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统计学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论文议题（论文文献综述）
吴忠民[1]（2021）在《论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文中认为21世纪之初,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得以形成并显现出来。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基于美好生活目标的辛勤劳作;极为重视物质生产基础和人才队伍的建设;流动空间和流动渠道得以大面积大幅度地扩展;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从一个重要方面不但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初步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现代化建设蓄积了巨大的势能,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而且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这一切,促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整体上的升级换代,进而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有效应对现代化乘数效应的隐患并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和持续的推进,应当特别注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水准形成一个清醒的准确判断;注重打牢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的根基;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李一辰[2]（2021）在《统计培训与统计能力建设——国际统计培训发展趋势及启示》文中提出统计能力建设是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手段,统计培训和人才培养则是统计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为了应对统计培训和统计能力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国际、区域和国家各层级统计机构在培训战略定位、培训体系、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和国际合作五方面开展了新的探索,在理念创新、体系建设、新领域培训、数据素养培养、网络培训、机构合作和对外援助等七方面形成新趋势。本文认为,我国统计教育培训部门应重点在明确定位、健全机制、完善方式、推进合作和加强研究等方面稳步推进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统计教育培训质量,为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王翰晨[3]（2021）在《《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文中提出
蒋苏杰[4]（2021）在《我国小学“统计与概率”教材内容的分析与比较 ——基于统计活动过程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
宋文逸[5]（2021）在《高中教师数据素养的现状调研与培养策略 ——基于南充市S中学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
骆明婷[6]（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刘媛[7]（2020）在《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治理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国家治理便成为政治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更是把这个话题推上了新一轮的热潮。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执政治国早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考察国家治理绝对不能缺少政党政治的视角。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政党,这些政党之间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定的政党政治体制。这使得关注一国的国家治理就不能脱离该国的政党政治体制,一国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治理作用也就非常值得研究。当今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法逐一考察。由于新加坡国家治理成效显着,具有独特的政党政治体制,选取新加坡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可行性。国家治理是一个新鲜的题目,缺乏现成的理论分析框架。政治系统分析与此有一定关系,可以借鉴使用,由此可以形成一个关于国家治理的体系、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框架。新加坡形成的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体制,该体制在国家治理的体系、过程和结果方面都发挥了作用。首先,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表现为各政党的组织体系进入了国会、政府、选区和社区。其中人民行动党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和地位,其它小党在国会中只有少数席位,并在选区与社区中扎根。其次,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具体表现为各政党在动议、决策、执行三个环节发挥作用。其中人民行动党是公共议题的主要提出者,也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并且因为处于执政地位而在执行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其它小党防止了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党专断,有效发挥了监督制衡作用。最后,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对国家治理结果也发挥了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福利的供给、公共安全的保障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方面。其中人民行动党因为处于执政地位所发挥的作用最大,但小党为增进公共福利、减少政府祸患、促进种族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也贡献了重要力量。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一国的政党政治体制对其国家治理是有作用的,这种作用以政党政治体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为前提,通过国家治理过程发挥出来,最终表现在国家治理的结果中。