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本《珠英集》考补(论文文献综述)
张悦[1](2020)在《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是唐代文学繁盛的最突出代表。唐朝建国至五代,不过三百年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成气候,五言、七言齐头并进,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诗风逐渐摆脱浮靡而追求风骨与雅正,唐诗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其盛世帝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唐人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是满足而骄傲的,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在诗歌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编选同时代人的诗歌集子。这种现象到了元代被称作“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在当时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迄今我们可以考察到的就有一百几十种。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涉猎唐五代的唐诗选本就有三十九种之多,但很多都已经散佚了,难以得见全貌。据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整理辑校,现存唐人选唐诗共十七种。长久以来,在唐诗研究的领域中,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或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诗选现象,并没有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喜欢从唐以后的诗话和笔记中去寻找线索。自唐以降,历代都不乏唐诗选本,宋、元、明、清都在不同程度上宗唐和崇唐,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目可观的唐诗选本,体现了各自历史时期文学的特点与倾向。而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唐人选唐诗不仅展现了盛世大唐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唐代诗歌审美趣味与诗歌特点,更可以观测出唐人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溯源和述评,从最早的有关唐人选唐诗的资料入手,追溯唐代唐诗选本的源流与各个选本在唐代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上梳理选本自唐代出现以来,经过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贡献,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之处。通过对清代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现状的分析、整理和评述,更加精准地掌握唐人选唐诗的研究现状以及薄弱部分,从而更好地指导接下来的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几种重要的唐代唐诗选本梳理唐代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探讨唐诗内部发展演变过程。第三部分研究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新增的三种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和徐俊先生等在既往编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增订而出版的。其中新增三种唐诗选本即《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瑶池新咏集》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第四部分通过对几种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探究唐人选唐诗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原因及意义。第五部分通过对诗僧这一特殊群体的诗歌收录情况以及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酬和情况进行阐释和分析,探讨唐人选唐诗中收录僧诗的积极意义。第六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通过对几位唐代着名诗人在唐人选唐诗诸本中的收录情况进行统计,并以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仕宦经历相结合进行考察分析,还原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唐代被接受的真实情况,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和孟浩然等。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首先,第一次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述,总结已有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对于前人较少涉猎的女诗人群体及诗僧群体的观照和研究。分别列两章内容进行论述和分析,探寻女诗人和诗僧这两类特殊群体在唐代唐诗选本出现的原因和价值意义,既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唐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雅正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
