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银行向何处去——对工、农、中、建四行改革方向的思索（论文文献综述）
刘焕申[1]（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王超奇[2]（2018）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 ——以1937-1949年许涤新经济思想为例》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意义显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绕不开研究许涤新的经济思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许涤新经济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许涤新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以中国的经济史实为分析依据,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探讨目标,从而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这是一个路径选择问题。通过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相比较,许涤新认为,中国只有选择走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具体实施的过程之中,许涤新在农业、工业、贸易、运输、金融、财政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且用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许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经济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文世芳[3]（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刘峰[4]（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王玉珠[5]（2015）在《“现代评论派”与中国现代转型》文中提出“现代评论派”得名于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论坛上的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同人团体,也是1920——193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自由主义文人的重要一翼。在20世纪初新式学堂和留学生教育兴起的背景之下,“现代评论派”同人大多曾留学英美,他们不仅通过潜心研修形成了英美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知识系统,并且也受到英美文化与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了“英美派”绅士的气质风度。凭借优越的海外留学背景,他们在回国后主要集结于全国最着名的知识与教育中心——北京大学,并成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具备话语权威的知识精英。在1920年代中后期,面对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何去何从的宏大历史命题,“现代评论派”以同人刊物《现代评论》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积极的言说。他们以英美自由主义为共同的精神信仰,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图式以及相应的实现路径,在其时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论坛上呈现出独树一帜之处。“现代评论派”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图式与路径具有较高的系统性,他们主要从人格精神、思想空间、政治秩序以及生命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人格精神的塑造上,“现代评论派”既着力于倡导人的独立性与自主精神,也特别地提倡容忍异己的雅量,独立与容忍成为有机统一的理想化人格要素。在思想空间的创设上,“现代评论派”既呼吁思想的自由与多元,又倡导以理性对之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政治秩序的建构上,旨在保障人权的民主与法治成为该派所理想的政治运行机制。在生命方式的选择上,该派同人在物质与精神、艺术与自由的相互融合中,展示了一种真挚、舒展的心境与自然自在的生命状态。为实现这一理想图式,“现代评论派”设计出长远而具体的渐进主义路径。其中,以反传统为基础、以价值重建为目标的“启蒙”是根本性的路径;同时他们还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渐进地实现政治改良。在文化问题领域,“现代评论派”主要在教育、文艺、学术等方面展开批评指导与实际的创作,从而为中国现代转型提供相应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政治问题领域,该派则在善后会议、“金佛郎案”等舆论干政实践中,试图直接推进社会政治革新。“现代评论派”以及整个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转型方案最终并不被历史所选择。与激进思潮和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现实国情的相互错位,以及与缺失自由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难以接榫,是其悲剧性际遇的根本原因;同时欧陆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亲和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英美派”的生存空间;而在主观上,“现代评论派”等自由知识分子绝少投身实际政治活动的保守姿态、远离“大多数”的精英立场及其仕途情怀与自由人格的相互冲突,使其自由主义学说缺乏实践性的品格,因而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大的实际效用,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话语影响力在知识群体之外是较为微弱的。不过,“现代评论派”的现代化方案作为中国历史转型期的一种参与和建构,又有着合理的地位与意义,尤其是其启蒙理想,不仅是对“五四”的继承,更是在价值理性上对“五四”的超越。而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内部,“现代评论派”不仅是新文化阵营分化后自由主义运动正式兴起阶段的重要一环,并且也成为后起自由主义社团的重要精神源头。在现代性的整体视域中,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理念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感召力,因而能够与社会主义精神在现代性的追寻上实现互动与对话。同时,超越政治对抗的思想,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法治化民主政治理念,以及其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路径,也对当今朝着现代化行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时过境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反而散发出了烛照现实的思想光芒,而其本身也理应被“照亮”。
