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药物便览》（论文文献综述）
林星[1]（2004）在《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文中提出本文以近代福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福建这个独特的区域内，以福州和厦门为龙头，以开埠为契机，福建城市开始了百年缓慢而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全文以城市近代化作为主线，力图全面深入地反映近代福建城市经济的成长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迁，探析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导论部分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进而说明本文的相关概念、研究框架、理论方法和基本史料。 本文试图对福建近代城市的历史作多角度的长时段的分析，将分段叙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时间为顺序，以鸦片战争后的开埠、中华民国建立和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切点，将近代福建城市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主要从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角度阐述城市发展的概况。各章之中分节讨论贸易商业、金融、工业、城市建设等。上篇包括以下几章： 第一章是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主要探讨生态环境对福建城市的影响和古代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和特点。第二章是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时间跨度是1843年开埠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这一阶段是福建城市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起步时期。主要叙述开埠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初步近代化。第三章是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时间跨度是191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阶段是城市初步发展时期。主要阐述民国建立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是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即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这一阶段福建城市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沿海城市发展滞缓，内地城市有了一些发展。 下篇是横向的专题研究，选择一些对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力图从多层面反映城市的变迁。包括以下几章： 第五章是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探讨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以及城市和附近乡村的互动关系。第六章是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城市中的外国人，以及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出现的变化。第七章是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讨论的是近代教育的发展、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第八章是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主要阐述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婚丧嫁娶，闲暇生活等方方面面风俗的嬗变。 结语部分是对福建城市发展的整体考察。着重对福建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近代化成效及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潘荣华[2]（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刘洋[3]（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袁灿兴[4]（2014）在《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文中提出二战之前，国际人道法主要由日内瓦法体系与海牙法体系组成。1864年《日内瓦公约》以在战时救助伤病兵为主要宗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内瓦法体系。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关注于战时俘虏待遇，限制过度杀伤武器等内容的海牙法体系。在晚清，日内瓦法体系就已在华得到传播，并于日俄战争的烽火中，催生了五国合办的万国红十字会。此后又摆脱五国合办，在清末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从事各种人道主义活动，也承担了传播日内瓦法体系的使命。日内瓦法体系的三原则，即红十字会中立地位、红十字标识擅用之禁止、伤病兵之救护，经中国红十字会加以传播，渐为国人知晓。虽然《日内瓦公约》尚未就红十字会在内战中的作用予以规定，但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于内战中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大彰人道。一战之中，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刚刚起步，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当德国、日本在中国青岛爆发战争时，中国红十字会积极行动，救助处于德、日两国炮火之下的同胞。同时中国红会伸出援助之手，援助在海外华侨。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先是在淞沪战争中组织力量，救助前线伤兵。后又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三合一政策”，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自组建后，先后三迁，最后扎根于贵阳。在长期抗战中，救护总队培养医护人才，从国际上争取医药援助，组织车队输送物资与伤病兵，派遣救护队奔赴各个战区实施救护，指导前线野战部队卫生防疫，为全面抗战的胜利贡献甚巨。于日内瓦法体系传入中国之时，海牙法体系也在近代中国得到传行。为了打开外交上的僵局，清政府先后参与了两次海牙保和会，签署了系列国际人道法公约。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国内军阀混战，在战争中违背国际人道法的现象层出不穷，但在对外交往中，无论是哪路军阀执政，均能较好地遵守海牙法体系中的规定。全面抗战中，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多种传播手段，面向军民进行“优待俘虏”政策的传播。南京国民政府也给予日俘优待，其设在贵州镇远与陕西宝鸡的两个日俘收容所，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好评。在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华的三百万日本俘侨加以收容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宽大的精神。与此同时，对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参考国际人道法，制定相关战犯审判条例，对战犯做出审判。国际人道法在华的传播与实践，对近代中国有着诸多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推动了国内系列军事法律规例的制定，对战时军人的胡作非为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国际人道法也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长与发展，为近代中国处于各类天灾与战祸中的人们提供了援助。
