原则排除责任的范围就越狭窄。第二节提出在水平型分工中出现明显的医疗差错不适用信赖原则。第三节提出垂直型分工中信赖原则的适用应当被能力甄选原则限制。第四节则讨论了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赖原则仅在医疗风险正确评估、患者能力正确评估、培训得当之后才能适用。第六章提出了,在最终确定医务人员的责任时应当考察医务人员的注意能力和期待可能性。第一节在分析注意能力的不同评判标准后,认定应当借鉴“接受性过失责任”以“修正的客观标准”确定医务人员的注意能力,即分工的参与者不得以自己经验不足、能力低下而阻却责任。并且指出无论是水平型分工还是垂直型分工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医务人员的注意能力,在具体案件的考察中应当区别对待。第二节提出医务人员均处于医疗机构之中,当组织管理缺陷导致医务人员无可避免的实施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时,由于法规范不能期待医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为合义务的行为,因此应当限制责任的成立。
史雅文[4]（2018）在《儿童与青少年鼻咽癌生存率的Meta分析》文中提出目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儿童和青少年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的治疗和预后。方法:检索Pubmed、Cochrane资料库中有关儿童青少年鼻咽癌预后的文献,时限从建库至2017年11月,并对所获得的文献严格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R软件进行有关儿童青少年鼻咽癌5年无病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的Meta分析。结果:初步检出1055篇文献,通过阅读文题、摘要以及全文的逐层筛选,最终纳入15个研究,共900例患者,平均年龄5-20岁,男性患者比例约68%。其中根据AJCCS分期I期4人（0.4%）,II期93人（10.3%）,III期290人（32.2%）,IV期522人（58%）;WHO分型I型13人（1.4%）,II型61人（6.8%）,III型796人（88.4%）。所有纳入的患者接受了放疗,而598例（66.4%）接受了化疗（包括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通过Meta分析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鼻咽癌5年无病生存率为65.64%（95%CI 58.50-73.64）,总生存率为67.96%（95%CI60.46-76.40）。敏感性分析显示本研究结果较稳定。结论:既报儿童青少年鼻咽癌的临床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其治疗目前均以放疗为主,约66%患者同时接受了化疗。总体上儿童青少年鼻咽癌的5年生存率约为65%。今后仍然需要更高级别的临床研究,以期为儿童青少年鼻咽癌确立更好的治疗方案。
喻文菡[5]（2018）在《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评价及改进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基于国外成熟的MDT团队工作评价量表（TEAM量表）,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初步制定肿瘤MDT团队建设和运行过程评价问卷,旨在为我国肿瘤MDT团队运行过程的评价和监督工作提供有效工具。利用新开发的问卷,对我国目前肿瘤MDT团队构建和运行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通过探究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的各维度工作与医务人员关于MDT的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归纳出MDT管理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在梳理国内外团队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实际案例基础上,总结MDT管理成果、经验并分析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肿瘤MDT团队管理模式的策略建议,为今后多学科医疗团队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一定的现实与理论参考。【方法】1、文献研究查找收集国内外有关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评估以及知信行等方面的理论、实证研究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团队建设与运行、知信行理论的内涵及二者可能的关系,并对已有相关研究的内容及方法进行分析,为研究框架、样本选取、分析方法及评价工具的设计提供参考。此外,总结国内外开展MDT的先进经验,为提出改进策略提供依据。