李晓波[6]（2014）在《市场与政府之间：马寅初对经济制度的思考进程》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在社会转型中,随着政治制度选择问题的出现,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也逐渐呈现了出来,而在一战以后越来越重要。近代中国有很多学人思考了这个问题,其中既有人文学者,又有经济学者,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亦高度重视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而且这个思考贯穿其一生,其经济制度选择有时与学界其他学人形成交叠共识,有时又产生一些分歧,有时还与政府的经济制度选择之间有鲜明的互动。由于他经常对世界经济制度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做出判断,将纯粹的经济学理和中国的经济现实结合起来思考,所以其经济制度选择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还不断地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体而言,一战以后当中国思想界竞相对经济制度发表意见时,马寅初首先选择的是自由经济,这是他将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学到的经济学理用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产物。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资本不足,而要发展生产必须增加资本,对内实施自由政策,对外采取保护政策,中共成立前后,他在与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过程中又清晰地表达了自由经济的立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不仅烙有鲜明的李斯特印记,而且还有不容忽视的均富诉求。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后,他从经济学理和经济现实两大层面反思了自由经济,认为中国应在英美的自由经济和苏俄的计划经济之间取长舍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以后,世界经济恐慌、世界战争恐慌持续蔓延,而中国的国难也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中国也必须实施不与民争利的、局部的统制经济。而他在反思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实践时,主张战后中国应在苏联计划经济、英美自由经济和德国统制经济之间“取三式之精而舍其渣”,融合而成一种混合经济,在实业经营方面也应如此,即部分学习英美的自由民营和苏联的国营统制,国营民营并存、并进和并重。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继续膨胀官僚资本,在内战中更是厉行统制经济,由此他的混合经济主张在国统区已无实践的可能,所以他转向中共和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计划经济,并在将苏联计划经济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还主张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即使面对思想界的大力批判,他仍努力坚持和扞卫。综观马寅初的经济制度选择演变过程,他始终有着鲜明的中国语境意识,采取了取长舍短的策略,并坚持生产优先于分配的价值判断,而且其思考大致在市场与政府这个框架内进行,无论是自由经济、统制经济,还是混合经济、计划经济,都是如此。马寅初经济制度选择中的变与不变说明,近代中国经济学人在思考经济制度选择问题时,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取舍时,纯粹的经济学理常常屈从于中国经济现实,而对世界经济制度潮流的判断和把握又不得不让位于中国国情的考量。
陶海洋[7]（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易仲芳[8]（2013）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李凯[9]（2012）在《经济转型期影响产业投资结构的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投资结构,是指社会投资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分配后形成的数量比例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投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由要素市场进行分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行政方式实现社会投资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产业投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实现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手段,它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可以说,产业结构是由投资结构塑造出来,并由投资结构所决定的。今天的产业结构现状是由过去的产业投资结构形成的,而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当前的投资结构,所以产业投资结构的动态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方式。目前,我国正处于面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投资将是维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载体。在我国早期的工业化发展中,产业投资顺应了经济体制转型的要求,投资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和自我修复,直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业投资结构暴露出较多问题,即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产业投资结构的失衡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严重、产业技术进步滞缓以及投资效率低下等。根据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我国产业投资效率的评估,显示绝大多数工业行业存在高成本投入、低附加值产出,缺乏产品技术创新等问题。产业链的高端行业长期被国外垄断,资本投入与产出之比过高,严重阻碍了我国向“新型工业化”方向发展的进程。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既有体制所致的内在因素,又有世界产业转移所致的外在因素。但鉴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早期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产业投资领域依然浓厚,因而投资主体、融资结构等体制性因素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更为深刻。此外,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各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以上层面的考虑本文将以产业投资主体、融资结构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因素作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分析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三者对产业投结构的影响。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产业投资主体、融资结构、技术进步三方面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数据中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因素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六部分：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基本概念,梳理了相关文献,阐述了研究方法与创新点,为后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的铺垫。第二章,我国经济转型的演进与产业投资结构现状。从时间顺序上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演进过程,以及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因,针对政府提出的发展“新型工业化国家”、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理论阐述。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本文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从投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三次产业的发展状态及产业间的投资结构,对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及产业投资主体、融资结构、技术进步三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与归纳,以便于下文的深入研究。