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适应改革,加强经济审判（论文文献综述）
谢锐勤[1]（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王亚新[2]（1994）在《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认为,中国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对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对于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及顺利运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改革的背景在于审判工作的功能转移和法院在社会体系内的地位变化,改革是法院在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新的条件下对民事、经济审判中效率性问题和正当性问题作出的一种反应。作者导入了“调解型”和“判决型”这两种关于程序结构的理论模式来分析审判方式改革所具有的含义和面临的困难。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在于调解过程和判决过程的分离及重新有机地结合。
李后龙[3]（2006）在《中国商事审判的演进》文中研究指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我国法院实行大民事审判格局,分别以民二庭和民商事审判取代了经济审判庭和经济审判。民商事审判的实质是什么,其与原有的经济审判之间是什么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对于在大民事审判格局中正确定位各级法院民二庭工作,正确处理好商事审判与经济审判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审判发展历程及其时代背景的分析,特别是对其受理案件范围演变和阶段性特征的重点研究,揭示了经济审判的发展规律及其与法律理论、立法演变以及与经济社会生活条件的关系,并明确指出经济审判的产生最初是为了建立一种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相适应的经济诉讼制度,但在1984年后经济审判职能的变化却越来越背离设立经济审判庭的初衷;同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经济审判职能逐步明晰化,并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理念和原则,又显现出许多不同于民事审判的特征,随着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商事审判的特色日益明显。在对经济审判的特征及其与民商事审判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论证了大民事审判格局下的民商事审判其实质就是商事审判以及中国商事审判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经济审判从民事审判走出来,最终又回归到民事审判,但经济审判绝不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继承经济审判的民商事审判,其实质是商事审判,已成为商法实施的重要途径。本文最后重点对商事审判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和概括,进一步论证了在大民事审判格局下,商事审判有别于传统民事审判的相对独立性。
赵力[4]（2020）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文中指出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不仅是法院自身运作与内部治理的需求,更是应对司法复杂的外部性,以及不断适应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等的体现。作为一项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举措,这一改革在本质上是法院内部的一场“脱胎换骨”,是一种对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如何恰当地设置各个内设机构,实现彼此之间的分工协作。一方面,在宏观上,这一改革应当与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治理的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它又涉及到法院内部的人、财、物等要素的重新配置。可以说,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内外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既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应当满足法院内部治理的需求。由此,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从组织环境、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机制、组织决策等方面入手,来分析和研究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逻辑、历程和方式。在性质上,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也是解决纠纷的专门机构。它是以审判为目的,由专业的法官按照一定规则成立的组织。但是,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法院也需要行政管理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由此,作为组织的人民法院,其运行呈现为一种“审判—管理”的二元模式。这种运作模式构成了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组织基础。围绕着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一方面,法院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嵌入整个政治社会体制之中,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基于职能分工的要求,它又在内部结构上实行分庭管理,由不同的机构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并呈现出一种异质化、矩阵式的组织结构。这一改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专业”“从表层到实质”等四个阶段,分别体现为不同时期法院组织体制的发展特点。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法院通过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持续互动,嵌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系统之中。