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争取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论文文献综述）
韩志宏[1]（2019）在《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统一战线的视角详细分析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时期其他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等基础上,论述工农联盟对在农民占人口优势的国家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始终将其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在导论中,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是当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统一战线和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对解决当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开展研究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总体来看,目前研究的内容多为关注某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工农联盟思想的形式、内容、形成、发展、意义以及巩固措施等。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经验教训等的系统、全面、深入和专门研究则极少;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工农内部阶层分化后,工农联盟面临的分化、影响的有关研究也不多。这种情况虽然给本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但却也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一章,基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对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核心概念作出界定,为后面行文做好了必要铺垫。其次,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工农联盟为何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即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是扩大统一战线联合范围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性质国体的基础和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再次,对与工农联盟有关的三个历史与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如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工农联盟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建立工农联盟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主动争取等,以便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工农联盟的有关误解。第二章,主要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本章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观,工农联盟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以及工农联盟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现的原因。首先,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农深受剥削,政治上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文化上社会思潮多元迸发。其次,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分别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工人观和农民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联合农民的重要性;而农民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沉重压迫下不断发生分化,从一个传统保守的势力逐步产生革命倾向,是一支可以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再次,从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巴黎公社革命前后和恩格斯晚年三个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提出他们的工农联盟思想在领导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最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为何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践的原因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正确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工人阶级内部派系较多且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保守传统的农民联合意识较差、资产阶级对工农关系的挑拨离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使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未能成功实践。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其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们尤为注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第三章,主要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列宁辩证的农民观。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而言列宁对农民的认识从“疑虑”到“肯定”;二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来看,同一时期列宁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其次,立足十月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加以分析,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间接地实现了工农联盟,国内战争时期削弱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时期巩固发展了工农联盟。再次,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认识,并根据苏俄具体国情提出了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以及在不同时期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第四章,主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首先,对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分析。列宁逝世后,主政的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抛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工农联盟重要性的正确认识,继而指出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和国防实力的急剧增强,但它是建立在向农民增收额外税的基础之上,严重削弱和破坏了工农联盟。其次,在对布哈林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与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富农作用、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和农业发展道路等认识均不相同,是布哈林继承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再次,对斯大林与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斯大林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纵然有继承的成分,但更多是否定与背离,主要表现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过渡牺牲农民利益、农业集体化操之过急、过早消灭富农等方面。最后,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形成的背景下,对共产国际中后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重视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满足农民的“局部利益”、争取工农联盟领导权和将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等思想。第五章,主要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研究和分析。首先,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澎湃、邓中夏等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当时他们就对农民参加工人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具有一定认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领导权和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等思想,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其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引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思想,并始终将工农联盟作为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加以分析,指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作了创造性发展,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以及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等。第六章,主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研究。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革命联盟转变为经济联盟中的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因此,一方面要以工农互促、城乡结合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农业合作化来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其次,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由于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城乡、工农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越发凸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其工农联盟思想主要体现在党制定的“三农”方针和政策上,总结起来就是: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发展农业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建立新型乡镇企业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扬经济民主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及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再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逐步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以及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结语部分,进一步对全文作了总结提升,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那就是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在农民绝对数量仍然庞大的我国,必须坚持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工农联盟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和照顾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等。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我国广大农民的联合与团结,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广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
