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洋鱼类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大海[1]（2014）在《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规模效率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我国海水养殖业布局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实施生态工程养殖战略，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然而，海水养殖业布局具有资源导向性、空间离散性和产业弱质性等农业布局的一般特性，从而使得海洋养殖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地域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养殖海域附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因此，如何运用现代生物学理论和生物与工程技术，协调好养殖生物与养殖环境的关系，最终实现海水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选题以海水养殖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规模经济、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起点的基础上，阐述近年来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态势，审视海水养殖业在生物资源养护、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产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根据四化同步的基本原则，探寻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逻辑机理，提出发展规模经济以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具体对策。现代海水养殖业是海水养殖业产业升级的具体方向，而发展规模经济是海水养殖业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然路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生态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是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依据。理论上，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模式主要包括工厂化养殖、海水网箱养殖、海水池塘养殖、浅海筏式养殖、浅海底播养殖。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涉及到环境、资源、市场、科技、投资、政策等诸多方面，其发展规模经济必须统筹安排、系统考虑、科学谋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巨大成就，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了海水养殖业在农业经济发展、改善膳食结构、增加渔民收入、技术进步、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骄人业绩，但同时我国海水养殖业在养殖环境、海洋生态灾害、产业结构、水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整个世界来看，海水养殖业已经成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优质蛋白质需求的重要途径。发达渔业国家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通行做法是：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海水养殖业整个流程；通过养殖技术的创新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加强政府监管提升养殖质量。这些做法为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指明了方向：积极推进水域滩涂规划和养殖规划制订工作；强化政府对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公共服务职能；整合科研资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技术支撑；有针对性地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长期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业积极开展规模经济的探索：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通过培育优良品种推进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不断完善、创新养殖模式，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防治病害降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风险；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成为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新动力。但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在经济效益、良种培育、养殖方式、病害防治、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问题，影响了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高端发展。规模效率分析能够正确评判我国海水养殖业的规模效益。在构建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模型前提下，运用DEA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结果表明，海水养殖技术水平过低是导致我国当前海水养殖规模差异的主要原因。短期来看，我国海水养殖业应适度规模经营，着重提升海水养殖技术水平，改善资本、鱼苗、海水养殖面积规模的生产效率。从长远来说，应当实现海水养殖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提升海水养殖的规模效率，实现规模经济。产业生态化、装备工程化、技术现代化、生产工厂化、管理工业化是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未来方向，与之相应，工业化养殖就成为当前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以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具体对策是：产业化运营推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首要措施。其次，以技术创新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可持续性。第三，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运用工业经营管理理念，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是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
陈亮[2]（2013）在《国家、技术与市场：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种群结构变迁原因研究（1492-1966）》文中研究指明海洋鱼类种群数量和结构的随机波动会导致大种群逐渐演变成小种群，而小种群则由于个体数量等方面的限制更易于产生衰退现象。闽台沿海的鱼类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也较为复杂。然而，如果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历史时期内，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鱼类种群自身的变化都能对当地的海洋鱼类种群数量和结构产生影响。台湾西部沿海各地盛产鲻鱼。每年冬季洄游至此产卵的鱼群为当地带来了繁荣的鲻鱼渔业。虽然鲻鱼的渔汛、洄游路线并未发生过大的变化，但清代乾隆、道光年间洋流等自然因素的变化，还是使得鲻鱼的某些重要产卵场的位置也与随之发生了改变。然而，历史时期内，这一海区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对鱼类种群结构变迁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鱼类种群结构的变迁主要因素还是来自人为方面。就人为因素而言，首先要考虑国家海洋政策对渔业生产的影响。明代以来，政府通过设立海防体系以及渔甲制度对渔民的采捕活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福建沿海海岛众多，这些海岛周边又大都是多种经济鱼类聚集的渔场。政府出于政治或军事方面的考量，对这些岛屿的管理、控制要严格得多。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从客观上延缓了滨海渔民对主要海岛的开发过程，而政府对于主要岛屿的严格管控也使得当地的渔业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明清两代，带鱼、大黄鱼、真鲷均是闽台沿海十分重要的经济鱼类。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带鱼就已经成为福建沿海地区“产多销广”的大宗海产品，渔民从事带鱼捕捞所获得的收益成为其购买粮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制度、技术等因素都会对福建沿海带鱼资源造成影响，但诸多因素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市场。1950年代后，在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压力下，由于缺乏限制措施而造成的对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才是福建沿海带鱼资源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与带鱼的情形形似，明代末期，大黄鱼就已经成为福建沿海最为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传统时代，渔场地形、渔船渔具等因素对人类的捕捞活动多有限制，福建沿海渔民只在渔汛期内捕捞特定渔场的大黄鱼。不同渔场内的渔具多有差异，而这一差异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不同地区渔民的越界采捕。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鱼类，影响福建沿海大黄鱼资源数量的最主要因素来自于1960年代初闽东沿海越冬场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捕捞。作为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名贵鱼类，明清两代，福建沿海真鲷资源的兴盛，除了捕捞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较小这一原因外，还与浙江沿海渔民对“东海地方种群”的开发时间较晚以及位于澎湖近海的“闽南-南海地方种群”一直未被开发有关。福建沿海真鲷种群开始受到致命影响主要是在1937年日本调查船发现其在澎湖列岛近海的越冬场之后。不仅某些特定经济鱼类的种群结构发生了变化，闽南渔场传统的捕捞结构以及海洋鱼类的种群结构均在195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1930年代初，福建沿海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的渔业公司，但都昙花一现。虽然他们的渔船、渔具在当时都颇为先进，然而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很快便宣告破产。此后，福建沿海各地的渔业捕捞活动中，传统的渔船、渔具仍占绝对优势。1950年代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幅清晰的画面。与传统时代相较，此时福建沿海各地所用的渔船、渔具、捕捞技术以及主要作业区域并未发生大的变化。通过对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相关水产档案进行分析，由近及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传统时代的情形。1950-1960年代间，在以东山岛为中心的闽南渔场内，海洋鱼类的捕捞结构以及海洋鱼类的种群结构较以往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出现的主要因素则来自于人为方面。除了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外，海洋鱼类种群内个体的数量、年龄、性别比例、体型等自身因素的变化也能影响到种群结构的变化。种群中个体的体长、体重、年龄是描述种群资源质量以及种群结构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地方志以及古文献中所记载的这些指标，可以“还原”出长时段内海洋鱼类种群结构的变化。这一研究发现，明、清以及民国间，闽台沿海大部分较大型鱼类，无论是中上层、中下层还是底层，其优势体长组较1950年代后为长；而日本鬼鲉、大弹涂鱼、凤鲚等鱼类的优势体长组并没有发生变化。位于食物链下层的金色小沙丁鱼，由于主要捕食者资源数量的衰落，其优势体长组体长反较1950年代后为短。总之，过去500年间,影响闽台沿海鱼类种群结构以及资源数量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国家制度、捕捞技术以及消费市场的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鱼类种群自身的变化也多来自于人为因素的影响。传统时代，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的种群结构较为稳定，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生物多样性也较为复杂。但在1950年代后，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市场因素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在消费需求的不断刺激下，渔业生产在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无节制的过度捕捞最终导致了主要经济鱼类资源的破坏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邹磊磊[3]（2014）在《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对比研究及中国极地渔业政策》文中研究说明地球的南北两极与人类生存、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息息相关。