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文世芳[1]（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认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么红杰[3]（2012）在《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文中认为科技发展规划,是政府对未来科技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前景及科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战略预期。从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内蒙古一直不间断地分阶段进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与国家已经制订和实施了8个专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内蒙古至今制定和实施了4个科技发展五年计划,3个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不同时期科技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回顾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科技规划编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治区成立到改革开放（1947—1978）,以“奠定基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目标,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完善的科研体系,这期间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改革开放后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一阶段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和“面向、依靠”的战略方针,努力破除经济与科技脱节的旧体制,先后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七五（1986-1990）”科技发展纲要》；《内蒙古自治区“八五”（1991-1995）科技发展规划》。第二个阶段通过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确立“创新、产业化”指导方针,调整科技基础结构,建设区域创新体系。1996年,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条例》；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区的战略目标,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决定》、《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政策》。第三个阶段通过探索具有自治区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200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把向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努力作为面向未来的总体策略。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五十年来,在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事业顺应经济发展背景、科技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科技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变化,不断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区情,始终以制订、完善、实施科技规划作为科技战略发展的载体,引领科技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实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由“促进”到“支撑”,由“推动”到“引领”的历史性转变。但在科技规划实施过程中,内蒙古仍然存在重设计决策、轻执行评估；重行政指令、轻市场指导；重省市级层面的科技战略、轻旗县级层面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技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评价原则、方法较难把握、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等原因,虽然内蒙古在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于科技发展规划后续的执行、执行过程中的评估、评估之后的改进和动态更新与修正,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终结则关注不够,尤其是缺少对科技规划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估,使得花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规划在指导科技实践和进步方面发挥的效力有限。本文在查阅大量资料、内部辑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综合回顾与总结了内蒙古科技规划五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对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区域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建立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估的可行性路径选择与方法模型,为决策层今后树立开展科技规划绩效评价的理念提供了科学论证和方法选择。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而提出通过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规章制度和系列评估专业规范,加强评估方法的研究；加强科技评估环境建设,系统地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等措施加快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步伐的建议。
燕丽娜[4]（2015）在《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行业,科学合理的电力监管体制是保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促进电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引入了电力监管制度,成立了专业化监管机构,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电力监管框架。现行监管体制在推行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政府电力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的转变、提高管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电力监管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完善。因此,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监管体制建设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政府管制的制度背景着手,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行政学视角,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兼用比较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改革中的显着不同特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改革经验,在能源行业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电力监管体制,为电力监管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也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作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很不彻底,仍保留着以行政干预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有限的“政监分离”与“多头管理”的格局并存,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着监管法律改革滞后、核心监管职能缺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俘获和监督缺失并存等问题,无法满足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影响了电力行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本文重点讨论了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成因,认为管制机构被俘获、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垄断的弊端是造成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成因,本文提出了与当下中国大部制改革背景相结合的电力监管的“政监分离”模式,并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选择该模式的理由。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使得研究结论更为有力。本文认为,电力监管是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以规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管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实践,建议调整我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在“政监分离”的基础上,优化电力监管的职能配置,最终实现依法、独立、高效的电力监管目标。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需要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步推进。
