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与《救荒本草》(论文文献综述)
何慧玲[1](2014)在《救荒类本草文献在中日两国的传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种灾荒、战争频繁发生,人们因此不断采取各种救荒措施以应对天灾人祸。随着救荒理论的发展和措施的完善,相应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书籍文献,记录曾经发生的灾荒事件,反映救荒的经过,总结救荒的对策措施、应急方法、灾害预防等,这类文献被统称为“救荒类文献”。作为救荒的有效措施之一,部分着作记载了用野生植物代替粮食充饥以救济灾荒的方法。明代以前,以本草救荒的记载散见于各种着作文献之中,直至明代,出现了专门研究以各种野生可食用植物来赈饥救荒的着作。这类着作与中医的本草学关系最为密切,医药学界因此将此类书籍归于救荒本草,进而形成了本草学的一个分支,而明代朱橚的《救荒本草》则是此类着作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朱楠是明成祖时期的藩王,虽非专业的医家却具有深厚的医药学功底。他应用本草学的研究方法,以救民于饥荒为宗旨,遵循实物考察和客观实验的原则,专门考据和研究数百种可食用植物,将它们记载成册,编成《救荒本草》一书。《救荒本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救荒类本草专着,它开创了我国可食用植物研究的新领域。此书具有本草学、农学和荒政学术的多重性质。在本草学方面,《救荒本草》进一步研究部分药用本草的食用功能,发现了某些不见载于既往本草着作的野生药物资源。书中详细论述基础药学理论,丰富了药性理论,补充了部分本草的临床药学理论,扩大了本草学的研究范围;在农学方面,《救荒本草》的编撰目的是为民救荒,书中阐述野生植物的收采加工、食用方法、毒性避忌、栽培收贮等,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一些荒政类着作也融入了《救荒本草》的内容与思想,用以指导完善救荒措施。《救荒本草》的知识面涵盖医学、农学等几个领域,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既被作为药书单独刊刻行世,又被收入农书敷布流传。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人们,根据自身的需求刊刻传播此书,从不同角度汲取书中的知识并加以增删,使得传承保留至今的版本多种多样,书志着录异同互见,书籍卷次、收药种数等也有较大的变化,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版本传变递嬗系统。因《救荒本草》影响的广泛,其成书以后促成了一批救荒本草着作的相继问世。以《救荒本草》为代表的救荒着作,以及受此书影响编成的一批同类着作,广泛收集整理并系统总结了救荒本草的内容,为应对荒年饥馑开辟了另一种途径,不失为救济饥荒的有效方法之一。同时,这类以救荒为宗旨的着作,却与一般本草着作殊途同归,从不同角度丰富发展了本草学术,扩大了本草学的研究范围,形成了本草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救荒类本草专着研究的重点在于本草的名称、来源、产地、采收、性状、性味、配伍禁忌、食用方法、食疗功效、毒性避忌、加工炮制方法等;注重实际考察当地的野生本草资源,借鉴参考传统本草着作的研究方法,汇集收录可食用本草的种类及实用价值,丰富了救荒本草的品目及数量。救荒类本草着作使可食用本草的利用价值得到充分认识,弥补了本草学和农学着作的不足。救荒类本草文献在后世为荒政史籍所收纳、整理和利用,体现了救荒本草的实用性和广泛性。大约在17世纪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入日本,因其独特的本草内容和实用价值,受到日本着名本草学家的高度重视,一些名家开始刊刻或者注解此书,其中就包括曾经大力推广传播《本草纲目》的着名人物。他们先后从传到日本的《农政全书》中析出《救荒本草》的内容,将其单独校刻刊行,以便于日本医家学习研究。此后,为了方便普通民众利用,又对该书进行注释和解说。同时,他们还设坛课徒,以《救荒本草》为教材教授本草学,使《救荒本草》在日本广泛流传。在中国的《救荒本草》及同类着作的影响下,日本江户时期的本草学家们,研究中国的救荒本草着作,继承实物考察的研究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照中国原着的记载,在野外考察日本生长的植物,编纂了一批注解研究《救荒本草》的着作和日本自己的救荒本草着作。而一批日本农学家则汲取了“救荒”的思想,在他们的农学着作中融入了本草救荒的内容,总结了一些可食用植物的利用方法,为赈济日本发生的饥荒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救荒本草的资源。可知,日本本草学家和农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传承了《救荒本草》及其他救荒类本草着作的学术,将中国的救荒知识与日本实际相结合,实地考察本国野生本草资源,与本草着作互参为用,不断充实救荒本草内容,为本草的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领域。综上所述,明代朱楠《救荒本草》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着作,其知识面涵盖药学、农学和荒政几个领域,其影响波及中、日等东亚诸国,故此书在科学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十分特殊。《救荒本草》的成书,促成中日两国一批救荒书籍的问世,使救荒本草发展到较高水平,形成了本草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两国本草学、农学等领域学术的发展。
