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论文文献综述）
张瑞岚[1]（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一梅[2]（2019）在《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文中认为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发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步入“新时期”。从1976年“四五运动”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既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这一文学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或是与“文革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性。前者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后者则关注起源的“承续”价值,这两种观点体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的认识分歧,论文从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深入“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阶段政治形势、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发现在外部环境方面,“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联。其次,从代表性文学现象入手,着重关注《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讲话的重刊,以此来分析这一阶段文学的承续性。再次,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出发,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此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恢复、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通过以上论述,证明“新时期文学”起源主要以拨乱反正为主,无论是文学理论话语,还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基本都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模式与特质。论文一方面要证明“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一直走在“十七年文学”的“正”路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重审”,克服对这一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重估文学史的意义,并对相关的作家作品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总之,笔者希望通过“重审”,为今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朱雯瑛[3]（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认为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哈经雄,胡传章[4]（1981）在《董必武年谱（1886-1975）》文中认为 1886年 3月5日（农历正月三十日）,出身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今红安县城南正街）一个穷教员家里。董必武乳名乐益,学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决心革命,摈弃原号,用谐音必武。曾化名碧吾。 1890年五岁随父亲董基文（号采臣）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私塾读书。
王鹏[5]（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郜元宝[6]（2016）在《贾平凹文学年谱(上)》文中指出一九五二-一九七一,一至十九岁。贾平凹,陕西东南丹凤县棣花村人,因为哥哥出生不久即夭折,"阴阳先生说,我想那面土炕是不宜孩子成活的",故贾母怀胎十月,借住平凹父贾彦春教书的金盆乡一偏远李姓人家,于旧历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生下平凹。为纪念儿子出生顺利,感谢这户李姓人
布赛尔[7]（1958）在《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三)》文中提出 第二十章人口志 印度支那由于内部不和陷于分裂状态,因此一九四九年所能得到的人口统计就只是极其陈旧的数字。印尼和缅甸也是同样的情况:仅马来亚,暹罗及婆罗洲曾在最近举行过人口调查。印度支那最后一次人口调查是在一九三七年,下面所列数字,卽取自此次调查。要注意这些数字同暹罗一样是指法定华侨而不是族别华侨。「一九三七-四三年中国手册」记载:族别华侨在一九四零年的数字为四十二万七千人,而印度支那一九三七年度的人口调查则统计法定华侨总数为三十二万六千人。华侨与印度支那妇女所生之后裔,在一九二一
吕晶[8]（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指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王琼[9]（2016）在《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文中认为执政方略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总体政治决策和战略布局,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执政目标,而采取的执政思维和执政布局的总和。执政方略决定着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是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全景式展现。然而,执政方略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移易的,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内部状况的改观进行完善。执政方略定位就是基于治国理政内外部条件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包括目标的确定、思维的转变和布局的调整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为题（特指全面执政时期,局部执政时期不在本选题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大国博弈作为一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重要思路。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逻辑的辨析、历史的实证、要素的分析来厘清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后从认识规律走向运用规律,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来思索执政中国的重要命题。在执政方略行为系统分析模型中,世情、国情和党情是对执政方略定位产生影响的外部压力源和扰动力,基于环境改变确立的执政方略定位又会“反转”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交互与动态平衡中,执政方略定位不断调整,才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在所有的世情因素中,大国博弈格局变化当属最重要的考量,各国以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取为导向进行策略选择,形成博弈中的冲突较量。大国博弈合纵连横,牵引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根神经,是纷繁复杂的领土纠纷、军备竞赛、贸易冲突等国际争端背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明显,国际微小的动向往往会映射到国内,引起执政方略定位的重大变化。历史的实证分析,在两极格局演化期、新旧格局转换期和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准确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潮中经受住了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一系列执政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也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由于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判断失误或反应过激而形成的“左”倾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探索历程,正是那些符合时代特征、国情国力和民心诉求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向前。在从立国、富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自身的转变和提高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考验。基于要素的分析总结,政治摩擦、利益冲突、军事较量、文化渗透和制度竞争是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大国博弈要素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要素集合体形成的冲击、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等。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来予以回应,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争取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主要行为选择。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的准确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历史和要素的分析梳理总结,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要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包括执政目标的确定要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执政思维的转变要体现政党现代化的趋势、执政布局的调整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二是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既要分析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分析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三是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博弈能力;四是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和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执政方略准确定位所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而关起门执政。