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哲学是建设的哲学（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光[1]（2016）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人类历史规律的高度,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局的高度,站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高度,科学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讲话鲜明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也就失去了方向,丧失了灵魂,必须牢牢把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灵魂和方向。在深刻把握当今时代、当代中国新形势新实践新需要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和历史使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大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必须吃透精神、领会实质、掌握要领,真学会用。
谢伏瞻[2]（2019）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文中认为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一个重大提法的变化,而且是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职责、战略要求的重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期盼,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的崇高使命。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我们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坚持问题意识和需求导向,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科学谋划学科布局。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刘涵[3]（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它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地统一起来,既是对生态文明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推向了崭新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有利于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另一方面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何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发展过程。据此,本文从生态危机爆发、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生态科学繁荣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西方生态理论三个视角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来源;并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孕育阶段、生成阶段、升华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的思考。首先,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入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其次,目标诉求。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最后,核心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它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理由在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结论在于: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最后,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措施在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既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又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二是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它既关爱自然,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又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问题,回应民生关切;三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它继承了人类文明思想的精华,又注重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顶层设计;四是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它既关注人类整体发展,又尊重差异,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践价值在于,它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春楼[4]（2017）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指出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三、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张文显[5]（2017）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文中研究说明当下,在中国法学界,共识性"法理"概念尚未凝练出来,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尚未成为理论自觉,致使"法理"在应为"法理之学"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中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状态,在部门法学研究中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倾力。针对这种状态,本文提出在法理学研究中把"法理"作为中心主题,并倡导部门法学（法律学）与法理学共同关注"法理"问题。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对"法理"进行了语义分析、意义分析和历史考察,阐述了"法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与功能,并指出随着"法理"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中国法学的共同关注,成为法治中国的精神内涵,中国法学必将迎来法理时代,"法治中国"必将呈现"法理中国"的鲜明品质。
周颜玲[6]（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孙树彪[7]（2019）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事关当代教育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述,深刻诠释了内涵式教育的本质使命是培养大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在新形式下如何发挥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已成为当前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的要求,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立德树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产生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开辟了人的发展新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德才兼备的劳动者是民族振兴的重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内涵式发展中立德树人工作显得非常重要。立德树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会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和改革开放中产生的功利主义等腐朽思想,能有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而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内容,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的。