陈清慧[2](2011)在《明代藩府刻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洪武初年朱元璋分封诸王始,分封子弟到全国各地为王即被明王朝历朝皇帝奉为不变之祖制。纵观有明一朝,藩封制度和藩王活动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整个朱明王朝相始终。受制于明代严苛的藩禁政策,明代诸藩成员在政治、军事方面几无可书之绩,而在文化学术方面却人才辈出,着书、藏书及刻书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占有一定的地位。终明一代,分封到各地的皇室成员的刻书活动持续不断。明代藩府刻书是在明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本文将藩府刻书置于此大背景中,以相关史实为立足点,以藩王及其支裔的刻书活动为主要线索,从出版史和文献学的角度对明代藩府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明代藩府刻书进行系统、立体、深入的全面研究。通过考察明代藩府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背景,论析历史事实与藩府活动的密切关系,检视明代藩府由武转文的历史趋势,揭示其远政治而近文事的时代特点,深入发掘藩府刻书活动的内在与外在动因,透过现象揭示内在规律。并对有代表性的藩府和藩府本作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由此总结有明一代藩府刻书的版本目录学价值及其在明代出版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揭示明代藩府的特殊社会角色和文化价值。文章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范围的界定,总结目前相关研究领域和本课题研究领域的现状,并对现存的主要问题和原因作了分析,其次交代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概括本课题研究的目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交代明代藩府刻书背景,除考察明代藩府及藩王刻书相关的总体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外,重点对明代分封制度的起因、明代诸王分封的基本情况、明代诸王分封后的基本政策及明代诸王的主要学术文化成就进行论析,这是研究藩府刻书的背景与基础。文章的主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总体考察”,一是“个案研究”。前者通过对于各类文献的爬剔梳理,首先摸清明代藩府本的总数,并通过时间、地域和内容三个维度的分析,对明代藩府刻书概貌进行考察,揭示藩府刻书在时间发展、地域分布、内容分类等方面的基本规律,对藩府刻书作整体性研究。就时间发展规律来说,存在着一个兴起、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洪武至天顺间是明代藩府刻书的起步阶段,成化至正德时期初步发展,是藩府刻书活动大规模形成之前的酝酿时期,而嘉万年间则是藩府刻书活动的高峰,其后逐步式微,最终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时间规律,既同明代整体刻书业的时间规律趋同,是当时图书出版史的一个缩影,但相同规律的背后,也隐藏着明代诸藩自身特殊的政治境遇,是明代诸藩这一特殊的政治群体自身发展历程的反映。就藩府刻书的地域分布来看,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其地域分布规律同样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就藩府刻书的内容来看,也有着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以子集类为主,经史类为辅,而医家着述、艺术类图籍和儒释道三教书籍是藩府刻书的主要内容,而明代极为流行的戏曲和小说类书籍,却是藩府刻书较为薄弱的部分,小说类极少,而戏曲也绝大部分是藩府成员自着作品。同时藩府刻书在内容上有呈现出鲜明的府系性特征。藩府刻书在内容上的规律,体现出明藩刻书的侧重点和关注点所在,其规律的成因也具有鲜明的藩府群体的自身特征。个案研究对象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对于明代藩府的个案研究,以藩府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经历为纲,从史的角度,结合各自不同的发展经历和刻书特点,揭示其刻书情况。一是对于明代藩府本的个案研究。以作品为线索,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藩府本的版本源流、来龙去脉、版本优劣以及影响等进行揭示。在总体考察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同明代其他官私刻书机构和刻书活动的比较,可以发现,明代藩府刻书具有鲜明的私家刻书的特征,在时间、地域分布和刻书内容上同明代官刻、其他私刻及坊刻书存在着鲜明的互补性特征,是明代刻书出版业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肖国士[3](1997)在《皇帝与《救荒本草》》文中指出
黄淑美,伍慕仪[4](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研究指明
陈志刚[5](2012)在《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文中提出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是一种基于定额税课的压力而展开的内卷型商业化生产,在明代经济总量增长总体停滞、国课日增的情况下,无论稻、麦、棉、桑兼营,还是佣工而作,大多数终岁勤苦劳作的江南农户仅能维系家人的温饱,社会财富增长幅度极为有限。而作为政府农政管理体制的各级管理者,上至皇帝、阁臣、户部官吏,下至各省抚、按以及所属府州县的长吏,限于祖宗成法、部门职责划分、吏部考成定例、边政态势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挤压,皆无力也无意改变江南农业生产在政府决策中的边缘化状态,士人群体的建白更无力改变这种境况,筹措粮饷重于纾困活民作为明政府的一个痛苦抉择一经作出,就被赋予了强大的政策压力和考成压力,即便隆庆、万历时期的种种农政改革包括清丈土地、行一条鞭法、停止带征、以银代粮等等,实际上也仅仅是对实施环节若干细则的微调而已。而农政管理在政府决策体制中的长期边缘化,才是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在内卷型商业化中反复挣扎、终归于衰败的根本原因。
