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的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裴仕彬[1](2019)在《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文中提出辩诉交易,英文“Plea Bargaining”,字面意思就是答辩的讨价还价。美国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初,从出现之初便招致种种质疑,在质疑声中,美国辩诉交易如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意在对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社会学分析等方法,梳理美国辩诉交易演进过程的三个历史分段中检察官的作用、辩诉交易运行概况、主要交易模式,分析了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比较了美国辩诉交易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针对我国检察裁量权运行中存在问题,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提出从提高检察官适用认罪协商动力的角度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分成四节。第一节是对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美国本土的居民便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点,其检察制度在不断变革中独具特色,英国普通法绝不是影响美国检察制度的唯一性力量。在美国,对美国检察官起源之争一直没有停过,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包括英、法、荷等国,宗主国的检察制度或多或少影响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因此,在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殖民地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检察官制度是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为主体,兼具大陆法系特征的混合体系。在数百年的发展中,美国检察官制度的演变脉络主要是刑事诉讼启动从私诉到公诉、检察官选任从任命到民选,检察体制从单轨制到双轨制。第二节主要对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考察了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该时期道德和宗教犯罪在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作用,独立战争后刑法加强了对财产的保护,刑罚也出现轻刑化趋势。本文通过对马萨诸塞等地区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酒类案件成为马萨诸塞州最先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辩诉交易并非从酒类案件开始,而是在盗窃等财产犯罪中最先适用。由于对谋杀罪进行分级,谋杀等重罪案件也逐步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第三节探讨了立法对法官量刑裁量权进行限制。由于存在对权力的警惕,法官尽管获得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在1860年以前,最高法院适用司法审查的案例少之又少,法官裁量权一方面受到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刑事立法成文化和制衡思想广泛传播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司法操作方面受到强制性量刑法令的约束,检察官作为行政部门不太起眼的角色,找到了法官裁量权行使的漏洞而在实践中不断使用辩诉交易。第四节进一步考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美国检察官的定位和职权被认为是代表着正义、法律和秩序,代表人民和政府追诉犯罪。美国检察裁量权吸收了英国总检察长关于撤回起诉的主要内容,该权力不断演变为几乎不受司法审查的排他性权力。提出在内战之前,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可以使用的主要筹码有诉讼费用、过度指控等,检察官把撤回起诉的裁量权运用至辩诉交易程序中,指控交易便成为该时期主要的交易模式,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检察官针对立法限制检察官不起诉便又在实践中使用中止诉讼的交易模式。第二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共四节。第一节分析了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刑事立法增长而带来案件的增加。19世纪,美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移民潮以及西进运动等影响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事件,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政治日益腐败和低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经济发展的弊病,美国掀起了一股扩张刑事制定法的浪潮,大量带有刑事制裁的经济管制立法、社会立法、道德立法出现,检察官的指控职能不断扩大。第二节着重考察了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和司法部的创立对检察官职权的影响。内战后行政权,尤其是以联邦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联邦政府不断介入经济社会事务。联邦检察官的职权、人数及薪水均在增加,联邦检察官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尤其是联邦司法部的创设,司法部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司法部获得了官员账目、法官薪水分配、人事推荐权等监督法官的行政性权力。第三节介绍了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揭露和治理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该运动对美国当时的政治、法律领域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该时期政治哲学发生了从立国时遵循的自然法原则向实用主义的转向。刑事司法领域也深受法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关于刑罚目的的讨论导致不定期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和少年司法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刑事司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正当程序的勃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庭审日益复杂化,控辩双方从经济的角度也必然倾向于选择辩诉交易。大陪审团固有的制度缺陷也导致其本身指控职能不断被削弱,为检察官行使裁量权进一步提供制度空间。第四节分析了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由于美国政治的双轨制,本文分别考察了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情况,辩诉交易案件主要发生在各州,各州辩诉交易的情况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本文还选取了谋杀和酒类案件为例分析该阶段辩诉交易的特点,初步显示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辩诉交易的发展离不开法官,州法院对辩诉交易存在认同和质疑两种不同的意见,而联邦法院基本对辩诉交易持沉默态度。检察官利用新出现的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作为适用辩诉交易的工具。