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德国高等商业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稂建中[1]（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曹晋彰[2]（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邵靖[3]（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陶海洋[4]（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彭卿[6]（2016）在《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是当代“艺术”观念如何形成。是一篇以“美术”为关键词切入考察,与思想史结合,运用数据库关键词研究法,经统计与分析后,对“美术”观念的形成并转型为“艺术”观念的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多为技艺之意,“图画”是“艺术”之一。在洋务运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本代表水墨丹青的“图画”转化为“图学”之意。1880年,“美术”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思想开始现代转型。伴随着维新变法的脚步,“美术”作为新事物被报刊新媒体大量引入中国。1900-1915年中国社会思想是中西二分二元论,“图画”又转变为“用器画”与“自在画”的意思,并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得以公共化。西学“美术”概念与中国儒学体系两者发生互动。因“立宪”思潮的作用,“美术”意味着现代理性精神与公德,成为普遍观念。在它的影响下,“图画”与“美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诞生新词汇“美术图画”,而后又经历了去“图”化,演化出“美术画”概念。同时,在民族主义思潮下,中国以西学“美术”为参照系,整理与归纳出中国的“美术”。1915-1924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美术”成为了包含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和中国民族美术的造型艺术名词。在“美”的影响下,“艺术”的含义从侧重于技术的传统技艺之意转化为“美的技艺”,最终包含了“美术”。在观念层面,“艺术”取代了“美术”。中国“美术”观念的形成并转型为“艺术”观念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思想形成与转型的大结构是吻合的。
卫恒先[7]（2019）在《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课题以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地区的雕塑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系统的考察民国上海雕塑家的社会活动、艺术实践和创作观念,以点带面的反映中国早期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阐述特定的城市商业环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雕塑家的深刻影响。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时代主题,五四运动以来,从“科技救国”到“文化救国”意识转型催生了中国学子对于西方艺术领域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雕塑的学习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文化背景和城市建设背景对于现代雕塑产生的有利条件,以及西学东渐浪潮下早期上海雕塑家的出现及学习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学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现场,微观考察雕塑家们留洋归国后,如何在上海的都市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进行自我经营、从事雕塑展览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以及这些艺术活动的公众评价和社会效应。第三部分考察上海雕塑家多重艺术实践的以及他们对于艺术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民国上海文化中既具有最时尚和最具活力的元素,也有最传统和最经典的元素,这两种元素在艺术家的实践中是并存的,他们多数都接受过“新”“旧”之学,在面对“中”和“西”两种语汇时往往能应对自如,这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的“分”,也体现在雕塑观念上的“合”。同时,他们将雕塑作为自我表达的媒介,在雕塑创作中强调个人风格,通过不同艺术语言和形式来诠释个人化的、特定的艺术观念。第四部分考察在民国社会和时代巨变下,雕塑家们对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诠释与解读,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建造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借鉴西方雕塑的形式和构图,塑造出符合中国时代特征的大写的“人”,将民族意志融入到公共空间中,从而促进民族公共意识的觉醒,激励全民族的爱国热情。第五部分考察民国雕塑家的历史贡献与当代意义。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雕塑家们都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艺术活动与“美育救国”的思潮是相联系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可以说民国上海雕塑家们是中国现代雕塑的拓荒者、美育的传播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雕塑作品成为城市独特的公共记忆和历史记忆,它们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为城市注入了灵魂。文章的最后探讨民国时期雕塑家的艺术创作对于当今雕塑创作的启示,笔者认为雕塑民族化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的历程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民族化应与时代内涵相联系。同时认为雕塑应该表现人文精神,对于人性的表现、对于情感的表现是雕塑创作恒常的主题,当代雕塑在面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的对象时,依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
