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果树育种四十年成就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高文胜,李国栋,王志刚,李明丽,崔秀峰,于国合[1]（2021）在《山东省果业百年发展历程、成就及展望》文中提出分4个阶段总结回顾了山东省果业百年发展历程,总结了现代化果园初具规模、优势区域集聚度提高、高质量生产水平提升、产业化发展能力增强、设施化生产面积扩大、产业促增收成效显着等果业发展成就,提出了品种优化与良繁体系建设、技术创新与推广体系建设、品牌培育与营销体系建设、规模生产与服务体系建设、主体培育与发展体系建设、数字发展与集群体系建设等发展展望。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容怀钰[4]（2020）在《“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下,1958年12月出现了以改善环境面貌为目的的“大地园林化”号召,引领了一段时期的园林绿化发展高潮,推动了园林绿化建设事业的多方面进展。结合建国后的历史背景和园林绿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收集、整理、解读“大地园林化”的相关文献史料,详细考察了文献作者的社会认知,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实践。从“社会认知”和“实践探索”两方面,还原了“大地园林化”号召内涵和运动概貌,分析了“大地园林化”在新时代的演变,诠释了这场运动在历史潮流中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进而为现代园林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史料,文章发现“大地园林化”这一着名运动的延续,是国家重视和全民行动两者的完美结合,具有自主性、义务性、系统性等特征。从政治领导到专家学者再到普通大众,都在这场广泛的全民性绿化运动中有所贡献,是“全民动员”的完美体现;另一方面,要实现全大地的绿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从山地、平原、四旁及空地处,广泛种植,实现绿化、美化、园林化,是“全域绿化”的集中体现。“大地园林化”号召在发起之初,受时代大背景所限,更多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绿化愿景,但在当今,基于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政策,合理延续“大地园林化”有助于促进我国园林绿化事业全面而系统的发展。
王松[5]（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邢云龙[6]（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葛小寒[7]（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苏媛媛[8]（2017）在《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农民上楼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动员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着效力,是共产党执行公共政策所依附的重要手段。尽管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仍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动员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动员中科学话语的使用、市场力量的直接参与和对各方利益的重视与调节。社会动员已经从党和政府发动和实施、主要由党和政府的分支机构参与动员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民上楼的推进离不开国家科层制的运作,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动员一旦进入实践环节,参与动员的主体即变得多元化。市场力量的壮大使它成为党和政府认可的社会动员主体,在农民上楼中资本以强势姿态下乡参与农村建设,直接参与了社会动员。同时,本土内生的市场力量也在不断引导着社会动员舆论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权威人物都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多元主体在社会动员中的和谐共存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各行为主体通过农民上楼都力图实现自身的利益。社会动员是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资源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动员手段既包括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科学话语建构,也包括经济利益诱导、经济资源调配、组织资源协调和重组,还包括利用乡土社会的关系开展情理动员。同时,适当的体制压力和任务分配也被应用于动员之中。此外,在开展动员的过程中,动员主体建设性地采取典型宣传、参观引导、制定响亮的口号等直观的方式开展动员。社会动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首先由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动,但作为动员对象的农民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动员做出反馈,以自己的姿态来讨价还价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国家的稽查机制、媒体的社会反馈等都使得社会动员过程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权力是社会动员的引擎,它在农民上楼中作用的发挥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项目制运作和科层运动化趋向密不可分。农民上楼本身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作为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项目运作,它需要对体制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同时要落实到基层,也离不开对农民的社会动员以使其接受外部资源带来的社会变迁。其次,农民上楼具有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又依赖科层制来实现,因此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表现出科层运动化的趋向。