它不仅取决于能否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还将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复杂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环境构成组织变迁的外在动力,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也是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从一般外部环境入手,法院不仅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安排,还需要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顺应经济秩序的发展,以及获得民众的接受与认可。另一方面,在司法场域中,这些环境因素又在进一步影响或塑造着法院的组织形态。既促使其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内设机构数量持续增多,又在推动着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来保障审判权运行的高效公正。基于“审判—管理”二元模式,法院的运作以公正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并依赖于合法性和效率两种机制组织起来。作为一种正式组织,特定的目标是法院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法院究竟会选择或追求何种组织目标,后者又将如何影响法院组织形态的塑造。在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中,来自业务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的制约,构成了组织目标选择的外部空间。与之相应,一方面,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构,法院应当保持稳定、高效的产出,并将资源集中于组织的生产系统——各个审判部门。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制约将通过合法性机制实现。在合法性压力下,法院与其他行政组织产生了同质化的演变过程,也采用了科层制的组织形式。但是,司法权的判断属性以及中立、公正的要求,又反过来塑造了法院的组织结构,发展出有别于行政机构的独特性。由此,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这两种组织机制构成了不同制度变迁的逻辑,在实际支配着法院组织形态的塑造和变革。在本质上,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作为一种正式组织,法院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功能,是由法院相应的组织结构所决定和保证的。伴随着结构分化的过程,科层制组织模式被逐步扩张到整个法院系统,并在法院内部形成一种科层化的“线性构造”。包括内部职权的“层级配置”、司法资源的“线性分配”和司法人员的“分级安排”。一方面,通过组织的水平分化,导致法院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其内设机构数量持续增多。另一方面,法院的垂直分化又将使其产生新的等级和层次,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控制关系来加强法院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对于法院来说,这种科层制结构存在正功能与反功能之分。一方面,正功能构成科层制结构存在之必要性,它们体现为该结构在法院组织体系中的作用,并对组织目标的实现有所助益。另一方面,反功能源于科层化管理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又将进一步导致结构紧张或者引起结构变迁。于是,这种反功能的存在,可以反映出法院组织结构中所蕴含的紧张或冲突,进一步成为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力。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全面启动,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精简整合内设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成为了实行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从科层制结构到扁平化管理,这种转变需要经过一种结构整合的过程来优化法院内部结构,形成明确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一方面,通过精简整合机构,特别是司法行政管理机构,严格控制法院组织规模,来改变法院以往臃肿的体制;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整合关键在于减少法院内部管理层级,合理调整结构安排,进一步提高法院运作的效率。总之,围绕着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它不仅依赖于合法性和效率两种机制组织起来,也体现为一种法院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这一改革只有满足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通过优化职能分工和结构安排,才能实现法院内部职权的合理配置。
王锐[5]（2020）在《金融司法的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文中指出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宏伟历程,我国金融司法发展历经经济审判时代、大民事审判时代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三个发展阶段,在专业化组织建设、指导理念、案件审理、司法经验积累与裁判规则形成等方面渐次演进,当前已呈现出司法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显著特征。在不断改革与调整中,中国金融司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经验:坚持金融司法的政治属性、法治属性、社会属性与智慧属性。中国金融司法的演进既受到顶层制度设计的强力推动,又不断从基层司法经验中获取养分,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制性与诱致性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特征。
景汉朝,卢子娟[6]（1997）在《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景汉朝卢子娟导言八十年代末，我国法院系统主要是基层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陆续进行了“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讨论和实践。当初的主要动因，是法院案件多人员少，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想借此减轻法官及法院调查取证的负担。...
