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最早的典当业（论文文献综述）
邵京涛[1]（2021）在《金代典质业发展探微》文中研究指明金朝建国初期,城市商业并不发达,其后在灭亡辽、北宋的过程中得到大量辽宋钱币,才由原来的"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经济。金代典质业在满足普通百姓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税收,进而促进了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典质业在汉代就已经开始萌芽,后发展到金代时,出现了"流泉务"这一独具其时代特点的典质机构。唐代至金代典质业的法定利率,其变化基本上呈现下降之趋势。
王飞[2]（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周辰[3]（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朱海城[4]（2019）在《变与不变:浙江典当业的长时段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典当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借贷机构之一。浙江典当业起源于寺院,后扩展至世俗社会,其从古至今,连绵不绝,存世达1400年之久。对浙江典当业进行长时段考察,系统梳理其历史发展进程,比较浙江当代典当与传统典当的异同,从着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视角,总结归纳浙江典当业的变与不变:千余年来,典当业处于稳定的社会融资"需求—供给"结构中,其"以物质钱"的经营模式始终未变;在浙江典当业发展进程中,其营利性不断强化,而慈善救助功能则相对弱化,并消逝于当代,其金融地位亦今不如昔,在当代金融业中已被边缘化。
申亚雪[5]（2019）在《晚清灵石杨氏家族学术活动研究 ——兼论传统士绅的知识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时代,灵石多巨族,如两渡何氏、静升王氏、夏门梁氏等,其中杨氏家族鼎兴已在晚清,属大族中的后起者。《灵石县志》中记述的杨氏子弟,最突出的当属“名动京师”的杨尚文和“学贯中西”的杨昉。国内外对杨氏家族的相关研究极少,仅就杨尚文、杨昉两人的部分活动有些微成果,更无法谈及系统的专门性研究。事实上,杨氏家族虽为山西地方家族,但无论是在晚清京城学界还是商界,甚至是政治领域都颇有成就。不仅在国内学人圈中享有盛名,当时来华洋人的相关记述中对其也多有提及。杨尚文刊刻的《连筠簃丛书》被张之洞评价为“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直至今天依然对研究道咸时期的学术转变,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杨昉则从事了大量西方摄影术研究和民间医疗活动,是晚清传播西方光化学知识及医药化学的先驱之一。因此,对杨氏家族学术思想及学术活动的研究,对于理解晚清学术变迁史及中国近代知识的转型有重要意义。晚清杨氏家族两代人学术脉络的更迭和转向,一方面与杨氏自身的家学承继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晚清时代背景下学术变迁的微观图景。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始在东方国家大规模传播,知识的转变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挑战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这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杨氏作为中国传统的士绅家族,其学术取向演变的内在逻辑,直接反映了晚清传统士绅知识转型的具体过程,对杨氏家族的系统研究,可以为窥视传统士绅知识转型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本文以晚清杨氏家族为研究对象,将杨氏成员杨尚文、杨昉的学术活动置于晚清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力图全面勾勒其主要的活动轨迹、人际交往、知识结构、学术选择等。从文献出发,综合杨氏家谱、手稿、墓志铭、时人日记、信札及书籍等核心史料,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原始文献,并将相关时代同人共同纳入考察,系统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现出的知识观念、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上的具体变化。继而以杨氏家族为视角,窥视晚清士绅的知识转型问题,将地方性研究与历史的宏观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探讨晚清社会传统士绅在经历政治秩序、经济制度、文化取向等巨大变化后,其知识观念的近代化转变。努力做到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深入分析史料的基础上,从杨氏家族的研究中理解具有一般意义的中观问题,力求实现本文研究深度与高度的结合。本文将杨氏家族两代人的学识变化与晚清时代变化紧密结合,首先,将杨尚文和杨昉的学术活动置于其所处的时代及其自身的家学传统的背景中进行探讨。其次,以《连筠簃丛书》的刊刻、杨昉的西法摄影以及“兼善堂”的医疗实践为具体论据,分别考证,边考边论,突出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学术尤其是在算学、地理学、光学、化学及医学几个方面,发生的“转”与“变”。最后,将杨氏家族与晚清士绅的知识转型相结合,进一步探讨杨氏家族与社会整体之互动,力求实现与一般性研究之间的观照和接洽。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开篇绪论,说明本文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确定研究内容,辨析相关概念,指出本文所用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梳理文献综述,总结前人成果,提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本文虽是对士绅家族杨氏的系统研究,但同时也为说明晚清士绅的知识转型提供了微观视角。第二部分,集中论述晚清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杨氏的家学传统,为避免大维度和大视野的空泛铺垫,主要对杨氏所处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以《杨氏家谱》为核心材料,考证其家族源流和交友关系,为探讨其学术活动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以杨尚文及其刊印《连筠簃丛书》活动为主要探讨对象。杨尚文作为“名动京师”的文人,对当时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连筠簃丛书》的刊刻过程、内容、特点及历史价值,也与道咸年间传统学术的内在转变紧密相连。以《连筠簃丛书》的刊刻活动,窥见19世纪四五十年代参与群体知识转变的具体过程,并与时代整体的变迁彼此呼应。