张鹏[6](2016)在《宋代主要园林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宋代文献中的主要园林论述为主,宋代园林遗迹等为辅来研究宋代园林。目的在于研究宋代“园林”观念是被知识体系中哪些关键性的概念或范畴所建构出来的?对知识体系和关键概念的关注,是本文贯穿始终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宋代存有的两套知识体系:一、宋代图书分类体系;二、宋代类书分类体系;对“宋代园林”等相关概念或观念的形成较为重要。这两套知识体系共同构成宋人对知识的理解。首先,本文研究了宋人如何在五种不同语境中,建构出园林的基本概念范畴:前两种是在四部“经类”书籍中对“苑囿园圃”的直接注释和间接解释;第三种是在史类书籍中对“苑囿园圃”等园林范畴的直接或间接解释;第四种出现在宋代类书的分类体系中对苑囿、园圃、园、圃、园池等关键范畴的归类及其解释系统中;第五种是文集类书籍中,对园所进行的概念替换现象。其次,本文对公共性论述中的史书和子类对园林道德上的评判进行了研究,其中体现出来宋人在公共性论述中严格依照儒家礼法对园林进行道德评价、理解和使用。然后,本文依托对文集类园记研究,分析了宋代文人在园林中形成的多元化审美观念:“乐”。而对乐的讨论也直接影响到了如园林中“众乐与独乐、内乐与外乐、至乐、君子之乐”等的审美观念。而“乐”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文化,也暗示了儒家礼法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园林的审美。最后,因为宋人论述中并没有系统性的讨论宋园的理法,因此本文通过分主题论述研究园林理法。第一、对南宋“馆阁园林”布局的研究。第二、“见山”概念对造园和欣赏的影响。第三、园林模仿自然界水体的方法及讨论。第四、在顺物性的观念下,对盆池和植物修剪的多元态度。第五、不同职业对园中植物选择的限制。第六、园篱的造景、编织手法等。本文依托宋代两套知识框架展开研究,依照宋人知识体系、概念、观念等来理解宋代园林,构建起一个丰满的、多元的宋代园林形象。
高歌[7](2006)在《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花卉栽培有七千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花卉以其娇美的姿态、芬芳的气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被用于点缀庭院居室,颐养性情。除了观赏之外,花卉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食用。 有人认为食用花卉是随着上个世纪末“崇尚绿色,回归自然”生活观念的出现而兴起的一股饮食潮流。其实花卉饮食在中国古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与人类历史同步,因为人类对花卉的利用是一个由实用(食用、药用)到观赏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食用花卉情况的研究,介绍了花卉饮食产生、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揭示了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风格特点及形成的社会原因;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花卉食品(粥、饭、羹、菜肴等)和饮品(花酒、花茶、花汤)的产生、制作、及养生保健价值并分析了其科学性;最后探讨了研究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的现实意义。 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系列特定的物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的制作工艺有许多是可以找到科学依据并给出科学解释的,古人对花卉养生保健作用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这些在我们今天开发新食品、研制新工艺时都可以被很好的借鉴和吸纳。
葛晓洁[8](2018)在《明初藩王诗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初藩王(指成化之前、明宗室两代以内藩王)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我们了解明中叶以前的文学现状极为重要。明初的文化政策、文化环境使藩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明初藩王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靖难后,随着藩禁政策愈演愈烈,大多数藩王出于避祸的心理,纷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明初藩王文学丰富了以后的文学内容,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但一直以来,受主流意识的影响,藩王文学被认为是无病呻吟的贵族文学,空洞无味,藩王文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本文结合明初大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藩王的具体生活环境,对明初藩王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辑录和分析,力求呈现出明初藩王文学的整体面貌。