李昕升[9]（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提出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孙金荣[10]（2014）在《《齐民要术》研究》文中指出北魏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农学着作,是“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全书计十卷,前九卷计91篇,包括了农、林、牧、副、渔、酿造、饮食等诸多方面内容,同时蕴涵了经贸、文献学、史学、哲学等各方面内容。第十卷又包括149种非中国物产。《齐民要术》内容丰富,涉及生产、生活、文化等广泛领域,是中古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齐民要术》以讲授农业技术为主,具有重要的农业科技价值,同时又蕴涵着丰富深邃的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思想,虽历时千余年,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人文精神和文化思想,仍发挥着巨大作用。《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生平事迹资料匮乏,未知或存疑问题多,籍贯故里研究缺乏实证。但对相关资料研究和实际考察,基本判断：贾思勰与贾思同非一人,但贾思勰、贾思伯、贾思同系同宗同族同辈堂兄弟的可能性最大。故贾思勰亦当先祖籍武威,九世祖避祸来齐,故里在北魏青州齐郡益都县（县治约在今寿光城南十里）。至于贾思勰故里的准确地点可推知可能与贾思伯、贾思同一样在北魏青州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但尚待实证确认。北魏益都县行政区划地图有别于今青州市（1986年前名益都县）行政区划地图。贾思勰故里在不同朝代归属地有异,笼统地说是益都人、青州人、寿光人是不当的。关于贾思勰做的是哪一个高阳太守,一直没有定论。北魏时期有两个高阳郡,一在青州（今山东境内）,一在瀛洲（今河北境内）。因缺乏史料和实物证据,或言贾思勰为官瀛洲高阳郡太守,或言为官青州侨置高阳郡太守,或言为官青州正设高阳郡太守。仔细研究高阳郡的设置与沿革,根据贾思勰交友和事迹判断其年龄,为官时间和侨置高阳郡在时间上不吻合（年龄太小或尚未出生）。统计《齐民要术》中“青州”、“瀛洲”郡名的出现机率,出产果品、蔬菜等物品的记载,方言俗语的使用等,基本可以判断贾思勰为官青州高阳太守。根据《齐民要术》中发达的制曲、酿酒业的记载,考证北魏青州高阳郡（郡治今临淄）数千年发达的酒、醋、酱的酿造历史,也是贾思勰为官青州高阳太守的重要凭证。《齐民要术》引用、参阅图书文献180余种,引用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引用书目中现已失传的有百余种。《齐民要术》引用保存下来的亡佚图书资料,就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有关书目、内容和版本的重要文献资料,了解古代农业科技的重要科技史料,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资料价值。我集汇的《齐民要术》引用的56个亡佚书目,内容涉及地域广阔,涉及物种丰富多样,涉及科技门类多元。这些科技史料,是被《齐民要术》借鉴认同的科技文化思想,也是《齐民要术》科技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农业科技、文化、思想的重要史料,还是现代农业科技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应用的基础,史料价值和现代应用价值极高。《齐民要术》引用的亡佚书目所记录的大量植物、动物物种,及其种植、养殖技术,主要性状、功用等,是农业科技史的宝贵财富。有诸多物种的种植、养殖技术,在现代种植、养殖技术得到验证,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是与现代科技相一致的,其历史传承性、现实应用性强,经济社会效益高。从北魏到北宋,有不同版本流传是可以肯定。至迟在唐代,已有《齐民要术》手写抄本在日本传抄。并且该版本比今天见到的完整的《齐民要术》还多三卷。唐五代有无刻本,难以确定,但有抄本传承是可以肯定的。说南宋龙舒本、明代湖湘本,由北宋天圣年间崇文院刻本传来,恐待商榷。因拿明抄本比对院刻本尚存部分,明抄与院刻不同之处大量存在。如果我们借助金抄作参照,金抄、明抄、院刻对比,则明抄本与金抄、院刻本出入最大,而金抄与院刻出入很小。如果将“影抄高山寺宋本《齐民要术》”卷五,与明抄、金抄卷五做一下比对,会发现规律性问题：明抄、金抄两本明显不同。院刻本与金抄本一致。明抄、金抄、院刻与其它版本间无明显规律可循。再将《齐民要术》卷八作比对,院刻、金抄相同,而与其它本异的情形最多,约145处。明抄、湖湘本同,院刻、金抄本同,同时明抄、湖湘本又与院刻、金抄本异的情形也较多,约110处。院刻、金抄、湖湘本同,明抄异,这种情形也有一定比例,约33处。金抄与院刻同源的说服力强,但明抄与院刻同源的疑虑就大了。南宋龙舒本与明抄本可能自成一系,是否出自院刻值得商榷和研究。《齐民要术》作者的视角和认识层次没有只停留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层面,而是从政治、哲学等多层面,认识农业生产的人本、民本意义,认知天地人之间的和合共存关系,探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思想,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有对现实的深刻启示。《齐民要术》体现了安民、富民、利民等崇高的人文关怀和民本思想,体现出天地人和合的思想,体现出事物有机联系的思想。《齐民要术》人本、民本思想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和合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本、民本思想,天地人和合思想等,是《齐民要术》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需要不断培育的思想意识。天地人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上古的宗教天命观中已孕育着天地人和合思想。贾思勰《齐民要术》继承传统天地人和合思想,并在农业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总结、具体运用、推广发展。其中,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合理种植和养殖等思想,是中国文化思想史、农业史的宝贵资源。对后世的农业科技思想和农业生产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现代农业生态文明有着重要意义。《齐民要术》所提倡的多种经营的大农业观念,重视各物种之间的关系,重视各种资源间的关系与应用。同时体现出经济与生态农业意义。《齐民要术》体现的普遍联系的辩证思想,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运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齐民要术》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农业科技,也讲述了许多农业经济的经营、管理和贸易。