张安华[8]（2015）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著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赵永利[9]（2012）在《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文中认为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李海龙[10]（2016）在《大学为何兴起于西方》文中提出通常人们认为大学兴起在西方是一个既成事实,其生命从公元11世纪之后展开。表面上看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独立的学术机构史,知识与学者是这部历史的主体,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对大学兴起的解释方式了。然而,相对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学理念、制度、机构、仪式和运作体系而言,最初的大学为什么诞生自西方的中世纪,又如何兴起并传遍世界?西欧的大学是怎样实现“中世纪的凯旋”,又如何成为全世界高等学府效仿的对象?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大学的历史不是一部单纯的机构史或组织史,而是一部西方文明史的缩影,需要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去探寻其兴起过程。由此,大学的兴起不能仅从中世纪的历史断层中寻找,而是应该将其置于西方历史演进的大背景中,从文明的根源去探究大学的兴起。从文明的视角寻找大学为何兴起在西方,需要从文明的源头寻找依据,从西方智识生活的开展方式去梳理大学何以诞生的脉络,最终与中世纪诞生的大学实现联通。只有将大学何以兴起的原因在西方文明演变的过程找到,大学的轮廓才是清晰的。大学兴起在西方是文明的宿命,西方文明深藏着推动大学破土而出的理性基因,但其产生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大学出现在12世纪而不是其他时间,诞生在某个城市而不是另一个城市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此外,大学产生后的命运也是不稳定的,随着经院哲学的兴衰,大学也经历了高峰与低谷。在教派纷争的时代大批学府陨落,走向了“冰河时期”。论文的主体部分由4章组成。第1章分析古希腊精神与大学兴起的历史渊源,从西方文明的起点古希腊开始,梳理智识生活的起点,研究古希腊哲学对西方认识论传统形成的意义,并且从古希腊学园中探究大学的源头。第2章是古罗马文明对大学的孕育,探讨从古希腊到罗马的文明转型与融合,罗马帝国的崛起与基督教普及如何左右西方智识生活的演进,以及古希腊—罗马文明如何融合在一起,为大学提供知识生产和教育上的基础。第3章研究中世纪大学如何诞生与扩散,从人们对中世纪历史黑暗和盛世的两个层面分析大学诞生前的历史环境,深入分析12世纪文艺复兴是如何同翻译运动、教皇革命结合起来影响大学产生的。中世纪时经院哲学对大学的影响也不应忽视,经院哲学作为西方知识史的方法论革命造就了大学的兴起,然而因为其后期的僵化保守也使得大学退化,走向了历史性的衰退。第4章是对大学兴起西方的总体回顾,总结出大学在中世纪凯旋为世界带去了怎样的影响,具体梳理了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在中世纪诞生大学的具体原因,并探讨了大学的欧洲性和世界性是如何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及大学是怎样成为世界都接纳的普世价值的。作为研究的结论,以1、2、3、4章的历史梳理为基础,论文在结语中阐明了大学为何兴起于西方的原因:（1）大学源于西方智识生活的好奇心与想象力。（2）大学制度是西方社会制度环境的产物。（3）大学的灵魂是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
二、文艺——德国高等商业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艺——德国高等商业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英语史和英国英语教育研究 |
| 二、影响英国语言教育的要素研究 |
| 三、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
| 四、国内外研究评析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 |
| 一、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现代英语 |
| 二、语言与语言教育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六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一、话语理论 |
| 二、英国语言教育话语分析 |
| 第二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建立 |
| 一、从族群到民族王国 |
| 二、从民族王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文学的发展 |
| 一、民族文学的发端 |
| 二、民族文学的奠基 |
| 第三节 民族语言的形成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 |
| 二、中世纪英语 |
| 三、现代英语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 |
| 一、文艺复兴的影响 |
| 二、宗教改革的驱动 |
| 三、语言学家的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 |
| 第一节 作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格兰的英语教育政策 |
| 二、英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威尔士和苏格兰通用语的英语教育 |
| 一、威尔士的英语教育 |
| 二、苏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三节 作为英国移民第二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国移民的主要来源 |
| 二、英国移民的语言规划 |
| 三、英国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民族特性的体现 |
| 一、英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 |
| 二、威尔士和苏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同化 |
| 三、英国移民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身份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本族语教育的冲击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社会语境 |
| 一、基于话语理论的英语教育要素分析 |
| 二、影响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主体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秩序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政策调整 |
| 一、民族同化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二、文化融合的语言宽容政策 |
| 三、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多语政策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文化转向 |
| 一、文化概念与英国文化的特质 |
| 二、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使命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重与轻 |