第四部分,主要通过杨尚文之子杨昉从事摄影实践的史实,窥视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其知识结构发生的变化。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后,引起具备经济基础和智力基础的士绅的关注,杨昉就是其中之一。杨氏在60-8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摄影活动,还将具体的操作方法做了专门记录,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摄影光学和化学的专业知识。具备传统光学基础的杨昉转向操试西法摄影,表明了洋务运动时期从传统知识向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转变的历史过程。第五部分,以19世纪80年代杨氏开设的民间医疗机构“兼善堂”为载体,探讨其医药学思想的内在变化,进而反映出晚清医疗知识体系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杨昉代表了晚清士绅对中西医学知识的态度,也进一步反映出晚清传统士绅在知识观念上的局限性,同时也呈现出中西医学知识彼此影响,而又相互博弈的历史过程。第六部分,通过对杨氏家族学术活动的深入分析和系统整理,借以厘清“旧学”与“新知”在杨氏两代人的学术活动中如何相互影响,并力图从时代发展中寻找其社会根源,从而通过杨氏学术的变化过程窥视晚清士绅知识转型的宏观问题。结论部分主要是对全文的概括性总结,指出在传统知识与西方知识并存的19世纪中后期,从杨氏家族的学术活动可以看出,传统知识阶层在“中体西用”思维框架的影响下,一方面对传统知识保持“尊崇”,另一方面又“偏爱”于西方实用性知识,不断在黑暗中进行摸索。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于20世纪,而从知识转型和知识自觉的层面来看,传统士绅的近代化转型早已根植于19世纪的晚清社会。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是:1.研究材料创新:本文通过调研,查阅了许多一手文献,整理出与杨氏直接相关的手稿、刻本、家谱、墓志铭、日记、信札等史料,力求研究系统而全面,其中《杨氏家谱》《杨昉墓志铭》《兼善堂药目》及相关外文文献都在国内首次系统引用,并结合现存实物资料和杨氏后人访谈,增强对杨氏研究的丰富性和客观性。2.研究视角创新:将杨氏家族的研究与士绅知识转型研究相结合,从微观视角着眼,窥视历史一般问题,力求研究深度与高度的结合。同时,立足于既往士绅研究的薄弱之处,聚焦于清末政治体制变革之前的19世纪,以杨氏家族学术转变的研究视角将晚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如何与传统知识互相冲突又彼此妥协的过程展示出来,进一步窥视晚清士绅这一复杂社会群体如何以知识为媒介渐次开始近代化转型的复杂图景。3.研究内容创新:对杨昉手稿《朗山杂记》中的物理光学、化学及应用科学的相关记载进行学理的考析,对《兼善堂药目》中的医药学理论和医学哲学问题进行历史剖析,突破以往研究中单纯的事迹钩沉,丰富研究内容,使本研究更加深入和扎实。
张格[6]（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谈笑[7]（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杨国佐[8]（2018）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三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先导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与区位优势,山西省在中央、地方政府宏观的统筹规划下,在明确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导向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源型产业得到超速发展,山西逐步演化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资源型产业得到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其他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排挤。最终,山西区域内产业布局单一,围绕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建立起来的资源型产业“一煤独大”,在经济中形成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这些资源型产业的产品初级化特征明显,耗能大、产值低、污染重。导致山西经济无法实现持续性发展,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对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经历了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一个认识、实践过程,并逐步确立了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经济“跨越转型发展”。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艰难转型,转型的效果却不太明显。2010年山西省迎来经济改革的机遇,成为国家“改革试验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全省由上至下的改革热情,山西经济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经济转型的相关政策纷纷出台,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也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整体来看,大部分研究着眼于政策试验层面,涉及到行业合理化布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更新换代以及技术创新等诸多范畴。而对于经济转型的推动力问题——经济转型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及持续推动力——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次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仅需要相关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历史实践经验的引导。本文将在金融史的研究基础上运用金融先导理论,通过对山西历史上三次经济演化转型过程——从明清时期山西的商业、金融业的革命到1861-1895年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化雏形,再到民国时期的全面工业化——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并且将这三次经济转型的演化过程放在全国的大背景、大系统中去研究,试图寻找出山西经济几次转型的历史规律、经济演化发展过程中的源动力,为山西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和金融支持协调机制的构建找到科学的路径与方法。