朱孟光[2]（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郝丹梅[3]（2020）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张闻天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经过五四时期先进思想的洗礼,张闻天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和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生涯。延安时期是张闻天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张闻天领导和参与党的各项重大工作实践,为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这些历史贡献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来源、时代的实践需求和良好的个人条件。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清除“左”右倾路线错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理论武器,是张闻天长期坚持理论学习和担任领导工作丰富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在经历遵义会议前的重要转变的基础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反思,最终转变到以毛泽东为代表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轨道上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张闻天在党内职务的变动促成了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心转变。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决定了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展开;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干部教育处处长,因而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以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为中心来进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依托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干部院校,借助《斗争》《解放》《共产党人》等报纸刊物,采用报告发言,利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马列经典着作、中级读物和辅助读物等教材文本为实践载体,在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原则、党的绝对领导的党性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原则下,运用说服教育、实践锻炼、自我批评等重要方法,形成了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内容,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坚持路线和策略教育为主线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丰富内涵。延安时期张闻天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理论,而且将其贯穿于党建工作、军队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文化运动、青年运动等诸多重要实践领域,为推进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科学性、务实性、前瞻性的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不仅在丰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充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三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对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越发深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背景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内背景下,立足新的时代要求,借鉴延安时期张闻天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党的中心任务,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从而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刘子云[4]（2015）在《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民族团结教育”因与社会政治议题存在密切关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实质上,民族团结教育及其模式,是在时代需要的背景下和复杂环境的孕育中,由政治话语的建构、历史主体的实践、制度伦理的规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作用而生成与建构的概念、行动和运行方式。其宗旨是教青年和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共同体中所有个体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彼此关联的命运。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鉴于人们的文化符号、文化归属认同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不平等、歧视、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等破坏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力量在学校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事实性存在,威胁着个体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受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影响,各族人民在交流、交换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的传统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矛盾,或持续存在或转换为经济纠纷、文化差异等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个体与他者的共同安危,民族团结教育致力于用平等、民主、正义与和谐的教育理念、实践方法,培养青年及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以消除民族歧视、抵制破坏、修复分离主义导致的情感裂痕、避免暴力冲突引致的伤害,以维护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平等地位和尊严,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秩序。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的“主体、理念、方式、过程、效果”等5个要素纳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范畴,从历史、政策、实践和理论反思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秉持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考察民族团结教育现象,及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并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之缘由、意义、内容与方法,从多学科和中外比较的视野审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状况。第二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意义。其中主要是从人类学视野中的族群认同理论、民族学中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民族政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社会学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象征人类学中的象征理论等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新的阐释,理解和反思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第三章具体分析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教育”等概念,从政治论、利益论、工具论、价值论等不同的论说,以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再审视,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认同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交迭与差异,确立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内涵。重点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即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从工具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价值。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了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基本样态。历史地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和目标,分别简述了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两者民族团结教育理念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理念。虽然我国民族团结的理念早已蕴藏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但作为教育实践却是近代之事。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萌生阶段（18401949年）；伴生阶段（1949—-1978年）；独立阶段（1978—至今）,不同阶段,其目标、主体、方式、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为避免研究的主观偏见,对广西、北京和湖南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由此形成了第五章内容,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坚持主位研究,主要以团结模范省区的广西作为研究背景,对南宁市五所中学的143名教师和78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及对百色市、来宾市等各地民宗局、民委的民族教育管理者,那良镇中心小学、滩散小学、新兴民族学校等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及对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深度访谈。在使用调查资料时,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以还原民族团结教育的“真实”,并呈现了广西生态视阈下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状况,包括各族师生等不同主体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对象、课程教学、教材、师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态度和看法,总结了广西整体的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第六章对我国与以色列、马来西亚、美国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描述性总结。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团结教育所采取的具体理念、目标和行动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促进国家统一、消除民族歧视和促进社会民主、公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我国与外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具有相同之处,在目标、方式和实践上有一定差异,从总结的经验来看,民族团结教育需要注重理念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灵活性。第七章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主体认识、实践过程、方式选择、质量效果和评价等存在认识上和操作层面的困惑,尤其是不同范式主导下人们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认识存在的偏差较大。第八章探讨了如何解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中关于理念、主体等要素的认识困境,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的方法探讨和路径分析。根据广西、北京、西藏等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可以将经验归纳为课程、活动、文化、情感等四种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第九章从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进行了理论反思。根据民族团结教育形式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分成权力、理性和文化支配等三种类型。不同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各有优劣,其中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是最适合当下社会所需要的类型。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应将学校视为一个类社会的公共场域,充分利用学校的民族文化符号,挖掘其象征意义,通过精心的教育选择,为各族学生建构一个富有中华民族文化隐喻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公共领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形塑各族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爱国情怀,促进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沟通,达至民族团结与和谐的理想。
