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鲜祖德,程子林,高婷[1]（2019）在《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会议是国际统计界的盛会,集中反映全球官方统计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本文对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50届会议最主要的若干问题,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国家质量保证框架、官方统计使用大数据、国民账户体系、统计用途商业登记册、价格统计、住户调查、国际比较方案等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概述,从4个方面提出了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对中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启示。
倪江林[2]（1994）在《中国参加国际统计学会活动综述》文中研究指明 国际统计学会第50届大会将于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统计界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活动,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统计工作和统计科学的发展。为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现已开始征集论文（山西省统计局、晋统研字[1994]43号文件）,但国际统计学会的活动,对我国统计科学的影响与作用,系统性的介绍很少。为此笔者将我国参加各届国际统计学会会议的人数,论文篇数、议题内容、宣读情况、大会反应以及有关情况做些介绍供同志们参考。
王美今[3]（1996）在《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文中指出 国际统计学会（ISI）第50届大会于1995年8月21—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国际统计学界的空前盛会,是国际统计学会历届大会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来自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统计学者和专家莅会,其中有中国代表300多位;会议期间宣读、交流了体现各国最新统计科研成果的特邀论文90篇,提交会议
杨发祥[4]（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指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本刊编辑部[5]（1995）在《国际统计学会第50届会议综述》文中指出筹备近八年之久的国际统计学会第50届会议已于1995年8月21日至29日在北京胜利召开。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统计学家参加了本次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国际统计学会主席高什、北京市市长李其炎、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出席了21日下午的开幕式并分别致辞。本次会议的名誉主席、国务院总理李鹏也于24日下午会见了国际统计学会第50届会议代表。我国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国际统计学会负责人以及8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官员也出席了本次大会的开幕式。
杨松才[6]（2008）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文中提出贸易中的劳工权利保障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全球化需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资本和技术流动的无国界性和劳动力流动的有国界性,使得劳动力在与资本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竞争造成了发达国家失业上升,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恶化。国际劳工标准没有得到遵守,劳工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面对新的挑战,具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WTO无动于衷,而国际劳工组织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双双受到强烈的批评。国际社会在提及劳工权利时,往往将其与劳工标准相提并论。与劳工权利一样,劳工标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宣言最终将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权、取消强迫劳动、机会与待遇平等、取消童工等四项核心劳工标准从所有劳工标准中分离出来,并视之为基本人权。劳工权利保障问题由来已久,但严格意义的劳工权利保障立法出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劳工权利的法律保护先后经历了国内劳工立法、国内劳工立法到国际规制,贸易立法中的劳工权利、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权利若干历史发展阶段。受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美国和欧盟提出在GATT/WTO论坛上就加入劳工标准进行讨论。发展中国家却担心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坚决加以反对。总体来看,发达国家支持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发展中国家反对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支持者认为,劳工标准关乎劳工的人权,而核心劳工标准则涉及到劳工的基本人权。劳工权利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权利,它们源于人的道德、理性和尊严。如果任凭发展中国家降低劳工标准于不顾,将造成社会倾销,造成工作机会从高工资、高标准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低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者认为,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企图压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反对者认为将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是为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人权理念和价值标准制造借口,目的在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干预。在GATT/WTO贸易论坛上讨论劳工权利的建议搁浅以后,美国和欧盟仍然没有放弃通过贸易推行劳工标准的努力。一方面,它们继续利用国内立法、普惠制等强迫性或者激励性单边贸易措施迫使或者诱使其贸易伙伴接受国际劳工标准,从而造成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可能冲突和对立。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使用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推行国际劳工标准。