关注全球热点,回应世界关切,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基本要求。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适应、改变、创新、胜出,是确立执政方略定位的重要遵循。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执政方略定位体现着政党意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紧密联系。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是从规律层面对国家发展进路的全盘构思,是“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整体计划。虽然不能够选择执政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通过道路的抉择、模式的转换、方略的定位,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架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张宽[10]（2020）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地区中心,物产富饶、市场广阔。近代以来,为了争夺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角逐,冲突激剧。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最为疯狂。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取代俄国,成为侵略东北的第一大帝国主义势力。与此同时,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对外勾结、对内镇压,民族资本主义举步维艰,百姓濒于破产。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纵横交错、十分尖锐。东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引起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派人到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不久即在哈尔滨、大连、奉天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党团组织。在东北党组织的带领下,各地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迅速发展。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驻东北最高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标志着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由统一党组织集中领导的新阶段,成为东北革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率领广大民众最先踏上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东北抗战由此开始。党中央十四年抗战重大历史观的调整,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新定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功绩更加得到了实质上的肯定。毫无疑问,这段历史的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党史理论与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分析、历史比较、系统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进行综合分析。论文立足史实,以九一八事变等重要事件为时间节点,对不同时期中共满洲省委采取的斗争方针、战略战术、取得成效及特点不足等进行探讨,以此明确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局部抗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领导的东北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具体来讲,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依据及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在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指明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绪论部分为本论文的撰写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早期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和参与的反日斗争。该部分首先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追溯了日俄战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概况;其次通过对“五四”运动在东北的开展及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这两个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早期东北党组织建立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并对哈尔滨、沈阳、大连等重要城市党组织的建立作了简要概述;最后,归纳总结了早期东北党组织开展的反日斗争活动,主要有声援“五卅”运动、响应郭松龄倒戈反奉、组织反日剥削大罢工、领导临江拒日设领斗争等。第三章为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和发展。该部分首先从东北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中共东北党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建立满洲省委的必要性。随后,对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扼要概述。最后,重点阐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发展历程及历届省委的更迭,同时,对造成满洲省委更迭频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四章为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斗争。承接第三章,该部分首先全面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参与和领导的反日斗争,主要有参与群众反日护路斗争、围绕中东路事件开展的反日斗争活动、领导“一一九”反日护路斗争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集会,这次反日斗争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其次,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行简单介绍,并详细分析了满洲省委的抗日主张。再次,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的斗争方针及抗日实践,探讨其是如何将党的抗日主张转化为直接行动。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抗日战争。最后,通过对比九一八事变前后两个阶段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指出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呈现的新特点及存在的不足。该部分为本论文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为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与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该部分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首先介绍了中共中央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及发展;接着,全面分析了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情形及东北抗日斗争出现的新局面,主要表现为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日、适应东北革命发展形势建立游击根据地、广泛发动爱国民众扩大抗日斗争规模几个方面。随后,又从军队发展、党群关系、战斗成果等方面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为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主要力量。第六章为中共满洲省委的改组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该部分内容辩证地分析了满洲省委撤销的原因,客观评价了这一决策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之后,论述了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的建立,扼要概述了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继续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第七章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及重要意义进行提炼总结,同时将这一时期东北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风貌和斗争精神同伟大的抗战精神相衔接,明确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不仅淋漓尽致的诠释了抗战精神,更是抗战精神的重要铸就者。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历史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2 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 |
| 2.2.1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民主理论 |
| 2.2.2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理论 |
| 2.2.3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理论 |
| 2.3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3.1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
| 2.3.2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
| 2.4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1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2 在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开展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
| 3.1.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1989年) |
| 3.1.2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9年-1997年) |