在具体的运行上,检察官的量刑权在扩大,检察官也利用犯罪形态和前科作为交易的手段与辩护律师谈判,辩诉交易对被告人的罚金刑影响更大,本文还分析了公众舆论对检察官是否选择辩诉交易的影响。第三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一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考察了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犯罪浪潮、司法丑闻的爆发以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民间组织实施的犯罪调查通过案件分析和数据统计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辩诉交易现象,并提出改革检察制度的建议。20世纪20、30年代,很多学者根据犯罪调查报告公布的司法数据,对检察官裁量权作了更为细致和精深的研究,揭露存在的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第二节讨论了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的过程。在20世纪,商业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等日益成为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毒瘤,检察官对上述犯罪类型不仅具有指控权力,还享有侦查调查权。法官在辩诉交易发展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法官在一战后对辩诉交易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再一味地否定,加大了对辩诉交易是否具有事实基础、答辩是否具有自愿性和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等方面司法审查力度,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通过案例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宪性。第三节研究了一战后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司法界掀起一股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浪潮,权利法案条款实现联邦化。辩护制度在刑事案件的全覆盖促使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公设辩护人制度自身困境又进一步导致控辩双方乐于进行辩诉交易。在一战后,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比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根据调查表明,检察官对辩诉交易的态度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辩诉交易制度也出现类型化的趋势,本文对谋杀犯罪、毒品犯罪、部队中犯罪、少年犯罪等类型案件中的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交易主体和交易模式不同对辩诉交易进行了类型化的探讨。第四章“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探析”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简单介绍了辩诉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废除危机,并分析了国外对辩诉交易兴起的几种解释理论。第二节探究了辩诉交易之所以兴起于美国的特殊政治法律文化原因。肇始于殖民地时期塑造起来的契约精神和自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控辩双方和民众对辩诉交易的态度,控辩双方从内心认可协商解决刑事实体及程序的问题。分权理论和实践使得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指控和如何指控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在辩诉交易中行使的是准司法权。本文认为,检察官采用选举制对检察官刑事诉讼的微观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选举利益的需要。第三节通过运用庞德社会控制的法社会学基本原理对检察官倾向于适用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辩诉交易兴起和发展的19世纪也正是美国工业化、大量移民的时期,人口的变迁与辩诉交易率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通过普选制,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检察官必然会为了保护社会人力资本倾向于采用辩诉交易。19世纪,社会冲突不断深化,检察官也通过辩诉交易中“从宽机制”予以应对,缓和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五章“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地位对我国的启示”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不同定位后,重点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措施的法律效力和司法权威。第二节重点研究了美国检察官裁量权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美国检察官享有几乎绝对的起诉裁量权,但是,美国检察官行使裁量权也受到内部裁量政策和案例法上抗辩事由的约束。本文考察了我国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检察裁量权的变迁,分析我国裁量权存在的行使界限不清等问题,提出以公共利益标准重新塑造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构建保障检察裁量权依法独立行使的机制。第三节分析了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并对美国在司法审查中秉持的合宪性推定进行了研讨,提出我国一方面建立刑事司法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另一方面构建以自愿性为核心的认罪认罚司法审查机制。第四节对辩诉交易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时面临协商成本过高、存在职业风险等动力不足问题。总结出我国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定位,并以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认罪认罚中特殊不起诉制度为例,细化在特殊不起诉中公共利益衡量原则的具体适用规范。本文提出从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提高协商主体的决策能力、落实庭审实质化和构建认罪认罚协商的“契约”秩序等方面增强检察官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的动力。
