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199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李伟群[1]（2021）在《基于拉汉对勘的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术语新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开创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为切入点,对利玛窦来华的中文科技着译作了梳理,主要以《葡汉辞典》散页、《坤舆万国全图》《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等着译的中文本和拉丁底本为基点,不限于近代汉语,上探古代汉语,下探现代汉语,旁及拉丁语,对中拉词汇做出对比分析,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语言接触的影响下,拉丁语构词对近代汉语及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这批新词创制的研究,为当今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选题缘起和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创新和难点,在综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着重介绍其中文着译的版本、内容、拉丁底本,介绍着译中创制的汉语新词。第二章研究利玛窦科技着译中的术语新词,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通过从原典得来的拉丁词汇并将其与与之对应的汉语新词汇对比,分析探究这批词汇的拉丁语的语义及结构以及对汉语词的语义和结构的影响。第三章研究利玛窦科技着译中术语新词的类型以及术语新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关系,分析这批术语新词的构成。通过意译、仿译的构词模式创制的新词,既适合明清之际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也因为拉丁语的特点而别具特色。同时伴随着科学知识的介绍,这批词的构造在顺应汉构词演变的基础上,推动了汉语构词方面的演变:1.充实了汉语词汇;2.丰富了汉语词汇构词模式;3.丰富了汉语语义;4推动了汉语中词汇双音节化和多音节化的进程。第四章介绍了利玛窦创制的新词新概念,以及新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关系,对受概念的影响形成一批同义语义场和不同词汇集合会选择不同概念词形成不同的语义场做了初步探究。第六部分是结语。结论认为翻译产生的大量的仿译词的构词模式比较固定,形成了大量的偏正结构的新词,这些新词大部分进入了现代汉语中。这些词结构相对固定,具有高度的能产性,使术语新词的形成具有系统性、便于理解,推动了“词法词（在线生成的词）”这种构词法的发展。词汇是概念的载体,这批新词也是近代各种概念的载体,因此,对许多近代的新学科来说,术语的研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这也使得近代汉语新词汇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对于近现代新学科来说,近代新词的发生、普及、定型过程的记述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因此,近代术语新词的词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相结合将为我们展示新的成果带来可能性。
杨雨蕾[2]（2021）在《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文中研究指明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包括1幅中国总图,15幅分省地图以及1幅朝鲜半岛、日本、辽东合图等17幅地图和相关文字说明,并附有经纬度列表、索引等,1655年首先以拉丁文本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之后陆续出版德文本、荷兰文本、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各语种文本还存在不同的版本。这部地图集不少内容直接参考《广舆记》等中文文献资料,除了对中国地理状况的整体描述,还有对每个省的说明。卫氏在此书中一方面对相关内容采用西方制图法重新加以编绘和说明,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人大航海以来的地理发现和自己在一些地区的实地考察。《中国新地图集》纠正了之前西方人不少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不仅较好地把握了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而且具体到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点,反映出卫匡国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直到19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还深受这部着作的影响。
薛晓涵[3]（2021）在《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
