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亚太研究中心召开中韩经济交流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胡玥[1]（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朱新荣[2]（2017）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相互协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和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定,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贸易联合体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而且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中韩建交25年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由“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两国经济合作更是令世人瞩目,双方贸易额增长40倍,往返中韩两国的航班和轮船每天超过100班次,两国公费派遣留学生年约6万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完成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日之间用了30年,中韩之间只用了13年。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典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为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旨在为两国货物贸易提供制度保障,拓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等新兴战略服务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规范稳定可预期的框架。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将有力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的一体化。2015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2015年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制度设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中韩自贸协定创新性地引入了地方经济合作条款,明确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2015年12月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韩国驻华大使金章洙交换外交照会,中韩双方共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二次降税。中韩自贸协定（FTA）终于落地生根。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将会极大刺激双边贸易,专家预计五年内双方的贸易规模就会突破4000亿美元。目前双边贸易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中韩自贸协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签署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同时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领域最多的自贸协定。今天的中韩关系已经不是20年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扩大对外开放而吸引“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国家”韩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那种简单的互利互惠关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两国经济互补空间不断缩小,经济竞争态势越发明显,因此,两国围绕历史、领土争端、捕鱼权、对待“脱北者”的态度以及跨境犯罪问题,加上美、俄、日、朝等国的牵制,近年来龃龉不断,从而给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趋于复杂化。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投资不仅在山东威海十分顺利,在江苏苏州也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断推进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中韩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为此,应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积聚区域经济合作经验;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是韩国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也是韩国朝野达成的共识。从李明博政府到朴槿惠政府,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与中美两国同时交好,使韩国左右逢源,符合韩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韩经济合作的最大动因。然而,2016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在此前后还试射了一系列导弹,且放言,导弹试射的目标包括韩国领海和主要机场,韩国再次感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朝鲜的不断挑衅终于耗尽了韩国的耐心,2016年6月,韩国宣布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威胁到中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中韩关系急转直下。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破坏了中韩经济合作的基础,中韩经济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谢斌[3]（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刘丽莉[4]（2016）在《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冷战结束已降,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而在西欧、中东和亚太三大地区进行了同盟体系的重构。其中,在亚太地区的美韩同盟是美国地区同盟架构中的重要环节。经历了六十余载战火洗礼与风雨同舟,美韩双边军事同盟几经调整,依然历久弥新。冷战结束后,虽然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有所降低,但是随着朝核问题与导弹问题的持续发酵,美韩同盟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不仅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反而出现了“历史的重演”,美韩同盟在经历了冷战的洗礼和冷战后的沉淀后,在21世纪再次显露出军事同盟的刺眼寒光,这迫使人们对如下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和回答: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速,美韩同盟出现了哪些具体的变化?美韩同盟在美国亚太安全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如何?随着朝核问题的发酵与中美关系的互动,美韩同盟未来的发展态势将会是什么?美韩同盟对21世纪的东北亚安全将显示出怎样的塑造?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文将从六个章节展开必要的探讨。第一章对美韩同盟的历史和现实认知进行阐述。在冷战的热战中,美韩缔结了同盟关系。本章从军事、经济、观念三个层面阐述了美韩同盟的演进,并在历史的维度中就三个层面对同盟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估。进入21世纪,从美韩两国各自的角度就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同盟强化的动因做了详尽分析。进而指出,虽然美韩同盟关系在进一步强化,但纵观几年来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生态的恶化,充分说明美韩同盟的强化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第二章对美韩同盟内涵的拓展进行阐述。美韩同盟内涵扩展主要体现在常规军事合作、情报合作、核合作、导弹合作、网络太空合作等五个方面。常规军事合作领域美韩两国在防务贸易、海军、空军方面的合作加强;情报合作领域,美国持续为韩国提供自身无法获取的战略战术情报、韩国凭借其地理优势在美国全球情报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核能合作领域,美韩新的核能合作协定不再明文限制韩国进行铀浓缩和乏燃料再处理;导弹合作方面,美国对韩国进攻性导弹的限制逐渐放松,但是美韩导弹合作仍旧以美国为主导;网络太空领域,随着美韩两国在太空合作领域合作的推进,美国对韩国发展太空技术相关的导弹扩散和出口控制等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有所减少。第三章介绍了美韩同盟机制扩容。21世纪初美韩同盟机制扩容主要体现在美韩安全合作机制和美韩经贸机制两个方面。