姜文秀[2](2011)在《美国“囚犯战争”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犯罪率急剧上升,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1965年约翰逊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打击犯罪的战争,之后的尼克松、里根与布什政府也持续开展了打击犯罪的战争。这就是在全美范围内以控制犯罪为目标的“犯罪战争”(War on Crimes)。里根与布什时期“犯罪战争”的内容已经明确:使用严厉的刑罚——主要是大量使用监禁刑来打击和威慑犯罪。在“犯罪战争”进行中,美国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打击毒品犯罪逐渐成为“犯罪战争”的主战场。以全面禁毒为目标的“毒品战争”(War on Drugs)在美国打响后,其政策的主要特征却逐步发展为“零宽容政策”(Zero Tolerance),“零宽容政策”使美国监禁刑的使用一再突破美国所能承受的极限。“犯罪战争”初期,美国联邦监狱和州监狱共有在押囚犯不到20万,2009年这个数字飙升至230万,无论监禁人数,还是监禁率,美国均早已连年稳居世界第一。美国的“犯罪战争”和“毒品战争”已经逐步演变为“生产”大量囚犯的“囚犯战争”。以过度使用监禁刑造成高监禁率为标志、以庞大的监禁数量导致监狱拥挤为特征的“囚犯战争”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囚犯战争”使美国刑事司法机构不断扩大,1965年刑事司法执法体系雇员60万人,1993年增长到200万人。联邦监狱、州监狱不断新建,1984年,有联邦监狱30所、州监狱694所,2000年分别增至146所和1,558所。尽管如此,然而美国监狱却仍然拥挤不堪,监禁条件也越来越差。这给囚犯带来严重的疾病、心理、暴力和闲散等不良影响。而“囚犯战争”带给美国社会的影响更是全面的、深远的。“囚犯战争”造成470万人被剥夺选举权,否则戈尔就会在2000年赢得佛罗里达的选举,从而当选总统,美国的历史也将可能因此改写。“囚犯战争”使美国移民问题深化,种族矛盾加剧。“囚犯战争”使美国刑事司法执法成本激增,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囚犯战争”使监管难度越来越大,再犯罪率有增无减。“囚犯战争”还使美国文化发生了深刻蜕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也因此而改变。由“犯罪战争”和“毒品战争”逐步演变而成的“囚犯战争”,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但究其根本,则是美国固有社会矛盾的深化乃至激化所造成的。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移民问题、种族问题、贫富问题、毒品问题等,其他矛盾有:城市问题、资源问题、环保问题、就业问题、医保问题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是促成“囚犯战争”更为深层的根本原因。但问题并不止于此,在同一历史时期,俄罗斯和南非的社会矛盾比美国更为严重,这两个国家甚至经历过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尽管他们的监禁人数和监禁率也不低,可为什么比美国“略逊一筹”呢?这说明犯罪率和监禁率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相似的犯罪率,人们对此的认识和处置方式并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美国刑罚理论向古典主义的回归、刑事政策的趋于严厉、严格量刑规则以及限制取消假释等因素对此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解决“囚犯战争”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美国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复杂的政策调整、长期的法律实践。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美国既有暂时的权宜之计,如复兴私营监狱以解决公立监狱拥挤问题;也有长远的根本之策,如发展社区矫正以根除“囚犯战争”的种种弊端。以缓刑和假释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矫正制度在美国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区矫正制度发展非常迅猛,甚至发展到被滥用的程度,社区矫正滥用竟然成为“囚犯战争”的口实。后来,社区矫正制度在曲折中不断调整、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美国特色的、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为缓解“囚犯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社区矫正制度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代表了“刑度趋于轻缓,执行趋于开放”的刑罚发展方向。美国“囚犯战争”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认真研究美国“囚犯战争”,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对于我们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认真研究美国发展社区矫正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社区矫正事业,具有非常紧迫的实际意义。我们一定要走现代刑罚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力改革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当前,一定要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社区矫正适用主体、适用方式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既要积极开展,又要稳妥落实。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参照欧美相关法规,及早制定出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尽快组建各级社区矫正领导、管理、培训机构,尽快组建基层社区矫正机构。充分利用我国体制上的优势,实现国家各级政府和执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通力合作,为改造罪犯、减少犯罪,为建设一个和谐有序文明健康的社会共同努力。
陈聪[3](2020)在《美国“大规模监禁”犯罪控制研究》文中指出犯罪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有犯罪现象,就必然需要有应对犯罪的犯罪控制政策,以及形成的犯罪控制模式。监狱里人满为患,监狱在押囚犯人口比居高不下,说明国家主要靠暴力的“利维坦”来维护社会秩序。据统计,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监禁率最高的国家,尽管美国人口数量不足世界人口总数的5%,但美国的监狱内所关押的囚犯却占到全球在押囚犯总数的25%。美国联邦监狱和州监狱从1970年代,在押囚犯不到20万,飙升到2018年的160万,再加上地方看守所拘押的囚犯,总数高达230万以上。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是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大规模监禁”不仅仅意味着高监禁率,更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日益成为了美国社会的焦点事件。本文旨在从犯罪学视角切入,明确“大规模监禁”的核心内涵,理清“大规模监禁”的发展阶段,进而分析其形成的成因,评价其犯罪控制效果以及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探究美国“大规模监禁”背后蕴含的犯罪控制模式变动的社会基础和刑罚启示。按照此思路,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界定“大规模监禁”概念和发展阶段。探究这一概念的学术史来源,以及含义和特征。梳理“大规模监禁”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证“大规模监禁”的产生和发展和政府打击犯罪现象的关系。第二章主要从犯罪控制模式的角度来解释“大规模监禁”产生原因。首先理清犯罪率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关系,论证犯罪率的上升只是诱因,美国应对的犯罪控制模式的改变才是导致“大规模监禁”形成的根本原因。而美国犯罪控制模式发生了两次转变,从“医疗模式”到“正义模式”再到“惩罚模式”。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犯罪控制措施和政策,如严格限制法官自由裁量、减少适用缓刑和假释、推行“零容忍政策”、扩大监禁刑的适用范围以及增加监禁服刑时间等。最终促成了“大规模监禁”的形成。第三章对“大规模监禁”的犯罪控制效果进行检视。通过对监禁刑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论证“大规模监禁”对减少犯罪的作用还不是十分明确。然而,“大规模监禁”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犯罪和刑罚的领域,其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价值观层面的负面影响已经慢慢凸显出来。最后探究如何完善犯罪控制效果评价体系。第四章探究美国犯罪控制模式转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蕴含的有益启示。美国犯罪控制模式的变动体现出刑罚哲学层面上的“钟摆现象”。由“矫正”到“威慑”的刑罚哲学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最后,探讨犯罪控制模式的制定和变动,必须审视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须得把产生的社会后果纳入犯罪控制效果的评价标准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缩短甚至避免犯罪控制模式的剧烈摆动,制定更符合一定社会犯罪特点的刑罚原则,提高犯罪控制水平。