第一部分,论述了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及藩王在各个时期的生活状况,并详细剖析了各个时期大的政治事件对藩王心理状态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尽可能地搜集了明宗室两代以内藩王的所有作品,并作了系统的辑录和简单的介绍,为后文文学作品的分析提供了具体的范围。第三部分,针对文学成就较高的藩王,详细地分析了各个时期的经历对他们创作心态的影响,动态地展现了明初藩王诗文创作的心理路程,并对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大致的分期。第四、五、六部分,论述了明初藩王文学的创作特征,并把明初藩王文学与明初文坛的文学思潮作对比,突出明初藩王文学在明初文坛的特征与地位。
黄春和[9](2018)在《皇家御制大宝相 周府堂上最胜尊——明永乐宫廷御制《三世佛六菩萨宝相》赏鉴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澳门中濠拍卖的赵强打来电话,说是有一幅佛画请我鉴赏,并特意邀请我撰文推介。我对佛画一直非常关注,也深怀兴趣,但未及系统深入的研究,突然受到这样的请求心里自然颇感犹豫和不安。但当我看到他们送来的巨幅作品,惊讶之余,感觉甚合我的兴趣,尤其与我近年一直专注的元代宫廷造像艺术的研究方向相吻合,遂欣然应承下来。经认真
曾毅[10](2021)在《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文中认为医书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明代编着的医书的数量空前,达一千余种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医学史上也绝无仅有。除了像《本草纲目》这样享誉世界的巨着,明代的许多医书至今仍是中医学医疗、科研、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因此对明代医书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无论对于认识明代医学的历史,还是对现代中医的传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个体医家及其着作的研究,对于医书整体尤其是对其作者群体的研究缺如。本文试图对明代医书作者的地域、学力、社会身份进行分类,并将作者划分出群体与着作类型特征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通过数据挖掘,勾勒出明代医书作者群体的概貌。本文在广泛收集前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目录文献调研、考证,甄选出812种明代医书,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信息数据库》,从中提取442位医书作者信息,逐一考察其籍贯、科考、社会身份等信息,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数据库》,并利用数据库开展了下述研究。1.对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年代分布进行了考察;2.对作者的里籍、功名、职务、社会身份等进行考察,并将作者初步划分为职业医家、兼业医家、和非医家三类群体;3.对不同群体作者的着书数量、着书动机、着作种类与撰着方式、着作影响力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如下结果:1.现存有作者可考的明代医书种类涵盖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列所有类目,其数量以临证各科、方书、养生修真导引、本草、医案医话为多。2.医书的产出年代以前期少,中期缓慢增长,后期快速增长的势态,政治动荡等因素对医书的产出数量没有太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和医学内部的因素是促进医书产出的主要动力。3.医书作者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浙、苏、皖、赣为多,其数量依现今区划排序依次为:浙(127)、苏(95)、皖(60)、赣(37)、沪(17)、豫(17)、鄂(16)、闽(15)、鲁(13)、冀(7)、川(7)、陕(5)、湘(5)、晋(4)、粤(3)、桂、贵、滇、辽、琼各1。提示,相比金元时期,冀、豫、鲁名家辈出的景象,明代中国的医学中心南移,北方逐渐衰落。4.可以考察到科考背景,即获取到功名的的医书作者有131位,其中进士 68位,举人16位,武举人4位,生员43位。获取功名者占作者总数的30%。5.医书作者的身份多元,其中,职业医家(包括官医、民间医)215位,占总数的48.6%,接近半数;兼业医家(有其他职业,如官,同时行医者)40人,约占9%;非医家187人,约占总人数42.4%,这其中官员112、儒生26、文人10、僧道25、书商6、藩王2。医书作者中非医家数量庞大,值得关注。6.就医书编撰数量而言,职业医家人均1.96部,兼业医家人均2.5部,非医家群体人均1.6部;编撰有6部以上医书的高产作者18位,其中职业医家11位,兼业医家3位,非医家4位。其中前三位有2位为兼业医家。7.职业医家趋向于撰着综合性着作、伤寒与金匮、诊法、临证各科、针灸推拿、基础理论类书籍;其创作方式以撰着为主,偏向原创,是医学知识的创造者。兼业医家倾向于创作医论、基础理论、医经、伤寒与金匮,撰着方式上倾向于加工、阐释。非医家群体倾向于创作养生修真导引类书籍,文献整理是其撰着特征。8.高影响力的医书主要由职业医家撰着,是医学文本知识的绝对主导者。9.通过对高产出作者、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调研发现,高产出作者在科考方面,以经过科举考试教育、有一定科考的作者为主。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亦是相近,也以拥有生员及以上科考者为主。结合这些作者都是职业医家,可以得出着述数量多、能产出高影响力着作的人物是既有文化(科考)又有医家身份(临床实践经历)的人物。