美韩安全合作机制包括安全合作会议和军事演习,21世纪初美韩安全合作会议不仅在20世纪原有的战略性安全合作会议上有所扩展,而且又增加了具体议题层面的安全合作会议。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同盟不仅在战略战役级的军事演习数目增加,而且参与演习的战机数量有所提高;对战时指挥权转移前后的同盟军事结构并基于“战略计划2015”对联合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了规划;该章还就2014年提出的有条件的战时指挥权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章对美韩同盟的功能与困境进行了分析。美韩同盟的功能与困境存在互动。美韩同盟具有威慑功能、屏障功能和辐射功能。美韩同盟存在传统同盟困境和新同盟困境。美韩同盟的传统同盟困境指的是传统的抛弃与牵连困境,传统同盟困境主要从美韩战略目标分歧、成本分担问题等两个层面进行探讨。随后,本章还着重探讨了美韩同盟的新困境,即同盟对手与同盟经济伙伴的同一性困境,以及同一同盟体系内各个同盟之间的同盟间困境。第五章探讨了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分别探讨了美韩同盟与朝鲜、日本、中国的关系。从美韩同盟与朝核问题、美韩同盟与半岛统一两个方面就美韩同盟与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安全和观念两个层面就美韩同盟与日本的关系展开分析,并探讨了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从安全、经济、观念三个层面就美韩同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第六章探讨了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机制的关系。分别从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美韩同盟与东北亚经济机制两个层面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中的作用两方面就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美韩FTA对中日韩FTA的影响、韩国加入TPP对中日韩FTA的冲击等方面就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王禹[5]（2012）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州）,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是中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南隔图们江与朝鲜邻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国。大韩民国（简称韩国）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后从对峙国家发展成为友好邻邦。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地缘、人缘方面有着特殊关系,地缘方面,它们都位于东北亚中心交汇点,处于连接中、朝、俄、韩、日等国陆海运输通道的枢纽。人缘方面,延边朝鲜族的祖先来自朝鲜半岛,多数人与朝鲜、韩国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冷战时期,在中朝两国坚持战斗友谊,兴衰于共中曲折发展的大框架内,延边州成为我国与朝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在中韩两国从严重对峙状态逐渐转向缓和的关系中,延边州开始与韩国进行了民间交流。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伴随着冷战解体,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全世界宣布：由UNDP支持,周边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图们江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开辟东北亚海、路、空国际通道,以促进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国际合作。从此,图们江区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延边州、朝鲜罗先地区以及俄罗斯沿海洲成为多国合作开发的重点地区。图们江开发为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图们江开发论证准备和开发阶段,中朝两国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经过高层互访,将两国关系推进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为延边州与韩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延边州充分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加强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辟了珲春.罗津-束草的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清津-日本西海岸诸港的定期班轮和珲春-罗津-釜山-新泻的集装箱航线,又开通了珲春-波谢特-釜山-秋田的国际陆海联运航线。至此,延边州初步实现了我国政府提出的“借港出海”战略,为延边州、吉林省乃至东北的振兴创造了新机遇。区域国际陆海通道的开辟,使延边州扩大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和合作,在经贸、劳务、旅游以及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由于东北亚区域还存在着冷战遗产的影响,区域各国的合作深受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等诸因素的制约,开发经费的支出依然局限于地方政府行为等原因,远远没有达到UNDP所预定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推动图们江开发,2005年9月,图们江开发五个成员国在长春签署“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将图们江开发项目提升为大图们江行动计划。经过中朝频繁的高层交往,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发展阶段,直接推动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使延边州租借罗津港一号码头,进一步扩展了延边州的“借港出海”战略。与此同时,中韩高层频繁往来将中韩两国关系提升为新世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不久,延边州与韩国开通了延吉-首尔、上海-延吉-釜山和延吉-青州直航航线。对外通道的扩展促进了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延边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11月,我国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延边州成为我国第一个沿边开放开发先行区和示范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落实《长吉图规划纲要》的关键,是加强和扩展图们江区域对外国际通道,使延边州充分发挥我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国际窗口作用。延边州在积极保障珲春—扎鲁比诺—新泻—束草四国联运航线运营的基础上,与朝鲜、韩国紧密合作,打开了珲春-罗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跨境运输通道,成功对接了延吉-韩国-日本的空中航线。中、俄、朝环形跨国旅游的启动,也是延边州与朝鲜、俄罗斯联合开办的边境旅游新亮点。展望未来,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关系将继续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方向发展,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不断得到深化。在中朝、中韩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大环境下,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开辟东北亚五国陆海通道、开辟新欧亚大陆桥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过程中,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将加强交流,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互补资源,在合作中一定会达到双赢目的。
