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八九年玉米杂交种引种鉴定简报（论文文献综述）
杨虎[1]（2011）在《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玉米属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沿安第斯山麓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始有关于玉米文字记载的历史。稍后玉米被引种到北欧诸国,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以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玉米现已发展为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玉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玉米是利用杂种优势时间最早、面积较大的作物。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是玉米种子商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玉米种子商品化主要标志是20世纪中期出现种、粮生产分工并确立。由此,玉米种子商品率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产业化。至20世纪末,杂交玉米覆盖率已逾90%,为所有农作物杂种利用最高。可以说正是在20世纪,玉米种业从无到有,从原始自留种发展到种业产业化,由迟滞封闭的传统孤立态走向蓬勃开放的现代产业化,亦代表着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玉米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时间为序,以玉米种业发展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玉米种业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特点,首次尝试结合运营管理体制与玉米种业的核心载体——玉米品种的演变,把中国玉米种业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引入—1962）；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突破以往单纯按时间或政治体制划分的局限,从本质上揭示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本文首先以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玉米种业的延续与渐变过程（引入—1962）。在回顾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玉米约在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早是经由西南陆路传入,大致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山区,后平原；先南方,后北方。玉米的传入和发展促使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玉米的种植、栽培和种子收集保存等各种技术的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传统玉米种业的相关技术积累工作,亦为玉米种业的继承与创新准备了前提。在中国玉米种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科技特征,即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随之,玉米栽培与科技关系亦日益密切。中国玉米种业经过农家种时期的长期发展与引进种改良,已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12月,农业部颁布《全国玉米杂交种繁殖推广工作试行方案》,统一规划全国的玉米育种、繁殖和推广工作。1963年玉米单交种新单1号的育成标志我国玉米育种从以选育双杂交种为主向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亦为中国玉米种业进入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受政治等因素影响,玉米种业发展较为曲折缓慢,但仍取得一定成绩：一是玉米栽培技术的进步；二是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三是玉米种质创新技术与体制发展。在探索高产高效玉米杂交种的过程中,紧凑型株型育种成效显着。1976年烟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伊育成的烟单14成为第一个在生产较大规模推广利用的玉米紧凑型品种,标志着中国玉米种业进入以紧凑型玉米为主导的时代。李登海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了一系列紧凑型玉米品种,其中掖单2号与掖单13号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国玉米主推品种,从而开拓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崭新局面,亦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为玉米种业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和现代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乃是紧凑型玉米育种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掖单13号等系列优良品种不断产生,并在实践中普及推广,取得增产实效；玉米紧凑型良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紧凑型玉米乃是密植型种,栽培管理上有其特殊要求,只有采取合适恰当的栽培与管理技术才能保证理想增效。各时期标志性玉米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利用促进了玉米种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发展,玉米种业产业化亦逐渐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至1995年,国家实施了玉米种子工程项目,亦标志着我国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开端。在分析归纳了现代玉米种业的科技创新变革和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变革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了总体分析。最后以登海种业与德农种业为例对现代玉米种业公司进行了个案分析。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管到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公司化的过程。1987年,中国种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种业集团公司。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主要包括玉米品种研发体系、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和玉米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现代产业化玉米种业公司成长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状况。登海种业是最大的玉米种子现代企业、德农种业为新兴的玉米种子企业,皆具代表性,故而在对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以他们为个案进行了例证分析。