王海荣[5]（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杨荣国[6]（2017）在《“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创造性形成的、全方位推进中国与欧亚非各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一种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多边跨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致力于欧亚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欧亚非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欧亚非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欧亚非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首次在国际社会提出的宏大区域合作倡议,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并获得了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诸多疑虑和误解,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也始终夹杂着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将严重制约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和成效。可以说,疑虑与不信任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如何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成败的关键。面对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误解和责难,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改变国际公众心目中一国国家形象定位、培养国际公众对一国的好感、对该国国家利益的理解以及对其政策的支持的外交努力,应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调动国内各类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和实施以传播丝路文化、传递丝路友谊、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为内涵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向“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全面、准确、鲜活地展示、宣介和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以增进“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与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以及赢得更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支持者。本文在吸收借鉴中西方公共外交理论、结合中西方公共外交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涵盖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概念界定、环境评估、战略规划、路径选择等环节构成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这一新命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集中阐释了公共外交的基本理论,从基本概念、特点功能、发展历程与发展动力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范畴以及兴起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从理论维度、理论范式、构成要素与运行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第二章主要概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提出背景和战略意义,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概述与展望的基础上,提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向“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开展和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对于营造“一带一路”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夯实“一带一路”社会民意基础、应对和缓解中国崛起困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三章主要从主体对象、战略内涵、目标任务、核心理念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第四章主要从现实基础、挑战障碍和影响因素三方面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施环境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明确开展和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所拥有的资源与优势以及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第五章主要结合“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目标任务、实施对象、实施环境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进行了探讨,包括明确“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体制架构、确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策略安排、选择“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开展形式、制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体系;第六章主要探寻了“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包括构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话语体系、丰富“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公关模式、拓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交流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政策布局、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机制建设。
黄君[7]（2017）在《制度环境、利益集团与政策企业家：J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逻辑》文中研究说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需要政策支持,相关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是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基础。作为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城市的J市出台了一系列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本文以J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剖析政策主体在政策创制过程中的互动博弈过程,挖掘政策制定的动力机制,呈现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的行动政治图式,进而对现有的政策制定理论以及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反思。通过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经验研究与政策演进进行梳理后发现,已有研究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研究的关注明显不足。而对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阶段理论视角、制度环境解释视角、利益集团解释视角、个体解释视角等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梳理后发现,已有的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研究虽然各有所长,推进了对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但仍然无法充分解释J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文章在对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理论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结合J市实践,建构了以制度环境、利益集团和政策企业家为核心要素的社会政策制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以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收集的多元资料深入分析。本研究具有以下发现:第一,制度环境规制并型塑着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内容。制度环境决定了政策文本内容框架,使得制定出来的政策难以有创新性和突破性,并陷入“政策失灵”怪圈。第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目标在利益集团博弈中渐行渐远。各个利益集团的分立区隔是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的最大障碍。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政策主体在考量具体的政策内容时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期望承担最少的责任,获得最大化的部门利益,而作为弱势群体的未成年人的利益和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了。这使得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演化为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达致利益平衡的过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表面上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维护未成年人权利而履行部门职责,承担责任的体现,实质上则成为部门应对责任,规避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第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企业家是促使政策制定出台的重要力量。政策企业家具有典型的个人特质,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积极倡导并推动政策制定出台。此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会产生政策的自由量裁权,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政策制定中的一种有意作为,是各利益集团进行利益考量和风险规避的结果。同时,专家角色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为政策出台提供智力支持,也通过强调专业化而在政策中获得权力。某种程度上,专家与政策制定部门形成坚实的利益共同体。本研究认为,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应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以未成年人的需求为导向,建立证据为本的社会政策制定原则,另一方面应明确各部门职责,建立部门联席机制,破除科层制弊端,改变落后的行政框架,积极主动寻求政策制定的突破。
谢贵平[8]（2015）在《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文中提出“认同”的概念与内涵,一是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对彼此的或共有的文化、观念、规范与制度等的认可与赞同与否；二是指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关系（朋友、敌人、竞争者与亲属等）的确定,既有认同的一面,也有识异的一面。认同的底基是身份认同,由身份认同可衍生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等不同类型与属性的认同。认同具有“关系性”、“实践性”、“建构性”、“复合性”特征。认同的变量是行为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判定,并以此确定自身的价值归属与价值归趋。行为体成员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对不同种类与属性的认同均产生重要影响。安全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安全性”,即客观是否存在威胁；二是“安全感”,即主观上是否存在恐惧；三是“安全化”,即主体间是否存在冲突。“安全感”又包括物质利益诉求的“生存感”、文化心理诉求的“归属感”与荣辱历史记忆的“历史感”。由此可见,认同与安全关系密切,互为影响。首先,安全是一种认同建构,安全的内涵包含三个维度：“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安全还是一种主体间安全,即使没有客观的威胁与主观的恐惧,主体间的不当互动亦会直接建构出一种新的不安全状态。其次,安全是一种关系,是不同层次的行为体间“自者”与“他者”之间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的对安全内容的“认知”、“判断”、“界定”、“接受”及其“回应”与“商谈”的关系,这种关系交织复合、复杂多样,其中与安全密切相关的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主要有次国家、国家与超国家。再次,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不同行为体间通过语言和行动建构起“自者”与“他者”间复合的安全关系,建构着安全的互动与共享。最后,安全与“认同危机”密切相关。认同不仅是安全的一个核心要素,往往也是促成危机转型升级与非常态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变量。“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同行为体既是安全威胁的应对者,也可能是安全威胁的制造者。不同层次的“自者”与“他者”认同一方面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和谐共生与共享安全；另一方面,“自者”与“他者”间的认同若发生冲突或产生危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势必会带来安全威胁。认同是安全的核心变量,不同行为体间的“正向认同”有利于维护安全,并能够使得已经发生的危机得以良性转化；反之“负向认同”对安全维护产生消极影响,并能使已经产生的危机继续恶化。