内涵式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教育最本质的精神力量和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关键,显示了大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会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新时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对新时期高校及相关社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价值导向功能。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和方法,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主要阐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说明了内涵式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科教兴国战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履行教育本身立德树人使命的需要,对突破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局限有着积极作用。第三部分则为“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科学地分析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阐释了“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立德树人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第四部分是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结合现实需要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和人才的重要性。明确了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人的价值导向等问题,并进一步阐明了人和人才二者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新形势下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问卷法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法,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并结合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和优化途径,明确了新时期立德树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尝试从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角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苏章海[8]（2014）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三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三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三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著,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著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著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丽[9]（2013）在《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时隔四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决定,在全社会兴起了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究竟如何开展文化建设,尽管在学术界的辩论热烈,但是由于看待文化的视角不同,除了个别人的探索,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哲学建设方面具有深度的创见为数不多。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推动新世纪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不仅是学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张岱年认为,16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论争直至今日,不外乎是四大类型：“国粹主义”,“全盘西化论”,两者之间的“调和折中”,“综合创新”。张先生摒弃前三种类型,提倡“综合创新”。“山东曲阜基督教堂风波”和“天安门前设立孔子像”两起事件刚刚过去,但是这背后折射的正是“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思潮在社会大众中的长期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的滞后和社会影响薄弱。如今,国学讲座热、经典诵读热、传统文化培训热、一道道传统快餐,令人眼花缭乱,但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却由于需要整体的长远视野,长期冷静地研究,而被急功近利的社会所忽略。中国哲学不是关闭在“深宅大院”的纯学理东西,它的生命力在于：植根大众心灵,反映时代脉搏,引领社会发展。如何把中国哲学的精华,转变为“百姓日用之学”,使之在当前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当前文化传播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中国哲学的创建,因此本文重点将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结合,以实现理论与实践达到“知行合一”。本论文正是在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的指导下,以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研究为理论导向,社会大众亲证为实践落脚点,尝试理论创新与大众实践结合的“知行合一”新探索。文章主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理论的视角谈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另一个方面是从实践的角度谈中国哲学的大众实践。从台湾学者林毓生提出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之后,在中国哲学的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掀起了探讨的大热潮。若从广义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来看,当代新儒家,当代新道家,“综创家”都为此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哲学的大众实践模块他们的影响却是有限的。回顾中国哲学史上曾经在中国哲学的大众实践上做出杰出成绩的人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明代的学者王艮,他被历代称之为“平民儒者”,他在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大众实践结合的路上给我们今天提供很好的典范。本文将沿着两条脉络,最终将两者合二为一。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建设中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首先尝试对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概念做了一个新的界定,并且以此为视角,以当代新儒家、当代新道家、综创家为典型展开深入梳理和评析,其中特别引入和分析了作为本文理论基础的“创学”理论。2、如何将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付诸大众实践,即“知”（理论）与“行”（实践）的“合一”问题,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制约了中国哲学的深化发展。本文跳出纯理论研究的框子,将中国哲学的理论发展落脚在大众实践上,借鉴儒家泰州学派思想与经验,并结合中国科技大学的中华文化大学堂的讲学活动等实践事例,对中国哲学理论的大众实践问题做了新探讨。3、本文遵照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思想,拓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视野,尝试中国哲学、马克思哲学、科学哲学、创造学的综合研究,尝试中国哲学与大众实践的合一研究,跨学科特色鲜明。