玉米种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促进玉米产量提高和面积扩大。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紧凑型玉米的持续培育并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体现了玉米品种发展对产量提高的贡献之巨。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最大产区,山东省是我国夏玉米最大产区。故本文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对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吉林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发展对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作用。考察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突出：一是作为玉米种业自身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是内驱动力；二是作为国家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是指针,具导引作用；三是作为产业经济杠杆,市场需求乃是玉米种子产业的核心环节,具强大推动力。最后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纵观20世纪玉米种业的发展,它体现出自身运行的特点,有巨大成就,亦有问题与不足,无论得失成败,都对我们今天玉米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与借鉴。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强化种业科研,走创新之路；锐意体制改革,走产业集团化之路；加强种子品牌建设,走优质精品之路；严格市场监管,走依法治种之路；拓宽种子市场,走国际化之路。
蒋慕东[2]（2006）在《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豆是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原产于中国的作物，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蛋白质、植物油脂来源之一，孙中山先生说：“以大豆代肉类是中国人所发明。”大豆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豆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最佳农作物，大豆根瘤菌的固氮作用，是中国传统农业中氮肥最重要的来源。我们祖先发明了豆腐、豆芽、酱、酱油、豆豉、豆腐乳等很多大豆制品，还发现大豆的药用和饲用价值。民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大豆为三百五十余种工业品之原料；近年来，科学家不断发现大豆新的用途，大豆油替代柴油，既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大豆蛋白纤维服装穿着舒适又保健还可降解；大豆肽、大豆异黄胴、大豆皂甙等新型生物制品在医药保健领域应用前景广泛。随着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会发现大豆越来越多新用途。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一百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大豆单产增长了两倍，远超过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单产增长总体水平，这是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的一段跨跃式发展时期。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科研体制化、制度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支撑体系的不同。传统农业是以经验为支撑的，农业技术研究都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选择的效率低、周期长，精确度和可靠性都不高。尽管有部分知识分子研究农业技术并撰写农书以传播先进技术，总体而言，其技术研究是个体化的，受研究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水平的高低影响很大，局限性非常明显。农业技术传播口传身授，速度慢、范围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发挥作用更慢。而现代农业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体制化、制度化的科研为支撑，有专门的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人员，并有相应的经费支持，研发、教育、推广三位一体，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史无前例地提高了大豆生产与利用水平，与以往传统农业时期的大豆技术进步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科技是二十世纪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取得长足进步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现在位居世界第四，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夏如兵[3]（2009）在《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水稻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长期以来,水稻总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粮食作物的首位。因此,水稻生产在中国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中历来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水稻生产如能大幅度增长,中国的粮食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育种技术的进步是水稻增产的主要途径。近代三十多年育种技术的进步,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水稻育种科技和水稻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育种技术的进步是整个近代农业不多的科技成果中成效最为卓着者,其中又以水稻育种成绩最为突出。因此,系统总结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成就和不足,分析其发展动因和历史价值,有助于理清20世纪水稻育种科技的完整发展轨迹,把握育种科技的发展规律,揭示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的动力与条件,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第一章依据水稻育种研究机构的设置、遗传育种理论研究和育种技术的进步性、选育良种的数量和良种推广情况,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时期（19世纪末-1919）：尽管近代农业科技已初步传入中国,新型的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校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农业改良开始起步,但西方遗传育种理论尚未在中国传播,科学的育种制度尚未建立,有成绩的专业育种机构和专业育种人才尚未出现,用近代科技选育的水稻良种尚未育成。