极地的环境价值、资源价值、科学价值和地缘价值有目共睹，这些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越发凸显。并且，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极地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各国致力于极地科学考察活动，以期能在极地科学研究领域拔得头筹；极地资源勘探蓬勃开展，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提上了议事议程；各国为维护并实现极地权益进行着暗流涌动的竞争，力争实现各自的极地“实质性存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极地迅速成为各类科学研究的热点。除了各国极地权益意识的增强，21世纪也见证了海洋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世界强国形象树立的重要性，而极地海域由于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及地缘政治地位而备受各国瞩目。作为非极地国家，中国也非常重视国际法所赋予的极地海域相关权益。作为传统的渔业大国，“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再次重申了“扶持壮大远洋渔业”的指导方针，渔业活动是我国在极地海域获得“实质性存在”的很好切入口。在南极海域，中国已经开展规模日益壮大的磷虾捕捞业，而在北极海域边缘海，中国长期从事远洋捕捞，且随着气候变化下新渔场的形成，中国参与北极渔业活动的机会不断增加。中国亟待制定本国的极地渔业政策。然而，国内外关注极地渔业政策及战略制定的研究并不多，原因众多：一则因为地缘关系，中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极地渔业活动历史不长；二则因为北极大规模商业渔业活动并未开展，现有的渔业活动则由北极各国根据国内渔业管理机制“各行其是”，从而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三则因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作为法律框架规范南极渔业活动，鉴于其良好的实践表现，很少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然而，针对极地渔业管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开展积极的极地渔业活动、构建本国的极地渔业政策，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南北极渔业管理动态、以及国际社会对南北极渔业发展的应对。只有开展积极的极地渔业活动和科学研究、了解极地渔业管理机制的运转，才能使中国有机会、并有能力参与极地渔业管理机制的构建中，以最大程度维护我国的极地渔业权益。因此，本研究的开展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探索性地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凸显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亮点与瓶颈，并以此为基础，解析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相互借鉴作用。在了解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现实情况与发展趋势后，本研究将探讨如何在中国极地战略的视角下制定中国极地渔业政策。本研究首先围绕南北极渔业做了背景介绍。为了展现南北极渔业管理的全貌，结合相关国际组织对南极及北极海域的定义及范围界定，本研究探索性地以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理念界定了本研究旨在研究的南极海域区域范围，也探索性地以北极海域及相关边缘海渔业管理现状提出了本研究旨在研究的北极海域区域范围。本研究也介绍了南北极渔业资源状况，以更好了解南北极渔业管理的现状及渔业发展的趋势。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的南北极渔业活动，有助于了解中国参与极地渔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为讨论中国极地渔业政策奠定基础。为了深刻揭示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亮点和瓶颈，本研究还全面解析渔业管理机制背后的南北极政治环境，这也是预测未来南北极渔业管理体制走向的前提。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现状。就南极而言，通过介绍《南极条约》体系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深入分析养护公约在南极渔业管理中的亮点及遭遇的瓶颈。《南极条约》体系是南极事务管理的法律框架。《南极条约》的创举是“冻结南极领土主权要求”，营造了和谐和平的南极政治环境；《南极条约》核心思想为仅作和平目的，鼓励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保护南极环境。基于此，以及其在南极成功的管理实践，《南极条约》体系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作为《南极条约》体系中唯一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多边协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也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比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更具有针对性，成为南极渔业管理的“宪章”。在《南极条约》所倡导和平、合作、环保的理念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在渔业管理方面也呈现出其亮点：养护公约及依据公约成立的养护委员会倡导的开放的成员准入机制，使其在国际社会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养护委员会及其下设的科学分委会使其组织机构完备，且保证其所制定的渔业养护措施具有高度科学性；养护公约本身就是应对磷虾过度捕捞引发南极海洋生态危机的时代产物，其所制定的养护措施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科学性；秉承《南极条约》国际和平的理念，养护公约在渔业管理实践中处处体现其“外交智慧”；养护委员会广泛寻求国际合作以积极应对IUU现象，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沿海国、船旗国、港口国、非成员国、贸易国等均是其抵制IUU的合作对象；养护公约所倡导的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及预防性措施等理念使其成为创新性及前瞻性渔业管理理念的先驱和“标兵”。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养护公约下的南极渔业管理机制也遭遇着瓶颈：“冻结主权”使南极海域失去了本应“沿海国”承担的养护职责，对非成员国缺乏约束力等。现阶段，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总体框架构建基本完成，有亮点，也有亟待改进的瓶颈。就渔业管理而言，南北极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又具有可比性。与南极“海洋包围陆地”的地形特点不同，北极为“陆地包围海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除了北极海域四个公海区域，北极各国分享其他北极海域的管辖权。因此，与南极海域由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依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对渔业资源进行养护与管理不同，目前北极渔业管理大致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影响广泛的国际公约，但缺乏针对性；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普遍性渔业管理条约，还有北极各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协定，而这些协定基本上仅针对特定鱼类种群或特定海域，造成渔业管理的“盲区”及“重叠”；而北极理事会及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则也存在同样的“盲区”及“重叠”问题，且由于北极各国各自执行本国的北极渔业管理制度，造成北极渔业管理主体混乱。气候变化促使北极海域海冰加速融化，北极渔业资源开发的前景越来越现实，在商业渔业活动大规模开展之前，有必要在相关北极海域就渔业资源的开发、养护与管理达成协议，以避免过度及无序捕捞、生态破坏等。但是，不可否认，在北极海域从事大部分渔业活动的北极各国及相关北极区域性渔业组织，在北极渔业实践中累积了大量可圈可点的渔业管理经验，比如挪威严谨细致的国内渔业法体系，美国积极倡导基于生态系统的北极渔业管理机制，加拿大对北极渔业作为新兴渔业的预防性措施实施等。由于地理特殊性，南极与北极在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具有共性：在资源时代，两极“冰封区域”将不再“冰封”，极地资源开发“一触即发”；然而，极地海洋生态系统简单并脆弱，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侵扰；极地渔业管理面临着一些共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人类活动而引发的环境危机等。在南北极渔业管理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基础上，对比研究可以创新性地探讨两极在渔业资源养护与开发利用的相互借鉴作用。因而，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不同，复制《南极条约》而创造的“北极条约”并不现实，但南北极渔业管理相互借鉴的研究充满了探索，且具有科学性。鉴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广泛的国际认可度以及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对比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其对北极渔业管理的借鉴。通过借鉴南极渔业管理实践中的亮点，北极渔业管理在以下方面亟待改进：以促进渔业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北极渔业呼唤跨越行政区域的管理条约；作为北极地区唯一国际性组织的北极理事会由于其“政府间论坛”的功能定位，以及对北极渔业有限的关注度，使其现阶段不能承担北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之职，而北极海域边缘海相关渔业管理组织又具有仅针对有限北极海域、管理范围不延伸到北极海域、仅针对特定鱼类种群等局限性，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形成亟待提上议程；协调极地与非极地国家在极地渔业权益及管理上的错综关系；南极海域倡导的、诸如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等先进理念在北极的应用；协调与其他国际组织及国际条约的关系，共同实现北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但是，北极各国及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渔业管理实践经验对南极海域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北极各国是北极海域的沿海国，梳理挪威等重要的北极渔业国家的北极渔业管理措施及实践经验，可以为南极渔业管理提供借鉴作用，因为缺失“沿海国”概念的南极海域可以从北极海域沿海国的渔业管理实践中获得启示；现有的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虽然在管理功能上还不完备，但是彼此之间的监督与合作却达成了现阶段北极渔业管理的平衡态势，对急于平衡各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也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从2009年起，中国在南极海域进行磷虾捕捞。而在北太平洋，中国长期从事远洋渔业，为参与北极渔业累积了实践经验。基于此，制定中国的极地渔业政策必要并且迫切。但是，制定中国特色极地渔业政策的制定必定是在中国极地战略框架下进行。中国至今没有出台极地战略，本研究通过解读他国的极地战略、解析中国现有的极地相关政策及极地社会科学成就，提出中国极地战略制定中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区分南北极的战略重点；明确国际法框架下的中国极地权益；完善极地战略机制构建；秉承“和谐极地”宗旨；非北极国家的战略定位等。在中国极地战略视角下制定的中国极地渔业政策才具有现实性和中国特色性。
胡聪[4]（2014）在《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方法研究》文中提出围填海开发活动是人类向海洋寻求生产生活空间的一种有效手段，是人类进行海岸带开发、利用活动的重要方式。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的许多方面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它的实施尽管带来了许多好处，如增加了土地面积，从而可解决港口码头、临港工业区和物流园区等用地需求，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在开发活动中海洋资源也遭受了较大的影响，如渔业资源衰退，水动力环境改变，鱼、虾、贝的资源量减少，海岸与海底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一些海岸自然景观受到影响等。本文研究了国内外围填海开发活动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国内外海洋资源的内涵、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和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评价方法。提出了受围填海开发活动影响的海洋资源的分类，将围填海开发活动影响的海洋资源分为港口航道资源、旅游资源、渔业资源、空间资源和其他资源，构建了基于DPSIR的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框架体系。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初步构建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的筛选，最终确定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评价指标的定义，确定了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分别按照以港口航道资源、旅游资源和渔业资源为主导因素；运用AHP和德尔菲法的组合方法，确定了不同主导资源的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综合权重值，提出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的评价标准。运用建立的评价方法分别评价了渤海湾区域的曹妃甸围填海开发活动和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的影响，评价案例的评价范围分别选取曹妃甸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区域。为了获取流速变化和岸线变化指标数据，进行了渤海湾水动力数值模拟，分析了渤海湾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水动力的影响；进行了渤海的海岸线提取，对比了渤海海域人工岸线和自然岸线长度变化。收集了曹妃甸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20052012共8年的港口航道资源、旅游资源、渔业资源、空间资源和其他资源评价指标数据，进行了评价指标的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确定了评价区域内指标的综合权重值，分别进行了20052008、20082011和20122015围填海对海洋资源的影响评价，评价结果表明：（1）20052008曹妃甸新区海洋资源受影响程度为一般，属于有条件接受状态，20052008天津滨海新区海洋资源受影响程度为一般，属于有条件接受状态；（2）20082011曹妃甸新区海洋资源受影响程度为较小，接受程度属于可接受状态，20082011天津滨海新区海洋资源受影响程度为较大，接受程度属于有条件接受状态；（3）20122015曹妃甸新区海洋资源受影响程度为一般，接受程度属于有条件接受状态；20122015天津滨海新区海洋资源受影响程度为较大，接受程度属于有条件接受状态。应用VB编程软件开发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系统，可以进行可视化管理操作，进行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国内外管理对比，提出了今后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的保护措施和集约用海的开发建议。编写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初稿）