山西经济的演化发展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条件而具有独特之处。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孕育了最早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山西经济的第一次转型是由原始的狩猎和采集型经济转型为原始畜牧业和农业。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高原内部起伏不平,河谷纵横,80%为山地、丘陵,适合耕种的平川、河谷仅占20%。省内区域南北跨距大,从最北边的天镇县远头村北（北纬40°44′）到最南端的芮城县南张村南（北纬34°34′）纵深跨距680多公里,跨越纬度6°10′。南北之间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差距很大,北部靠近内蒙古,气候寒冷,丘陵遍布,适合畜牧业。南部靠近黄河,气候温暖,地势平缓,适合耕种。所以,从夏商到宋元三千余年的时间里,经济逐步转型为农牧兼有的自然经济。耕种农业与畜牧业兴衰更替,最终逐步确立了传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段时期也是华夏文明的逐步形成与丰富发展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传统的农耕经济范式下,有限的地力渐渐地无法承载日益增加的人口。于是,山西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悄然开始。从农业人口中逐步分离出手工业劳动者和从事贸易的商人。到了明清时期,山西经济逐步向商业经济转型。从事商业的人员越来越多,形成“业贾者十之六、七”的局面。山西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山西区域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财富为山西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提供了动力。清代晚期,洋务运动席卷全国,山西经济开始了第三次经济转型——向初步工业化经济转型。虽然,这次转型效果并不显着,但是为随后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民国初期,阎锡山主政山西。他利用山西商人积累的财富和洋务运动时期打下的初步工业化的基础,在钢铁、机械、化学、电力、建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山西经济开始了第四次转型——全面工业化转型。在20世纪三十年代,山西省一跃成为工业强省、模范省。新中国成立之后,山西继续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在国家宏观规划和产业倾斜政策的推动下,山西经济继续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在国家有计划、有步骤的持续、大规模投资的推动下,经过建国初期的重点项目建设以及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山西成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配套齐全、轻重工业布局合理的工业化经济体。山西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大发展,特别是沿海的南方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能源的供给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一空前而紧迫的需求,成为山西经济再次转型的直接推手,在国家大规模的重点投资之下,山西经济完成了第五次经济转型,最终成为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经济转型为资源倚重型的资源型经济体系。山西经济在以上所述演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五次经济转型。分别是:原始社会时期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向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的转型;农牧混合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型;商业经济向初步工业化经济转型;初步工业化经济向全面工业化经济转型;全面工业化经济向能源重化工经济转型。本文截取了山西在明清时期到民国时期这段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对象。从这段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山西经济在这段历史时期曾经历了三次明显的经济转型。一是,明清时期由传统农牧混合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型;二是,清代晚期由商业经济向初步工业化转型;三是,民国时期由初步工业化向全面工业化转型。本文用三章的篇幅分别对以上三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在每一个阶段都把当时山西经济、金融的发展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以归纳、总结金融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山西经济经历了从自然的农牧混合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型。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汉代时期的多民族杂居,生产模式、生活习惯的不同造成了交易的人文必然性;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龙门碣石线横穿整个三晋大地,在整个山西地域内形成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形成区域内生产产品的差异性,具有了交易的自然必然性。所以,随着交易的频度、规模、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提高,半职业化、职业化的商人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商业资本也就慢慢积累了起来。随着,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出现,经济向商业化转型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但是,由于没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仅仅依靠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民间资本的推动,经济演化转型的速度还是较为缓慢的。清代晚期,以政府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对山西经济的演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山西经济开始向初步工业化转型。