2、初创时期（1919-1930）：随着外国育种家来华指导和中国留学生的学成归国,国外先进的育种理论和技术系统地传入中国,纯系育种法逐步推广,杂交育种技术也开始运用到水稻育种实践中,中国稻作育种初步走上有计划、有目的、有程序的轨道。以中央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为代表的农业院校是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的策源地和育种中心。此期育成的良种数量寥寥无几,在生产上获得大面积推广的水稻良种,仅有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中大帽子头一个品种。3、独立发展时期（1930-1949）：1930年代,以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全国稻麦改进所为代表的专业育种机构纷纷设立,中国的育种学家普遍掌握了近代育种理论和方法,具备了独立研发的能力,从此中国育种科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的主要收获期,水稻育种的各项重要成就主要形成于这一阶段,近代选育的300余个水稻良种,90%以上育成于1930-1945年。第二章重点介绍几所近代主要水稻育种机构。农业院校是近代水稻育种的开创者,其中以中央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成绩最为突出。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标志着全国农业科研的统一,中农所荟萃了中国水稻育种界半数以上的精英,成为此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领导力量,而且对南方各省的水稻育种机构和良种选育工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章分析了近代水稻育种理论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从20世纪初几乎一片空白到30年代与国际遗传育种界接轨,中国学者围绕水稻育种,在水稻遗传学、生理学、生态学、细胞学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有的研究成果（如赵连芳对连锁遗传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育种技术上,西方每一项新技术几乎都能在短期内被中国育种家学习、掌握,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适应性改造。不仅品种检定和纯系育种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近代最重要的育种技术,先进的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技术也逐步在育种工作中得到试验和运用。近代水稻育种技术在理论和方法上均与传统技术有霄壤之别。第四章对近代各育种机构的育种成就和良种推广进行了系统总结。在近代育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育种学家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的三十年中,育成300多个水稻新品种。仅从新育成的良种数量来看,水稻育种的成就超过了其它任何作物。这些品种主要育成于1930年以后,大多是检定种和纯系,也包括丁颖等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成的第一代杂交品种。中山大学农学院、浙江稻麦改良场、江西农业院、湖南第一、第二农事试验场、四川稻麦改进所及中央农业实验所是近代最重要的育种机构。近代良种除中大帽子头曾于抗战前推广20余万亩外,其余良种主要推广于抗战爆发后。其中推广速度最快、面积最大、适应区域最广的是南特号,从1938年开始示范推广,到1947年仅江西、福建、湖南三省推广面积即达270余万亩,江西一省1938-1947年累计推广南特号超过1100万亩。从各省良种推广情况看,湖南、江西、广东等省推广成效最为显着。据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历年全国粮食增产报告,1941至1946年,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河北、浙江、福建、安徽、陕西等12省累计推广水稻良种达2789万多亩。水稻育种科技的进步对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第五章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首先,良种在上述水稻地区的推广增加了水稻单产和总产,改善了品质,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对水稻种植制度和分布区域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改良稻种的单产平均比农家品种增加约50斤,增产率达10%以上。1941至1946年四川等12省因推广水稻良种共约增产稻谷近1324万担,平均年增产稻谷221万担。其次,良种推广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后方各省的农业开发。再次,近代的育种科技进步还为现代水稻育种科技和水稻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统计了近代育成的水稻良种在1950年以后的推广情况,其中年推广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有25个品种,南特号等8品种年推广面积更达1000万亩以上,在五、六十年代的水稻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除在水稻生产上直接利用近代品种外,利用近代育种材料作为育种亲源而育成的品种在50年代以后的水稻生产上亦占有很高的比例,如以南特号为基础即衍生8辈258个品种。此外,近代各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出大批水稻育种人才,他们成为50年代以后中国水稻育种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没有近代育种理论与技术的进步,就不会在60年代出现以矮秆良种为标志的绿色革命。本文第六章主要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与农业发展的诱致性变迁理论,探讨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动力和条件。首先,动力来自近代科技的不断突破,遗传学、生理学等学科在近代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了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其次,从中国近代的资源禀赋和社会需求来看,社会亟需能减缓人口和土地压力的新技术,同时,政府又无力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因素诱发了节约土地、增加产量而且无须巨大投入的育种技术的优先发展。在近代社会的农业技术创新中,政府尽管在科研投资上捉襟见肘,但在制度上进行了必要的近代化变革,制定相关法规,设置新型的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抗战时期政府推行的粮食增产等措施导致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发生。此外,作为一类全新的技术,中国近代育种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本土化改造。这种对先进技术的本土化改造也成为中国水稻育种界长期的传统,是中国水稻育种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结语部分分析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特点。首先,与传统技术相比,近代水稻育种最显着的特征是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化。