2、专家咨询与讨论（1）选取医药卫生领域相关学者共8人,通过专家会议和专家访谈等,就肿瘤MDT团队建设和运行的整个过程以及关键环节和要素、团队建设和运行的相关理论、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过程的评价机制和手段等方面进行讨论。（2）选取D医院、E医院临床专家和行政管理专家共8人,对初步制定的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评价问卷进行两轮专家咨询,进行文化调试及内容效度的评价。3、现场调研与二手资料收集在我国中部、南部、西部及北部地区,依次选取武汉、广州、深圳、重庆、太原等地开展调研。根据分层非随机抽样,第一类医院处于MDT发展起步阶段,第二类医院处于MDT发展实质性阶段,共得到样本医院6家,其中肿瘤专科性和综合性医院各3家。（1）二手资料收集。对样本医院进行二手资料收集,包括:（1）医院基本情况及肿瘤MDT实施的基本情况;（2）医院内部MDT实施的规范性文件、运行标准;（3）绩效考核或奖惩机制相关规定;（4）关于肿瘤MDT实践的医院自我总结、报道或文章等。（2）现场问卷调查。在第一类医院各选取开展较规范的肿瘤MDT3-4个,在第二类医院各选取肿瘤MDT5-7个。对所选的MDT组内所有成员包括拓展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回收问卷共331份。（3）知情人深度访谈。分别对样本医院的医院管理者、医院行政人员、肿瘤MDT小组组长及各类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25人。4、资料的定量分析以Epidata 2.0建立数据库,利用SPSS 21.0和AMOS21.0软件进行定量数据分析,借助NViVo 11.0进行定性资料分析。（1）描述性分析与统计。运用描述性分析,总结样本医院及人员的基本信息、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现状。（2）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卡方检验等,分析医务人员关于MDT的态度和行为在不同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分别以态度、行为为因变量,以相关性显着的因素和自评问卷的五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3）路径分析。运用路径分析探讨MDT团队运行的各维度与医务人员工作态度、行为之间可能的路径关系,总结归纳肿瘤MDT团队运行和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与要素。5、资料的定性分析（1）内容分析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5份访谈资料进行总结,对肿瘤MDT实践情况、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团队建设与运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内容进行归纳整理。（2）典型案例分析。选取MDT工作开展较好、相对成熟的医院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其开展历程、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总结可推广的经验和启示。【结果】1、经各方面指标检验,本研究中初步制定的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医务人员自评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其中,分半信度系数为0.883,P<0.01,问卷整体Cronbach’sα系数为0.911,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均>0.7,提示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同一样本群体前后两次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10）,提示重测信度较好。39个题目中有35个题目的I-CVI>0.78,Kappa值>0.74。S-CVI/UA>0.80,S-CVI/Ave>0.90,提示内容效度较好。KMO系数为0.940,Bartlett检验P值<0.05,经转轴共提取5个公因子,特征值均>1,解释的总方差为62.42%,提示结构效度较好。2、专科医院普遍比综合医院整体得分更高,E医院在评价问卷大部分维度上得分都较高,而所有医院在问卷的第四维度得分都较低。整体得分排名依次为E医院（149.25±13.77）、D医院（143.75±12.96）、F医院（140.09±15.35）、C医院（138.33±13.92）、B医院（132.03±16.08）。不同病种在不同医院、同一医院内不同病种的开展情况均存在较大差异。3、第三维度对行为直接影响最大（Beta=0.277,P<0.01）,超过了态度对行为的影响（Beta=0.146,P=0.015）;第四维度与其他维度均无显着相关性,主要直接影响态度（Beta=0.483,P<0.01）;第五维度对态度有负向影响（Beta=-0.149,P=0.033）;第二维度对态度、行为无影响,但与第一、三、五维度有强相关（r=0.720、0.693、0.620）,且是问卷中唯一与物质条件相关的维度;第一维度对态度有影响（Beta=0.176,P=0.020）,与第二、三、五维度有强相关（r=0.720、0.785、0.693）,主要是团队构成、个人培养等精神文化的内容。