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1991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张恒[1]（2019）在《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将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引入矿业领域,以经济周期四种尺度为基础框架,寻找矿业在不同尺度经济波动中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对200多年以来全球煤炭、生铁（粗钢）、铜、铝、铅、锌等大宗矿产品产量及价格变化规律的归纳,发现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对各个尺度的周期进行了划分,将不同周期进行配套,建立了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本文认为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周期的嵌套之下推动着矿业产业不断波动式向前发展。1个矿业长周期可嵌套2-3个中长周期或5-6个中周期,1个中长周期多数嵌套3个中周期,1个中周期可嵌套2-3个短周期。当几种周期上行期叠加在一起时,往往是矿产品价格飙涨和矿业生产的快速攀升。当几种周期同时叠加下行时,会给矿业带来重大衰退。根据周期嵌套规律,2021年至2022上半年或将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和矿产品熊市。同理,类似的衰退也可能在2029或2036年发生。全球矿业的长周期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平均每个周期持续50年左右。下一轮矿业长周期最有可能由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启动时间约21世纪30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变化驱动的矿业中长周期可达18-24年,矿业主导国家三个中长周期分别对应矿业长周期的成长、成熟到衰落的三个阶段。2023年后弱势的第三轮矿业中长周期推动全球矿业长周期进入衰退期。矿业中周期大约7-11年,其基本驱动力是投资和设备的更新。通过美元指数和利率可以判断矿业中周期的转折点。当前矿业中周期自2016年1月启动,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底。中国地勘投入的中周期平均8年,与矿业中周期一致,反映了中国经济和财政中周期的共同作用。矿业短周期主要由库存周期驱动,持续时间3-4年。通过工业存货、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狭义货币M1等指标可以判断出矿业短周期的转折端。本轮矿业短周期从2019年1月开始,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本轮和上轮短周期的顶点较高者将与中周期的顶点重合。根据矿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和嵌套特点,提出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1.国家制定矿业政策应确保适度领先矿业周期的基本原则,做到未雨绸缪。适应周期进程调整矿产资源勘探政策、资源税费政策、对外并购政策及资源进出口政策。2.矿企开展矿业投资应力争做到逆周期投资,减少及避免顺周期投资的冲动,保护好现金流,并利用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等指标做好矿业中周期转折端的研判。3.矿业产业链企业要善于利用短周期,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产品价格风险、利用资本市场短周期为企业长期发展融资、选择合适的入场点进行投机获取收益等。要善于通过工业存货、PPI、M1等指标的联系配合,对矿业短周期各阶段及转折点进行判断。
王锐[2]（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郑欢[3]（2014）在《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大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相应的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需求也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能源开始供不应求,此后能源供应的缺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能源区域分布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下等问题也加剧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压力。我国的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核能等,而煤炭作为我国长期依赖的第一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多年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尽管近年来,随着天然气、风能等相对绿色清洁能源日趋广泛的使用,煤炭生产和消费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截至2012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依然高达68.5%。能源资源禀赋的限制决定了在短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无法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可耗竭性。随着经济增长对煤炭资源的不断消耗,煤炭也将由原先丰富的资源逐渐转变成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煤炭资源储量相对丰富,但储量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我国的煤炭资源供给还受到一系列相关制约因素的影响,如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生态环境以及运输条件的约束等,正是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我国煤炭产量可能将面临一个所谓的“产量峰值”。若这一问题存在的话,既会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给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威胁。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并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煤炭产需两个角度进行思考,对我国煤炭产量峰值以及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为九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在综述当前国内外关于煤炭产量峰值、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煤炭需求预测以及煤炭可持续利用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基础上,提炼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并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本章分别对增长极限理论、化石能源峰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及生态足迹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扩展性的分析和概括。第三章,中国能源与煤炭供需形势研究。本章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能源以及煤炭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能源和煤炭资源生产与消费现状与特征。首先对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特点、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能源供求形势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状况；其次,对中国的煤炭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量、煤炭供求形势、煤炭进出口状况、煤炭运输状况以及煤炭价格状况。第四章：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并通过Johasen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全社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存在由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全社会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存在由煤炭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第五章：中国煤炭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本章首先建立了煤炭消费的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煤炭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煤炭资源使用具有外部负效应,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严峻。