魏永艳[6]（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刘泰来[7]（2016）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西方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中国只能被西方话语解读,其中太多的负面论调和抹黑话语,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核心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就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近年来,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为世界贡献着越来越多的力量和智慧,要讲述中国贡献,就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当下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蕴,阐明中国价值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外话语体系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产物,因此,研究这一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统领地位,传承和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学习借鉴世界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梦想的和谐对接;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坚持正确义利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大格局,坚定扞卫国际公平正义,占据话语权制高点,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敢于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担当主角;建设世界一流智库,树立大宣传理念,打造全球领先新兴媒体,努力构建融通中外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融相通,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相互观照,是价值合理性与科学真理性的内在统一,是语言生动性与思想深刻性的巧妙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对外话语思想,要求我们进一步凝聚中国共识、进一步丰富中国实践、进一步树立中国自信、进一步传播中国声音,以战略思维推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不断完善,在对外话语传播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本论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选题的新颖性。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创新观点提炼,系统研究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创新思维、战略措施、鲜明特色、传播效果等等,认真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声音对外传播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是学术研究前沿问题之一。其二,研究内容创新:原发性的理论探索。本文力求按照逻辑结构,对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创造性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研究。本文界定了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探析了对外话语的内在规律;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外宣传思想进行了简要梳理,明确了其现实指导意义;分析了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历史来源和文化根基,在世界格局变化和国内挑战中,明确了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习近平对外话语的特征,以及历史、理论和现实三大逻辑,概括了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时代价值,阐述了其形成过程,论述了打造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对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了比较系统地概括,对中国梦的世界意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价值、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等内容都进行了解读;从整体筹划、举措推进、路径选择等角度阐述了其战略思维;从历史与时代、民族与世界、理论与实践、价值与真理、语言与思想五个方面阐明了其特色;从世界评价和国际影响考察了其传播效果;最后,对贯彻落实习近平对外话语思想和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进行了理论思考。其三:观点创新。在对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文本系统性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观点:提出了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之一的观点;提出了人类交往的“挣脱——进入”理论,并以此论证中国可以从“落后就要挨打”的西方话语陷阱中挣脱出来,树立民族自信,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类可以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你输我赢的旧思维中解脱出来,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构建和谐世界,开创美好未来;针对意识形态强化、泛化、淡化、弱化等概念,提出了意识形态“巧化”策略,意在增强对外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和手段的灵活性。此外,文中提出了话语自信,承诺性话语,世界民众获得感,人民话语等范畴。
卢文住（ROH MOON JU）[8]（2019）在《中韩海洋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两国通过黄海相互依存,走向海洋合作是中韩两国的必由之路。虽然两国学者对海洋问题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但长远来看,两国在海洋合作上的重大需求和产生的巨大效益使得这些差异不能阻碍两国的海洋合作。本论文将从两国的海洋战略、合作难题与解决方案等五个层面对中韩海洋合作进行分析。第—部分:分析中韩两国的海洋战略。中韩两国具有相似的海洋安全环境。黄海是中韩共享的海域,两国近现代在黄海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因此,制定什么样的海洋战略,以及是否积极推动海洋合作,对于中韩两国来说都很重要。第二部分:分析两国在海洋科技、交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现状与进展。经济全球化时代,海洋合作对于中韩两国的未来发展都十分重要。1994年中韩签署《中韩海洋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MOU）》,1995年5月在青岛建立“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两国的海洋合作自此起步,并以海洋科技为重心。第三部分:围绕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分析中韩两国在海洋合作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重点分析两国间的渔业纠纷与苏岩礁争端,以及两国在海洋领域面临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海洋污染等。第四部分:分析两国海洋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以及未来路径。重点论述两国海洋合作对于两国关系改善、东北亚海洋治理,以及开启东北亚海洋治理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中韩海洋合作的未来路径上,着重提出了海洋轮渡的经济意义和可能性。
姜运仓[9]（2005）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发展趋势下,区域合作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正不断被加强。作为处理区域问题的有力手段,区域合作能够使得国家集中力量并从积极的外部效应中获取最佳利益,并能使国家减轻外部效应的负面影响。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冷战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并不充分,冷战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形式不断出现,但包含区域内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却迟迟没有出现,个中原因值得探讨;人们对东亚国家将走向经济合作,并最终形成区域一体化的前景比较乐观,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走向合作问题上,各国学者的看法却见仁见智,本论文将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不断发展的东亚地区化浪潮中,中国如何应对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赢得发展?提出对策性建议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之一。 本论文由导论和九章组成,其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是论文的选题和相关概念的澄清两部分组成,分别从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等方面说明了这一题目的研究价值,并对本论文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严格界定。论文的第一章回顾了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时间跨度是从东盟的成立到2004年,其主要线索是以时间为顺序,但同时也兼顾了经济合作形式的质变及合作范围的扩大等因素。第二章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中使用了层次法,即从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次展开,全球是东亚经济合作得以发生的大环境,区际日益紧密的联系是经济合作的客观推动力,而各国在对其国家利益的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推动和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选择,则是经济合作的主观推动力。第三章主要分析东亚经济合作的区内制约因素,这一分析是分领域进行的,即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展示其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制约,并就如何克服这些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四章主要论述东亚经济合作同区外大国和国际组织以及区域内的重要关系,其分析的重点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以及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同东亚经济合作的关系,
