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熊彼得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丁明春[1]（2020）在《程序民主研究 ——熊彼特、达尔、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比较分析》文中指出在当今时代,民主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府形式,对民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然而,传统的民主理论普遍侧重于从宏观价值的角度阐释民主的内涵及意义,尤其关注掌握权力的主体是多数还是少数,却对民主统治的程序过程重视不够。程序民主本质上属于经验民主的范畴,它关注民主的实现过程与运行机制,重视对民主过程的描述性分析,将民主视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规则与机制,以促进民主价值、理念、目标等实体内容得到实现。同时,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通过民主程序所作的决定及其产生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最符合正义要求的,但现代民主政治依然被大多数热忱的民主主义者视为实现民主价值以及理想目标的有效途径与方式。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主理论家倾向于从程序的角度阐释和理解民主,程序民主逐渐成为民主问题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分别作为当代西方三大主要民主流派——精英民主、多元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核心代表人物,他们都特别强调程序民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致力于摆脱传统民主理论所遗存的价值纷争,试图以一种相对中立的程序化的方式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在阐释程序民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对熊彼特的精英主义程序民主观、达尔的多元主义程序民主观以及哈贝马斯的商议性程序民主观进行评述分析,系统论述三种不同的程序民主观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核心内涵、形式特征以及实践条件等内容,进而对三种程序民主观进行深层次比较分析,以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主要的异同之处,并对程序民主的未来发展进行初步的思考。熊彼特精英主义程序民主观的核心在于竞争性政治选举。熊彼特认为,18世纪的古典民主学说所预设的“共同幸福”及“人民意志”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所谓“人民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理论的虚构。在熊彼特看来,人民的任务主要是选举政府而不是直接进行统治,民主政治最终只能是少数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也就是说,民主只是遴选政治精英的程序设计与制度安排,它只是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目的的途径或方式。一旦选举程序结束,普通民众便自行退出政治舞台,由被选举出来的职业政治家承担具体政治事务管理以及公共决策的责任。在熊彼特那里,民主选举过程本质上是竞争政治权力的过程,政治精英通过竞争选民的选票获得政治领导职位进而掌握政治权力,并以此维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因此,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民主价值纠缠不清的争论,使得民主更加贴近现实的政治生活,从而更加具备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达尔多元主义程序民主观的核心在于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在达尔看来,多元主义民主建立在多元共享的权力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以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为载体,并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多重少数人统治的过程。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通过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博弈,构成了表达民意、保障民权以及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达尔认为,理想的程序民主具体体现为一系列民主程序标准和条件,包括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权,其程序民主理论的主旨在于围绕这些程序标准与条件构建一种具备现实基础的理想的程序民主制度。同时,达尔强调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的关键性构成要素,民主体制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利体制,从而使政治平等成为了程序民主重要的价值导向。由此,达尔的程序民主包含了自由、平等权利等实质性民主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统一。哈贝马斯商议性程序民主观的核心在于理性协商与交往预设的制度化。与熊彼特和达尔不同,哈贝马斯在汲取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通过理想的商谈与决策程序将二者融合起来构建了一种程序主义的规范民主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关键环节,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共协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想的商谈环境为理性交往奠定了基础,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话语沟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商谈,从而为公民意见或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提供了支撑与保障。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双轨制的商议民主结构,既包括建制化商谈程序所主导的宪政民主政治,也包括非正式地发生于公共领域之中公民意见或公共舆论形成过程的商议政治,这一民主模式将商谈、对话、自我理解的话语及正义的话语交织在一起,为达成公正合理的结果奠定了基础。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思想均体现了民主程序与实质相对分离、民主现实与理想相互依存,以及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并重的理论特质和实践逻辑。尽管如此,由于受到特定文化背景、所属民主流派思想观念以及各自生活阅历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对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民主运转的核心过程、民主互动的理性基础、公民参与的层次范围以及民主共识的达成途径等方面的理解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之处。具体来讲,关于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熊彼特和达尔倾向于坚持“以投票为中心”的竞争性选举,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其实就是选举政治,民主政治运行中的选举程序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达尔强调在合理保障公民平等投票权的基础上,促进政府决策间接地体现选民的意志和利益;哈贝马斯则认为,投票选举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民主是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方式实现的,“以对话为中心”才能体现民主实现形式的真意。关于民主运转的核心过程,熊彼特和达尔偏向于自由主义对民主过程的理解,认为民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妥协过程,主要是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特定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达尔还特别强调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妥协,以弥补个体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不足;而哈贝马斯更倾向于强调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商谈的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充分的理性商谈与审慎互动,在合理保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有效维护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关于民主互动的理性基础,熊彼特和达尔侧重于强调个体理性,以追求和实现最大化的个体利益;在此基础上,达尔主张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实现和维护个体公民的利益;而哈贝马斯更加强调公共理性的作用,致力于通过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决策方案。关于公民参与的层次范围,熊彼特强调公民参与仅限于投票选举政治领导人,具体的政治事务交给经由选举程序遴选出来的政治精英负责;达尔强调公民参与不应局限于选举政治领导人,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力;哈贝马斯认为,商议民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与理性商谈的基础之上,公共协商通过公民参与来维持运转,积极、普遍的公民参与是实现民主政治稳定运转的必要条件。关于民主共识的达成途径,熊彼特与达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偏好聚合,通过竞争性选举、投票等方式将个体偏好和利益聚集起来,以多数人的共识代替民主共识;同时,达尔主张个体公民通过加入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以实现更加有效的利益或偏好聚合;而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通过转换偏好的方式获得共同的善,并认为普通公民在商谈与对话的基础上适时改变个体偏好更有利于培养独立人格以及达成民主共识。综上所言,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思想分别代表了当代西方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以及协商民主理论对于程序民主问题的理解与思考。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程序民主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危机与困境。因此,在推进程序民主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促进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融合,防止陷入程序至上主义的困境,还应当加强民主程序建设,构建完善的程序控权机制,以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王彦伟[2]（2013）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近代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按照历史的脉络对其作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全面展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传播为基础，对“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今中国”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回答。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有：截止到二战爆发前夕，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阶段，从欧洲大革命结束到19世纪80年代费边主义产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从费边主义产生到二战爆发是其最终形成阶段。