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合作社经济(一)（论文文献综述）
拉珍[1]（2021）在《西藏农牧民合作社的减贫效应研究 ——以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顾佳赟[2]（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马洪清[3]（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用市场化的方式“改造小农”,将传统小农转变为市场化小农、现代小农,是当代中国实现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关键,以提升广大农民实现“实质性自由”的“可行能力”。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小农传统的农业大国。数千年盛衰兴亡周期循环的史实表明,小农兴则国家兴,小农衰则国家衰,千千万万小农共同构筑了国家繁荣稳定的基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时代,大国小农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从提升农民实现“实质性自由”和“可行能力”的基点,构建了一个认识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又或者说,研究视角的创新,使“组织与自由”这一主线贯穿于全书始终,得出一些主要的理论观点与结论,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本次翻译实践报告主要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是翻译实践报告的翻译任务,主要对选题背景、作者、作品进行了说明。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及其分类和意义。第三章为翻译实践报告的案例分析,采用理论、例句、分析三者结合的方式,探讨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层次转换、类别转换、单位转换、结构转换及内部系统转换,对该文本中的一些案例进行分析。第四章是翻译实践总结,主要总结了本次翻译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翻译过程中的缺点。译者通过选取《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第五章以及第六章作为翻译文本,以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为指导理论,阐释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在中日翻译过程中起到的指导作用,提高了对该理论的重视,进而为翻译从业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在词汇翻译中,通过范畴转换理论对词类加以处理,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介词之间的转换。在句法翻译中,通过结构转换理论将大量的中文长难句处理为日语短句,汉语主动形式译作日语被动句等方式,大幅提升译文文本可读性。译者通过对翻译报告的撰写和理论的研究,发现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对农业经济类文本有很强的适应性。该实践报告对于译者自身今后的翻译实践以及其他译者对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的认识和应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译者认为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可以帮助译者翻越语言障碍,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将译文更加通顺、流畅地表达出来。此外,译者认为在充分理解翻译转换理论的基础上,译员还应学会如何在翻译实践中选取最合适的转换方式。
李冬慧[4]（2021）在《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研究 ——基于山西省贾村的实证调查》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就是历经社会变迁而生生不息,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的乡土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乡土社会逐渐呈现出新变化,广大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公共服务质量不高,集体所承担的村庄责任越来越少,农民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下降,村庄发展呈现出分散化趋势。与此同时,有一类村庄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坚持合作化、组织化和集体化道路,践行集体主义精神和共同富裕理念,承担多方位、全覆盖的村庄社区责任,为集体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和集体福利,从而形成牢固的集体凝聚力和村庄团结关系。这类村庄即集体化村庄,其发展路径与发展前景可成为透视中国农村道路的重要窗口。现有关于集体化村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集体经营、集体产权、集体产业等经济领域,本文则重点关注社会治理领域,意在强调集体化村庄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效应。基于北方乡村“集体社会”底色的理论认知,以山西省典型集体化村庄为研究对象,构建“集体-权威”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口述访谈等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权威要素在具有集体底色的乡村社会中所经历的“缘起与萌芽、生成与激活、削减与重振、稳定与延续”的变迁过程;以外部国家政策环境变化为参照,以村庄内生权威影响力为线索,深入分析典型村庄从自发到自觉探寻适宜路径和治理模式的过程,进而从历史性制度起点、地域性社会文化性格、实践性客观条件等多维度剖析影响村庄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探明集体组织、集体成员与集体权威在村庄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关系,以及权威治理模式的运行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一）集体化是一个集体组织变迁、权威类型转换、从自发到自觉的动态发展过程。权威是一种影响力,通过获得治理客体的认同和服从,形成内化于心的观念意识,进而指导个体行为。相较于经济、制度和资源等外部要素的强制性作用,权威要素·具有内部自愿服从性质,在治理实践中成员接受度高、行动阻碍小,对形成农民组织化具有现实意义。根据特定历史条件与环境因素形成基于不同目标的治理模式,表现为从“伦理型权威治理、依附型权威治理、教化型权威治理、互惠型权威治理”的转换过程。（二）集体社会是一种对当代集体化道路产生规制性影响的社会底色。从自然条件、历史事实、社会特征、文化传统等维度考察,北方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其社会形态受到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叠加影响,形成以“以户聚村”的集体社会形态。村庄中内生“大家长式”的集体权威,不断维系、巩固集体这一组织形态的延续。（三）集体化村庄是一种理性选择下的复合型村域共同体。村庄的再集体化是集体领导与集体成员共同选择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化模式能够创造更经济、更具规模、更强联系的村域综合体,以此完善村庄社区功能,增强文化凝聚力。