李文杰[7]（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著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著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颜运秋[8]（2006）在《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实体法与程序法天生具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内在紧密联系，注重法的程序性研究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法治主题，是当前和今后法学研究的一大新潮和主流。然而，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教训之一就是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型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所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在经济法诉讼方面的研究，可以夯实经济法实体研究的根基，修正和完善经济法的若干传统理论，印证“国家调节理论”关于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理念、价值、原则和体系等论述的科学性。在实践上，本选题的研究可以使市场规制、国家投资经营、宏观调控等领域中的新型经济冲突能够获得司法程序保障，克服和弥补传统诉讼在解决经济法冲突方面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本选题共分六章，力图系统深刻全面地论证经济法诉讼——公益经济诉讼的理论与制度体系。第一章简要回顾了诉讼体系的一般知识，诉讼体系是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结果，没有固定不变的诉讼形态，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出现新的诉讼类型。公益经济诉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回顾和评判了以往经济（法）诉讼理论，同时认为，“经济法诉讼”说、“公益诉讼”说和“独立经济诉讼”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以往的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纠偏，将其中的合理部分进行有机的结合升华。剖析了现行诉讼制度在化解经济法纠纷方面存在的固有制度缺陷，反思了原来的经济审判实践出现的严重错位现象，提出非常有必要构建与经济法实体精神、原则、宗旨和体系保持高度吻合性的公益经济诉讼理论和制度体系。第二章从诉讼尤其是公益诉讼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内涵：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有专业法官主持的，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分析了公益经济诉讼的客观诉讼属性、诉讼主体多元化、诉讼规则特别化、制裁手段一体化等主要特征。结合经济法“三三”理论，提炼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主要类型：反垄断公益诉讼、消费者公益诉讼、政府采购公益诉讼、纳税人诉讼、保护国有资产的公益诉讼和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等。比较分析了公益经济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关系。第三章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的契合性、经济民主宪政、司法能动性和经济法可诉性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论证公益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理由。为了使实体法通过诉讼中每一案件的处理得到实现，程序结构一般是按适用实体法以及体现实体性正义的要求来加以设计和构成的。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冲突赋予了适应冲突解决要求的诉讼以不同的个性特色，这些个性特色能够超出各类诉讼在逻辑和方式上的共通规律，决定各类诉讼自成一体的独立价值。公益经济诉讼就是实现经济法的独特司法程序。第四章从目的与原则、当事人适格理论、诉权理论、诉的利益理论和举证责任理论等方面，论证了公益经济诉讼理论体系的创新。这些都是经济法对诉讼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公益经济诉讼区别于其它传统诉讼的重要标志。诉讼理论是相对诉讼制度而言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对于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操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系列有机的诉讼理论就形成为一定诉讼理论体系。特定的诉讼类型具有特定的诉讼理论体系，也是一种诉讼区别于其它诉讼的基本标志之一，公益经济诉讼也不例外。第五章从原告制度、受案范围制度、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审判机构与程序制度等方面，论证了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创新。具体的程序制度设计如果与实体价值目标相背离，则该程序本身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始终要与经济法实体要求保持高度的一致。公益经济诉讼原告资格比较广泛化：任何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特设机关。公益经济诉讼的受案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体包括：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法纠纷、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纠纷、国家投资经营中的经济法纠纷。同时公益经济诉讼在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审判机构与程序制度等也具有特殊性。第六章得出结论：公益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经济法纠纷，而这类纠纷大多涉及社会整体利益，涉及广大民众的利益，其性质既不同于民事纠纷，也不同于行政纠纷。依照传统诉讼理念和司法制度是很难或者无法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予以解决的，从而在纠纷解决的社会机制方面形成了相当大的真空地带，使得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而公益经济诉讼能够弥补这种缺陷，从而成为解决这种纠纷的有效司法制度。