李宁[5]（2014）在《玉筋鱼和赤魟的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玉筋鱼（Ammodytes personatus）是西北太平洋重要的饵料与经济鱼类，在分布范围内存在分化较大的南、北两个世系，与同属的太平洋玉筋鱼（Ammodyteshexapterus）在形态特征上极为相似。赤魟（Dasyatis akajei）为西北太平洋的一种暖温性底层软骨鱼类，在广西淡水水系中亦有分布。本研究对两种玉筋鱼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在线粒体基因组水平上探讨了玉筋鱼南、北世系的分化程度。综合运用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AFLP和微卫星标记，系统开展了赤魟的遗传多样性、群体遗传结构及系统地理格局研究，同时分析了5种魟属鱼类的系统进化关系。主要结果如下：1．玉筋鱼和太平洋玉筋鱼线粒体基因组特征分析本研究扩增得到太平洋玉筋鱼和玉筋鱼南、北世系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全长分别为16,527bp,16,537bp和16,527bp，玉筋鱼北方世系和太平洋玉筋鱼的各序列片段长度一致，与玉筋鱼南方世系仅在16S rRNA和控制区上分别存在2bp、8bp的插入缺失。三者线粒体基因组包括13个蛋白质编码基因、22个tRNA基因、2个rRNA基因和2个非编码区（控制区和OL），其排列顺序与大多数脊椎动物相一致。在碱基组成上，GC含量在两条链中均具明显偏倚，但AT含量相差不大，H与L链蛋白质编码基因密码子第三位点分别呈现明显的反G和反C偏倚，并反映在以相同碱基结尾的密码子使用偏好上。三者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起始密码子完全相同，除COI以GTG为起始密码子外，其余均以ATG为起始密码子；终止密码子包括TAA、TAG、AGG、TA-和T--五种类型，仅在ND1和ND5基因中，太平洋玉筋鱼的终止密码子不同于玉筋鱼南、北世系。Ka/Ks计算结果显示，大多数蛋白质编码基因均受到极显著的纯化选择作用（P<0.01），仅ATP8基因受到的选择压力相对较小。除了tRNASer（AGY）外，其余tRNA均能形成稳定的茎环结构，三者在tRNA上的碱基替换大多发生在环区。在控制区识别了终止序列区、中央保守区（CSB-F-A）和保守序列区（CSB-1-3）；在终止序列区中，三者的TAS重复数不同。2．基于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的玉筋鱼南、北世系遗传分化玉筋鱼不同群体的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分析结果显示玉筋鱼南、北世系多个个体在16S rRNA基因长度上均相差2bp。玉筋鱼南、北世系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间呈现出较大的歧义度，除ATP8和ATP6基因外，玉筋鱼南、北世系间序列变异水平与玉筋鱼南方世系和太平洋玉筋鱼间同源序列变异水平相当，较玉筋鱼北方世系与太平洋玉筋鱼间同源序列变异水平高，而各世系内同源序列的变异不大。联合线粒体基因组中各进化速率不同的片段，利用贝叶斯联合模型分析方法重建了玉筋鱼南、北世系和太平洋玉筋鱼的系统进化关系，结果显示玉筋鱼北方世系与太平洋玉筋鱼的亲缘关系较近，而与玉筋鱼南方世系的亲缘关系较远，玉筋鱼南、北世系间高度分化，其分化程度已达到种间水平。3．赤魟的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1）对7个赤魟群体的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赤魟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没有检测到与地理相对应的谱系结构，大部分海水群体（台州、温州、宁德和漳州）间存在显著的遗传结构，为非随机交配群体，分析认为其可能与赤魟底栖的生活习性、移动缓慢的行为特征以及可能具有的集群产仔的繁殖行为有关。海水群体与淡水群体间未呈现显著的遗传分化，然而该分析结果可能受到样品量的影响。中性检验、核苷酸不配对分布及Bayesian skyline plots分析结果表明赤魟群体经历了早更新世的群体扩张事件。（2）基于4对AFLP选择性引物对7个赤魟群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赤魟呈现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没有检测到与地理相对应的谱系分支，海水群体（台州、温州、宁德和漳州）间存在小但显著的遗传分化，群体间基因流系数较小，Mantel检验结果不支持赤魟群体间存在距离隔离模式，在海水群体与有限的淡水个体间未检测到遗传差异。（3）运用磁珠富集法筛选出10对多态性较高的微卫星引物，基于荧光标记分型对4个赤魟群体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赤魟群体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遗传结构分析结果与AFLP结果相同，显示各群体间存在微弱但显著的遗传分化，但所有个体被分配到一个自由交配组群，Mantel检验结果同样显示赤魟群体间不存在距离隔离模式，赤魟底栖的生活习性、移动缓慢的行为特征及可能具有的集群繁殖行为可能影响了其群体遗传结构。4．魟属鱼类系统进化研究本研究首先分析了5种魟属鱼类、1种翼魟属鱼类及1种新魟属鱼类的线粒体控制区结构。7种魟的控制区长度均在1860bp以上，但其种内变异位点比例均在1.3%以下，在结构上也可划分为终止序列区、中央保守区和保守序列区。在终止序列区中，除光魟不存在重复序列，其他魟类均存在两种重复序列，TAS基序位于第一种重复序列中；中央保守区的保守序列单元出现缺失；在控制区3’端，除紫色翼魟外，其他魟类均存在重复序列，但重复基序、长度与重复次数互不相同。将线粒体DNA的COI、Cyt b和控制区作为分子标记，在每个片段独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贝叶斯联合模型分析重建了5种魟属鱼类的系统进化关系。结果显示：尖嘴魟处于5种魟属鱼类演化支系中的基部位置；赤魟与黄魟、伊豆魟与光魟的亲缘关系较近而各自聚类，之后两支形成姐妹群，随后与翼魟属的紫色翼魟聚类，最后与尖嘴魟聚类，支持魟属鱼类不是单系发生类群的推论。此外，新魟属的古氏新魟与魟属鱼类较大的系统分化也支持新魟属与魟属应为独立的两个属。
邢迎春[6]（2011）在《基于GIS的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保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自然环境持续遭到破坏的背景下,中国内陆水域鱼类多样性的保护面临着严峻考验。本研究收集了相关鱼类学文献中的鱼类采集信息（1758—2010）,国内各主要鱼类标本馆馆藏标本信息（1920—2010）以及作者及所在团队近年的野外工作记录（2008—2011）,构建了数个与中国内陆水域鱼类有关的数据库;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物种分布信息地图化,并结合对其它环境数据（包括气温、降水和人口密度分布信息）的分析,对我国内陆水域鱼类的物种多样性、特有性和濒危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提出了我国内陆水域鱼类的热点地区,对保护区建设和相关保护工作进行了评述。本论文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考证了我国鱼类学研究的中外文历史文献,构建了内陆水域鱼类文献数据库,对中国近、现代基础鱼类学研究（内陆水域鱼类部分）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断代分析。我国近、现代内陆水域鱼类研究历史可以分为5个主要阶段,分别是外国学者研究时期、中国学者起步时期、战争影响时期、恢复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研究和时期特点。（2）考证了我国内陆水域鱼类的物种多样性,构建了鱼类物种数据库。截至2010年底资料统计,我国内陆水域鱼类现有1283种（包括亚种）,含引入种29种,隶属于16目49科291属;去除引入种,原生种类1254种（亚种）,包括洄游种类16种,隶属于15目42科279属;特有种828种（亚种）,隶属于7目23科176属,占内陆水域鱼类总种数的66.03%;特有属46个,包括22个单型属;濒危鱼类245种,隶属于10目28科108属,约占已知内陆水域鱼类的20%,特有种占濒危种总数的80%以上。这一工作是近年来较为精确地对我国内陆水域鱼类进行的统计,也是本研究的创新和特色之一。另外,还在不同分类阶元上对物种多样性进行了详细分析。目级水平,鲤形目物种数最高,共952种,占内陆水域鱼类总数的75.92%;其次是鲇形目和鲈形目。科级水平,鲤科物种数最多,共636种,占物种总数的70.52%。属级水平,高原鳅属物种数位居第一,共89种,占总数的7.10%。特有性水平最高的3个科分别是长臀鮠科、长吻鲟科和钝头鮠科。濒危程度最高的是鲟形目,全部已知种均为濒危种。（3）基于分布信息数据库,利用GIS技术揭示了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的分布格局。在GIS系统环境下,将相关分布信息地图化,进而对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特有种和濒危种的分布格局进行深入比对与研究。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及其邻近水体、珠江水系及海南岛是物种多样性水平最高的4个区域。特有种数最多的区域分布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长江上游、长江中游洞庭湖及其附近河流以及西江水系的红水河流域（南盘江、红水河和柳江段）。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和珠江等水系的上游,塔里木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及台湾的特有鱼类所占比例高。而濒危种最多的区域包括长江上游和西江水系红水河流域（南盘江、红水河和柳江段）。黄河、长江、珠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水系的上游、额尔齐斯河、塔里木河、雅鲁藏布江、黑龙江下游和台湾东部,这些区域濒危种所占比例比较高。之前,缺乏整体上对中国内陆水域鱼类分布的量化描绘,本研究利用栅格法将不同区域物种多寡反映在地图上,不仅使多样性分布格局直观化,也便于同其它环境信息进行叠加分析,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分布格局上,物种多样性、特有种和濒危种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具差异性。特有种分布格局与物种多样性格局基本一致,特有种数多的地区,物种多样性水平往往也较高。但两者也存在差异,表现在长江下游及其邻近水域和海南岛的物种多样性水平最高,但却不是特有种数最高的区域,这可能与其地理环境和地质历史有关。黑龙江、鸭绿江和澜沧江下游的特有种数最少,但物种多样性水平却不是最低的,这可能与这几个河段处于国界位置,为国际河流有关。濒危种分布格局与特有种分布格局较一致,特有种数多的地区,濒危种数往往也高。（4）探讨了鱼类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与气温、降水等环境因素的关系,特别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人口密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一地区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对于讨论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物种多样性水平表现出随气温、降水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物种多样性与人口密度的关系表现为在人口密度低时,物种多样性水平也较低;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物种多样性水平逐渐升高;但人口密度超过环境可容纳量后,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物种多样性水平逐渐下降。（5）确定了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特有种和濒危种的热点地区。根据对这3类热点地区的重叠区分析,3类热点地区的重叠区位于长江上游的岷江及其和长江干流的交汇处、嘉陵江与长江干流交汇处,长江中游的宜昌与洞庭湖之间江段,以及西江水系红水河流域（包括南盘江、红水河、柳江和浔江段）等。除3类热点地区重叠区外,物种多样性和特有种热点地区的重叠区还分布在长江上游的嘉陵江、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长江下游的鄱阳湖;物种多样性和濒危种热点地区的重叠区还分布在澜沧江下游;特有种和濒危种热点地区的重叠区还分布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这些热点地区对今后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评述了我国鱼类多样性保护工作现状,提出了优先保护建议。研究对我国已经建设的338个涉及濒危珍稀鱼类的自然保护区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东西部布局不平衡、保护区规划不够合理、保护区级别有待提高、资源保护仍存在不足”等问题。已建的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已涉及了除海南岛外的所有热点地区。海南岛已建立了森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保护措施已涉及此地。此外,已建的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没有涉及相对特有性和相对濒危性均最高的黄河、澜沧江和怒江等水系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相对特有性较高的塔里木河上游以及相对濒危性高的额尔齐斯河和台湾中南部等地区,但这些地区均建立了国家级或省级森林生态、野生动植物或内陆湿地等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建议在仍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相对特有性和相对濒危性均最高的金沙江上游、相对特有性最高的雅鲁藏布江上游、相对濒危性最高的塔里木河中游等水域的适当位置优先建立自然保护区。