近代育种技术的发展与科学密不可分,它以遗传学等科学理论为指导,建立在科学研究与试验的基础上,有明确的育种目标,经过科学、严谨的田间试验和数理统计程序；拥有专业的科研机构与专职的科研人员也是近代育种科学化的重要体现；近代育种科技的科学性还表现为科技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性。因此,近代水稻育种不仅规模大、周期短、见效快,而且能根据生产的需要育成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其次,政府在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三十年中育成的水稻新品种主要由政府所属科研机构选育；从良种推广来看,各地推广工作亦多由政府农业行政部门推动,特别是抗战期间,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水稻育种和良种推广工作之所以能在后方取得快速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变迁对当今农业科技的发展具有以下的启发意义：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才能适应当地的条件,转化为适用技术；政府对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的支持是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技术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面向社会需求是农业技术创新的方向。
来永才[4]（2003）在《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的评价及利用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以引进的9个自交系和10个南斯拉夫玉米杂交种为基础材料，通过对引进杂交种的试验鉴定及南斯拉夫自交系、10个杂交种后代选系、14个（478×外引系）和8个（ZP108×国内系）后代选系与国内属于不同优势类群骨干自交系杂交组配的四组共211个测交组合的配合力和杂种优势分析，研究引进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材料的种质特点，并探讨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材料的直接和间接利用价值。 试验结果表明： （1）通过三年多的重复试验说明：引进的10个南斯拉夫杂交种在黑龙江省玉米生产上的直接利用价值不大，但通过试验发现引进的部分杂交种在穗长性状上具有潜在的间接利用价值（如：比CK超27.49％）。 （2）为了进一步摸清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的遗传潜力，又对10个优良杂交种后代选系的GCA（一般配合力）、SCA（特殊配合力）进行了数据分析，其结果均存在极显着差异，详尽结果如：黑南杂9901-2-1-1、黑南杂9905-1-1-1的GCA（一般配合力）达到显着和极显着水平，组配出高优势组合的机率较高。黑南杂9901-2-1-1×改3、×黑选374，黑南杂9910-2-1-1×改3、×黑选87-1，黑南杂9905-1-3-1×S478、×黑选87-1，黑南杂9905-1-1-1×改3共7个组合的单株产量极显着高于对照CK6.31％～27.11％。 （3）9个南斯拉夫自交系可划分为5类，其中黑南自9909自成一类，且与其它自交系遗传差异较大，可较明确地归为Reid类群，其直接组配利用价值最大。黑南自9909×S22、黑南自9909×3-2较对照CK极显着增产41.56％和9.32％。其余自交系的配合力和杂种优势表现较为复杂，难以明确其与我国各类群自交系的种质关系。 （4）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具有较高的间接利用价值。在22个（478×外引系）和（ZP108×国内系）优良后代选系中，有5个选系的GCA（一般配合力）为显着和极显着正值，有较高的直接组配利用价值。在88个测交种中，有21个单株产量显着或极显着高于对照CK3.85％～33.28％。
郜淑青[5]（1990）在《一九八九年玉米杂交种引种鉴定简报》文中研究说明 1989年对山东、河南等省所选育的紧凑型高产玉米杂交种进行丰产性、适应性、抗病性鉴定,以便为引种提供科学依据。 一、试验概况 参试品种有掖单6号、7号、13号（育种单位:山东莱州市玉米所）,郑单8号(河南省
吕凤金[6]（2006）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子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是由1984年的《专利法》，1999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2000年的《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构成的。 植物新品种保护对种子产业有哪些影响，如何具体地影响种子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如何影响农民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这是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为知识产权制度支付了必要的成本之后必须了解的问题。 本文在简要回顾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历史的基础上，对有关国际公约中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欧盟、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比较了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点，并指出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中一些新的动向。 本文以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理论、效用理论和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作为指导，逐一考察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对企业、农民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效应进行了评价。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我国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仅7年时间，已经有效地构建了相关的法律环境，对与植物育种有关的技术提供专利保护，对62个种属提供品种权保护。截至2003年底，我国转基因的专利申请达888件，转基冈植物的专利申请304件。截至2004年底，共受理了2996件品种权申请，授予了698件品种权。说明目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基本符合我国种业发展的要求。 2．在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后，种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研究所之间品种权的纠纷增加。我国2002、2003、2004年收到的案件分别为32、100和172件，一审诉讼标的分别达809.43、1373.1和2491.63万元；二审诉讼标的分别达115、228和1058.5万元。少数案件诉讼时间长，涉及面广。说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司法成本是巨人的。 3。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直接增加了种子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成本，提高的成本为每公斤0.27元。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种子销售的差异化，间接地提高了种子成本。