集体化村庄为中国乡村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四）锦标赛治理作为权威治理的实践形式,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有益探索。较强的集体经济与集中的权力结构形成村庄“强压力-强激励”的锦标赛治理基础。呈现出集体权威压力、指标量化考核、锦标赛排名约束、福利分配激励等特征,形成程序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其动力来源于权威引导,又在一定程度上维系权威,形成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权威治理形式。（五）党组织引领集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引领力和组织力,协调好农村各基层组织的利益,突出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是新时代探索“一核多元”治理模式、开展乡村振兴实践的组织保障。总体上,探讨集体化村庄发展历程及其治理模式,并不等于对过去的怀念,更多的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鼓励村民以多种形式入股,参与分红,享受集体经济红利;提供多样化集体福利,包括创造工作岗位、完善村庄设施、分配生活物资、实现集体赡养,为乡村扩展有效治理空间;在新权威体系下,按照“党业合一”的管理办法实行锦标赛治理模式,引导集体成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实现集体成员组织化发展;在“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下,突出党组织引领作用,协调村庄各方利益,整合集体多样资源,塑造集体团结格局。简而言之,通过总结集体权威生成与作用机制,阐明新时代背景下集体化村庄的治理模式,以期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并为当前农村党组织全面领导和统筹村庄事务提供经验参考。
姚世美[5]（2021）在《基于场域视角贫困地区合作社运营效率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遵义、毕节和铜仁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发展农业产业既是脱贫攻坚时期消除贫困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减少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合作社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在我国贫困地区取得了系列成绩,同时也出现了运营效率偏低的问题。而合作社运营效率的提升能够优化内部资源配置,使其资源得以有效运转,综合效益得以提高。因此,提高合作社的运营效率,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路径,是解决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的必经之路。为此,本文以贵州武陵山和乌蒙山贫困连片区的铜仁、遵义和毕节三市世行农发项目扶持的69家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数据。以场域等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作社组建期间各参与主体拥有的资本的特性与所处的位置为依据,构建合作社场域空间,并通过实证研究把贫困地区合作社场域空间分为四类;基于前人研究与相关专家的建议构建合作社运营效率评价体系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DEA-Tobit模型测算合作社运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性,并分析合作社运营效率在场域空间与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合作社运营效率的因素,以期评价结果为合作社的良好运行提供可行性建议。根据本次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将合作社场域空间划分为四类:能人大户引领型合作场域空间、农户自发型合作社场域空间、公司企业引领合作社场域空间和村组织引领型合作社场域空间。（2）合作社的运营效率在场域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发展不平衡。不同类型合作社场域间运营效率水平存在差异,说明合作社组建时发起者和主导者影响着合作社的运营效率。其中村干部为主导者和发起者的合作社运营效率较好,能大户引领型合作社和公司或企业带动型合作社场域空间运营效率一般,农户自发组建的合作社场域空间运营效率较差;合作社运营效率存在地理空间差异:从市级来看东部（铜仁市）合作社合作社运营效率较好,中部（遵义）合作社一般,西部（毕节）合作社运营效率较差。从县域看,思南县和赫章的合作社运营综合效率最好,纳雍、德江、石阡、务川、正安、印江的综合效率一般,沿河和威宁最低。（3）目前合作社运营效率总体一般,少部分合作社运营效率较低,还有较大的提升的空间。在研究对象中,69.56%（48）的合作社运营效率处于“有效”状态,30.44%的合作社的运营效率处“无效”状态。目前69家合作社的运营综合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9164,规模效率均值为0.9474,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671。贵州世行合作社的综合效率集中在0.95左右,甚至有两个合作社的综合效率在0.80以下,由此可看出贵州省合作社管理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的差异,管理投入与产出规模结构配置存在差异。（4）影响合作社运营效率方面,政府的扶持力度、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地农业生产力对合作社运营效率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合作社的社员满意度、管理费用和可用运营成本与合作社的运营效率与合作社运营效率无显着的正相关。
蒋崧韬[6]（2021）在《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农业经营总体上呈现出分散、细碎的小农经济格局。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然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却与传统理论相悖,在农地权利被清晰界定后,农地产权的整合仍然面临障碍,小农格局被长期固化。对于我国农业为何长期受困于小农格局,既有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解释。本文聚焦这一问题,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农业体制归纳为“小农体制”,并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即小农体制下农户始终拥有土地承包权,农地整合只能依靠派生于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由于经营权派生于承包权必然具有期限性,当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必须向土地承包权回复,因此农地整合后的产权格局就不具有终局性且存在向承包权回复的体制性动力,进而导致我国小农格局的固化。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因此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就不仅是分散、细碎的农地产权格局,导致农地产权格局向分散、细碎的初始赋权状态回复的动力机制才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症结”之所在。