张守文[9]（2017）在《经济法司法理论之拓补》文中研究指明针对我国经济法司法理论研究"碎片化"的现状,需要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拓补和整合;由于司法权、司法权的行使主体及其价值追求,既是司法理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又是进行理论拓补的重要路径,因而在构建和拓展经济法司法理论的过程中,尤其需要研究司法权与调制权的关系,明晰法院解决"经济法纷争"与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双重司法功能,探讨法院体系及其内部结构与上述功能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以及经济法多元价值的渊源及其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司法权理论、司法组织理论和司法价值理论,从而构建更为系统的经济法司法理论,促进经济法领域的司法制度的完善。
岳彩申,李永成[10]（2010）在《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报告》文中研究指明目次一、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历程回顾二、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的主要成就三、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四、中国经济法学的展望五、进一步提升经济法学解决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作用结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学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法学立足中国现实,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在众多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努力下,
二、适应改革,加强经济审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适应改革,加强经济审判（论文提纲范文）
（1）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 |
| 二、举证责任改革与公开审判的意义 |
| 三、举证责任与程序结构中调解和判决的位置问题 |
| 四、“判决型”审判模式和“调解型”审判模式的比较 |
| 五、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模式转换的必要性 |
| 六、改革的基本思路一一调解过程与判决过程的分离和结合 |
（3）中国商事审判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审判的初创 |
| (一)经济庭设立的社会经济背景 |
| (二)初创时期经济审判的特点 |
| (三)初创时期的经济庭的性质 |
| 二、经济审判的发展 |
| (一)经济审判职能的逐步明晰化 |
| (二)经济审判呈现出名实不符的特性 |
| (三)经济审判的商事审判特色逐步显现 |
| 三、民商事审判的实质 |
| (一)实行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时代背景 |
| (二)民商事审判的实质 |
| (三)商事审判的特征分析 |
| 1. 商主体法不健全导致商主体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复杂性。 |
| 2. 商事纠纷的跨地域性导致商事审判中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 |
| 3. 商法规范的分散性导致商事审判面临更多的法律冲突问题。 |
| 4. 商法的滞后性导致商事审判法律适用难问题十分突出。 |
| 5. 商事交易的日益复杂化使得商事审判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
| 6. 商事裁判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度明显强于民事裁判。 |
| 四、结语 |
（4）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现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第一章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组织基础 |
| 第一节 作为组织的人民法院 |
| 一、“审判—管理”二元模式 |
| 二、条块状的制度环境 |
| 三、矩阵式的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历程 |
| 一、第一个阶段:从无到有 |
| 二、第二个阶段:从简单到复杂 |
| 三、第三个阶段:从复杂到专业 |
| 四、第四个阶段:从表层到实质 |
| 第三节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组织与环境:法院组织变迁的外在动力 |
| 第一节 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 |
| 第二节 环境构成组织变迁的动力 |
| 第三节 法院嵌入社会结构环境之中 |
| 一、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
| 二、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安排 |
| 三、顺应经济秩序的发展 |
| 四、获取社会民众的认可 |
| 第四节 通过司法场域塑造法院体制 |
| 一、法院体制的初步建立 |
| 二、形成庞大的组织体系 |
| 三、不断深化的机构改革 |
| 第三章 效率与合法性:法院组织形态塑造的两种机制 |
| 第一节 效率与公正:法院的组织目标 |
| 第二节 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组织目标选择的外部空间 |
| 第三节 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组织结构塑造的内部机制 |
| 第四节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逻辑 |
| 第四章 分化与整合:法院组织结构变革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法院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
| 第二节 结构分化:科层制向法院组织的扩张 |
| 一、科层化的“线性构造” |
| 二、水平分化:法院组织规模扩大 |
| 三、垂直分化:新的等级层次产生 |
| 第三节 正功能与反功能:法院科层制结构的功能分析 |