美国和欧盟对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它们在WTO论坛讨论劳工权利的意愿。由于双边/区域贸易协定采取内外有别的贸易安排,美国和欧盟主导下的此类贸易协定的迅速增加,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全球贸易利益。GATT/WTO贸易协定中有若干个条款可以与劳工权利联系起来。实际上,除了GATT第20条所列举的若干例外事项与劳工权利有较大关联外,其他条款很模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些条款的模糊性,极有可能被美国和欧盟等所利用,作为其对它们认为不遵守劳工标准的国家采取贸易制裁的依据。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必要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内容;同时,需要改革现有劳工权利的国际执行机制,通过将劳工权利纳入WTO贸易政策审核机制和建立WTO/ILO贸易争端联合解决机制,来推行劳工权利的执行。为了防止这些措施被滥用,应严格限定这些措施只适用于与贸易有关的四项基本劳工权利。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在WTO论坛上积极应对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的谈判,正确行使国际话语权。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国内立法与国际标准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应加速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尤其是基本劳工权利公约的批准,改革国内立法使之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尤红[7]（2015）在《女记者职业生涯中的社会性别建构 ——以南京电视记者为例》文中指出对女性而言,职业是女性社会性别中十分重要的社会内涵,这是由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众多女子职业中,媒体业的特殊性是极其明显的。一方面,媒体为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女性实现经济自主和人格独立提供了实践机会;一方面,媒体在鼓动新思潮方面有着巨大影响;还有一方面就是媒体业中的新闻业在传统上仍然是一个男性化的领域。在这种职业的生涯发展中,女性的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是媒体女性乃至处于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中的职业女性都十分关注的话题。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使用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社会性别”这一分析框架——即将社会性别视为关于两性差异的社会文化建构,可以通过文化象征、规范性概念、社会组织和机构和主体认同四个层次加以分析——考察在新闻业的职业生涯中,女记者的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女记者反过来对职业性别生态的改变。本文的研究对象“女记者”选取的是媒体中担任新闻采访工作的女性从业者,也包括之前从事一线采访工作,之后进入管理岗位的制片人、部门负责人以及频道负责人。作为江苏电视代表的江苏广电和南京广电在全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本研究聚焦于这样两个电视平台上的女记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由导论、理论与文献,研究设计、正文、分析与讨论五个部分组成。正文的核心部分围绕女记者的性别建构与反制展开。主要从职业进入的角色期望、职业征途中的性别气质建构、职业发展中的性别角色建构去分析职业生涯中女记者的性别建构,同时讨论女记者对职业性别生态的性别反制以及自我性别身份认同,这里的性别反制主要是相对于性别建构而言,指女记者通过自己的职业表现和性别特质反过来对职业性别生态产生影响和改变。首先讨论不同的职业进入的背景所对应的角色期望。接着分析职业征途中的性别气质建构。分析记者职业征途中的职业行为——电视采访和出镜对女记者性别气质的塑造,以及在采访“前台”和“后台”的不同性别地位对女记者性别气质的规训。电视采访和出镜中的女性气质与传统性别规范高度契合时,女记者的性别角色和职业角色获得了双重认可和确认;而当电视采访和出镜中的男性气质与女记者的性别身份出现冲突时,在性别建构上之所以会出现所谓“专业人士”和“主流文化所能定义的妇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女记者会选择顺应或挑战这种紧张,从而带来女性气质模糊或突出女性气质两个结果。同时电视采访和出镜塑造了女记者的现代女性气质。女记者的采访工作可以被视为职场的“前台”,职场交际就属于职场的“后台”。综合女记者在采访前台和后台的地位和表现,即便其因为女性性别身份在男性那里取得性别优势,可以是一离开采访前台,进入社交后台,又变成被男性关照甚至消费的对象。职业发展中的性别角色建构,是从职业发展中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升迁来看女记者的性别角色建构。因为婚育给女记者带来的职业生涯的不连续,“工作母亲”这样的角色对女记者起到训诫作用。个人升迁中多年的副职岗位,使得她们处于“渴望成功”与“避免成功”的两难境地,职业发展中的性别角色在职业生涯中规训着女记者。同时,女记者在被建构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进行性别反制。她们通过在电视采访和团队管理中的的职业表现以及性别特质改变着关于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时也给职业性别生态带来变化。在分析与讨论部分,阐释女记者的性别观念认知和性别身份认同状况,来分析女记者的社会性别特征,通过揭示新闻领域女性社会性别对于中国社会中女性的职业发展具有的启示意义,延展到建设对女性友好的职业文化的展望和分析。
王通[8]（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李国选[9]（2015）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海洋权益》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已成为国际性的议题。中国超越了历史上大国武力崛起的道路而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实现自身实力的增长,尽可能降低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的不良效应,从而让国际社会乐于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但客观的现实是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资源,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如何获取资源就成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陆地资源开发将尽的预期日益强烈,继续开发的成本太大,且边际效用严重递减。而在21世纪,占地球总面积71%的海洋是世界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是世界贸易得以顺利进行的主要载体,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要舞台。从历史上看,海洋对国家发展的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海权与海洋权益。