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道标准设计通讯 1981年目录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王新春[1]（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著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何建国[2]（2011）在《领袖著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著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著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著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著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著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著的阐述性著作。此外,还将孙中山著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著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著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著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著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著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著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著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著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著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著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著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著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著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韩伟表[3]（2006）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从学科发展范式的角度，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希冀为新世纪的近代小说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今后建立“近代小说研究史”这一小说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分四章予以阐述。 第一章“承绪与萌新”，评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从学科建设考察，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发展的酝酿萌芽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800篇（部）左右。其中传统形态的序跋、评点是最主要的评论形式。从评论的内容而言，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序跋和评点在观念、旨趣、视角等方面基本上与此前一脉相承。但从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新思潮的叠兴、文艺报刊的涌现、新小说的产生，评论的形态和内涵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评论者在序跋、评点中大量表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评论形式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虽然数量还很有限，篇幅也还不长。这一阶段，从总体特征考察，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近代小说研究。但其在学术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不能因此而轻忽或低估。要言之，主要有：首先，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序跋、评点等评论文章与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距不远，有些甚至基本上与创作同步，因此保留了许多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有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研究赖以进行与深入的根本基础。其次，这一阶段的序跋、评点中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术语等的尝试与运用，孕育了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萌芽，成为20世纪20年代小说研究现代转型的先导。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代小说研究奠基期的许多研究者，有不少是在这些序跋、评点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就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等等。 第二章“初创与杰构”，评述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700篇（部）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鲁迅、胡适、阿英等，在
谈笑[4]（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郭震旦[5]（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刘燕[6]（2019）在《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唐代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王昌龄及其诗歌的研究一直是较受关注的领域。但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王昌龄其人及其诗歌本身,还没有跳出传统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模式。因此,王昌龄这样的盛唐名家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就需要有更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先进的研究方法。故本文尝试在系统整理王昌龄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对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即时传播和后续传播、唐人选唐诗中的选录、唐人在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追摹、仿效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将以诗评家、诗选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和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结合起来,意在全面构建王昌龄诗歌唐代传播和接受史。既注重王昌龄诗歌在唐代多样化传播方式的考察,又侧重从唐代不同阶段经典的诗选、诗评中勾勒王昌龄诗歌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轨迹,总结其间的接受规律并探究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为当代王昌龄诗歌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历史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写作的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对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环境进行概述。主体部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重点阐述王昌龄诗歌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主要有三大主要方式,即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与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既侧重分析每种传播方式的传播受众、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又注重探析即时传播的时空分布情况。