当时,山西金融的发展以票号的繁荣为显像。民间金融资本推动了山西工业革命的初始发展,但是推动力不充足,并没有很好地推动产业革命、工业化。主要是民间金融资本一直游离在实体经济之外,没有很好地融入生产中。即使在票号鼎盛时期,民间金融资本也没有更多的进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较弱,政府对经济的投入也较少,导致无论是市场金融,还是政府金融在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支持力度都不足。民国时期,阎锡山制定了一系列金融先行发展政策,推动了山西经济向全面工业化演化转型。在这次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先导政策作用明显。本文通过对山西历史上三次经济转型发展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导作用。但是,依据行使先导职能的主体的不同,金融先导分为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市场的金融先导和政府的金融先导。这两种金融先导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明清时期商业化转型过程中,行使金融先导职能的是民间金融,即,市场的金融先导。虽然经济演化转型缓慢,但是效果明显;清代晚期初步工业化转型过程中,行使金融先导职能的既有民间金融,也有政府金融,即,市场的金融先导和政府的金融先导同时都在起作用。但是,在当时政府金融实力较弱,民间金融又由于没有合适的经济、金融环境而没有跟进,所以,金融对经济的先导作用不是很明显,经济转型效果也不显着;在民国时期,山西经济进行全面工业化转型过程中,行使金融先导职能的是政府金融。在阎锡山大力推动金融创新、金融先行的经济、金融政策主导下,金融对经济转型发展的效果是明显的,成绩也是显着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发现金融先导对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最后提出,在当前山西经济面临再一次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政府必须充分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新兴产业,实现山西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转型。
韦森[9]（2018）在《清代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文中指出本文对清代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了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描述。1644年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满清王朝的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自发成长起来。为了巩固其统治,满清王朝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以及一些促进并保护商品贸易等措施,随即出现了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市场经济繁荣。但是到嘉庆、道光年间,中国市场经济则出现了衰退和经济萧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的巨额战争赔款,加上鸦片输入不断增加,导致白银不断大量外流和政府财政窘迫,迫使满清政府加征赋役,税赋加重,银贵钱贱,加速的中国工商业的破产和民众的贫困。1851—1868年间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又对战争地区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整体产生了直接破坏,导致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加重了中国的社会危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国门的开放、外资的进入、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近代工业的初始引进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加,对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在晚清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其新一轮增长和"现代转型"之际,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也随即进入了一个北洋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各军阀走马灯式的上台和交替交接政权,但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却在1912年后始终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于1927年后进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增长期。然而,一个巨大的历史不幸事件是,这一进程很快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四年多的解放战争所打断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才真正开始起飞。
康金莉[10]（2017）在《中国金融长期发展的传承与变革——第四届中国金融史国际研讨会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为当代经济之核心。探索建立稳定之货币金融体系,是为经济健康发展之重要保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使用货币交易历史甚至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金融体系。近代以来,在西方商业文明与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影响与冲击之下,中国传统货币金融体系开始近代化转型历程。近代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主要移植于西方资本主
二、中国最早的典当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最早的典当业（论文提纲范文）
（1）金代典质业发展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金代以前及南宋时期典质业概述 |
| 二、金代典质业的发展 |
| 三、金代典质业发展的特点 |
| （一）金代典质业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
| （二）典质业经营方式上以官营和寺营为主 |
| （三）典质业的法定利率变化基本呈下降趋势 |