每公斤玉米种子的综合成本由1999年的2.84元上升至2004年的5.52元，每公斤的零售价由1999年的5元上升至2005年的10.6元。同时生产商和零售商各环节的利润率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分别由26.8％和8.7％上升至37.7％和28.6％。 4．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后，企业在育种上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企业在2004年的研发投入平均达到销售收入的4.10％，玉米上即达到1.64亿元。在水稻上企业独立育成或院企合作育成的品种以及相对比例逐年增加，至2004年已超过25％；在玉米上，企业参与育种的积极性最高，2004年企业独立育成或院企合作育成的品种达29个，占当年审定品种的63％，实际上我国的玉米育种已经以企业为主。 5．实施品种保护后，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单产增长的幅度小于保护之前。只有油菜和棉花的单产增长幅度大于保护之前。但油菜单产与年际之间的拟合度很低，不能准确地反映产量与年际之间的关系。棉花的表现趋势与油菜相似，拟合度较低，而且，棉花自2005年才开始实施保护，其产量的变化与品种保护无必然联系。上述现象表明，品种保护未能提高作物的增产幅度。
陈晳[7]（1986）在《我国种子工作记事年表（一九四九—一九八五年）》文中研究说明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种子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将全国性的一部分主要种子工作汇列如下,供参考。
朱世桂[8]（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李百禄,张永哉[9]（1984）在《回忆 思考 改革》文中指出 种子工作大有回顾之必要,大有总结之必要,旨在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加快种子现代化建设步代,促进农业商品生产的大发展。一、三十五年种子工作的回顾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农业科技工作十分重视,种子工作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三十五年来,陕西省种子工作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10]（1990）在《关于加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建议》文中研究指明 世界范围内生物资源,特别是作物种质资源的遗传侵蚀,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许多学者指出,拥有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数量及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农业科学水平高低和发展速度的标
二、一九八九年玉米杂交种引种鉴定简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九八九年玉米杂交种引种鉴定简报（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条件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研究方法与手段 |
| 六、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传入—1962) |
| 第一节 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 |
| 一、玉米引进中国的途径探讨 |
| 二、玉米在中国的传播 |
| 三、玉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与改良 |
| 一、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 |
| 二、近代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改良创新 |
| 三、金皇后等标志性玉米品种的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农家种改良创新的科技特征 |
| 一、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
| 三、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 |
| 四、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 |
| 第二章 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 |
| 第一节 杂交玉米栽培技术演变 |
| 一、玉米栽培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主要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 |
| 一、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搜集过程 |
| 二、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分布 |
| 三、玉米抗病性改良与种质资源利用 |
| 四、中单2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种质创新理论及技术演变 |
| 一、"南繁"等异地培育理论的创立与推广 |
| 二、玉米杂种优势技术创新与利用 |
| 三、玉米推广体系的初创与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 |
| 第一节 紧凑型玉米品种变革的科技基础 |
| 一、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 |
| 二、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 |
| 第二节 紧凑型玉米的产生与利用 |
| 一、紧凑型玉米的产生 |
| 二、紧凑型玉米品种的效应 |
| 三、掖单13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紧凑型玉米栽培与管理技术 |
| 一、紧凑型玉米的栽培技术 |
| 二、紧凑型玉米的管理技术 |
| 三、紧凑型玉米选育栽培的问题与启示 |
| 第四章 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 |
| 第一节 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 |
| 一、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的转变 |
| 三、玉米品种评定与审(认)定的演变 |
| 四、玉米品种推广体系的推进与创新 |
| 第二节 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分析 |
| 一、玉米品种研发体系 |
| 二、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 |
| 三、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 |
| 四、玉米产业组织结构 |
| 五、玉米种业需求及风险控制状况 |
| 第三节 现代玉米种业公司个案分析—以登海、德农种业为例 |
| 一、登海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二、北京德农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影响与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玉米种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分析 |
| 一、促进玉米产量提高与面积扩大 |