二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主要包括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思潮、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英国费边主义、法国可能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国麦克唐纳社会主义、瑞典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等；其中，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到维新变法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乃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和欧美；其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当时日本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已经严重地社会民主主义化了，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也都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后，来自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但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和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和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则是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主要对近代中国的四个政治派别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及其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民国成立前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打着“三无主义”的旗号，贩卖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亢虎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主张，其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美国；在两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出了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张东荪与张君劢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开始就饱含社会民主主义因素；从1934年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到1947年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的十几年间，两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更加青睐，各自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堪称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从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来看，两党算得上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孙中山越来越越倾向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没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孙中山外，马君武、朱执信、叶夏生、钱智修、邓实、宋教仁、冯自由、林云陔、胡汉民、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大都脱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内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便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二战后，尤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民主主义换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整个冷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的意识形态总称，在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经济政策、社会事务、国际政策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苏东剧变时期开始，社会党国际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步以“社会民主主义”替换了“民主社会主义”；然而，苏东剧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二战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变化。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序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统天下，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既有敌视与对立的一面，也有友好与接触的一面；其中前者是主流，而后者是支流。中苏论战时期，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加速了我们党“左”倾思想路线的滋长，并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过，反对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也给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重新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并保持友好往来；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逐渐受到热捧，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对瑞典模式的介绍和宣传，即所谓的“瑞典热”。苏东剧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出现了短暂曲折；因此，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逐步恢复，进入21世纪，两党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中共十七大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也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等其它各种主义或道路都是不能拯救旧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的两个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群众妥协，从而使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扎根、成长的土壤和环境；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所依托的阶级力量弱小。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但民主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不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我们决不能全盘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推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还应当积极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程文[3]（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张晓琴[4]（2018）在《顾准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历经40个春秋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重温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我们也不能不回眸最早研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顾准、孙冶方等理论先驱的探索足迹。作为新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的顾准的理论贡献,更具有开拓性。新中国历经的磨难和顾准本人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挫折,对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显现的弊端和矛盾进行深刻思考,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顾准冲破计划经济教条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由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的观点,因而成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凯恩斯在其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章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认为自己不被知识分子左右的普通人,常常沦为一些三流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狂人,将自己的意志充满了空间,他们的疯狂,正是借用无耻文人几年前的陈词滥调来彰显。我相信,相比于潜移默化的思想侵蚀,既得利益的权力被过度夸大了。……或迟或晚,对我们更加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本文梳理了顾准经济思想的四大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思想、列宁的混合经济思想、斯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及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理论溯源的基础上,研究了顾准经济思想的五大组成部分:顾准市场经济思想;顾准价格思想;顾准“糊口经济”思想;顾准“强国梦”思想及顾准现代化思想。顾准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他受难时期,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可以说顾准是“因罹难而思想”。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坎坷经历,也映射到他的全部经济思想体系之中。顾准经济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二补充”。所谓“一体”是指顾准市场经济思想;所谓“两翼”是指顾准“强国梦”思想及顾准现代化思想;所谓“二补充”是指顾准价格思想及顾准“糊口经济”思想。顾准市场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中。在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的1957年,顾准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指出要市场化改革,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经济生产与经济流通,最终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核算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及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三个方面。顾准价格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问题内部讨论会资料”之中。1963-1964年,薛暮桥陆续发表了三篇价格论文,其价格理论实际上是沿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走的,是成本价格理论,或者是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在讨论薛暮桥（余霖）三篇文章的会议上,顾准撰写了关于价格问题的发言稿——《和余霖同志商榷价格政策中的几个问题》,再次阐明“需求因素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的观点,并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价格制定基准。顾准“把需求看作价格决定的主要原因”,从而进一步研究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顾准经过对价格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价格不光取决于成本、供给,而且决定于需求。既然价格既与供给有关,也有需求的因素,也就与市场的波动和变化有关。这是顾准在价格问题研究上的独特之处。顾准“糊口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商城日记》中的记述。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共十个月,顾准同中国科学院的下放干部队伍一起在河南信阳的商城县进行劳动锻炼。《商城日记》详细记录了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期间顾准在商城劳动改造的所见所闻。