朱世桂[5]（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团[6]（1994）在《美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报告》文中认为 由国家经贸委和外国专家局组织并委托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举办的第33期经济管理高级研讨班,即“中国省市经委主任宏观经济管理培训考察团”一行24人,于1993年7月20日至8月11日,赴美国洛杉矶、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等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培训考察。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美国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 （一）美国的三级政府体制: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责任明确界定。 美国政府机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职能特征,是联邦制度下的三级政府分权体制,各级政府管理经济的功能各有侧重,以避免职责模糊或重叠,便于协调发展。据介绍联邦政府的作用是:（1）加强市场的健全与发展;（2）维护自由竞争的环境;（3）建立稳定的金融货币体制;（4）在联邦体制下实行分权管理,充分发挥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5）提供全社会福利制度的网络;（6）用经济调节促进经济增长;（7）以充分就业和无通胀的增长为奋斗目标。
史晓玲[7]（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龙生平[8]（2011）在《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对电力的监管,不仅事关电力自身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对电力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政府加强电力治理、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国资委等多个政府部门,都具有电力监管职能。由于政府各相关部门、机构之间缺少沟通,且整体上权责脱节,造成我国电力监管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并引发了电力短缺、发电煤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对于此类问题,需要以“跨部门”的方式加以解决。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政府治理理论,擅长于解决转嫁问题、互相冲突的项目、重复、缺乏沟通、各自为战等“碎片化”问题,通过功能整合及使用信息系统,增加组织成员之间的互信和责任感,通过协调和协作,消除政府部门之间的隔阂,实现“跨部门”管理,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本文借鉴英国佩里·希克斯、帕却克·登力维等学者所倡导的整体性治理理论思想,对我国电力监管体制及其变革进行了“回眸”,并对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明确了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目标定位,提出了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功能性举措,并从整合监管职能及监管机构、协调内外部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全文共分三大部分,即绪论部分、主体部分和结尾部分。绪论部分阐明了选题的缘起、研究的意义,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对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整体性治理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介绍、比较,为论文主体部分论述二者之间的联系,做好了铺垫。论文主体部分由四个分部分构成。第一个分部分,探讨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工具,并对其适用性进行了探析。整体性治理起源于英国二战后增加国家福利的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协同工作模式,要求以整合的思路、加强沟通和协作的方式来消除政府组织机构职能化而造成的“碎片化”问题。我国电力监管体制受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客观上存在许多“部门边界”问题及“碎片化”问题,需要整体性治理这种宏大而具有系统性特点的理论来整体性地分析和解决。通过深入研究和深刻总结,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的问题指向、判定标准、功能要素和制度化条件,并将我国电力监管体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与之对应,进一步明确了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研究我国电力监管体制问题的适用性。第二个分部分,对我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历史进行了“回眸”,并对其不同历史阶段的机构设置、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及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分析和评述。通过对我国“政企合一”时期（1949-1985年）的电力管理体制的分析,探索了在“电力行业的国有化”、“中央计划下的电力行业政府管理”两个不同时间段政府颁布的有关政策的目的、措施及意义；通过对发电市场逐步放开及监管职能萌芽时期（1985-2002年）有关政策、方针的分析,探索了我国政府在“集资办电阶段”（1985-1996年）,“省为实体阶段”（1997-2002年）两个不同时间段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情况,并对其政策目标、政策效果进行了评述。第三个分部分,通过对我国现行电力监管组织框架、国家及地方层面电力监管机构的职能配置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在我国电力监管职能配置方面尚存在三类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电力监管法规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在我国电力监管法律制度方面尚存在四类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电力监管体制中的问题进行了审视,探索性地提出需要从建立信任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建立责任感三个方面予以完善。第四个分部分,探讨了整体性治理取向下的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策略。在界定、确认整体性电力监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体性电力监管的目标,之后探讨了在这一目标之下电力监管机构应作出的转变。探讨了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功能性举措,并详细探讨了信息整合的框架、整合的原则、信息汇集的路径、需要的关键设备及必要的技术支持体系,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信息整合的实现方法及工作程序。探讨了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操作性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通过对电力监管职能的横向、纵向整合,进一步明确相关机构的职责,将“部门边界”问题、“碎片化”问题尽可能地划入某一确定机构的职责范围：第二条路径是通过协调内部及外部关系,搭起沟通的桥梁,以充分发挥电监会、发改委等中间力量的协调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实现协调监管的方法并对“协调”这一实现整体性电力监管的“助力器”进行了评述。探讨了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制度化安排。通过分析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电力监管的法律体系及其形成过程,探索了完善我国电力监管法律体系的路径及所需要的政策支持。论文结尾部分的主要内容为：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借鉴英国、美国等电力市场化改革较为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体制特点,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思想基础,以现实国情为根据,以立法先行为主导,边“立”边“改”；改革的目标定位是“整体性监管”,改革的功能性举措是“整合监管信息资源”,改革的操作性路径是“整合监管职能及机构、协调监管内部及外部关系”,改革实践的制度化安排是“建立健全电力监管法律体系”。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深入分析我国电力监管体制中的问题,明确了问题指向、解决的要素、实施策略及制度化要求；（2）通过研究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提出了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根本目标：（3）通过审视我国电力监管体制的现状,提出了建设“一体化”信息平台的举措；（4）提出了电力监管职能整合的要求及协调工作的基本思路；（5）提出了依据我国体制特点和现实情况逐步实现制度化的建议。