| 3.1.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2002年)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 |
| 3.2.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2年-2007年) |
| 3.2.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07年-今) |
| 4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思路 |
| 4.1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
| 4.1.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 4.1.2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集合 |
| 4.1.3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 4.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4.2.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
| 4.2.2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实现 |
| 4.2.3 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
|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4.3.1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
| 4.3.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5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 |
| 5.1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1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
| 5.1.2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3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
| 5.2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2.1 “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
| 5.2.2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3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5.3.1 重点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 |
| 5.3.2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6 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 |
| 6.1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
| 6.1.2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2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
| 6.2.1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6.2.2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
| 6.2.3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3 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 6.3.1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 |
| 6.3.2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
| 7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
| 7.1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
| 7.1.1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
| 7.1.2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
| 7.1.3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
| 7.1.4 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
| 7.2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
| 7.2.1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
| 7.2.2 “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
| 7.3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7.3.1 完善党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领导 |
| 7.3.2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
| 7.4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7.4.1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
| 7.4.2 “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 |
| 7.4.3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 |
| 7.5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7.5.1 妥善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
| 7.5.2 培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 |
| 7.5.3 加快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
| 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 |
| 8.1.1 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 |
| 8.1.2 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 |
| 8.1.3 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 |
| 8.1.4 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
| 8.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意义 |
| 8.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8.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 |
| 一、当代文学史概念中的“十七年”和“新时期” |
| 二、“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从拨乱反正到思想解放 |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重建 |
| 第二章 承续“十七年”:“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 |
|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歌颂与暴露” |
| 第二节 旧文新生与艺术民主 |
| 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恢复:精神或方法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 |
| 第二节 接续,还是断裂:精神或方法 |
| 第四章 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禁忌与许可 |
| 第一节 题材和人物: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
| 第二节 禁忌与许可:来自文学内部的对话 |
| 结语:“前三年”与一个新的开始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5）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选题创新性分析 |
| 五、写作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的理论内涵及双向互动逻辑 |
| 第一节 执政方略与执政方略定位 |
| 一、执政方略 |
| 二、执政方略定位 |
| 第二节 大国博弈 |
| 一、大国与大国博弈的概念 |
| 二、大国博弈的内涵 |
| 三、“二战”后大国博弈格局的基本态势及历史分期 |
| 第三节 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 |
| 一、政治系统分析框架中的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 |
| 二、大国博弈深刻影响执政方略定位 |
| 三、执政方略定位重塑大国博弈格局 |
| 四、在大国博弈中调整执政方略定位是各国的通行做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互动的历史分析 |
| 第一节 两极格局演变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 （1949-1991 年） |
| 一、两极格局演变期的大国博弈特征 |
| 二、冷战思维给中国共产党执政造成的压力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积极探索，取得突破 |
| 第二节 新旧格局转换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 （1991-2001 年） |
| 一、新旧格局转换期的大国博弈特征 |
| 二、新旧格局转变给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契机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韬光养晦，稳步转变 |
| 第三节 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2001 年至今） |
| 一、全球秩序重构期的大国博弈特征 |
| 二、全球化进程给中国共产党执政创造的机遇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抓住机遇，主动作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互动的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 |
| 一、政治摩擦 |
| 二、利益冲突 |
| 三、军事较量 |
| 四、文化渗透 |
| 五、制度竞争 |
| 第二节 大国博弈要素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 |
| 一、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 |
| 二、要素集合形成的冲击 |
| 三、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 |