赵云霞[5]（2017）在《民国旅行指南文献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社会,伴随西方旅游观念与方式的传入,中国城市与交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成长、边疆区域的开发等,旅行活动被赋予新的内涵,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旅行活动的发展使人们对旅行信息的需求增加,催生了指导人们出行、出游的现代旅行指南。文章通过对400余种民国旅游指南进行分析,指出民国时期指南的出现既与史地志的编撰传统有关,也有西方因素的刺激。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多样,如博览会、科学会的召开或铁路、公路的开通,都会刊行相应的指南。出版指南成为当时机构、团体等流行的宣传手段。旅行指南内容主要涉及旅途中的食、宿、游、购、行、娱方面。分为城市、景点、区域、线路、海外五大类,以城市类为主。编撰者既有个人,也有机构,多为专业出版社发行。体例与格式在借鉴传统史地志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主要采用章节体。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许多现代旅行观念,即旅行在政治、经济、民族平等、大众化方面的功用。其读者群体多样,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民国时期嘉陵江三峡地区系列指南的产生说明了指南作为宣传媒介的作用。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使北碚由一个偏僻山乡变为现代新兴城镇,加上抗战的特殊形势,北碚成为大后方文化名城。当局先后编印了数本游览指南,既是介绍北碚概况,方便游览,也是希望指南向读者展示北碚的现代形象,吸引他们到峡区游览,争取社会支持。三峡指南采用选择"现代"、"先进"等用语,书写特定事业与集中的排列等方式,极力宣传乡建事业的成果,展示峡区的现代化形象。而峡区本身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周到的接待方式,令时人游览峡区形成的观感与指南所宣传的现代化城镇意象基本一致。指南成为实验区对外宣传的手段之一。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李楠[7]（2014）在《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1912-1949）是传统本草向现代中药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在中药学术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民国学者“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基础上,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与方法,并开展中药科学研究,推动中药学术发展,更为现代中药学奠定基础。民国时期留下了大量中药文献,为我们研究该阶段中药学术发展提供宝贵资料,目前民国中药文献的价值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已在文献保护与整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相关研究尚显不足,一方面,还未发现以民国期刊内刊载的中药论文为对象的研究；另一方面,亦未发现民国中药着作与中药论文相结合,从整体角度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民国时期中药文献展开,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文献内容的梳理,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分析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特色与影响,为当前中药学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计量文献学、口述与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分析其具体内容中表现出的学术思想与特点,探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脉络及其规律。研究对象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期刊中药论文为主,具体选择标准如下：着作选择标准：①成书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各种版本,不论是否正式出版均纳入研究之列；④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着作。期刊中药论文选择标准：①论文发表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期刊检索范围包括中医药期刊与其他期刊两部分,其他期刊主要包括药学期刊、西医相关期刊及各科研机构连续发行的研究报告等；④期刊发行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论文。文献搜集方法：首先利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文期刊大词典》、《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以及中药史、中药文献方面着作,等获取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刊载中药论文的期刊线索；其次以民国、中药、国药、汉药、本草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查阅相关论文,获取资料及相关线索；第三,以民国、中药、本草、汉药为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网站查询馆藏图书与期刊目录；第四,根据搜集的线索展开实地调研工作,查阅原始资料,对于重要内容通过抄录、复印、拍照等方式加以保存。文献分析方法：对获得的资料,根据文献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整理与分析方案。中药着作整理与分析：①对搜集的中药着作进行编目,核实着作名称、作者、出版者、成书年代、出版时间、版本情况、馆藏信息等内容；②阅读着作内容,撰写图书简介；③根据着作内容的学术特点进行分类；④横向比较不同类别图书间的差异,归纳民国时期中药图书的共性,分析不同类别图书的个性特征；纵向比较该类着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异,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其对现代中药学术产生的影响。期刊中药论文整理与分析：①阅读论文内容,提炼作者主要学术观点；②根据内容与学术观点,对搜集到的中药论文进行分类；③总结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主要学术观点与特色。结合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从整体角度分析两者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全面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特点及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整体脉络、学术特点及其对现代中药学术的影响。