许永刚[9]（2004）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的专业运动，逐步在向职业化转变，这是制度变化的需要，也是竞技运动职业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制度建设时代”建设时代的到来、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竞技体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上，其趋势主要表现在：目前世界上实行职业化的国家已达40多个。现在，一直坚持业余原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部分项目的职业选手解禁，刺激了更多的有条件实行职业化的国家走上职业化道路。我国由于受体制、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竞技运动职业化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了很多。鉴于我国国情，我国大部分竞技项目还没有能从原有体制向职业化体制转换过来，这就使我国建设21世纪体育工程的重任落在两种制度上。在这样一个竞技体育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必须进行改革；“全运会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取缔等，一切都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任何一个国家，都反对实行“行政垄断”，因为“垄断”带来的是“寻租”、“腐败”，是对市场竞争的扼杀。而在我国的市场垄断，一般是通过经济性市场垄断与行政性市场垄断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经济性市场垄断，理论界已经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相对而言，人们对于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分析却明显滞后，特别是对于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而恰恰就是行政性垄断问题，是目前我国市场竞争制度有效发育与健康发展必须进行认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其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可以这么说，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史，就是政府垄断史（或称“行政垄断”史）。没有政府（或行政）垄断，中国的竞技体育不可能走到今天。换句话说，没有“举国体制”、“全运制度”，就没有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 新中国竞技体育诞生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竞技体育成长、发展的根本依赖及参照。适应于中国社会经济调控模式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实施国家调控下的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这些特殊国情，就更有必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模式。现实也表明，中国的竞技体育，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 在转轨期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设法为它们在新的经济失序中谋取尽可能有利的位置。任何一种制度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相对势力及其“合力”，制度变革道路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经济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差别、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结构的差别以及社会偏好结构的差别所造成的。目前，对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中文提要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断地位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个地方的企业（俱乐部）。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垄断”形式，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体制。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际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世界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与社会化上。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创新与变迁，使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因此，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是“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一种“垄断创新”，“全运会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垄断创新”的载体。 20世纪中后期，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家力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就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我国成功的市场经济变迁、竞技体育体制的变迁都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成功推动的结果。在此，只是说明政府使用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并不改变其参与制度变迁的目的，并不否认政府作为一个制度变迁主体的经济性，它仍然是一个追求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主体。推动制度变革是比较既有制度下的成本、收益与推行新制度的成本，又有收益后的理性选择.以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进程，将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相对收益更大。中国的改革，是从1 978年开始的，而中国的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是从1 993年才开始启动，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相差了15年，但是，中国竞技体育改革的成效却是巨大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进入世界“三强”就是一个很
马娜[10]（2008）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发展是国力发展的核心和基础,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最主要的方面,因此,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而易见,五个能力中的第一个能力就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把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当作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经济工作,在成立之初就表明要消队阶级区分,实现共产主义。显而易见,这是要靠发展生产力才能达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5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均国民收入建国初是二十几美元,不如印度的一半,不如亚洲的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不断上升,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排名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为2.1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位。从建国初到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0几美元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用了50年时间。到2006年年底,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1000美元。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与建国初期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职工人平年收入的几百元,农民人平几十元的水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本文分十个部分:一、引言;二、恢复战后国民经济;三、探索建立计划经济;四、进一步调整探索国民经济;五、“文革”及两年徘徊期间的经济工作;六、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七、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九、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十、结语。文章分别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大的阶段中,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特别是针对历次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以及党所采取的宏观调控举措的特点、效果进行分析和比较,阐述了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加深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经济建设中风险和困难局面的应对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的发展历程。本文以历史为主线,结合运用历史与经济方面的知识,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从经验不多,到逐渐走向成熟并能够较好驾驭市场经济大局能力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和刻画。特别是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以经济手段为主,主动运用利率、汇率、价格、存款准备金等经济手段,适时运用从紧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间接调控了经济的运行,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发展,实现经济“软着陆”;在注重GDP发展的同时,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凸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提高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二、美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理论层面 |