此时间段正值我国1959-1961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院张曙光指出,对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形态,顾准提出的“糊口经济”,切中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本质和要害。不仅生动具体,惟妙惟肖,而且入木三分。顾准“强国梦”思想,主要体现在顾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尽管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中点明,“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但是,在顾准日记及其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在“文革”期间,顾准也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顾准“强国梦”思想主要体现在文革期间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中国世界中心”梦及坚信“天命中国雄飞世界”的梦想。顾准现代化思想,是他与胞弟陈敏之讨论“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后应该怎样的问题的延续与深入。顾准自觉把现代化置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的意识,使顾准超越了意识形态,用“现代化”一词来论述、研究近现代中国、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准所谓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二位一体的,顾准是抱着现代化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地研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是一种现代化方式”（顾准,1971）,他提出,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五十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中国选择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顾准现代化思想也包含了“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的思想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思想。最后,本文探讨了顾准及其经济思想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顾准是新中国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第一人;顾准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顾准经济思想极大丰富了“文革”时代经济思想史内容。顾准经济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及建立具有深远影响。社会主义经济从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历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解答“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必然逻辑。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不搞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这个出路实际上就是走市场经济之路——它是中国通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顾准的经济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研究环境的局限性及认知判断的局限性。
赵云姣[5]（2015）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适用范围研究 ——以中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西方（西北欧）国家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但是这种思潮以及以其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社会党很快就在历史浪潮中销声匿迹,中国人民选择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从社会民主主义传入中国起直至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思潮在中国并没有掀起较大的波澜,也没有对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逐渐影响到我国,面对这一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我们有必要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加以分析,搞清楚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坚持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根基。社会民主主义在西北欧国家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这些国家的国情密不可分,正如熊彼特所言:“她（瑞典）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之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不是由于原则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由于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她特殊均衡的社会结构。其他民族试图抄袭瑞典的榜样是十分荒谬的,要抄袭她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请来瑞典人,让他们执掌政权。”①这就是说,同一种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情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在西北欧国家取得成功,就在于它拥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它能够与这些国家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在我国却不具备能够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实际国情,也不具备特定的历史条件,这自然使得社会民主主义缺乏生存、立足的土壤。那么,究竟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存在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困境（条件的不具备）,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又有怎样的发生发展路径,从而抵制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同时也需要我们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分析。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产生,首先源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正视工人阶级的存在,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并且马克思主义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而广泛传播,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逐步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产生了第一批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从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了一个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力量,深刻的改变了欧洲资本主义的面貌。其次,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欧洲资产阶级能够在满足自身利益获取的前提下,拿出一部分利益给予工人阶级,从而将统治策略由单纯镇压转变为软硬兼施,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信念,使得工人阶级逐步的认同了资本主义体制而不再主张推翻这一体制。再次,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修正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放弃了革命的手段而主张议会斗争,造成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与对峙。最后,欧洲国家深厚的基督教伦理传统、妥协与合作的群体性格、社会公共生活的平等本质以及频繁战乱对人民和平理念的影响都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之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各国进行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的实践,从而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扩散到全世界,对全球工人运动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然而对于旧中国来说,在经济上,没有出现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反而是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程,中国从一个完全性质的封建国家转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摆脱依附地位,缺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实力。在政治上,面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年的统治,这期间没有议会民主制出现的可能性;封建势力极其强大,工人阶级力量十分弱小,两者之间没有妥协与合作的可能性;推翻封建帝制之后,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实行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但实质上仍旧是一党专制,迫使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活动;抗战胜利之后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宪政曙光昙花一现,便在国共两党的炮火中被粉碎。在文化上,中国所面对的是封建专制文化伦理长达两千年的浸染,从而造就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平均主义”的民族特性;加之近代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迫使中国人民只有采取暴力革命这唯一的途径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形成了对“枪杆子”的信奉;由于长期封建统治的使然,导致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森严等级十分明显,这非常不利于协商与妥协的诞生。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运行模式,私有制完全被消灭;改革开放后,尽管允许私有制的存在与发展,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仍旧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且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是以出口为主,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显示出目前我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部分,全球竞争力不足,而社会民主主义得以成功实践的国家都处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部分,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建国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党体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并且我国的工会组织能够对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加以有效的代表和维护,这也就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的政治空间。