这一研究有助于突破国家治理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也有助于启发一国通过改善政党政治体制来构建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王怡璇[8]（2020）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联合国文献翻译 ——以《年鉴快车1987》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彼得·纽马克是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观点。语义翻译指译者仅受目的语语义和句法层面的限制,再现原作者的准确语境意义,而交际翻译更加重视译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纽马克的这一观点实用性强,在翻译实践中影响深远。因此,笔者选用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对译文进行分析。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协调各国行动,维护世界和平,重视为各会员国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文件和出版物均以六种官方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布。苏州大学作为联合国文件翻译基地,自2010年以来与联合国新闻部合作,每年都会翻译数十万字的《年鉴快车》。该文本文体正式、内容复杂,给译者带来巨大挑战。笔者以《年鉴快车1987》的翻译为例,通过将个人稿与老师提交联合国的终稿进行对比,以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为指导,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选取译例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联合国文献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本报告首先介绍了翻译项目的背景、《年鉴快车》的特点及报告的理论框架;接着对翻译过程以及翻译中遇到的难点进行描述。在作为报告主干的案例分析部分,作者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指导下,结合具体译例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探讨分析了适用的翻译方法。为了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忠实通顺再现原文语义,译者可灵活选择多种翻译方法,如选词选义、增译、省译、转换、拆分等忠实通顺地再现原文。在语篇层面上,译者可通过巧用逻辑词或代词实现衔接,通过语式等的一致实现连贯。最后,作者对整个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译者可根据原文本和表达效果的需要,合理运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忠实、通顺且明确地传达原文意思。
张堂云[9]（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孟凡娟[10]（2018）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保护残疾人权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主流化视角保障残疾人权利是联合国提出的新战略,标志着联合国进入全面推进残疾人权利保护的新阶段。为推动残疾人权利纳入主流,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专门保障残疾人权利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和2015年通过的全球政治承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残疾人权利已经被纳入国际规范框架和国际发展议程的主流。《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系统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法律基础。为落实残疾人权利主流化,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已经将残疾人权利纳入工作日程,但仍有部分机构缺乏认识和行动,已经付诸行动的联合国机构在将残疾人权利纳入其政策、战略、方案和实践的主流方面依然存在严峻挑战。为促进残疾人权利纳入联合国庞杂的系统主流,笔者从人权的角度选取了人权理事会UPR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两个机构,系统分析它们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推动。虽然仅仅从这两个机构剖析或许有局限性,但它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促进人权的机构,且与其他机构有支持、指导、监督和合作关系。因此,这样的选择可能更好的了解残疾人权利纳入联合国系统主流的情况,进而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表达了全球对未来发展进程中促进残疾人权利纳入发展主流的政治承诺。该议程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为残疾人权利纳入法律和政策的主流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当前,为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最重要的是在联合国的努力下如何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二章是联合国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现象探析。该章深入探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含义、界定的标准和蕴含的法律价值,并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视角审视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提出的理论依据,阐述残疾人权利主流化产生的必然性。同时,该章还梳理了联合国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第三章是《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该章阐述联合国机构对残疾人权利纳入国际规范框架所做出的努力,分析联合国机构应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为依据将残疾人权利纳入系统主流,探讨如何通过残疾人缔约国大会以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互动式对话吸取经验,促进残疾人权利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主流。第四章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PR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UPR有权监督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考虑到国家层面实现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重要性,本章主要分析UPR的建立、运行和后续行动对残疾人权利在国家层面主流化的推动,并提出UPR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第五章是人权高专办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该章从人权高专办的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研究内容及合作范围等方面阐述人权高专办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做出的努力,并探讨人权高专办推动联合国系统内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应采取的举措。