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齐民要术》农业经济思想研究较少。《齐民要术》中所讲述的有关农业经济、经营管理和商业贸易的思想,涉及农产品生产与市场交换、农产品的时间价值和生产的连续性、产品存在的差异化、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提高投资收益、提高规模生产、降低劳动成本、提出了土地经营的原则等。《齐民要术》中的经贸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与现代经贸思想比较,在对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认识、时间价值、产品性质、投资收益思想、劳动成本和规模生产的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齐民要术》中的经济贸易思想,也与现代经贸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为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提供了历史借鉴。《齐民要术》讲述了对家庭经营对象（农作物、蔬菜、果品、林木、动物养殖）的选择问题,对私人经营管理的基本原理形成了规律性认识,具体介绍了微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诸多方法和措施,形成了比较简要的理论体系。但是受到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的制约,进行的是或个体或局部的商业贸易活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现代的条件下,商业思想得到发展,并形成一系列的规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农业经济贸易,与《齐民要术》中的经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齐民要术》流传下来农业经营生产方式方法,对现代农业经济贸易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齐民要术》承前启后,总结了深耕、浅耕、初耕、转耕、纵耕、横耕、顺耕、逆耕、春耕、夏耕、秋耕、冬耕等各式各样的耕作方式,并详细说明了每一种耕作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况,如何具体操作。提出了耕、耙、耱、锄、压等一系列的整地保墒技术措施,并对各环节间的巧妙配合、灵活操作等做了系统的归纳。在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方面,强调农作物要多锄深锄,锄小,锄早,逐次调整中耕深度。对已耕坏了的土地,记述了补救和改良措施。《齐民要术》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垦荒造田、耕地保墒、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美田养田、土壤改良、耕种技术改进等土地耕作技术,并一定程度地形成了耕作技术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耕作技术的成熟。这些耕作技术及思想,既体现了北魏精耕细作的主流技术思想,又奠定了现代土壤耕作方法的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农业耕作技术具有重要传承价值和启示意义。现代耕作技术既有对《要术》耕作技术的传承,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值得反思,并需要从传统耕作技术借鉴改进的问题。在少耕或免耕、用地养地结合、绿肥轮作、耕作技术的实践体悟与科学认知等方面,都给后世以传承和启示。我国农作物种植历史悠久。至迟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有了粟、黍、豆、麦等农作物的种植栽培经验,并加以总结。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齐民要术》记述了十数种农作物种植栽培技术,主要讲述了农作物品种类别、特性、选种、种植方法、整地保墒、播种时间、播种量、播种深度、株距、行距、苗期管理、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收获、储藏、留种等技术思想。《齐民要术》对于农作物的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农作物种植栽培科技思想对《齐民要术》农作物种植栽培科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极其广泛的。如在整地、轮作、间作套种、选种、育种认知、制种技术、浸种、播种技术与方法、移栽、播种时令、生长习性和区域种植、生长环境研究、施肥、苗期管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储藏、加工技术等诸多方面,现代农作物种植栽培科技思想对《齐民要术》农作物种植栽培科技思想有着直接的继承与发展。这些技术思想被现代种植栽培技术学习、借鉴、改进、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操作。贾思勰农学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对目前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如《齐民要术》作物物种植的浸种、除草、管理、施肥、储藏的有机、安全、环保等技术与思想；天地人和合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种植过程中各环节相关技术之间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重施基肥、有机肥的理念与实践；依据气候特点、区域特点、作物习性等选择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壤,提高土地的生态效益和生产效率；作物种植的季节时令选择,播种量的把握,中耕锄草、及时收获等方面积累的具体经验技术及实施要求；不同作物间作套种、合理轮作、绿色避害（利用农作物的特性,防治病虫害,如：豆麻间作防虫）；生物防治；翻地晾晒、因地制宜、重视个性差异等,对解决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消耗多、成本高、污染重、风险高等问题,具有非常有益的启示。《齐民要术》对农作物种植栽培科技与思想的总结、归纳,对现代农作物种植栽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蔬菜科技有了重要发展。蔬菜栽培品种持续增多,蔬菜栽培技术不断发展。《齐民要术》中记录栽培方法的蔬菜达32种。涉及蔬菜土壤选择、整地作畦、浸种催芽、播种时令、育苗、栽培、耕锄、施肥、苗期管理、茬口衔接、收获、储藏等各技术环节。