中国边疆安全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威胁与潜在威胁共生；按动因、领域、影响范围、威胁程度、威胁源起等不同标准来分,尽管有诸多类型,但多呈现一些共性特征：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新安全”威胁不断凸显,不同领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错叠合,安全威胁呈现跨场域性特征,安全威胁表现形式多样性,威胁主体多重性及责任主体清晰性和模糊性并存,诱发因素的交互性、危害过程的联动性、危害影响的多向性,对人（类）的安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安全治理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跨国治理都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认同及共识难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关涉边疆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冲突与认同危机是边疆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边疆安全的根本是认同安全,边疆安全治理的核心就是以认同解决异质冲突问题。新时期,在边疆安全治理过程中,只有在对边疆安全威胁的特征与分类、威胁的样式与层次、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对安全化的行为体、指涉对象、实现路径、行动方案、价值向度的路径选择进行多元探索,确立“和合主义”、“和谐共生”、“优态共存”、“非暴力”原则、“精神共同体”等价值指向,以兼顾人的安全与国家利益为价值支点,继承和拓展传统安全化理论,确立边疆安全治理“选择性”安全化新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层次、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内容与治理的阶段性历史任务等方面达成基本的认同,加强认同能力建设,才能有效维护边疆安全。边疆安全治理,在国内层面,需要推行“维稳”、“维权”与“维心”三维一体化模式,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公平公正、民主与自由的制度环境,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打造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秩序和谐美好、经济建设生机勃勃,生存生活环境优化和美的平安边疆。以“维心”为本,赢取民心,以“维权”为策,改善民生,以“维稳”为基,融合民族；用“维心”来统领“维权”与“维稳”,用“维权”来促进“维心”与“维稳”,用“维稳”来保障“维心”与“维权”,促进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和合与认同整合,使各族人民重建归属感、确立公正感、保障安全感,调动他们和合共建与保卫边疆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乃至相关国家弘扬“和合主义”思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增信释疑与和平共处,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共有观念的良性认同建构,建立多种沟通与交流机制,参与制定并遵守兼顾多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范,同时要加强威慑认同力量建设,促进跨国的认同建构与合作共治,才能和合共建与共享边疆安全,从而最终才能编织“和美边疆”的安全之网。
袁博[9]（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张帆[10]（2016）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治解体、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承担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巨历史任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体制外的革命型政党,其自身在革命过程中又面临着不能进行公开与合法活动且时常遭受体制力量摧残的现实困境,并进而影响其资源集聚和社会动员能力,对其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为了完成近代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向并利用各种社团组织,并以此作为集聚力量、整合资源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社团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是党利用社团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与社会力量在完成近代历史使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与开展的实践活动的统一体,主要包括根据地社团思想与实践、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与实践、秘密社团思想与实践等三个组成部分,分为思想认识、政策策略、工作实践三个层面。本文主要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生成原因、发展衍变、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实践成效、特征地位等方面进行阐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团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主观动因,丰富的社团工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共产国际的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即党成立初期的萌芽发轫、大革命时期的初步发展、土地革命时期的曲折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成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继续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根据地社团思想和实践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与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辖区（如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内的群众社团及其工作的一系列思考认识与政策实践,主要包括党对社团的基本认识、根据地社团建设政策与举措、根据地社团与党政关系思想与政策等一系列的思想认识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党对根据地社团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根据地社团的性质与特征,党认为其具有自愿性和独立性;二是关于根据地社团的功能和作用,党主要强调其维护群众利益和支援革命的功能。关于根据地社团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方面,党主张从组织使命、组织建设、工作活动策略等方面进行建设。关于根据地社团组织与党政机关的关系,党主张坚持两个“统一”,即加强领导、管理与尊重独立性相统一、相互支持帮助与防止不良倾向相统一。党关于根据社团的建设思想与举措,在实践中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不仅促进了根据地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使根据地社团在支援革命战争、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维护群众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党在反动统治区的社团思想和实践也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关于在反动势力控制区如何建设和发展革命或进步社团、如何对异性社团开展统战工作、如何指导群众社团开展工作和活动等一系列的思考认识和方针政策。关于如何在反动统治区建设和发展革命社团,党主张从组织使命、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建设。关于对待反动统治区异性社团的工作策略,党主张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如对于进步性社团,党主张积极团结、帮助和支持;对于中间性社团,党主张进行联合与改造;对于右翼性社团,党主张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和组织,等等。关于反动统治区革命群众社团如何开展活动,党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如把争取群众利益与革命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利用公开与合法方式开展革命斗争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和实践在获得丰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尤以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表现的最为突出,并给党的社团工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秘密社团思想与实践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又一组成部分,是党对秘密社团的产生和形成、成分与结构、性质与功能以及工作策略等一系列的思考认识与实践活动。关于秘密社团的产生与形成原因,党认为包括现实、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其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与压迫是最主要的原因。关于秘密社团的成分与结构,党指出——以失业破产的下层群众为主,同时也包括着少量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上层势力。关于秘密社团的性质与功能,党认为其是一个积极性与落后性、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矛盾统一体。民主革命时期,随着秘密社团工作实践和思想认识的丰富深化,党的秘密社团工作政策和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完善成熟的发展过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秘密社团思想与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同时也包含一些错误的成分,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成效。产生于革命历史背景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呈现出了鲜明的特性,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从其特性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社团思想具有突出的革命性、鲜明的阶级性并重视党的领导。从实践意义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社团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显着的实践成效,一方面动员和团结了广大革命群众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支援或参与革命斗争,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步;另一方面有助于新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社团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新中国不同阶段党的社团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理论价值来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团思想与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革命实际、党的社团工作实际有机结合过程和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如何争取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争取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论文提纲范文）
（1）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有关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有关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三)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马克思主义 |
| (二) 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 |
|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
| 二、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
| (一)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 |
| (二)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扩大范围的依靠力量 |
| (三) 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 |
| (四)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 |
| 三、工农联盟的有关历史与理论问题 |
| (一) 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 |
| (二) 工农联盟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 |
| (三) 工农联盟的建立需要工人阶级政党主动争取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深受剥削 |
| (二) 工人运动在此起彼伏中走向壮大 |
| (三) 多元社会思潮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影响深远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观 |
| (一) “真正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和成熟 |
| (二) 农民由“保守反动”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内涵 |