| 1.1.2 现实层面 |
|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宏观科技政策的研究综述 |
| 1.3.2 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综述 |
| 1.3.3 区域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4 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综述 |
| 1.3.5 少数民族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6 内蒙古科技规划、政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内蒙古开始全面规划科技事业 |
| 2.1 国家确定集中科技资源解决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政策 |
| 2.1.1 “十二年”科技规划 |
| 2.1.2 《科研工作十四条》和《十年规划》 |
| 2.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 |
| 2.3 内蒙古自治区《1961——1962年科技发展纲要》和《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 |
| 第三章 内蒙古科技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规划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 3.1 国家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确立 |
| 3.1.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 3.1.2 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迎接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 |
| 3.1.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 3.2 内蒙古科技事业从瘫痪到恢复 |
| 3.2.1 建国以来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 |
| 3.2.2 自治区科技工作进入全面快速恢复发展时期 |
| 第四章 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三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1 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进步 |
| 4.1.1 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
| 4.1.2 “科教兴国”战略确立 |
| 4.2 内蒙古开始实施“八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三项改革稳步推进 |
| 4.2.1 内蒙古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4.2.2 科研机构事业费管理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拨款制度改革政策 |
| 4.2.3 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果丰硕 |
| 4.2.4 农村牧区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
| 4.2.5 民办科技机构崭露头角,成为科技改革新的“生力军” |
| 4.3 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3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3.1 星火计划与振兴农村经济 |
| 4.3.2 火炬计划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4.3.3 攻关计划 |
| 4.3.4 其它相关配套科技计划与政策 |
| 第五章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 |
| 5.1 国家确立以创新为主线的科技政策 |
| 5.1.1 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 |
| 5.1.2 科技人才体系不断完善 |
| 5.2 科技计划集中集成,六大领域重点突破,自治区全面推进“科教兴区”战略 |
| 5.3 建立新型科研结构和区域创新体系 |
| 5.3.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及科研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的出台 |
| 5.3.2 科研机构转制攻坚战 |
| 5.3.3 全区技术创新大会 |
| 5.3.4 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
| 5.4 新世纪之初科技基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 5.4.1 科技生产力布局136程 |
| 5.4.2 科技计划5226体系 |
| 5.4.3 建设创新型内蒙古,从“科教兴区”到“科技强区”转变 |
| 5.4.4 科技政策规划体系 |
| 5.4.5 科技投资结构 |
| 第六章 内蒙古科技发展的经验与反思 |
| 6.1 内蒙古科技事业五十年(1958-2008)的发展 |
| 6.2 值得借鉴的几条经验 |
| 6.2.1 以科技规划引领科技战略发展,不断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
| 6.2.2 加快原始创新步伐,充分发挥传统特色产业先发优势 |
| 6.2.3 通过技术进步重大项目推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 |
| 6.2.4 全力打造特色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取得显着成效 |
| 6.2.5 强化高层次引进和培养,实现科技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6.3 有待反思的几个问题 |
| 6.3.1 科技政策与宏观政策关联度大,宏观政策的偏差易致科技政策的盲动 |
| 6.3.2 科技投入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受到制约 |
| 6.3.3 研究开发能力仍然不高,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 6.3.4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受制约 |
| 6.3.5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发挥 |
| 6.3.6 科技创新制度与环境不健全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
| 6.4 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 |
| 6.4.1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投入宏观体系 |
| 6.4.2 在加大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研发平台和产业化载体的升级工作 |
| 6.4.3 推动激励自主创新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
| 6.4.4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
| 6.4.5 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 |
| 6.4.6 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大科技观，整体推动科技资源向农村牧区延伸 |
| 第七章 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价 |
| 7.1 科技评价综述 |
| 7.1.1 科技评价的范畴和主要方法 |
| 7.1.2 我国科技评价的发展 |
| 7.2 内蒙古科技评价现状 |
| 7.3 以“十一五”为例,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 |
| 7.3.1 决策单元的界定与评价指标的选择 |
| 7.3.2 样本归集 |
| 7.3.3 样本运算及分析 |
| 7.4 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的建议 |
| 7.4.1 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 |
| 7.4.2 加强对评估方法的研究,建立健全科技评估专业规范 |
| 7.4.3 系统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统筹科技评估环境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价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电力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 电力监管的核心概念 |
| 2.1.1 规制（Regulation) |
| 2.1.2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
| 2.1.3 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
| 2.2 电力监管的基础理论——规制理论 |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3 电力监管的必要性 |
| 2.3.1 电力监管需求产生的基础 |
| 2.3.2 电力监管的内涵和必要性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 |