| 二、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 |
| 三、改变了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 |
| 第二节 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的内驱动力 |
| 一、农家品种的评选及品种间杂交种的选育 |
| 二、玉米双交种的培育 |
| 三、玉米单杂交种的培育及其发展 |
| 四、玉米科学家的贡献 |
| 第三节 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推动 |
| 一、组织玉米育种攻关和改革管理措施 |
| 二、玉米种子工程 |
| 三、知识产权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 |
| 四、种子法颁布历程 |
| 第四节 市场因素—玉米消费需求的拉动 |
| 一、市场需求理论分析 |
| 二、玉米市场需求的态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2）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原创性声明 |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方法、重点与结构 |
| 第四节 本研究的结论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中国大豆科学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科技特征 |
| 一、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
| 三、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 |
| 四、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国统区的大豆科研 |
| 一、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
| 二、大豆的科学育种 |
| 三、大豆的农事试验 |
| 四、主要的大豆出版物 |
| 五、民国大豆科研的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前东北的大豆科研 |
| 一、历史沿革 |
| 二、日伪时期大豆科研主要领域和成果 |
| 三、东北解放区时期大豆科研的恢复 |
| 四、评说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豆科研 |
| 一、吉林省公主岭农业科研继续发展 |
| 二、黑龙江省大豆科研迅速兴起 |
| 三、辽宁省的大豆科研成就显着 |
| 四、南方大豆科研多点发展 |
| 五、全国大豆增花保荚协作研究 |
| 六、中外大豆科学交流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豆科研 |
| 一、南方大豆科研的崛起 |
| 二、东北大豆科研继续稳步发展 |
| 三、野生大豆研究 |
| 四、雄性不育系研究和利用 |
| 五、大豆种质资源的研究 |
| 六、大豆区划的进一步调整和细化 |
| 七、大豆基因组学研究 |
| 八、大豆育种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
| 九、中外大豆科研交流步入常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豆生产 |
| 第一节 大豆的单产和总产变化 |
| 一、单产变化 |
| 二、总产变化 |
| 三、重点种植区域变化 |
| 第二节 品种演变 |
| 一、农家种时期(1900-1923) |
| 二、科学育种兴起时期(1924-1949) |
| 三、科学育种渐居主导地位时期(1950-2000) |
| 第三节 种植制度演变 |
| 一、清末大豆种植制度 |
| 二、民国大豆种植制度 |
| 三、新中国大豆种植制度 |
| 第四节 耕作制度演变 |
| 一、清末大豆耕作制度 |
| 二、民国大豆耕作制度 |
| 三、新中国大豆耕作种植制度 |
| 第五节 大豆施肥演变 |
| 一、清末大豆施肥 |
| 二、民国大豆施肥 |
| 三、新中国大豆施肥 |
| 第六节 病虫草害防治 |
| 一、清末大豆病虫草害防治 |
| 二、民国大豆病虫草害防治 |
| 三、新中国大豆病虫草害防治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二十世纪中国大豆的加工和利用 |
| 第一节 中国大豆加工和利用的历史过程 |
| 一、民国以前的大豆加工和利用 |
| 二、民国时期大豆加工和利用 |
| 三、新中国时期大豆加工和利用 |
| 第二节 传统大豆食品加工工艺及其演进 |
| 一、发酵类豆制品 |
| 二、非发酵类豆制品 |
| 三、蛋白类豆制品 |
| 四、豆乳粉 |
| 第三节 大豆油脂加工 |
|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大豆油脂加工 |
| 二、新中国的大豆油脂加工 |
| 第四节 大豆蛋白纤维及其生产工艺 |
| 一、蛋白纤维发展概况 |
| 二、大豆蛋白纤维性能及其织物特点 |
| 三、大豆蛋白纤维生产工艺 |
| 第五节 大豆新兴生物制品 |
| 一、大豆卵磷酯 |
| 二、大豆低聚糖 |
| 三、大豆异黄酮 |
| 四、大豆皂甙 |
| 五、大豆多肽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未来中国大豆发展对策研究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中国大豆对外贸易兴衰的历史过程 |
| 一、清末中国大豆一枝独秀 |
| 二、民国时期中国大豆先盛后衰 |
| 三、新中国大豆对外贸易形势彻底逆转 |
| 第二节 中国大豆生产贸易兴衰的原因分析 |
| 一、积极因素 |
| 二、消极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大豆生产和对外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未来中国大豆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
| 一、中国大豆发展战略背景分析 |
| 二、未来中国大豆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
| 三、未来中国大豆发展战略目标 |
| 第五节 未来中国大豆发展对策建议 |
| 一、中国绝不放弃自己的大豆生产 |
| 二、坚定不移“主要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给问题” |
| 三、突出抓好大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 |
| 四、加大大豆生产和出口的支持力度 |
| 五、提高大豆产销的组织化程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民国实业部关于全国农事实验场调查的各项统计(1936年) |
| 二、东北解放区大豆试验田间调查及室内考种标准 |
| 三、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大豆“超级种培育”项目建议摘要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3）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近代水稻育种科技萌芽时期(19世纪末-1919) |
| 第二节 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初创时期(1919-1930) |
| 第三节 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独立发展时期(1930-1949) |
| 第二章 近代重要水稻育种机构 |
| 第一节 高等农业院校的水稻育种机构 |
| 第二节 农事机关内设的水稻育种机构 |
| 第三章 近代水稻育种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水稻育种基础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近代的水稻品种检定 |
| 第三节 纯系育种在中国近代的发展 |