第三章,产业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通过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对产业投资主体演变与投资领域变化的分析,揭示了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三个不同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同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了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三个投资主体对三次产业投资的影响关系。第四章,融资结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通过梳理经济转型背景下融资结构的变化过程,分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对三次产业投资的作用,同时,回顾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其在三次产业投资结构中发挥的效用,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检验了银行贷款、股票融资对三次产业投资的影响。第五章,技术进步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产业投资结构变动的影响,并对我国医药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情况及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技术进步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影响以及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率。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对产业投资主体、融资结构及技术进步三个方面的规范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上三方面因素对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结论,并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对降低以上因素的负面效应及优化产业投资结构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政府、国有及非国有产业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的影响程度不同。通过研究得出,政府投资主体对三次产业投资均存在显着影响关系,除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外,依然保持着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其中,政府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影响较大。本文认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应尽量避免直接参与竞争性产业的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对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影响最大,其投资主要偏重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缺乏对第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因此,国有企业对三次产业的投资应该更注重统筹兼顾,加强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并积极引导投资资金流向第二、三产业的高端领域。非国有企业投资主要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影响较大,由于其投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投资高效性从而引发了我国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动,因此,非国有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显示出更多积极性,但是,其投资领域受到相当多的限制,从而造成了非国有投资主体的投资结构更趋传统性。因此,只有解除对非国有企业投资领域的限制,在垄断性行业中让渡更多产业空间于非国有企业,才能让其发挥更大作用。（2）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对产业投资的影响依然占据着主导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发现银行贷款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均有显着影响,其中,银行贷款对第二产业投资的贡献度在百分之三十,对第三产业投资的贡献度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而股票融资只对第二产业投资存在明显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我国产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对产业投资的影响最大,同时,也表明直接融资市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3）我国整体技术进步率较低,对产业投资的影响不够充分。本文通过研究得出我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但未出现明显增长,反而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同时,对31个主要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率的测算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多数行业技术进步率较为迟缓。全要素生产率对三次产业投资的回归分析则表明,技术进步对推动产业投资结构变动未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未来只有政府积极改善创新机制,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才能使其对推动产业投资结构变动、优化产业结构发挥最大作用。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创新性尝试：（1）本文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在三次产业投资中呈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对各产业投资的贡献率不同。（2）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技术进步对产业投资结构有影响,但对其影响的程度不够充分。（3）对如何确认民间借贷法律地位和加快改善创新机制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李婧[10]（2009）在《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开始,人类迈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鸦片战争陷中国于百年屈辱之境地的同时,“西人以利为先”的思想也启蒙了国人的重商主义。国人意识到“惟有利而后能知义,惟有利而后可以获利。”2“惟利、获利”的动机促使西方金融理论被引入近代中国,并作为“振兴商务”的理论基础,得以广泛传播。外商在华银行所获巨额之利,也驱使国人自省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落后与不足。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国人开始转向新式银行的建设。1897年第一家新式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由此,揭开了中国银行业建设的大幕。在银行业领域规范化、金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中,鉴于市场机制的缺陷,人们呼唤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以法律手段弥补市场规则的不足。基于此,清政府启动了银行的立法建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六日颁布《银行通行则例》,此为吾国有银行法之始”。3“1947年的《银行法》代表了近代银行立法的最高水平”4。在近四十年的立法进程中,历届政府主观上都曾尝试建立一个既吸收世界最新法制成果,又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法体系,并为之付出了努力。但动荡的政治局势、阶级利益的对立、立法与本土资源的脱节等因素限制了银行法的实施绩效。