沈壮海,张发林[10]（2012）在《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路径——基于全国50所高校的调查》文中指出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问题,课题组在我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0所高校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在创新中实现繁荣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普遍期盼与核心主题。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构成的理解中,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强烈,将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结合的思维取向突出;对相关主体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意愿高度肯认,对其创新能力与成效的评价相对不高;对优化学术发展环境充满强烈期待,对研究者学术素质因素关注相对不足;肯定和认可推进创新的有关举措与建议,"改进评价机制"等被视为助益创新最需着力之处。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应当坚持队伍建设为先,强化学风建设,增进方法自觉,着力培育战略科学家;坚持学术环境建设为重,优化政策和舆论环境,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聚焦质量与创新的评价环境;在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化科研管理创新。
二、我们的哲学是建设的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的哲学是建设的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1）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论述 |
| (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
| (二)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更好的作用 |
| (四)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 |
| (五)当代中国在经历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
| (六)全面肯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绩,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 |
| 二、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指导地位的重要论述 |
| (一)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
|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就特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 |
| (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利器 |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到: |
| 三、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 |
| (一)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思路 |
| (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特点 |
| (三)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任务 |
| (四)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 |
| (五)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注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 |
| 四、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根本保证的重要论述 |
（2）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针、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二、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 |
| 三、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 |
| 案例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和发展。 |
| 案例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
| 案例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 |
| 四、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
| 案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案例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
| 案例三:中国梦概念的提出。 |
| 五、加强对“三大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 |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生态危机爆发 |
| 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 |
| 三、生态科学繁荣发展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
| 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
| 三、西方生态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
| 一、孕育阶段 |
| 二、生成阶段 |
| 三、升华阶段 |
| 第二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识 |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诉求 |
| 一、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 |
| 二、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
| 三、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 |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
| 一、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 |
|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
| 三、绿色发展理念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
| 第三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 |
|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 |
|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
| 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 第二节 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 |
| 一、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
|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三、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 |
| 第三节 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 |
|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 |
|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
| 第四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一、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诠释了世界性 |
|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彰显了民族性 |
| 三、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第二节 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 一、生态忧患意识体现了预见性 |
| 二、回应民生关切彰显了现实性 |
| 三、实现了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 第三节 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 一、坚持生态关怀体现了继承性 |
| 二、注重顶层设计诠释了创造性 |
| 三、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 第四节 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 一、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
| 二、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
| 三、实现了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 第五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
| 二、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