接着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煤炭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均有显着影响,其中煤炭消费强度因素具有最为明显的碳减排作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N型”曲线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第六章：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需求中长期预测研究。本章采用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面板数据非线性模型对中国煤炭需求进行了中长期预测,结果表明中国煤炭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明显,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在低、中、高三种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48亿吨-50亿吨左右。第七章：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本章首先对煤炭产量峰值理论进行了阐述,接着同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与Logistic曲线模型对中国煤炭产量峰值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线性回归模型由于存在的固有缺陷,会导致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较大,是不准确的,因此主要采用Logistic曲线模型的预测结果,即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中国煤炭产量将在2018年左右达到峰值,峰值产量为49.66亿吨,之后产量将逐渐下降。第八章：中国煤炭可持续利用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本章认为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建立煤炭供求平衡的长效调控机制。这一调控机制包括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和对国内煤炭供需总量的调控。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包括鼓励进口,充分利用国外煤炭资源和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合理开发国外煤炭资源两个方面。对国内煤炭供需总量的调控主要是从煤炭消费端和供给端两个方面来实现,从煤炭消费端实现对煤炭需求的总量控制,可以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是根据直接确定合理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控制煤炭需求总量,而间接调控主要就从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入手,减少对煤炭资源的需求；从煤炭供给端实现对煤炭产量的总量控制,通过加大对煤炭生产的宏观调控,提前布局总量控制的各项保障工作,确保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后国内煤炭的有效供给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合理的煤炭需求。第九章：结论及展望。对论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了论文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本文主要创新点：创新点1：关于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目前在我国国内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体系。而作为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煤炭资源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本论文肯定了煤炭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本论文又从生态足迹原理研究了我国煤炭资源生态可持续利用问题,结果发现在1988年到2011年间我国煤炭资源使用的生态承载力明显小于生态足迹,煤炭资源使用具有外部负效应,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严峻。创新点2：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引入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费关系的研究领域,并参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原理,建立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费的非线性面板数据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同时将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两个重要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综合考虑,并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长期煤炭需求进行了预测,得到结论我国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在低、中、高三种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48亿吨-50亿吨左右。采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原理来研究煤炭问题,目前在我国国内还很少。创新点3：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问题研究。关于煤炭产量峰值的分析国外研究的较多,而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本论文通过Logistic曲线增长模型对中国以及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三个地区的煤炭产量峰值进行了研究。以中国为例,到2018年,如果依然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消耗煤炭的话,随着我国煤炭储量消耗殆尽,我国将面临着完全依赖煤炭进口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境地,这一方面对我国的自身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将对国际煤炭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重大意义。
刘伟岩[4]（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李波[5]（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刘登攀[7]（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王鑫[8]（2018）在《基于碳足迹的新疆产业、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传统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已经得到科学界和政治界的一致认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紧迫形势的推动下,碳减排已成为世界主流。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测度能源消费碳足迹,分析新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平衡性,对不同产业碳足迹进行空间区域和产业部门间差异比较,进行了碳足迹多情景预测,提出产业结构碳减排调整方案及优化模式,为碳足迹的多尺度、多目标深入研究建立初步基础的同时,也为跨越式发展目标下的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论如下:（一）新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1978年至2015年新疆的生产总值呈指数增长,从2015年产业结构来看,新疆仍是农业大省,工业发展落后于发达省区,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从1978年到1991年,新疆一、二、三产业产值每增长1%会令GDP分别增长0.34%、0.38%和0.28%,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主导转变为第二产业为主导,处在工业化初期;从1992年到2015年,新疆一、二、三产业产值每增长1%导致GDP增长0.23%、0.41%和0.36%。产业结构由“二一三”结构向“二三一”结构转变,并在期间内后期呈现出“三二一”格局,产业结构已出现高级化迹象。GDP每增加1%,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会增加（0.70-0.16LnY）%、（0.08+0.02LnY）%和（1.47+0.06LnY）%,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产增速减缓,二产保持增速,三产增速加快。