海权与大国武力崛起模式紧密关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武力崛起模式受到限制越来越大。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势下,海洋权益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增大。虽然海权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只是其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海权与海洋权益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二者都对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海洋权益具有物质、观念与制度三种基本表现形式。物质形态的海洋权益主要表现为海洋政治权益、海洋安全权益、海洋经济权益、海洋通道权益和海洋科研权益；观念形态的海洋权益主要表现为海洋空间观念、海洋竞争观念和海洋资源观念；制度形态的海洋权益主要表现为领海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大陆架制度、公海制度与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作为海洋权益的一个重要基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称为“海洋宪章”,具有强大的规范性能力,是衡量国家海洋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标准。即使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也不敢公开反对它,也经常把其海洋行为视为追求和维护其海洋权益的行为。海洋权益的规范性能力主要体现在海洋权益观念的建构能力与制度性海洋权益及物质性海洋权益的因果塑造能力。海洋权益正是凭借其规范性的能力渗透到国家的发展之中。海洋权益不断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促使中国和平发展的水平日益提高。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外向性明显,越来越突破国家领土的限制,通过海洋渗透到世界的角角落落,海洋权益成为国家发展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海外资源和海外贸易的依赖度空前提高。海洋权益中的安全权益、经济权益、政治权益、通道权益与科研权益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中国和平发展能够成功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洋权益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与中国对海洋权益的维护、吸收和利用程度有明确的正相关关系。海洋权益作用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历经有限接触、全面对接与深入融合三个阶段。目前,这一进程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和平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中国海洋权益的支撑是密不可分的。持续不断的海洋权益输入是中国和平发展必要条件,所以,中国周边的海洋权益争端的解决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最终成功的基本前提。随着中国海洋权益渗透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因子和要素越多,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实践水平就会越来越高。中国的海洋权益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合作性与合法性三个基本特征,这意味着中国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是以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国际海洋法为基础的,根本不会破坏现存的国际海洋秩序。全球性的中国海洋权益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局限于中国的大陆和领海,而应扩展于国际公共海域；合作性的中国海洋权益表明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并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海洋权益争端；合法性的中国海洋权益预示着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维护与吸收海洋权益的正当性。中国的海洋权益包括中国管辖范围内的海洋权益与管辖范围外的海洋权益。国际公共海域的面积约为2.5亿平方公里,是中国拓展海洋权益的重要空间,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资源来源地,和谐海洋理念的重要践行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与海上邻国存在的海洋权益争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已产生抑制作用,尽管这些抑制作用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但应足以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鉴于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根本解决,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公共海域的海洋权益,维护、吸收和利用这些海洋权益来弥补中国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带给中国的损失。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应注重提升在国际公共海域中维护和拓展海洋权益的能力。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良性互动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路径,也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最佳选择模式。海洋权益能够提供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和平发展引导、保护和规范中国海洋权益的吸收和利用。这既是对历史上武力建设海洋强国道路的摒弃,又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持续、快速与健康的和平发展需要充分供给的资源、和平的海上安全环境与海洋战略通道的畅通等三项基本条件。当下及未来最大的问题是海洋权益争端影响了海洋权益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供养,彻底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是和平发展的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战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海洋权益融入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决定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