第二章重点阐述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集本的后续传播主要有王诗别集和唐人选唐诗两种形式,重点分析王诗别集在国内外的刊刻和传播情况与唐人选唐诗在中原、西域乃至日本的传播情况。第三章注重从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和文学观的嬗变来考察唐代选家对王昌龄其人其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接受。主要对入选诗歌的数量、体裁、题材等方面进行精准统计,在定量分析的同时,亦注重从诗选家对王昌龄诗歌的艺术评点和诗史地位的定位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并注重分析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整体趋势和其内在原因、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传世名篇和盛唐诗名的经典构建以及对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从而在定量定性的综合分析中归纳出有唐一代王昌龄诗歌选本接受的规律。第四章重点探究唐代诗、词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首先就唐人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几种主要方式展开分析,并选取李益、张仲素等典型个案进行观照,最后论及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晚唐五代词人创作上的影响,从而突出“以诗人创作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的研究特色。
黄秋硕[7]（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提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著,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著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著,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著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肖超[8]（2014）在《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翻译出版业成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使中国人摒弃了过去狭隘的观点,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商务印书馆是传播新文化的先行者。译介西学经典、出版学术著作等工作,使商务印书馆成为20世纪中最著名的出版社,并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先行学科的作用。通过世界地理知识的学习,中国人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进而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自1897年建馆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学著作。其中,地理学译著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出版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史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研究能够从侧面窥视商务印书馆西学翻译出版的历程,发现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引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和《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目录（1949-1990）》等书日,对商务印书馆建馆以来出版的地理学译著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理念,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共同体”理论,以及“副文本”研究的思路。在运用传统书目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也运用了计量学的方法,对著作出版年、作者国别、书籍印刷数量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从书籍史的角度对地理学译著出版做微观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著作山版国别的倾向上,这些地理学译著都强烈地打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因而,在整理1897-2012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书目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对地理学译著的统计分析,本文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划分成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这样,本文将地理学译著置于于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分析晚清以来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译著的接受史和西方地理学思潮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进行研究。首先,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丛书收录、版本变迁、市场销售三个层面,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流通情况。本文借助版本学的知识,系统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版本源流,分析了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原因,认为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是由商务印书馆、译者、译著学术影响三方面所引起的。接下来,笔者以49种地理学译著为研究样本,利用重印再版次数和销售比率两个指标评价了地理学译著的销售情况。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在市场上销售状况很好,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此外,本文也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影响力作了评估。在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重印再版、丛书收录、引用及书评情况,认为影响力高的地理学译著通常具备重印再版率高,多种丛书收录,被引频次多、书评数量多等特点。最后,对高影响力地理学译著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著的特征。其次,在对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读者群体身份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译著著者、译者、编者、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的分析,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和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地理学译著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是地理学者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中心。地理学者通过合作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或者合作编纂教材,在学术上得到交流。通过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者联系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交流网络,从而促进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再次,从著作出版年、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著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产生结果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分析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地理学译著反映了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地理学译著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思想经由地理学翻译出版传入中国。