形成了系统的蔬菜栽培科学技术,为后世蔬菜栽培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民要术》在蔬菜遗传育种、种植栽培、收获、储藏、加工等方面,在理论与实践的个层面,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齐民要术》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涉及叶菜类、根茎类、水生类32种蔬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为后世蔬菜种植栽培提供了技术、经验、理论和实践依据。《齐民要术》关于蔬菜遗传育种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蔬菜遗传育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民要术》对引种驯化、遗传育种、选种、验种、留种、繁种、种子处理等的阐释,以及蔬菜种植栽培的全局观,菜地的可持续利用,蔬菜生产的持续供应等思想,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和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齐民要术》记述了枣、桃、李、梅、杏、梨、栗、柿、安石榴、木瓜、椒、茱萸等12种果树的栽培技术。记述桑、柘、榆、白杨、棠、毂楮、漆、槐、柳、楸、梓、梧、柞、竹等十余种林木,并伐木篇。比较系统地记述了主要果树及用材树种的生长习性、采种方式、育苗方式、种植技术、抚育模式、伐木技术,主要用途和经济效益,以及果树繁殖技术、果品采收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现代果树、林木种植栽培科技思想,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管理、收获、收藏、加工等方面,对《齐民要术》种植栽培科技思想有继承与发展。《齐民要术》果树林木种植栽培科技思想,在育种栽培技术、经济产业发展、饮食保健、生态高效、加工等方面,对我国现代果树林木种植栽培科技思想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齐民要术》引文浩繁,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在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兼收并蓄、广征博引,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要术》在不同季节、气候、土壤条件下,有关植物种植的布局、耕作、栽培、管理、轮作、套作、混作、施肥、灌溉、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方法,对今天的农业生产依然具有宝贵价值。在农、林、牧、副、渔、生物技术、饮食、史学、哲学、经济学等更广泛的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
二、山东省果树育种四十年成就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果树育种四十年成就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山东省果业百年发展历程、成就及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发展历程 |
| 1.1 1921—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果业萌芽阶段 |
| 1.2 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基础发展阶段 |
| 1.3 1979—2010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阶段 |
| 1.4 2011年至现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展阶段 |
| 2 主要成就 |
| 2.1 现代化果园初具规模 |
| 2.2 优势区域集聚度提高 |
| 2.3 高质量生产水平提升 |
| 2.4 产业化发展能力增强 |
| 2.5 设施化生产面积扩大 |
| 2.6 产业促增收成效显着 |
| 3 发展展望 |
| 3.1 品种优化与良繁体系建设 |
| 3.2 技术创新与推广体系建设 |
| 3.3 品牌培育与营销体系建设 |
| 3.4 主体培育与发展体系建设 |
| 3.5 规模生产与服务体系建设 |
| 3.6 数字发展与集群体系建设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大地园林化”理念与实践研究现状 |
| 1.3.2 “绿化祖国”运动研究现状 |
| 1.3.3 建国以来其他相关“绿色”思想的研究现状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小结 |
| 1.4 研究对象、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从“绿化”到“大地园林化”的历史进程 |
| 2.1 起步时期(1949-1953) |
| 2.1.1 机构初设,发展教育 |
| 2.1.2 普遍护林与重点造林 |
| 2.1.3 传统造园的延续与开放 |
| 2.2 建设时期(1953-1957) |
| 2.2.1 “绿化祖国”的提出 |
| 2.2.2 青年群体“大力造林” |
| 2.2.3 学习“苏联绿化模式” |
| 2.2.4 造园中学苏与传统辩证应用 |
| 2.3 跃进时期(1958-1960) |
| 2.3.1 “大地园林化”的提出 |
| 2.3.2 发展育苗,加速造林 |
| 2.3.3 普遍绿化与结合生产 |
| 2.4 调整时期(1960-1965) |
| 2.4.1 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 |
| 2.4.2 “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偏颇 |
| 2.5 停滞与倒退时期(1966-1976) |
| 2.5.1 “四旁”与平原绿化整顿 |
| 2.5.2 园林绿化的破坏与损失 |
| 2.6 恢复重建与蓬勃发展时期(1976-至今) |
| 2.6.1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针的回归 |
| 2.6.2 “大地园林化”的新发展 |
| 2.6.3 百花齐放的园林建设 |
| 2.7 本章小结 |
| 2.7.1 由点到面,科学规划 |
| 2.7.2 由量到质,合理造林 |
| 2.7.3 由少到多,广泛动员 |
| 3 “大地园林化”史料生产的社会动力 |
| 3.1 政治人物的眼界 |
| 3.1.1 绿化理念的前瞻视野 |
| 3.1.2 绿化建设的实践考量 |
| 3.1.3 理性思考与政策延续 |
| 3.2 林业人士的观点 |
| 3.2.1 林业的经济和生态意义 |
| 3.2.2 绿化方向上的规划建设 |
| 3.2.3 林业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
| 3.3 农业人士的认知 |
| 3.3.1 林业与农业的相互作用 |
| 3.3.2 农业园林化的实现措施 |
| 3.4 水利人士的态度 |
| 3.4.1 水土保持与园林化 |
| 3.4.2 黄河两岸的园林化 |
| 3.5 园林人士的理念 |
| 3.5.1 发展大地园林化 |
| 3.5.2 重提大地园林化 |