本文随后从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指出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会给市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对冲”市场机制整合农地的动力,同时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也会导致为整合农地而支付的交易成本不具有永久性效果以及因农地整合而提升的农业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积累。为了验证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本文就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业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在经营体制方面,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都始终面临交易成本高、运营成本高以及地权稳定性弱等困境。而在农业效率方面,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小农体制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小农体制的表征还是小农体制的实质都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不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发挥作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将始终受到束缚。考虑到西方农业发达国家（新大陆国家除外）在经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改造小农的历程,而我国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多种应对小农体制的办法,因此本文对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进行了梳理,以便从中找到参考和借鉴。从法国、德国、荷兰以及日本这几个主要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历程来看,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刺激、引导农场规模扩大,做好农户退出农业的安置工作以及出台限制农业分散的政策法规是被实践检验有效的通行做法。此外,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产权整合、降低农地产权整合的交易成本也是各国的共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土地私有制下农地产权能够被终局性整合是上述国家改造小农格局成效显着的关键因素。从国内应对小农体制的实践来看,虽然各地实践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通过农地自发流转很难打破分散、细碎的产权格局。因此,各地大多由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来负责农地要素的整合、集中。然而,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作为农地整合机构也面临短板和困境:首先,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受其行为能力限制,在农地整合过程中只能发挥居间作用,相较于农业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职能的农地中介机构而言,其职能单薄难以承载更多的期望。其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本身不是农地产权整合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其整合农地的动力可能并不来自于市场机制,这种权利义务配置的扭曲可能诱发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行为的失范。再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大多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在农地整合过程中难以对其行为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负责,农户成为相关风险的主要转嫁对象,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并不能解决小农体制下农地产权整合的非终局性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在借鉴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该对策建议的思路是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总体制度构想为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来充当土地流转中介。围绕这一总体制度构想,本文就该制度下如何保持农地产权的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包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和农民的耕地需求等）、如何低成本实现土地供应以及如何保障市场交易双方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来参与农地要素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最后,本文根据该制度设计之初拟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对该制度设计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并就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展开了必要的讨论。
刘丸源[7]（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王孟妍[8]（2021）在《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呈上涨趋势,生产经营状况也在不断改善,目前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1.3万家,35个省级以上特优区和农业园区,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482家。合作社的发展促进了承德市农业发展,使农民收益不断提高,为承德市农村繁荣做出了一定贡献。