第六章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该章探究残疾人权利载入国际发展议程主流的理论依据以及联合国在推动包容残疾人的全球发展议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目标以及落实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应该持有的理念,并提出在联合国系统内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第七章是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进程。中国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提出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章探讨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战略定位,回顾参与历程,分析遇到的障碍和挑战,并提出中国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路径。第八章为结论。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具有多维面向,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家承担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义务,非国家行为人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残疾人权利已经载入国际发展议程和国际规范框架的主流,联合国部分机构已经行动起来,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以主流化视角保障和落实残疾人权利已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但落实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对联合国仍是个巨大挑战。
二、国际统计学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论文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统计学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论文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论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现代化的乘数效应何以可能 |
| 第一，现代化乘数效应在规模较大的国家当中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大。 |
| 第二，现代化乘数效应的形成需要有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酝酿和积累。 |
| 第三，现代化乘数效应会在一个相对较短时间当中以迅速扩散的形式表现出来。 |
| 二、中国现代化乘数效应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
| 第一，民众基于美好生活目标的辛勤劳作。 |
| 第二，极为重视物质生产基础和人才队伍的建设。 |
| 第三，流动空间和流动渠道得以大面积大幅度地扩展。 |
| 第四，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
| 三、中国现代化乘数效应的积极影响 |
| 第一，有助于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初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现代化整体。 |
| 第二，有助于现代化赖以可持续推进的巨大消费内需拉动力的形成。 |
| 第三，有助于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
| 第四，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 |
| 四、中国现代化乘数效应的隐患及应对 |
| 第一，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水准形成一个清醒的准确判断。 |
| 第二，注重打牢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的根基。 |
| 第三，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
（2）统计培训与统计能力建设——国际统计培训发展趋势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际主要做法 |
| （一）统筹优势资源，开展全球培训 |
| （二）加强区域协调，引领协同发展 |
| （三）因地制宜，提升国家统计能力 |
| 二、统计培训和统计能力建设新趋势 |
| （一）趋势一：将人才培养作为提升国家统计能力的重要手段 |
| （二）趋势二：培训体系框架不断健全，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 |
| （三）趋势三：新领域培训不断涌现，“硬能力”和“软能力”并重 |
| （四）趋势四：高度重视对数据素养的培养 |
| （五）趋势五：网络培训模式蓬勃发展 |
| （六）趋势六：国际统计培训的整体性、协调性得到加强 |
| （七）趋势七：将培训作为提升本国统计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
| 三、推动我国统计教育培训与国际接轨 |
（6）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治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1. 关于政党政治体制的研究 |
| 2. 关于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的研究 |
| 3. 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 |
| 4. 关于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研究 |
| 5. 总结与评论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 国家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 国家治理的概念界定 |
| （二） 对政治系统分析的借鉴 |
| （三） 国家治理的体系、过程与结果 |
| 1. 国家治理的体系 |
| 2. 国家治理的过程 |
| 3. 国家治理的结果 |
| 二、 新加坡的政党政治体制 |
| （一） 政党政治体制的概念界定 |
| （二）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的确认 |
| 三、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 |
| （一） 新加坡的国家治理体系 |
| （二） 政党政治体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 |
| 1. 政党嵌入国会 |
| 2. 政党嵌入政府 |
| 3. 政党嵌入社区和选区 |
| 四、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
| （一） 政党主导国家治理议题 |
| （二） 政党主导国家决策 |