刘强[4](2008)在《美国社区矫正与犯罪刑罚控制的演变史研究 ——兼对我国的借鉴与反思》文中提出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推进是在刑罚领域中一项具有跨世纪、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刑罚制度学习借鉴的产物。目前美国采取了以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为主的刑罚控制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文明与进步,是人们对犯罪与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探究美国社区矫正和犯罪控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非监禁刑(社区矫正)思想在历史发展的演变中的特点和规律。可以简单概括为刑罚的严厉程度在趋于轻缓、刑罚的方法和措施在趋于文明、刑罚的适用范围在趋于扩大,刑罚的执行场所在趋向社区。知己知彼,是我国加强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之急需。本文涉及美国约400年的历史,从社区矫正与犯罪的刑罚控制的角度,把美国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来进行探究,最后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一比较,并提出我国改进和完善刑罚控制模式的构想。第一部分是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的犯罪控制状况。当时没有监禁刑,虽然一些刑罚方法比较落后和野蛮,但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当时主要刑罚方法的适用在社区,并已初步产生改造罪犯的思想;第二部分是美国独立战争后的40年,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理性运动的影响,美国对刑罚的严酷性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实行了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第三部分是社区矫正的萌芽和发展时期(约100年的时间),在犯罪学理论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得以产生及发展;第四部分是社区矫正的成熟时期,在理论、实践、民权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形成了以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第五部分是美国社区矫正的曲折发展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虽然保守主义及严厉惩罚的倾向对美国的刑罚制度有较大的影响,但是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并没有动摇。在第六部分中,通过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与美国的比较,认为我国在刑事政策和刑事责任理论方面均有发展与完善之处,最后提出了不同于美国和我国现状的犯罪控制的第三条道路。即采取将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并重的重罪趋轻、轻罪趋重的中犯罪圈的刑罚控制模式。
邓丛[5](2020)在《美国毒品规制的法制初衷与实践背逆 ——从“毒品战争”到“非裔人群的监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居高不下。1965年起,约翰逊政府发动了一场以控制犯罪为目标的“犯罪战争”(War on Crimes),打击毒品犯罪成为了主战场。在以全面禁毒为标志的“毒品战争”(War on Drugs)中,采取了大规模监禁的刑罚手段,美国监禁人数飙升。在严厉的刑法规制下中,非裔人群的监禁率多年来依然持续增长,未实现“重典制毒”的目的,对非裔人群的集中打击,暴露出在毒品犯罪管控中呈现的种族歧视的端倪。本文集中于非裔群体,通过对这一背逆现象的关注,梳理其产生脉络,探究其背后的原因:非裔人群在美国社会中长久以来的底层地位,形成了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闭合困境,大量非裔美国人卷入毒品犯罪活动中;在对毒品犯罪的司法中,由于非裔群体的客观存在的弱势地位,和美国社会普遍对这一群体的敌视和防范,使犯罪的非裔美国人处于严苛的审查和处罚之下,非裔人群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犯罪率不降反升。在“重刑处罚—犯罪增加”的恶性循环下,导致了非裔美国人成为监禁刑的主要群体。重刑处罚下的非裔人群犯罪却愈演愈烈,其中隐藏着的根源问题,是美国一直以来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问题。即使距离“布朗案”昭示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种族隔离在美国却从未远去,依然以一种新的方式蔓延。
钱琛[6](2019)在《监狱中的民权:二战后德克萨斯州监狱改革》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讨论二战后德克萨斯州监狱所经历的两次改革及囚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选择德克萨斯州监狱做个案研究,是因为该监狱系统曾一度成为美国监禁模式的典范。战后,德克萨斯州以高效的、商业为导向的农垦企业系统取代其上世纪40年代臭名昭着的种植园/监狱农场体系。新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全面投入使用,德克萨斯州也因此赢得了高度赞誉,被称为开拓且现代化的“阳光带”州。但盛名之下掩盖着的是残酷且不人道的监狱内部管理体制。文中分析了德克萨斯州监狱系统如何在其内部现实如可怖的情况下仍能获得外界高度赞誉的原因。文中亦提出囚犯受民权运动启发而为自己发声时,这种声誉又是如何崩溃的。本文以时间顺序对德克萨斯州两次监狱改革历程进行梳理。在40年代后期,监狱改革带来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和高控制力的管理,但未能解决监狱内部的种族等级制度问题。牢头制作为囚犯文化,种族等级和性暴力的核心,不仅未被消除反而愈演愈烈。20世纪70年代,跨种族运动、民权组织、囚犯及其盟友推进了新一轮监狱改革,罪犯权力运动也应运而生。但改革者试图让监狱内部生活更为人性化的成果十分短暂。囚犯暴力事件频发,监狱黑帮的诞生反而令原本怜悯囚犯处境的公众转为希望加强对囚犯控制和惩罚。由此,德克萨斯州监狱开始大规模建设,囚犯间的跨种族合作也逐渐演变为种族分化。新监狱制度采用了准军事管理方式,并准许监狱私营,从而建立起更倾向于“法律与秩序”的管理体系。本文将囚犯及其斗争置于围绕人权和“法律与秩序”的全国性政治辩论中,能够更好的说明跨种族社会正义运动是如何促使法院重新考虑在惩罚罪犯时如何保证人道主义及其宪法性权利。本文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现代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历史起源,性暴力以及种族对监狱内部运作的影响。并且,本文更多地引用重新审视民权时代的学术思想,将司法系统置于旧有种族秩序和新生罪犯权利运动的核心,亦同时思考了暴力和激进主义是如何塑造着民权运动。