| 第四节 近代水稻杂交育种研究 |
| 第五节 抗虫育种与抗病育种 |
| 第六节 其它育种方法的初步研究 |
| 第四章 近代水稻育种成就与良种推广 |
| 第一节 育种成就 |
| 第二节 良种推广 |
| 第三节 近代重要水稻良种 |
| 第五章 近代水稻品种改良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了水稻生产 |
| 第二节 推动区域农业开发 |
| 第三节 对现代水稻育种的深远影响 |
| 第六章 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动力与条件 |
| 第一节 技术推动:遗传育种相关理论与技术的突破 |
| 第二节 资源禀赋与需求拉动:水稻育种科技的诱致性技术变迁 |
| 第三节 强制性技术变迁: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主要路径 |
| 第四节 制度变迁与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 |
| 第五节 国际转移与技术扩散:水稻育种科技的中外交流 |
| 结语 |
| 一、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特点 |
| 二、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局限与不足 |
| 三、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历史启示 |
| 附录 近代水稻改良品种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文献 |
| 二、现代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的评价及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引进材料 |
| 2.2 引进杂交种的研究与利用方法 |
| 2.2.1 引进杂交种的直接利用研究方法 |
| 2.2.2 引进杂交种的间接利用研究方法 |
| 2.3 引进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的直接和间接利用研究方法 |
| 2.3.1 引进玉米自交系直接利用的研究方法 |
| 2.3.2 引进玉米自交系间接利用的研究方法 |
| 2.4 田间试验设计和性状调查指标 |
| 2.5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引进南斯拉夫玉米杂交种的利用价值 |
| 3.1.1 引进玉米杂交种的穗粒性状表现及其直接利用价值 |
| 3.1.2 引进玉米杂交种后代选系的配合力及其利用价值 |
| 3.2 引进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的种质资源特点及直接组配利用价值 |
| 3.2.1 引进玉米自交系的主要农艺性状配合力的分析 |
| 3.2.2 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的优势类群划分及进一步利用价值 |
| 3.2.3 测交种的产量表现及生产利用的价值 |
| 3.3 引进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的间接利用价值初步分析 |
| 3.3.1 引进自交系与478杂交后代选系的配合力分析 |
| 3.3.2 ZP108与国内系杂交后代选系的配合力及利用价值 |
| 4 讨论 |
| 4.1 南斯拉夫杂交种种质资源的特点及利用价值 |
| 4.2 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种质资源的特点及利用价值 |
| 4.3 GCA(一般配合力)、SCA(特殊配合力)与高优势组合筛选 |
| 4.4 对引进玉米种质资源的进一步研究与利用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6）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子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 |
| 1.2.1 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理论 |
| 1.2.2 知识产权的效用理论 |
| 1.2.3 知识产权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1.3 论文结构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框架 |
| 1.3.2 论文研究内容 |
| 1.4.应用理论和研究方法 |
| 1.4.1 应用理论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与管理 |
| 2.1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
| 2.1.1 知识产权的内容与范畴 |
| 2.1.2 植物新品种保护概念的诞生及演变 |
| 2.2 涉及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公约 |
| 2.2.1 UPOV公约 |
| 2.2.2 TRIPs框架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
| 2.2.3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
| 2.2.4 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国际公约(ITPGRFA) |
| 2.3 各国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 |
| 2.3.1 欧洲 |
| 2.3.2 美国 |
| 2.3.3 日本 |
| 2.3.4 印度 |
| 2.4 植物新品种保护对产业集中度的影响 |
| 2.4.1 知识产权保护刺激了种子部门的私人投资 |
| 2.4.2 知识产权保护刺激了种子产业的并购 |
| 2.4.3 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种子产业的集中度 |
| 2.5 知识产权霸权 |
| 2.5.1 保护边界的扩大 |
| 2.5.2 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海盗行为 |
| 2.6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异化行为(利用新技术进行的自我保护) |
| 2.6.1 V-GURTs技术 |
| 2.6.2 T-GURTs技术 |
| 2.6.3 对遗传利用限制技术的担忧 |
| 2.6.4 对国际公约制定的影响及对国际组织的胁迫 |
| 第三章 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和现状 |
| 3.1 历史回顾 |
| 3.1.1 计划经济时代的种子生产与供给(1949-1978) |
| 3.1.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种子生产与供给(1978-2000) |
| 3.1.3 种子产业的形成(2000年以后) |
| 3.2 现状 |
| 3.2.1 市场规模 |
| 3.2.3 作物和品种分布 |
| 3.2.3 企业分布 |
| 3.2.3 跨国公司在华业务 |
| 3.2.4 冀岱棉种科技公司的成立和发展 |
| 第四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和管理 |
| 4.1 法律环境 |
| 4.1.1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配套法规 |
| 4.1.2 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 |
| 4.1.3 专利法及其配套法规 |
| 4.1.4 其他规定 |
| 4.2 植物新品种保护 |
| 4.2.1 保护范围 |
| 4.2.2 数量及其分布 |
| 4.2.3 吉林省农科院品种权保护 |
| 4.3 植物新品种有关的专利权 |
| 4.3.1 植物新品种专利权增加的原因 |
| 4.3.2 与植物新品种相关的专利分布 |