再者,面对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无论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并且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因此而言,不论是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还是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而言,我国都没有实践社会民主主义的可能,我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宋芹[6]（2016）在《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约瑟夫·熊彼特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精英民主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其精英民主理论的形成不仅根植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即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大众民主的观念与要求,而且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主要有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以及马克斯·韦伯的“官僚民主”。熊彼特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古典民主理论的两大支柱——“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并对它们做出了深刻的且富有影响力的批判。当然,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熊彼特正是在彻底批判、摧毁了古典民主理论两大支柱的基础上才建构起了自己的民主理论体系,即精英民主理论。他从程序方法的角度来界定民主,认为民主是选民投票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方法,同时,也是政治家竞取选民手中的选票并获得政治领导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民主所体现的的重要特征就是程序性和竞争性。为了保证这种程序民主能够成功运行,熊彼特将目光聚焦在民主制运行的文化条件,即足够优秀的政治阶层、政治决定的范围有限、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民主自制能力的提高。熊彼特认为程序民主必然导致精英统治,且由于大众政治参与的“原始人”理论,精英统治或称政治家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并以此得出精英民主的本质是政治家的统治。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将民主的功能由“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替换为“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人民的作用就是产生政府,这种角色转变使他的民主思想适应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客观需求。他将民主政治视为政治家们通过竞争的途径来获得政治领导权的过程,并强调政治精英在社会中的作用,认为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一项职业,政治权力应该交给那些掌握专业技能、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人来行使,实行精英治国。虽然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也有一些理论缺陷,但是其思想的地位和理论价值仍是不可磨灭的,它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林毅[7]（2011）在《批判与超越——精英民主理论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精英民主理论作为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基于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视角,旨在解释和重构西方民主体系,形成不同于古典民主的民主观及其注重实证研究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精英民主理论在打破单一的传统自由主义垄断话语霸权的局面,朝向以自由主义为主体,多元化民主理论并存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20世纪民主主义者寻求民主的实现路径产生过重大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某种规律性。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可以将精英民主理论的演变视为整个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体系变迁的一个缩影。尽管精英民主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然而由于受到其自身特质的影响和一些现实政治原因的限制,在以往国内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中,关于精英民主的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评价也多有偏颇失实之处。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试图在系统梳理西方精英民主理论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规律,概述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其竞争性民主理论、精英政治及寡头铁律等核心观点,同时通过分析精英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之间的关系,将精英民主理论纳入整个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变革的视野中予以评析。对于中国的民主问题研究者而言,精英民主理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一个民主理论的分析视角,当然,也不应忽视由其阶级立场和立论初衷所决定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双重缺陷。本文拟通过客观、全面地评价其价值和分析其局限性,并以此为切入点超越精英民主理论构建的话语平台,对如何理解和阐释民主作出新的解答。
绛枫[8]（1962）在《熊彼得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简介》文中研究说明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作者约瑟夫,即罗斯·熊彼得,188（?）年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今捷克境）的特利希,幼年就学于维也纳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
孙喜香[9]（2018）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①我们要坚持批判的态度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思潮,对其进行研究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和建设性,又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观,我们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批判性的思考和借鉴其合理之处,使之助力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围绕如何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这一总问题展开的,在对这个总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必然要对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历史主体问题进行思考。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只有那些认同和追求平等自由,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并对资本主义秩序展开批判的公民才能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论文将这种具有社会正义感的历史主体界定为民主批判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观就是围绕民主批判公民教育展开的。本文主要围绕民主批判公民及其教育观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左翼社会思潮。百余年来,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怒和对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妇女、酷儿、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等）的同情,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彻底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先验固定的历史图式,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人们对自由、平等和团结等价值理想的追求过程。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将自由、平等和团结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互相制约并且相辅相成。自由意味着个人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实现,自由是其价值体系的起点,平等是自由的前提,团结是实现平等自由的条件。简而言之,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社会是在团结互助基础上形成的每个人享有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民主批判公民是在资本主义民主框架下追求社会正义的公民。社会正义感（认同和追求平等自由）、团结互助精神、民主信念和社会批判能力是民主批判公民的核心品质,上述品质只能在人们积极参与民主批判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指的民主批判实践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框架下,通过集体力量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改良活动,包括工会运动、非政府组织运动和政党活动等多种类型,参与者在这种民主批判活动中接受教育。社会民主主义者非常重视工会运动和政党活动这两种活动的教育意义。民主批判实践一般包括建立工会和政党组织、确立民主批判目标、开展集体行动和产生广泛教育影响这四个基本环节。民主批判公民在民主批判实践中接受价值观、民主参与能力和批判能力教育。人们分别在工会运动和政党领导的政治实践中接受了团体正义感和社会正义感教育;在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过程中产生了民主自决意识;在组织工会和政党的实践中积累了团结组织的经验;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认识。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理论家、政治家和诸众在民主批判实践中对自己和他者产生了积极的教育影响,因此他们都是民主批判公民教育的主体。由于他们的价值观、理论修养和能力不同,他们在民主批判实践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教育作用不尽相同。诸众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具有经验性,其教育作用具体表现为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增强人们对不平等的敏感性、提供集体行动的组织经验和变革社会秩序的初级方案;理论家的教育作用主要是提高人们对平等自由的合法性、民主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政治家的组织和领导将诸众和理论家联合在了一起,政治家的教育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社会包容并提高人们立足现实对社会开展变革的能力。民主批判公民教育观对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这其中既有启示,也有应对。从理论上讲,“民主批判公民”弥补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资格的不足,民主批判公民强调的社会正义感和积极参与民主等思想品质对促进社会正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民主实践教育丰富了公民教育方式。从实践上讲,民主批判公民思想对社会党（国际社会对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中左翼政党的统称）的公民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提倡的团结互助精神以及新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社会责任和民主参与精神等都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公民教育观的价值底色。民主批判公民教育强调培养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并主张在民主参与实践中培养公民的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体意识,上述教育理念对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原因,民主批判公民教育观仍存在内在理论局限和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民主批判公民资格夸大了公民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主变革能力。