| 3.6 大众媒体的传播 |
| 3.6.1 大众文学艺术传播 |
| 3.6.2 区域社会活动领域传播 |
| 3.7 本章小结 |
| 3.7.1 政治人物率先引导了“大地园林化” |
| 3.7.2 各类专家理性推动了“大地园林化” |
| 3.7.3 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了“大地园林化” |
| 4 “大地园林化”农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4.1 以防护为主的造林 |
| 4.1.1 水土保持林 |
| 4.1.2 水岸防护林 |
| 4.1.3 农田防护林 |
| 4.1.4 护村林 |
| 4.2 以生产为主的造林 |
| 4.2.1 用材林 |
| 4.2.2 特用经济林 |
| 4.2.3 苗圃 |
| 4.2.4 果园 |
| 4.3 基于交通线路的造林 |
| 4.3.1 铁路 |
| 4.3.2 公路 |
| 4.3.3 交叉口 |
| 4.3.4 道路绿化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实施统一规格标准,超量完成造林任务 |
| 4.4.2 树种选择的单一化,栽植质量良莠不齐 |
| 5 “大地园林化”园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5.1 公共绿地的园林化 |
| 5.1.1 公园园林化 |
| 5.1.2 车站园林化 |
| 5.1.3 纪念地园林化 |
| 5.1.4 广场绿化 |
| 5.2 专用绿地的园林化 |
| 5.2.1 居住区园林化 |
| 5.2.2 学校园林化 |
| 5.2.3 工厂园林化 |
| 5.3 本章小结 |
| 5.3.1 生产化的大众造园 |
| 5.3.2 地域性的园林差异 |
| 5.3.3 愿景式的理想规划 |
| 6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1.1 “园林化”的生产生态认知 |
| 6.1.2 社会认知下的全民性运动 |
| 6.1.3 社会实践下的理想与现实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史料出版 |
| (二)馆藏档案 |
| (三)学术成果 |
| (四)其它方面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重点 |
| (三)难点 |
| (四)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主体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 二、赈济工作 |
| 三、农业活动 |
| 四、成就与局限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 三、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 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6）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和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及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特色 |
| 第一章 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 |
| 第一节 明代花卉园艺的发展进程与特点 |
| 第二节 审美风气嬗变与游赏之风的兴起 |
| 一、明代前期社会审美风尚相对保守及其时代文化背景 |
| 二、明代中后期审美风尚的骤变和北京游赏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 北京花卉园艺及游赏之风的影响 |
| 第二章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
| 一、种花、养花、插花与赏花 |
| 二、赐花、簪花、餐花与赠花 |
| 三、写花、绘花与咏花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状况及其代表意义 |
| 第三章 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主要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 |
| 一、国花长作野蔬看:牡丹 |
| 二、百千新艳一时开:芍药 |
| 三、秋林无日不黄花:菊花 |
| 四、红杏株株间绿杨:杏花 |
| 五、暗香浮室胜芝兰:梅花 |
| 六、花开花落如红雪:其他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主要的花卉游赏活动 |
| 一、雅集结社赏花 |
| 二、岁时节令赏花 |
| 三、园林寺观赏花 |
| 第三节 游赏活动的场所分布及空间布局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特点 |
| 一、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 |
| 二、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 |
| 三、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 |
| 第四章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 |
| 一、前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 |
| 二、后期: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 |
| 第二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园林景观及文人创作 |
| 一、明代北京园林中的花卉介绍 |
| 二、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赏花风尚特征及文学书写的时代表现 |
| 一、明以前瓶花与盆景鉴赏风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 |
| 二、明代北京瓶花与盆景观赏及文学创作的繁荣 |
| 三、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时代特征——以袁宏道《瓶史》为中心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创作个案研究 |
| 一、“茶陵派群体”赏花唱和及其政治与文学意义 |
| 二、吴中士人在京赏花赋诗的精神归向和文学旨意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瓶史》在明代刊刻流传及东传日本的“环流”影响 |
| 附录二 :明代“玉堂赏花”诗、词唱和辑录 |
| 附录三 :明代花卉文献(谱录类)汇总及叙录提要 |