薛晓涵[4]（2021）在《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文中指出在明清之际中欧文化交流这一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前辈学人们已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欧文化最初接触并频繁互动的地域,城市则是明清中国对外交往的出发点。研究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实则是研究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交流的一个断面。本论文尝试将相关问题置于中欧文化交流的全局层面加以思考,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主线,对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作一专题探讨。论文在大体上还暗含着一条逻辑线索: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不断获得提升。在研究方法上,对学术研究的多种理论、视角有所涉及,注重进行比较与互动的分析,并多借鉴历史学的考辨方法。在文献方面,大量应用中外文文献,特别是将若干葡文稀见文献作为史料突破的方式。本论文包括以下章节: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第1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缘起。首先考察欧洲人对于南京与杭州的城市书写,涉及若干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经典文本,几位作者有相类似的视角,但身份、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而后对于耶稣会选择南京与杭州作为驻地进行一番考论,可发现士人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可以说,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互动,是文化交流生根发芽之时最初的支点。第2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空间。对于南京与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的沿革,以及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分别进行一番考论。相关建筑与地点是中欧文化的相遇空间以及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空间。在本章节末,应用“接触地带”与空间理论进行相关论述。第3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媒介,即西学书籍。首先对书籍交流背后的两种学术传统加以讨论,其一是耶稣会的学术体系与“科英布拉评注”,其二是南京、杭州的耶稣会驻地藏书传统。西学书籍特别是西学汉籍作为中欧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加强互动的上佳选择。以相关学术传统为基础,在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两方合作之下,南京与杭州出现了活跃的西学译介、西学刊刻活动。中欧双方基于知识阶层的平等立场,借由书籍展开了有益的对话。第4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内容,即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历史书写,其中留存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涉及的相关文本,是对相关历史现场的记录与研究,可归于汉学研究历史学路径的脉络中。所选取的与西士、西教、西学相关联的三方面典型案例,展现出明清之际南京、杭州地方社会典型生活场景中的士人生活与士人精神。结论部分对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的意义予以总结。通过回顾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历程,可发现决定文化交流走向的,不是耶稣会士一方的作用,而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深度互动,这在文化交流的几个位面上表现明显。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互动而展开的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是异质文化间以相对平等的心态对话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良典范,是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论文后附六种附录。附录1至附录3对本论文主要参考的原始文献、所涉及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活跃于南京、杭州的耶稣会士的基本情况作出了说明,附录4至附录6是对几种相关材料具体处理的成果。
楚颖超[5]（2021）在《甘肃通渭太白庙庙会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田钟灵[6]（2021）在《战国秦汉时期临淄经济考古初探 ——以市场交换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