（2）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变与不变:浙江典当业的长时段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浙江典当业的源起与流变 |
| 二、浙江典当业的复兴与发展 |
| 三、浙江当代典当与传统典当的比较 |
| 四、结语 |
（5）晚清灵石杨氏家族学术活动研究 ——兼论传统士绅的知识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内容与概念厘定 |
| 0.3 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 |
| 0.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5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晚清变局下的杨氏家族 |
| 1.1 晚清杨氏家族所处的时代背景 |
| 1.1.1 鸦片战争与西学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 |
| 1.1.2 传统学术的发展和转变 |
| 1.1.3 师夷长技的学术主张与实践 |
| 1.2 杨氏家族源流及其家学传统 |
| 1.2.1 灵石杨氏与杨氏家谱 |
| 1.2.2 治家传统与科举经商二元价值观 |
| 1.3 晚清鼎兴的杨氏家族成员 |
| 1.3.1 杨尚文 |
| 1.3.2 杨昉 |
| 1.4 晚清杨氏家族的人际交往 |
| 1.4.1 张穆 |
| 1.4.2 郑复光 |
| 1.4.3 何绍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杨尚文与《连筠簃丛书》的刊刻 |
| 2.1 《连筠簃丛书》刊刻的背景 |
| 2.1.1 清代丛书刊刻的繁荣发展 |
| 2.1.2 汉学的变迁及影响 |
| 2.1.3 顾祠会祭 |
| 2.2 《连筠簃丛书》的刊刻 |
| 2.2.1 《连筠簃丛书》内容考辨 |
| 2.2.2 《连筠簃丛书》的刊刻过程 |
| 2.2.3 《连筠簃丛书》的编纂特点 |
| 2.2.4 《连筠簃丛书》的流传及历史价值 |
| 2.3 《连筠簃丛书》与道咸士人知识的转变 |
| 2.3.1 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及其政治色彩 |
| 2.3.2 实学救国下的边疆史地研究倾向 |
| 2.3.3 传统算学的中西结合和理术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杨昉的西法摄影实践 |
| 3.1 西方摄影术的传入和杨昉的摄影活动 |
| 3.2 《朗山杂记》中的摄影技术和方法 |
| 3.2.1 感光乳剂的配制 |
| 3.2.2 显影水的配制 |
| 3.2.3 定影技术 |
| 3.2.4 杨昉对西方摄影术的改良与创新 |
| 3.3 杨昉研习西法摄影的知识媒介和途径 |
| 3.3.1 对相关西学译着的学习 |
| 3.3.2 与约翰·汤姆逊之往来 |
| 3.3.3 实验方法的系统运用 |
| 3.4 从以镜物形到西法摄影 |
| 3.4.1 中国传统光学理论 |
| 3.4.2 郑复光的“取景镜” |
| 3.4.3 邹伯奇的“摄影器” |
| 3.4.4 杨昉与西方光化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兼善堂——杨昉的医药学实践 |
| 4.1 兼善堂:民间医疗的“守”与“变” |
| 4.1.1 兼善堂设立的背景 |
| 4.1.2 兼善堂开设始末与主营业务 |
| 4.1.3 兼善堂医疗特征分析 |
| 4.1.4 兼善堂阐释的医学哲学本质 |
| 4.2 中西医学知识互动空间的形成 |
| 4.2.1 与西人的交往促进中西知识流通 |
| 4.2.2 《西药大成》及其医药学理论 |
| 4.2.3 西医东渐及医疗群体结构的变化 |
| 4.3 兼善堂与传统医学知识的转型 |
| 4.3.1 晚清民间医疗的转变 |
| 4.3.2 晚清社会对西医态度的转换 |
| 4.3.3 中西医学知识的汇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杨氏家族看传统士绅的知识转型 |
| 5.1 西学东渐下杨氏家学变迁及其时代互动 |
| 5.1.1 传统学术的转变 |
| 5.1.2 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 |
| 5.2 杨氏家族知识转变社会探源 |
| 5.2.1 官商学的互动和去边界化 |
| 5.2.2 “中心”与“边缘”的消长 |
| 5.2.3 民族意识下的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 |
| 5.3 传统士绅的知识转型及其近代化走向 |
| 5.3.1 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转变 |
| 5.3.2 西学传播由“器”入“道” |
| 5.3.3 科举制度的停废和士绅阶层的解体 |
| 5.3.4 近代化走向:从权力到知识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1.“尊崇”与“偏爱” |
| 2.黑暗中摸索 |
| 3.权力——知识网络下的知识自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8）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三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先导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当前山西经济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及转型紧迫性 |
| 1.1.2 从经济演化发展历史中寻找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经济、金融演化转型历史的研究文献 |
| 1.2.2 关于山西经济、金融演化转型历史的研究文献 |
| 1.2.3 关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文献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及论文基本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工作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工作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发展阶段的划分 |
| 2.1.2 关于经济转型 |
| 2.2 理论基础——金融先导理论 |
| 2.2.1 国内学者对金融先导的论述 |
| 2.2.2 金融先导理论的提出 |
| 2.2.3 金融先导理论的内容 |
| 第3章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商业化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先导 |
| 3.1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商业化转型的经济背景 |