尽管国家加大了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但是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对而言缺乏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若想凭借自身的销售收益以及资金实力,合作社要想扩大生产规模和维持其生产经营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能力的强弱,对合作社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关键是要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本文以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以调查问卷、统计数据为事实依据,以合作经济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优序理论为理论指导,从多个角度对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现状以及导致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以此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为帮助承德市合作社融资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利用数据查阅和问卷调查,了解了承德市合作社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合作社的资金供需情况,以此进行分析。其次,在承德市合作社资金需求旺盛,但资金供给缺口大的现状基础上,总结出导致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融资难的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合作社的自身条件迫使其融资遇到难题,还有外部融资环境原因也使其融资困难。再次,分析国内外的成功案例,通过对美国、日本、印度和肇东市五里明镇合作社以及东阿阿胶关联合作社成功融资经验的分析,以此得出对承德市合作社融资的启示。最后,通过结合成功案例的经验借鉴以及导致承德市合作社融资难的原因,针对性的提出促进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对策。
彭亚平[9]（2021）在《翻译转换理论视角下《崛起的印度-粮食系统转型》（节选）汉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由于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系统间的巨大差异,转换现象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广泛存在。英国着名语言学家卡特福德将“转换”定义为“原语进入译语过程中偏离形式对等”,提出翻译转换理论。本次汉译实践节选自康奈尔大学塔塔康奈尔农业和营养研究所创始人普拉布·平加利等人合着的《崛起的印度——粮食系统转型》。本书属于信息型文本,文中被动语态使用颇多,名词化结构和复杂句频繁出现,句式灵活多变。基于对选材文本特点的分析,本文采用翻译转换理论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理论视角。译者从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结构转换,单位转换,和类别转换）这两个角度出发,结合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模式等因素,运用具体的翻译技巧,如增译,重复,词类转移,语序调整,分译等等,以期妥善处理被动语态,无灵主语,名词化结构,隐性连贯,复杂句等的翻译转换问题。鉴于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仅限于探讨句子及以下微观层面所发生的转换,本文还补充了宏观层面的篇章转换以及文化转换。通过一系列翻译实例研究,本报告有力佐证了翻译转换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作用,该理论以及相关的翻译技巧对于信息型文本的汉译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刘志华[10]（2021）在《发展中大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特点探析——以印度、埃及、巴西和前苏联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印度、埃及、巴西、苏联等发展中的大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对中国有较强借鉴意义。印度独立后长期实施以土改和合作化为重点的"制度战略"和以"绿色革命"为中心的"技术战略",印度重视保护私有地产,土改法通常强调和平赎买超额土地并稳定租佃关系。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农地制度、农产品市场化、粮食问题、村民流动与乡村政治参与间具有紧密关联,其"三农"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根源。巴西实行土地私有制,并较多地保留殖民统治时代的大地产,巴西地广人稀,而且农村人口比重较小,因此,巴西村民人均耕地面积广阔,但耕地高度集中,私人大庄园与雇佣关系十分典型。苏联乡村农业现代化主要涉及土地制度和粮食问题,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并在战时共产主义和农业集体化时期留下沉痛教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自由度扩大,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
二、印度合作社经济(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合作社经济(一)（论文提纲范文）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3）《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翻訳タクスの绍介 |
| 1.1 テキスト选択の背景 |
| 1.2 テキストの绍介 |
| 1.2.1 テキストの出典 |
| 1.2.2 着者のプロフィール |
| 1.2.3 テキストの内容 |
| 第二章 キャトフォードの翻訳シフト论 |
| 2.1 翻訳シフト论の概要 |
| 2.2 キャトフォードの翻訳分类 |
| 2.3 関连研究 |
| 第三章 実例分析 |
| 3.1 レベルのシフト |
| 3.2 カテゴリーのシフト |
| 3.2.1 构造的シフト |
| 3.2.2 クラスのシフト |
| 3.2.3 ユニットのシフト |
| 3.2.4 体系内シフト |
| 第四章 おわりに |
| 参考文献 |
| 附録Ⅰ:原文 |
| 附録Ⅱ:訳文 |
| 谢辞 |
（4）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研究 ——基于山西省贾村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乡村治理的类型、要素及阶段特征 |
| (二)权威基础理论及权威治理研究 |
| (三)集体化村庄的相关研究 |
| (四)中国区域社会底色的相关研究 |
| (五)研究评述与启示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集体 |
| (二)权威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章节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五.案例基本概况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集体社会底色:缘起、演变及伦理型权威生成 |
| 1.1 集居型村庄的形成 |
| 1.1.1 集居型村庄的历史演变 |
| 1.1.2 集居型村庄的结构与关系 |
| 1.2 集居型村庄内部分工与集体互助 |
| 1.2.1 集居型村庄中的劳作分工 |
| 1.2.2 集居型村庄的内生性互助传统 |
| 1.3 村庄外部民族交融与乡村社会管控 |
| 1.3.1 政治辐射与民族融合造就杂姓集居 |
| 1.3.2 基层制度变迁下的乡村外部管控 |
| 1.4 等级观念延伸与伦理权威形成 |
| 1.4.1 等级观念维护家庭权威 |
| 1.4.2 权威服从的社会关系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观念到实体:行政性集体与依附型权威治理 |
| 2.1 式微的集体与权威激活 |
| 2.1.1 动荡环境下的集体生存 |