| 征引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上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丰峪镇:研究个案概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一、社会动员的概念辨析 |
| 二、社会动员的相关研究 |
| 三、社会动员:功能主义或冲突论视角 |
| 第三章 动员的生成与发展 |
| 一、自上而下的层级动员 |
| 二、体制内的资源动员 |
| 三、信息反馈机制 |
| 第四章 动员的基层实践 |
| 一、县-乡-村的层级动员与宣传动员 |
| 二、基层的资源动员与利益诱导 |
| 三、行政动员的使用 |
| 四、乡村的情理动员与关系动员 |
| 第五章 “无形之手”的有形参与 |
| 一、企业介入带来的动员效果 |
| 二、乡村内生市场力量的非正式动员 |
| 三、拆迁公司的直接动员 |
| 第六章 农民的回应 |
| 一、农民的态度与考量 |
| 二、行为支持与变通 |
| 三、农民的维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与时代变迁 |
| 二、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 |
| 三、未竟的城镇化,铁打的社会动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南瓜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南瓜在美洲的起源与传播 |
| 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 |
| 二、南瓜在欧亚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
| 一、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
| 二、南瓜传入中国的路径 |
| 第二章 南瓜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南瓜名称考释 |
| 一、南瓜的主要名称 |
| 二、南瓜的其他别称 |
| 第二节 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 |
| 一、南瓜与笋瓜、西葫芦 |
| 二、南瓜的品种资源 |
| 第三章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一节 南瓜在全国的引种路线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各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一、南瓜在东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二、南瓜在华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三、南瓜在西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四、南瓜在西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五、南瓜在东南沿海的引种和推广 |
| 六、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的生产和发展 |
| 一、南瓜在全国的生产概况 |
| 二、南瓜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四章 南瓜生产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栽培技术的积累 |
| 一、播种育苗 |
| 二、定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病虫害防治 |
| 五、采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改进 |
| 一、选种育种 |
| 二、播种育苗 |
| 三、定植 |
| 四、田间管理 |
| 五、病虫害防治 |
| 六、采收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
| 第五章 南瓜加工、利用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奠基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改进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
| 第六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因素 |
| 一、生态适应性 |
| 二、生理适应性 |
| 第二节 救荒因素 |
| 一、南方地区 |
| 二、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移民因素 |
| 一、西南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与“改土归流” |
| 二、东南棚民潮:“客家棚民”与“江西填湖广” |
| 三、东北大移民:“招民开垦”与“闯关东” |
| 第四节 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
| 一、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 |
| 二、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的原因 |
| 第五节 经济因素 |
| 一、南瓜的相对经济优势 |
| 二、南瓜加工、利用的经济优势 |
| 三、南瓜其他利用方式的经济优势 |
| 第七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救荒、备荒的影响 |
| 一、全国性的救荒影响 |
| 二、六大区的具体救荒影响 |
|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改变了蔬菜作物结构 |
| 二、影响了农业种植制度 |
| 第三节 对经济的影响 |
| 一、直接南瓜贸易对经济的影响 |
| 二、南瓜子对经济的促进 |
| 三、南瓜众多深加工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 |
| 四、南瓜与养殖业发展 |
| 第八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
| 一、基本性状的描述 |
| 二、同食相忌 |
| 三、具体应用 |
| 第二节 南瓜与文化 |
| 一、南瓜精神 |
| 二、南瓜民俗 |
| 三、南瓜观赏文化 |
| 四、南瓜名称文化 |
| 五、南瓜饮食文化 |
| 第三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二、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齐民要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和价值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基本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六、主要观点 |