敬乂嘉[7](2007)在《从美国监狱私有化看美国公共治理的路径变迁——一个核心职能私有化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刑罚的执行权乃是国家机器的一个核心部分,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了向市场让渡的情况。很大程度上,监狱私有化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政治的因素在起着基本的推动作用。这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司法政策领域和在一般政策领域上基本的治理路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保守主义社会控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双重压力下,现代国家核心职能的边界更加模糊。本文通过剖析监狱私有化背后的基本治理逻辑的变化,解释了美国与现代国家理论和实践相悖的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核心职能私有化作出初步的理论总结。
吴家东[8](2012)在《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我国监狱布局调整进一步深入,监狱建筑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但我国建筑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仍较为薄弱。监狱建筑的相关研究在西方是显学,各个领域的大师学者均对其有浓厚兴趣而产生了不少经典着作。对西方国家先进的监狱建筑的设计方法及理论研究,可以丰富我国监狱建筑的相关理论,为我国监狱改良与建设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本文以世界监狱及囚犯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监狱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对美国监狱建筑的发展历程、设计规律、空间模式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和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监狱建筑的改良提出了拙见,希望对我国监狱建设事业有所帮助。本文按上述研究内容分为3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立论,包含第1章和第2章。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研究框架,总述了美国监狱建筑的历史溯源、发展历程和当代概况,并简述了当代美国监狱的相关司法制度。第二部分为本论,包含第3章到第6章。此部分详细介绍了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选址方式,归纳了乡野型、郊区型、城市型三种选址类型,阐述了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场地设计要点,总结了校园式、庭院式、环绕式、并列式和堆叠式五种场地布局形式,展现了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行政管理区、囚犯活动区、囚犯监舍区和保障维护区四种功能空间的空间模式和设计规律,并论述了当代美国监狱建筑包括建筑构件、安全控制、报警装置、控制中心及周界安防系统在内的多种安全设施设计。第三部分为为结论,即第7章,对本文内容进行了总结归纳,概要介绍了当代美国监狱的困境,展望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代美国监狱建筑对于我国监狱建筑的借鉴意义。
凌爱娜[9](1993)在《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的概况》文中研究指明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联邦监狱生产之产品只能销售给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然而,各州却允许州监狱生产的产品在一般市场上流通。在少数州内,为利用监狱里的廉价劳动力来加强其产品的竞争力,私人企业参与监狱工业的范围日益扩大。美国的法律禁止外国监狱劳动产品的进口,但并不禁止美国监狱劳动产品的出口。现将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和美国私人公司利用监狱犯人大办工厂和项目的简况撰文介绍,以供参阅。
王延惠[10](2007)在《私有化的边界与局限:以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为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私有化是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监狱体系过度拥挤和成本居高不下问题的方法。监狱私有化的支持者认为,私人部门能在不降低服务水平和质量前提下使经营监狱成本低于政府。反对者则认为,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管教服务私有化能够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实际上,就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而言,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私有化所产生的竞争过程产生的结果。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决定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简单地在公共部门或者私人部门经营整个监狱系统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二、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的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的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主要概念辨析 |
第一章 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
一、美国检察官制度起源之争 |
二、私诉到公诉 |
三、任命到民选 |
四、单轨制到双轨制 |
第二节 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 |
一、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 |
二、19世纪早期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 |
三、适用辩诉交易的其他案件类型 |
第三节 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受到立法的限制 |
一、法典化运动 |
二、强制性量刑法令 |
第四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 |
一、普通法文化下的检察官裁量权 |
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主要筹码 |
三、辩诉交易的基本模式 |
第二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 |
第一节 不能承受之重——案件量的不断增长 |
一、美国工业社会的繁荣与困境 |
二、检察官刑事指控职能在增加——制定法的膨胀和刑法的扩张 |
第二节 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与司法部的创立 |
一、内战后联邦权力的扩大 |
二、联邦检察官的扩容和地位的提高 |
三、联邦司法部的设立 |
第三节 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 |
一、进步时代法学思潮的兴起 |
二、实用主义在司法领域的兴起和发展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事司法领域的变革 |
第四节 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 |
一、辩诉交易的基本情况 |
二、法官对辩诉交易的矛盾态度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罚改革对辩诉交易的影响 |
四、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新变化 |
第三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 |
第一节 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 |
一、20世纪20年代犯罪报告对检察官裁量权的评论 |
二、20世纪20、30年代学者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研究与反思 |