刘霏[10]（2015）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全球形势进行重新评估,就已经开启了战略重心移向亚太的进程,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针对亚洲大陆建立并强化海上封锁线。但“9·11”事件打破美国原有的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向反恐转移,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持续十年之久,美国因此中断进军亚太的步伐,却为中国赢得十年的高速发展期,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同步急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不断增强地亚太地区影响力,美国再次将视野移回亚太,推出“重返亚太”、“转向亚洲”及“亚太再平衡”策略,以期掌控东亚格局,主导亚太事务,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从本质上讲,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为维护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将不惜使用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力量,防止其地位受到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与损害。任何国家若显示出与之抗衡的能力,都会被美国视为“主要对手”,遭到报复和围堵。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具备上述特点的只有中国。对此,美国着力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争夺亚太地缘战略利益,并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扶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搞所谓的“以邻制华”,企图使中国陷入周边争端乱局中难以自拔,进而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鉴于此,中国的近邻日本、菲律宾亦开始进一步靠向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则左右逢源,远邻澳大利亚悄悄改变风向,中国周边国家在美国的挤压下纷纷进入战略再定位阶段,其中海洋领土争端方面尤为突出。本来基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周边海洋争端虽然冲突时有发生,但也仅局限于可控范围内的“小打小闹”。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冲击下,各相关争议国借助美国及域外其他大国势力的介入,联手实施牵制中国战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使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出现阶段性演变。各国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在中国海洋争端中采取不同的立场与策略：美国“遏制介入”、日本“合纵抗华”、东盟“联合制衡”、澳大利亚“疑惧防范”、俄罗斯“选择性战略协作”、印度“强化‘东向’政策”、韩国“均衡合作”。面对周边国家一味在海洋上采取蚕食政策,固化非法占有,中国从未放松过警惕,并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维权,才能有效地维护地区和平,保证国内政局的稳定。中国的海洋战略思想进行大幅调整,强硬立场前所未有。中国绝不放弃属于自己的任何一寸领土。因此,中国不能单纯以加强军事实力,用四面出击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威胁。而应多角度综合谋划,在诸多矛盾中,着力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制定长远的大战略,以应对来自多方的威胁。针对不同的海洋争端,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
二、中国亚太研究中心召开中韩经济交流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亚太研究中心召开中韩经济交流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 (一)对外政策 |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致谢 |
（2）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概述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特点 |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相互依存论 |
| 一、相互依存论的定义 |
| 二、相互依存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相互依存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地缘经济学 |
| 一、地缘经济学理论概述 |
| 二、地缘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理论观点 |
| 三、地缘经济学理论和缺陷与发展趋向 |
| 第二章 中韩经济合作及其成就与问题 |
| 第一节 中韩经济合作的意义 |
| 一、中韩经济合作是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 |
| 二、中韩经济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源 |
| 三、中韩经济合作是分化美日韩同盟关系的重要选项 |
| 四、中韩经济合作是倒逼台湾与大陆相向而行的有效手段 |
| 五、中韩经济合作是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推动半岛和平统一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韩经济合作的历程 |
| 一、中韩经济合作的萌芽阶段（1979--1984） |
| 二、中韩经济合作的初级阶段（1985--1991） |
| 三、中韩经济合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1992--1997） |
| 四、中韩经济合作的调整阶段（1998--2001） |
| 五、中韩经济合作的成熟阶段（2002--） |
| 第三节 中韩经济合作的成就和问题 |
| 一、双边贸易方面 |
| 二、相互投资方面 |
| 三、金融合作方面 |
| 四、旅游观光方面 |
| 五、产业合作方面 |
| 第四节 中韩自贸协定的谈判与中韩自贸区的建立 |
| 一、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提出 |
| 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的谈判与缔结 |
| 三、中韩自贸区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三章 中韩经济合作卓有成效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政治外交良性互动 |
| 一、互相了解和探索 |
| 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三、构建并打造“新的中韩关系” |
| 四、“萨德”入韩的考验 |
| 第二节 经贸投资迅猛发展 |
| 一、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 二、两国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贸易逆差增大 |
| 三、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
| 四、中韩签署自贸协定 |
| 第三节 人文交流屡破新高 |
| 一、两国建交重启文化交流大门 |
| 二、“韩流”强劲，“汉风”渐起 |
| 三、人文交流进入常态化和制度化 |
| 第四节 军事合作不断深化 |
| 一、战略伙伴合作关系推动军事合作 |
| 二、联合军演深化军事合作 |
| 三、韩国归还志愿军遗骸 |
| 第四章 深化中韩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领土争议 |
| 一、苏岩礁归属 |
| 二、黄海划界 |
| 三、东海划界 |
| 四、防空识别区划设 |
| 第二节 渔业纠纷 |
| 一、中韩渔业纠纷由来 |
| 二、中韩渔业纠纷频发的原因 |
| 第三节 企业非法撤资 |
| 一、韩国企业非法撤资情况 |
| 二、韩国企业非法撤资的原因 |
| 第四节 民族宗教历史认识差异 |
| 一、韩国狭隘民族主义作祟 |
| 二、韩国民间宗教团体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 |
| 三、韩国历史认识混乱 |
| 第五节 国际因素 |
| 一、美国因素 |