张鸣瑾[7]（2021）在《亡佚医籍《极要方》佚文研究》文中提出唐时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期寻长寿无恙,对医学大为关注,官方与民间盛行抄录医方。唐中期以后,战乱纷扰,社会动荡,唐及唐以前的医学文献几乎散佚无存,致后世研究唐代的医学发展近乎陷入无米断炊的境地。故唐代散佚医书佚文对于研究唐代医学发展和成就均是十分珍贵的稀缺资料。《极要方》为亡佚医籍,是《医心方》主要引用文献之一,也是一部临床实用的综合性经验方书,除诸科病证及治方外,还包括药物理论及服食、房中等内容。此书散见于日本文献,国内尚未得见相关记载,研究甚少。笔者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其一,对《极要方》的成书年代及卷数进行考证。通过着录和引用《极要方》的日本古籍,推断其成书下限应当在唐末以前。再据佚文出现蒲州物产印成盐,所载医方与《新修本草》新增药味“水蓼”及其功效主治相似,以及佚文避唐讳,认为其成书上限应或在唐显庆四年（659）之后,较大可能为唐中晚期成书。主要通过《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简称《见在目》）的着录,认为《极要方》卷数应为10卷。其二,系统介绍《极要方》现存佚文,对其进行整体分析,认为其医学内容完备,医方治法灵活,编撰特点则为言简意赅、语言生动。其三,对《极要方》佚文的文献及学术内容进行溯源。《极要方》部分医方与晋至唐初医学文献较为相似,本草理论与唐以前早期本草较为接近,内科辨证理论来源于唐早期医学文献,服食养生内容则博采众家。故《极要方》与上述医书存在源流关系。其文字内容近似,可作为校勘相关医籍的难得依据。因《极要方》成书于唐中晚期,所记载的相关疾病和治方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发展,故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和学术价值。所载医学内容、辨证思维至今可应用于临床,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四,概述《极要方》佚文来源文献,分析各文献之间的关系,考察总结《医心方》的引用方式。《极要方》佚文主要保存于《医心方》,尚散见于日本古籍。经过对比研究,除《和名类聚抄》所存佚文未见于其他文献外,其他后世医书中《极要方》内容均为转引自《医心方》,故《医心方》为《极要方》主要佚文来源。系统整理《医心方》征引文献,补充并分析总结了《医心方》的引用方式,认为其引文方式存在节录。其五,研究《极要方》现存辑本,辨析部分佚文归属情况并对佚文进行校勘补遗。森立之与马继兴均对《极要方》进行过辑佚工作,二者辑佚成果存在部分差异,或因翻检不全,或因《医心方》标注不明确。《医心方》引用《极要方》佚文标注不明确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医心方》卷十九、二十二及二十五。其中卷十九引用标注不明确的2处佚文不属于《极要方》;梳理卷二十二、二十五版本关系,辨析此两卷引用《极要方》标注不清者,确认前者所录属于《极要方》,后者不属于;而卷二十九《极要方》内容为误录于此。由此确定了《医心方》引录《极要方》的佚文内容。对《极要方》佚文进行了校勘补遗。最后,围绕《极要方》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医心方》中涉及《极要方》按语、注语或为丹波后人添补,借助《医心方》比勘校语认为多转录自医家本,亦可推论当时《极要方》尚存于世,且颇受丹波家族重视。对于《极要方》国内无存,或是由于其成书较晚,未得《外台秘要方》收载,又因唐中后期战乱而散佚,因而《新唐书》补录医书目录之时亦未见,遂后世未见相关记载。幸而东渡日本,经《医心方》引录而得以保留部分内容,并为日本后世医书辗转传抄。《极要方》避讳混乱的现象,或因其为抄纂,引录他方别书,故行文不统一,由此分析并总结了避讳在亡佚文献中的应用。简述该书书名分歧,笔者倾向于“极要方”。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结合《极要方》的研究,略述笔者关于辑佚的体会。
许伟[8]（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刘梦雨[9]（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韩厚明[10]（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认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二、《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199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199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拉汉对勘的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术语新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着作对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基于拉汉对勘的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科技术语新词的研究 |
| 第三节 以利玛窦科学着译为代表的西学汉籍专书研究 |
| 第四节 创新、难点与研究范围、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利玛窦中文科技着作及新术语介绍 |
| 第一节 《葡汉词典》散页中天文学和地理学部分 |
| 第二节 《坤舆万国全图》 |