是否为核心组员、工作年限和学历对态度有较明显的影响（Beta=0.120、0.153、0.162,P=0.040、0.006、0.002）,性别、工作年限对行为有较明显的影响（Beta=0.174、0.133,P=0.002、0.017）。4、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中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相关的10个方面进行总结,包括成员资质、病例筛选、患者参与病例讨论会、MDT团队成员参与、MDT团队建设与运行的关键环节及问题、收费、院际交流、还需加强的工作、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的比较。对E医院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其MDT开展亮点包括“一网一链”肿瘤防治体系的建立与推广、首席专家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肿瘤MDT相关项目的综合发展、MDT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等。【结论】1、作为我国医院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情况的评估工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还需要结合更多的研究、根据我国医院的MDT实际开展模式,对该问卷进行进一步的内容修订和信、效度检验,以起到更广泛的借鉴作用。2、目前专科医院的肿瘤MDT工作普遍比综合医院开展得更好。样本医院在开展MDT过程中普遍较忽略以患者为中心,MDT的整体建设与管理工作仍有不少方面亟需改进。应根据医院性质、学科优势、病源需求和MDT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合理选择病种,在医院内分阶段、有侧重地逐步建立肿瘤MDT模式。3、第三维度对于快速提高MDT工作效率有一定参考价值。第四维度较为独立,可单独开展和提升,并可由此改善医务人员对MDT的态度。不能单独加强第五维度的工作,应同步甚至提前开展相应管理工作,如提高医务人员认知和认可等。第二维度可能是其他维度做好的基础条件,而第一维度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先决条件,在管理工作中应当优先考虑。是否为核心组员、工作年限、学历、性别等个人特征可作为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管理工作的参考依据。4、通过加强院内宣传与行政号召、建立完善的激励与保障机制等,提高医务人员参与MDT的能动性;关注患者需求、科学合理地筛选病例、制定个体化的诊疗决策,MDT管理工作中需强调以患者为中心;重视会后的管理环节,落实对MDT工作开展的监督、考核、总结与反馈,形成完整的基于信息化的闭环管理;注重MDT团队的人才培养与储备,以开放式、差异化、有序性实现医院的战略布局与可持续性发展。
丁滨,陈晓红[6]（2016）在《2004-2013年耳鼻咽喉疾病中国误诊大数据概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我国耳鼻咽喉疾病的临床误诊概况,为减少误诊、提高诊断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误诊疾病数据库检索与管理系统对数据库已收录的2004-2013年误诊文献数据中所有耳鼻咽喉疾病文献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文献来源、样本量、误诊率、误诊范围、误诊后果、误诊原因等。结果:共命中文献369篇,累计误诊病例4 211例。共51种确诊疾病,平均误诊率为25.43%,误诊率最高为鼻咽结核（84.76%）、结核性中耳炎（75.00%）、先天性喉囊肿（75.00%）,最低为鼻窦炎（5.92%）。误诊病例数最高的前3位疾病依次为鼻咽喉结核（1 216例）、鼻-鼻窦炎（710例）和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697例）。对误诊后果的统计显示,97.22%的患者为Ⅲ级误诊后果,即发生误诊误治未造成不良后果,但仍有10例造成Ⅰ级后果（死亡或后遗症）。对文献中误诊原因频次进行统计,居前3位的依次为经验不足缺乏对该病的认识,问诊及体检不细致和未选择针对性检查措施。结论:10年误诊大数据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耳鼻咽喉疾病的误诊现象,耳鼻咽喉科和神经科、口腔科、呼吸科及眼科医生都应了解容易误诊的耳鼻咽喉疾病的鉴别诊断要点,力求减少临床误诊误治。