朱谦[10]（2006）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研究 ——以行政许可为中心》文中提出本文旨在试图从涉外环境行政法的角度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人类是怎样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不确定性情形下，形成全球温室气体控制的国际法律?作为《京都议定书》最具创新特点的清洁发展机制形成过程以及确立的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是什么?清洁发展机制是如何通过涉外环境行政法对其加以实施的? 尽管，还有许多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存在，但是，可以确认的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确实已经和将继续从多方面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对人类排放温室气体行为进行控制。之后，在1997年又进一步达成《京都议定书》，以明确公约附件一国家在第一个承诺期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该议定书里，创造性地确立了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在内的三种灵活机制以帮助附件一国家完成削减任务。然而，由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尤其是美国退出议定书，尽管，经过多年艰苦的谈判和妥协，《京都议定书》最终生效，但是，其第一个承诺期里规定的削减指标已经被大打折扣。 作为京都灵活三机制之一的清洁发展机制，是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通过项目活动从事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其确立的依据包括温室气体减排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不仅能降低附件一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而且还能促进非附件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尽管，清洁发展机制是一个国际法律问题，但是，它是在非附件一国家通过国内行政主管机构对项目进行行政许可来加以实施的，因此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行政法问题。 对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能否促进非附件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往往是各非附件一国家重点考虑的问题。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是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国际社会也没有一个通用的准则，它只能依赖各非附件一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来加以确认。当然，非附件一国家设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条件时，通常还会要求通过项目的实施，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促进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让。同时，对于资金的额外性也是非附件一国家在实施项目行政许可时特别关注的。 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确保项目环境效益完整性，即确保项目能够带来长期的、实际可测量的、额外的减排量，还需要建立一
二、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可持续发展目标最新工作进展 |
| 二、官方统计基本原则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2018年全球调查结果分析 |
| (三) 开放数据成为官方统计原则新内容 |
| 三、国家质量保证框架 |
| (一) 新设立的专家组推出《联合国官方统计国家质量保证框架手册》 |
| (二) 对2012年通用国家质量保证框架模板和准则执行情况开展了全球调查 |
| (三) 2019-2023年期间执行计划 |
| 四、官方统计使用大数据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联合国全球平台建设情况 |
| (三) 国际大数据应用案例 |
| (四) 未来全球工作组工作计划 |
| 五、国民账户体系 |
| (一) 国民账户体系的使用情况 |
| (二) 国民账户体系研究新动向 |
| (三) 数据收集和数据交换活动 |
| 六、统计用途商业登记册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统计用途商业登记册准则》主要内容 |
| 七、价格统计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手册》的更新情况 |
| 八、住户调查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2017年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摸底调查情况 |
| 九、国际比较方案 |
| (一) 相关背景 |
| (二) 2017和2018两年间国际比较最新活动情况 |
| 十、对中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启示 |
| (一) 以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助推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统计界的潮流与趋势 |
| (二) 稳步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计监测工作是今后十几年全球统计界最为关注的核心工作 |
| (三) 国际通行统计准则为中国统计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遵循 |
| (四) 中国统计在世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
（3）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统计理论的深化和分析技术的新进展 |
| 二、统计方法应用的创新与经验 |
| 三、发展统计教育的新思维 |
（4）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6）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权利内涵辨析 |
| 2.1 劳工权利的概念辨析 |
| 2.1.1 劳工权利与劳工标准 |
| 2.1.2 基本劳工权利和核心劳工标准 |
| 2.1.3 人权语境下的劳工权利 |
| 2.2 基本劳工权利的主要内容 |
| 2.2.1 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权（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the Right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
| 2.2.2 取消强迫劳动（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
| 2.2.3 机会与待遇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Treatment） |
| 2.2.4 消除童工（Abolition of Child Labor） |
| 2.3 国际贸易与劳权利保障的关系 |
| 2.3.1 劳工权利保障与国际贸易联系的模式 |
| 2.3.2 劳工权利保障和国际贸易联系的意义 |
| 第3章 贸易与劳工权利保障的历史与论争考察 |