胡凌燕[2](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刘玉[3](2003)在《珠英学士与《珠英集》残卷考论》文中研究说明珠英学士是初唐武后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在唐诗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珠英集》是当时的着名诗人崔融选编珠英学士的诗作结集而成。这部诗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诗歌创作状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这部诗集在宋代就已经散失了。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写本《珠英集》残卷,这对《珠英集》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后人在“珠英学士”成员的考定和残卷的考辑补正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对残卷本身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研究甚少。 本文着重从残卷文本出发,对残卷诗歌的文献价值及其文学价值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考察。首先,对前人所做的关于“珠英学士”人员的考定、《珠英集》的编定、流传及对《珠英集》残卷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第二,考定《珠英集》编选的时间及残卷中部分作品的作年,对残卷进行校勘,并利用残卷对《全唐诗》进行纠误和补遗,同时对“珠英学士”的人数以及《珠英集》的原貌进行推测。第三,重点考察《珠英集》残卷的文学价值。对残卷中的作品从诗歌题材、艺术表现和诗歌体式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说明珠英学士的诗歌创作已经冲破了宫廷诗风的局限。第四,从残卷所反映出的诗人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透视当时文人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侧面。本文旨在梳理珠英学士在初密诗风演进中的作用和贡献,进而揭示初唐诗歌转型的内在机制与走向。
张利亚[4](2017)在《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文献存有近两千首唐人诗歌,经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整理的诗歌写本有63种。这些写本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地区诗歌创作和流传的大致情况,是中原文化传递渗透于敦煌地区民间生活的直接证据。相关学者非常重视这些诗歌写本的价值,对其校勘、释录、辑佚颇为用力,而唐人诗歌写本中隐含的传抄信息关注者较少。本论文选择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为研究对象,从写本学的视野下对写本时代诗歌的传播方式进行深入地研究,分别从写本的特征、形制、抄写人,敦煌诗歌写本中的诗抄和唐人别集两种不同的辑篡方式,认识民间写本的特征;以写本传播的载体、场所及传播者三方面分析写本传播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敦煌地区流传的《李峤杂咏诗注》、各类韵书等诗歌工具书性质写本显示民间对唐诗的接受、尊重;写本中出现的各类诗体和各种文艺娱乐中的诗抄,体现了诗歌文化渗透于敦煌民间生活之中,是唐文化被敦煌民间认可、接受的具体体现。敦煌诗歌写本常见卷轴、折页装两种形式,写本中随意抄写的情况虽普遍存在,但也隐约可见有些抄写者开始有意遵循一定的规律。写本大多采用了诗题接抄于前诗之后,另行抄写下首诗的唐AI写作卷通用格式;写本中的各类诗抄编纂体例未见逾越传世本范围;五七言诗、诗文大致分开抄写;《珠英学士集》《瑶池新咏》《李峤诗杂咏》等经过文人编纂诗集更易传播;P.t.1208、P.t.1221是唯一抄写唐诗的藏文写本。卷背为岑参和大历诗人诗抄,此抄本抄写质量上乘,底抄本早在吐蕃统治前传入敦煌,此写本表明吐蕃统治时期,中原文化传播虽受到限制,早期传入诗歌仍被民间记忆、抄写、传唱。文人和僧侣诗集为两大别集类写本。严格意义上的唐人别集在敦煌写本中较少。《王勃集》《陈子昂集》之题署,以高适、岑参、白居易、张祜、云辩诗为主的写本,表明唐人别集单行本曾在敦煌流传。岑参早期诗歌和河西纪行诗同卷出现,乃河碛行人因辨认路途需要,将岑参诗集回传至敦煌。敦煌多个写本出现内容相似情况,这些写本有些为非同源抄本,表明敦煌流传各种不同抄本;有些为同源抄本,各写本辗转抄写,造就某些诗歌在民间盛传,推动了诗歌的持续传播。受抄写工具的束缚,写本传播的数量难以和刻本比拟。但其传播途径极具特色。驿站、寺庙等人口流动处是写本传播的场域,题壁、习字帖、碑刻、瓷器瓶等载体是写本传播有效媒介。通过分析P.2492+Дⅹ.3865卷,发现此写本可能传自蓝武关上驿亭中所留诗,经人辑录成集流传民间,传播到敦煌被抄写保存。寺院是唐人文化传播的主要文化场所。写本记载有敦煌僧侣、使节与内地的文化互动。敦煌高僧悟真与归义军使节李琬抄录内地高僧酬赠、送别诗作,在敦煌盛传,分别被P.3720、P.3886、S.4654卷和P.3676卷传抄,是僧侣使节传播诗歌的直接证据。S.5648是寺院杂写本,吴僧政是抄写人之一,此卷《道情诗》是说唱者执大拍板表演唱词,被观看人记录在写本。唐代寺院进行的各类说唱韵文表演带动了诗歌的传抄和流传。敦煌幕府各级官吏是写本传播和保存重要的群体,中央秘书省的校书郎、正字等官吏极可能在括书使命中获得民间写本,持有各类写本的官吏也因到河西等地任幕僚,将个人收藏本携带到民间。