| 二、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题提出与界定 |
| 1.2 海内外的研究动态述评 |
| 1.2.1 海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存在问题与拓展领域 |
| 1.3 论文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路径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论文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 1.4.2 论文创新点 |
| 1.4.3 研究意义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2章 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 |
| 2.1 人及其理性与欲望 |
| 2.1.1 人:多视角的解读 |
| 2.1.2 成人:哲学的指归 |
| 2.1.3 欲望与理性的诠释 |
| 2.2 轴心期人类核心问题的嬗变 |
| 2.2.1 地方性思想的创造性演进 |
| 2.2.2 人类核心问题的嬗变脉络 |
| 2.3 轴心期文明的演变与反思 |
| 2.3.1 哲学批判助推哲学变革 |
| 2.3.2 哲学变革旨在立德树人 |
| 2.3.3 哲学存有自身发展规律 |
| 2.3.4 理论变革终归大众实践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3章 科技发展与哲学再造的追问 |
| 3.1 科技时代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呼吸 |
| 3.1.1 人类历史的两次大呼吸 |
| 3.1.2 文明的冲突与共存 |
| 3.1.3 科技成为人类发展新动力 |
| 3.2 科技异化与哲学转向 |
| 3.2.1 全球化与科技异化 |
| 3.2.2 哲学的转向 |
| 3.2.3 后现代主义回归理性 |
| 3.3 中心主义的离散与文明的跨域 |
| 3.3.1 中心主义的历史演变 |
| 3.3.2 部落主义的泛滥 |
| 3.3.3 跨学科与文明的跨域 |
| 3.3.4 普世价值与普遍主义 |
| 3.4 科技发展成为哲学再造新引擎 |
| 3.4.1 人类核心问题圈的滋生与发酵 |
| 3.4.2 哲学再造的新特点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4章 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危机与新觉醒 |
| 4.1 瞩望新轴心时代 |
| 4.1.1 新轴心期时态的论争 |
| 4.1.2 新轴心时代序幕亟待开启 |
| 4.2 新轴心时代的矛盾与特征 |
| 4.2.1 人类矛盾的历史重演 |
| 4.2.2 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与时代特征 |
| 4.3 新轴心时代的危机 |
| 4.3.1 新轴心时代的多重危机 |
| 4.3.2 新型危机的特征 |
| 4.4 新轴心时代的新觉醒 |
| 4.4.1 文明从冲突走向共生 |
| 4.4.2 科技异化倒逼哲学再造 |
| 4.4.3 中国哲学与人类的全面觉醒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5章 中国哲学理论变革的探索与新哲学建设 |
| 5.1 当代新儒家与新道家的创造性探索 |
| 5.1.1 中国哲学的传统性变革 |
| 5.1.2 从当代新儒家重心性到新道家重天性 |
| 5.2 综创家冲破中国哲学传统性变革 |
| 5.2.1 综创论的演进轨迹 |
| 5.2.2 创学的生成踪迹 |
| 5.2.3 综创论发展到创学的评析与启示 |
| 5.2.4 综创论与文明冲突论 |
| 5.3 中国哲学理论变革的盲区与困境 |
| 5.3.1 哲学研究,重破轻立 |
| 5.3.2 再造传统,曲高和寡 |
| 5.3.3 理论观察,视角固化 |
| 5.4 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 |
| 5.4.1 从人才培养到学派林立 |
| 5.4.2 从核心问题到人性发现 |
| 5.4.3 从文化辩论到理论建构 |
| 5.4.4 从跨界会通到内外超越 |
| 5.4.5 从儒家"仁学"到当代"创学" |
| 5.5 再创论跳出中国哲学传统性视域 |
| 5.5.1 从照着讲的传播到跳出讲的批判 |
| 5.5.2 从再创造的理论到跳出来的实践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6章 中国哲学大众化的多维度实践及体系再创造 |
| 6.1 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与遗憾 |
| 6.1.1 流变的儒家文化圈 |
| 6.1.2 佛教本土化 |
| 6.1.3 道教世俗化 |
| 6.1.4 乡村建设运动 |
| 6.1.5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搁置 |
| 6.2 书院复兴与中西大学比拼 |
| 6.2.1 传统书院的现代兴起 |
| 6.2.2 中西大学的兼容与双修 |
| 6.3 精英与百姓同修的现实楷模 |
| 6.3.1 泰州百姓大学堂 |
| 6.3.2 中华文化大学堂 |
| 6.4 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 |
| 6.4.1 孔子学院走向世界 |
| 6.4.2 "一带一路"引领未来 |
| 6.5 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的再创造 |
| 6.5.1 吸纳典范精华,融合多维实践 |
| 6.5.2 契合核心问题,转换跨界视域 |
| 6.5.3 走近社会大众,推动百姓日用 |
| 6.5.4 反思理论变革,做好顶层设计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7章 新轴心时代的展望 |
| 7.1 人类文明整体性再造 |
| 7.2 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 |
| 7.3 中国新哲学惠及人类 |
| 7.4 论文自陈与反思 |
| 本章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5）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论文提纲范文）
| 目次 |
| 一、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学术检视 |
| (一)西方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
| (二)中国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
| (三)对“法理”在法理学中的境遇问题的研判 |
| 二、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理” |
| (一)汉语“法理”词源的历史考察 |
| (二)“法理”的语义分析 |
| 1. 法之道理,法之“是”理 |
| 2. 法之原理,法的学理、学说 |
| 3. 法之条理 |
| 4. 法之公理 |
| 5. 法之原则 |
| 6. 法之美德 |
| 7. 法之价值 |
| 8. 法理学 |
| (三)“法理”的意义分析 |
| 1. 法理的解释和分析意义 |
| 2. 法理的推理和思维意义 |
| 3. 法理的论证和评判意义 |
| 三、法治实践和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法理” |
| (一)立法中的法理 |
| 1. 立法以法理为依据 |
| 2. 法理作为兜底性法律渊源 |
| (二)司法中的法理 |
| 1. 法理作为司法的依据 |
| 2. 在司法解释中运用法理 |
| 3. 司法裁判以法理增强其说理性 |
| (三)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法理 |
| 四、迎接中国法学的法理时代 |
| (一)法理学中心主题的法理化 |
| (二)部门法学研究的法理化 |
| (三)中国法治的法理化[173]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研究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第2章 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 |
| 2.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1.1 “内涵式发展”概念的词源学考察 |
| 2.1.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概念的逻辑分析 |
| 2.1.3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 |
| 2.2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现实依据 |
| 2.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立德树人” |
| 2.2.2 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承担的重大使命需要“立德树人” |
| 2.2.3 破除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的局限需要“立德树人” |
| 2.3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理论依据 |
| 2.3.1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彰显“立德树人” |
| 2.3.2 科教兴国战略彰显“立德树人” |
| 2.3.3 “四个全面”的教育理论彰显“立德树人” |
| 第3章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 |
| 3.1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 |
| 3.1.1 市场经济道德困境对教育的冲击 |
| 3.1.2 教育的工具理性局限 |
| 3.1.3 内涵式发展是提出“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前提 |