| 四、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 |
| 第三节 大国博弈要素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的行为选择 |
| 一、趋利避害：在正负取舍中找准发展契机 |
| 二、独立自主：在多方牵制中保持自立能力 |
| 三、争取支持：在复杂博弈中加强广泛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在大国博弈中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思路 |
| 第一节 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 |
| 一、执政目标的制定必须紧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 二、执政思维的转变必须体现政党现代化趋势 |
| 三、执政布局的调整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 |
| 第二节 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 |
| 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格局未根本改变 |
| 二、大国博弈关系错综复杂 |
| 三、周边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继续增加 |
| 第三节 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 |
|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成就与存在问题 |
| 二、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根本改变 |
| 三、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未根本改变 |
| 四、中国的博弈能力在稳步提升 |
| 第四节 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 |
| 一、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 |
| 二、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 |
| 三、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 |
| 四、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早期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反日斗争 |
| 2.1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东北概况 |
| 2.1.1 攫取“政治保障” |
| 2.1.2 控制经济命脉 |
| 2.1.3 进行军事侵略 |
| 2.1.4 推行奴化教育 |
| 2.2 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 |
| 2.2.1 “五四”运动在东北的开展 |
| 2.2.2 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 |
| 2.2.3 东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 |
| 2.3 早期东北党组织开展的反日斗争 |
| 2.3.1 声援“五卅”运动 |
| 2.3.2 响应郭松龄倒戈反奉 |
| 2.3.3 组织反日剥削大罢工 |
| 2.3.4 领导临江拒日设领斗争 |
| 第3章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及发展 |
| 3.1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 |
| 3.1.1 满洲省委建立的必然性 |
| 3.1.2 满洲省委建立的过程 |
| 3.1.3 满洲省委建立的意义 |
| 3.2 满洲省委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
| 3.2.1 造成满洲省委发展曲折的原因 |
| 3.2.2 历届满洲省委的更迭 |
| 第4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斗争 |
| 4.1 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参与和领导的反日斗争 |
| 4.1.1 积极参与群众反日护路斗争 |
| 4.1.2 以中东路事件为契机组织反日斗争 |
| 4.1.3 领导“一一九”反日护路斗争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集会 |
| 4.1.4 侦察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
| 4.2 九一八事变与满洲省委首倡抗日 |
| 4.2.1 九一八事变爆发 |
| 4.2.2 满洲省委首倡抗日 |
| 4.3 满洲省委组织东北抗日斗争 |
| 4.3.1 发动群众掀起抗日爱国热潮 |
| 4.3.2 引导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
| 4.3.3 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
| 4.3.4 争取伪军反正抗日 |
| 4.4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呈现的新特征 |
| 4.4.1 具有鲜明的民族革命性质 |
| 4.4.2 直接地武装反抗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
| 4.4.3 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 |
| 4.4.4 抗日游击队建立后日益成为核心力量 |
| 4.5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存在的不足 |
| 4.5.1 群众参与带有自发性 |
| 4.5.2 抗日队伍内部缺乏高度的统一性 |
| 4.5.3 没有广泛运用游击战术 |
| 4.5.4 党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 |
| 第5章 贯彻抗日统一战线与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
| 5.1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及发展 |
| 5.1.1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
| 5.1.2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发展 |
| 5.1.3 满洲省委积极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方针 |
| 5.2 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敌 |
| 5.2.1 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 |
| 5.2.2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
| 5.2.3 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敌 |
| 5.2.4 多次粉碎日伪“讨伐” |
| 5.3 适应抗日发展形势需要创建游击根据地 |
| 5.3.1 创建游击区根据地策略的制定 |
| 5.3.2 游击区根据地的形成与变迁 |
| 5.3.3 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
| 5.4 广泛发动爱国民众开展反日斗争 |
| 5.4.1 团结城乡各阶层民众 |
| 5.4.2 联合少数民族群众 |
| 5.4.3 争取文艺界进步人士 |
| 5.4.4 加强伪军士兵工作 |
| 第6章 中共满洲省委的改组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
| 6.1 满洲省委的撤销与改组 |
| 6.1.1 满洲省委撤销的原因 |
| 6.1.2 满洲省委撤销的经过 |
| 6.1.3 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的建立 |
| 6.2 满洲省委的改组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
| 6.2.1 积极影响 |
| 6.2.2 消极影响 |
| 6.3 满洲省委接续组织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
| 6.3.1 主动出击配合全国抗战 |
| 6.3.2 克服困难坚持领导抗战 |
| 6.3.3 参加战略反攻光复东北 |
| 第7章 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评价 |
| 7.1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经验 |
| 7.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核心保障 |
| 7.1.2 抗日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
| 7.1.3 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反抗侵略的主要形式 |
| 7.1.4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革命斗争的基本准则 |
| 7.2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 |
| 7.2.1 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
| 7.2.2 延缓了日军全面侵华的步伐 |
| 7.2.3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
| 7.3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
| 7.3.1 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
| 7.3.2 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
| 7.3.3 映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
| 7.3.4 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06)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D]. 王一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3]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4]董必武年谱（1886-1975）[J]. 哈经雄,胡传章. 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S1)
- [5]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6]贾平凹文学年谱(上)[J]. 郜元宝. 东吴学术, 2016(03)
- [7]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三)[J]. 布赛尔.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8(Z1)
- [8]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9]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D]. 王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D]. 张宽.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