| 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特性 |
| 二、“现代英语”教育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功能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反思 |
| 第二节 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得与失 |
| 一、语言文化与身份建构的关系 |
| 二、英国本土“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建构 |
| 三、英国殖民地“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重构 |
| 四、“现代英语”教育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反思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与败 |
| 一、语言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
| 二、“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英国的发展战略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 一、 美术团体 |
| 二、 美术期刊 |
| 三、 美术展览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 二、 李金发 |
| 三、 江小鹣 |
| 四、 刘开渠 |
| 五、 滑田友 |
| 六、 张充仁 |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 一、 孙中山雕像 |
| 二、 名人塑像 |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美协的成立 |
| 二、 向苏联学习 |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四、 “两结合” |
| 五、 “大跃进” |
| 六、 文化大革命 |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艺术背景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 一、 工作职能 |
| 二、 存在问题 |
| 三、 改变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 结语 |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 引用文献 |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4）《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著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美术”观念的起源 |
| 1.1 从经世“画图”到公共“图画”教育 |
| 1.2 经世思想与“美术”的传入 |
| 1.3 “二元论”思想形成与知识精英的“美术”观 |
| 第二章 从立宪到共和：“美术”观念的成熟 |
| 2.1 绅士权利扩大化：公共空间的“美术”实践与精神追求 |
| 2.2 中国美术学的建立与发展：“美术”与经学的碰撞 |
| 2.3 共和思潮中的“真”与“美术” |
| 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美术”观念的演变 |
| 3.1 民主思潮与蔡元培“美育”观念的演变 |
| 3.2 “美术革命”与“美术”内容的变化 |
| 3.3 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下美的艺术观之流行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1895－1924年重要“美术”消息 |
| 二、《新青年》（1915-1924）中的“艺术”消息 |
| 三、《北洋官报》（1901-1911）重要“图画”消息 |
| 致谢 |
（7）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前期相关文献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雕塑家的出现背景 |
| 1.1 上海都市背景 |
| 1.1.1 大上海的商业背景 |
| 1.1.2 作为文化和艺术中心的上海 |
| 1.1.3 上海的都市建设与公共雕塑 |
| 1.2 “西学东渐”与早期雕塑的开展 |
| 1.2.1 传教活动及对于早期雕塑的影响 |
| 1.2.2 救亡图存与留学运动 |
| 1.3 上海雕塑家的国外求学背景 |
| 1.3.1 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 |
| 1.3.2 法国自由画室的雕塑学习 |
| 1.3.3 张充仁在比利的雕塑学习 |
| 1.3.4 日本雕塑背景及留日雕塑家的学习 |
| 第二章 现实境遇——雕塑家在上海的活动 |
| 2.1 商业活动 |
| 2.1.1 艰难生存与谋求业务 |
| 2.1.2 商业经营 |
| 2.2 人际活动 |
| 2.2.1 江小鹣的朋友圈 |
| 2.2.2 其他雕塑家的人际交往 |
| 2.3 展览活动 |
| 2.3.1 雕塑展览的开创(1925-1929 年) |
| 2.3.2 雕塑展览的发展(1930-1936 年) |
| 2.3.3 雕塑展览的衰落(1937 以后) |
| 2.4 教学活动 |
| 2.4.1 在美术学校的雕塑教学 |
| 2.4.2 在社团和画室的雕塑教学 |
| 第三章 上海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与自我追求 |
| 3.1 李金发雕塑中的“诗歌意象” |
| 3.2 江小鹣“通变中西”的多种艺术实践 |
| 3.2.1 江小鹣作品的现代艺术形态 |
| 3.2.2 传统文化对于江小鹣艺术的影响 |
| 3.2.3 江小鹣雕塑的“西体中魂” |
| 3.3 滕白也艺术中的“东方表现主义” |
| 3.4 岳仑、张澄江雕塑的折衷风格 |
| 3.5 张充仁雕塑的“罗丹风格” |
| 3.6 其他雕塑家关于“民族风格”的探索 |
| 3.6.1 张辰伯 |
| 3.6.2 万籁鸣 |
| 3.6.3 严德晖 |
| 3.6.4 滑田友 |
| 3.7 女性雕塑家的自我关照 |
| 第四章 塑造时代形象 |
| 4.1 “国父”形象的塑造 |
| 4.1.1 民国早期公共空间的孙中山像 |
| 4.1.2 上海市府总理铜像及影响 |
| 4.1.3 南京新街口总理铜像 |
| 4.2 革命英烈的塑造 |
| 4.2.1 骑马像 |
| 4.2.2 立像 |
| 4.3 抗战形象的塑造 |
| 4.4 民众肖像的塑造 |
| 第五章 民国上海雕塑家的价值 |
| 5.1 社会价值 |
| 5.1.1 促进美育的传播,凸显社会责任 |
| 5.1.2 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
| 5.2 历史价值 |
| 5.2.1 雕塑事业的拓荒者 |
| 5.2.2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
| 5.2.3 公共雕塑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内涵 |
| 5.2.4 上海雕塑家的艺术活动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雕塑创作要有人文关怀 |
| 5.3.2 雕塑创作要体现民族个性 |