| 3.2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分析 |
| 3.2.1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
| 3.2.2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立德树人”的理论依据 |
| 3.2.3 “立德树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 |
| 3.3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基本原则 |
| 3.3.1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原则 |
| 3.3.2 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
| 3.3.3 德育优先教育原则 |
| 第4章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 |
| 4.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才” |
| 4.1.1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需要“人才” |
| 4.1.2 科学技术是“人才”的内在规定 |
| 4.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 |
| 4.2.1 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 |
| 4.2.2 人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
| 4.3 培养“人才”与培养“人”的关系 |
| 4.3.1 “人”决定“人才”的价值导向 |
| 4.3.2 “人才”是“人”的实践形态 |
| 4.3.3 “德才兼备”是两者的统一 |
| 第5章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 |
| 5.1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 |
| 5.1.1 人文精神概念的界定 |
| 5.1.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人文精神基础 |
| 5.1.3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思想品德 |
| 5.1.4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政治价值观 |
| 5.1.5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审美价值观 |
| 5.2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科学精神 |
| 5.2.1 科学精神概念的界定 |
| 5.2.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科学精神标准 |
| 5.2.3 培育“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观 |
| 5.3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精神 |
| 5.3.1 大学精神概念的界定 |
| 5.3.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大学精神”理想 |
| 5.3.3 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精神的塑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8）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与对比语言学史研究 |
| 第一节 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从元语言系统演变的角度研究对比语言学学科史 |
| 1.2.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2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和元语言系统的界定 |
| 1.3.1 元语言 |
| 1.3.2 语言学元语言 |
| 1.3.3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其系统 |
| 第四节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建构 |
| 1.4.1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 |
| 1.4.2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构建 |
| 第二章 研究基础与研究空间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对比语言学史的研究 |
| 2.1.1 西方学者关于对比语言学史的论述 |
| 2.1.2 中国学者关于对比语言学史的论述 |
| 第二节 本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指导性参考文献 |
| 2.2.2 基础性参考文献 |
| 2.2.3 辅助性参考文献 |
| 2.2.4 外围性参考文献 |
| 第三节 对比语言学学科历史发展的分期 |
| 2.3.1 潘文国、谭慧敏的对比语言学发展历史分期 |
| 2.3.2 —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历史分期 |
| 第三章 对比语言学的创始及其元语言系统的初建(1820-1955)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洪堡特首创的对比语言学及其元语言系统 |
| 3.2.1 对比语言学哲学基础的奠基：语言世界观 |
| 3.2.2 “对比语言学”学科的创始 |
| 3.2.3 对比语言学的雏形：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 第三节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 |
| 3.3.1 19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
| 3.3.2 比较与比附：《马氏文通》及其元语言系统 |
| 第四节 20世纪初西方的对比语言学及其元语言系统的演进 |
| 3.4.1 语言学研究中心和研究方向的转移 |
| 3.4.2 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及其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 |
| 3.4.3 沃尔夫的语言相关性原理及其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 |
| 第五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及其元语言系统(1900—1955) |
| 3.5.1 20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研究概况 |
| 3.5.2 对比视角下中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 |
| 3.5.3 比较与求同：普世语言观关照下的语言比较研究及其元语言系统 |
| 3.5.4 在语言对比中认识汉语：西方学者对汉语特点的论述 |
| 3.5.5 对比与求异：普通语言学观照下的语言对比研究及其元语言系统 |
| 3.5.6 “一边倒”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单一化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3.6.1 西方的对比语言学 |
| 3.6.2 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 |
| 3.6.3 关于本期中西对比语言学的对比 |
| 3.6.4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几个被忽视或消解的问题 |
| 第四章 对比语言学的转向和衰落及其元语言系统的演变(1956-1976)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重大转向：《跨文化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 |
| 4.2.1 拉多的跨文化语言比较 |
| 4.2.2 拉多的“跨文化语言学”元语言系统及其学科框架 |
| 第三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衰退：《语言结构对比》的元语言系统 |
| 4.3.1 《语言结构对比》的理论诉求与理论依据 |
| 4.3.2 《语言结构对比》的元语言系统及对比框架 |
| 第四节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与外汉对比研究 |
| 4.4.1 汉外对比研究的衰退与中止 |
| 4.4.2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火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比语言学的复苏及其元语言系统的重建(1977-1989) |
| 第一节 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复苏：走向宏观和理论建构 |
| 5.2.1 走向宏观的对比语言学及其元语言系统 |
| 5.2.2 重视自身理论建设的开始与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变化 |
| 5.2.3 对比篇章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 第三节 中国汉外对比的普及与对比语言学学科意识的觉醒 |