幕僚间相互抄阅,使一些上乘写本在民间流传。分析P.3862卷和P.2567、P.2552卷集中出现的高适诗,可能是抄自高适河西同僚间传抄的写本。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是唐代人口迁徙主要地区,各种人口流动,带动诗歌传播。唐诗经各种途径传入敦煌,民间社会对诗歌的认同、接受是孕育诗歌文化发展的土壤。吐蕃统治敦煌后,民间诗歌被迫走向了自我发展的道路,内地传入诗歌数量逐渐减少,敦煌诗人和当地诗歌大量出现于写本,敦煌诗人所作诗歌绝大多数为律诗,证实民间诗人已娴熟掌握律诗的创作,律诗学习和写作完全成熟。《李峤诗杂咏》注本、各类韵书及写本中大量出现抄写在儒家经典、书仪、诗赋背后的学郎题记,表明诗歌学习是敦煌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学郎是诗歌写本重要的抄写者。唐代民间宴饮、游艺等社会生活无不渗透着诗意,敦煌写本出现了刘希夷《洛阳篇》、刘长卿《酒赋》等唐人七言歌行体的多个卷本,此类诗歌在敦煌广为流传,是唐人宴饮等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七言古体在律化过程中受到民歌影响,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传唱的因素造成的,彰显了敦煌地区的审美趣味及对中原传入诗歌的选择和接受。
张利亚[5](2017)在《敦煌唐代诗歌写本研究述评》文中指出对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敦煌唐代诗歌写本的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评价。分别从唐人诗歌写本的辑录、校勘、补遗,写本学的介入,《秦妇吟》的研究状况及敦煌唐人诗歌写本丛抄的个案分析等角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目前敦煌诗歌写本的研究情况。
石树芳[6](2013)在《唐人选唐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唐人选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唐代诗歌繁荣与选本兴盛的社会动力与学术渊源,并以汉书学、文选学、类书为切入点勾勒隋唐之际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全面考察《翰林学士集》、《才调集》、《珠英学士集》、《丹阳集》、《荆扬挺秀集》、《河岳英灵集》、《箧中集》的时代特色与批评价值,试图在总体关照与专题拓展的基础上将唐人选唐诗研究向纵深推进。第一部分探讨唐人选唐诗生成的历史地域因缘。唐人选唐诗的兴起既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与选学兴盛、类书涌现、科举改革、创作繁荣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初唐时期民间研习之风由“汉书学”转向“文选学”,宫廷喜好由修撰史书转向游宴唱和,科举考试诗赋渐占主导,三股力量互相作用共同推动诗歌创作走向兴盛。“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基础上萌芽成长,李善的着述教授活动使得“文选学”由学术一途转向文学一途,至此“文选学”与唐诗发展呈现渐趋清晰的联系。初唐《文选》续作的大量涌现为唐人选唐诗的出现奠定基础,《文选》在选录宗旨、文学追求等方面为唐人选唐诗提供范本,优秀的“唐人选唐诗”多以《文选》为逻辑起点。二者的地域因缘表现在“文选学”由扬润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到扬润,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润地区有着不解之缘。类书兼具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是史学向文学过渡的重要桥梁。抄撮之风的盛行,赋体文学的发展,藏书事业的兴盛是唐代类书高度繁荣的基础,类书促使诗歌创作走上普泛化、技术化的普及之路,并为唐人选唐诗提供构建模式。唐人选唐诗中选择大于抄撮者多受《文选》影响,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抄撮大于选择者多受类书影响,如《翰林学士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才调集》。第二部分衡定唐人选唐诗在文学史、批评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唐人选唐诗揭示唐诗的发展历程,由古体——近体,由五言——七言,为文学体裁的内部演变提供佐证。二、唐人选唐诗再现诗歌复古与革新理论的互动与碰撞。唐诗创作在复古与革新的屡次论争中走向高潮,唐人选唐诗亦循此径徘徊前进。三、唐人选唐诗凸显诗歌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交替进行的演变历程。四、唐人选唐诗体现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表明诗、词之间的渗透交融。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以崔融、殷璠、元结编选的六部选本为考察重点。崔融《珠英学士集》在701—706间的任何时段成书皆有可能,斯2717抄写较为规范,基本符合“官班为次”的编排规则,但伯3771重出复见,对《珠英学士集》的体例研究帮助极其有限。《珠英学士集》非唱和集,具有相对明确的编选宗旨,折射崔融数年宦海沉浮与两度从军边塞的个人际遇。悲慨之风是《《珠英学士集》的主要风格,过渡性质是《珠英学士集》的时代特色。《珠英学士集》的选本意义在于:一、表明宫廷文人由元老重臣向中举士子转变,新兴阶层迅速崛起并逐渐占据文坛主流,二、是宫廷官员与底层文士交流碰撞的结晶,两者的汇集改变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长期分离的局面,边塞、闺怨题材已现盛唐风采。三、逐步展现近体律诗由探索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对于殷璠,生平仕宦需要重新认识。