| 3.1.1 政府制度安排和社会风尚逐步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 3.1.2 传统农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商业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
| 3.1.3 手工业发展促进经济商业化转型 |
| 3.1.4 商品交换规模扩大促进经济商业化转型深入 |
| 3.2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商业化转型的金融背景 |
| 3.2.1 货币制度的演化 |
| 3.2.2 白银流通数量增加 |
| 3.2.3 金融机构的演化发展 |
| 3.2.4 金融变革对经济转型发展的先导作用 |
| 3.3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商业化转型中的金融先导 |
| 3.3.1 发展金融机构推动经济商业化转型 |
| 3.3.2 拓展金融业务满足经济商业化转型的需求 |
| 3.3.3 创新金融工具推动经济商业化转型 |
| 3.3.4 利率水平降低助力经济商业化转型 |
| 3.4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商业化转型成效 |
| 3.4.1 山西地区崇商观念的形成 |
| 3.4.2 山西区域形成几大贸易区 |
| 3.4.3 山西商人遍布国内市场 |
| 3.4.4 山西商人积极开拓国际商路 |
| 3.4.5 山西出现几大商业家族 |
| 3.4.6 山西商人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清代晚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的金融先导 |
| 4.1 清代晚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的经济背景 |
| 4.1.1 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序幕 |
| 4.1.2 工业产品交易品种扩大、数量增加 |
| 4.1.3 商品贸易路线不断拓展 |
| 4.1.4 国内市场初具规模 |
| 4.2 清代晚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的金融背景 |
| 4.2.1 票号由盛而衰 |
| 4.2.2 钱庄的演变 |
| 4.2.3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 |
| 4.2.4 官银钱号的发展 |
| 4.2.5 新式银行的设立 |
| 4.3 清代晚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的金融先导 |
| 4.3.1 政府主导的金融先导初登舞台 |
| 4.3.2 市场主导的金融先导后续乏力 |
| 4.4 清代晚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的成效 |
| 4.4.1 制造、冶金业的出现 |
| 4.4.2 半机械化矿山开采业的出现 |
| 4.4.3 山西境内首条铁路的开通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先导 |
| 5.1 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的经济背景 |
| 5.1.1 民国政府积极鼓动宣传和制定优惠政策 |
| 5.1.2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 |
| 5.1.3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向全面工业化转型 |
| 5.2 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的金融背景 |
| 5.2.1 货币制度进一步完善 |
| 5.2.2 政府、市场主导的金融先导共同推动经济向全面工业化转型 |
| 5.3 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全面工业化转型的金融先导 |
| 5.3.1 整顿金融市场,规范金融监管 |
| 5.3.2 推行金融先行,设立官办金融机构 |
| 5.3.3 鼓励民间投资,发展民间金融机构 |
| 5.3.4 多方筹集资金,保障工业发展 |
| 5.4 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全面工业化转型成效 |
| 5.4.1 轻工业发展迅猛 |
| 5.4.2 重工业长足发展 |
| 5.4.3 铁路交通得到进一步完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启示、展望 |
| 6.1 结论与启示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历史经验对当代山西经济转型的启示 |
| 6.2 金融先导理论的拓展与展望 |
| 6.2.1 金融先导理论的拓展 |
| 6.2.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参与的课题 |
（9）清代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清初中国经济的恢复到康乾盛世时期市场经济的繁荣 |
| 二、从嘉庆、道光年间政府官吏腐败的普遍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衰退到咸丰朝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内部的社会动乱 |
| 三、晚清时期中国国门开放、近代工商业的萌生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
（10）中国金融长期发展的传承与变革——第四届中国金融史国际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金融变迁与发展 |
| (一) 传统金融发展与变迁研究 |
| (二) 金融转型与现代金融制度变迁 |
| (三) 近代金融专题研究 |
| 二、货币史研究 |
| 三、钱币学研究 |
| 四、经济金融理论与思想研究 |
四、中国最早的典当业（论文参考文献）
- [1]金代典质业发展探微[J]. 邵京涛. 保定学院学报, 2021(01)
- [2]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3]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4]变与不变:浙江典当业的长时段考察[J]. 朱海城. 学术界, 2019(08)
- [5]晚清灵石杨氏家族学术活动研究 ——兼论传统士绅的知识转型[D]. 申亚雪. 山西大学, 2019(12)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三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先导作用研究[D]. 杨国佐. 山西财经大学, 2018(02)
- [9]清代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J]. 韦森. 财经问题研究, 2018(03)
- [10]中国金融长期发展的传承与变革——第四届中国金融史国际研讨会综述[J]. 康金莉.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