第二节 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 |
一、检察官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在增加 |
二、法院对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态度的转变 |
三、法院加大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的正式确认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 |
一、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影响 |
二、公设辩护人制度与辩诉交易 |
三、检察官交易模式的类型化 |
第四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演进中占主导作用的原因探析 |
第一节 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理论研究现状 |
一、辩诉交易废除危机 |
二、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若干解释理论 |
第二节 传统的政治法律实践 |
一、美利坚民族基因——契约精神 |
二、分权思想在美利坚的落地生根 |
三、选举制的全局性影响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社会学解析——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 |
一、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 |
二、社会控制视角下的检察官与辩诉交易 |
第五章 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的定位 |
一、美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
二、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现状 |
三、改革思路 |
第二节 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演变 |
一、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 |
二、我国检察官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路径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一、辩诉交易中司法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
二、构建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审查制度 |
第四节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 |
一、辩诉交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较 |
二、认罪认罚协商制度中检察官面临的困境 |
三、关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检察官作用的思考——以特殊不起诉为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2)美国“囚犯战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美国“囚犯战争”背景 |
第一节 美国“囚犯战争”含义 |
第二节 美国监禁刑的发展 |
一、美国监禁刑的产生 |
二、古典主义时期的美国监禁刑 |
三、实证主义时期的美国监禁刑 |
四、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美国监禁刑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囚犯战争”现状 |
第一节 纵向比较 |
一、监禁人口数量比较 |
二、监狱状况比较 |
第二节 横向比较 |
一、监禁人口数量比较 |
二、近年监禁人口数量变化趋势比较 |
三、未决犯监禁人口比较 |
四、女性监禁人口比较 |
五、未成年人监禁人口比较 |
六、外国人监禁人口比较 |
七、监狱数量比较 |
八、监狱负荷率比较 |
第三节 囚犯结构 |
一、囚犯在监禁机构中的分布 |
二、囚犯的性别 |
三、囚犯的种族 |
四、囚犯的罪种 |
五、囚犯的刑种 |
六、囚犯中的未成年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囚犯战争”影响 |
第一节 个体影响 |
一、囚犯本身 |
二、囚犯家庭 |
第二节 政治影响 |
一、选举权 |
二、种族歧视 |
三、失业率 |
第三节 经济影响 |
一、财政负担 |
二、执法成本 |
第四节 法律影响 |
一、再犯罪率 |
二、缓刑 |
三、假释 |
四、法律资源分配 |
第五节 文化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囚犯战争”原因 |
第一节 根本原因——社会矛盾 |
一、移民问题 |
二、种族问题 |
三、贫富问题 |
四、毒品问题 |
五、其他问题 |
第二节 诱发原因 |
一、犯罪率 |
二、监禁率与犯罪率 |
三、社区矫正的滥用 |
第三节 理论原因 |
一、犯罪学的落寞 |
二、刑罚理论向古典主义回归 |
第四节 政策原因 |
一、总体刑事政策 |
二、“毒品战争”政策 |
第五节 法律原因 |
一、严格量刑规则 |
二、取消、限制假释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囚犯战争”对策 |
第一节 发展社区矫正 |
一、缓刑的发展 |
二、假释的发展 |
三、社区矫正与“囚犯战争” |
四、社区矫正与毒品犯罪 |
第二节 复兴私营监狱 |
一、监狱私营化兴起 |
二、监狱私营化复兴 |
三、监狱私营化与“囚犯战争”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美国“囚犯战争”启示 |
第一节 理论启示 |
一、“钟摆效应” |
二、刑度趋于轻缓 |
三、执行趋于开放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一、刑事政策制定的前提 |
二、刑事政策的制定 |
第三节 美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
一、社区矫正的国际趋势 |
二、开展社区矫正前我国监狱行刑状况 |
三、开展社区矫正前我国社区行刑状况 |
四、我国社区矫正现状 |
五、美国社区矫正对我国的启示 |
第四节 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启示 |
一、监狱私营化的优势 |
二、监狱私营化的国际趋势 |
三、我国监狱体制现状 |
四、我国开展监狱私营化的必要性 |
五、美国监狱私营化对我国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3)美国“大规模监禁”犯罪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大规模监禁”的界定 |
一、“大规模监禁”的特征 |
(一)从“量”的角度:在押囚犯数量和监禁率高 |
(二)从“质”的角度:黑人等少数族裔占比高 |
二、“大规模监禁”的形成和发展 |
(一)民权运动与“打击犯罪的战争”(1969-1981) |
(二)第二次打击犯罪——“禁毒战争”(1981-1993) |
(三)第三次打击犯罪——打击暴力犯罪(1993-) |
小结 |
第二章 “大规模监禁”之缘由——犯罪控制模式的转变 |
一、犯罪率与监禁率 |
二、“矫正”的幻灭:从“医疗模式”到“正义模式” |
(一)“医疗模式”的兴起 |
(二)“矫正无效论”与“正义模式” |
三、监禁的“狂欢”:从“正义模式”到“惩罚模式”的转变 |
(一)增加被逮捕的几率——“零容忍”警务策略 |
(二)增加监禁刑的几率——“强制最低刑” |
(三)增加监禁时长——“三振出局法” |
小结 |
第三章 “大规模监禁”的犯罪控制效果的检视 |
一、“大规模监禁”犯罪控制理论及其实践效果 |
(一)“大规模监禁”的犯罪控制理论 |
(二)“大规模监禁”的犯罪控制实践效果 |
二、“大规模监禁”带来的负面效果 |
(一)个人层面 |
(二)社会层面 |
小结 |
第四章 “大规模监禁”的启示:犯罪控制模式的“钟摆现象” |
一、犯罪控制模式“钟摆现象”含义 |
二、美国犯罪控制模式“钟摆现象”的动因 |
(一)美国“刑罚-福利”体系的破产 |
(二)大众媒体放大了群众对犯罪的恐惧和愤怒 |
(三)选举政治与犯罪问题政治化 |
三、犯罪控制模式“钟摆现象”的应对 |
(一)兼顾刑罚功利和报应 |
(二)刑罚报应限制刑罚功利 |