崔志春,成雷,孙凤新,韩旭,刘勇[7]（2012）在《鼻咽部恶性肿瘤误诊误治48例临床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探讨鼻咽部恶性肿瘤误诊误治原因及提高早期诊断率的方法。方法对62例鼻咽部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首次就诊取鼻咽部病理后确诊者14例（22.6%）,因各种原因延误诊断治疗者48例（77.4%）,其中鼻咽癌40例,鼻咽恶性淋巴瘤8例。我们采用调查问卷方式,对误诊科室,误诊疾病及误诊原因进行归纳总结。结果患者曾分别就诊于外科、耳鼻喉科、眼科以及神经内科等,被误诊的疾病包括颈部肿瘤、颈部淋巴结炎、颅内肿瘤、腺样体肥大、鼻咽炎、中耳炎、三又神经痛以及斜视等。误诊原因主要在于临床各科医生对鼻咽部恶性肿瘤症状的多样性及并发症认识不足,患者自身原因延误检查也是误诊的主要因素。结论临床各科医生应提高对鼻咽部恶性肿瘤临床症状及并发症的认识,加强科室间的协作,对可疑患者应详细询问病史,及早检查鼻咽部做活检甚至多次活检,可减少误诊的发生,提高早期诊断率。
戈长征,张定富,陈亚君[8]（2012）在《鼻咽癌125例误诊原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鼻咽癌误诊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方法对2005年1月—2010年1月我院收治的125例鼻咽癌误诊病例职业构成及误诊疾病、科室、医院进行归纳总结。结果本组占我院同期收治鼻咽癌55.1%（125/227）。首发症状为颈部肿块55例,鼻部症状56例,耳部症状25例,眼部症状4例,其他症状24例（其中头痛18例）。误诊为颈淋巴结炎46例,慢性鼻炎鼻窦炎31例,神经麻痹12例,偏头痛10例,分泌性中耳炎8例,鼻息肉6例,鼻出血原因待查5例,颈部淋巴结结核3例,鼻咽纤维瘤、青光眼、颌下肿瘤、三叉神经痛各1例。首诊在内外科和一级医院误诊率最高（67.2%和81.3%）。51例误诊与不遵医行为有关,以农民患者居多。结论基层医院及非耳鼻咽喉科医师要加强对鼻咽癌多种临床表现认识,对出现颈部肿块、头痛及耳部、眼部、口腔颌面部症状者,在排除本专科疾病后应考虑鼻咽癌,及时请专科医师会诊,并行鼻咽部活检病理检查,以早发现、早治疗。
方哲[9]（2012）在《78例海绵窦受侵的鼻咽癌临床及预后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回顾性分析78例诊断海绵窦受侵的鼻咽癌患者的资料,探讨鼻咽癌海绵窦受侵的临床特点和相关预后因素。方法：收集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收治的诊断海绵窦受侵的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鼻咽癌78例患者病历资料,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详细的体格检查、鼻咽部+颈部CT或（和）MRI检查、鼻咽纤维镜检查、鼻咽肿物活检及病理检查及其他相关检查。阅读影像学资料,病人行放化疗,随访至2012年1月,分析鼻咽癌海绵窦受侵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海绵窦受侵的发生率,总缓解率、生存率、远处转移率以及预后因素。结果：1.547例鼻咽癌患者中,初筛诊断海绵窦受侵病例98例,鼻咽癌海绵窦受侵的发生率为17.9%。2.78例患者中伴头痛症状者61例（78.21%）,全部为与受累海绵窦同侧性头痛,近70%头痛患者同时合并颅底骨和前组颅神经损伤。颅底骨破坏72例（92.31%）。3个部位以上的广泛骨破坏45例（62.50%）。前组颅神经损害49例（62.82%）。3.受侵海绵窦可从MRI检测出64侧显示28侧（43.75%）表现为海绵窦增大并有异常强化,22侧（34.38%）表现为海绵窦壁增厚和（或）海绵窦内血管、神经结构紊乱或模糊不清,14侧（21.88%）表现为在海绵窦区局部形成肿块。4.全组患者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1%、51%、24%,总缓解率RR为34.62%,全组远处转移率19.23%。5.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脑神经损伤条数、放疗剂量、有无副鼻窦受侵为影响患者的OS（总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P<0.05）。结论：1.本组鼻咽癌患者海绵窦受侵发生率为17.9%,低于国内外其他文献报道。2.海绵窦受侵的鼻咽癌患者中头痛症状同时伴有颅底骨和前组脑神经受累比例近69.39%,这一特点有助于在临床上提高检出海绵窦侵犯。3.脑神经损伤条数、放疗剂量、有无副鼻窦受侵是侵犯海绵窦的鼻咽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木合塔拜尔·米吉提[10]（2012）在《鼻咽癌延误诊断的原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分析在临床诊断上出现鼻咽癌延误诊断的原因。方法选取我科2009年5月～2011年9月期间收治的174例鼻咽癌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结果 174例鼻咽癌患者中有112例出现误诊,其误诊率为64.37%。结论鼻咽癌在临床上的首发症状与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若鼻咽癌的继发症状转化为主要症状时,就会误导临床诊断进而忽视其原发症状;而鼻咽癌误漏诊最主要原因其实是由于鼻咽部位的组织学变化较大,再加之黏膜下的病变病灶较为隐蔽,因此极易隐藏病情导致首诊误诊。因此,需要在采取多种合理的临床检查手段进行综合分析的同时提高对此病的科学认识,以此来减少误漏诊,从而提高鼻咽癌的临床诊断率。