| 5.3.3 雕塑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民国上海雕塑家活动年表 |
| 二、民国时期三次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展作品名录 |
| 三、民国上海雕塑家著述、译介文献名录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1、中国传统造型艺术 |
| 2、对外传播 |
| 三、研究现状 |
| 1、国外相关研究 |
| 2、国内相关研究 |
| 3、对现状的思考及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意义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历史 |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 一、先秦——对外传播的最初尝试 |
| 二、汉唐——对外传播的陆路繁盛 |
| 三、宋元——对外传播的海路繁盛 |
| 四、明清——对外传播的高潮衰退 |
|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 一、晚清——被动对外传播的高峰 |
| 二、晚清民国——中国的主动对外传播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 一、新中国——对外传播的崭新起点 |
| 二、文革——对外传播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对外传播走向繁荣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 |
| 第一节 审美动因 |
| 一、艺术创作是面向他者的审美创造 |
| 二、艺术作品是召唤他者的审美对象 |
| 三、艺术接受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 |
| 第二节 文化动因 |
| 一、思想依靠艺术传播来传达 |
| 二、宗教借艺术传播宣扬教义 |
| 三、风俗习惯带动艺术的传播 |
| 第三节 政治动因 |
| 一、艺术家个人政治责任 |
| 二、国家文化外交的手段 |
| 三、文化软实力竞争需要 |
| 第四节 经济动因 |
| 一、艺术职业收益的需要 |
| 二、对外文化贸易的推动 |
| 三、经济地位提升的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 |
| 第一节 艺术媒介 |
| 一、艺术媒介的形态 |
| 二、媒介演进与艺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人际传播 |
| 一、艺术的人际传播方式 |
| 二、艺术的展示传播方式 |
| 第三节 印刷传播与影视传播 |
| 一、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 |
| 二、艺术的印刷传播方式 |
| 三、艺术的影视传播方式 |
| 第四节 网络传播 |
| 一、艺术的网络传播方式 |
| 二、艺术的综合传播方式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 |
| 第一节 展示路径 |
| 一、艺术品外展 |
| 二、开放性展示 |
| 第二节 市场路径 |
| 一、画廊的展销 |
| 二、艺术品拍卖 |
| 三、艺术博览会 |
| 第三节 收藏路径 |
| 一、博物馆收藏 |
| 二、私人的收藏 |
| 第四节 教育路径 |
| 一、来华留学教育 |
| 二、海外艺术教育 |
| 第五节 旅游路径 |
| 一、文化遗产地旅游 |
| 二、旅游纪念品销售 |
| 第六节 艺术路径 |
| 一、借助传统表演艺术传播 |
| 二、依靠现代设计艺术传播 |
| 第五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 |
| 第一节 受众意识的增强 |
| 一、审美意识的增强 |
| 二、批评意识的增强 |
| 三、研究意识的增强 |
| 第二节 艺术创作的仿效 |
| 一、东亚造型艺术的全盘“唐化” |
| 二、欧洲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格 |
| 三、现当代西方艺术的中国基因 |
| 第三节 文化软实力提升 |
| 一、中国艺术品海外影响力提升 |
| 二、中国艺术家国际知名度提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1976-2014年兵马俑外展一览表 |
| 附录B 2003-2004年法国“中国文化年”重点艺术展览项目 |
| 附录C 全球中国艺术藏品丰富的收藏机构一览表 |
| 附录D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主要学者及著述 |
| 附录E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研究中国书法的主要学者及著述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9）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1.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话题 |
| 2. 历史的观照 |
| 3.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 不足之处 |
| 三、概念及研究范围的厘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恐慌与应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滥觞 |
| 一、中国传统商业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
| 1. 历史悠久的中国商业教育传统 |
| 2. 传统商业教育的局限 |
| 二、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萌生过程 |
| 1.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对新式商业教育的认识与引入 |
| 2. 清末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萌生 |
| 三、民国时期高等商科教育的兴起 |
| 1. 民初高等商科教育的初兴 |
| 2. 20-30年代中国商科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上海：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中心(1917-1937)(上) |
| 一、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区位优势及概况 |
| 1. 民国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基础 |
| 2. 高校云集,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兴起 |
| 二、先声夺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的兴起 |
| 1. 从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到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 |
| 2. 南高师商业专修科与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概况 |
| 三、服务南洋：国立暨南大学商科的发展 |
| 1. 暨南学校商科的兴办 |
| 2. 暨南上海商科大学的成立与发展 |
| 3. 暨南大学商学院的发达 |