西方地理学著作的译介,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方啸天[9]（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认为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著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刘泓泉[10]（2016）在《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文中研究指明濒江临海的南通自古便有着较为丰厚的渔业资源与发展渔业的独特优势。进入近代以来,虽然张謇于清末开启了南通及我国渔业现代化的进程,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包括南通在内的我国渔业仍多以传统渔业为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至2000年间,南通渔业现代化则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这其中,既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与受阻,也经历了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渔业的恢复与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及一定发展,更有改革开放后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与加速发展。在这一历程中,南通的渔业生产、渔民、渔村与渔港之发展逐渐迈向现代化。渔业生产方面,南通渔业生产的渔船与网具在传承基础上逐步得到了改进与革新。改革开放后,现代渔船与网具的生产更是呈现出了规模化之势;捕捞渔业在经历了兴盛、受阻、恢复、发展、产业调整及转型等后,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养殖渔业历经兴起、发展、推进、快速与产业化发展后,不断彰显了其日益现代化的程度与水平;水产品的保鲜与加工则在传承中实现了创新与规模化发展;水产品的销售与贸易也渐次由鱼行主导化、国营化走向现代市场化。渔民方面,解放前南通渔民困窘的生活处境、受损的权益、薄弱的教育及卑微的社会地位等在解放后均发生了巨变。渔民生活逐渐改善并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富裕,权益受到了切实的维护与保障,教育获得了持续的注重和提高,社会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及信仰也渐渐变迁与移风易俗。渔村与渔港的现代化建设上,解放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渔村与渔港的建设虽有关注,但渔村除了衰败根本无建设,渔港建设也进展甚微。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南通渔村进行了整治与初步建设,渔港的建设提上日程并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渔村（区）与渔港的建设发展和推进的步伐加快。在南通渔业生产、渔民、渔村与渔港渐行向现代化推进的同时,对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渔业管理也日渐现代化。其中,渔业生产管理除不断注重组织机构与制度建设外,还通过渔业指导与合作、渔业集体生产与计划调控、渔业生产承包与渔政管理及目标管理等不断推进渔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渔民与渔村的管理也由钳制渔民的保甲制向民主化等管理方式嬗变。改革开放后,现代渔民与渔村（港）的管理则在改革中继续推进。作为近现代我国渔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典型,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历程折射出了渐进的我国渔业现代化之曲折与不易。南通渔业现代化为江苏乃至全国的渔业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举足轻重之地位倍显,并较好地发挥了自身的示范引领与促进作用。而南通渔业现代化在其发展与推进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且为我国渔业现代化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无疑对我们今天继续推进渔业现代化有着较好的借鉴。
二、铁道标准设计通讯 1981年目录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铁道标准设计通讯 1981年目录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著 |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著目录 |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领袖著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著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的说明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及资料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读书与著述:孙中山著作的形成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阅读世界 |
| 一、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 |
| 二、在英国伦敦的读书生活 |
| 三、在日本旅居的读书生活 |
| 四、晚年的读书生活 |
| 五、孙中山的读书习惯与特点 |
| 六、孙中山的藏书 |
| 第二节 《建国方略》的成书 |
| 一、《孙文学说》成书考 |
| 二、《实业计划》成书考 |
| 三、《民权初步》的成书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成书 |
| 一、三民主义的名称由来 |
| 二、《三民主义》的成书 |
| 第四节 孙中山的其他著作 |
| 一、《总理遗嘱》与《建国大纲》 |
| 二、其他著作的成书 |
| 第二章 邪说与圣经:孙中山著作走向神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孙中山地位与形象的演变 |
| 一、"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
| 二、"中山"与"国父" |
| 第二节 孙中山著作走向神圣 |
| 一、恭诵总理遗嘱 |
| 二、胡适与孙中山著作 |
| 第三节 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到时代 |
| 一、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的确立 |
| 二、孙中山思想由群体到时代的确立 |
| 第三章 编辑与发行:中国国民党官方对孙中山著作的出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 |
| 一、孙中山著作的编译 |
| 二、孙中山著作的印刷与出版 |
| 三、孙中山著作的发行 |
| 第二节 征印总理遗教 |
| 一、征印总理遗教的缘起 |
| 二、征印工作的开展 |
| 三、征印工作的余波 |
| 第四章 形式与摊派:《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 |
| 第一节 征印运动的缘起 |
| 一、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
| 二、征印运动的发起 |
| 第二节 征印的过程与结果 |
| 一、征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动员 |
| 二、版本的选择 |
| 三、各地的征印情况 |
| 四、收复区的征印情况 |
| 五、印刷与发行 |
| 六、征印结果 |
| 第三节 征印成果探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松懈 |
| 二、征印与摊派 |
| 第五章 特色与差异:不同场域中的孙中山著作出版 |
| 第一节 官方视域下的孙中山著作 |
| 一、《三民主义》版本摭议 |
| 二、《总理全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中的孙中山著作 |
| 一、孙中山著作的秘密出版 |
| 二、孙中山与消费市场 |
| 三、民间机构对孙中山著作全集本的出版 |
| 四、主义商品化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孙中山著作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
| 一、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
|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 一、国民党对研究孙中山著作的重视 |
| 二、学术团体的建立 |
| 第三节 孙中山著作的研究成果 |
| 一、主义学术化 |
| 二、主义学术化成果探析 |
| 第七章 型塑与建构:孙中山著作与三民主义教育 |
|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
| 一、党化教育的缘起 |
| 二、党化教育在广东 |