殷璠并非一生困守润州,开元中赴京应举,天宝四载彻底离开,曾在京师担任“文学”一职,因而对盛唐诗坛有全面的认识与精准的把握。以殷瑶生平为出发点,以诗歌审视社会,盛中之变天宝三载已经显现。是年盛唐着名诗人王翰、王湾、孟浩然、王维、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杜甫悉数登场,又渐趋消失,部分诗人创作已达高峰,而身居高位的贺知章与平步青云的李白同年离京摧毁众多士人理想,天宝三载文坛已经显露中唐风貌,盛唐诗歌先于“安史之乱”十年走向终结。《丹阳集》并未特意凸显“仕宦不达”,是殷璠于长安在宫廷诗风的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河岳英灵集》初选始于长安,主要确定诗人,复选始于丹阳,主要增补作品,杜甫不被选入是时机问题。《荆扬挺秀集》是介于《《丹阳集》与《河岳英灵集》之间的诗歌选本,以荆、扬二州士人为选录重点,兼及润州,似以追溯《文选》的发展历程为出发点,并为《河岳英灵集》的出现奠定基础。元结《箧中集》是第一部既面对“开元盛世”又面对“安史之乱”的选本,主要表现“复古思想”与“写实精神”。元结对上古文学的过度迷恋导致其诗歌理论脱离时代走向偏执,在极端复古之中未能找到正确出路。
余欣[7](1999)在《敦煌本《珠英集》残卷所见刘知几佚诗三首笺证》文中研究指明
王兰兰[8](2014)在《《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文中研究表明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曾制定过许多重大政策,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过深远影响。在其称帝后期,征天下文士修《三教珠英》,为其时文苑一大盛事,本文欲探究此书写作各方面的情况,力求触摸历史的真实。
韩锋[9](2007)在《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20世纪最重大发现之一。中国学者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即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从六朝到五代宋初,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敦煌本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近年来,敦煌本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对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方向的研究较为深入,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敦煌本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因而,本论文试图对敦煌本儒家文献从整体上来进行探讨和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敦煌本儒家文献的来源、分类,敦煌本主要儒家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其史料和历史研究价值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探讨。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地区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以儒学的传播发展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敦煌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统治者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一些文学硕儒的努力都促进了儒学在敦煌地区的繁荣和发展。经过本地儒者的撰述,政府的推广和民间的流传,大量的儒家文献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对当地的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敦煌本儒家文献进行分类,是分析、把握、研究敦煌本儒家文献的前提,但是,迄今不见对其专门的分类研究。本论文的创意就是从总体上对敦煌本儒家文献进行分类研究。即在前人对整个敦煌文献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尝试着把敦煌本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仍然是粗略的,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会总结出更为科学严谨的分类方法。在敦煌本儒家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上,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本论文也提出了我们新的见解,认为这些文献主要来源于本地撰述和外地传入。