在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共阅览民国时期中药着作182种,其中各图书馆藏原本161种,《中国本草全书》收录的民国中药着作影印本21种；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着录着作26种,着录信息有误的着作31种。阅览期刊50种,其中中医药期刊45种,研究报告2种,西医药期刊3种,全文阅览中药论文400余篇,浏览并纳入统计分析论文1000余篇。论文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对民国以前的“本草”,民国时期的“本草”、“中药”、“国药”、“汉药”,以及现代“中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从“本草学术主流”与“本草学术分支”对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行简要梳理,总结本草学术发展特点。第三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分为“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三节。“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按文献的内容特点分为“综合类中药着作”、“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辞典类中药着作”、“教材类中药着作”、“科普类中药着作”、“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等七类,简要介绍每类着作的总体特点及代表性着作的学术特色。“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则首先介绍收录中药论文的相关期刊简要情况,重点分析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内容特点,并将其分为“中药学术发展”、“中药临床应用”、“中药知识整理”、“中药科学研究”、“中药专题研究”等五类。“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则以调研资料为基础,对纳入研究的中药着作数量、馆藏情况、类别、成书年代以及十种主要中医药期刊内中药论文的发表比例、中药论文的分类构成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反映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的大致情况。第四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经济效益、文化思想以及科学引进等因素对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分析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及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通过上述五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作为文献载体,忠实地记录下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历程,同时作为当时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也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取得新的发展,通过着作编排体例、形式等变化得到体现,并最终以中药着作的形式系统地展现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的总体框架；着作与期刊的流通,促进了中药学术的交流,期刊中药论文的出现,则使学术交流与争鸣更为活跃；科普着作与论文则很好地促进了中药知识普及,使更多的社会民众了解并认可中药。二、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众多因素影响,其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深远。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总体特征为,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的基础上,通过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方法,发展中药学术。具体表现为“发扬传统”、“复古求新”、“中药科学化”三种倾向,其中“发扬传统”在民国中药学术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复古求新”则通过回溯中药学术源流,正本清源,提供新的探索思路；“中药科学化”是民国中药学术发展的新风向。三、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对今天中药学术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中药辞典、中药科普着作等,在今天仍是中药着作的重要形式,在中药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药教材的编写与中药学校教育的开展,更与当前的中药教育模式密切相关；中药临床应用的深入探索,为现代“临床中药学”奠定基础；科学研究的开展则为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新思路,并从民国时期的萌芽,逐渐发展为中药资源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及其分支学科。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促进中药学术发展仍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术思想颇具启发意义,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为当前的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借鉴。
贾林东[8]（2011）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研究 ——以《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旅游类刊物,由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所创办,以“阐扬中国名胜,发展旅行事业”为宗旨。《旅行杂志》自创刊以来,适应时代的需要,不断努力改革,所登文字,均注重实际,而且富于风趣,大到山川之形胜,地形之变迁,人物之分布,政区之划分,水、陆、空之交通建设；小到地方风俗,里巷琐闻,舟车常识,游程费用,无不详为记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的中心,受到国人的异常关注。在此情形下,《旅行杂志》对西南地区的自然、风物、社会组织和民众生存状态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为当前了解、研究战时西南民众社会生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西南地区,政治混乱、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战乱不已,封建残余思想影响深厚,人民生灵涂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南地区地位顿显重要。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政府为保存抗战实力,积极组织有实力的企业西迁。与此同时,大批公务人员、专家、学者、工人、学生、难民等相继来到西南。在此影响下,西南地区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表象。西南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诸多积极变化：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民教科技生活繁荣发展,休闲娱乐生活日益丰富。然而,至抗战中后期,尤其是1943年后,随着战时客观困难的加剧,国民党政府政策的局限,官场的日益腐败,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又陷入衰退,通货膨胀异常加剧,交通运输陷于停滞,各项建设趋于停顿。尽管如此,鉴于战时极端困难的客观条件,西南地区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变化还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的矛盾与问题也不容忽视。