(三)让步于人权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4)美国社区矫正与犯罪刑罚控制的演变史研究 ——兼对我国的借鉴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
二、文献评述 |
三、研究方法与限制 |
四、对"社区矫正"概念的说明 |
第一章 社区矫正的朦胧时期(殖民地时期的犯罪控制) |
第一节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背景(1607至1789) |
第二节 殖民地社会生活秩序的主要维系因素 |
第三节 对犯罪的界定和认识 |
第四节 殖民地时期的基本刑罚方法 |
一、罚款 |
二、鞭打 |
三、驱逐出境 |
四、羞辱 |
五、死刑 |
第五节 发现与评价 |
一、殖民地时期的社区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
二、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刑罚的方法和惩罚的力度相对轻于英国 |
四、殖民地时期没有监禁刑 |
五、刑罚执行的主要场所在社区 |
六、在刑罚中开始运用罪犯的忏悔和考虑犯罪的预防 |
七、正式的刑事司法执法体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渐适应,协调发展 |
第二章 社区矫正的准备时期(独立战争后的刑罚改革) |
第一节 刑罚改革的社会背景(1789至1830) |
第二节 美国刑罚改革的思想基础 |
第三节 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 |
第四节 刑罚制度的改革和监禁刑的采用 |
第五节 发现与评价 |
一、刑乱世用轻典的尝试 |
二、确立刑罚对策时以进步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为指导 |
三、开创了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适用模式 |
四、美国的州立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刑罚的改革 |
五、对犯罪认识的局限性 |
第三章 社区矫正的萌芽和发展时期(刑罚制度的发展与进步) |
第一节 刑罚制度发展与进步的社会背景(1830s-1930s) |
一、南北战争前的社会状况 |
二、南北战争后的社会状况 |
第二节 对犯罪认识的深化 |
一、把犯罪视为道德上的疾病 |
二、把犯罪视为生理和精神等方面的疾病 |
第三节 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一、监狱(忏悔院penitentiary)制度的完善 |
二、感化院、不定期的判决、假释和缓刑 |
第四节 刑罚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 |
一、忏悔院的设计 |
二、感化院的规划 |
三、不定期判决和假释的兴起 |
四、缓刑的追求 |
第五节 发现与评价 |
一、对犯罪的治理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
二、实证犯罪学对美国刑罚制度改革的重要影响 |
三、社区矫正已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
第四章 社区矫正的成熟时期(刑罚制度的深入发展时期) |
第一节 社区矫正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1930s至1970s) |
一、美国犯罪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二、更生的理念的兴起和推广 |
第二节 监狱亚文化的研究对社区矫正的影响 |
一、对监狱亚文化研究的背景 |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监狱社区 |
三、女性罪犯的亚文化 |
四、监狱的控制与工作人员权力的关系 |
五、监狱亚文化研究的启示 |
第三节 民权运动对社区矫正的推动 |
一、民权运动产生的背景 |
二、种族主义和社会改革 |
三、罪犯的权利 |
四、民权运动的启示 |
第四节 社区模式的建立及社区矫正的迅速发展 |
一、社区模式之前的美国刑罚制度的发展与实践 |
二、社区矫正的空前发展 |
第五节 发现与讨论 |
一、实证犯罪学的蓬勃发展 |
二、监狱亚文化的研究促使人们对监狱的重新认识 |
三、民权运动促使人们对犯罪者人权的重新思考 |
第五章 社区矫正的曲折发展时期(美国刑罚制度的调整期) |
第一节 保守主义与严厉惩罚(1980s—今) |
一、社会经济与社会道德 |
二、新保守主义的犯罪学 |
三、为法律和秩序的惩罚理念 |
四、反毒品的战争 |
五、严厉惩罚的立法和指导原则 |
六、严厉惩罚政策的启示 |
第二节 扩大监禁的负面后果 |
一、女犯问题 |
二、老年犯问题 |
三、精神病犯 |
四、艾滋病和结核病犯 |
五、美国扩大监禁后,其负面后果给我们的启示 |
第三节 在"控制文化"下社区矫正的继续发展 |
一、现代刑罚制度的社会背景 |
二、犯罪的综合理论 |
三、美国目前的刑事策略 |
第四节 发现与讨论 |
一、对美国这一时期刑事政策的评价 |
二、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
第六章 中美社区矫正与犯罪刑罚控制模式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刑罚适用模式与刑罚的犯罪圈 |
一、刑罚适用模式比较 |
二、刑罚的犯罪圈比较 |
三、启示与评价 |
第二节 刑事责任理论 |
一、美国的刑事责任论理论 |
二、我国的刑事责任论理论 |
三、启示与评价 |
第三节 权利保护与社会保护理论的结合 |
一、美国对权利保护与社会保护的结合 |
二、我国对权利保护与社会保护的结合 |
三、启示与评价 |
第四节 刑事政策 |
一、美国的刑事政策探究 |
二、我国的刑事政策探究 |
三、启示与评价 |
第五节 对我国社区矫正与犯罪刑罚控制模式的构建 |
一、对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 |
二、对我国近期犯罪圈的调整 |
三、对我国刑罚量和刑罚适用模式的调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美国毒品规制的法制初衷与实践背逆 ——从“毒品战争”到“非裔人群的监狱”(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价值及意义 |
引言 |
第一章 政治正确的号角:美国“毒品战争” |
第一节 “反主流文化”、“民权运动”与“婴儿潮” |
第二节 美国禁毒运动的“零宽容政策” |
第二章 易受害的脆弱群体:非裔美国人 |
第一节 毒品犯罪中的特殊群体 |
第二节 重罚背后的推手:种族隔离传统 |
一、种族隔离制度的追溯 |
二、“普莱西案”的判决:种族隔离常态化 |
三、“隔离但平等”理想的破灭 |
第三节 种族隔离制度的遗留阴影 |
一、美国非裔人群的政治地位 |
二、美国非裔人群的经济地位 |
三、美国非裔人群的文化地位 |
第四节 “穷困—毒品—穷困”:一个闭合困境 |
一、政治少权 |
二、经济无着 |
三、有差别的教育 |
四、居住环境封闭 |
第三章 走投无路:严刑重罚期望的扭曲 |
第一节 “零容忍政策”中对非裔人群的重刑管制 |
一、毒品规制是“吉姆·克劳法”的变体 |
二、监禁规模的扩大:“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 |
第二节 非裔人群犯罪率提高 |
第三节 非裔美国人高犯罪率的原因 |
一、辩诉交易的需求 |
二、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双轨处罚 |
三、诉讼中非裔人群的弱势地位 |
四、法官的个人倾向性 |
第四章 “毒品战争”的结局:大规模监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编着类 |
三、杂志类 |
四、学位论文类 |
五、中文网站类 |
六、中译着作类 |
七、外文案例类 |
八、外文论着类 |
九、外文编着类 |
十、外文论文类 |
十一、外文网站类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监狱中的民权:二战后德克萨斯州监狱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工作和创新 |
第一章 40年代德克萨斯州监狱危机 |
第一节 40年代德州监禁条件 |
第二节 监狱改革愿景 |
第二章 40年代监狱改革 |
第一节 德克萨斯州控制刑罚模式 |
第二节 “笼中经济”和性暴力 |
小结 |
第三章 “奴隶”的觉醒 |
第一节 弗雷德·克鲁兹案 |
第二节 父亲节事件与麦克米兰案 |
第三节 未成形的70年代监狱改革 |
第四章 罪犯权利运动 |
第一节 鲁伊兹诉埃斯特尔案 |
第二节 监狱内部的囚犯行动 |
第三节 司法判决的争权 |
小结 |
第五章 80年代后期的刑罚转向 |
第一节 监狱内部新秩序的诞生 |