徐迈[10](2013)在《汉唐长安空间与文学关系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唐长安城之间互为表里并且异地同名的地理空间关系,导致了唐代帝京文学在时空塑造上易于形成古今长安情景交融的独有气质,而在空间变迁和都城制度沿革的现实背景下文学中的长安形象又在不断变幻。本文以汉、唐长安城的空间关系影响下的唐长安帝京文学为研究对象,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都城空间形态与文学塑造的空间意象进行历时性考察,进而从唐长安帝京文学形象形成的过程中揭示文学空间传承与演变的历史。本文在汉、唐长安的结点上形成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两条线索脉络彼此映照的观察模式,按照都城面貌与帝京文学双向建构的思路安排篇章结构,共计四章内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第一章围绕汉、唐长安城的地理空间关系,梳理自汉至唐的王朝政治活动以及都城制度变革制造的长安城历次变貌。从定都选址原因、规划理念、都城结构、建筑风格等方面对汉、唐长安的空间形态进行异同比较,更从地名的角度对李唐改隋“大兴城”为“长安城”的现象进行文化阐释,理清汉、唐长安在空间上的名实关系。这一部分对历史空间的再现与分析构建起了对汉、唐长安文学空间联系考察的立论基础。第二章展现汉、唐长安文学空间时空交叠的客观地理条件,进而讨论具体文学创作中汉、唐长安文学空间叠合的运作机制。在考证唐时长安城内外留存的汉长安城遗迹、总结唐人对于古今长安的空间感知的前提下,本文明确其与文学用典以及咏史怀古创作之间的区别、联系。同时,唐人对于长安城内汉朝建筑遗迹产生的空间认知变化也说明文学空间叠合的运作机制并不是稳固永恒的,汉、唐长安文学空间的时空交叠在唐人文学中呈现出盛极渐衰的过程。第三章通过归纳、对比初盛唐时期不同身份人物对帝京形象的文学塑造,揭示出在汉唐之间以长安为代表的帝京文学形象发生风格转变的现象之下蕴含着深刻的变革意义,而唐长安帝京文学形象的这种变革是在对帝京文学传统的不断回应中实现的文学重构。东汉京都赋开启了以帝王生活为中心的帝京文学范式,以《帝京篇》为代表的初盛唐时期的帝京文学创作,表现出与东汉京都赋及其影响下的魏晋六朝京城诗歌传统之间较为密切的连续性,但初盛唐时期诗歌中的帝京又带有着复杂多样的风格特征,反映出汉、唐长安两种帝京文学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帝京文学的文体转换及风格变型是在现实空间环境、初盛唐时期的王朝政治、文学创作风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第四章从唐长安的宏观全景深入到都城内部的细致街景,透过汉、唐长安城的街道及其景观的变化审视文学空间中具体文学意象的生成与变形。都城街道的研究不仅是透过对街道的可视范围、街道通行制度、街道布局等问题的考察,总结出唐长安最具日常化的帝京景观印象;更是为了将之与文学空间参照,在街道制度的历史变迁中探讨文学与空间两种变量的反应情况。
二、敦煌本《珠英集》考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敦煌本《珠英集》考补(论文提纲范文)
(1)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唐人选唐诗研究述评 |
第一节 唐代唐诗选本的陆续出现 |
第二节 宋代笔记与诗话中的唐代唐诗选本 |
第三节 元代文人与唐代唐诗选本 |
第四节 明代“唐人选唐诗”研究 |
第五节 清代至1949年间的“唐人选唐诗”研究评述 |
第六节 1949年至2000年的“唐人选唐诗”研究评述 |
第七节 新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评述 |
第二章 唐人选唐诗诸本与唐诗的发展 |
第一节 唐人选唐诗的发展历程 |
一、特殊阅读对象:初唐《翰林学士集》与中唐《御览诗》 |
二、“声律风骨始备”之盛唐气象——殷璠《河岳英灵集》 |
三、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类相感——元结《箧中集》 |
四、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特色 |
五、沧海遗珠——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的重要价值 |
六、慧眼识老杜,广选唐英才——韦庄《又玄集》 |
第二节 “雅正”的基本原则 |
第三节 题材广泛,众体皆备 |
第三章 新增三种唐人选唐诗 |
第一节 《元和三舍人集》 |
一、同题而作,超群异彩——令狐楚出色的边塞诗 |
二、文人团体酬唱合集的现象叙述与意义评定 |
第二节 褚藏言《窦氏联珠集》 |
第三节 蔡省风《瑶池新咏集》 |
第四章 唐人选唐诗中的女诗人诗歌 |
第一节 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代唐诗选本 |
第二节 不同阶层的女诗人 |
一、帝王和女官 |
二、女道士 |
三、文士之妻妾 |
四、倡伎 |
五、女郎 |
六、其他女性 |
第三节 女诗人的诗歌题材 |
一、交友酬赠诗 |
二、闺情诗 |
三、应制宴和诗 |
四、写景咏物诗 |
五、寓言诗 |
六、边塞诗 |
七、感兴诗 |
第四节 女性诗人入选唐人选唐诗的意义与价值 |
一、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女性文化圈的形成 |
二、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参与文学活动的接受和肯定 |
第五章 唐人选唐诗中的僧诗 |
第一节 僧诗的出现与繁荣 |
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僧诗的产生 |
二、僧诗繁荣的原因 |
第二节 僧诗的题材与风格特色 |
一、僧诗的题材 |
二、僧诗的风格特色 |
第三节 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及士僧酬赠诗 |
一、唐代文人与佛教 |
二、唐代文人与僧侣的交往 |
三、唐人选唐诗中的士僧酬赠诗 |
第四节 僧诗的繁盛在唐人选唐诗中的重要意义 |
一、僧诗在中晚唐唐人选唐诗中繁盛的原因 |
二、僧诗在诗歌发展中的贡献及意义 |
第六章 唐人选唐诗与诗人个案研究 |
第一节 唐人选唐诗对李、杜、白诗歌的品评 |
一、壮美飘逸,“嚷出来”的诗歌代表——李白 |
二、仕途偃蹇,沉郁顿挫的“未来的开始”——杜甫 |
三、《又玄集》与《才调集》对白居易的诗歌品评 |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对张九龄的诗歌接受研究 |
一、“九龄文雅” |
二、张九龄未入辛文房《唐才子传》 |
三、唐人选唐诗对张九龄的诗歌收录及品评 |
第三节 唐人选唐诗对孟浩然的诗歌接受 |
一、“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
二、纵情山水 |