在民主实践教育过程中,民主批判公民教育思想忽视了公民的独立、竞争、勤奋和创新等劳动美德教育。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公民道德方面,应加强公民的敬业爱岗和创新等劳动美德,这也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当前应批判性审视社会民主主义公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来剪裁中国现实,应立足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现实,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结合起来,这也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工作亟需面对的时代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程晓辰[10]（2020）在《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文中提出政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力量,政党政治变化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显微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尘嚣日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右翼力量高歌猛进,而左翼力量则陷入到群体性迷失中。面对不利的发展形势,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程度的选择了向“右”转,社会民主党部分的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光谱上由左翼滑向了更温和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的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利的形势,一部分共产党选择解散党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完全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尽管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选择部分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进行革新,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传统左翼政党向“右”转并向温和化转型是二十世纪末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显著趋势,其实质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并使得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向“中间”移动,这给传统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政治身份认同模糊、阶级基础弱化、理论战略主张特色不足、组织力量碎片化加剧等,使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制度性、结构性、全面性危机中,持续衰退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混沌焦灼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都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公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激进抗议运动频繁爆发,政党政治发展持续变动。我们应当看到,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多重危机的“泥沼”,这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南欧国家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直接冲击的第一线,其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随着南欧地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快速崛起,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过去在左翼“一党独大”的状况已经难以复现,而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更加被边缘化的窘况。可以说,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是当前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最显著趋势。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其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和规律性总结,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向是多维度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温和到激进的流变。具体表现在:在政治组织力量上,持有激进立场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快速崛起,左翼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激变;在政治表达方式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通过频频爆发的激进抗议运动表达出来;在政治身份认同上,重新定义“左翼”、回到“左翼”已经成为南欧左翼政党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左翼民粹主义滥觞和列宁主义复归等都带来左翼政党指导思想的“极化”;在政治战略主张上,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疑欧主义等多股政治思潮的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同时,就某一政党或不同类型政党来说,其转向激进的程度又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和类型的差异,因而这里的激进转向核心讨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南欧左翼政党向“右”转、进行温和化改革,又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向“左”转、强调回到“左翼”和转向激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趋向。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厘凊激进转向的发生机理,找到引发这种转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在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反映。窥探“后危机”时代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与左翼政党的起伏波澜是相一致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也导致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并最终演化为一系列的激进抗议运动,使得南欧左翼运动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公民选择诉诸更加激进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其合法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以来被建制派精英垄断和阻塞不无关系,自由民主的选举制的制度运行已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而其存在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已经无法及时准确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这是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激烈变动的根本原因。当然,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对激进转向实质的分析。金融危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南欧左翼政党在多重危机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并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出现的政治乱象（如频繁大选、频繁组阁、频频陷入政治僵局等）让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日益感到厌倦,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感也陡增,并将选票投向政治身份定位更加清晰、理论战略主张特色更加鲜明以及更擅于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的新兴政党,带来南欧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大变动,这预示着南欧国家传统“准两党制”格局的崩解,也意味着西式民主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加剧了南欧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金融恐慌和对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严重不满是激进抗议运动频频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引发了普通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而在选举政治下政党迎合选民意向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左翼政党所作出的调整与变革不仅是由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对右翼力量联合攻击的策略应对。随着极右翼政党在南欧国家逐渐站位脚跟并日渐势大,以及中右翼与极右翼等右翼力量联合攻击趋势的增强,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这也迫切要求南欧左翼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变革,能够在“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下充分把握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推动左翼的复兴和发展。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左翼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左翼政党重回“左翼”、转向激进是新形势下左翼政党变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但回到“左翼”也并不完全是回到过去的“左翼”,而是对“左翼”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和厘凊,使左翼政党的“左翼”身份特征鲜明、特色突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也更好的推动左翼政党迈向持续向好发展的轨道上去。总体而言,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转向激进的研究是对其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规律性、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以南欧左翼政党为蓝本对金融危机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极化现象所进行的一个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当然,南欧的政治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党的发展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洞察南欧左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以期为促进中国与南欧国家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熊彼得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熊彼得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程序民主研究 ——熊彼特、达尔、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可能的创新及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程序民主基本理论阐释 |
| 一、程序民主的涵义 |
| (一)民主概念的基本含义 |
| (二)程序民主的概念内涵 |
| (三)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 |