| 3.1 中国传统电力管理体制(1949—2002年)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49—1978年) |
| 3.1.2 改革探索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79—1992年) |
| 3.1.3 改革深化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93—2002年) |
| 3.1.4 传统电力管理体制简要小结 |
| 3.2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2003—2012年) |
| 3.2.1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主体 |
| 3.2.2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客体 |
| 3.2.3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成因分析 |
| 4.1 管制机构被俘获 |
| 4.1.1 公共利益理论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
| 4.1.2 规制俘获理论阐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诱因 |
| 4.2 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
| 4.2.1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2.2 消费者与电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3 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 |
| 4.3.1 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厘清 |
| 4.3.2 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
| 4.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
| 4.4.1 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法律制度基础薄弱 |
| 4.4.2 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
| 4.5 行政垄断的弊端 |
| 4.5.1 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 4.5.2 区域垄断严重分割了电力市场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5.1 英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1.1 改革背景 |
| 5.1.2 改革内容 |
| 5.1.3 改革成效 |
| 5.1.4 经验启示 |
| 5.2 美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2.1 改革背景 |
| 5.2.2 改革内容 |
| 5.2.3 改革成效 |
| 5.2.4 经验启示 |
| 5.3 日本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3.1 改革背景 |
| 5.3.2 改革内容 |
| 5.3.3 改革成效 |
| 5.3.4 经验启示 |
| 5.4 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和借鉴 |
| 5.4.1 改革的异同点 |
| 5.4.2 改革的经验借鉴 |
| 第六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设想 |
| 6.1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
| 6.1.1 改革总体目标 |
| 6.1.2 改革基本思路 |
| 6.2 调整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 |
| 6.2.1 电力监管机构的基本属性 |
| 6.2.2 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比较 |
| 6.2.3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的选择及理由 |
| 6.3 优化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 6.3.1 准确界定电力监管的职能边界 |
| 6.3.2 理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 |
| 6.3.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权 |
| 第七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
| 7.1 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力量 |
| 7.1.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 |
| 7.1.2 全面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民资投资电力 |
| 7.1.3 大力推进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
| 7.2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 7.2.1 尊重国情和传统,兼顾当前与长远 |
| 7.2.2 建立大能源部,实行统一管理 |
| 7.2.3 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 |
| 7.3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 |
| 7.3.1 积极推动修订《电力法》 |
| 7.3.2 抓紧研究制定《能源法》 |
| 7.3.3 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 7.4 创新经济性监管的方式,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
| 7.4.1 消除电价改革的体制性障碍,明确电价管制的目标 |
| 7.4.2 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探索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
| 7.4.3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选择合理的电价定价模式 |
| 7.5 重视社会性管制的作用,完善监管的内容体系 |
| 7.5.1 加强电力安全监管,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
| 7.5.2 加强普遍服务监管,不断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
| 7.5.3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社会用电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B 电力主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 附录C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 |
（5）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 3.1 相关理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 历史文献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7）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电力行业及电力监管相关理论阐释 |
| 1.2.1 电力行业相关理论阐释 |
| 1.2.2 电力监管相关理论阐释 |
| 1.3 关键概念的界定及阐析 |
| 1.3.1 监管 |
| 1.3.2 体制 |
| 1.3.3 电力监管 |
| 1.4 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及评价 |
| 1.4.1 与"监管"有关的研究 |
| 1.4.2 与"电力监管"有关的研究 |
| 1.4.3 与"整体性治理"有关的研究 |
| 1.5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写作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写作框架 |
| 1.6 相关界定及相关问题说明 |
| 1.6.1 相关界定 |
| 1.6.2 相关问题说明 |
| 2 本项研究的理论工具及其适用性探析 |
| 2.1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背景及特点 |
| 2.1.1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特点 |
| 2.2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要义及管窥 |
| 2.2.1 整体性治理的问题指向:碎片化和棘手性 |
| 2.2.2 整体性治理的判定标准:目标与手段相互增益 |
| 2.2.3 整体性治理的功能要素:信任、信息系统、责任感及预算 |
| 2.2.4 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化条件:社会经济背景、认知或想法、利益及法律法规 |
| 2.3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研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问题的适用性分析 |
| 2.3.1 我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
| 2.3.2 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研究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历史回眸 |
| 3.1 计划经济时期"政企合一"的电力管理体制:1949-1985年 |
| 3.1.1 电力行业的国有化 |
| 3.1.2 中央计划下的电力行业政府管理 |
| 3.1.3 评述 |
| 3.2 发电市场逐步放开及监管职能萌芽的电力管理体制:1985-2002年 |
| 3.2.1 集资办电阶段(1985-1996年) |
| 3.2.2 省为实体阶段(1997-2002年) |
| 3.2.3 评述 |
| 3.3 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电力监管体制:2002年至今 |
| 3.3.1 厂网分开:国家电力公司拆分 |