本文对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加以梳理,从资本组织法律制度、内部组织法律制度、分支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对银行法的内容、立法意义、立法缺陷、实施绩效等问题尝试解析。并将银行的资本构成及产权演变、内部治理机制、分支行设置与监管等法律问题纳入考察视野,试图概括、归纳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文章分为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导论,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回顾近现代银行法制研究的成绩与不足,阐述研究脉络与探索创新之处。最后,针对文中“银行组织法律制度”、“银行法”等概念做出界定,以便使研究规范化。第一章,中国近代银行组织的建立。本章从社会历史变革的角度,介绍了转型时期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状况、银行组织建设思想,为近代银行法制研究做好背景铺垫。近代以前,中国曾出现过数量繁多、名称各异的信用机构,如泉府、质库、票号、钱庄等。而这些机构与西方资本主义信用机构银行有着本质区别。随着近代自然经济的解体,票号因组织形式、经营机制等缺陷,无法适应外部环境而消亡。钱庄则因与时俱进地改变了经营及组织制度,获得了新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势力较大的金融机构是外商银行。外商银行为了配合列强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进入中国。其助长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但同时也带来了以股份公司制为主体的银行制度,为本国银行的设立做了示范。在国人千呼万唤声中,本国银行姗姗而来,并后来居上,与钱庄、外商银行并立为近代三大金融机构。本国银行的兴起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如自然经济的瓦解、民族资本工业的创建及外商银行的刺激。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银行理论、银行建设思想的传播。知识分子严复、谢霖、李徽通过着书立说,阐述了如何建设以股份制为核心的资本组织制度。他们一致认为,股份公司制是最佳的资本组织形式；在内部组织建设方面,清末官员鹿传霖、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他们在内部治理机制、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论述；就如何建立和完善分支行制度,清末官员盛宣怀,银行家程本固、周作民等认为,以实际经济需要为基点,以事权集中制或统帐制的方式合理设置分支行。第二章,中国近代银行组织之立法。本章主要内容为七个部分,以阶段论的观点,论述了近代中国银行组织立法的产生、推广及强化的演变过程。并围绕银行组织立法的法律渊源、资本组织的立法演进、内部组织的立法演进、分支行的立法演进、组织法律制度与习惯法的冲突等问题展开探讨,最后从立法意义、立法特色、立法缺陷等方面对近代银行组织法制进行评议。近代银行法经过清末的初创,民国时期的发展完善,以1947年《银行法》为标志,形成了兼具英美与大陆法系特征,独具中国特色的银行法体系。其引入了股份公司制的资本组织制度、三权制衡的内部治理制度、总分行制度等新金融制度,实现了制度创新。同时,银行法丰富了近代民商法的内容,有利于打破“以刑为主”的一元法律传统,推进司法、公法并存的二元法律制度建设。但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近代银行法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法律概念不规范、立法内容互相抵触、立法思想与实践脱节、司法困难等。第三章,资本组织法律制度。本章至第五章探讨银行具体组织法律制度。本章内容主要为四个部分。第一节,近代中国银行资本组织制度的引入与展开。简要回顾了股份公司制在西方产生并适用于银行业的历史,阐述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引入与普及这一先进制度的过程；第二节,官商合股银行之资本组织：中国银行个案研究。通过中国银行官商股份的变化、资本组织建设的历程,考察官商合股银行在争取产权独立、制度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探索；第三节,私人股份银行之资本组织制度。以通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个案,分析官僚军阀为主体、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银行在资本构成、股权结构上的不同,说明股权结构化对改善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第四节,资本组织制度的创新。此节归纳近代银行在资本组织方面的创新之处。第四章,内部组织法律制度。本章以四节篇幅,从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内部管理、内部组织的创新等方面,解析近代银行内部组织法律制度。第一节,权力机构。主要介绍近代银行股东与股东会,董事、董事会与监察人的构成及特征。通过对金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章程的分析,了解近代银行股东会的类型、召开及职权,董监会的组成、人员结构等；第二节,执行机构。主要介绍总管理处及分支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探求内部组织三权机构的设置、运作；第三节,内部管理制度。本节从职员的录用提拔、收入待遇、奖惩作息三个方面,介绍了近代银行人事管理制度。最后一节,内部组织制度的创新。该部分从内部组织机构的优化、人事管理的人性化及内部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总结了近代银行内部制度的创新之处。第五章,分支行法律制度。本章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分支行概述。主要阐述银行组织形式的类型、分支行在中国银行业的适用与普及。单一制与分支行制作为主要的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基于经济、传统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银行采用的是分支行制度。并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为例,具体介绍了分支行制度在近代银行业的确立过程；第二节,分支机构之设置原则。该节介绍了近代银行在国内、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所依据的原则；第三节,分支机构之监管。本节依据国民政府时期法令、法规,着重考察抗日战争后,分支机构的设置与政府的监管措施。并对监管方式-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进行介绍。第六章,归纳与设想。本章以前面的论述为基础,归纳总结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并从中借鉴经验,构想当今银行体制改革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内容为三节。第一节,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现代化。以传统金融机构为参照,运用比较分析法,阐述在组织制度方面,近代银行具有不可比拟的生命力与活力,故能取而代之；第二节,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本土特色。移植至中国土壤的银行制度,呈现出异于西方银行制度的一些特色：官商合股的股份制、“官利”股息分配制,政府过度干预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三节,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启示。影响主要为促进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民族产业、约束了新中国银行制度的构建。近代银行立法模式,给当今银行法制建设以启示,我们可以参考在商业银行法之外,另订专门银行法,以弥补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立法缺失。此外,还可以借鉴近代监管立法,构建统一标准的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法律制度,以修正我国“内外有别”的监管制度。最后,注重国情与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结合,正确处理立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也是历史给予的启示。最后,文章在结语中指出,我国银行法现代化的逻辑轨迹：以移植为途径、国际化和本土化为目标,体现了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的互动。该部分结合法律经济学、法文化学等基本理论,阐述国际化以法律移植为途径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实现方式；分析中国传统观念、商事习惯对银行法的冲击及本土化表现；试图就新时期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二、国家银行向何处去——对工、农、中、建四行改革方向的思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银行向何处去——对工、农、中、建四行改革方向的思索（论文提纲范文）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三)社会发展道路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历史依据:东向还是西向的千年徘徊 |