赵荦[7]（2014）在《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文中提出贝丘遗址是先秦时期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的一种遗址类型,它以包含人为造成的规模化贝类堆积为主要特征。这种包含了浓厚渔猎经济因素的遗址以往的研究较少,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贝丘遗址研究的不足。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系统地研究先秦时期我国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二是分析贝丘遗址反映的先秦沿海经济社会状况。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界定了贝丘遗址的概念和本研究涉及的时空范围,以及选题意义。接着通过回顾我国贝丘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状况,梳理了国内贝丘遗址的研究现状；简略地总结国外贝丘遗址的时空分布和研究简史,简要地考察了国外贝丘遗址的研究情况。本章最后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本文将使用考古地理学、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类比、低水平食物生产等理论和方法。第二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贝丘遗址分布的时空范围。我国的贝丘遗址在内陆和沿海省份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年代上则是从旧石器时代延续至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数量最多。第二部分在讨论了各种贝丘遗址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把我国的贝丘遗址分为洞穴、海湾、河口、河岸和湖滨五大类,简要地总结了各类贝丘遗址的特点。洞穴型贝丘遗址的年代最早,湖滨型贝丘遗址的年代最晚。第三章研究贝丘遗址的遗迹。本章重点研究了居址、墓葬、用火遗迹和特殊遗迹。天然洞穴、半地穴式、地面式和干栏式建筑都是贝丘人的居住空间。贝丘遗址墓葬和特殊遗迹的分析表明金坛三星村、宜兴骆驼墩等遗址社会可能已经分层,社会结构复杂化。贝丘遗址的室外用火遗迹似乎与贝类加工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南宁豹子头和闽侯昙石山遗址有明确的制陶手工业遗存。这章最后总结了贝丘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其发展历程,距今约7000年至4000年是我国沿海省区贝丘遗址的鼎盛时期。第四章研究贝丘遗址的遗物。本章将贝丘遗物分为自然遗物和人工遗物两大部分。通过对动植物遗存的考察研究贝丘居民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尤其是对驯化动植物资源的利用状况；通过分析已发掘贝丘遗址出土农业和渔猎工具,尝试着分析贝丘居民食物采集和生产活动的规模。结果表明渔猎采集活动虽然是贝丘遗址生业活动的一部分,饲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的行为也普遍存在；长江以北贝丘遗址食物生产的水平普遍高于长江以南地区的贝丘遗址。本章最后还考察了贝类采集和加工时可能采取的方式和工具,大致地分析了贝丘遗址出土蚌器的情况,特别是蚌刀、蚌铲这两种最常见的蚌器。第五章探讨贝丘经济。贝丘经济大体上可以分为渔猎采集、亦渔亦农和农业模式,渔猎采集是距今约7000年前贝丘经济的主流模式,之后亦渔亦农模式成为主流。不同年代和地区的贝丘遗址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生产型经济发展等原因,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但还是基本上延续了遗址较早阶段的经济模式。作为先秦时期沿海地区重要的遗址类型,贝丘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先秦沿海经济。第六章是结论。本章概括地总结了我国先秦沿海地区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和经济基本特征——以长江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个传统：北方贝丘遗址居民定居性、食物生产水平和社会复杂程度较高,南方贝丘遗址则较低。文章最后提出史前沿海半月形文化带的概念,贝丘遗址为这条文化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海洋性传统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鲁翠云[8]（2014）在《鲤生长性状主效QTL育种潜力评估及其在染色体上的定位》文中提出鲤（Cyprinus carpio L.）是世界主要水产养殖种之一，全球年产量约370万吨（FAO,2011）。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鲤养殖国和消费国，以年产量27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2011）。同时，鲤也是选育出品种最多的养殖鱼类，并且在体型、体色、鳞被等表型性状上具有广泛的多样性，为开展遗传基础及遗传育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验材料。鲤是开展分子育种研究较早的鱼类，在基于遗传背景的分子育种技术日臻成熟的情况下，性状相关标记的筛选及QTL定位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鉴定了包括体重、体长、体高、体厚等生长性状，乳酸脱氢酶、过氧化物歧化酶、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等理化性状，肌纤维密度、脂肪酸含量等肉质性状以及饲料转化率等的QTL上千个。对这些QTL进行遗传潜力评估，发掘家系间、品种间共享QTL，探讨指导分子育种的策略是QTL应用于育种实践的前提。本研究以镜鲤一个全同胞家系为主线，鉴定了12个生长性状的QTL，将这些QTL标记在5个家系中进行验证并发掘共享QTL标记，进而将镜鲤中的QTL标记应用于建鲤群体，发掘2个主养鲤品种共享QTL标记，通过分析大量QTL标记在育种群体中等位基因的分布特征，提出了有效富集鲤优势基因型的策略。最后，用FISH技术将部分QTL区间及连锁群定位在染色体上。主要结果如下：（1）在含68个子代的镜鲤全同胞家系（RR）中，分析了164个BAC末端序列（BAC end sequence, BES）来源的微卫星标记与体重（BW）、全长（FL）、体长（SL）、体高（BH）、体厚（BT）、头长（HL）、吻长（WL）、眼径（ED）、眼间距（EC）、尾柄长（TL）、尾柄高（TH）和尾鳍长（CL）12个生长性状的相关性。164个微卫星标记共检测到401个等位基因，组成456种基因型。利用GLM模型对每个标记与对应的性状做回归分析，Permutation10000次检验结果显示：40个微卫星标记至少与1个性状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其中8个标记（CA905、CA1175、CA1340、CA1526、CA1737、CA2117、CA2225和CA2334）与4个以上的性状均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用SPSS19.0的Duncan’s多重比较找到了每个标记具有显著性状优势的基因型。（2）将这164个BES来源的微卫星标记整合到已有的鲤遗传图谱上，重新构建的鲤遗传连锁图谱有535个标记（249个微卫星标记和286个SNP标记），分布于50个连锁群，图谱总长度为2244.655cM，标记间平均间隔为4.628cM。对12个生长性状进行QTL分析，共检测到65个QTL区间，分布于18个连锁群上，可解释表型变异率为9.9%～60.7%，其中体重（qBW1-2）、体长（qSL8）、体高（qBH1-2）和尾柄高（qTH1-2）4个性状各有1个QTL达到了基因组水平的显著性。进一步评估位于QTL侧翼和峰值的46个微卫星标记与体重、体长、体高和体厚4个主要生长性状的相关性，发现其中17个标记与至少1个性状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表现出紧密连锁，并获得了17个标记的性状优势基因型。（3）用另外5个家系（AA、BB、CC、DD和EE）对17个主要生长性状的QTL标记进行验证，并挖掘家系间共享的QTL标记，进而评估多个QTL标记优势基因型的富集和聚合效应。结果显示17个QTL标记在至少1个验证家系中表现出与性状的显著相关性，其中HLJ365在4个家系中与性状显著相关，5个标记（CA2117、HLJ401、HLJ668、HLJ404和HLJ322）在3个家系中与性状显著相关；5个标记（CA2117、HLJ1113、HLJ057、HLJ404和HLJE253）的优势基因型在6个家系中表现出一致性，表明其遗传稳定性较好。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发现17个QTL标记的优势基因型在最大组（体重）个体的平均富集比例为62.94%，而最小组仅为21.76%，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最大组个体聚合了7～14个QTL标记的优势基因型，而最小组仅为0～8个，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几个QTL优势基因型的富集和聚合提高目标性状的表型值。（4）用DD镜鲤全同胞家系定位了体重、体长、体高和体厚的QTL区间，从其89个峰值标记和侧翼标记中鉴定了54个QTL标记，评估不同基因型对性状的贡献，共发掘了83个具有优势的基因型；进而用这54个QTL标记及在RR家系中发掘的17个QTL标记分析了一个建鲤的群体，结果28个QTL标记为镜鲤与建鲤共享，23个标记在2个品种与同一个性状具有显著相关性，从中发掘了建鲤性状具有优势的基因型37个，可用于指导建鲤的选育。（5）用累计45个QTL标记和63个非QTL标记分析了连续三代镜鲤选育群体的遗传结构，F0用QTL标记统计的平均观测杂合度（Ho）较非QTL标记降低了5%；F1用QTL标记计算的有效等位基因数（Ne）降低了0.42，期望杂合度（He）和多态信息含量（PIC）分别降低了5%，而F2用QTL标记统计的5项遗传参数均小于非QTL标记的统计结果，说明以生长为目标的人工选择对QTL标记的影响要大于非QTL标记。进而根据QTL标记在单家系和育种群体中的基因型频率及在育种中使用的难易程度，提出了有效富集鲤优势基因型的策略，为QTL在分子育种中的应用提供参考。（6）以含有目标标记的BAC克隆作为探针，用FISH技术将18S rDNA和位于13个连锁群（8个连锁群具有QTL区间）的16个标记成功定位在染色体上，结果18S rDNA被定位在1对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submetacentric chromosome, SM）的短臂；16个标记中9个标记仅观察到1个阳性信号；7个标记检测到2个阳性信号，结合染色体形态判断，CA2218-K02、CA2117-B08、CA1850-P24、CA1623-K17、CA1842-H15和CA2278-L18分别被定位在1对同源染色体上，而CA1757-A12的2个阳性信号分别位于1条端着丝粒染色体（telocentric chromosome, T）的端部和近着丝粒部位，由于两者形态形似，是否是一对同源染色体无法准确判断。LG11、LG12和LG15分别有2个标记能观察到清晰的阳性信号，根据染色体形态判断的阳性信号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与标记在遗传图谱上的相对位置较为相似。
马睿[9]（2014）在《营养与养殖大黄鱼品质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黄鱼为我国特有的海水养殖鱼类，但与野生大黄鱼相比，养殖大黄鱼出现皮肤黄色特征模糊、肌肉风味退化和肉质松散等品质下降问题。本研究以野生大黄鱼为评价标准，定量比较养殖大黄鱼与其之间相关品质指标的差异，初步建立大黄鱼品质评价体系，筛选出对大黄鱼形体、颜色、肉质和风味敏感的品质评价指标。之后研究投喂不同饲料类型的养殖大黄鱼在从小到大生长过程中，相关品质指标的变化趋势和沉积规律。最后研究饲料中重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分析营养元素与大黄鱼品质之间的关系，为营养调控鱼类品质奠定理论基础。主要结果如下：1.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品质差异的比较研究本实验通过比较体重500g左右的野生大黄鱼（WF）、鲜杂鱼养殖大黄鱼（TF）和饲料养殖大黄鱼（FF）品质指标之间的差异，发现三组大黄鱼在形体、颜色、肉质和风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相关品质指标的定量测定以及主成份分析（PCA）发现，与野生大黄鱼相比，养殖大黄鱼具有肥满的体形、泛白的颜色、较软的肌肉、较强的鱼腥味和气味强度以及较低的鲜美感。此外，与投喂鲜杂鱼相比，养殖过程中投喂饲料能部分改善养殖大黄鱼的形体、体色和肉质方面的品质，但增加了肌肉的鱼腥味。而这些特征可以由以下指标进行定量评定：（1）形体方面：WF肥满度显著低于FF和TF组（P<0.05），同时FF的肥满度显著低于TF（P<0.05）。（2）颜色方面：WF皮肤的黄色值（b*）以及肌肉的红色值（a*）显著高于TF和FF，而皮肤和肌肉的亮度值（L*）显著低于TF和FF（P<0.05）。FF腹部皮肤的黄色值显著高于TF（P<0.05）。（3）肉质方面：WF和FF的肌肉硬度，碱溶性羟脯氨酸、碱不溶性羟脯氨酸和总羟脯氨酸含量显著高于TF（P<0.05），但WF和FF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与FF和TF相比，WF具有较高的肌肉胶原蛋白交联吡啶啉和肌肉水分含量和较低的肌肉脂肪和总蛋白含量（P<0.05）。（4）气味方面：WF肌肉脂肪酸数量少，总量低的特点导致WF肌肉挥发性气味物质数量和总含量显著低于TF和FF（P<0.05）。而TF具有最高的醇类和酸类含量，FF具有最高的醛类和酮类含量。与TF和FF相比，WF具有较高的肌肉pH以及氧化三甲胺含量和较低的三甲胺含量（P<0.05）。FF与TF相比具有较高的三甲胺含量和较低的氧化三甲胺含量（P<0.05）。（5）滋味方面：WF肌肉的游离氨基酸总量最高，显著高于TF（P<0.05）。与TF和FF相比，WF具有较高的甜味氨基酸，鲜味肌苷酸含量和较低的酸味氨基酸含量（P<0.05）。TF肌肉酸味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FF，其他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与滋味相关的Ca、Na和Mn元素在WF中含量最高，显著高于TF和FF（P<0.05）。2.饲料类型和鱼的大小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本实验采用2×3双因素实验设计，跟踪比较投喂配合饲料或鲜杂鱼的大黄鱼在100g（小规格）、300g（中规格）和500g（大规格）下肌肉品质相关指标的差异，分析相关品质指标随大黄鱼生长的变化趋势和沉积规律。结果表明，随着大黄鱼的生长，其肥满度，肌肉硬度、弹性、咀嚼性，成熟的胶原蛋白和总胶原蛋白含量，肌肉蛋白和脂肪含量，肌肉滋味活性物质核苷酸类和氧化三甲胺含量显著升高（P<0.05），而肌肉pH、水分含量、挥发性气味物质总量、三甲胺含量显著下降（P<0.05）。这说明大规格鱼具有较胖的体形、坚实的肌肉、较好的味道，而小规格鱼具有较高的气味强度和鱼腥味。