| （三） 政党推动决策执行 |
| 五、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对国家治理结果的作用 |
| （一）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与公共福利 |
| 1. 新加坡经济发展与民众收入状况 |
| 2. 新加坡公共产品供给与民众的享受情况 |
| 3. 新加坡良好制度供给与民众受益情况 |
| （二）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与公共安全 |
| 1. 新加坡天灾和事故的消除和预防 |
| 2. 新加坡外患的消除和预防 |
| 3. 新加坡社会性灾害的消除和防范 |
| （三） 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与社会公正 |
| 六、 结论与讨论 |
| （一） 结论 |
| （二）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联合国文献翻译 ——以《年鉴快车1987》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1 Task Description |
| 1.1 Project Background |
| 1.2 Features of the Yearbook Express |
| 1.3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Chapter 2 Task Implementation |
| 2.1 Process of Task Implementation |
| 2.1.1 Pre-translation Stage |
| 2.1.2 While-translation Stage |
| 2.1.3 After-translation Stage |
| 2.2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lation |
| 2.2.1 Terminology |
| 2.2.2 Polysemy |
| 2.2.3 Long and Complex Sentences |
| 2.2.4 Post-modifiers |
| Chapter 3 Case Analysis |
| 3.1 At the Lexical Level |
| 3.1.1 Diction |
| 3.1.2 Addition |
| 3.1.3 Omission |
| 3.2 At the Syntactic Level |
| 3.2.1 Conversion |
| 3.2.2 Division |
| 3.3 At the Discourse Level |
| 3.3.1 Cohesion |
| 3.3.2 Coherence |
| Chapter 4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
（9）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10）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语义分析的方法 |
| 1.4.2 历史研究的方法 |
| 1.4.3 比较研究的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现象探析 |
| 2.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缘起和发展历程 |
| 2.2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概念界定 |
| 2.2.1 残疾含义 |
| 2.2.2 人权的含义 |
| 2.2.3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内涵 |
| 2.3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判断标准 |
| 2.3.1 残疾人的参与 |
| 2.3.2 残疾人的权利 |
| 2.3.3 残疾人的需要 |
| 2.3.4 监测评估方案 |
| 2.3.5 无间隔政策 |
| 2.4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理论基础 |
| 2.4.1 利益集团博弈理论 |
| 2.4.2 社会学理论 |
| 2.4.3 发展伦理学 |
| 2.4.4 残疾人经济学 |
| 2.5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核心价值 |
| 2.5.1 尊严 |
| 2.5.2 正义 |
| 2.6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取得的进展 |
| 2.6.1 人权文书较完善 |
| 2.6.2 监督机制较健全 |
| 2.6.3 执行程序较全面 |
| 2.6.4 伙伴关系正在结成 |
| 2.7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存在的缺陷 |
| 2.7.1 理念认识需深入 |
| 2.7.2 全系统行动计划缺失 |
| 2.7.3 具体效果难以衡量 |
| 2.7.4 高质量数据缺乏 |
| 2.7.5 监督机制功能重叠 |
| 2.8 结论 |
| 第3章 《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3.1 《公约》的出台与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3.1.1 秘书长 |
| 3.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 3.1.3 社会发展委员会 |
| 3.1.4 人权委员会 |
| 3.2 《公约》内容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3.2.1 权利设定的全面性 |
| 3.2.2 义务承担的广泛性 |
| 3.2.3 机构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依据 |
| 3.3 《公约》框架下的合作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3.3.1 互动对话 |
| 3.3.2 咨询和协助 |
| 3.4 落实《公约》以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 |
| 3.4.1 联合国机构更多地参与公约缔约国会议 |
| 3.4.2 加强《公约》机构间支助小组成员的合作 |
| 3.4.3 应以《公约》的角度促进《2030议程》 |
| 3.4.4 扩大联合国系统主流化检查的范围 |
| 3.4.5 精简报告机制 |
| 3.4.6 更新残疾用语 |
| 3.5 结论 |
| 第4章 人权理事会UPR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4.1 建立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4.1.1 防止权利边缘 |
| 4.1.2 提供交流平台 |
| 4.1.3 提供监督途径 |
| 4.2 审议依据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4.2.1 促使更多国家加入《公约》 |
| 4.2.2 促使国家制定或修改残疾人法律 |
| 4.2.3 监督政策落实 |
| 4.3 审议主体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4.3.1 对欧盟国家的监督 |
| 4.3.2 对日本的监督 |
| 4.4 审议内容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4.4.1 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护的监督 |
| 4.4.2 对受教育权保护的监督 |
| 4.4.3 对无障碍环境权保护的监督 |
| 4.4.4 对工作权保护的监督 |
| 4.4.5 对社会保障权保护的监督 |