| 3.1 贸易与劳工权利保障的历史演进 |
| 3.1.1 劳工权利保障的缘起 |
| 3.1.2 劳工权利保障的变迁——从国内立法到国际规制 |
| 3.1.3 劳工权利保障的转折——贸易立法中的权利 |
| 3.1.4 劳工权利保障的发展——贸易协定中的权利 |
| 3.2 贸易措施与劳工权利保障的论争 |
| 3.2.1 赞成贸易与劳工权利保障挂钩 |
| 3.2.2 反对贸易与劳工权利保障挂钩 |
| 第4章 单边贸易措施与劳工权利保障 |
| 4.1 激励性单边贸易措施与劳工权利保障 |
| 4.1.1 美国普惠制 |
| 4.1.2 欧盟普惠制 |
| 4.1.3 比利时《社会责任生产推广法》 |
| 4.2 强迫性单边贸易措施与劳工权利保障 |
| 4.2.1 《斯穆特—霍利法》第307 条款 |
| 4.2.2 超级301 条款 |
| 4.2.3 美国《童工遏止法案》 |
| 4.2.4 《缅甸自由与民主法》 |
| 4.3 单边贸易措施的法理基础与困境 |
| 4.3.1 单边贸易措施的法理基础 |
| 4.3.2 单边贸易措施的困境 |
| 第5章 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与劳工权利保障 |
| 5.1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劳工权利保障 |
| 5.1.1 美国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 |
| 5.1.2 《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 |
| 5.1.3 《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
| 5.1.4 美国柬埔寨纺织品协定 |
| 5.2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权利保障条款 |
| 5.2.1 欧共体条约 |
| 5.2.2 北美劳工合作协定 |
| 5.2.3 科托努协议 |
| 5.2.4 南方共同市场 |
| 5.3 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
| 5.3.1 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原因 |
| 5.3.2 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
| 第6章 WTO 贸易体制中的劳工权利保障与实体规范分析 |
| 6.1 WTO 贸易体制与劳工权利保障之争 |
| 6.1.1 新加坡会议的历史界碑 |
| 6.1.2 西雅图论战 |
| 6.1.3 多哈回合的僵局 |
| 6.2 GATT/WTO 相关条款分析 |
| 6.2.1 完全关联性条款 |
| 6.2.2 可能关联性条款 |
| 第7章 WTO 贸易体制下劳工权利执行机制构建与中国的应对 |
| 7.1 劳工权利现有国际执行机制及其缺陷 |
| 7.1.1 执行的含义 |
| 7.1.2 人权条约机构对劳工权利的执行 |
| 7.1.3 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权利的执行机制 |
| 7.1.4 现有国际执行机制的缺陷 |
| 7.2 WTO 与劳工权利保障的制度安排 |
| 7.2.1 将劳工权利保护纳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
| 7.2.2 建立WTO/ILO 联合争端解决机制 |
| 7.3 WTO 贸易体制下中国劳工权利保障面临的挑战与思考 |
| 7.3.1 我国劳工立法与核心劳工标准的差距 |
| 7.3.2 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挑战 |
| 7.3.3 WTO 与完善我国劳工权利保障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
（7）女记者职业生涯中的社会性别建构 ——以南京电视记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女记者群体规模的增长 |
| 二、女记者带来的新闻业变化 |
| 三、江苏电视的行业崛起 |
| 四、女记者对江苏电视的贡献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记者 |
| 二、职业 |
| 三、职业生涯 |
| 四、性别期望 |
| 五、性别角色 |
| 六、性别认同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回顾 |
| 一、社会性别理论的渊源 |
|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概念分析 |
| 三、社会性别视角的特征 |
| 第三节 经验研究回顾 |
| 一、职业与社会性别研究 |
| 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 |
| 三、对新闻从业者的研究 |
| 四、对女记者的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选取 |
| 二、研究对象情况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质性研究法 |
| 二、研究资料来源 |
| 第四章 职业进入的角色期望 |
| 第一节 院校派的进入:在职业与性别角色间寻找平衡 |
| 第二节 非院校派的进入:在职业与性别角色间关注一方 |
| 第五章 职业征途中的性别气质建构 |
| 第一节 “采访”与“出镜”:性别气质建构一 |
| 一、性别化的电视采访 |
| 二、电视出镜的争取 |
| 三、“采访”和“出镜”中的性别气质建构 |
| 第二节 “前台”与“后台”:性别气质建构二 |
| 一、女性性别身份在“前台”的优势 |
| 二、“后台”:被消费对象 |
| 第六章 职业发展中的性别角色建构 |
| 第一节 “男外女内”:工作母亲 |
| 第二节 “男主女从”:当好副手 |
| 第七章 职业生涯中的性别反制 |
| 第一节 “母亲”与“性对象”:女记者角色的隐形文本 |
| 第二节 女性优势:善用或拒绝 |
| 一、善用女性优势 |
| 二、拒绝女性优势 |
| 第三节 闯入“男性新闻”禁区的“女汉子” |
| 一、走出传统性别角色 |
| 二、远离传统性别话语内容 |
| 第四节 女性的管理:改变性别刻板印象 |
| 一、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抵制 |
| 二、渐成中的女性管理风格 |
| 三、女性化方式的管理 |
| 第八章 讨论与分析 |
| 第一节 女记者的社会性别特征 |
| 一、女记者性别观念认知 |
| 二、女记者性别身份认同 |
| 第二节 新闻领域女性社会性别的启示 |
| 一、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迷失 |
| 二、现代职业女性:被建构与反制 |
| 三、重新界定角色:平衡工作与家庭 |
| 四、中国社会性别:复苏与渗透 |
| 第三节 建设对女性友好的职业文化 |
| 一、职业如何对待女性:由排斥转向接纳 |
| 二、职业如何接纳女性:接纳性别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提纲 |
| 致谢 |
（8）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海洋权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 |
| (二) 关于海洋权益的研究 |
| (三) 关于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海洋权益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取得的突破与存在的困难 |
| (一) 取得的突破 |
| (二)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
| 第一章 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概念重构与战略解读 |
| 第一节 海洋权益概念的重构 |
| 一、海洋权益概念重构的依据 |
| 二、重构后的海洋权益的分析框架 |
