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经济思想史编纂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经思平[1]（1999）在《日本经济思想史编纂述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邵继勇[2]（2012）在《新中国日本史研究述略》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史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解放前虽已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日本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建立则是在建国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日本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在我国世界史研究诸学科中,日本史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很快,研究成果令人瞩目,30多年来一直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和强项。着名史学家吴廷璆、周一良和邹友恒先生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为该学科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前辈学者吴杰、胡锡年、王辑五、汪向荣、万峰、吕万和、夏应元、俞辛焞、张声振、沈仁安、王金林先生等学术先贤承前启后、开拓进取、呕心沥血、提携后进,历经四五代人的努力,终于使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3]（2002）在《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
肖超[4]（2014）在《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文中认为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翻译出版业成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西方学术着作的译介,使中国人摒弃了过去狭隘的观点,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商务印书馆是传播新文化的先行者。译介西学经典、出版学术着作等工作,使商务印书馆成为20世纪中最着名的出版社,并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先行学科的作用。通过世界地理知识的学习,中国人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进而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自1897年建馆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学着作。其中,地理学译着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出版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史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研究能够从侧面窥视商务印书馆西学翻译出版的历程,发现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引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和《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目录（1949-1990）》等书日,对商务印书馆建馆以来出版的地理学译着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理念,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共同体”理论,以及“副文本”研究的思路。在运用传统书目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也运用了计量学的方法,对着作出版年、作者国别、书籍印刷数量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从书籍史的角度对地理学译着出版做微观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着作山版国别的倾向上,这些地理学译着都强烈地打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因而,在整理1897-2012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书目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对地理学译着的统计分析,本文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划分成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这样,本文将地理学译着置于于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分析晚清以来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译着的接受史和西方地理学思潮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进行研究。首先,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丛书收录、版本变迁、市场销售三个层面,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流通情况。本文借助版本学的知识,系统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版本源流,分析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原因,认为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是由商务印书馆、译者、译着学术影响三方面所引起的。接下来,笔者以49种地理学译着为研究样本,利用重印再版次数和销售比率两个指标评价了地理学译着的销售情况。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在市场上销售状况很好,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此外,本文也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影响力作了评估。在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丛书收录、引用及书评情况,认为影响力高的地理学译着通常具备重印再版率高,多种丛书收录,被引频次多、书评数量多等特点。最后,对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的特征。其次,在对地理学译着的着者、译者、读者群体身份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译着着者、译者、编者、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的分析,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和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地理学译着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是地理学者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中心。地理学者通过合作翻译西方地理学着作,或者合作编纂教材,在学术上得到交流。通过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者联系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交流网络,从而促进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再次,从着作出版年、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着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产生结果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分析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地理学译着反映了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地理学译着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思想经由地理学翻译出版传入中国。西方地理学着作的译介,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亚玲[5]（2016）在《《日本国志》研究》文中指出《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1848-1905）是清末杰出的外交家、诗人与史学家。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驻日期间意识到日本效法西方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希望我国借鉴日本变法图强。开始研究日本历史与典章制度,撰成《日本国志》这一典志体史书。《日本国志》的写作历时七、八年才完成,但完成后并没有马上受到重视,当时看过这本书的人很少,影响也很小。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出于了解日本的需要,开始大量出版印行《日本国志》这一介绍日本的着作。随着作者黄遵宪见闻的增多和自身思想的改变,他对原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因此《日本国志》有不同版本,且内容不同。《日本国志》共四十卷,五十多万字。记载日本自神武元年到明治十四年各种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重点记载明治维新的情况,体现了详近略远的编纂特点。书中运用的编纂方法、蕴藏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是在继承我国优良史学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在近代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日本国志》出版后,对国人产生了影响,改变了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日本国志》总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开了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日本国志》对维新派人士尤其是康有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杰[6]（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指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马伟[7]（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认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韩伟表[8]（2006）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从学科发展范式的角度，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希冀为新世纪的近代小说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今后建立“近代小说研究史”这一小说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分四章予以阐述。 