此外，两种饲料类型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表现在：与投喂鲜杂鱼相比，投喂配合饲料的大黄鱼具有较高的肌肉硬度，以及较低的肥满度、挥发性芳香类化合物种类和总量以及氧化三甲胺含量（P<0.05）。3.不同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本实验分别配制饲料蛋白质水平（DP）为30%（低蛋白质组）、42%（生长最适组）、50%（高蛋白质组）的三组饲料，养殖投喂63天后，比较分析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1）形体方面：50%DP大黄鱼肥满度显著高于30%和42%DP。（2）肉质方面：高饲料蛋白质水平能显著提高大黄鱼肌肉硬度，肌肉总蛋白和脂肪含量以及肌肉胶原蛋白、水溶性蛋白和盐溶性蛋白含量（P<0.05）。（3）气味方面：随着饲料蛋白质水平的增加，肌肉脂肪酸总量、挥发性气味物质的种类和总量以及三甲胺含量显著上升（P<0.05）。（3）滋味方面，饲料蛋白质水平的增加能显著提高肌肉游离氨基酸、酸甜苦咸呈味氨基酸总量以及鲜味肌苷酸的含量（P<0.05）。综上所述，饲料蛋白质水平能提高大黄鱼肌肉的肉质，但能提高肌肉的脂肪沉积，引起强的气味强度和鱼腥味。低饲料蛋白质水平会导致滋味活性物质含量降低，引起大黄鱼鲜美味道下降。3.不同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本实验分别配制饲料脂肪水平为3%（低脂肪组）、12%（生长最适组）、18%（高脂肪组）的三组饲料，养殖投喂60天后，比较分析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1）肉质方面：饲料脂肪水平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大黄鱼肌肉硬度和持水力，以及肌肉胶原蛋白和脂肪含量（P<0.05）；（2）风味方面：随着饲料脂肪水平的增加，大黄鱼肌肉脂肪酸总量、挥发性气味物质种类和总量以及三甲胺含量显著上升（P<0.05）；（3）滋味方面：12%饲料脂肪组大黄鱼肌肉肌苷酸含量最高，显著高于3%饲料脂肪组，而3%饲料组氧化三甲胺含量显著高于18%饲料脂肪组。综上所述：过低和过高的饲料脂肪水平都会降低肌肉的肉质和肌肉的鲜味。大黄鱼肌肉脂肪含量和脂肪酸含量随着饲料脂肪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引起大黄鱼肌肉气味强度和鱼腥味增加。
苏巍[10]（2014）在《海州湾海域鱼类群落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文中提出海州湾位于黄海南部，属开放型海湾。海底由西向东倾斜，底质以砂泥质底为主。湾内主要受鲁南和苏北沿岸流以及黄海暖流的影响，黄海冷水团的季节变化也对湾内的理化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海州湾曾是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等经济鱼类的产卵和育幼场。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海州湾渔业资源出现严重衰退，主要优势鱼种由大型肉食性、高营养级鱼类逐渐向小型、低值鱼类转变。鱼类多样性时空格局研究对于定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避免重点物种栖息地的破坏，以及理解大尺度下生态系统功能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年3-12月在海州湾海域进行的5个航次的渔业资源与栖息环境综合调查为基础，结合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研究海州湾鱼类多样性的时空格局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旨在为海州湾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果如下：调查共捕获鱼类96种，隶属于2纲15目51科79属。其中辐鳍鱼纲共有90种，主要由鲈形目、鲉形目、鲽形目和鲱形目鱼类构成，分别占海州湾辐鳍鱼纲鱼类种类数的47.78%、14.44%、11.11%和10.00%。鱼类种类数最少的为仙女鱼目、鳕形目、鮟鱇目和胡瓜鱼目鱼类，各仅有一种。软骨鱼纲共有6种，占海州湾鱼类种类数的6.25%。其中鳐形目鱼类种类数最多，有4种；真鲨目和扁鲨目鱼类各有一种，分别为鎚头双髻鲨（Sphyrna zygaena）和日本扁鲨（Squatinajaponica）。研究海州湾海域鱼类分类多样性及其时空变化，并通过构建GAM模型分析分类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分类多样性指数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3月份最高，7月份最低。两个分类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变化也比较明显，这与海州湾海域环境因子的空间差异有关。通过GAM模型分析发现，水深和底层溶氧对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具有显著影响，而水深、底层溶氧和底层水温是影响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的关键环境因子。另外，通过比较我国近海不同纬度海域之间的鱼类分类多样性指数，发现Δ+和Λ+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变化趋势，说明纬度变化对鱼类分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夏季和秋季较高，而冬季较低，洄游鱼类的季节性迁移是导致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季节变化的主要原因。利用Arc GIS绘制各航次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图，可看出30m等深线是海州湾海域重要的“分界线”，30m以浅海域多样性较高，而深水区多样性较低，表明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与复杂的海底地形、黄海冷水团以及近岸沿岸流的时空变化有关。通过GAM模型分析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发现水深和底层水温与群落多样性显著相关，表明环境梯度对鱼类群落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利用PCA分析探索不同指数所包含的多样性属性，并将其进行归类，结果表明，11个多样性指数共分为4组，分别反映多样性的不同属性：（1）物种丰富度和种类数（S和d）；（2）“综合性”指数，综合考虑丰富度和均匀度两个层面（H’,, N1, N2）；（3）均匀度（J’, Δ和Δ*）；（4）分类关系（Δ+和Λ+）。通过对海州湾优势鱼种进行PCA分析，并结合海州湾优势鱼种营养水平以及栖息水层的相关资料，可大致将海州湾优势鱼种归为3类：即高营养级底栖鱼类，中等营养级底栖鱼类和中等营养级中上层鱼类。另外，本论文还通过PCA的“降维”特性，对海州湾优势鱼种的原始生物量数据进行“浓缩”，将主成分（PCs）的特征值作为衡量多样性的一个新的指标，并利用GAM模型探索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PCs更易受到水温、盐度、溶氧等改变鱼类生理特征的环境因子的影响。通过计算不同分类阶元下（目、科、属）的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利用GAM模型分析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发现水深、底层水温、叶绿素a和月份对不同分类阶元的群落多样性均有显著影响；而底层pH仅对属、科级水平上的群落多样性具有显著影响，表明不同分类阶元下的群落多样性的环境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二、海洋鱼类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洋鱼类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规模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 海水养殖业的内涵与产业发展要素 |
| 2.1.1 海水养殖业的内涵与产业特征 |
| 2.1.2 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产业要素 |
| 2.1.3 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的现实意义 |
| 2.1.4 现代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目标 |
| 2.2 规模经济与海水养殖业发展 |
| 2.2.1 规模经济 |
| 2.2.2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要性 |
| 2.2.3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条件 |
| 2.3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依据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产业生态理论 |
| 2.3.3 产业关联理论 |
| 2.3.4 产业结构理论 |
| 2.4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模式 |
| 2.4.1 工厂化养殖 |
| 2.4.2 海水网箱养殖 |
| 2.4.3 海水池塘养殖 |
| 2.4.4 筏式养殖 |
| 2.4.5 浅海底播养殖 |
| 3.1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1.1 养殖品种、结构 |
| 3.1.2 养殖面积 |
| 3.1.3 养殖产量 |
| 3.1.4 养殖产值 |
| 3.2 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
| 3.2.1 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成为世界海洋渔业大国的重要支撑 |
| 3.2.2 科技在提升生产要素品质方面的效应日渐突出 |
| 3.2.3 海水养殖业成为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
| 3.2.4 海水产品冷链流通体系初步建成 |
| 3.2.5 海水产品加工业逐渐呈现专业化、系列化特征 |
| 3.3 我国海水养殖业存在的问题 |
| 3.3.1 养殖环境问题 |
| 3.3.2 海洋生态灾害问题 |
| 3.3.3 产业结构问题 |
| 3.3.4 水产品质量问题 |
| 4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国际经验借鉴 |
| 4.1 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现状 |
| 4.2 发达渔业国家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通行做法 |
| 4.2.1 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
| 4.2.2 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海水养殖业整个流程 |
| 4.2.3 创新养殖技术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
| 4.2.4 通过政府的监管与支持提升养殖质量 |
| 4.3 经验借鉴 |
| 5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
| 5.1 开始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 |
| 5.2 培育优良品种推进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 |
| 5.3 不断完善、创新养殖模式，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
| 5.3.1 工厂化养殖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
| 5.3.2 池塘围堰养殖稳步发展 |
| 5.3.3 以清洁生产为主旨大力发展滩涂养殖 |
| 5.3.4 不断拓展浅海养殖产业发展空间 |
| 5.4 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
| 5.5 防治病害降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风险 |
| 5.6 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成为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新动力 |
| 5.7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7.1 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2 良种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3 养殖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4 病害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5 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
| 6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评价的模型构建 |
| 6.1.1 DEA 方法的基本原理 |
| 6.1.2 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评价的模型构建 |
| 6.2 海水养殖业经营规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6.2.2 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 基于 DEA 方法的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实证研究 |
| 6.3.1 数据处理与说明 |
| 6.3.2 不同规模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实证分析 |
| 6.3.3 海水养殖业效率最优规模的确定 |
| 6.4 海水养殖规模效率差异性原因分析 |
| 6.4.1 海水养殖规模效率差异性原因分析方法 |
| 6.4.2 海水养殖生产函数估计 |
| 6.4.3 实证结论 |
| 7 我国海水养殖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率的路径：工业化养殖 |
| 7.1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方向预测 |
| 7.2 工业化养殖成为当前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选择 |
| 7.2.1 工业化养殖的内涵 |
| 7.2.2 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养殖的必要性 |
| 7.3 我国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
| 8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对策 |
| 8.1 通过产业化运营，深化专业化分工，发展规模经济 |