二、鼻咽癌首诊科室与延误诊断之间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鼻咽癌首诊科室与延误诊断之间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婴幼儿颈深部病变压迫引起上气道梗阻的临床研究及误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资料与方法 |
| 1.1 临床资料。 |
| 1.2 辅助检查。 |
| 1.3 治疗方法。 |
| 2结果 |
| 2.1 临床表现。 |
| 2.2 诊断及治疗。 |
| 2.3 影像学检查。 |
| 2.4 手术情况。 |
| 2.5 治疗效果。 |
| 2.6 典型病例。 |
| 3讨论 |
| 3.1 误诊原因分析。 |
| 3.2 儿童颈部常见占位性病变诊断及治疗。 |
（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智谋现状及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COPD患者智谋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1 研究对象 |
| 1.1 研究对象来源 |
| 1.2 纳入标准 |
| 1.3 排除标准 |
| 1.4 样本量的计算 |
| 2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工具 |
| 2.2 资料收集方法 |
| 2.3 统计学方法 |
| 2.4 质量控制 |
| 3 研究结果 |
| 3.1 COPD患者智谋得分情况 |
| 3.2 COPD患者智谋水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3.3 COPD患者智谋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 4 讨论 |
| 4.1 COPD患者智谋处于中等水平 |
| 4.2 COPD患者智谋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部分 智谋训练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
| 1 研究对象 |
| 1.1 抽样分组方法 |
| 1.2 纳入排除脱落标准 |
| 1.3 样本量的计算 |
| 2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工具 |
| 2.2 干预方法 |
| 2.3 资料收集方法 |
| 2.4 统计学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原则 |
| 3 研究结果 |
| 3.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3.2 干预前两组患者智谋、疾病应对方式、CAT得分比较 |
| 3.3 干预后两组患者智谋得分比较 |
| 3.4 干预后两组患者疾病应对方式得分比较 |
| 3.5 干预后两组患者CAT得分比较 |
| 4 讨论 |
| 4.1 智谋训练对COPD患者智谋水平的影响 |
| 4.2 智谋训练对COPD患者疾病应对方式的影响 |
| 4.3 智谋训练对COPD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 第三部分 结论 |
| 1.1 主要结论 |
| 1.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团队分工影响下的医疗过失刑事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医疗过失刑事责任认定的困境 |
| 第一节 责任性质划分不清 |
| 一、医疗过失刑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混淆 |
| 二、多个过失责任竞合处置不当 |
| 第二节 责任对象与责任主体定性不清 |
| 一、缺乏刑法中医疗行为的准确定义 |
| 二、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医务人员类型过于狭窄 |
| 第二章 团队分工影响下的医疗过失形态 |
| 第一节 医疗团队分工形态 |
| 一、组织管理分工与治疗业务分工 |
| 二、水平型分工与垂直型分工 |
| 第二节 团队分工影响的复数过失形态 |
| 一、医疗行为中过失共同正犯否定论 |
| 二、医疗过失竞合的复杂性 |
| 第三章 医疗分工对个人客观注意义务的影响 |
| 第一节 过失理论对客观注意义务认定的影响 |
| 一、旧过失论、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之检讨 |
| 二、医疗预见义务及回避义务要素 |
| 三、团队医疗中回避结果发生的程度 |
| 第二节 个人医疗客观注意义务 |
| 一、类型化的注意义务 |
| 二、一般注意义务与高度注意义务 |
| 三、医疗惯例与平均医疗水准 |
| 第三节 团队医疗行为中因组织分工产生的客观注意义务 |
| 一、水平型分工产生的客观注意义务 |
| 二、垂直型分工产生的客观注意义务 |
| 三、分工配合不当导致违反客观注意义务 |
| 第四章 团队医疗过失的因果关系及其限缩 |
| 第一节 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其在规范上必要的限制 |
| 一、医疗事故鉴定中的因果关系 |