| (一)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必要而且可能 |
| (二) 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加强教育引导 |
| (三) 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期均要巩固工农联盟 |
| 四、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工农联盟思想未能实践的原因 |
| (一) 工人阶级各派别对农民重要性的认识不一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工人阶级自身团结问题 |
| (三) 资产阶级长期挑拨工农关系 |
| (四) 所提工农联合措施较为宏观 |
| 第三章 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辩证的农民观:从“动摇的力量”到“可靠的同盟者” |
| (一) 历史地看:对农民的认识由“疑虑”到“肯定” |
| (二) 具体地看:同一历史时期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 |
| 二、列宁工农联盟思想的内涵 |
| (一) 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加强“鼓动与组织工作” |
| (二) 工农“真诚的联合”才能保卫社会革命成果 |
| (三)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离不开工农经济文化联盟 |
| 三、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 |
| (一) 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 |
| (二) 提出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 |
| (三) 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 |
| 第四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某些矛盾” |
| (二) 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 |
| (三) 推动工业化要向农民征收额外税 |
| (四) 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的争论 |
| (五) 斯大林对列宁工农联盟思想的背离 |
| 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重视与农民结成联盟 |
| (二) 满足农民的“局部性要求” |
| (三) 共产党要争取工农联盟的领导权 |
| (四) 将农民经济逐步吸收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 |
| 第五章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 |
| (二) 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的领导权 |
| (三) 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
| (二) 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入农村” |
| (三) 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 |
| (一) 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 |
| (二)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最核心的问题 |
| (三)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
| 第六章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以来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表现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关系 |
| (一) 以工农并举和城乡结合推动工业化 |
| (二) 开展农业合作化以巩固工农联盟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
| (二) 农业发展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 |
| (三) 发展新型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 |
| (四) 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发扬经济民主 |
| (五) 鼓励并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 |
| (二) 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
| (三)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关于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 |
| （二）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社会化、活动方式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社会化工作方式与社会化活动方式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理论 |
| 二、列宁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第三节 多学科理论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一、社会资本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 三、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实践与经验：改革开放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一节 1921—192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通过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 |
| 二、创立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活动 |
| 三、破除“工学界限”，融入帮会等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 |
| 四、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 |
| 第二节 1927—193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规定白区党的恢复与建立方式、支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
| 二、探索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以实现党对其有效领导 |
| 三、充分利用“黄色工会”“外表的掩护”作用联系与组织群众 |
| 第三节 1937—1949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
|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
|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
| 第四节 1949—1978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采取适应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构建城市基层党组织体系 |
| 二、探索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在“运动”中发挥其政治功能 |
| 三、充分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来开展活动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经验启示 |
| 一、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 |
| 二、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 |
| 三、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 |
| 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 |
| 第三章 转型与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的社会化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向“社会化”转型的历史逻辑分析 |
| 一、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导致“单位制党建”活动方式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推动城市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程 |
| 一、“街居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78年—1997年）76 |
| 二、“社区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97年—2007年） |
| 三、“区域化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的典型模式剖析 |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
| 二、案例研究：“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主要做法与经验总结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国外经验与镜鉴：世界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一节 执政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古巴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越南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二节 欧洲社会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英国工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民主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四节 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绿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茶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五章 调适与重构：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未来面向 |
| 第一节 “开放型”活动方式：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理念转变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一、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组织体系 |
| 二、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 |
| 第三节 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与社会化的方式方法 |
| 一、改进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
| 二、改进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方式，创新行动策略方法 |
| 第四节 新技术媒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技术支撑 |
| 一、新媒体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大数据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五节 评价与激励：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
| 一、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评价机制 |
| 二、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激励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资料类 |
| 二、中文着作和外文译着类 |
| 三、论文报纸类 |
| 四、英文文献类 |
| 五、电子文献 |
| 后记 |
（3）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张闻天研究成果的介绍 |
| 1.2.2 关于张闻天思想的研究述评 |
| 1.2.3 关于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条件 |
| 2.1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 2.1.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 |
| 2.1.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理论 |
| 2.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时代需求 |
| 2.2.1 实现全民族抗战时代任务的需求 |
| 2.2.2 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的需求 |
| 2.2.3 清除“左”右倾路线错误的需求 |
| 2.3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个人因素 |
| 2.3.1 扎实的理论功底 |
| 2.3.2 丰富的实践经验 |
| 3 延安时期张闻天的思想转变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 |
| 3.1 延安时期是张闻天个人思想转变的主要时期 |
| 3.1.1 遵义会议前后张闻天思想的重要转变 |
| 3.1.2 延安整风运动是实现张闻天思想重大转变的关节点 |
| 3.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发展的两个侧重点 |
| 3.2.1 六届六中全会前聚焦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
| 3.2.2 六届六中全会后集中于理论宣传和干部培养 |
| 4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载体 |