| 一、正功能:科层制结构存在之必要性 |
| 二、反功能:科层化管理与审判独立的张力 |
| 第四节 结构整合与实行扁平化管理 |
| 一、扁平化的“水平装置” |
| 二、结构整合:精简机构与减少管理层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金融司法的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审判时代的金融司法探索：1978—1999 |
| （一）经济审判时代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 |
| （二）人民法院金融司法工作状况 |
| 1.“司法服务经济建设”指导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2. 经济审判庭的设立 |
| 3. 金融案件审理情况 |
| 4. 司法经验积累与裁判规则形成 |
| 二、大民事审判时代的金融司法演进：2000—2007 |
| （一）大民事审判时代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 |
| （二）人民法院金融司法工作演进 |
| 1. 机构改革与审判组织更名 |
| 2. 指导理念的变迁与坚守 |
| 3. 金融案件审理情况 |
| 4. 司法经验积累与裁判规则形成 |
| 三、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司法的体系化发展■ |
| （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 |
| （二）人民法院金融司法工作的发展 |
| 1. 专业化审判组织的建设 |
| 2. 指导理念更趋精确 |
| 3. 金融案件审理情况 |
| 4. 司法经验积累与裁判规则形成 |
| 四、我国金融司法变迁的理念与制度经验 |
| （一）坚持金融司法的政治属性 |
| （二）坚持金融司法的法治属性 |
| （三）坚持金融司法的社会属性 |
| （四）坚持金融司法的智慧属性 |
| 结语 |
（7）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进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缘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缘起 |
| 一、古雅典陪审制度 |
| 二、古罗马陪审制度 |
| 第二节 现代陪审制度 |
| 一、英国陪审制度 |
|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 |
| 第三节 陪审制度演进样态—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
| 一、法国参审制度 |
| 二、日本裁判员制度 |
| 第二章 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 |
| 第一节 传统型理念 |
| 一、司法民主的理念 |
| 二、裁判公正的理念 |
| 三、权力制衡的理念 |
| 第二节 变革型理念 |
| 一、增进司法信赖 |
| 二、强司法民主正当性 |
| 三、对诉讼结构的改造功能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清末陪审制度 |
| 一、立法背景 |
| 二、立法效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陪审制度 |
| 一、立法概况 |
| 二、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早期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一、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人民陪审制度 |
| 二、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工作的发展 |
| 第四章 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期(1949 年~1957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进期(1958 年~1966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过渡期(1976 年~1999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立法的背景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一、官方评价及依据 |
| 二、理论评价及依据 |
| 第六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时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统计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 |
| 第七章 面向“法治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法治中国之维的主体性建构 |
| 一、法治中国概念的内涵 |
| 二、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性建构 |
| 第二节 规范互补之维的制度建设 |
| 一、内生性规范的互补 |
| 二、外生性规范的互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0.1 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
| 0.1.1 选题的来源 |
| 0.1.2 选题的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水平 |
| 0.2.1 国外研究的现状及水平 |
| 0.2.2 我国研究的现状及水平 |
| 0.3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及不足 |
| 0.3.1 研究的思路 |
| 0.3.2 研究的方法 |
| 0.3.3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对以往经济诉讼理论与实践的评判 |
| 1.1 对诉讼体系的理解 |
| 1.1.1 系统、体系与法律体系 |
| 1.1.2 诉讼体系与诉讼类型 |
| 1.1.3 公益经济诉讼研究的实体法理论基础 |
| 1.2 对以往经济(法)诉讼理论的评判 |
| 1.2.1 “民事诉讼”说 |
| 1.2.2 “行政诉讼”说 |
| 1.2.3 “独立经济诉讼”说 |
| 1.2.4 “经济法诉讼”说 |
| 1.2.5 “公益诉讼”说 |
| 1.2.6 关于经济诉讼与经济法立法体例的分合问题 |
| 1.3 对原“经济诉讼(审判)”制度与实践的反思 |
| 1.3.1 我国的经济(法)诉讼制度严重缺失 |
| 1.3.2 我国的经济(法)审判严重错位 |
| 1.3.3 公益经济诉讼的现实呼唤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益经济诉讼的概念分析 |
| 2.1 公益诉讼的基本认识 |
| 2.1.1 诉讼的基本认识 |
| 2.1.2 公益诉讼的基本认识 |