| (二)时代依据: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 |
| (三)现实依据: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基本国情 |
| (四)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进步的家庭环境 |
| (二)接受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熟悉了解俄国国情 |
| (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
| 第二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 |
| (一)联系俄国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 |
| (二)论证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 (三)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
| 二、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 |
| (一)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 |
| (二)阐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 |
| (三)俄国民主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 三、发展和成熟时期 |
| (一)帝国主义时代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 |
|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
| (三)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 |
| (一)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
|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四)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 |
|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
|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落后性 |
| (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并存性 |
| (二)俄国资本主义对内外的依赖性 |
|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 (一)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 |
| (二)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
| (三)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四)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
| (五)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途径和保证 |
| 二、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 |
| (一)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
| (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 |
| (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合适形式 |
| 三、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 (二)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要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 四、工农民主专政与世界革命 |
| (一)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通过把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 |
| (二)俄国的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 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 |
| (一)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 |
|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
| (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 |
| (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
| 三、将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
| (一)俄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
| (二)俄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
|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 第六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价值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遵循 |
| (一)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 |
| (二)指引俄国党和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 |
| (一)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 |
| (二)吸引世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三)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
| 三、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依据 |
| (一)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
| (二)提供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 |
| 四、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镜鉴 |
| 五、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决策 |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打造坚强领导核心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合格建设者 |
| (四)坚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全面深化改革 |
| (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利弊,积极主动予以扬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 ——以1937-1949年许涤新经济思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许涤新的研究 |
| 二、关于许涤新经济思想的研究 |