| 4.4 作物遗传资源保护 |
| 4.4.1 我国作物遗传资源保护体系 |
| 4.4.2 资源的种类和数量 |
| 第五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对种子企业的影响 |
| 5.1 企业对品种权的积极申请 |
| 5.1.1 企业对品种权申请的数量变化 |
| 5.1.2 保护品种面积的变化 |
| 5.2 企业对育种的投入加大 |
| 5.2.1 资金投入 |
| 5.2.2 育种成果 |
| 5.3 品种权转让 |
| 5.3.1 品种权转让价格 |
| 5.3.2 转让品种的作物分布 |
| 5.3.3 转让人和受让人的分布 |
| 5.3.4 郑单958 |
| 5.4 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之间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 |
| 5.4.1 纠纷的数量及其分布 |
| 5.4.2 纠纷的类型 |
| 5.4.3 临奥1号品种权纠纷诉讼案 |
| 5.5 对企业竞争力和并购的影响 |
| 5.5.1 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
| 5.5.2 豫玉22 |
| 5.5.3 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
| 第六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对农民的影响 |
| 6.1 植物新品种保护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
| 6.1.1 植物新品种保护前我国作物产量变化 |
| 6.1.2 植物新品种保护后我国作物产量变化 |
| 6.2 对种子价格的影响 |
| 6.2.1 种子价格的构成 |
| 6.2.2 我国种子价格的历史变化 |
| 6.2.3 实施品种保护后种子价格的变化 |
| 6.2.4 实施品种保护后种子价格上涨的原因 |
| 6.3.可供选择的品种增多 |
| 6.3.1 生产上应用的品种增多 |
| 6.3.2 育成的新品种数量逐年增加 |
| 第七章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社会效应 |
| 7.1 对社会资本的吸引 |
| 7.1.1 对国内资本的吸引 |
| 7.1.2 对国外资本的吸引 |
| 7.1.3 育种家的价值得到提升 |
| 7.1.4 新的技术类育种公司不断诞生 |
| 7.2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成本 |
| 7.2.1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直接成本 |
| 7.2.2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间接成本 |
| 第八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和趋势预测 |
| 8.1 存在的问题 |
| 8.1.1 政策性知识产权的存在 |
| 8.1.2 创新不足 |
| 8.1.3 种子企业缺乏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创新 |
| 8.1.4 政府行为对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创新的影响 |
| 8.2 趋势预测 |
| 8.2.1 专利法对新品种的保护将在短时间内得到加强 |
| 8.2.2 企业、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会复杂化 |
| 8.2.3 品种权交易价格会进一步走高 |
| 8.2.4 企业在知识产权上的投资会进一步上升 |
| 8.2.5 种子价格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下进一步走高 |
| 8.2.6 种子企业之间会出现分工,纯技术类公司诞生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基本结论 |
| 9.1.1 我国目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基本符合我国种业发展的要求 |
| 9.1.2 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后,种子企业、大专院所之间诉讼数量增加 |
| 9.1.3 植物新品种保护提高了种子的成本,种子销售价格和企业的利润率均有明显上升 |
| 9.1.4 植物新品种保护促进了种子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大幅增加 |
| 9.1.5 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后我国主要农作物的增产幅度没有提高 |
| 9.1.6 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后我国主要农作物的种子价格出现明显上升 |
| 9.1.7 专利制度在我国植物新品种产权保护中所起的作用很小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建立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数据库,便于公众查询 |
| 9.2.2 完善转基因技术领域的立法 |
| 9.2.3 公益性的研究机构应逐步退出玉米、杂交水稻、杂交油菜等作物育种 |
| 9.2.4 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避免给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创新发出错误信号 |
| 9.2.5 将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的DUS测试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 3.1 相关理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 历史文献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四、一九八九年玉米杂交种引种鉴定简报（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D]. 杨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2]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D]. 蒋慕东. 南京农业大学, 2006(02)
- [3]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D]. 夏如兵.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4)
- [4]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的评价及利用研究[D]. 来永才. 东北农业大学, 2003(03)
- [5]一九八九年玉米杂交种引种鉴定简报[J]. 郜淑青. 湖北农业科学, 1990(01)
- [6]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子产业的影响研究[D]. 吕凤金.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10)
- [7]我国种子工作记事年表（一九四九—一九八五年）[J]. 陈晳. 种子世界, 1986(06)
- [8]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9]回忆 思考 改革[J]. 李百禄,张永哉. 种子世界, 1984(10)
- [10]关于加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建议[J].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 作物品种资源, 19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