| 二、西方程序民主观念起源与思想演进 |
| (一)古希腊时期程序民主观念的萌芽 |
| (二)近代以来程序民主思想的演进 |
| 三、程序民主的特征 |
| (一)程序民主的独立性 |
| (二)程序民主的过程性 |
| (三)程序民主的交涉性 |
| (四)程序民主的公开性 |
| (五)程序民主的公正性 |
| (六)程序民主的稳定性 |
| 第二章 熊彼特的精英主义程序民主观 |
|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的思想渊源 |
| 二、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
| (一)对“共同福利”与“人民意志”的证伪 |
| (二)对政治中人的本性的分析 |
| 三、作为一种“竞争政治领导权过程”的民主 |
| (一)民主的现实:民主政治是政治家的统治 |
| (二)民主的表征: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
| (三)民主的核心:竞争性的政治选举 |
| 四、民主价值与事实的相对分离 |
| (一)民主的价值与方法:从“人民主权”到“民主选举” |
| (二)民主的主体与形式:从“由谁统治”到“如何统治” |
| (三)民主的实质与程序:从“实质民主”到“程序民主” |
| 五、程序民主成功运行的条件 |
| (一)足够优秀的政治精英阶层 |
| (二)政治决策的有效范围相对有限 |
| (三)训练良好并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官僚队伍 |
| (四)较强的民主自控能力 |
| 第三章 达尔的多元主义程序民主观 |
| 一、达尔多元民主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二、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批判与继承 |
| (一)对“麦迪逊式民主”的批判 |
| (二)对“平民主义民主”的超越 |
| (三)对“精英主义民主”的扬弃 |
| 三、作为一种“多重少数人统治过程”的民主 |
| (一)民主的基础:多元共享的权力观 |
| (二)民主的载体: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 |
| (三)民主的核心: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
| (四)民主的逻辑:以社会制约权力 |
| 四、理想的程序民主及其衡量标准 |
| (一)程序民主的假设与前提 |
| (二)民主程序的标准与条件 |
| (三)民主程序与实质的融合 |
| 五、现实的多头政体与程序民主 |
| (一)现实的多头政体 |
| (二)多头政体与民主程序 |
| 第四章 哈贝马斯的商议性程序民主观 |
| 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的理论基础 |
| 二、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超越 |
| (一)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民主争论 |
| (二)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观的超越 |
| 三、作为一种“公共协商过程”的民主 |
| (一)民主的基础:理想的商谈环境 |
| (二)民主的核心:商谈与交往预设的制度化 |
| (三)民主的理性: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
| 四、双轨制的商议民主结构 |
| (一)公共领域与商议性政治 |
| (二)非建制化商谈:形成公民意见的途径 |
| (三)建制化商谈:制定公共决策的方式 |
| 五、商议民主与法治国理想 |
| (一)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协调 |
| (二)基本权利的商谈论理解 |
| (三)商谈论与法治国原则的重构 |
| 第五章 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的比较 |
| 一、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的相似性 |
| (一)程序与实质相对分离的民主观 |
| (二)现实与理想相互依存的民主观 |
| (三)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并重的民主观 |
| 二、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的主要差别 |
| (一)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投票中心、平等投票与对话中心 |
| (二)民主运转的核心过程:利益妥协、团体竞争与公共商谈 |
| (三)民主互动的理性基础:个体理性、集体行动与公共理性 |
| (四)公民参与的层次范围:有限参与、扩大参与与普遍参与 |
| (五)民主共识的达成途径:利益聚集、偏好聚合与偏好转换 |
| 三、三种程序民主观比较的思考与评析 |
| (一)三种程序民主观相互关系的思考 |
| (二)三种程序民主观的理论贡献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的写作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上篇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
| 第一章 二战前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历史演变 |
| 第二节 主要思想来源 |
| 第三节 主要流派 |
|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传播和影响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 |
| 第二节 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传入 |
| 第三节 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影响 |
|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各政治派别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 |
| 下篇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影响 |
| 第四章 二战后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 |
|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 |
| 第三节 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归”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前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新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敌视与对立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关系的主旋律 |
| 第二节 友好与接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关系的小插曲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的双重结果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影响的重新出现 |
| 第二节 苏东剧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第四节 进入 21 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结语 历史客观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 |
|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代中国国情 |
| 第三节 借鉴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顾准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顾准著作的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顾准人物及其思想的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顾准经济思想的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顾准的探索历程 |
| 第一节 顾准的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顾准的探索研究 |
| 第三节 顾准的哲学观及方法论 |
| 一、顾准的哲学观 |
| 二、顾准的方法论 |
| 第三章 顾准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商品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肌体发展规律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
| 第二节 列宁的混合经济思想 |
|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转变 |
| 二、列宁混合经济思想中市场机制调节的中介作用 |
| 第三节 斯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
| 一、斯大林商品经济思想的两个阶段 |
| 二、斯大林计划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 |
| 一、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
| 二、熊彼特的经济思想 |
| 第四章 顾准市场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顾准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
| 二、中国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 |
| 三、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 |
| 四、从价值规律到“市场取向” |
| 第二节 顾准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存在的原因 |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核算的重要性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
| 第三节 顾准与孙冶方的市场经济思想比较 |
| 一、顾准对孙冶方的启发 |
| 二、孙冶方的市场经济思想 |
| 三、顾准与孙冶方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异同 |
| 第五章 顾准价格思想 |
| 第一节 需求因素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 |
| 一、消费品价格与需求因素 |
| 二、生产资料价格与需求因素 |
| 第二节 计划价格的合理基准 |
| 一、计划价格的制定 |
| 二、资金利润率定价原则 |
| 三、资金税制度 |
| 四、关于工农产品比价 |
| 第三节 粮食价格问题 |
| 一、粮食价格问题提出的背景 |
| 二、维持“粮价不动”的观点 |
| 三、关于“粮价调高”的思想 |
| 四、关于“粮价不动”与“粮价调高”方案的比较 |
| 第六章 顾准“糊口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糊口经济”的思想内涵 |
| 一、“糊口经济”的概念阐释 |
| 二、“糊口经济”的思想内涵 |
| 第二节 顾准“糊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糊口经济”中的工农业状况 |
| 二、“糊口经济”的生产关系 |
| 三、“糊口经济”的生产目的 |
| 四、“糊口经济”中的人口规律 |
| 五、改变“糊口经济”现状的办法 |
| 第七章 顾准“强国梦”思想 |
| 第一节 顾准在“文革”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 |
| 一、经济发展速度 |
| 二、经济发展与新技术 |
| 第二节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 |
| 一、南斯拉夫经济体制 |
| 二、苏联经济体制 |
| 第三节 顾准“强国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顾准“强国梦”思想的基础 |
| 二、“中国世界中心”梦 |
| 三、“天命中国雄飞世界”的梦想 |
| 第八章 顾准现代化思想 |
| 第一节 顾准对“现代化”的评述 |
| 一、现代化的概念 |
| 二、顾准对“现代化”的评述 |
| 第二节 关于资本主义产生问题 |
| 一、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
| 二、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产生 |
| 第三节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问题” |
| 一、内部制度变迁 |
| 二、外部竞争压力 |
| 三、“更广泛”的现代化思想 |
| 第四节 顾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
| 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思想 |
| 第九章 顾准及顾准经济思想评价 |
| 第一节 对顾准的评价 |
| 一、新中国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第一人 |
| 二、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 |
| 三、极大丰富了“文革”时代经济思想史的内容 |
| 第二节 对顾准经济思想的评价 |
| 一、顾准市场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