第一章“承绪与萌新”，评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从学科建设考察，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发展的酝酿萌芽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800篇（部）左右。其中传统形态的序跋、评点是最主要的评论形式。从评论的内容而言，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序跋和评点在观念、旨趣、视角等方面基本上与此前一脉相承。但从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新思潮的叠兴、文艺报刊的涌现、新小说的产生，评论的形态和内涵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评论者在序跋、评点中大量表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评论形式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虽然数量还很有限，篇幅也还不长。这一阶段，从总体特征考察，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近代小说研究。但其在学术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不能因此而轻忽或低估。要言之，主要有：首先，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序跋、评点等评论文章与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距不远，有些甚至基本上与创作同步，因此保留了许多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有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研究赖以进行与深入的根本基础。其次，这一阶段的序跋、评点中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术语等的尝试与运用，孕育了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萌芽，成为20世纪20年代小说研究现代转型的先导。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代小说研究奠基期的许多研究者，有不少是在这些序跋、评点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就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等等。 第二章“初创与杰构”，评述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700篇（部）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鲁迅、胡适、阿英等，在
陈晓隽[9]（2018）在《“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文中提出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近代化时期,亦是日本接受西方化,树立日本主义,以武力侵略亚洲、与西方争霸的一个时期。如何解读这一时期,一直是中国学界尤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本论尝试以“philosophy”这一概念为对象,探索日本知识分子是如何接受这一概念的过程。依照本论的研究,日本学者一直力图通过历史考证、实证解析、思想独创的方法来探索西方“philosophy”的本质、框架、系统、特质。在这一过程之中,日本经历了思想的启蒙化、知识的制度化、思维结构的日本化等一系列变奏,且构建起了与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彼此交流、相互影响的一个“对话”或者“对抗”的模式,形成了日本接触西方“哲学”、构建近代哲学制度、创立日本哲学的独特轨迹。在此,日本接受“哲学”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纳为:思想启蒙是前提、制度化是标志、日本化是内在基准。这一模式不仅是逻辑性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一个基本模式。本文的绪论即第一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围绕选题缘起而展开;第二部分将综合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此展开评论式的阐述;第三部分将就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和研究意义展开阐述。第二章首先概述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演义;而后论述了“philosophy”这个概念如何通过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最后聚焦日本近世,即江户时代输入洋学的历史,强调这一文化输入不仅丰富了日本的学问,还促进了近代思想的萌发。尤其是到了幕府末期,日本被迫开国,西方学问得以全面地进入日本。就在这一时期,“philosophy”被日本的洋学家导入到了日本,从而开启了日本知识分子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学问的滥觞,亦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学问打下了思想性的基础。第三章以“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为标题,通过考察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西周,如何选择性接受欧洲实证主义哲学,翻译和创立“哲学”这一概念,并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提出“百学连环”与“知说”,从而将东、西方的学问置于“百学连环”的平台之上,由此来构建近代日本、乃至东亚知识体系的过程,提示西周以“哲学”为方法和根据,体系化地诠释近代知识体系,并试图借助它来建构起来近代日本的学科体系的思想。第四章以“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为标题,阐述和探讨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国策方针之后,作为日本学院派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井上哲次郎站在东学和西学融合的视角,如何将日本的儒学、西方哲学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打成一团,并试图超越西方哲学的思想演变过程,并批判性地指出井上哲次郎对待“哲学”的态度和核心本质,即适应“国家需要”的国家主义哲学。第五章以“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为标题,采取了实证比较的研究方法,以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为中心,将之分别与马赫的“现象要素”、威廉·詹姆斯的“pure experience”、柏格森的“绵延”相比较,提示了西田几多郎走过的自“纯粹经验”到“自觉”,再到“场所”的哲学历程,考察了作为“独创哲学”的西田哲学的特质究竟何在的问题,并尝试指出西田几多郎接受和转化西方哲学之际,走出了一条“接受、选择、对抗、创新”的轨迹。第六章作为结语,以“近代日本接受’哲学’轨迹的总结”为内容,站在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的立场,针对日本接受哲学的各个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与分析,指出日本接受和转化“哲学”的模式与标志。并且,对于日本近代接受和转换“哲学”的模式进一步加以提炼,归纳其特点和意义。与此同时,本研究亦指出,这样的特点与意义不过是一个观念而已,现代性研究的根本核心在于通过借鉴他国经验,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由此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性格的基本模式。
孙宏云[10]（2011）在《那特硜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文中认为那特硜对德国国家学在近代日本的传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鲁士式国家官僚政治制度发挥了有力的影响。由其在东京大学的讲议辑録而成的《政治学》,对国体与政体、国家概念（Conception）与国家观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对各国立宪制度的历史由来、法理与实际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论述,具有历史学派国家学的特徵。该书出版後不久就被译成中文,再藉由报刊、新学书目和图书广告的宣传,成爲清末宪政运动的一种思想资源,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日本经济思想史编纂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经济思想史编纂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4）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传统 |
| 1.1.2 地理学译着出版的长远历史 |
| 1.1.3 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原因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地理学译着的概念界定及检索途径 |
| 1.3.1 地理学译着的概念界定 |
| 1.3.2 地理学译着的检索途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创新点 |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 1.6.1 副文本理论 |
| 1.6.2 共同体理论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1.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数量分析 |
| 2.1.2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2.1.3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2.1.4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兴起的原因 |