| 8.1.1 产业化运营对于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推进机理 |
| 8.1.2 以产业化运营推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具体措施 |
| 8.2 以技术创新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可持续性 |
| 8.3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资金支持 |
| 8.4 运用工业经营管理理念，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 |
| 8.5 配套措施 |
| 8.5.1 重视政府在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进程中的协调与规制作用 |
| 8.5.2 以保护—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系统为原则，优化养殖模式 |
| 8.5.3 以科技成果转化夯实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技术支撑 |
| 8.5.4 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和流通业，提升规模效益 |
| 9 结语 |
| 9.1 结论 |
| 9.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国家、技术与市场：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种群结构变迁原因研究（149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资料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材料 |
| 二、 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洋流的力量：台湾鲻鱼渔场的此消彼长 |
| 第一节 荷据时期（1624-1662）的乌鱼渔场 |
| 第二节 打狗、淡水渔场的消失 |
| 第三节 鹿仔渔场的衰落 |
| 第四节 洋流变动与渔场变迁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三章 海禁与生计：海岛渔业资源的开发 |
| 第一节 内海与外海 |
| 第二节 明代前期的海岛管控 |
| 第三节 明代后期的“汛外採捕” |
| 第四节 清代海岛开发的“弛禁之争”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与市场：带鱼资源的开发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市最多卖”：福建近海带鱼贸易 |
| 一、 闽地盛产带鱼 |
| 二、 带鱼的流向 |
| 三、 鱼粮比价 |
| 第三节 “闽人独善钓”：带鱼延绳钓技术的垄断 |
| 一、 延绳钓技术的出现 |
| 二、 闽人入浙钓带 |
| 第四节 市场与捕捞成本的变化 |
| 一、 市场的变化 |
| 二、 单位成本与捕捞量的关系 |
| 三、 收益分配比例的变迁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五章 技术与渔场：大黄鱼资源的开发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资源分布与开发 |
| 一、 闽东渔场 |
| 二、 闽中渔场 |
| 三、 闽南渔场 |
| 第三节 “闽中腊月为盛”：渔汛的差异 |
| 第四节 官井洋渔民与“叩网”作业 |
| 第五节 技术突破与新渔场的开发 |
| 第六节 讨论 |
| 第六章 技术与资源：真鲷资源的开发 |
| 第一节 鱼名辨析与分类 |
| 第二节 资源分布与开发 |
| 一、 东海地方种群 |
| 二、 闽南-南海地方种群 |
| 第三节 捕捞技术与资源数量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由近及古：海洋鱼类的种群变动 |
| 第一节 由近及古：一种方法论 |
| 第二节 水产品产量的变动 |
| 第三节 主要经济鱼类资源数量的变动 |
| 第四节 影响资源数量变动的主要因素 |
| 一、 自然环境变化 |
| 二、 人为因素 |
| 三、 生产资料以及收购价格的变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明清以来海洋动物种群结构的变迁 |
| 第一节 度量衡的折算 |
| 一、 清末台湾沿海各地度制、衡制 |
| 二、 1910-1920 年代福建沿海各地度制、衡制 |
| 第二节 海洋哺乳动物 |
| 第三节 鱼类体型变小者：较大型 |
| 第四节 鱼类体长变小者：中小型 |
| 第五节 鱼类体长变化不明显及变大者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一、 自然环境的影响 |
| 二、 国家制度与渔业生产 |
| 三、 捕捞技术的影响 |
| 四、 市场与资源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对比研究及中国极地渔业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的动机、目的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 论文研究方法 |
| 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5.1 重要的渔业管理条约及制度 |
| 5.2 渔业管理条约及制度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
| 6. 论文内容框架 |
| 第二部分 南极 |
| 第1章 南极渔业 |
| 1.1 南极探索历史 |
| 1.2 南极海域界定 |
| 1.3 南极渔业资源 |
| 1.3.1 南极磷虾资源 |
| 1.3.1.1 南极磷虾分布 |
| 1.3.1.2 南极磷虾捕捞现状 |
| 1.3.1.3 南极磷虾捕捞面临的挑战 |
| 1.3.1.4 南极磷虾的用途 |
| 1.3.2 南极犬牙鱼资源 |
| 1.4 中国的南极渔业活动 |
| 1.4.1 南极磷虾捕捞业 |
| 1.4.2 南极犬牙鱼捕捞业 |
| 第2章 南极政治环境 |
| 2.1 《南极条约》体系 |
| 2.1.1 《南极条约》体系概况 |
| 2.1.2 《南极条约》概况 |
| 2.2 南极条约组织的决策机制 |
| 2.3 非政府组织在南极事务中的作用 |
| 2.4 南极潜在的领土主权纷争 |
| 2.5 南极领土主权争议从陆地转向海洋 |
| 第3章 南极渔业管理机制 |
| 3.1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
| 3.1.1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概况 |
| 3.1.2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与《南极条约》体系 |
| 3.2 养护公约的亮点 |
| 3.2.1 开放的成员准入机制 |
| 3.2.2 相对完备的组织机构 |
| 3.2.3 应时而生与动态发展 |
| 3.2.4 外交智慧 |
| 3.2.5 积极应对 IUU 现象 |
| 3.2.6 先进的渔业管理理念 |
| 3.3 案例分析：磷虾养护措施 |
| 3.4 养护公约的瓶颈 |
| 第三部分 北极 |
| 第1章 北极渔业 |
| 1.1 北极海域界定 |
| 1.2 北极渔业资源 |
| 1.3 中国的北极渔业活动 |
| 第2章 北极政治环境 |
| 第3章 北极渔业管理机制 |
| 3.1 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瓶颈 |
| 3.1.1 北极渔业管理协议 |
| 3.1.2 北极渔业管理组织 |
| 3.1.3 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北极渔业利益冲突 |
| 3.1.4 北极渔业管理主体的混乱 |
| 3.1.5 北极渔业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
| 3.1.6 北极渔业遭遇 IUU 的困扰 |
| 3.2 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亮点 |
| 3.2.1 北极国家的北极渔业管理实践 |
| 3.2.2 国际组织在北极渔业管理中的监督作用 |
| 3.2.3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北极渔业管理实践 |
| 3.2.4 北极各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协议的积极作用 |
| 第4章 加拿大西北航道管理对北极渔业管理的启示作用 |
| 4.1 加拿大西北航道管理中的亮点 |
| 4.2 加拿大西北航道管理的启示作用 |
| 第四部分 对比研究视角下的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 |
| 第1章 渔业管理视角下的南北极相似点 |
| 1.1 “冰封区域” |
| 1.2 简单并脆弱的极地海洋生态系统 |
| 1.3 极地海洋生物养护面临的挑战 |
| 第2章 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对比研究 |
| 2.1 南极渔业管理机制对北极的启示作用 |
| 2.1.1 渔业管理协议 |
| 2.1.2 渔业管理组织 |
| 2.1.3 渔业决策机制 |
| 2.1.4 渔业管理理念 |
| 2.1.5 渔业管理措施 |
| 2.1.6 与其他国际组织及协议的关系 |
| 2.2 北极渔业管理机制对南极的启示作用 |
| 2.2.1 沿海国的渔业管理职责 |
| 2.2.2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及协议的实践经验 |
| 第3章 “北极条约”签订的可行性 |
| 第五部分 中国极地战略视角下的极地渔业政策 |
| 第1章 极地对中国的重要性 |
| 1.1 南极对中国重要的战略意义 |
| 1.2 北极对中国重要的战略意义 |
| 第2章 他国极地战略对中国的启示作用 |
| 2.1 各国极地战略实践对中国的启示作用 |
| 2.1.1 马来西亚的南极战略实践 |
| 2.1.2 美国的北极战略实践 |
| 2.1.3 美国的南极战略实践 |
| 2.2 各国极地战略文件对中国的启示作用 |
| 第3章 中国极地战略制定面临的挑战 |
| 3.1 国内极地事务相关机构布局 |
| 3.2 “海洋强国”战略下的极地海洋权益意识 |
| 3.3 国内极地立法 |
| 3.4 中国的极地海洋生物资源科学考察 |
| 第4章 中国极地战略与科研成就 |
| 4.1 中国极地考察“十二五”发展规划 |
| 4.2 中国极地科学能力的提升 |
| 4.3 中国极地事务的履约状况 |
| 第5章 中国极地战略制定中的关键因素 |
| 5.1 “北急南重” |
| 5.2 明确中国的极地权益 |
| 5.3 完善极地战略机制 |
| 5.4 “和谐极地” |
| 5.5 协调极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进行 |
| 5.6 非北极国家的北极战略 |
| 第6章 中国的极地渔业政策 |
| 6.1 中国极地战略视角下极地渔业政策的共性 |
| 6.1.1 政策措施 |
| 6.1.2 组织措施 |
| 6.1.3 极地渔业立法 |
| 6.1.4 科技先行 |
| 6.2 中国的南极渔业政策 |
| 6.2.1 南极关注点从大陆到海洋的转变 |
| 6.2.2 参与南极渔业资源的科学调查 |
| 6.2.3 磷虾产业链中的技术改进 |
| 6.2.4 参与机制构建 |
| 6.2.5 人才培养 |
| 6.3 中国的北极渔业政策 |
| 6.3.1 北极渔业关注点 |
| 6.3.2 国际合作 |
| 6.3.3 北极渔业政策的动态性 |
| 6.3.4 非极地国家的北极渔业权益 |
| 第六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围填海开发活动的历史、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
| 1.2.1 国外围填海开发活动历史、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
| 1.2.2 我国围填海开发活动历史、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
| 1.3 国内外围填海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研究综述 |
| 1.3.1 海洋资源研究现状 |
| 1.3.2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研究现状 |
| 1.3.3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2 受围填海开发活动影响的海洋资源 |
| 2.1 海洋资源的内涵 |
| 2.1.1 海洋资源的定义 |
| 2.1.2 海洋资源的分类 |
| 2.2 我国沿海围填海规模的聚类分析 |
| 2.2.1 围填海规模聚类分析样本和变量的选择 |
| 2.2.2 围填海规模聚类分析 |
| 2.2.3 聚类分析结果 |
| 2.3 围填海开发活动影响的海洋资源 |
| 2.4 基于 DPSIR 模型的围填海对海洋资源影响框架体系 |
| 2.5 小结 |
| 3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筛选 |
| 3.1 指标选取原则 |
| 3.2 基于德尔菲法的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筛选 |
| 3.2.1 基于德尔菲法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评价指标筛选步骤 |
| 3.2.2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确定 |
| 3.2.3 专家咨询调查表设计 |
| 3.2.4 统计分析结果 |
| 3.3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
| 3.3.1 建立围填海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
| 3.3.2 港航资源指标 |
| 3.3.3 旅游资源指标 |
| 3.3.4 渔业资源指标 |
| 3.3.5 空间资源指标 |
| 3.3.6 其他资源指标选取 |
| 3.3.7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指标分类 |
| 3.4 小结 |
| 4 围填海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 |
| 4.1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权重 |
| 4.1.1 决策系统 |
| 4.1.2 系统综合评价方法 |
| 4.1.3 层次分析法 |
| 4.1.4 AHP 与德尔菲法结合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2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标准 |
| 4.3 小结 |
| 5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方法应用 |
| 5.1 渤海湾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水动力影响 |
| 5.1.1 模型选择和设置 |
| 5.1.2 水动力模型验证 |
| 5.1.3 渤海湾海流结果分析 |
| 5.2 渤海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影响的海岸线变化 |
| 5.2.1 渤海位置与自然地理 |
| 5.2.2 岸线数据提取 |
| 5.2.3 岸线提取结果 |
| 5.3 曹妃甸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 |