| 4.1 干部院校是集中有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 |
| 4.1.1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
| 4.1.2 陕北公学 |
| 4.1.3 延安马列学院 |
| 4.2 报纸刊物是进行广泛宣传、鼓动群众的锐利武器 |
| 4.2.1 《斗争》 |
| 4.2.2 《解放》 |
| 4.2.3 《共产党人》 |
| 4.3 报告发言是进行时政教育的主要形式 |
| 4.3.1 理论深刻、主题明确的会议报告 |
| 4.3.2 文本简短、观点鲜明的总结发言 |
| 4.4 教材文本是进行深入学习、系统教育的重要读本 |
| 4.4.1 编着《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
| 4.4.2 领导编译马列经典着作 |
| 4.4.3 指导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编辑出版 |
| 5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本内涵 |
| 5.1 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是核心内容 |
| 5.1.1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地位 |
| 5.1.2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目标和基本原则 |
| 5.2 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是根本出发点 |
| 5.2.1 党的领导是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核心力量 |
| 5.2.2 民主是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组织保障 |
| 5.2.3 教育引导是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重要方法 |
| 5.3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心任务 |
| 5.3.1 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主要武器 |
| 5.3.2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领导权的争取是核心要素 |
| 5.3.3 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是重要方式 |
| 5.4 坚持路线和策略教育是主线 |
| 5.4.1 党的策略路线的宣传教育 |
| 5.4.2 革命前途的宣传动员 |
| 5.4.3 同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 |
| 6 延安时期张闻天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
| 6.1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
| 6.1.1 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原则 |
| 6.1.2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党性原则 |
| 6.1.3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原则 |
| 6.2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
| 6.2.1 说服教育的方法 |
| 6.2.2 实践锻炼的方法 |
| 6.2.3 自我批评的方法 |
| 7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实践运用 |
| 7.1 党建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1.1 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 |
| 7.1.2 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认识 |
| 7.1.3 党组织机构的建立 |
| 7.1.4 党内民主建设 |
| 7.2 军队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2.1 取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
| 7.2.2 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任务 |
| 7.2.3 强化政治教育,规范军队政治行为 |
| 7.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3.1 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辩证关系 |
| 7.3.2 “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转变 |
| 7.3.3 抵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
| 7.3.4 批评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
| 7.4 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4.1 文化运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
| 7.4.2 肯定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在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
| 7.4.3 重视文化人,培养文化人 |
| 7.4.4 正确指导文化团体,保障文化人利益诉求的实现 |
| 7.5 青年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5.1 青年团的改造与优化 |
| 7.5.2 青年救国组织的指导 |
| 7.5.3 青年理想观的培养 |
| 8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 |
| 8.1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主要特色 |
| 8.1.1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科学性 |
| 8.1.2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务实性 |
| 8.1.3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前瞻性 |
| 8.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贡献 |
| 8.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
| 8.2.2 充实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 |
| 8.2.3 推进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
| 8.3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现实启示 |
| 8.3.1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
| 8.3.2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 |
| 8.3.3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党的中心任务 |
| 8.3.4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个体经验：关于民族教育的体验与认知 |
| 二、理论反思：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现象的疑惑 |
| 三、实践困惑：关于民族团结教育可能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意义阐释 |
| 一、正本清源：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
| 二、知中谋道：探求民族团结教育的困境和出路 |
| 三、理想建构：追寻民族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研究 |
| 二、中观分析框架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综合研究 |
| 三、与民族团结教育紧密相关领域的研究 |
| 四、外国民族团结与教育策略研究 |
| 五、分析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支点：民族团结教育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民族认同论：各民族情感共通的纽带与基础 |
| 一、民族认同的基本观点 |
| 二、民族认同的结构 |
| 三、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二节 一体多元：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选择 |
| 一、费孝通先生及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平等团结教育观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观 |
| 二、领导集体的民族平等团结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观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四节 象征人类学：文化符号、意义象征与公共生活教育建构 |
| 一、民族团结教育中的文化与象征意味 |
| 二、象征人类学中的民族团结理念 |
| 三、象征人类学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启迪 |
| 第五节 社会团结：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不同价值论 |
| 一、涂尔干与社会团结 |
| 二、各民族有机与机械团结教育 |
| 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自己：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与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 |
| 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团结 |
|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缘何生成：正当性解析 |
| 二、民族团结教育何以生成：可能性分析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意义：价值阐释 |
| 一、工具论 |
| 二、价值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之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样态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价值理念 |
| 一、主体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 |
| 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840—1949年)：民族团结教育的萌发 |
| 二、伴生阶段(1949—1978年)：民族团结教育的专门化 |
| 三、独立阶段(1978—至今)：民族团结教育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特点 |
| 一、目标阐释 |
| 二、主体范畴 |
| 三、实践方式 |
| 四、政策保障 |
| 小结 |
| 第五章 实地调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模范场域中广西民族团结实践 |
| 一、广西民族结构 |
| 二、广西各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学生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 三、主位研究：教师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广西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经验 |
| 一、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政策 |
| 二、课程建设：建构地方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体系 |
| 三、文化建设：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推动民族认同教育 |
| 四、师资建设：通过培训基地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他者之镜：外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比照 |
| 第一节 以色列吉瓦特·哈维瓦(Givat Haviva)项目的实践模式 |
| 一、以色列的民族结构及民族关系 |
| 二、吉瓦特·哈维瓦的身份与使命 |
| 三、吉瓦特·哈维瓦的策略与方法 |
| 四、吉瓦特·哈维瓦的具体教育计划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马来西亚民族文化状况 |
| 二、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过程 |
| 三、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效果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同化主义主导的文化同化教育策略 |
| 二、语言霸权主义主导下的语言剥夺教育策略 |
| 三、隔离但平等观念主导下的隔离教育模式 |
| 四、文化多元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 |
| 第四节 中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特点的比较 |
| 一、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状况 |
| 二、中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七章 路在何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运行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理念困惑 |
| 一、理念的政治化、单一化与多元化的冲突 |
| 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理念的悖论 |
| 三、后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 |
| 四、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新的挑战 |