三、唐人选唐诗对孟浩然的诗歌收录及品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二、武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论题与思路 |
四、基本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 |
第一节 敦煌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整理 |
二、经典传钞与民间丛钞的并行流传 |
三、中原文人的诗歌与文章 |
第二节 吐鲁番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一、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
二、零碎残片的杂抄散写 |
三、西州民间的书信与俗文学 |
第三节 日藏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一、日藏古钞本的源流与藏所 |
二、文学典籍与文人小说的佚存 |
三、日人重钞:忠于底本的抄写态度 |
第二章 敦煌写本武周诗文残卷 |
第一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梳理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汇录 |
二、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概貌 |
第二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献价值 |
一、久佚诗文的辑佚价值 |
二、存世篇章的校勘价值 |
三、唐集唐抄的文本还原 |
第三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学价值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文学价值总论 |
二、刘希夷《白头翁》与七言歌行的性质演变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 |
第一节 《珠英集》与武周时期的文人唱和 |
一、珠英学士成员再考 |
二、《珠英集》与珠英学士之交游唱和 |
三、《珠英集》与武周文坛之唱和环境 |
第二节 《珠英集》与武周诗歌选学的演进 |
一、崔融的选诗趣味与时代诗风的体现 |
二、唐前诗歌选学的兴起与发展 |
三、《珠英集》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 |
第三节 《珠英集》与三教思想的文学影响 |
一、《三教珠英》编纂与初唐三教关系论略 |
二、敦煌本《珠英集》残卷的三教内涵 |
三、三教融合对武周文学的深层影响 |
第四章 古钞本《李峤杂咏诗》 |
第一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发现与流传 |
一、李峤诗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
二、敦煌本《杂咏诗》的发现 |
三、日藏本《杂咏诗》的流传 |
第二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注释 |
一、《杂咏诗》注本系统 |
二、《杂咏诗》注者问题 |
三、《杂咏诗》所见唐人注唐诗特点 |
第三节 《杂咏诗》与初唐咏物诗的历史变革 |
一、形制:从咏物单篇到咏物组诗 |
二、咏法:从物的描摹到情的寄寓 |
三、功用:从社交抒情到启蒙示范 |
四、体裁:从五言短诗到长篇歌行 |
第四节 《杂咏诗》与日本平安朝的诗歌发展 |
一、《杂咏诗》的东传与平安初期的咏物风尚 |
二、《杂咏诗》在道真咏物诗中的受容与变容 |
三、句题诗的先声:一场中秋诗宴引发的思考 |
第五章 正仓院写本《王勃诗序》 |
第一节 院本《诗序》的发见始末及文本面貌 |
一、院本《诗序》的发见与研究 |
二、院本《诗序》的文本面貌 |
第二节 院本《诗序》的实证功用 |
一、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 |
二、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 |
三、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 |
第三节 院本《诗序》的文体审视 |
一、诗序文体与集会诗序 |
二、唐前集会诗序的肇端与演进 |
三、集会诗序与集会诗歌的关系 |
第四节 王勃诗文与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
一、《王勃集》东传日本之经纬 |
二、王勃诗文于奈良朝汉文学之影响 |
三、王勃诗文于平安朝汉文学之影响 |
第六章 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 |
第一节 《游仙窟》的湮没与回传 |
一、古本《游仙窟》的湮没 |
二、古本《游仙窟》的回传 |
第二节 《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 |
一、身份猜想:十娘五嫂为“别宅妇”的可能性 |
二、内容定位:落魄才子与别宅妇的爱情传奇 |
三、主旨探微:理想幻灭本质的影射 |
第三节 从《游仙窟》看唐代诗与小说的文体交融 |
一、《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具体情况 |
二、《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叙事功能 |
三、《游仙窟》小说融诗的语言特质 |
第四节 《游仙窟》与唐传奇的情感表现 |
一、以诗书为载体:诗歌传情与书信陈情 |
二、以实物为承托:咏物言情与赠物定情 |
总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3)珠英学士与《珠英集》残卷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第一章 珠英学士与《珠英集》 |
第一节 《三教珠英》的编纂 |
第二节 珠英学士考 |
第三节 崔融与《珠英集》 |
第二章 《珠英集》残卷考述 |
第一节 《珠英集》的流传 |
第二节 《珠英集》残卷考述 |
第三节 《珠英集》残卷的文献价值 |