赵璟[9]（2017）在《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我国针灸教育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众多的针灸教育家为传承和传播针灸学术,创办针灸学校,撰写针灸教材,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医教育进行了考察,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讨论,但是全面系统研究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成果尚缺如。本文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办学形式、针灸教材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法及治疗学的演变,分析针灸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建国后针灸教育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对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背景作了简要回顾,考察了民国时期针灸教育从传统的师承模式向学校教育转型的过程,同时列举了影响近代中医教育的相关历史事件。其后,借针灸教育形式的转型,分析学历教育、函授班、短期班等办学形式的特征。总体而言,学校教育以正规学历教育为主,其学制较长,学历层次划分不统一;中医学校针灸课程地位不凸显,针灸学校针灸课程分化,均参照了西医学科体系;教学内容有了明确的进度安排,渐趋规范化、实用化;注重针灸临床实习。函授班,多数由学校附设,亦有学生创办;教材与面授班相同,不过相对局限,较少涉猎他科知识;学制短,毕业考核简单。短期班有专修班、讲习班及训练班等形式,专修班及讲习班仅为更简便地速成针灸,训练班则是在战时缺医少药的背景下产生的。本文收集整理了民国时期48所针灸学校的相关资料,并从其办学模式、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分析该时期针灸学校特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均为民间办学,并开辟了函授教育模式;主要依靠广告招生,亦有获得政府机构支持,由各县选送学生者,招生对象良莠不齐;构建针灸课程体系框架的同时,注重临床实习;除少数学校教授传统针灸理论之外,多数学校吸纳了西学内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模式在建国后基本得以延用,特别是为针灸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探析学校针灸教育办学形式、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校特点的基础上,发现在不同学校、不同办学形式下针灸教材体例和内容有较大差异。笔者回顾历代针灸教材,梳理民国时期医学教材编修过程,收集当时67种针灸教材,并据其体例,划分为早（1912-1927）、中（1928-1939）、晚（1940-1949）三期。早期教材以传统类针灸教材为主,多数体例单一,内容侧重于经络腧穴,初步引入了近代科学理论;中期教材体例以"西医版块+针灸学版块"和"总论→经穴→手术（刺灸法）→治疗"两大模式为主,内容上融入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知识,注重临床实用性,仍有部分教材依旧沿用传统针灸理论;晚期教材体例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为主,或在原有"总论→经穴→刺灸术→治疗学"的体例中加入诊断学内容,或为"总论→孔穴学→治疗学"体例,内容上延续和完善了中期教材中西汇通特点,更具科学性,同时重穴轻脉,融入诊断学内容,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针灸学科体系框架。在对教材内容和体例的分析之后,本文阐述了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术、治疗学的理论演变。经络腧穴方面,早期尤为重视,但其选用传统经络腧穴内容,局限于十二经脉的论述。民初"神经"的引入,并未使针灸教材内容产生多大的变化,依旧遵循古法,仅是少数教材粗浅地阐发经络实质,套用西医的骨骼图与脏腑解剖生理,其本身内容并未过多西化。腧穴则在归经、数目方面按传统路径详细考正。中晚期对经脉实质的认识不断更新,由中期单一神经或血管至晚期发展为多种组织;原先不受重视的"奇经八脉",在中期凸显,并结合中西医生理病理内容,将其与淋巴、神经等组织比附。刺灸术在早期不受重视,中期教材中内容上强调针具的革新、温灸器具的引入,列入异于传统的针刺手法、针灸补泻、禁忌理论内容,针灸消毒也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教材。各部分描述顺序紧紧围绕"针灸操作流程",简明易懂,实用性强。治疗学,早期大多以腧穴主治形式,附列于腧穴的归经、定位之后,侧面反映"腧穴"本身的重要性,强调单穴的临床作用,或以针灸歌赋直接呈现。中晚期体现在采用西医病名,从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角度来阐释针灸治疗机理、针灸选穴,认识病因、解释病理机制,同时在书写过程中效仿中药处方模式逐渐形成了 "理、法、方、穴"的针灸处方模式。该部分以"心悸亢进症（心悸怔忡）""脚气病"为例,阐述各教材对其疾病分类的归属划分、病因病理的解释及针灸治疗的方法。综合以上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针灸教材、针灸理论的研究,本文继而从中医医事制度革新、日本针灸医学的拥趸、中医科学化的彷徨及针灸教育家的推动等方面分析民国时期针灸教育蜕变的原因,进而结合建国后针灸教育的背景,论述民国时期针灸教育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方面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的影响。
李昕升[10]（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二、介绍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药物便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介绍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药物便览》（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资料情况 |
| 上篇 |
| 第一章 福建城市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 |
| 第一节 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古代福建城市的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1843-1911年) |
|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兴盛 |
| 第二节 近代金融业的产生 |
| 第三节 近代工业的起步 |
| 第四节 城市建设的兴起 |
| 第三章 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1911-1937年) |