| 三、海洋权益的观念体系 |
| 四、海洋权益的制度内涵 |
| 五、海洋权益的物质结构 |
| 六、海洋权益三种内涵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解读 |
| 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框架性分析 |
| 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目标 |
| 三、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手段 |
| 四、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运行环境 |
| 五、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绩效评估 |
| 第三节 海洋权益作用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机理 |
| 一、海洋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
| 二、海洋权益作用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三、海洋权益作用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途径 |
| 第二章 中国海洋权益的分布现状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海洋权益的分布现状 |
| 一、太平洋上的中国海洋权益 |
| 二、印度洋上的中国海洋权益 |
| 三、大西洋上的中国海洋权益 |
| 四、中国北极海洋权益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权益的基本特征 |
| 一、全球性 |
| 二、合法性 |
| 三、合作性 |
| 第三章 海洋权益作用于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有限接触阶段(1979-1993) |
| 一、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开始接触的缘起 |
| 二、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有限接触的途径 |
| 三、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有限接触的效果 |
| 第二节 全面对接阶段(1993-2002) |
| 一、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全面对接的缘起 |
| 二、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全面对接的途径 |
| 三、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全面对接的效果 |
| 第三节 深入融和阶段(2002-至今) |
| 一、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深入融和的缘起 |
| 二、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深入融和的途径 |
| 三、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深入融和的效果 |
| 第四章 海洋权益之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 |
| 第一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及其面临的基本挑战 |
|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
| 二、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基本挑战 |
| 三、基本挑战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
| 第二节 物质形态的海洋权益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物质准备 |
| 一、海洋权益作用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三大机制 |
| 二、海洋权益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推动 |
| 第三节 观念形态的海洋权益重塑和平发展的中国身份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
| 二、海洋权益对和平发展的中国身份定位 |
| 三、海洋现状型国家身份对和平发展的中国利益界定 |
| 四、海洋权益对和平发展的中国行为建构 |
| 第四节 制度形态的海洋权益规范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 |
| 一、国际海洋制度：概念界定与变迁进程 |
| 二、国际海洋制度对中国和平发展何以重要 |
| 三、国际海洋制度如何塑造中国的和平发展 |
| 第五章 海洋权益争端对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干扰及克服 |
| 第一节 中国海洋权益争端的主要内容 |
| 一、南海权益争端 |
| 二、东海权益争端 |
| 三、黄海权益争端 |
| 第二节 海洋权益争端如何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
| 一、海洋权益争端严重影响中国的资源供给 |
| 二、海洋权益争端极大威胁中国的海洋安全 |
| 三、海洋权益争端干扰中国的海洋通道顺畅 |
| 第三节 中国的战略谋划与应对之策 |
| 一、培育海洋权益与中国和平发展关联性理念 |
| 二、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理念建构或重构海洋制度 |
| 三、和平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中国不断的海洋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研究 ——以行政许可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一、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主要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国际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
| 一、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
| (一) 科学上的认识:全球气候的不利变化 |
| (二) 可预见的影响: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阻断 |
| 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形成过程 |
| (一) 《公约》的形成:从科学理论到法律规范 |
| (二) 《公约》的先天缺陷分析 |
| 三、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 |
| (一) 《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形成 |
| (二) 《京都议定书》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发展 |
| (三) 《京都议定书》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 |
| 四、艰难的谈判历程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
| (一) 艰难的谈判历程:《京都议定书》实施规则的制定 |
| (二)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