| 二、顾准价格思想与中国价格改革 |
| 三、顾准“糊口经济”思想的启发 |
| 四、顾准“强国梦”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五、顾准现代化思想与当代中国现代化 |
| 第三节 顾准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一、顾准的“预言” |
| 二、顾准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顾准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
| 一、时代的局限性 |
| 二、研究环境的局限性 |
| 三、认知判断的局限性 |
| 第十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适用范围研究 ——以中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选题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 |
| 一、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持续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广泛传播 |
| 三、欧洲各国第一批工人阶级政党的普遍建立 |
| 第二节 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 |
| 一、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
| 二、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 |
| 三、欧洲国家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认同 |
| 第三节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及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
| 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 |
| 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 三、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与对峙 |
| 第四节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北欧国家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 |
| 一、底蕴深厚的基督教伦理传统 |
| 二、妥协与合作的群体性格 |
| 三、社会公共生活的平等本质 |
| 四、频繁战乱对人民和平理念的影响 |
|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百年来的实践及影响 |
| 第一节 议会斗争的成就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 |
| 一、两次大战之间主要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参政执政实践 |
| 二、战后以来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参政执政实践 |
| 三、21世纪初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混合经济思想产生及国有化实践 |
| 一、欧洲主要国家社会民主党混合经济思想的出现 |
| 二、战后主要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建设实践 |
| 第三节 福利国家的建立及社会民主的发展 |
| 一、英国工党的福利国家建设与发展 |
|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建设与发展 |
|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建设与发展 |
| 第四节 对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积极推动 |
| 一、维护欧洲与世界和平 |
|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南北对话与合作 |
| 三、主张对世界环境的保护 |
| 第五节 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展 |
| 第三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尝试的失败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 |
| 一、小农经济长期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 |
| 二、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抑制 |
|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立性不足 |
| 第三节 政治条件 |
| 一、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 |
| 二、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强大与工人阶级势力的弱小 |
| 三、国民党政权在城市的势力垄断 |
| 四、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选择 |
| 五、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势力的失败 |
| 第四节 文化背景 |
| 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影响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族性格 |
| 三、枪杆子文化信仰 |
| 四、社会公共生活的森严等级 |
| 第四章 新中国的历史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
|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 |
|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
| 二、改革开放后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由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一、建国后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当前转型期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 |
| 四、国际竞争力与驱动模式视角下中国尚处于世界体系外围 |
| 第三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满足了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需求 |
| 二、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形成 |
|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的建立及其优越性 |
| 四、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 |
| 五、中国工会组织对工人利益的代表与维护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发展 |
| 四、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的提出 |
| 五、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全文表目录 |
| 后记 |
（6）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1. 选题缘由 |
| 2.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
| (三) 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 主要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的重点、难点 |
|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建构背景 |
| (一) 熊彼特的生平及著述 |
| 1. 生平简介 |
| 2. 著述 |
| (二) 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1.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
| 2. 大众民主的观念与要求 |
| (三) 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理论来源 |
| 1. 早期的精英理论 |
| 2. 对韦伯官僚民主制的继承 |
| 二、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 |
| (一) 熊彼特对“共同福利”的批判 |
| (二) 熊彼特对“人民意志”的批判 |
| (三) 古典民主理论存在的原因 |
| 三、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构建 |
| (一) 精英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和制度安排 |
| 1. 精英民主是竞争式选举领导人的方法 |
| 2. 精英民主是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 |
| 3. 竞争政治领导权的规则和程序 |
| (二) 精英民主成功运行的条件 |
| 1. 足够优秀的政治阶层 |
| 2. 政治决定的范围有限 |
| 3. 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 |
| 4. 民主自制能力的提高 |
| (三) 精英民主的本质是政治家的统治 |
| 1. 程序民主必然导致精英统治 |
| 2. 大众政治参与的“原始人”理论 |
| 3. 精英与大众的民主制衡 |
| 四、对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评析 |
| (一) 精英民主理论的贡献 |
| 1. 对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影响 |
| 2. 精英民主理论的理论价值 |
| 3. 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
| (二) 精英民主理论的局限性 |
| 1. 对人民大众参政能力的质疑 |
| 2. 熊彼特的民主定义存在问题 |
| 3. 对经验民主和价值民主的认识存在偏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批判与超越——精英民主理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研究缘起 |
| 2、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
| 理论价值 |
| 现实意义 |
| 3、国内外研究现状 |
| 4、创新空间及研究方法 |
| 研究方法 |
|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5、章节安排及内容简介 |
| 第一章 精英民主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精英民主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
| 第二节 精英民主理论兴起的历史背景 |
| 1.2.1 20 世纪初西方三种思潮的碰撞 |
| 1.2.2 大众政治的时代背景 |
| 1.2.3 对民主理论反思的压力 |
| 第三节 精英民主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及三种角色 |
| 1.3.1 自由民主的批评者——离经叛道的早期精英主义理论 |
| 1.3.2 精英民主的建构者——自立话语阶段的精英民主理论 |
| 1.3.3 西方民主现实的解释者——多元化的当代精英民主理论 |
| 第二章 精英民主理论核心问题 |
| 第一节 精英民主理论的核心要素 |
| 2.1.1 理论前提 |
| 2.1.2 寡头政治铁律 |
| 2.1.3 作为前提的民主政治及其支点 |
| 第二节 精英民主理论对传统西方民主理论的修正 |
| 2.2.1 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 |
| 2.2.2 对民主政治大众参与基础的解构 |
| 2.2.3 对政治现象的精英主义解读 |
| 第三章 对精英民主理论的批评及其回应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民主与精英民主理论 |
| 3.1.1 自由主义者的批评意见 |
| 3.1.2 自由主义民主与精英民主理论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多元主义对精英民主理论的批评 |
| 3.2.1 对精英民主理论核心要件的质疑 |
| 3.2.2 对精英民主理论观点的批评 |
| 3.2.3 其他批评意见 |
| 3.2.4 多元主义与精英民主理论的内在联系 |
| 第三节 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应 |
| 3.3.1 对竞争性民主理论的辩护 |
| 3.3.2 对实证研究科学性的辩护 |
| 第四章 对精英民主理论的再评价 |
| 第一节 修正对精英民主理论的误读 |
| 4.1.1 精英民主理论所谓“反民主本质”问题 |
| 4.1.2 精英民主理论与古典精英主义的分歧 |
| 4.1.3 精英民主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关系的辨析 |
| 第二节 精英民主理论演变规律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精英民主理论的价值与缺陷 |
| 4.3.1 精英民主理论的主要价值 |