| 2.1.2 从革命权威到生产权威 |
| 2.1.3 生存理性下的权威偏好 |
| 2.2 觉醒的集体与权威生长 |
| 2.2.1 劳动实践与权威引导下规则创新 |
| 2.2.2 权威引领下内生凝聚力与集体认同 |
| 2.2.3 建构性权威与内生性权威转化 |
| 2.3 实体化的集体与权威主导 |
| 2.3.1 秩序重塑:模式管理造就集体权威 |
| 2.3.2 行政吸纳:村庄合并与权威扩展 |
| 2.3.3 经济增量:集体决策与循环农业 |
| 2.3.4 精英动员:集体行动与荣誉感塑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分化到集合:经营性集体与教化型权威治理 |
| 3.1 分化的集体与权威危机 |
| 3.1.1 国家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 |
| 3.1.2 政策落地中的弹性运作 |
| 3.1.3 个人崛起与权威消减 |
| 3.2 聚拢的集体与权威重振 |
| 3.2.1 以企业回填守住集体底线 |
| 3.2.2 再集体化中农民行动选择 |
| 3.2.3 从集体主义到共同富裕 |
| 3.3 集体再造与权威引领 |
| 3.3.1 集体权威再造经济集体 |
| 3.3.2 集体权威搭建政治集体 |
| 3.3.3 集体权威引导文化集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单向到互动:利益性集体与互惠型权威治理 |
| 4.1 当代集体化村庄运行实践与关键要素 |
| 4.1.1 经济改制下产业发展与多主体参与 |
| 4.1.2 组织整合下“党业合一”实践 |
| 4.1.3 价值共享中的集体主义观念维系 |
| 4.1.4 声誉回报中集体认同与社会资本利用 |
| 4.1.5 福利纽带连接下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 |
| 4.2 当代集体化村庄的权威延续 |
| 4.2.1 村庄集体中的集体情感与“家长权威” |
| 4.2.2 政党身份与家族身份重合下的权力延续 |
| 4.2.3 权威代际传递中的认同建构与责任承担 |
| 4.3 当代利益性集体的发展及特征 |
| 4.3.1 新集体经济:当代集体化村庄的经济保障 |
| 4.3.2 新权威体系:多种身份重叠下的治理主体 |
| 4.3.3 新治理格局:“一核多元”结构下的新集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集体化村庄的权威影响及其治理逻辑 |
| 5.1 集体化村庄的权威要素与带动效应 |
| 5.1.1 集体权威的多维面向:来源、内涵与性质 |
| 5.1.2 集体权威、集体成员与集体组织间的互动关系 |
| 5.1.3 权威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 |
| 5.2 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机制与逻辑进路 |
| 5.2.1 治理前提:“经济基础-利益相关-福利获取”的类型村庄 |
| 5.2.2 治理技术:“约束-激励”的双轨治理机制 |
| 5.2.3 治理资源:“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
| 5.2.4 治理过程:“压力-考核-约束-激励”构成村治锦标赛 |
| 5.2.5 治理绩效:治理有效的实践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基于场域视角贫困地区合作社运营效率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遵义、毕节和铜仁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概念界定与研究研究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3.研究区概况与研究对象现状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研究对象现状 |
| 3.3 .小结 |
| 4 合作社场域空间构建 |
| 4.1 合作社场域空间构建理论 |
| 4.2 合作社场域空间构建 |
| 5 合作社运营效率评价 |
| 5.1 评价模型及数据说明 |
| 5.2 运营效率评价结果空间分析 |
| 5.3 合作社运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小结 |
| 6.结论建议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世行贵州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观评价打分表 |
| 致谢 |
| 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小农经济理论 |
| 1.4.2 关于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征 |
| 1.4.3 关于我国小农格局的成因 |
| 1.4.4 关于小农格局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
| 1.4.5 关于小农格局的破除 |
| 1.4.6 关于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实践经验 |
| 1.4.7 文献评述 |
| 1.5 本文创新点 |
| 1.6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现代化理论 |
| 2.1.2 产权理论 |
| 2.2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3章 小农体制概述 |
| 3.1 中国农业体制的性质 |
| 3.1.1 关于经济体制 |
| 3.1.2 中国农业体制为何是小农体制 |
| 3.2 我国小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 3.2.1 我国农地制度的沿革 |
| 3.2.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沿革及性质辨析 |
| 3.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准所有权性质导致了小农体制的形成 |
| 3.3 相关概念界定 |
| 3.3.1 “小农体制” |
| 3.3.2 “小农经济”与“小农格局” |
| 3.3.3 其他相关概念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分析 |
| 4.1 从“科斯定理”看我国的小农格局 |
| 4.1.1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界定的讨论 |
| 4.1.2 关于农地要素流动交易成本的讨论 |
| 4.1.3 小农体制的作用“对冲”了市场机制对农地的整合效果 |
| 4.2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
| 4.2.1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特殊方式——土地流转 |
| 4.2.2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后果的不确定性 |
| 4.2.3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交易成本花费的无效率 |
| 4.2.4 小农体制下农业效率积累困难 |
| 4.2.5 小农体制导致小农格局被固化难以打破 |
| 4.2.6 关于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期限的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小农体制与农业经营体制 |
| 5.1 小农体制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