| 七、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贾思勰生平考略 |
| 第一节 贾思勰籍贯故里考 |
| 一、关于贾思勰籍贯、故里研究与表述存在的问题 |
| 二、贾思伯与贾思同的籍贯、故里 |
| 三、贾思勰与贾思同是否为同一人? |
| 四、贾思勰与贾思伯、贾思同的关系 |
| 五、古今益都、青州、寿光行政区划及贾氏故里 |
| 第二节 贾思勰为官“高阳”郡治考 |
| 一、关于高阳郡及贾思勰为官高阳的有关记述 |
| 二、关于高阳郡的设置与沿革 |
| 三、贾思勰做的哪个高阳郡的太守? |
| 结论 |
| 第二章 《齐民要术》保存亡佚图书资料及其文献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引用亡佚图书集汇 |
| 一、《齐民要术·序》引《仲长子》集汇 |
| 二、《齐民要术·序》引《谯子》 |
| 三、《齐民要术》引《周书》 |
| 四、《齐民要术》引《世本》 |
| 五、《齐民要术卷第一·耕田第一》引《纂文》 |
| 六、《齐民要术卷第一·耕田第一》引《杂阴阳书》 |
| 七、《齐民要术》引《汜胜之书》 |
| 八、《齐民要术》引《四民月令》 |
| 九、《齐民要术》引崔寔《政论》 |
| 十、《齐民要术》引《春秋元命苞》 |
| 十一、《风土记》 |
| 十二、《字林》 |
| 十三、《永嘉记》 |
| 十四、《广州记》 |
| 十五、《郭子》 |
| 十六、《淮南万毕术》 |
| 十七、《家政法》 |
| 十八、《声类》 |
| 十九、《食经》 |
| 二十、《三仓》 |
| 二十一、《范子计然》 |
| 二十二、《邺中记》 |
| 二十三、《荆州土地记》 |
| 二十四、《广志》 |
| 二十五、犍为舍人、孙炎《尔雅》的注本 |
| 二十六、《淮南子》许慎注本 |
| 二十七、《陶隐居本草》 |
| 二十八、郑玄注《尚书大传》三卷 |
| 二十九、《齐民要术》引《养生经》 |
| 三十、《养鱼经》 |
| 三十一、晋王沈撰《魏书》 |
| 三十二、《交州记》 |
| 三十三、《东方朔传》 |
| 三十四、《吴录》 |
| 三十五、《南中八郡志》 |
| 三十六、《荆州记》 |
| 三十七、《湘州记》 |
| 三十八、《诗义疏》 |
| 三十九、《林邑国记》 |
| 四十、《南越志》 |
| 四十一、《登罗浮山疏》 |
| 四十二、《吴记》 |
| 四十三、《游名山志》 |
| 四十四、《晋起居注》 |
| 四十五、《仓颉解诂》 |
| 四十六、《夏统别传》注 |
| 四十七、《皇览》 |
| 四十八、《齐地记》 |
| 四十九、《西河旧事》 |
| 五十、《庄子》司马彪注 |
| 五十一、《南方记》 |
| 五十二、《吴氏本草》 |
| 五十三、《异物志》 |
| 五十四、《临海异物志》 |
| 五十五、《南州异物志》 |
| 五十六、《南方异物志》 |
| 第二节 《齐民要术》保存亡佚图书资料的史料价值 |
| 一、《齐民要术》保存亡佚图书资料的文献史料价值 |
| 二、《齐民要术》保存亡佚图书资料的农业科技史料价值和应用价值 |
| 第三章 《齐民要术》版本与校勘存疑研究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主要版本(刻本、抄本、校本)源流研究 |
| 一、关于《齐民要术》主要版本、抄本、校本流传概述 |
| 二、《齐民要术》主要版本(刻本、抄本、校本)源流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齐民要术》校勘存疑研究举要 |
| 一、“有”、“无”之辨 |
| 二、桂阳太守、桂阳县令之辨 |
| 三、银、钱、根之辨 |
| 四、“妨”字衍缺之辨 |
| 第四章 《齐民要术》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中的哲学思想 |
| 一、《齐民要术》中的人本、民本思想 |
| 二、《齐民要术》中的天地人和合思想 |
| 三、《齐民要术》中普遍联系的辩证思想 |
| 第二节 《齐民要术》哲学思想的文化渊源 |
| 一、《齐民要术》人本、民本思想的文化渊源 |
| 二、《齐民要术》天地人和合思想的文化渊源 |
| 三、《齐民要术》普遍联系思想的文化渊源 |
| 第三节 《齐民要术》哲学思想的文化意义 |
| 一、《齐民要术》人本、民本思想文化意义 |
| 二、《齐民要术》天、地、人和合思想的文化意义 |
| 三、《齐民要术》普遍联系辩证思想的传承与意义 |
| 第五章 《齐民要术》经济商贸思想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经济商贸思想 |
| 一、农产品生产与市场交换 |
| 二、农产品的时间价值和生产的连续性 |
| 三、注重多种经营,发挥物种的比较优势和经济效益 |
| 四、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提高投资收益 |
| 五、注重规模生产和降低劳动成本 |
| 六、量已力、宁少好、不多恶的土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原则 |
| 第二节 《齐民要术》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差异比较 |
| 一、对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认识的差异 |
| 二、时间价值差异 |
| 三、产品比较优势的差别 |
| 四、投资收益思想差异 |
| 五、劳动成本和规模生产的理念差异 |
| 小结 |
| 第六章 《齐民要术》土壤耕作技术思想及其现代传承与启示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中的耕作技术与思想 |
| 一、火烧、(?)杀、开垦、耕种——明确垦荒造田的方法 |
| 二、“耕地以燥湿所得为佳”——强调土壤干湿适度 |
| 三、“秋耕欲深,春夏欲浅”——耕地保墒要因时制宜 |
| 四、“初耕欲深,转耕欲浅”——耕地保墒要因地制宜 |
| 五、耕地量力择时、耕锄因地而异、麻田耕不厌熟——耕地保墒方式要灵活 |
| 六、“犁欲廉,劳欲再”——精耕细作思想 |
| 七、“美田之法,绿豆为上”——美田、养田之法 |
| 八、“强土尔弱之”“弱土尔强之”——土壤改良技术思想 |
| 九、“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重视耕种技术改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
| 十、“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强调耕织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齐民要术》耕作技术思想的现代传承与启示 |
| 一、从传统耕作技术的实践体悟到现代耕作技术的科学认知 |
| 二、少耕或免耕的水土、资源、环境效益 |
| 三、《齐民要术》用地养地结合与绿肥轮作的当代启示和意义 |
| 四、《齐民要术》环割技术的传承与启示 |
| 五、《齐民要术》耕作种植技术思想的当代启示和意义 |
| 结语 |
| 第七章 《齐民要术》农作物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农作物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一、《齐民要术》种谷技术思想 |
| 二、《齐民要术》种黍技术思想 |