| 2.2 公益经济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
| 2.2.1 公益经济诉讼名称的厘定 |
| 2.2.2 公益经济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
| 2.3 公益经济诉讼的基本类型 |
| 2.3.1 反垄断公益诉讼 |
| 2.3.2 消费者公益诉讼 |
| 2.3.3 政府采购公益诉讼 |
| 2.3.4 纳税人诉讼 |
| 2.3.5 保护国有资产的公益诉讼 |
| 2.3.6 宏观调控公益诉讼 |
| 2.4 公益经济诉讼与其他诉讼的关系 |
| 2.4.1 诉讼程序之间的一般关系 |
| 2.4.2 公益经济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
| 2.4.3 公益经济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关系 |
| 2.4.4 公益经济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
| 2.4.5 公益经济诉讼与传统诉讼的综合比较表 |
| 2.4.6 正确处理公益经济诉讼与传统诉讼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益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理由 |
| 3.1 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的契合性 |
| 3.1.1 程序法与程序价值 |
| 3.1.2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
| 3.1.3 经济法实体与经济法程序的关系 |
| 3.1.4 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的契合性 |
| 3.2 经济民主宪政与司法能动性 |
| 3.2.1 经济民主与经济法诉讼 |
| 3.2.2 经济宪政与经济法诉讼 |
| 3.2.3 司法能动性与经济法诉讼 |
| 3.3 经济法可诉性的基本要求 |
| 3.3.1 法律的可诉性 |
| 3.3.2 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法治应对的态度 |
| 3.3.3 应当强化经济法的可诉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益经济诉讼理论体系的更新 |
| 4.1 公益经济诉讼的目的与原则 |
| 4.1.1 公益经济诉讼的目的 |
| 4.1.2 公益经济诉讼的基本原则 |
| 4.2 公益经济诉讼的当事人适格理论 |
| 4.2.1 变革传统诉讼当事人制度的理由 |
| 4.2.2 对“直接利害关系人制度”的质疑 |
| 4.2.3 公益经济诉讼的当事人适格理论的体现 |
| 4.3 公益经济诉讼的诉权理论 |
| 4.3.1 传统诉权理论的不足及其发展 |
| 4.3.2 公益经济诉权存在的法权基础 |
| 4.3.3 公益经济诉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 |
| 4.3.4 公益经济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
| 4.4 公益经济诉讼的诉的利益理论 |
| 4.4.1 诉之利益是连结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枢纽 |
| 4.4.2 公益经济诉讼之诉的利益 |
| 4.5 公益经济诉讼的举证责任理论 |
| 4.5.1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局限 |
| 4.5.2 公益经济诉讼的举证责任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 |
| 5.1 公益经济诉讼的原告制度 |
| 5.1.1 个体(包括公民、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
| 5.1.2 社会团体 |
| 5.1.3 国家特设机关 |
| 5.2 公益经济诉讼的受案范围制度 |
| 5.2.1 确立公益经济诉讼受案范围的因素 |
| 5.2.2 公益经济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判例举要 |
| 5.3 公益经济诉讼的管辖制度 |
| 5.3.1 对诉讼管辖的一般认识 |
| 5.3.2 公益经济诉讼管辖的特别要求 |
| 5.4 公益经济诉讼的诉讼费用制度 |
| 5.4.1 现代法治国家对待诉讼收费的两派做法 |
| 5.4.2 我国传统诉讼收费制度的问题 |
| 5.4.3 公益经济诉讼费用问题的解决 |
| 5.4.4 公益经济律师 |
| 5.4.5 公益经济诉讼保险 |
| 5.5 公益经济诉讼的激励约束制度 |
| 5.5.1 公益经济诉讼激约机制存在的理由 |
| 5.5.2 公益经济诉讼激约机制的体现 |
| 5.6 公益经济诉讼的审判程序与机构制度 |
| 5.6.1 公益经济诉讼的审判机构 |
| 5.6.2 公益经济诉讼的审判程序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公益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经济法司法理论之拓补（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司法权理论:分权、纷争与司法功能 |
| 三、司法组织理论:法院体系与内部结构 |
| (一) 法院体系问题 |
| (二) 法院的内部结构问题 |
| 四、司法价值理论:多元价值与价值渊源 |
| (一) 多元价值的司法体现 |
| (二) 价值渊源:法源、政策与法理共识 |
| 五、简短的结论 |
四、适应改革,加强经济审判（论文参考文献）
- [1]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2]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J]. 王亚新. 中国社会科学, 1994(01)
- [3]中国商事审判的演进[J]. 李后龙.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6(01)
- [4]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D]. 赵力. 吉林大学, 2020(03)
- [5]金融司法的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J]. 王锐. 中国应用法学, 2020(03)
- [6]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J]. 景汉朝,卢子娟. 法学研究, 1997(05)
- [7]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D]. 颜运秋. 中南大学, 2006(01)
- [9]经济法司法理论之拓补[J]. 张守文. 法学论坛, 2017(05)
- [10]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报告[J]. 岳彩申,李永成. 经济法论坛, 2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