| 三、关于研究许涤新经济思想中国化的论文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相关概念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内涵 |
| 三、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
| 四、什么是广义政治经济学 |
| 第二章 许涤新初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二节 许涤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理念的思考 |
| 一、俗流学派谈不到中国化 |
| 二、新兴经济学在中国 |
| 第三章 许涤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思想形成 |
| 第一节 许涤新对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探析 |
| 一、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资本 |
| 二、各种私人资本 |
| 三、封建的生产关系 |
| 四、小有产者的经济 |
| 五、合作经济 |
| 六、公营经济 |
| 七、旧中国经济的特点 |
| 第二节 许涤新对战时经济政策的剖析 |
| 第三节 许涤新如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
| 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
| 二、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求得中国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道路的选择 |
| 第四章 许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思想特点和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 第二节 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先驱 |
| 第三节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
| 一、土地与农业政策 |
| 二、工业政策 |
| 三、贸易运输政策 |
| 四、金融政策 |
| 五、财政政策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4）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5）“现代评论派”与中国现代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缘由 |
| 二、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三、研究历史与现状 |
| 四、研究理路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背景 |
| 第一节 民族危亡之际 |
| 一、政治秩序的败坏与崩溃 |
| 二、文化秩序的式微与瓦解 |
| 三、不同面向的建构路径 |
| 第二节 “五四”知识者的路向选择 |
| 一、现代知识者群体的形成 |
| 二、文化空间与舆论环境 |
| 三、路向与方略上的大论战 |
| 四、路径拓展与思想分野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滥觞与兴起 |
| 一、晚清自由主义的滥觞 |
| 二、“五四”自由主义的兴起 |
| 三、“现代评论派”的集结 |
| 第二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以英美自由主义为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英美自由主义传统 |
| 一、英美古典自由主义 |
| 二、英美现代自由主义 |
| 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
| 第二节 留学英美与英美派群体 |
| 一、留英旅美的教育经历与体验 |
| 二、英美式的价值理念与角色意识 |
| 三、移植:基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 第三章 “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图式与路径设计 |
| 第一节 舆论平台:《现代评论》 |
| 一、创办:行使与争夺话语权 |
| 二、原则:独立、理性、务实 |
| 三、宗旨:公共论坛的建立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的理想图式 |
| 一、人格精神:独立与容忍 |
| 二、思想空间:多元与理性 |
| 三、政治秩序:民主与法治 |
| 四、生命方式:自然自在 |
| 第三节 路径设计:启蒙与改良 |
| 一、启蒙:反传统与价值重建 |
| 二、改良:温和渐进的社会变革 |
| 第四章 “现代评论派”的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实践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的探讨 |
| 一、改良大学教育 |
| 二、提倡社会教育 |
| 三、追求教育自由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文艺批评 |
| 一、印象式的审美批评 |
| 二、宽容合度的绅士批评 |
| 三、《西滢闲话》的文艺短评 |
| 四、《现代评论》的新文学广告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文艺创作 |
| 一、以人为本的创作立场 |
| 二、健康纯正的艺术追求 |
| 三、“现代社文艺丛书” |
| 四、新进作家的创作 |
| 第四节 超越的学术研究 |
| 一、学术传播与学理输入 |
| 二、着力倡导科学研究 |
| 第五章 “现代评论派”对政治改良的学理探讨——以舆论干政为主要方式 |
| 第一节 公共关怀意识的凸显 |
| 一、书生论政的传统情怀 |
| 二、超然议政的现代意识 |
| 第二节 舆论干政及其效用 |
| 一、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 |
| 二、庚款与“金佛郎案” |
| 三、关税自主与关税会议 |
| 四、民众运动与“三·一八”惨案 |
| 第六章 “现代评论派”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困境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悬隔于现实国情及文化传统 |
| 一、与现实国情的根本错位 |
| 二、与文化传统的难以接榫 |
| 第二节 欧陆政治文化传统的适应性 |
| 一、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力 |
|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亲和性 |
| 第三节 主观维度的缺失与不足 |
| 一、“坐而言”而非“起而行” |
| 二、远离“大多数”的精英立场 |
| 三、仕途情怀与自由人格的冲突 |
| 结语 |
| 一、作为一种转型方案的局限性与合理性 |
| 二、对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推手意义 |
| 三、自由主义的思想遗产与现实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市场与政府之间：马寅初对经济制度的思考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反思 |
| 三、核心概念厘定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经济制度选择问题的出现和主要思路 |
| 一、近代中国经济制度选择问题的出现 |
| 二、近代中国经济学人的主要思路 |
| 第二章 马寅初对自由经济的倡导(1918—1931) |
| 一、留美时期的经济学熏陶 |
| 二、回国后的中国经济问题判断与自由经济选择 |
| 1、回国初的中国经济问题判断 |
| 2、自由经济的选择：中共成立前后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 |
| 三、自由经济主张的李斯特烙印 |
| 1、推介李斯特的表现和原因 |
| 2、有区别的关税保护政策 |
| 四、自由经济主张的均富诉求：兼与孙中山民生主义比较 |
| 1、均富诉求及其原因 |
| 2、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比较 |
| 第三章 从自由经济到统制经济(1931—1938) |
| 一、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自由经济反思 |
| 二、统制经济主张的提出与论证 |
| 1、统制经济主张提出的思想语境 |
| 2、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与统制经济主张的初步提出 |
| 3、国难的加深与统制经济主张的系统论证 |
| 三、统制经济主张的实施方法与策略 |
| 四、自由经济守望和民生主义目标 |
| 第四章 从统制经济到混合经济(19381949) |