|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金融业的转型 |
| 第三节 工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城市建设的开展 |
| 第五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1937-1949年) |
| 第一节 沿海城市的停滞 |
| 第二节 省会内迁与内地城市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抗战后城市的恢复和萧条 |
| 下篇 |
| 第五章 区域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透视 |
| 第六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 |
| 第一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的分析 |
| 第三节 城市中的外国人 |
| 第四节 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的变化 |
| 第七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
| 第八章 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 |
| 第一节 晚清社会风俗的初变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嬗变 |
| 结语: 对近代福建城市变迁的总体考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3）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国际人道法概念界定 |
| 三、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 |
| 四、 国内研究现状 |
| 五、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六、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人道法历史溯源及构成体系 |
| 第一节 国际人道法的历史溯源 |
| 一、 国际人道法西方历史溯源 |
| 二、 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人道 |
| 第二节 国际人道法的构成体系 |
| 一、 日内瓦法体系 |
| 二、 海牙法体系 |
| 三、 日内瓦四公约及三个附加议定书 |
| 第二章 晚清国际人道法传入中国 |
| 第一节 日内瓦法体系的传入 |
| 一、 日内瓦公约初传中国 |
| 二、 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 |
| 三、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设 |
| 第二节 海牙法体系的引入 |
| 一、 晚清改善外交处境的努力 |
| 二、 参与第一次海牙保和会 |
| 三、 保和会各约批准工作 |
| 四、 参与第二次海牙保和会 |
| 第三章 北京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与实践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
| 一、 北京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传播的特点 |
| 二、 红十字会中立地位的传播 |
| 三、 伤病兵救护的传播 |
| 四、 禁止擅用红十字会标识的传播 |
| 第二节 保和会准备会及国际人道法公约补签 |
| 一、 保和会准备会的成立 |
| 二、 国际人道法在华内化 |
| 三、 补签国际人道法各约 |
| 第三节 一战中中国红会的人道主义行动 |
| 一、 德日青岛战事中的救护 |
| 二、 救助被困在俄华侨 |
| 三、 援助在德奥华侨归国 |
| 第四节 一战中经华接济德奥俘虏的交涉 |
| 一、 中国处中立地位时接济俘虏的交涉 |
| 二、 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接济俘虏的交涉 |
| 三、 德俄媾和后经华接济俘虏的交涉 |
| 第五节 收容及遣回德奥俘虏 |
| 一、 中国收容德奥俘虏的由来 |
| 二、 在华德奥俘虏管理与待遇 |
| 三、 德奥俘虏遣返与收容费用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与实践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传播的特点 |
| 二、 俘虏问题相关军事立法 |
| 三、 抗战时俘虏政策传播的必要 |
| 四、 俘虏政策对军民传播的开展 |
| 第二节 抗战时日俘的收容与人道待遇 |
| 一、 前线俘获日军的处置 |
| 二、 宝鸡第一俘虏收容所 |
| 三、 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 |
| 四、 抗战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 |
| 第三节 抗战中的中国红会救护总队 |
| 一、 抗战初期国军战地救护的不足 |
| 二、 红会淞沪战地救护的经验 |
| 三、 中国红会救护总队的成立及组织 |
| 四、 救护总队战地医护工作的几个断面 |
| 五、 救护总队战地卫生防疫工作的几个断面 |
|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在华日俘侨收容与遣返 |
| 一、 抗战胜利后在华日俘侨状况 |
| 二、 日俘侨收容与管理 |
| 三、 日俘侨集中遣返归国 |
| 第五节 审判侵华日军乙、丙级战犯 |
| 一、 战犯审判国际法的发展 |
| 二、 乙、丙级战犯审判相关法规 |
| 三、 审判乙、丙级战犯国际人道法的援用 |
| 四、 个案考察：审判虐待在华外侨战犯 |
| 五、 个案考察：审判丙级战犯米村正喜 |
| 第五章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行评析 |
| 第一节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行的影响 |
| 一、 带动了法律体系的建设 |
| 二、 改善了外交环境 |
| 三、 促进了人道主义事业 |
| 第二节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行相关问题的思考 |
| 一、 国家视阈下的中国红会 |
| 二、 内外有别的俘虏政策 |
| 三、 人道视野下的“杀身成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民国旅行指南文献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古代旅行指南的研究 |
| (二) 民国旅行指南的研究 |
| 四、本文的研究框架与思路 |
| 第一章 民国旅行指南出版的兴起 |
| 一、民国旅行活动的发展 |
| (一) 城市发展与人口流动 |
| (二) 交通改善与跨区域活动频繁 |
| (三) 市民休闲活动的发展 |
| (四) 边疆开发与旅行区域的扩大 |
| 二、从史地志到旅行指南 |
| (一) 史地志编修传统 |
| (二) 近代旅行指南的兴起 |
| 第二章 民国旅行指南的类别 |
| 一、城市类 |
| 二、景点类 |
| 三、交通线路类 |
| 四、区域类 |
| 五、域外类 |
| 第三章 民国旅行指南的文献分析 |
| 一、编撰、出版与发行状况 |
| (一) 编撰者 |
| (二) 出版机构 |
| (三) 出版形态 |
| (四) 呈现形式与发行情况 |
| 二、体例与格式 |
| (一) 传统史地志的借镜 |
| (二) 指南与方志的篇目差别 |
| (三) 章节体的流行 |
| 三、内容 |
| (一) 内容的来源 |
| (二) 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
| (三) 传统思想与现代观念并存 |
| 四、读者 |
| 第四章 展示现代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与游览指南的编印 |
| 一、卢作孚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 |