二、皇帝与《救荒本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皇帝与《救荒本草》(论文提纲范文)
(1)救荒类本草文献在中日两国的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前言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 相关概念的梳理 |
1.2.1 救荒 |
1.2.2 救荒类本草 |
1.3 研究范围 |
1.4 研究方法 |
2 救荒类本草专着之源——朱橚《救荒本草》 |
2.1 救荒类本草文献的萌芽 |
2.1.1 《神农本草经》 |
2.1.2 《汜胜之书》 |
2.1.3 《齐民要术》 |
2.1.4 《救荒活民书》 |
2.1.5 《农书》 |
2.2 明代救荒本草专着出现的时代背景 |
2.3 《救荒本草》的作者生平及成书 |
2.3.1 朱橚的生平 |
2.3.2 朱橚的医学着述 |
2.3.3 《救荒本草》的编撰目的 |
2.4 《救荒本草》的药学贡献 |
2.4.1 编写体例和分类 |
2.4.2 基础药学理论 |
2.4.3 药性理论 |
2.4.4 临床药学理论 |
2.4.5 图谱 |
2.5 《救荒本草》对中国医书和本草着作的影响 |
2.5.1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
2.5.2 李时珍《本草纲目》 |
2.5.3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
2.6 救荒类本草文献的现代运用启示 |
2.7 小结 |
3 救荒类本草之内传——《救荒本草》在中国的传承 |
3.1 《救荒本草》在中国的着录 |
3.2 单行本《救荒本草》的中国版本 |
3.3 《农政全书》本《救荒本草》的中国版本 |
3.4 小结 |
4 救荒类本草之内流——明清时代的中国相关着作 |
4.1 明清时期的中国救荒类本草专着 |
4.1.1 《野菜谱》 |
4.1.2 《茹草编》 |
4.1.3 《野蔌品》 |
4.1.4 《野菜笺》 |
4.1.5 《野菜博录》 |
4.1.6 《救荒野谱》和《救荒野谱补遗》 |
4.1.7 《野菜赞》 |
4.1.8 《济荒必备》 |
4.1.9 其它相关着作 |
4.2 荒政史籍中的救荒本草文献 |
4.2.1 《荒政要览》 |
4.2.2 《救荒备览》 |
4.2.3 《救荒良方》 |
4.3 本草专着中的救荒本草文献 |
4.4 农学着作中的救荒本草文献 |
4.5 小结 |
5 救荒类本草之外传——在日本的传承演变 |
5.1 《救荒本草》的东渡 |
5.2 日本保存的《救荒本草》中国版 |
5.3 日本保存的《农政全书》中国版 |
5.4 日本保存的《农政全书》日本版 |
5.5 日本校订刊刻的《救荒本草》 |
5.5.1 松冈恕庵本 |
5.5.2 小野兰山本 |
5.5.3 小野蕙亩本 |
5.6 日本保存的其它中国救荒本草着作 |
5.7 小结 |
6 救荒类本草的旁支——在日本衍生的救荒着作 |
6.1 日本江户时代的饥荒背景 |
6.2 注解《救荒本草》的日本着作 |
6.2.1 《救荒本草通解》 |
6.2.2 《救荒本草记闻》 |
6.3 日本的救荒类本草文献 |
6.3.1 《民间备荒录》 |
6.3.2 《备荒草木图》 |
6.3.3 《备荒录》 |
6.3.4 《救荒孙之杖》 |
6.3.5 《农业全书》 |
6.3.6 《农家心得草》 |
6.4 《救荒本草》对日本本草着作的影响 |
6.4.1 《大和本草》 |
6.4.2 《本草图谱》 |
6.5 小结 |
7 结论 |
8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明代藩府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一 明代藩府 |
二 藩府刻书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 相关领域研究 |
二 本课题领域研究 |
三 小结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第二章 明代宗室分封制度 |
第一节 明代诸藩分封的基本情况 |
第二节 明代诸藩分封后的基本政策 |
一 军事方面:削夺军权,禁预兵事 |
二 政治方面:防闲过峻,法治日增 |
三 经济方面:厚禄"豢养",待遇极优 |
四 文化方面:大力倡导,积极鼓励 |
第三节 明代分封制度对藩府集团的影响 |
第三章 明代诸藩的学术文化成就 |
第一节 明代诸藩学术文化活动概述 |
第二节 明代藩府着述考 |
第三节 明代诸藩藏书概述 |
第四章 明代藩府刻书总体考察 |
第一节 明代藩府刻书考 |
第二节 明代藩府刻书的时间规律 |
一 明代藩府刻书时间分布的数据分析 |
二 明代藩府刻书的时间规律 |
三 明代藩府刻书时间分布规律之成因考察 |
第三节 明代藩府刻书的地域规律 |
一 明代藩府本地域分布的基本规律 |
二 明代藩府本地域分布的空间比较 |
三 明代藩府本地域分布的时间观照 |
第四节 明代藩府刻书内容分析 |
一 子集为主,经史为辅 |
二 医家着述 |
三 艺术类图籍 |
四 儒释道三教书籍 |
五 戏曲和小说 |
六 府系性特征 |
第五章 明代藩府刻书个案研究 |
第一节 朱权与宁藩刻书 |
一 宁藩刻书概略 |
二 朱权早期思想及学术活动 |
三 朱权学术思想的转变 |
四 朱权与宁藩家族气质 |
第二节 周藩刻书述略 |
一 周藩刻书概略 |
二 朱橚与周藩本医书 |
三 朱有炖与周藩本戏曲 |
四 朱睦口与经史类周藩本 |
第三节 朱俊栅与代藩佛经的刊刻 |
一 代藩刻书概略 |
二 朱俊栅与憨山禅师的佛事交往 |
三 朱俊栅与妙峰禅师的佛事交往 |
四 朱俊栅的佛经刊刻 |
第四节 吉藩刻书与《二十家子书》的编刻 |
一 吉藩刻书概略 |
二 《二十家子书》的编纂 |
三 《二十家子书》的相关问题 |
第五节 晋府本《初学记》版本源流考论 |
第六节 吉藩本《抱朴子外篇》的版本和文献价值 |
第七节 鲁藩本《抱朴子》小考 |
第六章 结论:明代藩府刻书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兼论明代藩府刻书与明代刻书业之关系 |