第三章 《珠英集》残卷的文学价值:冲破宫廷诗风的局限 |
第一节 《珠英集》产生的文化氛围:宫廷诗风的反拨 |
第二节 作品题材的多样化 |
第三节 艺术表现的多样化 |
第四节 艺术形式的精致化 |
第四章 心灵的展示:宫廷诗人的另一个情感世界 |
第一节 强烈的忧患意识 |
第二节 浓重的失意情绪 |
第三节 向往自由的生活 |
结语 |
附录: 敦煌写本《珠英集》残卷校记 |
参考文献 |
(4)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第三节 研究史综述 |
第一章 写本学视野下的敦煌诗歌写本 |
第一节 敦煌诗歌写本的特征 |
第二节 敦煌诗歌写本的形制 |
第三节 敦煌诗歌写本的抄写人 |
第二章 敦煌诗歌写本中的诗选抄和唐人别集 |
第一节 唐人抄写唐诗选本 |
一、唐人选抄唐诗写本概述 |
二、吐蕃统治时期唐诗写本和藏文唐诗抄 |
第二节 敦煌写本所见唐诗别集 |
一、唐人诗歌别集流传和敦煌写本所见唐人别集 |
二、岑参诗集写本在敦煌的回传 |
第三节 敦煌诗歌写本之间的联系 |
第三章 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的载体、场所 |
第一节 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媒介载体 |
一、唐代驿亭题壁诗及其传播——P.2492+Дⅹ.3865 写本 |
二、抄写在石刻、字帖和瓷器上的唐诗 |
第二节 诗歌写本的主要传播场所 |
一、敦煌所见僧侣诗歌写本 |
二、唐代俗讲和唐诗传播 |
三、敦煌寺院中诗抄的流传 |
四、敦煌写本所见道情诗和唐代说唱表演 |
第四章 敦煌诗歌写本的主要传播者 |
第一节 唐代幕府官吏与诗歌传播 |
第二节 敦煌诗僧对诗歌传播贡献 |
第三节 敦煌学郎对诗歌传播促进 |
第四节 河西地区人口流动与唐诗的西传 |
第五章 敦煌地区对唐诗的接受 |
第一节 唐代七言诗在敦煌民间的兴盛 |
第二节 唐代宴饮、游艺文化中的诗歌 |
第三节 敦煌写本中的诗歌类书、韵书和敦煌文人诗创作 |
一、《李峤杂咏诗注》与唐代的类书学 |
二、敦煌抄本所见唐韵书、诗格残卷 |
三、敦煌写本中的敦煌当地诗歌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表索引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后记 |
(5)敦煌唐代诗歌写本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敦煌诗歌写本的辑录、校勘及辑佚整理研究 |
2 敦煌诗歌写本学及其研究 |
3 敦煌诗歌写本的专题研究 |
(6)唐人选唐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唐人选唐诗的界定 |
二、唐人选唐诗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总体目标与主要论题 |
第一章 “选学”兴盛与唐人选唐诗的历史、地域因缘 |
第一节 从“汉书学”到“文选学”:史与文的嬗变 |
一、“汉书学”的繁荣 |
二、“文选学”的兴起 |
第二节 从宫廷史学到宫廷文学:科举的意义 |
一、宫廷修史与游宴唱和 |
二、科举变革与诗赋取士 |
第三节 “文选学”与唐人选唐诗的意义 |
一、李善与“文选学”转向 |
二、《文选》与唐人选唐诗的历史因缘与示范意义 |
三、《文选》与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与学术中心 |
第二章 类书兴盛与唐人选唐诗的模式 |
第一节 类书的兴起 |
第二节 类书与唐诗 |
第三节 唐人选唐诗的模式:《翰林学士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 |
一、《翰林学士集》 |
二、《唐写本唐人选唐诗》 |
三、《才调集》的抄撮来源与诗歌归属补正 |
第三章 价值衡定:唐人选唐诗的文献与文学意义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与诗歌创作的互动 |
第三节 文学价值与批评价值 |
第四章 崔融与《珠英学士集》 |
第一节 研究回顾 |
第二节 编撰过程:《三教珠英》、《珠英学士集》与珠英学士关系探微 |
第三节 编排方式:“官班为次”再考 |
第四节 选本特色:悲慨之风与过渡性质 |
第五节 选本意义 |
第六节 余论:李峤《杂咏》与崔融《唐朝新定诗格》 |
第五章 :殷璠与《丹阳集》、《荆扬挺秀集》、《河岳英灵集》 |
第一节 殷璠生平及相关问题 |
一、殷璠生平辨析 |
二、天宝三载——盛、中之变新解 |
第二节 《丹阳集》所录诗人“仕宦不达”考辨 |
第三节 《河岳英灵集》再考 |
一 储光羲与《河岳英灵集》 |
二 殷璠与《河岳英灵集》 |
三 杜甫与《河岳英灵集》 |
第四节 《荆扬挺秀集》新证 |
第六章 元结与《箧中集》 |
第一节 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编纂过程 |
第三节 《箧中集作者事辑》补正举例:王季友生平补正 |
第四节 《箧中集》版本流传考 |
一 版本源流 |
二 《箧中集》补校 |
第五节 《箧中集》的文学思想 |
一、复古思想 |
二、写实精神 |
第六节 《箧中集》的选本意义与主体追求 |
一、选本意义 |
二、主体追求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7)敦煌本《珠英集》残卷所见刘知几佚诗三首笺证(论文提纲范文)
次河神庙虞参军船先发余阻风不进寒夜旅泊 |
考证: |
笺释: |
发微: |
读《汉书》作 |
考证: |
笺释: |
发微: |
咏 史 |
考证: |
笺释: |
发微: |
(9)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言 |
(一)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
(二)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三) 本课题目前的研究概况 |
(四)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 |
二、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 |