| 4.3.2 精英民主理论的主要缺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理想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厘定 |
|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实践旨趣 |
| 二、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考察与学理区分 |
| 第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想的历史演进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谋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追求价值社会主义 |
| 三、20世纪末至当代:价值理想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 |
| 一、自由 |
| 二、平等 |
| 三、团结 |
| 第二章 价值理想的实现主体——民主批判公民 |
| 第一节 民主批判公民的提出 |
| 一、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需要培育新的历史主体 |
| 二、重新思考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历史主体 |
| 第二节 民主批判公民的界定 |
| 一、积极参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 |
| 二、改良资本主义的公民 |
| 三、追求社会正义的公民 |
| 第三节 民主批判公民的品质 |
| 一、社会正义感 |
| 二、团结互助精神 |
| 三、积极参与民主 |
| 四、社会批判能力 |
| 第三章 民主批判公民的教育形式——民主批判实践教育 |
| 第一节 民主批判实践教育的内涵和形式 |
| 一、资本主义民主框架下的社会批判实践 |
| 二、政党政治活动与工会运动相结合 |
| 第二节 民主批判实践教育的基本环节 |
| 一、建立工会和政党组织 |
| 二、提出民主批判的目标 |
| 三、开展集体行动 |
| 四、产生广泛教育影响 |
| 第四章 民主批判公民的价值观教育 |
| 第一节 重塑公民社会价值观的必要性 |
| 一、开展资本主义批判的价值前提 |
| 二、凝聚社会批判力量的思想基础 |
| 三、评判美好社会秩序的正义性标准 |
| 第二节 社会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一、团体正义感教育 |
| 二、社会正义感教育 |
| 第三节 民主批判能力教育 |
| 一、民主参与意识教育 |
| 二、团结组织能力教育 |
| 三、社会批判能力教育 |
| 第五章 民主批判公民教育的主体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主体观 |
| 一、参与者即教育主体 |
| 二、多元教育主体 |
| 第二节 民主批判公民的教育主体构成 |
| 一、从工人阶级到诸众 |
| 二、政治家和理论家 |
| 第三节 多元教育主体的教育作用 |
| 一、诸众的经验教育 |
| 二、理论家的学理表达和宣传 |
| 三、政治家的组织和领导 |
| 第六章 民主批判公民教育观评析 |
| 第一节 民主批判公民教育观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一、提出了新的公民资格理论 |
| 二、丰富了民主实践教育方法 |
| 三、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公民教育实践 |
| 第二节 民主批判公民教育观的理论局限和现实困境 |
| 一、夸大了“民主批判公民”的社会变革能力 |
| 二、重“政治品质”轻“生产劳动”美德 |
| 三、忽视公民社会组织和新社会运动对公民的教育 |
| 四、民主信念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日益受到冲击 |
| 第三节 民主批判公民教育观的理论得失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作用 |
| 二、加强民主教育 |
| 三、培育公民的生产劳动美德 |
| 四、培养公民的批判精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成果 |
| 致谢 |
（10）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的新变化 |
| 2.1 南欧左翼政党基本概况 |
| 2.1.1 南欧地区活跃的主要左翼政党 |
| 2.1.2 意识形态视域下南欧主要左翼政党子类型划分 |
| 2.2 选举向度下南欧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 |
| 2.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日渐势衰 |
| 2.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 |
| 2.2.3 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被边缘化 |
| 2.2.4 其它左翼小党发展举步维艰 |
| 2.3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
| 2.3.1 从稳定到动荡:激进左翼政党崛起后南欧左翼政治力量出现新格局 |
| 2.3.2 从温和到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后南欧左翼政治生态面临新变化 |
| 2.3.3 从另类到主流:激进抗议运动浪潮后南欧左翼政治发展呈现新趋势 |
| 第3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表现 |
| 3.1 政治表达方式转向激进:社会抗议运动高涨推动民意立场持续左转 |
| 3.1.1 激进抗议运动持续兴起 |
| 3.1.2 公民政治参与变动无序 |
| 3.1.3 民意支持立场持续左转 |
| 3.2 政治身份认同转向激进: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 |
| 3.2.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从边缘走向中心 |
| 3.2.2 主流左翼政党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
| 3.2.3 主流左翼政党的重塑政治身份标识 |
| 3.3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激进:传统理念回归带来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显著提升 |
| 3.3.1 西班牙共产党的“新列宁主义观” |
| 3.3.2 希腊共产党的“再激进化”变革 |
| 3.3.3 葡萄牙共产党的“斗争传统”回归 |
| 3.4 政治战略主张转向激进:多股政治思潮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 |
| 3.4.1 “民粹派”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解构 |
| 3.4.2 “反建制派”呼吁结束传统建制派精英统治 |
| 3.4.3 “疑欧派”提出对欧盟治理模式的强烈批判 |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根源探究 |
| 4.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理论奠基 |
| 4.1.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
| 4.1.2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激进民主理论探赜 |
| 4.1.3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生命政治话语建构 |
| 4.1.4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
| 4.2 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推波助澜 |
| 4.2.1 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
| 4.2.2 危机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愈加突出 |
| 4.2.3 危机促使左翼政党重拾信心希望 |
| 4.3 社会运动和思潮“左”转的直接回应 |
| 4.3.1 紧缩政策引发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
| 4.3.2 建制派精英垄断权力使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
| 4.3.3 激进抗议运动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
| 4.4 新媒体工具的话语垄断和技术控制 |
| 4.4.1 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政治传播方式变革 |
| 4.4.2 新媒体工具应用形成对舆情的直接引导 |
| 4.4.3 新媒体政治发展实现对选民的技术控制 |
| 第5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实质 |
| 5.1 西式民主衰退和神话破灭后的替代性救赎 |
| 5.1.1 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系统反映 |
| 5.1.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与破产 |
| 5.1.3 西式民主衰退及其信任危机 |
| 5.1.4 民粹主义霸权的重构与替代 |
| 5.2 民意向“左”的社会心理特征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 |
| 5.2.1 南欧社会深层撕裂与公民政治认同缺失 |
| 5.2.2 普通民众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 |
| 5.2.3 左翼政党迎合民意变化的必然选择 |
| 5.3 对右翼力量保守倾向的抗争与突围 |
| 5.3.1 南欧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 |
| 5.3.2 来自右翼保守力量的强势攻击 |
| 5.3.3 左翼政党对右翼的抗争与突围 |
| 第6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展望与启示 |
| 6.1 南欧左翼政党的“自我”和“他者”之鉴 |
| 6.1.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对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的分析与应对 |
| 6.1.2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1.3 共产主义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2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 |
| 6.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发展遇阻,经历调整还有复兴可能 |
| 6.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存在不足,持续勃兴面临现实挑战 |
| 6.2.3 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坚持革新仍可把握机遇 |
| 6.3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思想根基 |
| 6.3.2 把牢全媒体时代话语领导权,警惕错误思潮诱导 |
| 6.3.3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及时回应民意变化 |
| 6.3.4 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统计表 |
| 附录二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历次大选选举结果统计表 |
| 附录三 :常用党团名称缩略语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熊彼得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程序民主研究 ——熊彼特、达尔、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比较分析[D]. 丁明春. 吉林大学, 2020(08)
- [2]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D]. 王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顾准经济思想研究[D]. 张晓琴. 深圳大学, 2018(09)
- [5]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适用范围研究 ——以中国为例[D]. 赵云姣.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6]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研究[D]. 宋芹. 云南大学, 2016(02)
- [7]批判与超越——精英民主理论评析[D]. 林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8]熊彼得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简介[J]. 绛枫. 经济学动态, 1962(19)
- [9]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观研究[D]. 孙喜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10]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D]. 程晓辰.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