| 5.1.1 小农体制的表征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 5.1.2 小农体制的实质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 5.2 小农体制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
| 5.2.1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农地整合的交易成本高 |
| 5.2.2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的成本高 |
| 5.2.3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的地权稳定性弱 |
| 5.2.4 从农业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看我国小农体制的特殊性 |
| 5.3 小农体制下的农业合作 |
| 5.3.1 普通农户间的合作难以达成 |
| 5.3.2 大户领办的合作——合作社的异化 |
| 5.3.3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分析 |
| 5.4 小农体制下的社会化服务 |
| 5.4.1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沿革 |
| 5.4.2 小农体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困境 |
| 5.4.3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自身的生存、演化逻辑看小农体制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 6.1 相关理论和研究设计 |
| 6.2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
| 6.2.1 方法简介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6.4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模型参数估计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估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 |
| 7.1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相关经验 |
| 7.1.1 法国 |
| 7.1.2 德国 |
| 7.1.3 荷兰 |
| 7.1.4 日本 |
| 7.1.5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经验借鉴 |
| 7.2 国内应对小体制的实践尝试 |
| 7.2.1 “联耕联种”模式 |
| 7.2.2 “虚拟地块”模式 |
| 7.2.3 “土地信托”模式 |
| 7.2.4 “土地银行”模式 |
| 7.2.5 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经验总结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对策建议 |
| 8.1 根本方向:通过新的制度供给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 8.2 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
| 8.2.1 价值取向 |
| 8.2.2 基本原则 |
| 8.3 总体制度构想: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充当土地流转中介 |
| 8.3.1 农地经营机构的基本功能:承担农地要素流动的中介 |
| 8.3.2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独立承担中介职能避免政府干预 |
| 8.3.3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 |
| 8.4 农地经营机构的具体制度设计 |
| 8.4.1 保持农地产权稳定的相关制度设计 |
| 8.4.2 尊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和保障农户耕地需求的制度设计 |
| 8.4.3 保障低成本土地供应的相关制度设计 |
| 8.4.4 保障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流转土地的制度设计 |
| 8.5 对制度设计效果的检验 |
| 8.5.1 新的制度安排能否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 8.5.2 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能否被实现 |
| 8.5.3 提出的基本原则能否被贯彻 |
| 8.6 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 |
| 8.6.1 运营成本过高的风险 |
| 8.6.2 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
| 8.7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人口 |
| 1.2.3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 2.5 小结 |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2.1.2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 |
| 2.1.3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合作经济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融资优序理论 |
| 第三章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融资现状 |
| 3.1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
| 3.1.1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和类型 |
| 3.1.2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 |
| 3.2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现状 |
| 3.2.1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需求 |
| 3.2.2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供给 |
| 3.2.3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供需失衡情况 |
| 3.2.4 结论 |
| 第四章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
| 4.1 内部层面 |
| 4.1.1 合作社生产经营能力有限 |
| 4.1.2 合作社运行不规范 |
| 4.1.3 合作社可供抵押的资产有限 |
| 4.2 外部层面 |
| 4.2.1 合作社融资渠道狭窄 |
| 4.2.2 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产品不足 |
| 4.2.3 政府指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
| 4.2.4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 |
| 第五章 国内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典型经验及其启示 |