| 5.3.1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
| 5.3.2 对比研究与汉语语法研究 |
| 5.3.3 汉英对比的成果检阅 |
| 5.3.4 中国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初步形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与繁荣及其元语言系统的完善(1990—)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和对比语言学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
| 6.2.1 对比语言学视野的拓展和范围的扩大 |
| 6.2.2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的跨文化视域 |
| 6.2.3 西方对比语言学新的里程碑：从结构到功能 |
| 6.2.4 第四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 第三节 中国对比语言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快速发展(1990—2000) |
| 6.3.1 中国对比语言学发展的新起点 |
| 6.3.2 中国对比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元语言系统 |
| 6.3.3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和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
| 6.3.4 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 第四节 21世纪初中国对比语言学的新发展及其元语言系统(2001—) |
| 6.4.1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
| 6.4.2 中国对比语言学旳快速发展及研究视角与理论的多样化 |
| 6.4.3 21世纪初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 第五节 对比研究视角下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字本位汉语理论探索 |
| 6.5.1 探索·结合·发现：字本位汉语理论与汉语语法体系 |
| 6.5.2 继承·借鉴·建构：字本位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 |
| 6.5.3 分歧·争鸣·对话：汉语独特性的理论探讨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与学科发展的总趋势 |
| 第一节 对比语言学定义的变化与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 |
| 第二节 求同·求异·求和：对比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 |
| 7.2.1 对比语言学历史发展中语言观的兴替 |
| 7.2.2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述要 |
| 7.2.3 对比语言学发展的“合”与“和” |
| 第三节 余论 |
| 附录Ⅰ 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不同时期元语言系统对照简表 |
| 附录Ⅱ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索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2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2章 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 |
| 2.1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
| 2.1.1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提出 |
| 2.1.2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主要内容 |
| 2.1.3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与不足 |
| 2.2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
| 2.2.1 中国哲学的界定 |
| 2.2.2 儒、道的核心要义 |
| 2.2.3 创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内涵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3章 当代新儒家与新道家的理论建设与发展 |
| 3.1 当代新儒家 |
| 3.1.1 熊十力：“新唯识论” |
| 3.1.2 牟宗三：“道德形上学” |
| 3.1.3 林安梧：“存有三态论” |
| 3.2 当代新道家 |
| 3.2.1 董光璧：道实论、生成论、循环论和无为论 |
| 3.2.2 李约瑟：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 |
| 3.2.3 汤川秀树：道家思想的现代性 |
| 3.2.4 卡普拉：道家思想的生态智慧 |
| 3.3 评析与思考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4章 综创家的理论建设与发展 |
| 4.1 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 |
| 4.1.1 综创论的起与承 |
| 4.1.2 综创论的转与合 |
| 4.2 “综创论”的“接着讲” ——创学 |
| 4.2.1 创学的生成之路：生生之源、生生之寻、生生之创 |
| 4.2.2 “创学”视野之下的创造观、天人观、价值观、思维观 |
| 4.3 评析与启示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5章 中国哲学的大众实践 |
| 5.1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 |
| 5.1.1 实践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 |
| 5.1.2 实践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 |
| 5.1.3 实践是回归现实生活的观点 |
| 5.2 中国哲学的大众实践 |
| 5.2.1 回归现实生活：中国哲学实践观 |
| 5.2.2 大众化：中国哲学的实践的检验标准 |
| 5.2.3 道：中国哲学特有的实践指向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6章 儒家大众实践的典范 |
| 6.1 平民学者的风采——王艮 |
| 6.1.1 生平、求学及其著作 |
| 6.1.2 代表性的思想观点 |
| 6.2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的思想演进 |
| 6.2.1 “百姓日用即道”的内涵 |
| 6.2.2 在百姓日用中寻道 |
| 6.2.3 在百姓日用中传道 |
| 6.3 王艮“百姓日用之学”的思想对当今中国哲学建设启示 |
| 6.3.1 评析 |
| 6.3.2 启示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7章 综合创新论指导下创学的大众实践之路 |
| 7.1 愿景构想——中华文化大学 |
| 7.1.1 修养篇：明明德与心灵境界 |
| 7.1.2 体验篇：亲民与大众实践 |
| 7.1.3 达用篇：止于至善与创造之道 |
| 7.2 实践阵地——中华文化大学堂 |
| 7.2.1 传播内容的新意——创学与儒释道学齐举 |
| 7.2.2 传播方法的特色——意会知识与言传知识并重 |
| 7.2.3 学子与大众同修的模式探索 |
| 7.3 课堂试点——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课改革为例 |
| 7.3.1 教学内容的创新：“创学”理念的融入 |
| 7.3.2 教学模式的选择：以互动性、开放性、体验性为目标 |
| 7.3.3 教学课程的考核：对道的感悟 |
| 本章参考文献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四、我们的哲学是建设的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J].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2)
- [2]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 谢伏瞻. 中国社会科学, 2019(05)
-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刘涵.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09)
- [5]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J]. 张文显. 清华法学, 2017(04)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7]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D]. 孙树彪. 吉林大学, 2019(02)
- [8]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9]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D]. 金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10]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路径——基于全国50所高校的调查[J]. 沈壮海,张发林. 中国社会科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