(一) 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为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二) 统治者的政策和措施为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三) 文学硕儒促进了儒学在敦煌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
三、敦煌本儒家文献的来源 |
(一) 本地撰述 |
(二) 外地传入 |
四、敦煌本儒家文献的分类 |
五、敦煌本主要儒家经典文献的整理研究 |
(一) 敦煌本儒家经典概说 |
(二) 敦煌本《尚书》的整理研究 |
(三) 敦煌本《诗经》的整理研究 |
(四) 敦煌本《论语》的整理研究 |
(五) 敦煌本《孝经》的整理研究 |
六、敦煌本主要儒家历史文献研究 |
(一) 敦煌本儒家历史类文献的现存基本情况 |
(二) 敦煌本儒家历史类文献的研究及作用 |
七、敦煌本主要儒家蒙训文献研究 |
(一) 敦煌本蒙训文献的现存基本状况 |
(二) 敦煌本蒙训类文献研究及作用 |
八、敦煌本儒家文献的价值 |
(一) 史料价值 |
(二) 历史价值 |
参考文献目录 |
附录 |
一、敦煌本儒家文献分类简表 |
二、敦煌本儒家文献编号索引 |
三、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论着目录 |
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10)汉唐长安空间与文学关系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 汉唐长安空间与文学关系演变研究的定位 |
二 长安文学空间研究的材料问题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论题 |
第一章 汉唐长安的空间位移及空间观念的演变 |
第一节 唐以前的长安及其命运 |
一 “长安故咸阳”:帝都的诞生 |
二 王朝历史中的长安变貌 |
三 汉唐长安格局异同比较 |
第二节 隋唐新都的选择 |
一 隋文帝的选择:创建划时代的新都 |
二 大兴城主创人员的构成 |
三 大兴城的构建、崛起及中衰 |
四 唐高祖父子的再选择:固守边患的关中 |
第三节 新旧长安:关于国都的修辞 |
一 “长安故城”功能与性质在隋唐的剧变 |
二 大兴易名:唐都空间命名的去隋化 |
三 “长安”与唐都其他称谓的关系 |
四 都名“长安”回归对唐人空间观念的影响 |
第二章 汉唐长安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文学空间的影响 |
第一节 汉长安城的遗产 |
一 唐长安城外的汉长安城址遗迹 |
二 唐长安城内的汉长安城外建筑景观遗迹 |
三 唐长安城周边其它与汉长安城相关的空间遗迹 |
四 汉长安遗迹在唐长安的分布特点 |
五 唐长安城中的遗产记忆:唐人感觉空间的演变趋势 |
第二节 汉唐长安变迁背景下的文学空间——以唐诗为对象的分析 |
一 文学空间的时空交叠与文学用典、咏史怀古创作的区别和联系 |
二 唐诗中的汉唐长安时空交叠及其表征 |
第三章 《帝京篇》——汉唐长安帝京文学形象的变型 |
第一节 唐太宗《帝京篇》:帝王的皇居自识 |
一 太宗对《两都赋》的批评与《帝京篇》的反拨 |
二 《帝京篇》的帝、京本位观 |
三 《帝京篇》诗碑的政治意义及其他 |
第二节 骆宾王《帝京篇》:一般文士的帝京外部旁观 |
一 取士制度带给文人的帝京新体验 |
二 诗赋合流背景下帝京文学的变调 |
三 真实的西汉长安与骆宾王诗歌的帝京形象对照 |
第三节 珠英学士《帝京篇》:词臣对于帝京生活的内外透视 |
一 武后政治中心的空间转移与珠英学士《帝京篇》的创作背景 |
二 京都赋传统长安形象的现实投射 |
三 帝京与扬雄宅的对比:帝京形象的精神游离 |
第四节 从京都赋到帝京诗:帝京文学重心的转移 |
一 帝京题材创作的空间转向和文体转向 |
二 汉唐长安帝京形象的风格衍化 |
第四章 长安道——汉唐长安都城格局差异下的文学空间考察 |
第一节 汉唐长安街道布局比较 |
一 汉长安的街道制度与街景效果 |
二 唐长安街道制度与格局的变化 |
第二节 从“天子所行”到“天子所居”的驰道观察 |
一 帝国集权与空间扩张的象征——秦汉驰道 |
二 驰道变迁与长安记忆的文学表现——六朝驰道 |
三 隋唐驰道的空间复兴与功能变化 |
四 驰道意象对文学空间的拓展 |
第三节 长安大道连狭斜——传统街道模式下的人际关系异象 |
一 大道、狭斜在都城空间布局中的作用 |
二 大道、狭斜的文学形象流变及文人的帝京疏离感 |
结语 |
附录 日边——京外世界的长安想象及象喻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期成果 |
四、敦煌本《珠英集》考补(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D]. 张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2]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
- [3]珠英学士与《珠英集》残卷考论[D]. 刘玉. 南京师范大学, 2003(02)
- [4]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D]. 张利亚. 兰州大学, 2017(01)
- [5]敦煌唐代诗歌写本研究述评[J]. 张利亚.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
- [6]唐人选唐诗研究[D]. 石树芳. 浙江大学, 2013(04)
- [7]敦煌本《珠英集》残卷所见刘知几佚诗三首笺证[J]. 余欣. 敦煌学辑刊, 1999(01)
- [8]《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A]. 王兰兰. 唐史论丛(第十七辑), 2014
- [9]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D]. 韩锋. 兰州大学, 2007(04)
- [10]汉唐长安空间与文学关系演变研究[D]. 徐迈. 浙江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