| 二、俄罗斯因素 |
| 三、日本因素 |
| 四、朝鲜因素 |
| 五、“萨德”问题 |
| 第五章 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的实践 |
| 第一节 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的成功实践 |
| 一、贸易合作 |
| 二、投资合作 |
| 三、经济活动平台合作 |
| 第二节 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取得成功的原因 |
| 一、良好的投资环境 |
| 二、齐全的产业配套 |
| 三、睦邻友好的两国关系 |
| 四、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推动 |
| 第三节 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
| 一、中韩经济合作的苏州经验 |
| 二、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推进中韩经济合作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积聚区域经济合作经验 |
| 一、加强政治互信，夯实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的政治基础 |
| 二、减少贸易摩擦，构建高效便捷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
| 三、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互相认同 |
| 第二节 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
| 一、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加强三国政治信任 |
| 二、充分认识中日韩自贸区的重要意义 |
| 三、完善磋商机制，缩小分歧形成共识 |
| 第三节 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
| 一、加快区域经济整合，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 |
| 二、强化体制机制建设，落实制度性保障 |
| 三、深耕人文社会交流，形成东亚认同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大韩民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
| 附录二 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 |
|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
| 附录四 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 |
| 后记 |
（3）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4）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美韩同盟转型研究 |
| （二）美韩同盟管理问题 |
| （三）美韩同盟与美国亚太战略研究 |
| （四）观念因素对美韩同盟的影响研究 |
| （五）同盟形成与同盟困境研究 |
| 三、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表现在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比较析法 |
| 第一章 美韩同盟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认知 |
| 一、美韩同盟历史回顾 |
| （一）美韩外交关系的建立 |
| （二）美韩同盟的建立 |
| （三）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 |
| （四）冷战后美韩同盟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韩同盟的强化 |
| （一）美国强化同盟的动因 |
| （二）韩国强化美韩同盟的动因 |
| （三）美韩同盟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美韩同盟内涵扩展 |
| 一、美韩常规军事合作 |
| 二、美韩情报合作 |
| 三、美韩核合作 |
| 四、美韩导弹合作 |
| 五、美韩网络太空合作 |
| （一）美韩网络与太空合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
| （二）美韩网络与太空合作的现状： |
| （三）未来美韩网络与太空合作的趋势与特征 |
| 第三章 美韩同盟的机制扩容 |
| 一、美韩安全合作机制 |
| （一）安全合作会议 |
| （二）联合防卫体系 |
| 二、美韩经贸机制 |
| （一）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 |
| （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 第四章 美韩同盟的功能及困境 |
| 一、美韩同盟的功能 |
| （一）威慑功能 |
| （二）屏障功能 |
| （三）辐射功能 |
| 二、美韩同盟的困境 |
| （一）战略目标位差导致的同盟困境 |
| （二）成本分担对同盟困境的影响 |
| （三）美韩同盟与新同盟困境 |
| 第五章 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 |
| 一、美韩同盟与朝鲜 |
| （一）美韩同盟与朝核问题 |
| （二）美韩同盟与半岛统一 |
| 二、美韩同盟与日本 |
| （一）美韩同盟与日本的安全互动 |
| （二）美韩同盟与日本的观念互动 |
| 三、美韩同盟与中国 |
| （一）美韩同盟与中国的安全互动 |
| （二）美韩同盟与中国的经济互动 |
| （三）美韩同盟与中国的观念互动 |
| 第六章 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机制的关系 |
| 一、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关系 |
| （一）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 |
| （二）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中的作用 |
| 二、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系 |
| （一）美韩FTA对中日韩FTA的影响 |
| （二）韩国加入TPP对中日韩FTA的冲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冷战后美韩同盟大事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5）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动机、目的及意义 |
| 1.2 论文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 |
| 1.3 论文选题有所拓展和突破的内容 |
| 1.4 论文选题的内容概述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合作关系 |
| 2.1 延边州自然状况及其社会特点 |
| 2.1.1 延边州历史沿革与自然状况 |
| 2.1.2 延边州的地缘特点与资源优势 |
| 2.1.3 改革开放初期延边州的发展 |
| 2.2 图们江开发前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合作关系 |
| 2.2.1 中朝高层互访与双方关系的发展 |
| 2.2.2 延边州与朝鲜的人缘、地缘关系 |
| 2.2.3 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合作关系 |
| 2.3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的建立 |
| 2.3.1 冷战时期从对峙趋向缓和的中韩关系 |
| 2.3.2 延边州与韩国的特殊人缘关系 |
| 2.3.3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的开始 |
| 2.3.4 小结 |
| 第三章 图们江开发时期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合作关系 |
| 3.1 UNDP图们江开发计划与延边州的开发 |
| 3.1.1 UNDP图们江开发计划的提出与促进 |
| 3.1.2 中国的图们江开发计划及其实施 |
| 3.1.3 延边州的图们江开发及经济发展 |
| 3.2 边州与朝鲜交流合作关系的发展 |
| 3.2.1 中朝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关系 |
| 3.2.2 朝鲜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 |
| 3.2.3 延边州与朝鲜交流合作关系的扩大 |
| 3.3 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 |
| 3.3.1 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
| 3.3.2 韩国对图们江开放开发的支持 |
| 3.3.3 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合作发展 |
| 3.3.4 图们江开发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
| 3.3.5 小结 |
| 第四章 大图们江开发时期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合作关系 |
| 4.1 大图们江开发中延边州的地位 |
| 4.1.1 《长春协议》的签订与大图们江开发 |
| 4.1.2 中国《长吉图规划纲要》战略的提出 |
| 4.1.3 延边州深化通道建设加快开发步伐 |
| 4.2 延边州与朝鲜交流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
| 4.2.1 传统友谊基础上的中朝关系新发展 |
| 4.2.2 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的扩大 |
| 4.2.3 延边州与朝鲜在“借港出海”中的合作 |