| 5.1 国外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扶持 |
| 5.1.1 美国、日本、印度融资做法 |
| 5.1.2 成功融资经验总结 |
| 5.2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典型案例分析 |
| 5.2.1 肇东市五里明模式 |
| 5.2.2 东阿阿胶关联合作社 |
| 5.3 对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启示 |
| 5.3.1 探索供应链金融新思路 |
| 5.3.2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
| 5.3.3 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
| 第六章 促进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对策 |
| 6.1 加强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建设 |
| 6.1.1 健全内部制度与管理 |
| 6.1.2 提高生产经营能力 |
| 6.1.3 开展资金互助 |
| 6.2 完善合作社的外部融资环境 |
| 6.2.1 普及农村互联网金融和供应链金融 |
| 6.2.2 创新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产品 |
| 6.2.3 加强政府的指导作用及中间桥梁作用 |
| 6.2.4 加快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 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调查问卷 |
（9）翻译转换理论视角下《崛起的印度-粮食系统转型》（节选）汉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Abbreviations |
| Introduction |
|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Authors |
| Reasons for Text Selection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
| Layout of the Report |
| Chapter One Task Description |
| 1.1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1.2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
| 1.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 |
| 1.2.2 While-translation Work |
| 1.2.3 Post-translation Proofreading |
| 1.3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
| Chapter Two Theoretical Foundation |
| 2.1 Literature Review on Translation Shifts Theory |
| 2.1.1 Relevant Studies Abroad |
| 2.1.2 Relevant Studies at Home |
| 2.2 Catford’s Translation Shifts Theory |
| Chapter Three Case Studies |
| 3.1 Level Shifts in E-C Translation |
| 3.1.1 Shifts of Tense and Aspect |
| 3.1.2 Shifts of Plural Forms |
| 3.2 Category Shifts in E-C Translation |
| 3.2.1 Structure-shifts |
| 3.2.2 Class-shifts |
| 3.2.3 Unit-shifts |
| 3.3 Discourse Shifts in E-C Translation |
| 3.3.1 Selection of Words in Specific Contexts |
| 3.3.2 Reconstruction of Sentence Structure |
| 3.3.3 Explicitation of Implicit Cohesion |
| 3.4 Cultural Expression Shifts in E-C Translation |
|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Ⅰ Source Text |
| Appendix Ⅱ Target Text |
（10）发展中大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特点探析——以印度、埃及、巴西和前苏联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印度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
| 2 埃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11] |
| 3 巴西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
| 4 苏俄—苏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
| 4.1 题解 |
| 4.2 沙俄农奴制改革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
| 4.3 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土地制度与粮食问题 |
| 4.4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
| 4.5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及其教训 |
| 5 总结 |
四、印度合作社经济(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西藏农牧民合作社的减贫效应研究 ——以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为例[D]. 拉珍. 西藏大学, 2021
-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马洪清.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4]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研究 ——基于山西省贾村的实证调查[D]. 李冬慧. 山西大学, 2021
- [5]基于场域视角贫困地区合作社运营效率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遵义、毕节和铜仁三市为例[D]. 姚世美.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蒋崧韬. 四川大学, 2021(12)
- [7]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8]承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研究[D]. 王孟妍.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1(08)
- [9]翻译转换理论视角下《崛起的印度-粮食系统转型》（节选）汉译实践报告[D]. 彭亚平. 兰州大学, 2021
- [10]发展中大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特点探析——以印度、埃及、巴西和前苏联为例[J]. 刘志华.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