| 3.3.2 竞价上网:建设区域电力市场 |
| 3.3.3 成立电监会:发挥专业监管作用 |
| 3.3.4 评述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电力监管体制的现状审视 |
| 4.1 我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现状和问题 |
| 4.1.1 现行电力监管机构及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 4.1.2 现行电力监管法规制度 |
| 4.2 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电力监管问题的审视 |
| 4.3 本章小结 |
| 5 整体性治理取向下的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策略探索 |
| 5.1 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目标定位:整体性监管 |
| 5.1.1 整体性电力监管的概念 |
| 5.1.2 整体性电力监管的目标 |
| 5.1.3 整体性治理下电力监管的转变要求 |
| 5.1.4 评述 |
| 5.2 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功能性举措:整合监管信息资源 |
| 5.2.1 整合电力监管信息资源的总体框架 |
| 5.2.2 关键设备及信息接入的技术支持 |
| 5.2.3 整合方法 |
| 5.2.4 评述 |
| 5.3 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操作性路径之一:整合监管职能及机构 |
| 5.3.1 电力监管职能的横向整合 |
| 5.3.2 电力监管职能的纵向整合 |
| 5.3.3 社会监管力量的整合 |
| 5.3.4 电力监管组织机构的整合 |
| 5.3.5 评述 |
| 5.4 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操作性路径之二:协调监管内部及外部关系 |
| 5.4.1 协调监管内部关系 |
| 5.4.2 协调监管外部关系 |
| 5.4.3 实现协调监管的方法研究 |
| 5.4.4 评述 |
| 5.5 改革电力监管体制的制度化安排:建立健全电力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 5.5.1 国外电力监管法律法规的特点 |
| 5.5.2 完善我国电力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路径 |
| 5.5.3 完善我国电力监管相关政策支持 |
| 5.5.4 建立有效的电力监管评价体系 |
| 5.5.5 评述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及主要创新点 |
| 6.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附录1:世界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比较 |
| (一) 电力低度监管国家的电力监管体制 |
| (二) 电力中度监管国家的电力监管体制 |
| (三) 电力高度监管国家的电力监管体制 |
| (四) 不同国家电力监管体制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
| 附录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同阶段的电力管理体制 |
| (一) 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1949～1978年) |
| (二) 改革探索时期的电力管理体制(1979～1997年) |
| (三)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型电力管理体制(1997年往后) |
| 附录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力体制改革编年史 |
| 附录4:我国电力行业及电力监管发展大事记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相关情况 |
| (一) 发表论文情况 |
| (二) 参加会议、项目论证及实施情况 |
| (三) 调研情况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 导论 |
| 第一章 研究选题与总体思路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的形成 |
| 一、 研究的现实背景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 研究设想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的总体思路 |
| 一、 论文研究的理论思路 |
| 二、 论文研究的结构思路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理论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竞技体育发展研究综述 |
| 一、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
| 二、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现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节 垄断理论研究综述 |
| 一、 自然性垄断 |
| 二、 竞争性垄断 |
| 三、 行政性垄断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 市场化水平的假设 |
| 二、 竞技体育的垄断假设 |
| 三、 “举国体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方法 |
| 二、 调查方法 |
| 三、 经济学方法 |
| 四、 制度分析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一、 制度、体制、机制 |
| 二、 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体制创新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中国竞技体育垄断问题 |
| 第一章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垄断与反垄断 |
| 第一节 垄断内涵的界定 |
| 一、 从理论上分析 |
| 二、 从垄断与竞争的关系上分析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行政垄断 |
| 一、 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性垄断 |
| 二、 转型国家行政性垄断及反垄断法规制 |
| 第三节 中国行政性垄断及法律规制 |
| 一、 中国行政性垄断状况 |
| 二、 中国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垄断的态势及其特点 |
| 一、 限制和排斥竞争的垄断形态 |
| 二、 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行政性垄断形式 |
| 三、 经济性垄断与行政性垄断相比较的特征 |
| 四、 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垄断形成的原因 |
| 第五节 政府理性及我国垄断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
| 一、 政府的非理性问题 |
| 二、 我国存在的垄断问题与公共选择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中国竞技体育行政垄断形成的路径依赖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
| 一、 路径依赖 |
| 二、 路径依赖理论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 |
| 一、 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转型的摩擦 |
| 二、 “利益沾滞”的产生及其特点 |
| 三、 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的克服 |
| 第三节 政府在转型期的职能 |
| 一、 政府转型期的一般与特殊职能 |
| 二、 政府转型期的制度创新职能 |
| 第四节 政府职能的政府成本 |
| 一、 政府成本的概念和划分 |
| 二、 政府职能的层次 |
| 三、 政府成本的理论分析 |
| 第五节 政府职能的制度成本 |
| 一、 制度成本的基本概念 |
| 二、 制度成本的三种表现形态 |
| 三、 制度成本的组成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美国的职业竞技体育 |
| 第一节 职业竞技体育业 |
| 一、 组织结构 |
| 二、 运动员的雇佣 |
| 第二节 经济分析与职业体育 |
| 一、 产品市场 |
| 二、 职业竞技体育资源市场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中国职业竞技体育中的经济垄断 |
| 第一节 职业竞技体育的市场垄断性 |
| 一、 职业竞技体育的垄断与竞争 |
| 二、 职业竞技体育垄断产生的原因 |
| 三、 职业竞技体育联盟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职业竞技体育经济垄断与反托拉斯 |
| 第三节 社会对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的反应:反托拉斯法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中国竞技体育的行政垄断 |
| 第一节 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
| 一、 行政垄断的概念 |
| 二、 行政垄断的内涵 |
| 三、 行政垄断的危害 |
| 四、 行政垄断成因 |
| 第二节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经营的行政垄断 |
| 一、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行政垄断 |
| 二、 竞技体育职业体育俱乐部经营管理的行政垄断 |
| 三、 职业篮球俱乐部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
| 四、 竞技体育职业俱乐部的组织结构的行政垄断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美国政府职业竞技体育政策的“反垄断豁免” |
| 第一节 反垄断法与美国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 |
| 一、 “反垄断豁免”剥夺职业运动员的自由转会权 |
| 二、 电视转播权“反垄断豁免”保证了美国职业体育的整体利益 |
| 三、 “反垄断豁免”使职业体育联盟有权确定职业运动队的分布和数量 |
| 第二节 职业体育中的劳工法 |