| 4.3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的发展 |
| 4.3.1 中韩全面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4.3.2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步伐的加快 |
| 4.3.3 韩国对延边州对外开放的支持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发展展望 |
| 5.1 中国与朝鲜、韩国的关系发展趋势 |
| 5.1.1 共同利益框架中的中朝关系发展趋向 |
| 5.1.2 日益扩大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走向 |
| 5.2 延边州与朝鲜、韩国深化合作关系的前景 |
| 5.2.1 延边州与朝鲜在新项目中将扩大合作 |
| 5.2.2 环形跨境旅游将促进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合作 |
| 5.2.3 新欧亚大陆桥建设将强化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合作 |
| 5.3 推进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合作的建议 |
| 5.3.1 促进延边与朝鲜关系的建议 |
| 5.3.2 促进延边与韩国关系的建议 |
| 5.3.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 四、论文逻辑思路 |
| 五、研究方法说明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背景 |
| 一、中国东亚安全环境的审视 |
| (一)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
| (二)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困境 |
| (三)东南亚安全局势复杂多变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考量 |
|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反思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困境 |
| (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角色 |
| 三、中国东亚安全战略新思维 |
| (一)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
| (二)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 |
| (三)从武力对抗到合作安全 |
| (四)从短期安全到可持续安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目标 |
| 一、形态目标：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 |
| (一)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
| (二)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特征 |
| (三)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超越 |
| 二、理念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原则设想 |
| (一)开放包容的认同原则 |
| (二)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
| (三)合作安全的共享原则 |
| 三、结构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设想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包容性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多样性 |
|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互惠性 |
| 四、功能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功能设想 |
| (一)东亚经济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三)东亚政治安全的保障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资源依托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内在资源 |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 (二)中国军事发展的维和效应 |
| (三)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效能 |
| (四)中国文化内涵的和合效应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外在资源 |
| (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
| (二)东亚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三)东亚安全机制的积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制约因素 |
| 一、东亚领土争端的隐患 |
| (一)东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东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的掣肘 |
| (一)中美战略竞争 |
| (二)中日战略抗衡 |
| (三)美俄战略博弈 |
| 三、信任赤字的负面效应 |
| (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惧 |
| (二)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的疑惧 |
| (三)东亚国家对中国构想的疑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东盟安全核心机制的建构 |
| (一)经济合作促动政治安全合作 |
| (二)以东盟为核心凝聚东亚安全架构 |
| (三)以中国为动力推动“小马拉大车” |
| 二、中国+东盟+X安全扩展模式的推进 |
|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蒙俄 |
|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东盟+蒙俄+朝韩 |
|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蒙俄+朝韩+日 |
| 三、中美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合作 |
| (一)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机制 |
| (二)传统安全上的协调机制 |
| (三)东亚整体安全架构的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习近平总书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论文的选题理由和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
| 三、对外话语、对外话语体系等概念解读 |
| (一) 对外话语及其形成与发展 |
| (二) 对外话语的内在规律与基本特征 |
| (三) 对外话语的分类及其它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主要观点与创新 |
| (一) 主要观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思想来源和时代背景 |
| 一、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外交往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
| (二) 列宁宣传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 二、思想传承: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造 |
| (一)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毛泽东对外话语思想 |
| (二)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对外话语思想 |
| (三) 全球化时代江泽民对外话语思想 |
| (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新阶段胡锦涛对外话语思想 |
| 三、历史文化来源:在历史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 |
| (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
| (二)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四、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 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准确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 |
| (二) 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战略难题及其应对和解决的关键 |
| 第二章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 |
| 一、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形成过程 |