| 一、对国民政府统制实际的肯定与批评 |
| 二、混合经济主张的发端与阐释 |
| 1、转向混合经济主张的时代背景：战后经济制度讨论及其分歧 |
| 2、抗战时期混合经济主张的发端 |
| 3、战后混合经济主张的阐释 |
| 三、混合经济主张的实践思路 |
| 1、思考国营民营问题的思想语境：国营民营之争及其分歧 |
| 2、从重工业国营、轻工业民营到国营民营合作 |
| 四、混合经济主张的民生关怀 |
| 第五章 从混合经济到计划经济(1949-1960) |
| 一、转向计划经济的原因和表现 |
| 1、转向计划经济的原因 |
| 2、转向计划经济的表现 |
| 二、苏联计划经济经验的中国化探讨 |
| 1、苏联计划经济经验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2、苏联计划经济经验中国化的努力 |
| 3、思想界的批评与回应 |
| 三、“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计划经济” |
| 1、价值规律讨论在中国的兴起 |
| 2、对价值规律的强调和对思想界批评的回应 |
| 3、简短的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回顾与学术综述 |
| 三、研究时段的说明与研究的困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与可能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组织发展 |
|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1927.9-1949.1) |
| 小结 |
| 第二章 “学术中国化”社会认知、内涵与评判标准 |
| 一、“学术中国化”社会认知 |
| 二、“学术中国化”概念厘定 |
| 三、“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的评判标准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及其“中国化”特色与优势 |
| 一、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研 |
|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中国化”特色与优势 |
| 小结 |
| 第四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业“中国化”之途径探索与抉择 |
| 一、工业化思潮的兴起与南开经济学人“工业化”的主要认知 |
| 二、南开经济学人“资本因子”的权衡与论争 |
| 三、方显廷“工业重心”的思想演变 |
| 四、陈振汉关于“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农业“中国化”之体系改造与建构 |
| 一、何廉“三农”主张与农业合作理论 |
| 二、南开经济学人传统农业改造理论 |
| 三、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与实践 |
| 小结 |
| 第六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中国化”经济发展之路的思辨与扬弃 |
| 一、南开经济学人“统制(计划)经济”思想与“计划自由经济”主张 |
| 二、南开经济学人关于国际贸易与外汇问题的研究 |
| 三、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财税问题的研究 |
| 四、南开经济学人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 |
| 小结 |
| 第七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之模式改革与创新 |
| 一、教改的缘起：“轮回教育”风波 |
| 二、风波的背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三、实用性致上：“教育中国化”探索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之互动合作 |
|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合作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工商企业的互动合作 |
|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农业的互动合作 |
| 四、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学术界的互动合作 |
| 小结 |
| 第九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得失冏争 |
|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得：学科推进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失：学理构建 |
|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冏：教研环境 |
| 四、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争：学术“论剑” |
| 小结 |
| 结语 |
| 一、逆境崛起：时局面前的抉择 |
| 二、“中国化”：南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宗旨 |
| 三、内外兼重：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经济转型期影响产业投资结构的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经济转型 |
| 1.3.2 产业结构 |
| 1.3.3 产业投资结构 |
| 1.4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5 创新点 |
| 1.6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2 我国经济转型的演进与产业投资结构现状 |
| 2.1 经济转型与产业投资结构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1.1 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 |
| 2.1.2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理论 |
| 2.1.3 产业投资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2 经济转型的产生条件与历史演进 |
| 2.2.1 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及产生条件 |
| 2.2.2 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 |
| 2.2.3 经济转型的演进过程 |
| 2.3 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现状 |
| 2.3.1 第一产业发展及投资结构现状 |
| 2.3.2 第二产业发展及投资结构现状 |
| 2.3.3 第三产业发展及投资结构现状 |
| 2.4 产业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 2.4.1 产业投资结构总体分析 |
| 2.4.2 产业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 |
| 2.4.3 影响产业投资结构的因素 |
| 2.5 本章小结 |
| 3 产业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
| 3.1 产业投资主体在投资体制改革期间的演变过程 |
| 3.1.1 投资体制改革起步期的产业投资主体变化 |
| 3.1.2 投资体制改革探索期的产业投资主体变化 |
| 3.1.3 投资体制深化改革阶段的产业投资主体变化 |
| 3.2 政府投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3.2.1 政府投资领域的理论分析 |
| 3.2.2 我国政府投资的变化与产业投资结构变迁 |
| 3.3 企业投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3.3.1 企业投资动因与领域的理论分析 |
| 3.3.2 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变动的影响 |
| 3.3.3 非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变动的影响 |
| 3.4 产业投资主体对产业投资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数据与模型选择 |
| 3.4.2 实证检验 |
| 3.4.3 实证结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融资结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