一 明代藩府刻书的性质 |
二 藩府刻书与明代刻书业之关系 |
三 明代藩府刻书的价值和影响 |
附录一 明代刻书诸藩世系略 |
附录二 明代藩府本各家评辑 |
附录三 《四库总目》明藩着述提要辑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一、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 |
二、明中后期江南农业在政府农政管理体制中的长期边缘化 |
1.皇帝与阁臣。 |
2.户部。 |
3.地方抚、按及其所属府州县各级官吏 |
三、结语 |
(6)宋代主要园林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古代园林“通史”写作中“宋代园林史”研究的几个特征 |
1.1.2 “通史”写作中“宋代园林史”研究的两个默认前提 |
1.1.2.1 前提一: 知识体系的改变----从“四库之学”到“七科之学” |
1.1.2.2 前提二: 重要概念的变迁----以“中国园林”概念的形成为例 |
1.1.3 论文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预防措施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1.1 在结构上梳理宋代“知识体系”和园林的联系 |
1.2.2.2 在宋代“知识体系”下明确宋代园林的有关观念 |
1.2.2 研究意义 |
1.2.2.1 对宋代园林的多元化认知的意义 |
1.2.2.2 对继承和发展宋代园林的意义 |
1.3 研究结构 |
1.4 概念界定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5.1 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区分 |
1.5.2 “传统学术”中对宋代园林的研究 |
1.5.3 现代学术对宋代园林的研究 |
1.5.3.1 宋代园林研究的二手文献目录 |
1.5.3.2 二手文献中针对中国园林史学史的研究 |
1.5.3.3 现代学术中中国园林史研究的不同阶段 |
1.5.3.4 宋代园林为主的二手文献研究综述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2. 宋代园林论述的知识框架及资料库 |
2.1 宋代书目体系作为园林论述的主要知识框架 |
2.2 按宋代主要知识框架梳理现存宋代园林论述 |
2.2.1 当代出版文献中所引用的宋代园林论述 |
2.2.2 现存古籍中的宋代园林论述 |
2.2.2.1 现存宋代古籍的书目查找文献 |
2.2.2.2 断代宋诗、词、文、笔记的总集 |
2.2.2.3 古籍电子资源检索渠道 |
2.2.3 宋代园林论述分类资料库的建立 |
3. 宋代园林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
3.1 现代学科对“园林”及其相关范畴的讨论 |
3.1.1 对园林定义及范畴的设定 |
3.1.2 对“园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与“最早园林形式”的研究 |
3.1.3 作为古代汉语复合词的园、园林、园圃、园亭、苑囿等 |
3.2 五种语境下宋代对“苑囿园圃”范畴的解释 |
3.2.1 宋代小学类论述中对“苑囿园圃”的注释 |
3.2.1.1 宋人在“词书”中对“园及其相关概念”的解释 |
3.2.1.2 宋人在“字书”研究中对”苑、囿、园、圃”的直接注释 |
3.2.1.3 宋在“韵书”中对“苑、囿、园、圃”的直接注释 |
3.2.1.4 小结 |
3.2.2 宋代易类、周礼类论述中“园圃”的两种基调性风格 |
3.2.2.1 宋人在《周易》研究中对园圃“质素”的解释 |
3.2.2.2 宋人在《周礼》研究对园圃中“毓”的解释 |
3.2.2.3 小结 |
3.2.3 宋代史类论述中对“苑囿、园池”的解释 |
3.2.4 宋代类书对“苑囿、园圃”的分类解释系统 |
3.2.4.1 早期“类书”形成及其归类依据 |
3.2.4.2 宋代之前类书中对苑囿、园圃的归类 |
3.2.4.2.1 《北堂书钞》中园林内容的归类特征 |
3.2.4.2.2 《艺文类聚》中园、圃的归类特征及不设苑囿类的原因 |
3.2.4.2.3 《初学记》和《白氏六帖事类集》中苑囿、园圃的归类特征 |
3.2.4.2.4 小结 |
3.2.4.3 宋代类书中对苑囿、园圃内容的归类 |
3.2.4.3.1 《太平御览》居处部与资产部中苑囿、园圃与园、圃的归类特征 |
3.2.4.3.2 《书叙指南》对“楼台池园”的归类特征 |
3.2.4.3.3 《海录碎事》对宫苑、园圃概念的解释 |
3.2.4.3.4 《事物纪原》对宫苑、内园、园、圃、囿、池、亭等概念的解释 |
3.2.4.3.4 小结 |
3.2.5 宋代文集中园圃的三种代称:三径、醉乡、无何有之乡 |
3.3 小结:多元语境对宋代园林基本概念与范畴的影响 |
4. 儒家文化对宋代史书和儒家书籍中园林论述的影响 |
4.1 儒家文化在史类文献论述中对苑囿、园圃的道德判断 |
4.1.1 宋记录前代的史书中反映出的对苑囿、园圃的道德判断 |
4.1.1.1 对帝王、王侯、官吏大肆营建苑囿、沉湎园圃游乐行为的批判 |
4.1.1.2 对帝王为贫民开放苑囿行为的赞许 |
4.1.1.3 唐初的禁止穿池筑苑及其在唐中宗时期的忽略 |
4.1.1.4 帝王诸侯苑囿中亲自种植麦祭祀并强调农耕之难 |
4.1.1.5 对帝王之苑囿和王侯之园圃的目的是弘礼法而非娱乐的解释 |
4.1.1.6 对官吏退居小园的赞颂 |
4.1.2 宋代正史中反映出对“苑囿、园圃”的道德判断 |
4.1.2.1 北宋苑囿中观看稻、麦谷物与祭祖行为 |
4.1.2.2 对官员沉溺园圃享乐的行为进行批判 |
4.1.2.3 对官吏退休后营建小园或悠游园林的赞赏 |
4.1.3 宋代帝王对园圃态度的转变 |
4.1.3.1 宋代之前园圃作为因功绩而赏赐的资产 |
4.1.3.2 宋代园圃除了作为资产进行赏赐,还能进献、贿赂和抢夺 |
4.1.4 小结 |
4.2 儒家文化在儒家文献论述中对苑囿、园圃性质的影响 |
4.2.1 苑囿应有“扬礼”和“劝谏”之性质 |
4.2.2 儒家“君子”的身份对园圃性质的影响 |
4.2.3 小结 |
5.宋代园林重要的审美观念“乐” |