| 4.5 后续行动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 4.6 UPR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举措 |
| 4.6.1 重视国家报告磋商过程 |
| 4.6.2 补充UPR审议的专业性 |
| 4.6.3 完善人权理事会的建议权 |
| 4.6.4 提高互动对话的质量 |
| 4.6.5 保障非政府组织权益 |
| 4.6.6 制定监测评估体系 |
| 4.7 结论 |
| 第5章 人权高专办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5.1 职能定位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5.1.1 推动纳入普遍定期审议的主流 |
| 5.1.2 支持纳入特别程序的主流 |
| 5.1.3 纳入人权顾问工作的主流 |
| 5.1.4 融入和平特派团工作的主流 |
| 5.2 机构设置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5.2.1 司级部门的推动 |
| 5.2.2 区域办事处的促进 |
| 5.2.3 国家办事处的落实 |
| 5.2.4 国家机构股的帮助 |
| 5.2.5 快速反应股的支持 |
| 5.2.6 民间社会股的促进 |
| 5.3 研究内容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5.3.1 推动纳入国际规范框架的主流 |
| 5.3.2 专题研究落实《公约》 |
| 5.3.3 撰写书籍扩大宣传 |
| 5.4 合作范围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5.4.1 加强联合国机构间的合作 |
| 5.4.2 加强与国家的合作 |
| 5.4.3 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
| 5.4.4 注重与企业合作 |
| 5.5 人权高专办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举措 |
| 5.5.1 解决法律障碍 |
| 5.5.2 出台共识文件 |
| 5.5.3 制定操作政策 |
| 5.5.4 扩大合作范围 |
| 5.5.5 纳入人道主流 |
| 5.5.6 统一实践决议 |
| 5.5.7 重点监督落实 |
| 5.5.8 增强协调能力 |
| 5.6 结论 |
| 第6章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 6.1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载入《2030议程》的理论解读及联合国的努力 |
| 6.1.1 世界主义 |
| 6.1.2 全球治理 |
| 6.1.3 联合国的努力 |
| 6.2 《2030议程》确定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目标 |
| 6.2.1 受教育权的主流化 |
| 6.2.2 就业权的主流化 |
| 6.2.3 无障碍环境权的主流化 |
| 6.3 落实《2030议程》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理念 |
| 6.3.1 以人为中心 |
| 6.3.2 包容性发展为着力点 |
| 6.3.3 以国际法为依据 |
| 6.3.4 以统筹兼顾为方式 |
| 6.3.5 以全球伙伴关系为支撑 |
| 6.4 落实《2030议程》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 |
| 6.4.1 亟需制定全系统战略行动计划 |
| 6.4.2 加强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调中心的功能 |
| 6.4.3 加强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 |
| 6.4.4 专门机构开展2030行动框架 |
| 6.4.5 成立关注残疾人地位的机构 |
| 6.4.6 加强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对残疾人的宣传 |
| 6.4.7 收集精准高质量数据 |
| 6.4.8 健全审查和后续行动机制 |
| 6.5 结论 |
| 第7章 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进程 |
| 7.1 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战略定位 |
| 7.1.1 勇敢的领跑者 |
| 7.1.2 睿智的建设者 |
| 7.1.3 共赢的合作者 |
| 7.2 中国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取得的进展 |
| 7.2.1 全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
| 7.2.2 积极落实UPR的建议 |
| 7.2.3 积极落实《2030议程》 |
| 7.3 中国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潜在挑战 |
| 7.3.1 主流化的理念尚未深入 |
| 7.3.2 主流化的落实仍显乏力 |
| 7.4 中国促进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优化路径 |
| 7.4.1 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作用 |
| 7.4.2 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机制的整合 |
| 7.4.3 推动残疾人权利纳入国际援助框架主流 |
| 7.4.4 研究区域组织加入《公约》的可行性 |
| 7.4.5 整合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
| 7.4.6 构建中国国家人权机构 |
| 7.4.7 完善法律制度 |
| 7.4.8 开展宣传活动消除意识障碍 |
| 7.5 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国际统计学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论文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J]. 吴忠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统计培训与统计能力建设——国际统计培训发展趋势及启示[J]. 李一辰. 调研世界, 2021(09)
- [3]《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D]. 王翰晨.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4]我国小学“统计与概率”教材内容的分析与比较 ——基于统计活动过程的视角[D]. 蒋苏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高中教师数据素养的现状调研与培养策略 ——基于南充市S中学的个案研究[D]. 宋文逸.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6]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7]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治理作用研究[D]. 刘媛.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8]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联合国文献翻译 ——以《年鉴快车1987》为例[D]. 王怡璇. 苏州大学, 2020(03)
- [9]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研究[D]. 孟凡娟.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