| 一、 “工资集体谈判制”与“工资封项” |
| 二、 劳资纠纷的处理 |
| 第三节 职业体育的纳税政策 |
| 一、 购买职业运动队的股权政策 |
| 二、 利用税收政策鼓励体育场馆建设 |
| 第四节 职业体育的版权保护政策 |
| 第五节 中美市场化水平与竞技体育水平 |
| 一、 市场化水平问题 |
| 二、 竞技体育运动成绩与市场化水平比较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与利益集团 |
| 第一节 竞技体育社会中的利益问题 |
| 一、 竞技体育社会 |
| 二、 竞技体育的生存基础 |
| 三、 竞技体育社会中的交互作用关系及其调节 |
| 四、 竞技体育社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解说 |
| 一、 制度多样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 |
| 二、 制度变迁的锁定机制 |
| 三、 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 |
| 第三节 我国渐进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 渐进式改革制度内在缺陷与利益冲突 |
| 二、 转轨过程中制度结构残缺与利益冲突 |
| 第四节 中国竞技体育转型社会利益集团问题 |
| 一、 关于利益集团存在的一般解释 |
| 二、 利益集团存在的原因 |
| 三、 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集团 |
| 四、 中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形成 |
| 第五节 中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利益 |
| 一、 利益、利益群体和利益组织 |
| 二、 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 |
| 三、 中国竞技体育要培育改革的利益主体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转变与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管理模式的形成 |
| 一、 高度集中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 |
| 二、 专业化的训练、竞赛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下政府体育管理特征 |
| 一、 政府包办体育事业，运用计划手段调配体育资源 |
| 二、 政事不分、管办结合，体育事业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 |
| 三、 排斥体育的产业价值，社会力量难以介入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体育管理职能 |
| 一、 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要求 |
| 二、 以市场为导向，明确界定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 |
| 三、 市场导向的政府制度创新 |
| 第四节 制度变迁视野中的政府与市场 |
| 一、 制度变迁理论的启示:制度与组织 |
| 二、 制度变迁视野中政府与市场分析:制度短缺与组织短缺 |
| 三、 制度变迁中政府作用是转轨中的而非完善市场中的政府作用 |
| 四、 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而非诱致性制度变迁 |
| 五、 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在于界定产权，但建立有效率的产权不等同于私有化 |
| 六、 应当认识到:无论在什么制度下，意识形态依然起作用 |
| 第五节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过剩 |
| 一、 制度过剩的原由 |
| 二、 制度过剩的取消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 |
| 第一节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优势--“举国体制” |
| 第二节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一种“垄断创新” |
| 一、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 |
| 二、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管理模式的转变 |
| 第三节 “全运会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垄断创新的载体 |
| 第四节 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轨迹 |
| 一、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建立 |
| 二、 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形成 |
| 三、 我国“专业竞技体育体制”的成功与反思 |
| 第五节 职业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
| 一、 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异同 |
| 二、 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关系 |
| 第六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 |
| 一、 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豁免 |
| 二、 广义行政垄断与狭义行政垄断 |
| 第七节 计划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 |
| 一、 原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主要含义 |
| 二、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 三、 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创新 |
|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资源优化配置 |
| 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主体能动性的双重效应是具体实施竞技体育举国体(?) |
| 六、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
| 七、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 |
| 八、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制度变迁创新的动力源 |
| 九、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创新的政策性思考与建议 |
| 十、 一个理论结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创新--制度变迁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十章 中国竞技体育改革发展中的产权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竞技体育产权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一、 竞技体育产权分析的理论意义 |
| 二、 竞技体育产权分析的实践意义 |
| 三、 清晰的产权能够把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关于产权的一般理论 |
| 一、 产权的本质 |
| 二、 关于产权问题的基本观点 |
| 三、 我国产权有效运作缺乏制度环境的支撑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前提；(?) |
| 四、 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产权制度弊端及其效应 |
| 第三节 中国竞技体育职业俱乐部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一、 市场失灵与产权失灵 |
| 二、 产权与剩余分享 |
| 三、 产权圆心理论 |
| 第四节 产权理论与我国竞技体育产权制度的改革 |
| 一、 传统竞技体育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 |
| 二、 传统竞技体育产权制度的营运特点 |
| 三、 对传统竞技体育产权制度的评价 |
| 四、 产权理论对竞技体育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
| 五、 对我国竞技体育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五节 中国职业篮球产权制度的实证分析 |
| 一、 中国竞技体育篮球职业化的九年发展 |
| 二、 中国竞技体育职业篮球产权制度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结论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主要观点 |
| 三、创新之处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恢复战后国民经济 |
| 第一节 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
| 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内容 |
| 三、打胜新中国经济“三大战役” |
| 第二节 掀起土地改革运动 |
| 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土改政策 |
| 二、土地改革在全国实行 |
| 三、土地改革推动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战争并举 |
| 一、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
| 二、边支援朝鲜战争边恢复国内经济 |
| 第四节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能力的思考 |
| 一、确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心 |
| 二、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 |
| 三、正确处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 第二章 探索建立计划经济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 一、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的背景 |