| 五、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内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中国为履行《公约》下一般性义务制定行政法律与政策 |
| (二) 清洁发展机制国内专门行政法律的制定 |
| 六、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清洁发展机制确立的目的与依据 |
| 一、清洁发展机制的形成过程 |
| (一) 清洁发展机制的前身:联合履行概念的提出 |
| (二) 《京都议定书》对清洁发展机制的确立 |
| 二、清洁发展机制的目标与运行原理 |
| (一) 清洁发展机制具有双重目的 |
| (二)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原理 |
| 三、清洁发展机制确立的法律基础: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 |
| (一) 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界定 |
| (二) 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确立的依据 |
| (三) 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的体现 |
| 四、清洁发展机制确立的经济基础: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 《公约》附件一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成本透视 |
| (二) 《公约》非附件一国家大国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分析 |
| (三) 国别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差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选择 |
| (四) 对成本—效益方法运用的限制:合作减排的补充性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条件研究 |
| 一、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
| (一) 可持续发展的起源以及不同背景下可持续性的主要含义 |
| (二) 可持续性指标体系及其评判标准 |
| (三) 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
| 二、促进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让 |
| (一) 环境技术转让:国际问题 |
| (二) 环境技术转让:国内问题 |
| 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资金的额外性 |
| (一) 用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上的资金不属于官方发展援助资金 |
| (二) 用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上的资金不属于《公约》下的资金义务 |
| (三) 现有的用于清洁发展机制的资金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的环境技术准则 |
| 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额外性问题 |
| (一)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额外性的作用及其争议 |
| (二) 额外性判断实体准则 |
| (三) 额外性论证评价工具:一种程序规则运用 |
| 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基准线问题 |
| (一) 基准线确定的基本准则 |
| (二) 基准线设置的方法分类 |
| (三) 基准线的选择对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影响极其调整 |
| (四)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基准线的选择:一个现实的案例 |
| 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边界与温室气体的泄漏 |
| (一) 项目边界的不明确与泄漏的产生 |
| (二) 合理的项目边界和泄漏处理 |
| 四、清洁发展机制行政方法准则应用实例 |
| (一) 基准线方法准则应用 |
| (二) 监测方法应用和监测计划 |
| (三) 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程序研究 |
| 一、清洁发展机制行政许可与监管主体 |
| (一)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投资国与东道国行政许可主体 |
| (二) 清洁发展机制国际监管主体 |
| 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的行政许可实施程序 |
| (一)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的设立 |
| (二)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 |
| (三)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
| (四)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的监督核查 |
| 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行政许可实施的特殊性:国际监管程序 |
| (一)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国际监管的前期准备 |
| (二) 指定经营实体对项目的审定 |
| (三) 执行理事会的项目注册 |
| (四) 经营实体对项目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 |
| (五) 执行理事会对项目核证减排量的发放 |
| 四、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着 |
| 后记 |
四、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J]. 鲜祖德,程子林,高婷. 统计研究, 2019(06)
- [2]中国参加国际统计学会活动综述[J]. 倪江林. 山西统计, 1994(09)
- [3]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议题综述[J]. 王美今. 经济学动态, 1996(01)
- [4]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5]国际统计学会第50届会议综述[J]. 本刊编辑部. 河北财经学院学报, 1995(05)
- [6]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D]. 杨松才. 湖南大学, 2008(08)
- [7]女记者职业生涯中的社会性别建构 ——以南京电视记者为例[D]. 尤红. 南京大学, 2015(01)
- [8]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9]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海洋权益[D]. 李国选. 武汉大学, 2015(12)
- [10]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研究 ——以行政许可为中心[D]. 朱谦. 苏州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