从区域来看,塔城地区对第一产业依赖较大,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哈密市等地区对第二产业较为依赖,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二）能源消费与碳平衡。1978-2015年,新疆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呈现指数型增长趋势。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总能源消费总量中一直占据着较大的比重,石油消费量持续降低,天然气消费量不断增长,水电、风电、太阳能及其它能源发电比重不断增加,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从碳平衡角度来看,2015年,新疆10种植被类型地上生物量有机碳储量为13124.6万t,在0100 cm的土壤层范围内,土壤有机碳储量为1640000万t,碳排放量为9864.7万t,碳吸收量大于排放量,存在生态盈余,到2020年,新疆碳排放量达到13852.8万t,首次超过碳吸收量。但碳排放增速较快,需加快植树造林速度。（三）碳足迹测度分析。新疆人均碳足迹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其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煤炭碳足迹占主总碳足迹的60%以上,三次产业碳足迹产值均呈现升高趋势,碳足迹强度呈现降低趋势。克拉玛依的人均碳足迹在全疆最高,昌吉、石河子人均碳足迹增长较快,但经济增速明显低于人均碳足迹增速,说明经济增长靠大量能源消费来推动。各因素中,能源消费总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影响最大,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仍然需要靠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来推动;随着经济的增长,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第三产业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作用降低。生态压力呈逐年增加趋势,但远远要小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内陆地区,更具有发展碳交易和碳金融的优势。STIRPAT模型显示经济增长与碳足迹暂未呈现出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人均GDP和人口增长是影响碳足迹增长的关键要素,碳排放强度与碳足迹呈负相关的指标,经济增长仍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费来推动,但新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四）低碳发展下的情景预测。2015-2050年,在基准、节能、低碳三种情景下,基准情景下的能源需求总量、碳足迹强度和碳足迹明显高于节能情景和低碳情景。2050年基准情景、节能情景和低碳情景碳足迹分别为9691.28万hm2、4328.72万hm2和2013.35万hm2,在三种情景下,能源消费总量分别在2045年、2040年2035年达到峰值,碳足迹分别在2045年、2045年、2040达到峰值;碳足迹强度均呈现下降态势,但低碳情景下,碳足迹强度下降幅度是基准情景的3倍。随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碳足迹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也在改变,相关程度降低。若要实现低碳情景下的碳足迹,要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在西部大开发、中央新疆座谈会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背景下,预计低碳情景较难实现,但新疆有较大的碳排放空间,实现节能情景还是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五）新疆产业结构优化与碳减排对策。根据新疆三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计算结果,第一、二产业所在比重逐步下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优化后第一产业下降了6.05%,第二产业下降了2.055%,第三产业增加了8.108%。从工业内部的细分行业来看,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原材料加工和化工行业作为优化调整的重点行业,而低能耗、低排放、相对较高就业带动力的行业需要提升在产业中的比重。采取培育低碳产业,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推广节能技术开发应用强化建筑节能,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发展绿色交通,引导鼓励低碳出行,设计碳金融机制与开展法律保障体系建设,利用新疆在碳排放方面的空间发展碳金融等措施才能有效促进新疆低碳发展。
程婉静[9]（2017）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中国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人口年龄结构新特征,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尤其是总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城乡结构等,但基于一些理由,本文只关注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和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之下,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占比下降、工资率水平提高、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些严峻的形势都促使我们从供给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和人口的数据中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3045岁壮年劳动力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基本协同,1529岁年轻劳动力在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有所协同,而4664岁年长劳动力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呈现反向趋势。因此这促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部分扩展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Model）,引入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量,用于分析在短期和长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使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再利用中国各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PSVAR）进行实证分析,以克服SVAR模型对样本长度的限制。结果发现,除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的重要作用之外,中国总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也有显着的影响。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滞后的正向影响,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持续的负向影响。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波动也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显着的影响,其中3045岁壮年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正向影响,4664岁年长近退休型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负向影响,而1529岁年轻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正向影响。滞后期生育率波动会对当期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中长期这种影响转负为正,累积影响显着为正。本文使用种族结构Leslie模型方法对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文中设置了四种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若生育率维持在现有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萎缩,人口年龄结构迅速恶化,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造成不良影响。若生育率逐渐升高,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波动强度较为缓和。