5.1 中国早期文化中对“乐”的探讨 |
5.1.1 对“乐“诠释的两种主要面向及其关系 |
5.1.2 儒家对”乐“的几种关键概念讨论 |
5.1.2.1 颜子之乐 |
5.1.2.2 后乐,众乐与独乐 |
5.1.2.3 山水之乐 |
5.1.3 道家对“至乐“的讨论 |
5.2 “乐”对早期园林的影响 |
5.2.1 众乐、独乐与早期园林 |
5.2.2 山水之乐与早期园林 |
5.2.3 宫室苑囿之乐 |
5.3 “乐”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
5.3.1 宋代之前园林论述中对“乐”的讨论 |
5.3.2 “乐”作为宋代园林论述中的主要话题 |
5.3.3 “众乐与独乐”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
5.3.3.1 “众乐”对兴建官署园林的影响 |
5.3.3.2 “共乐”对帝王开放苑囿现象的影响 |
5.3.3.3 宋代园林众乐现象的特例:真假“独乐”园林 |
5.3.3.4 小结 |
5.3.4 多元化的“乐”对宋代园林欣赏的影响 |
5.3.4.1 山水之乐与众乐的区别 |
5.3.4.2 君子之乐与众人之乐 |
5.3.4.3 内乐与外乐 |
5.3.4.4 贤者后乐 |
5.3.4.5 园林的大小与君子之乐、世俗之乐的关系 |
5.3.4.6 小结 |
6. 对宋代园林论述中理法的研究 |
6.1 宋代馆阁翰苑中的园林布局形态 |
6.1.1 宋代馆阁翰苑的沿革与基本特征 |
6.1.1.1 宋代馆阁制度及其特征 |
6.1.1.1.1 宋代之前“馆阁”制度 |
6.1.1.1.2 两宋的馆阁制度 |
6.1.1.1.3 宋代馆阁制度建筑和使用者的特征 |
6.1.1.2 宋代翰苑制度及其特征 |
6.1.1.2.1 宋代之前的翰林院制度 |
6.1.1.2.2 宋代翰林学士院制度建筑和使用者特征 |
6.1.1.3 馆阁翰苑的关系 |
6.1.2 宋代之前的馆阁翰院园林布局 |
6.1.2.1 汉代石渠阁园林情况 |
6.1.2.2 唐代馆阁翰院园林情况 |
6.1.2.2.1 三馆的园林情况 |
6.1.2.2.2 翰林院园林 |
6.1.2.2.3 小结 |
6.1.3 宋代馆阁园林布局 |
6.1.3.1 北宋东都馆阁园林布置 |
6.1.3.1.1 东都皇城升龙门左 |
6.1.3.1.2 东都内外馆并存、外馆 |
6.1.3.1.3 东都皇城 |
6.1.3.2 南宋临安的秘书省园林布局 |
6.1.3.2.1 宋官署园林布局特点 |
6.1.3.2.2 临安淳熙年间至绍定年间秘书省建筑庭院及后园园林布局复原 |
6.1.3.3 小结 |
6.2 “见山”观念对宋代园宅营建的影响 |
6.2.1 “见山”对南北朝谢氏家族园林观念的影响 |
6.2.2 “见山”对宋人园林观念的影响 |
6.2.2.1 “见山”对卜居、选址、买宅的影响 |
6.2.2.1.1 郊野筑居以见山 |
6.2.2.1.2 城内利用场地地势建堂见山 |
6.2.2.1.3 城内住宅利用建高台见山 |
6.2.2.1.4 城内花费钱财购买可见山之宅 |
6.2.2.1.5 宅园选址应在山正面 |
6.2.2.2 “见山”的多元欣赏方法及对造园的影响 |
6.2.2.2.1 陶氏之“见山”而非“望山” |
6.2.2.2.2 见山需要依靠心、胸与儒家道德观 |
6.2.2.2.3 观假山、屏绘山与儒家道德观中对此的反对 |
6.2.2.2.4 “登高看山或看山外”与道家“脱尘”文化 |
6.2.2.3 “见山”的组景模式 |
6.2.2.3.1 见山近在几席 |
6.2.2.3.2 见山与“列岫”、“入檐” |
6.2.2.3.3 见山的山色 |
6.2.3 小结 |
6.3 宋代园林对水的模仿 |
6.3.1 悬水模式 |
6.3.2 模仿水声 |
6.3.3 对真假水的讨论 |
6.4 “顺物性”的观念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
6.5 宋代园林中对植物的选择 |
6.5.1 宋代园林中的三大类植物 |
6.5.2 禁止官员在园中种园蔬获利 |
6.6 宋代园圃重要组成要素:园篱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7)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郑重声明 |
摘要 |
Abstract |
一 引言 |
1.1 选题意义 |
1.2 学术史回顾 |
1.3 研究范围 |
1.4 论文结构及资料来源 |
二 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的发展状况 |
2.1 先秦时期 |
2.2 秦汉时期 |
2.3 魏晋南北朝时期 |
2.4 隋唐五代时期 |
2.5 宋元时期 |
2.6 明清时期 |
2.7 小结 |
三 中国古代花卉食品的制作 |
3.1 菊花制 |
3.2 梅花制 |
3.3 桂花制 |
3.4 松花制 |
3.5 栀子花制 |
3.6 莲花制 |
3.7 萱草花制 |
3.8 芙蓉花制 |
3.9 玫瑰花制 |
3.10 凤仙花制 |
3.11 藤花制 |
3.12 茶蘼花制 |
3.13 芍药制 |
3.14 玉簪花制 |
3.15 金盏花制 |
3.16 玉兰花制 |
3.17 木模花制 |
3.18 茉莉花制 |
3.19 牡丹花制 |
3.20 韭花制 |
3.21 其它 |
3.22 小结 |
四 中国古代花卉饮品的制作 |
4.1 花酒 |
4.1.1 菊花制 |
4.1.2 松花制 |
4.1.3 莲花制 |
4.1.4 桂花制 |
4.1.5 茶蘼花制 |
4.1.6 榠楂花制 |
4.1.7 榴花制 |
4.1.8 茉莉花制 |
4.1.9 莲花制曲 |
4.2 花茶 |
4.3 花汤 |
4.3.1 桂花制 |
4.3.2 梅花制 |
4.3.3 茉莉花制 |
4.3.4 甘菊花制 |
4.3.5 藤花制 |
4.3.6 丁香花制 |
4.3.6 诸花制 |
4.4 小结 |
五 研究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的现实意义 |
六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8)明初藩王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明初藩王诗文创作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洪武至建文时期 |