| 第三节 《乾坤体义》 |
| 第四节 《圆容较义》 |
| 第五节 《几何原本》 |
| 第六节 《浑盖通宪图说》 |
| 第七节 《同文算指》 |
| 第二章 利玛窦科技着作中的术语研究 |
| 第一节 地理学术语 |
| 第二节 天文学术语 |
| 第三节 时间术语 |
| 第四节 数学术语 |
| 第三章 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术语新词的类型以及特点 |
| 第一节 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术语新词的类型 |
| 第二节 仿译词的拉丁源词的语义及结构 |
| 第三节 术语新词的造词特点 |
| 第四章 利玛窦科技术语新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关系 |
| 第一节 新概念与新词汇 |
| 第二节 术语新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关系 |
| 结语 |
| 附录1: 书影 |
| 附录2: 拉丁原本对勘语料 |
| 第一节 In sphaeram Ioannis de Sacro Bosco commentarius对勘语料(节录) |
| 第二节 《几何原本》对勘语料 |
| 附录3: 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术语词表 |
| 附录4: 《葡汉辞典》散页“天地球”、“混天球”和“纬度”全文 |
| 附录5: 利玛窦在中国的行迹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2）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新地图集》的出版 |
| 二、《中国新地图集》的内容 |
| 三、《中国新地图集》的文献来源 |
| （一）《广舆记》 |
| （二）《广舆图》 |
| （三）《大明一统志》 |
| 四、卫匡国的中国地理认知及其影响 |
（4）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意义 |
| 研究方法 |
| 创新之处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1章 文化交流的缘起:为何是南京与杭州 |
| 1.1 欧洲人对南京与杭州的城市书写 |
| 1.1.1 耶稣会士来华前欧洲人对南京与杭州的书写 |
| 1.1.2 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书写 |
| 1.1.3 欧洲人的书写焦点:尼霍夫的“南京瓷塔” |
| 1.2 耶稣会对南京与杭州的选择 |
| 1.2.1 耶稣会选择南京考论 |
| 1.2.2 耶稣会选择杭州考论 |
| 小结 |
| 第2章 文化交流的空间:南京与杭州的耶稣会驻地 |
| 2.1 南京与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沿革考论 |
| 2.1.1 南京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沿革考论 |
| 2.1.2 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沿革考论 |
| 2.2 南京与杭州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考论 |
| 2.2.1 南京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考论 |
| 2.2.2 杭州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考论 |
| 小结 |
| 第3章 文化交流的媒介:南京与杭州的西学书籍 |
| 3.1 书籍交流背后的学术传统 |
| 3.1.1 来华耶稣会士的学术生成与传播至中国的“科英布拉评注” |
| 3.1.2 南京与杭州的耶稣会驻地藏书 |
| 3.2 南京与杭州的中欧书籍交流 |
| 3.2.1 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合作下的西学译介活动 |
| 3.2.2 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合作下的西学刊刻活动 |
| 小结 |
| 第4章 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时代精神: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历史书写 |
| 4.1 耶稣会士历史书写中的晚明士人生活 |
| 4.1.1 南京的士林交游:以利玛窦在南京为例 |
| 4.1.2 江南居乡士大夫对地方行政的干预:以李之藻退居杭州为例 |
| 4.2 耶稣会士历史书写中的明清鼎革与士人精神 |
| 4.2.1 明清鼎革中的耶稣会士与文本交织的可能 |
| 4.2.2 耶稣会士对鼎革之际南京与杭州历史现场的书写 |
| 4.2.3 鼎革之际文本的交织与情感的互动 |
| 小结 |
| 结论 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的意义 |
| 附录1 主要参考的原始文献述评 |
| 附录2 作为本论文历史背景的南京与杭州中欧文化交流大事纪 |
| 附录3 活跃于南京与杭州的耶稣会士的基本信息 |
| 附录4 《泰西殷觉斯先生行略》全文(BNF Chinois 1096) |
| 附录5 何大化《远方亚洲》中涉及南京与杭州的章节标题一览 |
| 附录6 1645年至1649年耶稣会中国年信选译 |
| 参考文献 |
（7）亡佚医籍《极要方》佚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极要方》研究现状 |