| 第三章 上海：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中心(1917-1937)(下) |
| 一、百花争妍：复旦大学等私立大学商科教育的发达 |
| 1.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
| 2. 商科之设,风气之先 |
| 二、另辟蹊径：沪江大学商科的办学新模式 |
| 1. 沪江大学商科早期发展概况 |
| 2. 沪江大学商学院的辉煌 |
| 三、独树一帜：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
| 1. 交通大学管理学系的早期概况 |
| 2.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壮大 |
| 第四章 国立VS私立：国立上海商学院与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的对照解读(1927-1937) |
| 一、国立上海商学院浮沉 |
| 1. 内外交困,发展受挫 |
| 2. 独立建校,别具一格 |
| 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兴衰 |
| 1. 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
| 2. 作育商士,屹立东南 |
| 第五章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师生教育活动特征总结 |
| 一、近代上海高等商科学生活动分析 |
| 1. 商科学生的构成特征分析 |
| 2. 商科学生的学习、学术和课余活动 |
| 二、近代上海高等商科院校教员活动特征分析 |
| 1. 商科教员的教学活动 |
| 2. 商科教员的教学“中国化”活动 |
| 三、商科师生教育活动的典范——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参与合作运动为例 |
| 结语：近代上海商科教育活动反思 |
| 参考文献 |
（10）大学为何兴起于西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文明的宿命:大学兴起于西方的必然性 |
| (二) 历史的偶然:大学兴起于西方的随机性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西方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 |
| (二) 对于中世纪大学组织的研究 |
| (三) 对于科学史的研究 |
| (四) 宗教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五、方法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基础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古希腊精神与大学的源始 |
| 第一节 古希腊智识生活的历史考察 |
| 一、走上起跑线:古希腊智识生活的历史与地理基础 |
| 二、借鉴与融合:古希腊对东方文明智识成果的引入 |
| 三、从地理到心灵的通约:古希腊智识活动的萌芽 |
| 四、城邦政制:古典教育发源与延续的场所 |
| 第二节 古希腊哲学与西方认识论传统 |
| 一、古希腊知识的认知内涵 |
| 二、怀疑论中的精神世界革命 |
| 三、教育哲学的发源及其延续 |
| 四、古希腊哲学对历史的启蒙 |
| 第三节 柏拉图学园与中世纪大学的精神纽带 |
| 一、学园的源起与历史影响 |
| 二、学园对科学的启蒙与制度化影响 |
| 三、柏拉图学园与人文气质的传承 |
| 四、从学园到大学的精神轮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古罗马文明与大学的孕育 |
| 第一节 大转型——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
| 一、文明继承与转向:从希腊化到罗马化 |
| 二、理念转型:知识的革命性发展 |
| 三、教育的转型:专业教育的诞生 |
| 第二节 罗马帝国的兴衰与基督教的普及 |
| 一、罗马帝国的崛起与智识文化的传承 |
| 二、罗马帝国的衰落与智识生活的动荡 |
| 三、基督教的兴起与文明火种的保存 |
| 四、基督教的普及:信仰与理性的交融 |
| 第三节 古罗马文明与中世纪大学的知识准备 |
| 一、法律传统与法学知识的积累 |
| 二、翻译运动与知识回流 |
| 三、罗马-基督教知识制度的演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与扩散 |
| 第一节 中世纪:黑暗世纪抑或中古盛世 |
| 一、格局纷乱的西欧大地 |
| 二、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兴衰 |
| 三、西欧文明的复苏与重建 |
| 第二节 12世纪文艺复兴与大学的产生 |
| 一、制度与理念碰撞下的复兴 |
| 二、全面复兴下大学的生存环境 |
| 三、最早的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
| 四、早期中世纪大学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经院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衰 |
| 一、大学的知识演进与规范化 |
| 二、经院哲学推动下的知识革命 |
| 三、中世纪大学演进的转折 |
| 四、中世纪大学的衰落与近代大学的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洲大学的凯旋及其世界意义 |
| 第一节 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中世纪? |
| 一、自由与制度:地域经纬线上的大学 |
| 二、渐进与突变:时间状态中的大学 |
| 三、浮士德现象:宗教与城市张力中的大学 |
| 第二节 大学的欧洲性与世界性 |
| 一、大学的欧洲性格 |
| 二、世界文明浇灌下的大学 |
| 三、欧洲大学的世界传播 |
| 第三节 作为普世价值的大学文明 |
| 一、大学文明的历史根基 |
| 二、科学与社会交汇中的大学文明 |
| 三、作为精神寄托的大学文明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大学源于西方智识生活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
| 二、大学制度是西方社会制度环境的产物 |
| 三、大学的灵魂是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文艺——德国高等商业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2]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3]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 [4]《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D]. 彭卿. 中国美术学院, 2016(02)
- [7]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D]. 卫恒先. 上海大学, 2019(02)
- [8]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08)
- [9]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D]. 赵永利.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10]大学为何兴起于西方[D]. 李海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