| 4.1 融资结构的变化 |
| 4.1.1 间接融资的变化 |
| 4.1.2 直接融资的变化 |
| 4.2 间接融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4.2.1 银行信贷资金运作的机理分析 |
| 4.2.2 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4.3 直接融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4.3.1 直接融资运作的机理分析 |
| 4.3.2 直接融资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4.4 融资结构对产业投资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变量、数据处理与模型选择 |
| 4.4.2 实证检验 |
| 4.4.3 实证结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技术进步对产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
| 5.1 技术进步与产业投资结构的关系 |
| 5.1.1 技术进步的内涵 |
| 5.1.2 技术进步与产业投资结构的关系 |
| 5.2 技术进步影响产业投资结构的机理分析 |
| 5.2.1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机制 |
| 5.2.2 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投资结构长期变动的理论解释 |
| 5.2.3 技术进步影响产业投资结构长期变动的作用机制 |
| 5.3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现状 |
| 5.3.1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 |
| 5.3.2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及各行业投资及发展状况 |
| 5.3.3 我国目前高新技术整体产业投资状况 |
| 5.4 技术进步对产业投资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的比较 |
| 5.4.2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 |
| 5.4.3 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投资结构的回归分析 |
| 5.4.4 实证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脉络 |
| 四、探索创新 |
| 五、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的建立 |
|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下的近代金融业 |
| 一、不同命运的传统金融机构 |
| 二、捷足先登的外商银行 |
| 三、姗姗来迟的本国银行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建设思想的源与流 |
| 一、资本组织建设思想 |
| 二、内部组织建设思想 |
| 三、分支行建设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之立法 |
| 第一节 银行立法之移植与演变 |
| 一、古代金融立法概述 |
| 二、近代银行法产生与发展的阶段论 |
| 第二节 法律渊源 |
| 一、法律 |
| 二、规章 |
| 三、章程 |
| 第三节 资本组织之立法演进 |
| 一、一般银行法法定资本组织制度 |
| 二、专门银行法法定资本组织制度 |
| 第四节 内部组织之立法演进 |
| 一、一般银行法法定内部组织制度 |
| 二、专门银行法法定内部组织制度 |
| 第五节 分支行之立法演进 |
| 一、一般银行法法定分支行制度 |
| 二、专门银行法法定分支行制度 |
| 第六节 组织法律制度与钱业习惯法之冲突 |
| 一、1931年《银行法》对习惯法的否定 |
| 二、二元社会秩序中的银行法与习惯法 |
| 三、法律多元化中的银行法与习惯法 |
| 第七节 立法之评析 |
| 一、立法意义 |
| 二、立法特色 |
| 三、立法缺陷 |
| 第三章 资本组织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股份公司制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展开 |
| 一、现代银行资本组织制度的历史考察 |
| 二、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股份公司制 |
| 第二节 官商合股银行之资本组织:中国银行个案研究 |
| 一、官督商办时期 |
| 二、官商合办、商股占优势时期 |
| 三、政府垄断时期 |
| 第三节 私人股份制银行之资本组织 |
| 一、官僚军阀为主体的银行 |
| 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银行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银行资本组织制度之创新 |
| 第四章 内部组织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权力机构 |
| 一、股东与股东会 |
| 二、董事、董事会与监察人 |
| 第二节 执行机构 |
| 一、总管理处 |
| 二、分支机构的内部组织机制 |
| 第三节 内部管理机制 |
| 一、录用与提拔制度 |
| 二、收入与待遇制度 |
| 三、奖惩与作息制度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银行内部组织制度之创新 |
| 一、内部组织机构 |
| 二、人事管理制度 |
| 三、内部激励机制 |
| 第五章 分支行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分支行制度概述 |
| 一、法定银行组织形式的类型 |
| 二、分支行制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适用与普及 |
| 第二节 分支机构之设置 |
| 一、国内分支机构之设置 |
| 二、海外分支机构之设置 |
| 第三节 分支机构之监管 |
| 一、市场准入之立法主义 |
| 二、分支机构之法律监管:以抗战时期为中心 |
| 三、法定监管方式之选择: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结合 |
| 第六章 归纳与构想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现代特征 |
| 一、法定资本组织制度 |
| 二、法定内部组织制度 |
| 三、法定分支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本土特色 |
| 一、官商合股、官督商办的股份制 |
| 二、"官利"股息分配制 |
| 三、政府过分干预的公司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影响与启示 |
| 一、影响:积极功能与消极作用并存 |
| 二、启示与构想:近代银行组织制度建设与当今银行改制 |
| 结语:银行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兼论当今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构架 |
| 一、中国本土的"国际化" |
| 二、国际成果的"本土化" |
| 三、全球化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回归:国际化与本土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国家银行向何处去——对工、农、中、建四行改革方向的思索（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 ——以1937-1949年许涤新经济思想为例[D]. 王超奇. 赣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5]“现代评论派”与中国现代转型[D]. 王玉珠. 兰州大学, 2015(04)
- [6]市场与政府之间：马寅初对经济制度的思考进程[D]. 李晓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7]《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8]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D]. 易仲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9]经济转型期影响产业投资结构的因素研究[D]. 李凯.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10]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D]. 李婧. 华东政法大学, 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