| 三、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纂及审查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科书的编纂 |
| 三、教科书的审查 |
|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开展与效果 |
| 一、课堂教学的实施 |
| 二、课堂教学的效果探析 |
| 第八章 推广与宣传:孙中山著作的传播 |
| 第一节 孙中山著作的传播者 |
| 一、孙中山本人对其学说的宣传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三、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五、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第二节 孙中山著作的推广与宣传 |
| 一、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
| 二、宣传书刊的编印 |
| 三、传单的散发 |
| 四、宣传品的审查 |
| 五、演讲宣传 |
| 六、社会教育宣传 |
| 七、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
| 八、艺术宣传 |
| 九、读书运动 |
|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缺陷与弊端 |
| 一、经费的短缺 |
| 二、宣传工作执行的缺陷 |
| 三、宣传技能的低劣 |
| 四、渠道的阻塞与宣传的变异 |
| 第九章 阅读与信仰:孙中山著作的符号化 |
| 第一节 孙中山著作的阅读群体 |
| 一、青年、学者对孙中山著作的阅读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著作的阅读 |
| 三、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阅读 |
| 四、孙中山著作的阅读态度 |
| 第二节 孙中山学说的信仰状况 |
| 一、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了解程度 |
| 二、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信仰 |
| 第三节 孙中山著作的符号化 |
| 一、孙中山著作的工具化 |
| 二、孙中山著作的标语化与口号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孙中山著作出版大事记 |
|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认印薄及缴费收据印制使用办法 |
|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 |
| 中国国民党历任宣传部部长一览表 |
|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部长一览表 |
| 各级党部中山室筹设办法 |
| 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办法 |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推行"三民主义一万册运动"实施办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引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论述对象和范围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思路、构架和方法 |
| 第一章 承绪与萌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丰阜丛杂的原生史料 |
| 第三节 观念的艰难演进 |
| 第四节 对奠基期之影响举隅 |
| 第二章 初创与杰构: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鲁迅与近代小说研究格局的奠立 |
| 第三节 胡适的近代小说考证 |
| 第四节 阿英的近代小说研究贡献 |
| 第三章 异变与沉潜:20世纪50至7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三节 政治思想批判背景中的谴责小说研究 |
| 第四节 阿英、魏绍昌的近代小说史料建树 |
| 第四章 回归与新创: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研究视野的大规模拓殖 |
| 第三节 近代小说本位观的渐显 |
| 主要参考和引用书目 |
| 后记 |
| 附录 |
| 一 樽本照雄《中国近代小说发表数量一览表》(1840-1911年) |
| 二 鲁迅述、论近代小说系年要录 |
| 三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论著索引(1840-2005)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著作论文 |
| (一) 著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著作论文 |
| (一) 著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著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5）“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王诗传播接受史研究综述 |
| 三、本文写作的目的及意义 |
| 四、本文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 五、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背景概述 |
| 第一章 王诗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 |
| 第一节 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 |
| 一、送别赠答诗及双向互动效应 |
| 二、题壁诗及多向发散型效应 |
| 三、干谒诗及“意见领袖”效应 |
| 四、宴游同赋诗及多向互动效应 |
| 第二节 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 |
| 一、唐代歌唱七绝的诗乐传统 |
| 二、“旗亭画壁”与王昌龄七绝的音乐传播 |
| 第三节 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 |
| 一、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诗格》在国内外的传播 |
| 二、《琉璃堂墨客图》和以王昌龄为中心的江宁诗会 |
| 第四节 单篇文本形态的传播效应及传播时空分布分析 |
| 一、单篇文本形态的传播效应分析 |
| 二、单篇文本形态的历时传播与空间分布 |
| 第二章 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 |
| 第一节 王诗别集的编订和传播 |
| 一、王诗别集在国内的传播 |
| 二、王诗别集在国外的传播 |
|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的选录和传播 |
| 一、唐人选唐诗兴起原因及传播效应分析 |
| 二、唐人选唐诗与王昌龄诗歌的传播 |
| 第三章 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及其诗歌的接受 |
| 第一节 《河岳英灵集》:王昌龄诗歌的“第一读者” |
| 一、“克嗣风骨”“中心高作”:对王昌龄振兴盛唐风骨的标举 |
| 二、“王稍声峻”“惊耳骇目”:对王昌龄诗歌艺术特征的体认 |
| 三、“再历遐荒”“知音叹惜”:对王昌龄晚年遭际寄予的同情 |
| 四、“第一读者”“第二读者”:声律风骨兼备审美范型的接受史意义 |
| 第二节 《国秀集》:对王昌龄五古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
| 一、《国秀集》的诗美理想和选诗倾向 |
| 二、《国秀集》评选标准和实际选录的疏离 |
| 第三节 中唐三大选本选诗倾向和王昌龄诗歌接受的“由显到隐” |
| 第四节 晚唐五代诗学旨趣的转变和王昌龄诗歌接受的分野 |
| 一、“不在马上在闺房”:晚唐五代诗学旨趣的转变 |
| 二、《又玄》《才调》:精工流丽和情致风韵的诗学旨归 |
| 三 、《唐诗类选》:掷地金声和饶有风骨的盛唐遗音 |
| 第五节 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接受史意义 |
| 一、唐人选唐诗选王诗整体趋势及原因探析 |
| 二、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名篇和诗名的构建 |
| 三、唐人选唐诗对王诗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 |
| 第四章 唐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 |
| 第一节 唐人创作上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四大方式 |
| 一、袭字句 |
| 二、学句法 |
| 三、用句意 |
| 四、效体式 |
| 第二节 唐人创作上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典型个案分析 |
| 一、“去龙标不远”:李益摹其风神 |
| 二、“升江宁之堂”:张仲素得其遗响 |
| 第三节 王昌龄诗歌对晚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影响 |
| 一、唐代歌诗向词体的转变及王昌龄诗歌的合乐性 |