| 五、流动人口的增长与城镇化带来的挑战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主体的困惑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的主导者与教育者 |
|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受教育者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过程的困惑 |
| 一、“领导重视”与“学校行动”的逻辑 |
| 二、政策执行的低效度 |
| 三、实施目标标准化与操作化的两难 |
| 第四节 民族团结教育方式的窘境 |
| 一、课程的必要性：专门化还是学科渗透 |
| 二、课程的有效性：设想与实际之间的距离 |
| 第五节 民族团结教育质量的疑虑 |
| 一、“原本就很团结”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 |
| 三、评价体系的缺失 |
| 小结 |
| 第八章 迷途之标：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臻善与重构 |
| 第一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臻善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丰富与主体认识纠偏 |
| 二、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与方式的选择 |
| 三、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方法选择 |
| 四、民族团结教育质量与评价的设想 |
| 五、拓展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空间 |
| 第二节 四种典型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以课程为主渠的认知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二、以文化为载体的浸没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三、以活动为规训的体验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四、以情感沟通为桥梁的感化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反思之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三种类型 |
| 一、权力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二、理性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三、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四、三种民族团结教育类型的比较 |
| 第二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理想建构与人类学反思 |
| 一、想象之于民族共同体和谐的人类学阐释 |
| 二、教育场域中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于民族共同体的和谐 |
| 三、文化符号的想象与教育选择之于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公共外交及其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
| 一、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及其辨析 |
| 二、公共外交的基本特点与功能 |
| 三、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与动力 |
|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 |
| 一、公共外交的理论维度 |
| 二、公共外交的理论范式 |
| 三、公共外交的构成要素与运行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共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新中国成立后寻求国际承认的公共外交 |
| 二、改革开放后服务经济建设的公共外交 |
| 三、冷战结束后强调和平发展的公共外交 |
| 四、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理念与方略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共外交 |
|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 |
|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内涵 |
| 三、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 |
| 四、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意义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主体对象 |
| 一、主体选择：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 |
| 二、对象确定：域内外国家公众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内涵 |
| 一、传播丝路文化 |
| 二、传递丝路友谊 |
| 三、讲好丝路故事 |
| 四、弘扬丝路精神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目标任务 |
| 一、短期目标：消除疑虑误解、提升 “一带一路”认同 |
| 二、中期目标：夯实社会民意基础、增进各国战略互信 |
| 三、长期目标：强化共同体意识、化解中国崛起困境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核心理念 |
| 一、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理念 |
| 二、开放包容、互鉴互融的文明共同体理念 |
| 三、复兴发展、互存互荣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施环境 |
| 第一节 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现实基础 |
| 一、理论基础：中国外交思想与理论的创新与丰富 |
| 二、实践基础：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拓展与深化 |
| 三、资源基础：硬实力与软实力资源的潜能与优势 |
| 四、经验借鉴：国外公共外交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二节 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挑战障碍 |
| 一、中国崛起的结构性矛盾 |
|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 |
| 三、国际舆论的歪曲与抹黑 |
| 四、域内外大国的干涉与影响 |
| 五、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
| 六、国民素质与外交素养偏低 |
| 第三节 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影响因素 |
| 一、国内支撑体系的有效性 |
| 二、文化与文明间的融合度 |
| 三、域内外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 |
| 四、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地缘形势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体制架构 |
| 一、机构设置与定位 |
| 二、隶属关系与层级 |
| 三、权责分配与分工 |
| 四、组织运行与管理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策略安排 |
| 一、主题形象策略 |
| 二、信息传播策略 |
| 三、公关营销策略 |
| 四、人文交流策略 |
| 五、危机管控策略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形式选择 |
| 一、媒体网络公共外交 |
| 二、文化宗教公共外交 |
| 三、跨国企业公共外交 |
| 四、对外援助公共外交 |
| 五、华人华侨公共外交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 |
| 一、效果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二、效果评估的方法技术 |
| 三、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 |
| 四、效果评估的过程控制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话语体系 |
| 一、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战略 |
| 二、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创新 |
| 三、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传播 |
| 四、 “一带一路”意见领袖培养 |
| 第二节 丰富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公关模式 |
| 一、政府公关：政府主导下的公关外交 |
| 二、游说外交：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公关外交 |
| 三、委托外交：非政府部门的公关外交 |
| 四、战略沟通：项目运作下的公关外交 |
| 第三节 拓展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交流领域 |
| 一、教育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 二、科技医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 三、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 四、体育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推进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政策布局 |
| 一、针对域内大国公众的公共外交 |
| 二、针对域外大国公众的公共外交 |
| 三、针对域内中小国家公众的公共外交 |
| 四、针对域外中小国家公众的公共外交 |
| 第五节 加强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机制建设 |
| 一、高层磋商机制 |
| 二、交流对话机制 |
| 三、整合引导机制 |
| 四、人才培养机制 |
| 五、投入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制度环境、利益集团与政策企业家：J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
|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二、研究的政策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经验研究与政策演进 |
| 一、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经验研究回顾 |
| 二、未保政策演进 |
| 第二节 未保政策制定过程理论研究视角 |
| 一、政策过程阶段理论解释视角 |
| 二、政策制定的制度环境解释视角 |
| 三、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解释视角 |
| 四、政策制定的个体解释视角 |
| 第三节 未保政策制定理论视角及经验研究的述评 |
| 一、政策制定理论的特点 |
| 二、政策制定理论的不足 |
| 三、政策制定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概念 |
| 一、政策制定过程 |
| 二、利益集团 |
| 三、政策企业家 |
| 四、制度环境 |
| 第二节 分析思路和研究框架 |
| 一、分析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解释维度 |
| 第三节 研究地点选取 |
| 一、研究地点简介 |
| 二、选取理由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
| 一、研究方法选取 |
| 二、资料收集 |
| 三、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
| 四、研究资料的效度 |
| 五、研究伦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焦点事件:未保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 |
| 第一节 未保政策议程触发的背景 |
| 一、五个孩子闷死在垃圾箱 |
| 二、未保政策议程的触发 |
| 第二节 未保政策议程触发的影响因素 |
| 一、外压:媒体关注与民众情绪表达 |
| 二、内促: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担当 |
| 三、未成年人保护观念的变迁 |
| 第三节 焦点事件与未保政策变迁 |
| 一、焦点事件的作用机制 |
| 二、焦点事件的政策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未保政策制定的限制与突破 |
| 第一节 未保政策制定的准备工作与程序 |
| 一、未保政策制定的动因 |
| 二、未保政策制定的准备工作 |
| 三、未保政策制定的程序与合法性 |
| 第二节 未保政策制定的文本规范与依据 |
| 一、未保政策制定的文本规范要求 |
| 二、未保政策文本内容的依据 |
| 第三节 未保政策制定的惯例与突破 |
| 一、行政效率低下,政策文本审阅时间长 |
| 二、行政文化:事与责的规避与行政官僚等级作风 |
| 三、未保政策制定中的“权——利——责” |
| 四、倒逼机制:未保政策制定出台的突破与可能 |
| 第四节 未保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 |
| 一、政策的意识形态 |
| 二、家庭为本儿童观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利益集团:未保政策制定多元主体的互动博弈 |
| 第一节 从政府到部门:未保政策制定中的责任传递 |
| 一、行政体制中的政府与部门 |
| 二、未保政策中的政府部门责任 |
| 三、未保政策制定中的责任传递 |
| 第二节 部门与部门:未保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动与利益博弈 |
| 一、未保政策涉及的部门及其职责 |
| 二、部门内部:民政局与救助管理站互动与利益考量 |
| 三、部门之间:未保政策文本中的部门责任与利益博弈 |
| 第三节 部门与专业力量:未保政策制定的专业化构建 |
| 一、未保政策制定中的专业力量 |
| 二、未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建构 |
| 三、专业性建构:未保政策的合法性与利益共谋 |
| 第四节 部门与政策对象:被忽视的未保政策主体 |
| 一、政策制定中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 |