从总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在2040年之后会因新增婴儿数和老龄人口数量激增的双重作用叠加而出现社会总抚养比大增的情况,因此,我们要提防在长期中社会抚养比波动较大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来看,劳动力占比沿着时间趋势发展的同时周期波动并不强烈,不会由此加剧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波动趋缓也会对缓解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该预测结果对本文提出逐渐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本文主要选取日本进行国际比较,发现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标准差越来越大。日本是典型的严重老龄化国家,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造成了劳动人口甚至是总人口的日益萎缩,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衰退和停滞,我们通过分析认为,生育率波动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是造成日本经济周期波动日益剧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本文还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对美国经济“大缓和”时期经济周期波动趋缓的原因和欧债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历史经验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目前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提高人口质量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要完善生育政策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建议。首先,要根据当前“全面二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解决好落实该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可以为下一步的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制定时间表,加快放开三胎生育政策,逐步推进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才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最后,在长期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进一步降低人们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以期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育观念,实现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标,从而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于静涵[10]（2019）在《新时代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特征包括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对准确把握真实的经济运行态势,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可持续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从不同角度出发测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首先从国内供给角度出发,考虑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入状态空间模型构建弹性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结合新时代背景,提出“有效劳动”概念,分别对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生产函数测算的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能够很好拟合1978-2016年我国经济周期转折点,同时预测2017-2035年新时代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其次从国际开放角度出发,由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经济理论结合国际市场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引入通货膨胀、外汇储备与汇率等指标测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果发现,1986年前潜在增长率测算结果与实际增长率结果拟合效果好;1986年后国际市场动荡时潜在增长率往往低于实际增长率,国际市场平稳时,潜在增长率往往高于实际增长率;同时预测2017-2035年新时代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最后通过两模型测算结果,结合1978-2016年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拟合情况分析,给出未来中长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上限与下限。预测2017-2035年新时代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5.51%-7.06%之间、2025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4.32%-6.45%之间、203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3.55%-5.90%之间、2035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3.02%-5.40%之间。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1991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1991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 论文研究工作量 |
| 2 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分类及分解方法 |
| 2.1 经济周期的概念 |
| 2.2 不同尺度经济周期理论 |
| 2.3 各种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与嵌套 |
| 2.4 古典周期、增长周期与增长率周期 |
| 2.5 周期的分解方法 |
| 3 经济长波下的矿业长周期波动 |
| 3.1 各种理论对经济长波的研究和划分 |
| 3.2 经济长波与矿业长周期的划分 |
| 3.3 产业结构变动和主导产业转换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4 全球产业转移和工业化国家（地区）轮动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5 经济和矿业长周期与国际政治格局变迁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矿业中长周期波动 |
| 4.1 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 |
| 4.2 中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3 日本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4 美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5 人口周期、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矿业发展的原理 |
| 4.6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全球矿业引擎? |
| 4.7 矿业中长周期与矿业长周期的关系 |
| 4.8 本章小节 |
| 5 经济中波下的矿业中周期波动 |
| 5.1 经济中波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
| 5.2 全球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波 |
| 5.3 矿业中周期的划分 |
| 5.4 矿业中周期与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 |
| 5.5 矿业项目的勘探与建设周期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的经济中波与地勘投入周期 |
| 6.1 我国财政周期与经济波动周期 |
| 6.2 地勘投入周期的划分 |
| 6.3 地勘投入和地勘周期的影响因素 |
| 6.4 历次地勘周期的深层经济政治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节 |
| 7 矿业短周期与库存周期 |
| 7.1 库存周期与价格周期 |
| 7.2 中国的库存周期与矿产品价格/矿业短周期 |
| 7.3 库存周期的普遍存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短周期 |
| 7.4 1961年以来全球矿产品价格短周期的分解 |