| 二、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著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8）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传统 |
| 1.1.2 地理学译著出版的长远历史 |
| 1.1.3 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原因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地理学译著的概念界定及检索途径 |
| 1.3.1 地理学译著的概念界定 |
| 1.3.2 地理学译著的检索途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创新点 |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 1.6.1 副文本理论 |
| 1.6.2 共同体理论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2.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2.1.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数量分析 |
| 2.1.2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2.1.3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
| 2.1.4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兴起的原因 |
| 2.1.5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意义 |
| 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2.2.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编辑部门 |
| 2.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2.2.3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
| 2.2.4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副文本的特征和用意 |
| 2.2.5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 |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编辑部门 |
| 3.1.1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沿革 |
| 3.1.2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人员构成 |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3.2.1 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社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特点 |
| 3.4.1 地理学译著多为内部发行 |
| 3.4.2 地理学译著以集体翻译为主 |
| 3.4.3 地理学译著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流通与影响 |
| 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丛书收录情况 |
| 4.1.1 商务印书馆丛书出版概况 |
| 4.1.2 《万有文库》中的地理学译著 |
| 4.1.3 《汉译世界名著》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 |
| 4.1.4 地理学专业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 |
| 4.1.5 其他综合性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 |
| 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版本变迁 |
| 4.2.1 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 |
| 4.2.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版本变迁的原因 |
| 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市场销售状况 |
| 4.3.1 地理学译著的重印再版次数 |
| 4.3.2 地理学译著的销售比率 |
| 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影响力 |
| 4.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重印再版和丛书收录情况 |
| 4.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被引用情况 |
| 4.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书评情况 |
| 4.4.4 对商务印书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著的分析 |
|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读者群体 |
| 5.1 地理学译著的著者群体 |
| 5.1.1 晚清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译著作者 |
|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理学译著作者 |
| 5.2 地理学译著的译者群体 |
| 5.2.1 商务印书馆编者担任译者 |
| 5.2.2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学缘的译者 |
| 5.2.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学缘的译者 |
| 5.2.4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学缘之外的译者 |
| 5.3 地理学译著的读者群体 |
| 5.4 著者与译者、编者、学者之间的交流 |
| 5.4.1 著者与译者的交流 |
| 5.4.2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
| 5.4.3 译者与学者的交流 |
| 5.5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1 地理学共同体 |
| 5.5.2 商务印书馆促成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3 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共同体的认同和交流 |
| 第六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学科特征 |
| 6.1.1 地理学分支学科译著数量概观 |
| 6.1.2 区域地理译著 |
| 6.1.3 人文地理译著 |
| 6.1.4 自然地理译著 |
| 6.1.5 经济地理译著 |
| 6.1.6 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著 |
| 6.1.7 游记类译著 |
| 6.1.8 地理学史译著 |
| 6.1.9 技术地理译著 |
| 6.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国别特征 |
| 6.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时间特征 |
| 6.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选题立足于学科发展需要 |
| 6.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呈现了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成果 |
| 6.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推进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 |
| 6.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时间间隔体现了中外地理学的交融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贡献 |
| 7.1.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启示 |
| 7.2 研究贡献与展望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研究局限 |
| 7.2.3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统计表(1897-2012) |
| 附录二: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9）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成长环境及近代史学发展需求 |
| 第一节 作为新式出版平台的有利环境 |
|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 |