| 2. 《极要方》佚文来源文献的研究现状 |
| 2.1. 主要佚文来源《医心方》的研究现状 |
| 2.2. 其他佚文来源文献的研究现状 |
| 3. 小结 |
| 前言 |
| 1 《极要方》成书年代及卷数考 |
| 1.1 《极要方》成书年代 |
| 1.1.1 从书目着录和引用文献考证 |
| 1.1.2 从佚文药物产地考证 |
| 1.1.3 从药物名称及用法考证 |
| 1.1.4 从文字避讳考证 |
| 1.2 《极要方》卷数 |
| 1.3 小结 |
| 2 《极要方》内容概况及特色研究 |
| 2.1 《极要方》内容概况 |
| 2.2 《极要方》内容特色研究 |
| 2.2.1 内容完备 |
| 2.2.2 治法灵活 |
| 2.2.3 言简意赅 |
| 2.2.4 文笔生动 |
| 2.3 小结 |
| 3 《极要方》佚文源流及价值研究 |
| 3.1 《极要方》佚文条目分布概述 |
| 3.2 《极要方》佚文文献源流梳理 |
| 3.2.1 《极要方》与《葛氏方》 |
| 3.2.2 《极要方》与《千金方》 |
| 3.2.3 《极要方》与《许仁则方》 |
| 3.3 《极要方》佚文理论溯源 |
| 3.3.1 药物剂量与七情 |
| 3.3.2 内科病证 |
| 3.3.3 服食养生 |
| 3.4 《极要方》文献史料和学术价值 |
| 3.4.1 《极要方》文献价值 |
| 3.4.2 《极要方》史料价值 |
| 3.4.3 《极要方》学术价值 |
| 3.5 小结 |
| 4 《极要方》佚文来源文献研究 |
| 4.1 佚文来源文献概况 |
| 4.1.1 《和名类聚抄》 |
| 4.1.2 《医心方》 |
| 4.1.3 《医略抄》 |
| 4.1.4 《长生疗养方》 |
| 4.1.5 《福田方》 |
| 4.1.7 《杂病广要》 |
| 4.2 各佚文来源文献关系 |
| 4.2.1 与《医心方》内容无重出 |
| 4.2.2 直接转录自《医心方》 |
| 4.2.3 或转录自《医心方》 |
| 4.3 《医心方》引文方式分析 |
| 4.4 小结 |
| 5 《极要方》辑本研究与佚文辨析及校勘补遗 |
| 5.1 《极要方》辑本及索引概述 |
| 5.1.1 森立之本 |
| 5.1.2 马继兴本 |
| 5.1.3 小曾户洋索引 |
| 5.2 《极要方》佚文辨析 |
| 5.2.1 《医心方》卷十九引录《极要方》 |
| 5.2.2 《医心方》卷二十二引录《极要方》 |
| 5.2.3 《医心方》卷二十五引用《极要方》 |
| 5.2.4 《医心方》卷二十九误录佚文 |
| 5.3 《极要方》佚文校勘补遗 |
| 5.3.1 医方剂量之校勘 |
| 5.3.2 中医药理论之校勘 |
| 5.3.3 文字脱衍错讹 |
| 5.4 小结 |
| 6 《极要方》研究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讨论 |
| 6.1 《医心方》涉及《极要方》按语与注语的分析 |
| 6.2 《极要方》佚文在日本保存流传的原因探讨 |
| 6.3 关于避讳在中医古籍考证方面的应用及思考 |
| 6.4 《极要方》书名分歧述要及辨识 |
| 6.4.1 书名分歧述要 |
| 6.4.2 俗字辨识 |
| 6.4.3 小结 |
| 6.5 关于辑佚中医古医籍的一些思考 |
| 6.5.1 前期准备 |
| 6.5.2 佚文辑录 |
| 6.5.3 佚文整理 |
| 6.5.4 整理总结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表1-1 本论文所用书影版本及来源 |
| 附表2-1 《极要方》佚文条文分类及统计 |
| 附表3-1 《极要方》在《医心方》中的分布 |
| 附表3-2 《医心方》引录《极要方》与《葛氏方》互存同方 |
| 附表3-3 《医心方》引录《极要方》与《千金方》互存同方 |
| 附表3-4 《极要方》与《千金方》相似医方 |
| 附表3-5 《极要方》与《许仁则方》对比 |
| 附表4-1 日本及中国《医心方》部分排印本、点校本及校译本信息 |
| 附表4-2 诸本《千金方》对比 |
| 附表5-1 《医心方》引录《极要方》森本、马本及索引收录对比 |
| 附表5-2 《医心方》中的“钱”衡制 |
（8）《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199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拉汉对勘的利玛窦中文着译中的科技术语新词研究[D]. 李伟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J]. 杨雨蕾. 文献, 2021(06)
- [3]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D]. 薛晓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4]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D]. 薛晓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5]甘肃通渭太白庙庙会文化研究[D]. 楚颖超.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6]战国秦汉时期临淄经济考古初探 ——以市场交换为中心[D]. 田钟灵. 山东大学, 2021
- [7]亡佚医籍《极要方》佚文研究[D]. 张鸣瑾.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
- [8]《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9]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10]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