| (一)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 |
| (二)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二、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一) 对阐释中国梦的世界意蕴具有重要价值 |
| (二) 对提高软实力增强话语权具有重大作用 |
| (三) 对参与全球治理扞卫国际公平正义具有现实意义 |
| (四) 提高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传播的新水平 |
| 第三章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梦想相通相融” |
| (一) “中国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
| (二) “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 |
| 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一) “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
| (二)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 |
| 三、“坚持正确义利观” |
| (一) “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
| (二) “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
| 四、“全球共同治理” |
| (一) 习近平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 |
| (二) “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
| (三)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
| 五、“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一) “建设海洋强国” |
| (二)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
| (三) “中国人民会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第四章 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思维 |
| 一、大道行思: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筹划 |
| (一) 坚持与巩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统领地位 |
| (二) 传承与复兴:凝神聚气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与魂 |
| (三) 开放与包容:学习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 |
| (四) 开拓与创新: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 |
| 二、传播中国梦: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举措 |
| (一) 大力阐释中国梦的世界意蕴,和谐对接中国梦与世界梦 |
| (二) 坚定扞卫国际公平正义,占据话语权制高点 |
| (三)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
| (四)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打赢信念仗传播仗 |
| 三、扩大影响力: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路径 |
| (一) 占领人才高地:建设世界一流智库 |
| (二) 引领传播革命:打造全球领先新兴媒体 |
| (三) 实现有效沟通:构建融通中外的当代中国话语 |
| (四) 机制保障:完善对外话语体系机制建设 |
| 第五章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鲜明特色 |
| 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
| (一) 在历史思维中担当时代使命 |
| (二) 把握壮大和平力量的时代机遇 |
| (三) 推动世界秩序走向文明的和谐 |
|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通相融 |
| (一) 在全球意识中体现大国担当 |
| (二) 扩大对外话语的世界民众基础 |
| (三) 在共赢意识中深化合作发展 |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相互观照 |
| (一) 彰显成功社会主义大国的制度性力量 |
| (二) 破除对西方话语过分“求同”的误区 |
| (三) 习近平对外话语对象的多元化 |
| (四) 在核心政治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
| 四、价值合理性与科学真理性的内在统一 |
| (一) 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哲学意蕴 |
| (二) 习近平对外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价值 |
| 五、语言生动性与思想深刻性的巧妙结合 |
| (一) 话语环境创新: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语境 |
| (二) 话语范式创新:理性式话语和感性式话语的结合 |
| (三) 话语载体创新:以全媒体传播中国声音 |
| (四) 话语表达创新: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魅力 |
| 第六章 习近平对外话语的传播效果 |
| 一、习近平对外话语的国际评价 |
| (一) 对传播主体的评价 |
| (二) 对传播内容的评价 |
| (三) 对传播介质的评价 |
| (四) 对传播方式的评价 |
| (五) 对传播效果的评价 |
| 二、习近平对外话语的世界影响 |
| (一) 习近平对外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
| (二) 理性看待习近平对外话语的世界评价和国际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8）中韩海洋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有关中韩海洋合作的研究成果 |
| 1.2.2 有关中韩海洋领土纠纷的研究 |
| 1.2.2.1 苏岩礁所有权纷争 |
| 1.2.2.2 中国跨界捕捞问题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及难点 |
| 2 中韩海洋战略及其合作需求 |
| 2.1 中国海洋战略 |
| 2.2 韩国海洋战略 |
| 2.3 中韩海洋战略的共同点与合作需求 |
| 3 中韩海洋合作的现状与进展 |
| 3.1 海洋科技合作 |
| 3.2 海洋运输合作 |
| 3.2.1 东北亚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 |
| 3.2.2 “2010海事论坛”:海上货物综合运输协定 |
| 3.3 海洋产业合作 |
| 3.3.1 海洋旅游合作 |
| 3.3.2 海洋渔业合作 |
| 3.4 海洋信息交流与学术合作 |
| 4 中韩海洋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4.1 主权划界和领土争端 |
| 4.1.1 专属经济区(EEZ) |
| 4.1.2 关于海洋划分界限原则的意见冲突 |
| 4.1.3 直线基线问题 |
| 4.1.4 苏岩礁所有权纷争 |
| 4.2 海洋渔业纠纷 |
| 4.2.1 中国渔业环境的变化和非法捕捞的出现 |
| 4.2.2 渔业纠纷 |
| 4.2.3 渔业协定 |
| 4.3 非传统安全问题 |
| 4.3.1 海盗问题 |
| 4.3.2 海洋污染问题 |
| 4.4 美国的阻扰 |
| 5 中韩海洋合作的前景与意义 |
| 5.1 谈判解决中韩海洋纠纷 |
| 5.2 寻找海洋经济合作的新发力点 |
| 5.2.1 中韩海洋轮渡 |
| 5.2.2 中韩海底隧道 |
| 5.3 提升中韩海洋安全合作层次 |
| 5.4 中韩海洋合作对于东北亚海洋治理的意义 |
| 5.4.1 升级东北亚海洋管理系统 |
| 5.4.2 促进东北亚海洋治理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 |
（9）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 论文的选题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从政治合作向经济合作的过渡——东盟的成立及发展 |
| 第二节 自发性经济合作——雁行模式 |
| 第三节 制度性经济合作的萌动与发展——从“东亚经济集团”(EAEG)到“10+3” |
| 第二章 东亚地区走向经济合作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应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挑战 |
| 第二节 不断加深的区内经济联系的要求 |
| 第三节 各国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需要 |
| 第三章 东亚经济合作的区内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政治因素 |
| 第二节 经济因素 |
| 第三节 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因素 |
| 第四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关系 |
| 第一节 美国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
| 第二节 APEC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
| 第三节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中日关系 |