| 5.3.1 曹妃甸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研究现状 |
| 5.3.2 曹妃甸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概况 |
| 5.3.3 曹妃甸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指标数据量化 |
| 5.3.4 曹妃甸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权重 |
| 5.3.5 曹妃甸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综合评价 |
| 5.4 天津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 |
| 5.4.1 天津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研究现状 |
| 5.4.2 天津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概况 |
| 5.4.3 天津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指标数据量化 |
| 5.4.4 天津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指标权重 |
| 5.4.5 天津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综合评价 |
| 5.5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预测 |
| 5.5.1 预测方法 |
| 5.5.2 曹妃甸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预测 |
| 5.5.3 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预测 |
| 5.6 小结 |
| 6 海洋资源影响评价系统开发及管理对策 |
| 6.1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系统开发 |
| 6.1.1 基于 VB 的评价系统 |
| 6.1.2 系统开发流程图 |
| 6.1.3 围填海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系统 |
| 6.2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对策 |
| 6.2.1 围填海开发活动国内外管理对比 |
| 6.2.2 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管理对策 |
| 6.3 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玉筋鱼和赤魟的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鱼类线粒体基因组研究概述 |
| 1.1.1 鱼类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与组成 |
| 1.1.2 鱼类线粒体基因组的遗传特征 |
| 1.1.3 鱼类线粒体基因组的进化特点 |
| 1.1.4 鱼类线粒体基因组的应用 |
| 1.2 分子系统地理学在海洋鱼类中的研究进展 |
| 1.2.1 分子系统地理学简介 |
| 1.2.2 分子系统地理学常用的分子标记 |
| 1.2.3 海洋鱼类系统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 |
| 1.2.4 海洋鱼类分子系统地理学的应用 |
| 第二章 玉筋鱼和太平洋玉筋鱼线粒体基因组特征分析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结构与组成 |
| 2.3.2 碱基组成 |
| 2.3.3 蛋白质编码基因 |
| 2.3.4 非同义替代和同义替代 |
| 2.3.5 rRNA 基因和 tRNA 基因 |
| 2.3.6 非编码区 |
| 2.4 讨论 |
| 2.4.1 线粒体基因组结构 |
| 2.4.2 线粒体基因组碱基组成 |
| 2.4.3 线粒体基因组蛋白质编码基因分析 |
| 2.4.4 线粒体基因组其他片段分析 |
| 第三章 基于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的玉筋鱼南、北世系遗传分化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序列多态分析 |
| 3.3.2 系统发育分析 |
| 3.3.3 分化时间估算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赤魟的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 |
| 4.1 赤魟的研究概况 |
| 4.1.1 赤魟形态学特征与生态习性 |
| 4.1.2 赤魟的研究进展 |
| 4.2 基于线粒体 DNA 控制区的赤魟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 |
| 4.2.1 前言 |
| 4.2.2 材料与方法 |
| 4.2.3 结果与分析 |
| 4.2.4 讨论 |
| 4.3 基于 AFLP 标记的赤魟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 |
| 4.3.1 前言 |
| 4.3.2 材料与方法 |
| 4.3.3 结果与分析 |
| 4.3.4 讨论 |
| 4.4 赤魟微卫星标记的开发和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 |
| 4.4.1 微卫星分子标记开发方法及研究进展 |
| 4.4.2 赤魟微卫星分子标记开发 |
| 4.4.3 赤魟种群的微卫星分析 |
| 4.4.4 结果与分析 |
| 4.4.5 讨论 |
| 第五章 魟属鱼类系统发育研究 |
| 5.1 魟属鱼类线粒体 DNA 控制区结构分析 |
| 5.1.1 前言 |
| 5.1.2 材料与方法 |
| 5.1.3 结果与分析 |
| 5.1.4 讨论 |
| 5.2 基于线粒体 DNA 序列片段的魟属鱼类系统发育分析 |
| 5.2.1 前言 |
| 5.2.2 材料与方法 |
| 5.2.3 结果与分析 |
| 5.2.4 讨论 |
| 第六章 总结 |
| 1 玉筋鱼和太平洋玉筋鱼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 |
| 2 玉筋鱼南、北世系线粒体基因组的遗传分化 |
| 3 赤魟的种群遗传结构与系统地理格局 |
| 4 5种魟属鱼类的系统进化关系 |
| 5 线粒体 DNA、微卫星与 AFLP 三种标记的比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6）基于GIS的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保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中国近、现代内陆水域鱼类研究历史回顾 |
| （一） 外国学者研究时期（1758—1927 年） |
| （二） 中国学者起步时期（1927—1937 年） |
| （三） 战争影响时期（1937—1949 年） |
| （四） 恢复时期（1949—1980 年） |
| （五） 加速发展时期（1980 年至今） |
| 1.2 GIS 技术在研究物种多样性格局上的应用 |
| 1.3 本项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 1.4 本研究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物种信息的收集 |
| 2.1.2 GIS 数据的获得 |
| 2.2 方法 |
| 2.2.1 物种多样性组成的研究方法 |
| 2.2.2 利用GIS 对物种多样性格局的研究方法 |
| 2.2.3 相关生态因子的选择和处理方法 |
| 2.2.4 热点地区的确定 |
| 2.2.5 保护区分布格局的分析方法 |
| 2.2.6 优先保护区域的确定 |
| 第3章 结果与讨论 |
| 3.1 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 |
| 3.1.1 研究结果 |
| 3.1.1.1 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 |
| 3.1.1.2 基于GIS 的各阶元多样性格局 |
| 3.1.1.3 物种多样性与环境因子分布格局的比对 |
| 3.1.2 分析与讨论 |
| 3.1.2.1 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组成特点 |
| 3.1.2.2 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分布特点 |
| 3.1.2.3 物种多样性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2 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特有性及其分布格局 |
| 3.2.1 研究结果 |
| 3.2.1.1 内陆水域鱼类特有种组成 |
| 3.2.1.2 基于GIS 的内陆水域特有鱼类分布格局 |
| 3.2.2 分析与讨论 |
| 3.2.2.1 内陆水域鱼类特有性特点 |
| 3.2.2.2 特有种分布格局与物种多样性格局的关系 |
| 3.3 中国内陆水域鱼类濒危性及其分布格局 |
| 3.3.1 研究结果 |
| 3.3.1.1 内陆水域鱼类濒危物种组成 |
| 3.3.1.2 基于GIS 的内陆水域濒危鱼类分布格局 |
| 3.3.1.3 内陆水域鱼类濒危种数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 |
| 3.3.2 分析与讨论 |
| 3.3.2.1 内陆水域鱼类濒危性特点 |
| 3.3.2.2 内陆水域鱼类的濒危原因 |
| 3.3.2.3 濒危种分布格局与物种多样性、特有种分布格局的关系 |
| 3.4 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热点地区及优先保护区 |
| 3.4.1 研究结果 |
| 3.4.1.1 热点地区 |
| 3.4.1.2 基于GIS 的保护区分布格局 |
| 3.4.2 分析与讨论 |
| 3.4.2.1 物种多样性、特有种和濒危种热点地区的重叠区分析 |
| 3.4.2.2 已建保护区的保护现状及评价 |
| 3.4.2.3 内陆水域鱼类优先保护区建议 |
| 第4章 结论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文章目录 |
（7）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引言 |
| 一、对象的界定 |
| 二、对象的时空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一、贝丘遗址是遗址类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
| 二、史前农业文化研究中被忽略的渔猎研究 |
| 三、从贝丘遗址考察早期中国的渔猎经济因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和方法 |
| 一、相关学科的研究 |
| 二、本文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
| 注释 |
| 第二章 贝丘遗址 |
| 第一节 遗址分布 |
| 一、空间分布 |
| 二、时间分布 |
| 第二节 贝丘遗址分类 |
| 一、贝丘遗址分类标准 |
| 二、贝丘遗址的类型 |
| 第三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贝丘遗迹 |
| 第一节 居址 |
| 一、天然洞穴 |
| 二、房址及建筑痕迹 |
| 三、居址反映的流动性和定居性 |
| 第二节 墓葬 |
| 一、考古发现 |
| 二、墓葬及其问题 |
| 三、人骨反映的贝丘人饮食结构 |
| 第三节 用火遗迹和特殊遗迹 |
| 一、用火遗迹 |
| 二、特殊遗迹 |
| 第四节 聚落形态 |
| 一、贝丘聚落的区域特征 |
| 二、贝丘聚落的演变 |
| 第五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贝丘遗物 |
| 第一节 自然遗物 |
| 一、动物遗骸 |
| 二、植物遗存 |
| 第二节 人工遗物 |
| 一、人工遗物的分类 |
| 二、农业和渔猎工具 |
| 第三节 贝类采集、加工和蚌器 |
| 一、采贝方式及工具 |
| 二、贝类加工及工具 |
| 三、蚌器 |
| 第四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贝丘经济 |
| 第一节 贝丘经济 |
| 一、贝丘经济分类标准 |
| 二、渔猎采集模式 |
| 三、亦渔亦农模式 |
| 四、农业模式 |
| 第二节 贝丘经济的演变 |
| 一、贝丘经济的变化 |
| 二、变化的原因 |
| 第三节 沿海经济与贝丘经济 |
| 第四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结论：从贝丘遗址到我国沿海半月形文化带 |
| 一、我国先秦沿海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 |
| 二、我国先秦沿海贝丘经济在先秦经济中的地位 |
| 三、中国先秦时期的沿海半月形文化带 |
| 注释 |
| 附表一 |
| 附表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注释 |
| 后记 |
（8）鲤生长性状主效QTL育种潜力评估及其在染色体上的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 上海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引言 |
| 第一章 主要经济鱼类重要性状的 QTL 发掘与利用 |
| 1.1 主要经济鱼类 QTL 发掘现状 |
| 1.1.1 虹鳟 |
| 1.1.2 大西洋鲑 |
| 1.1.3 罗非鱼 |
| 1.1.4 斑点叉尾鮰 |
| 1.1.5 牙鲆 |
| 1.1.6 亚洲尖吻鲈 |
| 1.1.7 半滑舌鳎 |
| 1.1.8 鲤 |
| 1.2 鱼类 QTL 标记辅助育种实例 |
| 1.2.1 标记辅助选育虹鳟抗传染性胰脏坏死病品系 |
| 1.2.2 标记辅助选育牙鲆抗淋巴囊肿病品系 |
| 1.2.3 雌性特异标记辅助建立半滑舌鳎单性品系 |
| 1.2.4 镜鲤生长性状优势基因型富集 |
| 1.3 连锁群及 QTL 区域在染色体上的定位 |
| 1.3.1 性别连锁标记的定位 |
| 1.3.2 细胞遗传学作图 |
| 1.3.3 功能基因定位 |
| 1.4 博士论文整体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源于 BES 的微卫星标记与鲤生长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群体 |
| 2.1.2 生长性状表型值的测量 |
| 2.1.3 DNA 提取 |
| 2.1.4 PCR 扩增 |
| 2.1.5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 |
| 2.2.1 12 个生长性状及其相关性分析 |
| 2.2.2 微卫星标记扫描 |
| 2.2.3 微卫星标记与性状相关性分析 |
| 2.2.4 性状优势基因型的筛选 |
| 2.3 讨论 |
| 2.3.1 基于单标记的分析方法 |
| 2.3.2 性状优势基因型对育种的指导意义 |
| 2.3.3 性状相关标记的应用前景 |
| 第三章 鲤生长性状的主效 QTL 挖掘 |
| 3.1 材料和方法 |
| 3.1.1 作图群体构建 |
| 3.1.2 性状测定 |
| 3.1.3 基因组 DNA 提取 |
| 3.1.4 标记来源 |
| 3.1.5 基因型分析 |
| 3.1.6 图谱构建 |
| 3.1.7 QTL 定位及数据分析 |
| 3.1.8 生长性状主效 QTL 标记的鉴定 |