| 二、嘉陵江三峡游览指南的编印 |
| 三、时人的北碚游览观感 |
| (一) 现代、文明的北碚形象 |
| (二) 现代意象的形成动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综述 民国中药文献研宄概况 |
| 参考文献 |
| 1 前言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民国时期以前“本草”的概念 |
| 1.1.2 民国时期“本草”、“汉药”、“国药”、“中药”的概念 |
| 1.1.3 小结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资料搜集方法 |
| 1.3.3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
| 2 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 |
| 2.1 本草学术主流 |
| 2.2 本草学术分支 |
| 2.3 小结 |
| 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 |
| 3.1 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 |
| 3.1.1 综合类中药着作 |
| 3.1.2 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 |
| 3.1.3 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1.4 辞典类中药着作 |
| 3.1.5 教材类中药着作 |
| 3.1.6 科普类中药着作 |
| 3.1.7 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2 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 |
| 3.2.1 收录中药论文的期刊简介 |
| 3.2.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内容 |
| 3.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 |
| 3.3.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的计量分析 |
| 3.3.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计量分析 |
| 4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1 社会环境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2 文化思想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3 科技引进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4 经济因素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5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 |
| 5.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3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形式上的结合 |
| 5.2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 |
| 5.3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新进展 |
| 5.3.1 中药基原考订 |
| 5.3.2 中药实验研究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8）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研究 ——以《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特色 |
| 四、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旅行杂志》及其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旅行杂志》的创刊 |
| 第二节 《旅行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旅行杂志》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旅行杂志》的史料价值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基本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衣着 |
| 第二节 饮食 |
| 第三节 居住 |
| 第四节 行止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教科技生活 |
| 第一节 科学技术 |
| 第二节 新式教育 |
| 第三节 书报、杂志及学术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休闲娱乐生活 |
| 第一节 公园 |
| 第二节 电影 |
| 第三节 茶馆 |
| 第四节 旅行 |
| 第五节 其它 |
| 第五章 对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思考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客观推动 |
| 第三节 新旧混杂 中西捏合 |
| 第四节 差距严重突出 |
| 第五节 进步中存在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学术史回顾 |
| 1.1 近代中医教育研究 |
| 1.2 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 |
| 1.3 民国针灸教育家的研究 |
| 2 前言 |
| 2.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2.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背景 |
| 1 新式医学教育形式的兴起 |
| 2 影响近代中医教育的历史事件 |
| 2.1 民国政府推行的中医教育政策 |
| 2.2 边区中医教育 |
| 3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学校针灸教育形式 |
| 1 学历教育 |
| 1.1 学制学历 |
| 1.2 课程设置 |
| 1.3 教学内容 |
| 1.4 临证实习 |
| 2 函授班 |
| 2.1 函授班的兴起 |
| 2.2 函授班特点 |
| 3 短期班 |
| 3.1 专修班、讲习班等 |
| 3.2 训练班 |
| 4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针灸学校 |
| 1 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概述 |
| 2 民国时期针灸学校特点 |
| 2.1 办学模式 |
| 2.2 招生 |
| 2.3 课程设置 |
| 2.4 教学内容 |
| 3 小结 |
| 附: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针灸教育特点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针灸教材 |
| 1 历代针灸教材回顾 |
| 2 中医教材编修 |
| 2.1 多方争鸣 |
| 2.2 两次教材编辑会议 |
| 2.3 中央国医馆选编教材 |
| 3 民国时期针灸教材种类 |
| 4 各时期民国针灸教材特点 |
| 4.1 早期针灸教材 |
| 4.2 中期针灸教材 |
| 4.3 晚期针灸教材 |
| 5 小结 |
| 第五章 新式教育导向下针灸理论的变化 |
| 1 经络腧穴 |
| 1.1 早期教材 |
| 1.2 中晚期教材 |
| 1.3 小结 |
| 2 刺灸术 |
| 2.1 早期教材 |
| 2.2 中晚期教材 |
| 2.3 小结 |
| 3 治疗学 |
| 3.1 早期教材 |
| 3.2 中晚期教材 |