第二节 建文至正统时期 |
第二章 明初藩王作品叙录(一) |
第一节 周定王朱橚 |
第二节 蜀献王朱椿 |
第三节 湘献王朱柏 |
第四节 辽简王朱植 |
第三章 明初藩王作品叙录(二) |
第一节 庆靖王朱栴 |
第二节 宁献王朱权 |
第三节 周宪王朱有炖 |
第四节 其他藩王 |
第四章 明初藩王诗文创作心理研究(一) |
第一节 朱权的诗文创作心理 |
第二节 朱栴的诗文创作心理 |
第五章 明初藩王诗文创作心理研究(二) |
第一节 朱有炖的诗文创作心理 |
第二节 明初藩王诗文创作特征 |
第六章 明初藩王诗文创作与明初文坛 |
第一节 元末明初的隐逸思潮与藩王诗文创作 |
第二节 明初复古思潮与藩王诗文创作 |
第三节 明初台阁体与藩王诗文创作 |
第四节 明初藩王诗文创作的地位与影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皇家御制大宝相 周府堂上最胜尊——明永乐宫廷御制《三世佛六菩萨宝相》赏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佛画内容解读 |
二、朱写经内容 |
三、佛画的风格及来源 |
四、佛画绘制时间、受赐人及供奉地 |
五、相关历史背景 |
结语 |
(10)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明代医书的搜集与整理研究 |
2 关于医书作者的研究 |
3 有关医家群体的研究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1 究范围的界定 |
2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3 分类标准 |
第三节 内容、结构、创新性 |
1 内容与结构 |
2 创新性 |
第二章 明代医学发展概述 |
第一节 明代的医学的成就与特色 |
第二节 明代医事制度 |
第三节 明代刻书业与医书刊刻 |
第四节 明代医药学家与医药学着作 |
小结 |
第三章 现存明代医书调研与数据库建立 |
第一节 相关医书目录及所录明代医书 |
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及其所录明代医书 |
2 《宋以后医籍年表》及其所收明代医书 |
第二节 现存明代医书及作者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
1 医书的甄选 |
2 数据库的建设 |
第三节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与年代分布 |
1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 |
2 现存明代医书的年代分布 |
小结 |
第四章 作者信息调研的与群体的划分 |
第一节 作者的地域调查与分布 |
1 浙江 |
2 江苏与上海 |
3 安徽 |
4 江西、河南、湖北、福建、山东等地 |
5 作者地域分布图 |
第二节 作者科考情况调查与分布 |
1 进士、举人、生员作者 |
2 无功名作者 |
3 科考情况不明的作者 |
4 作者的科考分布 |
第三节 作者的身份考察与群体划分 |
1 身份界定与群体划分的标准 |
2 职业医家群体 |
3 兼业医家群体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 |
小结 |
第五章 作者群体与其着述关系 |
第一节 作者群体与着书数量 |
1 高产作者 |
2 职业医家着述数量 |
3 兼业医家的着述数量 |
4 官员、乡绅、书商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数量 |
第二节 作者群体与着述种类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第三节 作者身份与着述动机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动机 |
第四节 作者群体与其着作的影响力 |
1 关于医书影响力的判断与划分问题 |
2 职业医家着述的影响力 |
3 兼业医家着作的影响力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着作的影响力 |
5 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 |
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 现存明代医书表 |
2. 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表 |
致谢 |
个人简历 |
附件 |
四、皇帝与《救荒本草》(论文参考文献)
- [1]救荒类本草文献在中日两国的传承[D]. 何慧玲.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4(07)
- [2]明代藩府刻书研究[D]. 陈清慧. 南京大学, 2011(12)
- [3]皇帝与《救荒本草》[J]. 肖国士. 发明与革新, 1997(01)
- [4]《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5]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J]. 陈志刚. 东岳论丛, 2012(05)
- [6]宋代主要园林论述研究[D]. 张鹏. 北京林业大学, 2016(04)
- [7]中国古代花卉饮食研究[D]. 高歌. 郑州大学, 2006(12)
- [8]明初藩王诗文研究[D]. 葛晓洁. 天津师范大学, 2018(01)
- [9]皇家御制大宝相 周府堂上最胜尊——明永乐宫廷御制《三世佛六菩萨宝相》赏鉴与研究[J]. 黄春和. 收藏家, 2018(09)
- [10]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D]. 曾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