| 二、“三大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状况 |
| 二、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一五”计划 |
| 第三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积极探索 |
| 一、1953、1955年经济工作的两次冒进 |
| 二、周恩来关于在平衡中发展的思想 |
| 三、刘少奇的社会调查 |
| 四、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
| 五、陈云“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思想 |
| 六、“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及其基本经验 |
| 第四节 急于求成思想和“大跃进”运动 |
| 一、“球籍”的忧虑和“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 |
| 二、反“反冒进”和“大跃进”运动 |
|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商品生产的否定 |
| 第三章 进一步调整探索国民经济 |
|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成 |
| 一、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
| 二、人民生活物资的严重短缺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 |
| 一、对人民公社化中问题的局部纠正 |
| 二、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 |
| 三、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 |
| 四、人民公社60条和各行各业条例的制定贯彻 |
| 五、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
| 第三节 主要经验与启示 |
| 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二、调整的特点和启示 |
| 三、全国三届人大“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
| 第四章 “文革”及两年徘徊期间的经济工作 |
| 第一节 “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
| 一、“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目标与方法的二律背反 |
| 二、1971年前后的经济调整 |
| 三、“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
| 第二节 粉碎“四人帮”后经济的恢复和再度“过热” |
| 一、经济建设上的部分拨乱反正 |
| 二、推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
| 三、经济过热和“洋冒进” |
| 第三节 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考 |
|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意义和局限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发展缓慢原因初探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宏观调控的特点、作用及局限 |
| 第五章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
| 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 二、平反冤假错案 |
| 三、国务院务虚会酝酿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认识的突破 |
| 一、中共十二大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认识 |
|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意义 |
| 三、生产力标准的讨论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讨论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
| 一、新“八字方针”的制定贯彻 |
|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 |
| 三、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 |
| 四、经济特区的建立 |
| 第四节 发展商品经济 |
| 一、农村第二步改革 |
| 二、发展个体经济 |
| 三、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计划品种的减少 |
| 第五节 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一、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
| 二、流通体制改革 |
| 三、建立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结构 |
| 四、国营企业改革 |
| 五、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教育、科技改革 |
| 六、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及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
| 一、清理整顿公司 |
| 二、治理经济环境 |
| 三、治理整顿措施创新 |
| 第六章 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第一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
| 一、发展是硬道理 |
|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 |
| 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
| 二、各部门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
| 三、十五大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想 |
| 四、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 |
| 第三节 运用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和疲软 |
| 一、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现象 |
| 二、宏观调控的成功和经济的“软着陆” |
|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市场疲软和宏观调控措施 |
| 四、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决策及其应对方略 |
|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六、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历史比较 |
| 第七章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第一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 |
| 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
|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创新意义 |
|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
| 二、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
| 三、和谐社会需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 第八章 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 |
| 一、更加强调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 |
| 二、更加实事求是，根据国情提出经济发展战略 |
| 三、更加锐意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 |
| 四、更加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 |
| 五、宏观调控日益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
| 结语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 |
| 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美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D]. 么红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07)
- [4]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燕丽娜. 南京大学, 2015(01)
- [5]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6]美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报告[J]. 中国省市经委主任赴美考察团. 经济学动态, 1994(01)
- [7]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8]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龙生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9)
- [9]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 许永刚. 苏州大学, 2004(01)
- [10]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D]. 马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