| 3.3 小结 |
| 4 新式教育下针灸理论特点 |
| 4.1 针灸教学内容分层化与规范化 |
| 4.2 针灸科学化依旧环绕于少数群体中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影响因素 |
| 1 中医医事制度的革新 |
| 1.1 历史衍生下的医政改革 |
| 1.2 官方医学考试 |
| 2 日本针灸医学的拥趸 |
| 2.1 效日本"废医" |
| 2.2 针灸学校教育模式 |
| 3 中医科学化的彷徨 |
| 3.1 中医科学化定义与争论 |
| 3.2 科学化历程 |
| 4 针灸教育家的推动 |
| 5 小结 |
| 第七章 对建国后针灸教育的影响 |
| 1 建国后针灸教育特点 |
| 1.1 办学形式 |
| 1.2 教学内容 |
| 2 民国针灸教育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目录 |
| 附录二 民国时期针灸教育家 |
| 附录三 民国时期针灸教材摘要 |
| 附录四 建国后针灸教材目录 |
| 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南瓜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南瓜在美洲的起源与传播 |
| 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 |
| 二、南瓜在欧亚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
| 一、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
| 二、南瓜传入中国的路径 |
| 第二章 南瓜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南瓜名称考释 |
| 一、南瓜的主要名称 |
| 二、南瓜的其他别称 |
| 第二节 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 |
| 一、南瓜与笋瓜、西葫芦 |
| 二、南瓜的品种资源 |
| 第三章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一节 南瓜在全国的引种路线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各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一、南瓜在东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二、南瓜在华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三、南瓜在西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四、南瓜在西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五、南瓜在东南沿海的引种和推广 |
| 六、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的生产和发展 |
| 一、南瓜在全国的生产概况 |
| 二、南瓜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四章 南瓜生产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栽培技术的积累 |
| 一、播种育苗 |
| 二、定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病虫害防治 |
| 五、采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改进 |
| 一、选种育种 |
| 二、播种育苗 |
| 三、定植 |
| 四、田间管理 |
| 五、病虫害防治 |
| 六、采收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
| 第五章 南瓜加工、利用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奠基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改进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
| 第六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因素 |
| 一、生态适应性 |
| 二、生理适应性 |
| 第二节 救荒因素 |
| 一、南方地区 |
| 二、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移民因素 |
| 一、西南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与“改土归流” |
| 二、东南棚民潮:“客家棚民”与“江西填湖广” |
| 三、东北大移民:“招民开垦”与“闯关东” |
| 第四节 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
| 一、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 |
| 二、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的原因 |
| 第五节 经济因素 |
| 一、南瓜的相对经济优势 |
| 二、南瓜加工、利用的经济优势 |
| 三、南瓜其他利用方式的经济优势 |
| 第七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救荒、备荒的影响 |
| 一、全国性的救荒影响 |
| 二、六大区的具体救荒影响 |
|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改变了蔬菜作物结构 |
| 二、影响了农业种植制度 |
| 第三节 对经济的影响 |
| 一、直接南瓜贸易对经济的影响 |
| 二、南瓜子对经济的促进 |
| 三、南瓜众多深加工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 |
| 四、南瓜与养殖业发展 |
| 第八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
| 一、基本性状的描述 |
| 二、同食相忌 |
| 三、具体应用 |
| 第二节 南瓜与文化 |
| 一、南瓜精神 |
| 二、南瓜民俗 |
| 三、南瓜观赏文化 |
| 四、南瓜名称文化 |
| 五、南瓜饮食文化 |
| 第三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二、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介绍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药物便览》（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D]. 林星. 厦门大学, 2004(04)
- [2]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
- [3]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4]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D]. 袁灿兴. 苏州大学, 2014(10)
- [5]民国旅行指南文献初探[D]. 赵云霞. 天津师范大学, 2017(08)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D]. 李楠.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4(07)
- [8]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研究 ——以《旅行杂志》为中心[D]. 贾林东. 西南大学, 2011(10)
- [9]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D]. 赵璟.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1)
- [10]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