| 第四节 其它关系(国家和组织) |
| 第五章 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范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
| 第一节 东盟与中国互信关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
| 第六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其他形式 |
| 第一节 经济合作形式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
| 第七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 |
| 第一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可能之路 |
| 第二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东亚共同体 |
| 第八章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 |
| 第一节 地缘层面的外溢 |
| 第二节 合作领域的外溢 |
| 第九章 中国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自我定位 |
| 第二节 参与东亚经济合作是稳定周边的有效途径 |
| 第三节 再寻突破：建构中韩自由贸易区 |
| 第四节 几点建议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中文文献 |
| 英文文献 |
| 后记 |
（10）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0.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现状综述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0.3 研究方法与结构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研究结构 |
| 1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演进 |
| 1.1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
| 1.1.1 奥巴马前期：“全面接触”、“遏制+合作” |
| 1.1.2 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 |
| 1.2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层次动因 |
| 1.2.1 内部因素：利益驱动 |
| 1.2.2 外部因素：面临挑战 |
| 1.3 在亚太战略中美国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基本政策 |
| 1.3.1 理论基调：支持与中立统一 |
| 1.3.2 整体布局：强化与遏制并存 |
| 1.3.3 具体部署：军事与政治协调 |
| 2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日东海争端 |
| 2.1 东海争端的阶段性演变 |
| 2.1.1 美国亚太再平衡前的中日东海争端 |
| 2.1.2 美国亚太再平衡后的中日东海争端 |
| 2.2 美国在中日东海争端中的政策 |
| 2.2.1 强化美日同盟,联合牵制中国 |
| 2.2.2 加剧海洋争端,巩固东亚主导 |
| 2.3 日本在东海争端中的政策 |
| 2.3.1 日本在东海争端中的立场与策略 |
| 2.3.2 日本在东海争端中合纵抗华的原因 |
| 2.3.3 日本合纵抗华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 |
| 3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南海争端 |
| 3.1 南海争端的阶段性演变 |
| 3.1.1 美国亚太再平衡前的南海争端 |
| 3.1.2 美国亚太再平衡后的南海争端 |
| 3.2 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 |
| 3.2.1 推动多边解决机制,联合制衡中国 |
| 3.2.2 倡导南海航行自由,谋求战略利益 |
| 3.3 东盟及各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 |
| 3.3.1 东盟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与策略 |
| 3.3.2 东盟各国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与策略 |
| 3.3.3 东盟及各国在南海争端中联合制衡的原因 |
| 3.3.4 东盟及各国联合制衡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 |
| 3.4 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 |
| 3.4.1 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与策略 |
| 3.4.2 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疑惧防范的原因 |
| 3.4.3 澳大利亚疑惧防范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 |
| 3.5 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 |
| 3.5.1 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与策略 |
| 3.5.2 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选择性战略协作的原因 |
| 3.5.3 俄罗斯选择性战略协作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 |
| 4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度洋战略竞争 |
| 4.1 印度洋战略竞争的阶段性演变 |
| 4.1.1 美国亚太再平衡前的印度洋局势 |
| 4.1.2 美国亚太再平衡后的印度洋局势 |
| 4.2 美国在印度洋战略竞争中的政策 |
| 4.2.1 深化美印关系,联合钳制中国 |
| 4.2.2 推进印太战略,维护地区优势 |
| 4.3 印度在印度洋战略竞争中的政策 |
| 4.3.1 印度在印度洋的立场与策略 |
| 4.3.2 印度在印度洋强化“东向”政策的原因 |
| 4.3.3 印度强化“东向”政策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 |
| 5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黄海争端 |
| 5.1 黄海争端的阶段性演变 |
| 5.1.1 美国亚太再平衡前的黄海争端 |
| 5.1.2 美国亚太再平衡后的黄海争端 |
| 5.2 美国在黄海争端中的政策 |
| 5.2.1 强化美韩同盟,联合包围中国 |
| 5.2.2 拓展联合军演,谋求多重利益 |
| 5.3 韩国在黄海争端中的政策 |
| 5.3.1 韩国在黄海争端中的立场与策略 |
| 5.3.2 韩国对黄海争端均衡合作的原因 |
| 5.3.3 韩国均衡合作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 |
| 6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激化中国海洋争端 |
| 6.1 对中国海洋安全利益产生的影响 |
| 6.1.1 激化海上争端,危害中国海洋安全环境 |
| 6.1.2 刺激军备竞赛,加剧中国海洋区域博弈 |
| 6.2 对中国海洋政治利益产生的影响 |
| 6.2.1 打破地区均势,挤压中国海洋战略空间 |
| 6.2.2 强化军事部署,侵犯中国海洋领土主权 |
| 6.3 对中国海洋经济利益产生的影响 |
| 6.3.1 围堵战略航道,阻碍中国海洋贸易发展 |
| 6.3.2 争夺自然资源,威胁中国海洋经济建设 |
| 6.4 对中国海洋文化利益产生的影响 |
| 6.4.1 质疑法理依据,削弱中国海洋合法权利 |
| 6.4.2 抢占舆论阵地,增加中国海洋维权难度 |
| 7 中国的应对之策 |
| 7.1 中国海洋战略思想的调整 |
| 7.1.1 美国亚太再平衡前的中国海洋战略思想 |
| 7.1.2 美国亚太再平衡后的中国海洋战略思想 |
| 7.2 中国的应对之策 |
| 7.2.1 宏观战略方面的应对之策 |
| 7.2.2 具体海域方面的应对之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国亚太研究中心召开中韩经济交流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2]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D]. 朱新荣. 苏州大学, 2017(04)
- [3]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4]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D]. 刘丽莉. 吉林大学, 2016(08)
- [5]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D]. 王禹. 延边大学, 2012(01)
- [6]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7]习近平总书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D]. 刘泰来.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8]中韩海洋合作研究[D]. 卢文住（ROH MOON JU）. 浙江大学, 2019(02)
- [9]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D]. 姜运仓.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10]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D]. 刘霏. 武汉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