| 7.5 本章小结 |
| 8 矿业周期的嵌套及预测 |
| 8.1 矿业周期的嵌套 |
| 8.2 矿业周期的预测 |
| 8.3 周期嵌套与经济危机、矿产品熊市的产生 |
| 9 对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建议 |
| 9.1 国家矿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与矿业周期 |
| 9.2 矿企利用矿业中周期逆周期开展矿业投资 |
| 9.3 矿业产业链企业利用矿业短周期避险、融资和投机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 |
| 10.1 取得的主要成果 |
| 10.2 存在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煤炭产量峰值问题研究 |
| 1.3.2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1.3.3 煤炭需求预测研究 |
| 1.3.4 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文章框架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增长极限理论 |
| 2.1.1 增长极限理论提出的背景 |
| 2.1.2 增长极限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3 围绕“增长极限论”的争论 |
| 2.2 化石能源峰值理论 |
| 2.2.1 化石能源峰值论概述 |
| 2.2.2 主要化石能源峰值论 |
| 2.3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 2.3.3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4 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4.1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4.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5 生态足迹理论 |
| 2.5.1 生态足迹理论的基本假设 |
| 2.5.2 生态足迹理论的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
| 2.5.3 生态足迹的理论基础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能源与煤炭供需形势研究 |
| 3.1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
| 3.1.1 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及特点 |
| 3.1.2 中国能源生产情况 |
| 3.1.3 中国能源消费情况 |
| 3.1.4 中国能源供求形势 |
| 3.1.5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 |
| 3.2 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
| 3.2.1 中国煤炭生产情况 |
| 3.2.2 中国煤炭消费情况 |
| 3.2.3 中国煤炭供求形势 |
| 3.2.4 中国煤炭进出口状况 |
| 3.2.5 中国煤炭运输状况 |
| 3.2.6 中国煤炭价格状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4.1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1.1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 4.1.2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
| 4.2 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2.1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 4.2.2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煤炭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 |
| 5.1 中国煤炭资源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评价 |
| 5.1.1 煤炭资源生态足迹计算模型 |
| 5.1.2 中国煤炭资源生态足迹分析 |
| 5.2 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
| 5.2.1 煤炭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
| 5.2.2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EKC理论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需求中长期预测研究 |
| 6.1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人均煤炭消费的实证分析 |
| 6.1.1 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构建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煤炭需求预测 |
| 6.2 煤炭需求量增长极限的讨论 |
| 6.2.1 交通运输的制约 |
| 6.2.2 水资源的制约 |
| 6.2.3 大气环境的制约 |
| 6.2.4 地质灾害的制约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 |
| 7.1 煤炭产量峰值概念 |
| 7.2 煤炭峰值预测模型 |
| 7.2.1 线性回归模型 |
| 7.2.2 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 |
| 7.3 煤炭峰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煤炭资源储量因素 |
| 7.3.2 相关政策因素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
| 8.1 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 |
| 8.1.1 利用国际煤炭资源调节国内煤炭供求的可能性 |
| 8.1.2 加强国际煤炭市场调控的具体措施及建议 |
| 8.2 对国内煤炭产需总量的调控 |
| 8.2.1 从消费端对煤炭需求实行总量控制 |
| 8.2.2 从供给端对煤炭产量实行总量控制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目录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基于碳足迹的新疆产业、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碳足迹理论及相关研究进展 |
| 2.1 碳足迹相关研究 |
| 2.1.1 碳足迹的内涵与理论 |
| 2.1.2 碳足迹的计算方法 |
| 2.1.3 碳足迹的不同尺度研究 |
| 2.1.4 碳足迹的不同内容研究 |
| 2.2 产业结构相关研究 |
| 2.2.1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
| 2.2.2 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 |
| 2.3 产业发展与碳足迹的关系研究 |
| 2.3.1 能源消费与碳足迹的关系 |
| 2.3.2 产业结构与碳足迹的关系 |
| 2.4 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新疆产业结构时空变化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
| 3.1 新疆产业结构时空变化特征 |
| 3.1.1 产业结构发展时间变化 |
| 3.1.2 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
| 3.2 新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
| 3.2.1 三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
| 3.2.2 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分析 |
| 3.3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空间差异分析 |
| 3.3.1 数学模型的构建 |
| 3.3.2 新疆产业结构空间差异 |
| 3.4 新疆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 3.4.1 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 |
| 3.4.2 产业结构发展趋势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能源消费的碳平衡分析 |
| 4.1 新疆能源消费分析 |
| 4.1.1 能源消费量与消费结构分析 |
| 4.1.2 能源消费经济效益分析 |
| 4.1.3 主要产业能源消费现状 |
| 4.2 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碳固定 |
| 4.2.1 系统边界与数据来源 |
| 4.2.2 能源消费碳排放现状 |
| 4.2.3 新疆10种植被类型碳固定分析 |
| 4.3 新疆碳平衡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碳足迹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空间差异评价 |