| 二、医疗过失因果关系判断应采条件说 |
| 第二节 义务违反关联性判断:以医疗分工为视角 |
| 一、医疗过失中适用义务违反关联性判断 |
| 二、因分工而例外地适用义务违反关联性判断 |
| 第三节 保护目的关联性判断:因医疗分工而限制 |
| 一、保护目的关联性原则的确立 |
| 二、保护目的关联性判断在医疗团队分工中的适用 |
| 第五章 信赖原则基于医疗分工的限缩适用 |
| 第一节 信赖原则在团队医疗行为中适用的合理性 |
| 一、医疗过失中适用信赖原则 |
| 二、团队医疗分工适用信赖原则的注意事项 |
| 第二节 水平型分工中的信赖原则 |
| 一、水平分工中采用信赖原则的情况 |
| 二、水平分工中不得采用信赖原则的情况 |
| 第三节 垂直型分工中的信赖原则 |
| 一、垂直型分工中不得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 |
| 二、垂直型分工中例外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 |
| 第四节 团队医疗参与人与患者间的信赖原则 |
| 一、信赖原则对医生与患者注意义务的分配 |
| 二、信赖原则在医患之间的适用 |
| 第六章 组织管理分工对有责性判断的影响 |
| 第一节 组织分工影响下的注意能力 |
| 一、注意能力的确定:修正的客观说 |
| 二、水平分工误诊对注意能力的影响 |
| 三、垂直型分工影响的注意能力 |
| 第二节 受组织结构缺陷支配的期待可能性 |
| 一、因组织结构缺陷导致预见不能或避免不 |
| 二、组织管理分工缺陷排除个人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儿童与青少年鼻咽癌生存率的Meta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图 1: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
| 图 2:5 年无病生存率(DFS) |
| 图 3:纳入研究的漏斗图检查 DFS 的发表偏倚 |
| 图 4:DFS 敏感性分析 |
| 图 5:辅助化疗的亚组分析(DFS) |
| 图 6: 新辅助化疗的亚组分析(DFS) |
| 图 7: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的亚组分析(DFS) |
| 图 8:5 年总生存率(OS) |
| 图 9:纳入研究的漏斗图检查 OS 的发表偏倚 |
| 图 10:OS 敏感性分析 |
| 图 11:辅助化疗的亚组分析(OS) |
| 图 12:新辅助化疗的亚组分析(OS) |
| 图 13: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的亚组分析(OS) |
| 表 1: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注:表格中 NA:文献中未记录)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儿童青少年鼻咽癌分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临床轮转科室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相关考试情况 |
| 致谢 |
（5）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评价及改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2 MDT团队建设与运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评价工具的开发 |
| 1.3.2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评价与分析 |
| 1.3.3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关键因素分析 |
| 1.3.4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的改进策略研究 |
|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1.1 文献资料 |
| 2.1.2 数据资料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 |
| 2.2.2 专家咨询法 |
| 2.2.3 现场调研法 |
| 2.2.4 定量资料的分析 |
| 2.2.5 定性资料的分析 |
| 2.3 质量控制方法 |
| 2.4 研究技术路线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评价工具的开发及信效度检验 |
| 3.1.1 研究背景 |
| 3.1.2 研究目的 |
| 3.1.3 技术路线 |
| 3.1.4 研究对象 |
| 3.1.5 研究方法 |
| 3.1.6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3.1.7 小结 |
| 3.2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评价与分析 |
| 3.2.1 资料的一般情况 |
| 3.2.2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 |