第二节 严厉革命:从人性到惩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和谐社会需要监狱 |
1.1.2 中国监狱建筑源远流长 |
1.1.3 中国当代监狱建筑设计理论相对缺乏 |
1.2 研究对象 |
1.2.1 当代 |
1.2.2 监狱与监狱建筑 |
1.2.3 美国监狱建筑 |
1.3 研究综述 |
1.3.1 欧美国家的研究 |
1.3.2 中国的研究 |
1.4 研究意义 |
1.4.1 呈现一种建筑类型的特征及设计方法 |
1.4.2 丰富本土建筑学理论和设计方法 |
1.5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1.5.1 研究方法 |
1.5.2 论文框架 |
第2章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发展历程及其司法制度 |
2.1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发展历程 |
2.1.1 西方监狱建筑历史溯源 |
2.1.2 美国监狱建筑的演进 |
2.1.3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概况 |
2.2 当代美国监狱的相关司法制度 |
2.2.1 刑事司法系统 |
2.2.2 刑事司法程序 |
2.2.3 囚犯管理制度 |
第3章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选址策略 |
3.1 选址要素 |
3.1.1 获地方式 |
3.1.2 自然条件 |
3.1.3 市政设施 |
3.1.4 周边关系 |
3.1.5 其他因素 |
3.1.6 小结 |
3.2 乡野型选址 |
3.2.1 优异的自然条件和贫乏的市政设施 |
3.2.2 简单的周边关系 |
3.2.3 典型示例 |
3.3 郊区型选址 |
3.3.1 均衡配置的自然条件与市政设施 |
3.3.2 和谐的周边关系 |
3.3.3 典型示例 |
3.4 城市型选址 |
3.4.1 局促的自然条件与充足的市政设施 |
3.4.2 复杂的周边关系 |
3.4.3 典型示例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场地布局形式 |
4.1 场地布局要点 |
4.1.1 安全分区 |
4.1.2 功能分区与流线组织 |
4.1.3 邻里关系与发展用地 |
4.1.4 小结 |
4.2 校园式布局 |
4.2.1 开敞散布的布局形式 |
4.2.2 宽松自由的安全管理 |
4.2.3 典型示例 |
4.3 庭院式布局 |
4.3.1 串联闭合的布局形式 |
4.3.2 灵活调节的安全管理 |
4.3.3 典型示例 |
4.4 环绕式布局 |
4.4.1 匀称围绕的布局形式 |
4.4.2 均衡控制的安全管理 |
4.4.3 典型示例 |
4.5 并列式布局 |
4.5.1 并排平列的布局形式 |
4.5.2 清晰快捷的安全管理 |
4.5.3 典型示例 |
4.6 堆叠式布局 |
4.6.1 立体集约的布局形式 |
4.6.2 封闭限制的安全管理 |
4.6.3 典型示例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功能空间设计 |
5.1 行政管理区 |
5.1.1 公共大厅 |
5.1.2 囚犯探视区 |
5.1.3 聆讯调查室 |
5.1.4 行政办公区 |
5.1.5 档案管理室 |
5.1.6 员工服务区 |
5.1.7 囚犯接收/转移/释放区 |
5.1.8 囚犯分类室 |
5.1.9 通讯设备室 |
5.1.10 中央控制室 |
5.1.11 运行管理中心 |
5.2 囚犯活动区 |
5.2.1 社会辅导区 |
5.2.2 囚犯教育区 |
5.2.3 宗教活动区 |
5.2.4 劳动生产区 |
5.2.5 休闲娱乐区 |
5.2.6 医疗保健区 |
5.2.7 膳食服务区 |
5.2.8 零售服务区 |
5.2.9 中央洗衣房 |
5.3 囚犯监舍区 |
5.3.1 普通监舍单元 |
5.3.2 特殊监舍单元 |
5.3.3 监舍管理室 |
5.4 保障维护区 |
5.4.1 中央仓库 |
5.4.2 维护中心 |
5.4.3 能源供应中心 |
5.4.4 交通管理室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安全设施设计 |
6.1 安全建筑构件 |
6.1.1 安全墙体 |
6.1.2 安全顶棚 |
6.1.3 安全门 |
6.1.4 安全窗 |
6.1.5 囚犯家具 |
6.2 安全控制与报警装置 |
6.2.1 锁定控制 |
6.2.2 电子/机械控制 |
6.2.3 基本警报器 |
6.2.4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
6.2.5 囚犯追踪系统 |
6.3 控制中心 |
6.3.1 控制室 |
6.3.2 控制站 |
6.4 周界安防系统 |
6.4.1 物理屏障 |
6.4.2 监测系统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总结 |
7.1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困境 |
7.1.1 “犯罪战争”与监狱容量的矛盾 |
7.1.2 囚犯劳作与社会生产的竞争 |
7.1.3 人性化与威慑性的权衡 |
7.2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发展趋势 |
7.2.1 市场化与社区化 |
7.2.2 城市化与集约化 |
7.2.3 工业化与高技化 |
7.3 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的借鉴意义 |
7.3.1 综合考量的选址过程 |
7.3.2 形式多样的场地布局 |
7.3.3 丰富充裕的功能空间 |
7.3.4 高技有效的安全措施 |
7.3.5 因地制宜的建设标准 |
7.3.6 先进高质的建造模式 |
7.3.7 合理转型的改造利用 |
7.4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美国各州监狱数据 |
附录 B 本文研究案例一览表 |
附录 C 本文研究案例数据统计表一 |
附录 D 本文研究案例数据统计表二 |
附录 E 图片索引 |
附录 F 表格索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私有化的边界与局限:以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为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美国监狱私有化主要意图:短期与长期目标 |
(一)短期目标与初始目标:快速获取便宜监狱床位,缓解监狱过度拥挤矛盾 |
(二)长期目标:借助竞争机制降低监狱成本,提高管教效率 |
二、美国监狱私有化实际效果:私有化边界扩展及其局限 |
(一)短期目标—快速获取监狱床位的意图得以实现 |
(二)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对私人监狱和公共监狱的比较研究 |
(三)公共监狱和私人监狱的质量与绩效比较 |
三、监狱私有化最有价值的现实意义—竞争过程的引入:对监狱私有化的全面理解 |
四、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的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D]. 裴仕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2]美国“囚犯战争”研究[D]. 姜文秀. 吉林大学, 2011(09)
- [3]美国“大规模监禁”犯罪控制研究[D]. 陈聪.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美国社区矫正与犯罪刑罚控制的演变史研究 ——兼对我国的借鉴与反思[D]. 刘强. 华东政法大学, 2008(03)
- [5]美国毒品规制的法制初衷与实践背逆 ——从“毒品战争”到“非裔人群的监狱”[D]. 邓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监狱中的民权:二战后德克萨斯州监狱改革[D]. 钱琛.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从美国监狱私有化看美国公共治理的路径变迁——一个核心职能私有化的视角[J]. 敬乂嘉.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07(00)
- [8]当代美国监狱建筑研究[D]. 吴家东. 清华大学, 2012(07)
- [9]美国联邦和州监狱劳动生产体系的概况[J]. 凌爱娜. 犯罪与改造研究, 1993(01)
- [10]私有化的边界与局限:以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为例的分析[J]. 王延惠.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