| 3.2 结果 |
| 3.2.1 标记情况 |
| 3.2.2 连锁图谱 |
| 3.2.3 各性状的 QTL 结果 |
| 3.2.4 QTL 座位不同基因型与性状的比较 |
| 3.3 讨论 |
| 3.3.1 图谱加密的效果 |
| 3.3.2 多性状 QTL 综合分析的优点 |
| 3.3.3 QTL 峰值标记不同基因型对性状的贡献 |
| 第四章 鲤生长主效 QTL 在 5 个家系中的验证及共享 QTL 挖掘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实验鱼群体 |
| 4.1.2 引物与试剂 |
| 4.1.3 PCR 扩增及检测 |
| 4.1.4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 |
| 4.2.1 实验群体的表型性状 |
| 4.2.2 QTL 标记在 5 个家系中的扩增情况 |
| 4.2.3 QTL 标记在 5 个家系中的验证及共享 QTL 挖掘 |
| 4.2.4 QTL 标记优势基因型的特点 |
| 4.2.5 不同 QTL 优势基因型的富集和聚合 |
| 4.3 讨论 |
| 4.3.1 QTL 标记的验证及共享 QTL 标记发掘 |
| 4.3.2 性状优势基因型的变化 |
| 4.3.3 性状优势基因型的富集和聚合效应 |
| 第五章 镜鲤与建鲤生长性状共享 QTL 的发掘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实验群体及表型性状的测量 |
| 5.1.2 DNA 的提取 |
| 5.1.3 标记的选择 |
| 5.1.4 PCR 扩增 |
| 5.1.5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 |
| 5.2.1 性状分析 |
| 5.2.2 镜鲤与建鲤共享 QTL 标记挖掘 |
| 5.2.3 性状优势基因型的发掘 |
| 5.3 讨论 |
| 第六章 鲤生长 QTL 在育种群体中的特征及其育种潜力评估 |
| 6.1 材料和方法 |
| 6.1.1 实验鱼群体 |
| 6.1.2 引物与试剂 |
| 6.1.3 PCR 扩增及检测 |
| 6.1.4 数据处理 |
| 6.2 结果 |
| 6.2.1 连续 3 代亲鱼群体的遗传结构 |
| 6.2.2 QTL 标记在 F2等位基因及基因型分布特征 |
| 6.3 讨论 |
| 6.3.1 QTL 标记揭示的育种群体遗传结构 |
| 6.3.2 有效富集 QTL 优势基因型的策略 |
| 第七章 鲤部分 QTL 区间及连锁群在染色体上的定位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实验鱼 |
| 7.1.2 染色体标本的制备 |
| 7.1.3 探针的选择 |
| 7.1.4 阳性克隆筛选 |
| 7.1.5 质粒的提取 |
| 7.1.6 C0t-1 DNA 的制备 |
| 7.1.7 荧光原位杂交 |
| 7.2 结果 |
| 7.2.1 染色体形态观察 |
| 7.2.2 BAC 克隆中微卫星标记鉴定 |
| 7.2.3 18S rDNA 杂交结果 |
| 7.2.4 荧光原位杂交结果 |
| 7.3 讨论 |
| 7.3.1 鲤 18S rDNA 定位 |
| 7.3.2 部分 QTL 区域和连锁群在染色体上的定位 |
| 7.3.3 FISH 技术在鲤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论文 |
| 致谢 |
（9）营养与养殖大黄鱼品质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中涉及的鱼类名称拉英汉对照 |
| 论文中常见的缩略语表 |
| 引言 |
| 第一章 综述：鱼类营养与品质研究进展 |
| 1.1 鱼类品质评价指标的研究进展 |
| 1.1.1 视觉及其品质评价指标 |
| 1.1.2 味觉及其品质评价指标 |
| 1.1.3 嗅觉及其品质评价指标 |
| 1.1.4 触觉（口感）及其品质评价指标 |
| 1.2 野生和养殖鱼类品质评价指标差异的研究进展 |
| 1.2.1 形体方面 |
| 1.2.2 颜色方面 |
| 1.2.3 肉质方面 |
| 1.2.4 风味方面 |
| 1.3 鱼类营养与品质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 |
| 1.3.1 颜色方面 |
| 1.3.2 肉质方面 |
| 1.3.3 风味方面 |
| 1.4 总结和展望 |
| 第二章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品质差异的比较研究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实验材料 |
| 2.2.2 实验分析 |
| 2.2.3 统计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在形体方面的差异 |
| 2.3.2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在体色方面的差异 |
| 2.3.3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在肉色方面的差异 |
| 2.3.4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在肉质方面的差异 |
| 2.3.5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在风味——气味方面的差异 |
| 2.3.6 野生和养殖大黄鱼在风味——滋味方面的差异 |
| 2.3.7 PCA 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附图表 |
| 第三章 饲料类型和鱼的大小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实验材料 |
| 3.2.2 实验分析 |
| 3.2.3 统计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饲料类型和鱼规格对大黄鱼形体的影响 |
| 3.3.2 饲料类型和鱼规格对大黄鱼肉质的影响 |
| 3.3.3 饲料类型和鱼规格对大黄鱼风味——气味的影响 |
| 3.3.4 饲料类型和鱼规格对大黄鱼风味——滋味的影响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附表 |
| 第四章 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 |
| 4.1 前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饲料成分和加工 |
| 4.2.2 养殖过程 |
| 4.2.3 实验样品 |
| 4.2.4 实验分析 |
| 4.2.5 统计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形体指标的影响 |
| 4.3.2 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肉质的影响 |
| 4.3.3 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风味——气味的影响 |
| 4.3.4 饲料蛋白质水平对大黄鱼风味——滋味的影响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附表 |
| 第五章 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肌肉品质的影响 |
| 5.1 前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饲料组成与加工 |
| 5.2.2 养殖过程 |
| 5.2.3 实验样品 |
| 5.2.4 实验分析 |
| 5.2.5 统计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形体指标的影响 |
| 5.3.2 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肉质的影响 |
| 5.3.3 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风味——气味的影响 |
| 5.3.4 饲料脂肪水平对大黄鱼风味——滋味的影响 |
| 5.4 讨论 |
| 5.5 结论 |
| 附表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海州湾海域鱼类群落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生物多样性概念及研究进展 |
| 1.1.1 生物多样性概念及研究意义 |
| 1.1.2 群落多样性指数研究进展 |
| 1.1.3 分类多样性研究进展 |
| 1.1.4 功能属性及功能群划分研究进展 |
| 1.2 鱼类多样性时空格局的研究方法 |
| 1.2.1 分层随机取样 |
| 1.2.2 GAM 模型 |
| 1.2.3 多样性指数之间的比较研究进展 |
| 1.3 鱼类多样性时空格局研究进展 |
| 1.4 鱼类多样性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
| 1.5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2 海州湾海域鱼类分类多样性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样品采集 |
| 2.2.2 分类多样性指数的计算 |
| 2.2.3 GAM 模型的构建 |
| 2.3 结果 |
| 2.3.1 海州湾鱼类分类学组成 |
| 2.3.2 海州湾鱼类分类学组成的季节变化 |
| 2.3.3 海州湾鱼类分类学组成的空间变化 |
| 2.3.4 海州湾鱼类分类多样性的季节变化 |
| 2.3.5 海州湾鱼类分类多样性的空间变化 |
| 2.3.6 海州湾鱼类分类多样性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
| 2.3.7 两个分类学多样性指数间的关系 |
| 2.4 讨论 |
| 2.4.1 海州湾鱼类分类学组成的时空变化 |
| 2.4.2 海州湾鱼类分类多样性的环境效应 |
| 2.4.3 海州湾鱼类分类多样性的纬度效应 |
| 2.4.4 平均分类差异指数与分类差异变异指数的内在联系 |
| 3 海州湾海域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时空分布特征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采样方法 |
| 3.2.2 数据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化 |
| 3.3.2 海州湾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变化 |
| 3.3.3 海州湾鱼类群落 ABC 曲线及其季节变化 |
| 3.4 讨论 |
| 3.4.1 海州湾鱼类多样性时空格局原因探讨 |
| 3.4.2 底质类型对海州湾鱼类多样性空间格局的影响 |
| 3.4.3 海州湾鱼类群落稳定性探讨 |
| 4 海州湾海域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比较研究 |
| 4.1 前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采样方法 |
| 4.2.2 多样性指数的选取和测量 |
| 4.2.3 数据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多样性指数的比较研究 |
| 4.3.2 海州湾优势种鱼类主成分分析 |
| 4.3.3 海州湾优势鱼种主成分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4 讨论 |
| 4.4.1 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关系及其属性分析 |
| 4.4.2 海州湾优势种鱼类的功能属性划分 |
| 4.4.3 优势鱼种主成分与多样性指数对环境因子响应的差异 |
| 4.4.4 优势鱼种主成分之间对环境因子响应的差异 |
| 5 不同分类阶元鱼类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1 前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样品采集和分析 |
| 5.2.2 多样性指数的计算 |
| 5.2.3 GAM 模型的构建 |
| 5.3 结果 |
| 5.3.1 多样性指数分布型 |
| 5.3.2 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3.3 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3.4 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属水平）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3.5 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科水平）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3.6 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目水平）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4 讨论 |
| 5.4.1 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4.2 不同分类阶元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子关系的比较研究 |
| 6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海洋鱼类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规模效率研究[D]. 王大海.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2)
- [2]国家、技术与市场：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种群结构变迁原因研究（1492-1966）[D]. 陈亮.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2)
- [3]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对比研究及中国极地渔业政策[D]. 邹磊磊. 上海海洋大学, 2014(03)
- [4]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方法研究[D]. 胡聪.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2)
- [5]玉筋鱼和赤魟的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D]. 李宁.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1)
- [6]基于GIS的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保育研究[D]. 邢迎春. 上海海洋大学, 2011(05)
- [7]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D]. 赵荦. 复旦大学, 2014(12)
- [8]鲤生长性状主效QTL育种潜力评估及其在染色体上的定位[D]. 鲁翠云. 上海海洋大学, 2014(03)
- [9]营养与养殖大黄鱼品质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D]. 马睿.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1)
- [10]海州湾海域鱼类群落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D]. 苏巍.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