| 3.2.3 小结 |
| 3.3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的关键因素分析 |
| 3.3.1 医务人员对肿瘤MDT的态度及行为现状 |
| 3.3.2 医务人员对MDT的态度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影响因素对医务人员的态度及行为的作用路径分析 |
| 3.3.4 小结 |
| 3.4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的改进策略研究 |
| 3.4.1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肿瘤MDT现存问题及经验总结 |
| 3.4.2 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典型案例分析 |
| 3.4.3 小结 |
| 4 讨论与建议 |
| 5 创新与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表(内容效度检验) |
| 附件3 肿瘤MDT医务人员调查问卷 |
| 附件4 肿瘤MDT小组成员访谈提纲 |
| 附件5 医院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件6 相关行政人员访谈提纲 |
（6）2004-2013年耳鼻咽喉疾病中国误诊大数据概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背景及方法 |
| 1.1 数据产出背景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数据结果 |
| 2.1 文献来源及误诊率 |
| 2.2 主要疾病误诊范围 |
| 2.2.1 BPPV |
| 2.2.2 鼻-鼻窦炎 |
| 2.2.3鼻咽喉结核 |
| 2.2.4 鼻咽癌 |
| 2.3 误诊后果 |
| 2.4 误诊原因 |
| 3 讨论 |
| 3.1 大数据文献研究的意义 |
| 3.2 耳鼻咽喉疾病误诊数据分析的启示 |
| 3.2.1 初步了解我国耳鼻咽喉疾病总体误诊概况 |
| 3.2.2 初步掌握耳鼻咽喉疾病误诊范围及高发科室 |
| 3.2.3总体纳入误诊文献量及病种不足 |
（8）鼻咽癌125例误诊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误诊病例首发症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误诊疾病 |
| 2.2 误诊医院 |
| 2.3 误诊科室 |
| 2.4 患者职业与误诊关系 |
| 2.5 确诊手段与治疗 |
| 3 讨论 |
| 3.1 误诊原因分析 |
| 3.2 防范误诊措施 |
（9）78例海绵窦受侵的鼻咽癌临床及预后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语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患者一般状况评分卡诺夫斯基(KPS)标准 |
| 附录2 鼻咽癌’92分期 |
| 附录3 2000年国际实体瘤疗效评价标 |
| 附录4 RTOG放疗相关急性毒副反应分级标准 |
| 附录5 RTOG/EORTC晚期放射损伤分级方案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鼻咽癌首诊科室与延误诊断之间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婴幼儿颈深部病变压迫引起上气道梗阻的临床研究及误诊分析[J]. 冯爽,秦昊,孙昌志,陈彦球,罗仁忠. 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2021(08)
- [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智谋现状及干预研究[D]. 弓巧巧. 山西医科大学, 2020(10)
- [3]团队分工影响下的医疗过失刑事责任[D]. 刘梦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4]儿童与青少年鼻咽癌生存率的Meta分析[D]. 史雅文. 南京医科大学, 2018(01)
- [5]肿瘤MDT团队建设与运行过程评价及改进策略研究[D]. 喻文菡.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6]2004-2013年耳鼻咽喉疾病中国误诊大数据概要分析[J]. 丁滨,陈晓红.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6(15)
- [7]鼻咽部恶性肿瘤误诊误治48例临床分析[J]. 崔志春,成雷,孙凤新,韩旭,刘勇. 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 2012(04)
- [8]鼻咽癌125例误诊原因分析[J]. 戈长征,张定富,陈亚君. 临床误诊误治, 2012(08)
- [9]78例海绵窦受侵的鼻咽癌临床及预后因素分析[D]. 方哲. 广西医科大学, 2012(09)
- [10]鼻咽癌延误诊断的原因分析[J]. 木合塔拜尔·米吉提. 大家健康(学术版),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