| 二、被忽视的政策主体:政策对象的声音和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策企业家:未保政策制定的助推与催化 |
| 第一节 开启机会之窗: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的争取与推动 |
| 一、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单位的申报与争取 |
| 二、试点地区工作的推动和发展 |
| 第二节 助推:政策企业家在未保政策制定中的推动 |
| 一、领导重视,重视领导:政策企业家的方法和策略 |
| 二、资源整合:专业团队与服务平台的建设 |
| 第三节 催化:政策企业家在未保政策制定中的催化 |
| 一、工作宣传与舆论营造:媒体报道的催化 |
| 二、关系的协调和梳理:部门之间冲突的化解和疏导 |
| 三、“名实分离”:政绩名分与意义的重构 |
| 第四节 政策企业家的个人特质与未保政策制定 |
| 一、政策企业家的价值观 |
| 二、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知识 |
| 三、政策企业家的技巧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焦点事件引发未保政策变迁 |
| 二、制度环境规制并型塑未保政策内容 |
| 三、未保政策目标在利益集团博弈中渐行渐远 |
| 四、政策企业家推动未保政策的制定 |
| 第二节 相关讨论 |
| 一、未保政策制定的“政策依据”怪圈 |
| 二、谁的需要?未保政策制定出发点的迷思 |
| 三、未保政策制定悖论:责任承担抑或风险规避 |
| 四、未保政策的规则设定与自由裁量权 |
| 五、未保政策制定过程的专家和官僚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加强》政策文本中各政策主体承担职责内容的修改过程 |
| 附录二 访谈资料摘选 |
| 附录三: 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有关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有关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的评价 |
| 1.3 国内外有关边疆认同安全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关于边疆认同安全研究 |
| 1.3.2 国内有关边疆认同安全研究综述 |
| 1.3.3 对国内外有关边疆认同安全研究的综合评价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1.7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7.1 “边疆”概念的界定 |
| 1.7.2 “安全治理”概念的界定 |
| 1.7.3 “认同危机”与“认同安全”概念的界定 |
| 1.7.4 “认同能力建设”概念的界定 |
| 2 认同与安全理论 |
| 2.1 “认同”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2.1.1 “认同”的概念 |
| 2.1.2 “认同”的内涵 |
| 2.1.3 “认同”的特征 |
| 2.2 认同的安全属性 |
| 2.2.1 安全是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建构 |
| 2.2.2 安全与“认同危机”密切相关 |
| 2.3 “认同”与安全的关系 |
| 3 认同安全的建构与维护：边疆安全治理的根本 |
| 3.1 中国边疆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
| 3.2 中国边疆安全威胁的识别与评估 |
| 3.3 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双重困境” |
| 3.3.1 边疆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 |
| 3.3.2 边疆安全治理的认同困境 |
| 3.4 认同安全的建构和维护：边疆安全治理的根本 |
| 4 认同与安全：国内外安全治理的考察及其思考 |
| 4.1 “认同”缺失：传统安全维护模式的困境 |
| 4.2 “认同”与合作：国际安全维护方略的积极思想 |
| 4.3 认同危机：国际安全治理的失败教训 |
| 4.4 认同整合：国际安全治理的成功经验 |
| 4.5 和合认同：中国古代边疆安全治理方略 |
| 5 “认同”建构与“选择性”安全化：边疆安全治理新范式 |
| 5.1 “选择性”安全化：“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 |
| 5.1.1 “安全化”：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及其不足 |
| 5.1.2 “选择性”安全化——“选择性”再建构的“有效性”考量 |
| 5.2 “选择性”安全化的价值取向 |
| 5.3 “选择性”安全化的路径选择 |
| 5.4 “选择性”安全化的价值支点 |
| 5.4.1 “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不同争论及其思考 |
| 5.4.2 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 |
| 5.5 “选择性”安全化的认同基础 |
| 6 认同能力建设：边疆安全治理新方略 |
| 6.1 树立“认同安全”建构和维护新理念,探究认同能力建设新方略 |
| 6.2 认同整合：边疆安全治理的国内维度 |
| 6.3 认同建构：边疆安全治理的跨国维度 |
| 7 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案例研究 |
| 7.1 身份认同的错位与交融：边疆安全治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 7.1.1 边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与边疆安全关系 |
| 7.1.2 身份认同的错位及其对边疆安全的影响 |
| 7.1.3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错位的驱动因素 |
| 7.1.4 促进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交融、维护边疆安全方略 |
| 7.2 认同危机与“东突”问题治理 |
| 7.2.1 “东突”势力制造认同危机 |
| 7.2.2 “东突”势力制造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 |
| 7.2.3 “东突”势力国际化运动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思考 |
| 7.2.4 “东突”问题及一部分维吾尔族认同危机形成的驱动因素 |
| 7.2.5 认同能力建设与“东突”问题治理 |
| 8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与研究不足 |
| 8.1.1 主要结论 |
| 8.1.2 研究不足 |
| 8.2 研究展望：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到“边疆安全学” |
| 参考文献 |
| 专着 |
| 论文 |
| 作者简历 |
| 在学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9）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
| 三、概念厘定与解析 |
| 四、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 |
| 五、研究目标、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生成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会思想 |
| 二、列宁的社团思想 |
| 三、斯大林的社团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主观动因 |
|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 二、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及其面临的现实难题 |
| 三、近代中国社团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实践概述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实践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 |
| 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社团工作的路径分析 |
| 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社团工作的内容分析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社团工作的效果分析 |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发展衍变 |
| 第一节 萌芽发轫期(1921—1924年) |
| 一、关于工会的思考与认识 |
| 二、关于其他社团的思考和认识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期(1924—1927年) |
| 一、群众社团思想的初步发展 |
| 二、秘密社团思想开始系统化 |
| 三、重视社团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
| 第三节 曲折发展期(1927—1935年) |
| 一、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的曲折发展 |
| 二、根据地社团思想的新探索 |
| 三、秘密社团策略思想的发展 |
| 第四节 发展成熟期(1935—1945年) |
| 一、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的调整转换与发展成熟 |
| 二、根据地社团思想的调整转换与发展成熟 |
| 三、秘密社团思想的调整转换与发展成熟 |
| 第五节 继续发展期(1945—1949年) |
| 一、解放区社团的方针政策 |
| 二、国统区社团的方针政策 |
| 三、秘密社团的方针和政策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社团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社团的基本认识 |
| 一、性质和特征 |
| 二、功能和作用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建设根据地社团的政策与举措 |
| 一、使命建设 |
| 二、组织建设 |
| 三、活动原则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社团与党政关系的思考与政策 |
| 一、加强领导和管理与尊重独立性相统一 |
| 二、相互支持帮助与防止不良倾向相统一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社团思想和政策的实践成效 |
| 一、推动了根据地社团的成长与发展 |
| 二、有效发挥了根据地社团的功能与作用 |
| 第四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社团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革命社团建设的思想和政策 |
| 一、使命建设 |
| 二、组织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异性社团的统战思想和政策 |
| 一、进步性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二、中间性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三、右翼性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四、异性社团统战政策中的失误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群众社团的工作与活动策略 |
| 一、争取群众利益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
| 二、利用公开与合法方式开展革命斗争 |
| 三、其他工作策略与斗争方法 |
| 四、社团工作和斗争策略中的失误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和政策的实践成效 |
| 一、促进了反动统治区社团工作的进步 |
| 二、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
| 三、反动统治区社团政策失误造成的不利影响 |
| 第五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社团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社团的基本认识 |
| 一、秘密社团的产生与形成 |
| 二、秘密社团的成分与构成 |
| 三、秘密社团的性质与功能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一、秘密社团策略的萌芽 |
| 二、秘密社团政策的初步系统化 |
| 三、秘密社团政策的初步形成 |
| 四、秘密社团政策的发展成熟 |
| 五、秘密社团政策的继续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秘密社团思想与政策的实践成效 |
| 一、团结或改造部分秘密社团,支援革命斗争 |
| 二、打击和消灭反动秘密社团,便利革命斗争 |
| 第六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实践的特征与地位 |
|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的特征分析 |
| 一、突出的革命性 |
| 二、鲜明的阶级性 |
| 三、重视党的领导 |
|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地位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
| 三、新中国社团工作的有益借鉴和参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如何争取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论文参考文献）
- [1]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D]. 韩志宏. 山东大学, 2019(02)
-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3]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D]. 郝丹梅.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D]. 刘子云.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D]. 杨荣国. 兰州大学, 2017(01)
- [7]制度环境、利益集团与政策企业家：J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逻辑[D]. 黄君. 南京大学, 2017(01)
- [8]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D]. 谢贵平. 浙江大学, 2015(08)
- [9]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10]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D]. 张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