| 二、传统书业的没落 |
| 三、上海地区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近代史学发展的客观因素 |
| 一、历史叙事方式的改变 |
| 二、商务印书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有效实践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早期史籍出版意识的变化 |
| 一、出版史籍的殷鉴救亡意识 |
| 二、自觉保存古代史学成果的意识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史籍出版双轨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张元济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二、王云五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三、商务印书馆出版史籍与史家反馈互动 |
| 第三章 中西交汇下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外国史著作出版的不断成熟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人物传记出版上新的突破 |
| 一、《少年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史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三节 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历史类书籍的出版 |
| 一、何炳松重视西洋史学著述的出版方向 |
| 二、何炳松主编《史地小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四章 分科分工下的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史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史学酝酿 |
| 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组稿与来源 |
| 三、《中国文化史丛书》史学价值及意义 |
| 第二节 “大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大学丛书”的前期酝酿 |
| 二、“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质量的两重保证 |
| 三、“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的高质量 |
| 四、“大学丛书”的史学意义 |
| 第五章 杂志、工具书的出版及其史学贡献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史学史及史学方法研究类成果 |
| 二、中国史研究类成果 |
| 三、世界史研究类及其他成果 |
| 四、《东方杂志》的史学意义 |
| 第二节 出版工具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中国人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10）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架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通渔业现代化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渔业在南通 |
| 一、远古至明代以前的南通渔业 |
| 二、明清时期的南通渔业 |
| 三、民初北洋政府时期的南通渔业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与受阻 |
| 一、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1927~1937） |
| 二、渔业现代化的被迫中断（1938~1945） |
| 三、渔业现代化的被迫搁浅（1946~1949） |
| 第三节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与发展 |
| 一、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1949~1965） |
| 二、渔业现代化的一定发展（1966~1978）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与加速 |
| 一、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1979~1986） |
| 二、渔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1987~2000） |
| 第二章 渔业生产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张謇与我国近现代渔业生产的开启 |
| 一、张謇与南通吕四渔业公司 |
| 二、张謇与江浙渔业公司 |
| 三、张謇为渔业生产现代化所作的其它努力 |
| 第二节 近现代渔业生产工具的使用与革新 |
| 一、渔船的使用与革新 |
| 二、渔网具的使用与革新 |
| 第三节 捕捞产业之兴衰与现代转型 |
| 一、捕捞渔业的兴盛与困境 |
| 二、捕捞渔业发展的受阻 |
| 三、捕捞渔业的恢复与初步发展 |
| 四、海洋捕捞的继续推进与淡水捕捞的下滑 |
| 五、捕捞渔业的产业化发展与调整 |
| 六、捕捞产业的加速发展与转型 |
| 第四节 养殖渔业的兴起与产业化 |
| 一、淡水养殖渔业的兴起 |
| 二、淡水养殖的恢复发展与海水养殖的起步 |
| 三、养殖渔业的整体推进 |
| 四、养殖渔业的突飞猛进 |
| 五、养殖渔业发展的产业化 |
| 第五节 水产品保鲜与加工业之演进 |
| 一、传统的水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 |
| 二、水产品保鲜与加工业在传承中的新进展 |
| 三、水产品保鲜与加工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
| 第六节 水产品销售与贸易方式的嬗变 |
| 一、水产品销售与贸易的鱼行主导化 |
| 二、水产品销售与贸易的国营化 |
| 三、水产品销售与贸易的市场化 |
| 第三章 渔民生活与观念的变化 |
| 第一节 渔民的生活 |
| 一、渔民生活处境的变迁 |
| 二、渔民权益维护与保障的“虚实之变” |
| 第二节 渔民的教育与社会地位 |
| 一、渔民教育的注重与提升 |
| 二、渔民社会地位的变迁 |
| 第三节 渔民的习俗与信仰 |
| 一、渔民的生产习俗及变化 |
| 二、渔民的生活习俗及变化 |
| 三、渔民的信仰及变化 |
| 第四章 渔村与渔港的现代化建设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无实质性建设的渔村与渔港 |
| 一、对渔村的关注 |
| 二、渔港建设进展甚微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正式启动建设的渔村与渔港 |
| 一、对旧时渔村的整治与初步建设 |
| 二、渔港建设的正式启动与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现代渔村与渔港建设的加速 |
| 一、现代渔村（区）建设的迅猛推进 |
| 二、现代渔港建设的加速 |
| 第五章 渔业管理的现代迈进 |
| 第一节 渔业生产管理的现代迈进 |
| 一、渔业生产管理组织机构的演变与完善 |
| 二、渔业生产管理的制度建设 |
| 三、渔业生产管理的运作模式变迁 |
| 四、渔业生产管理中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二节 渔民与渔村管理的现代迈进 |
| 一、渔民与渔村管理上的“四甲制” |
| 二、渔民与渔村管理上的保甲制 |
| 三、渔民与渔村管理方式的嬗变及渔港管理的起步 |
| 四、渔民与渔村（港）管理的改革及推进 |
| 第六章 南通渔业现代化的评价 |
| 第一节 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地位 |
| 二、南通渔业现代化的作用 |
| 第二节 南通渔业现代化所呈现的特点与经验 |
| 一、特点 |
| 二、经验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著目录 |
| 后记 |
四、铁道标准设计通讯 1981年目录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2]领袖著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著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3]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D]. 韩伟表.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6]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D]. 刘燕. 广西大学, 2019(01)
- [7]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D]. 肖超. 南京大学, 2014(07)
- [9]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10]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D]. 刘泓泉. 苏州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