| 三、《齐民要术》大豆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四、《齐民要术》大小麦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五、《齐民要术》水稻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第二节 现代农作物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一、现代种谷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二、现代种黍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现代大豆种植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四、现代大、小麦种植栽培技术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五、现代水稻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节 《齐民要术》农作物种植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一、《齐民要术》种谷技术思想的现代意义 |
| 二、《齐民要术》种黍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 |
| 三、《齐民要术》大豆种植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四、《齐民要术》大小麦种植技术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第八章 《齐民要术》蔬菜种植技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蔬菜种植技术思想 |
| 一、《齐民要术》大蒜种植技术思想 |
| 二、《齐民要术》种姜技术思想 |
| 三、《齐民要术》种韭技术思想 |
| 第二节 现代蔬菜种植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一、现代大蒜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二、现代种姜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现代种韭植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节 《齐民要术》蔬菜种植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一、《齐民要术》大蒜种植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 |
| 二、《齐民要术》生姜种植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 |
| 三、《齐民要术》种韭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 |
| 第九章 《齐民要术》果树林木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第一节 《齐民要术》果树林木种植栽培科技思想 |
| 一、《齐民要术》枣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二、《齐民要术》桃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三、《齐民要术》梨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四、《齐民要术》柰(苹果)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五、《齐民要术》柿树栽培技术思想 |
| 六、《齐民要术》中榆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 |
| 七、《齐民要术》白杨栽培技术思想 |
| 第二节 现代果树林木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一、现代枣树种植栽培技术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二、现代桃树种植栽培技术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四、现代苹果种植栽培技术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五、现代柿树种植栽培技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六、现代榆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七、现代白杨种植栽培技术思想对《齐民要术》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节 《齐民要术》果树林木种植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一、《齐民要术》枣树种植栽培科技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二、《齐民要术》桃树种植栽培科技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三、《齐民要术》梨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与意义 |
| 四、《齐民要术》柰(苹果)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
| 五、《齐民要术》柿树栽培种植技术思想的现代意义 |
| 六、《齐民要术》榆树种植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意义 |
| 七、《齐民要术》白杨栽培技术思想的现代意义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着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山东省果树育种四十年成就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省果业百年发展历程、成就及展望[J]. 高文胜,李国栋,王志刚,李明丽,崔秀峰,于国合. 落叶果树, 2021(04)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D]. 容怀钰.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5]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8]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D]. 苏媛媛. 南京大学, 2017(05)
- [9]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10]《齐民要术》研究[D]. 孙金荣. 山东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