| 5.1 能源碳足迹计算模型 |
| 5.1.1 碳汇法模型 |
| 5.1.2 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改进模型 |
| 5.1.3 基于净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改进模型 |
| 5.2 碳足迹测度分析 |
| 5.2.1 能源消费碳足迹测度 |
| 5.2.2 主要产业碳足迹测度 |
| 5.2.3 碳足迹空间差异 |
| 5.3 碳足迹影响要素评价 |
| 5.3.1 生产总值与碳足迹关联度分析 |
| 5.3.2 碳足迹生态压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3 经济增长与碳足迹变化关系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产业结构发展碳足迹多情景预测 |
| 6.1 情景设计与分析 |
| 6.2 情景描述 |
| 6.2.1 人口发展情景分析 |
| 6.2.2 经济水平情景分析 |
| 6.2.3 能耗强度情景分析 |
| 6.2.4 能源结构情景分析 |
| 6.3 能源消费和碳足迹情景模型模拟分析结果 |
| 6.3.1 能源消费情景分析 |
| 6.3.2 碳足迹强度情景分析 |
| 6.3.3 碳足迹情景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及碳减排对策 |
| 7.1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
| 7.1.1 产业结构线性规划模型 |
| 7.1.2 产业结构优化结果 |
| 7.1.3 产业结构优化顺序 |
| 7.2 基于低碳模式的区域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7.2.1 培育低碳产业,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
| 7.2.2 优化能源结构,推广节能技术开发应用 |
| 7.2.3 强化建筑节能,提升绿色建筑发展 |
| 7.2.4 发展绿色交通,引导鼓励低碳出行 |
| 7.2.5 碳金融机制设计与法律保障体系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新疆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各地州产业发展不均衡 |
| 8.1.2 新疆能源消费增快,但仍存在生态盈余 |
| 8.1.3 碳足迹呈现上升趋势,但生态压力远小于沿海地区 |
| 8.1.4 能源消费总量2035-2045年达峰值,碳足迹2040-2045年达峰值 |
| 8.1.5 产业结构优化与碳减排对策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发表文章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9）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 本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结构 |
| 1.2.2 主要内容 |
| 1.2.3 论文的主要贡献、创新和难点 |
| 1.3 主要方法和数据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数据来源 |
| 第2章 世界与中国：人口和经济 |
| 2.1 世界人口和经济 |
| 2.2 中国人口和经济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3.1 人口转型的研究 |
| 3.2 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 |
| 3.3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及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
| 第4章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以及人口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1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1.1 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特征 |
| 4.1.2 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描述 |
| 4.2 中国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2.1 人口总量 |
| 4.2.2 人口年龄结构 |
| 4.2.3 人口性别结构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 |
| 5.1 统计分析 |
| 5.2 扩展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3.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3 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4 中国滞后生育率波动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5 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就业时间波动 |
| 5.4 各地区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5.5 中国未来50年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预测 |
| 5.5.1 模型建立 |
| 5.5.2 预测结果 |
| 5.6 小结 |
| 第6章 国际比较 |
| 6.1 日本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1.1 日本人口转型的历史演变 |
| 6.1.2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6.2 美国经济“大缓和”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3 欧债危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4 经验教训和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人口预测R软件程序 |
| 附录B：人口预测的部分结果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新时代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已有研究状况及进展 |
| 1.3.1 经济潜在增长率论述 |
| 1.3.2 经济潜在增长率测算方法 |
| 1.3.3 国内外经济增长率研究现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本文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新时代特征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
| 2.1 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特征 |
| 2.2 新时代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基于生产函数法测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
| 3.1 生产函数模型 |
| 3.2 数据来源与测算 |
| 3.2.1 实际产出 |
| 3.2.2 物质资本存量 |
| 3.2.3 有效劳动投入 |
| 3.3 模型估计和检验结果 |
| 3.4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第四章 基于综合算法测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
| 4.1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2 指标选取 |
| 4.3 模型估计和检验结果 |
| 4.4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测算比较分析 |
| 5.1 1978-2016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比较 |
| 5.2 新时代我国经济中长期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比较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1 学术论文 |
| 2 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1991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D]. 张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D]. 郑欢.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基于碳足迹的新疆产业、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D]. 王鑫. 新疆大学, 2018(12)
- [9]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D]. 程婉静. 清华大学, 2017(06)
- [10]新时代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研究[D]. 于静涵.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