| 2.1.5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意义 |
| 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2.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编辑部门 |
| 2.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2.2.3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2.2.4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副文本的特征和用意 |
| 2.2.5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编辑部门 |
| 3.1.1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沿革 |
| 3.1.2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人员构成 |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2.1 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社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特点 |
| 3.4.1 地理学译着多为内部发行 |
| 3.4.2 地理学译着以集体翻译为主 |
| 3.4.3 地理学译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流通与影响 |
| 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丛书收录情况 |
| 4.1.1 商务印书馆丛书出版概况 |
| 4.1.2 《万有文库》中的地理学译着 |
| 4.1.3 《汉译世界名着》及《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1.4 地理学专业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1.5 其他综合性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版本变迁 |
| 4.2.1 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 |
| 4.2.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原因 |
| 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市场销售状况 |
| 4.3.1 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次数 |
| 4.3.2 地理学译着的销售比率 |
| 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影响力 |
| 4.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和丛书收录情况 |
| 4.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被引用情况 |
| 4.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书评情况 |
| 4.4.4 对商务印书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的分析 |
|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着者、译者、读者群体 |
| 5.1 地理学译着的着者群体 |
| 5.1.1 晚清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译着作者 |
|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理学译着作者 |
| 5.2 地理学译着的译者群体 |
| 5.2.1 商务印书馆编者担任译者 |
| 5.2.2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学缘的译者 |
| 5.2.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学缘的译者 |
| 5.2.4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学缘之外的译者 |
| 5.3 地理学译着的读者群体 |
| 5.4 着者与译者、编者、学者之间的交流 |
| 5.4.1 着者与译者的交流 |
| 5.4.2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
| 5.4.3 译者与学者的交流 |
| 5.5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1 地理学共同体 |
| 5.5.2 商务印书馆促成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3 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共同体的认同和交流 |
| 第六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学科特征 |
| 6.1.1 地理学分支学科译着数量概观 |
| 6.1.2 区域地理译着 |
| 6.1.3 人文地理译着 |
| 6.1.4 自然地理译着 |
| 6.1.5 经济地理译着 |
| 6.1.6 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着 |
| 6.1.7 游记类译着 |
| 6.1.8 地理学史译着 |
| 6.1.9 技术地理译着 |
| 6.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国别特征 |
| 6.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时间特征 |
| 6.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选题立足于学科发展需要 |
| 6.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呈现了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成果 |
| 6.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推进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 |
| 6.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时间间隔体现了中外地理学的交融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贡献 |
| 7.1.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启示 |
| 7.2 研究贡献与展望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研究局限 |
| 7.2.3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统计表(1897-2012) |
| 附录二: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5）《日本国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设计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日本国志》作者黄遵宪生平 |
| 第一节 黄遵宪的家世及读书科考 |
| 一、黄遵宪的家世 |
| 二、黄遵宪的读书科考 |
| 第二节 国外生活 |
| 一、驻日参赞 |
| 二、驻旧金山总领事 |
| 三、驻英参赞 |
| 四、任新加坡总领事 |
| 第三节 回国后的政治社会活动 |
| 一、办理教案、主持谈判 |
| 二、参与维新运动 |
| 第四节 晚年生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国志》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一节 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动机 |
| 一、参赞官的使命感 |
| 二、对中国人不了解日本的不满 |
| 三、思想的改变 |
| 四、对日本扩张的高度警惕 |
| 五、日本史籍缺乏史志的状况 |
| 第二节 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过程 |
| 第三节《日本国志》的版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日本国志》的内容和历史观 |
| 第一节《日本国志》的内容 |
| 第二节《日本国志》的历史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日本国志》的编纂方法与编纂特点 |
| 第一节 史论结合，用“外史氏曰”阐发思想见解 |
| 第二节 用双行夹注的方式评论史事 |
| 第三节 史表的运用 |
| 第四节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
| 第五节 按照日本的文献编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
| 第二节 注重纪实,不妄加褒贬于书法之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朝野之士对《日本国志》的评价 |
| 第二节 总结明治维新 |
| 一、明治维新实行的新政策 |
| 二、总结明治维新后的变局 |
| 第三节 打开国人看世界的窗口 |
| 第四节 对康有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所用概念及史料解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设立的历史及资源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日本之满蒙特殊地位”产生的思想根源 |
| 第三节 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禀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涉农会社及其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东亚劝业会社”及其对“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农业资源“开发” |
| 第一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 第二节 1906～1922年日人的土地盗买 |
| 第三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土地掠取活动 |
| 第四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农业经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拓公社”所控土地管理及农耕技术 |
| 第一节 土地经理人制度与“满拓区掠夺型经纪”模式 |
| 第二节 农具与东北垄作耕法 |
| 第三节 “北满改良农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连农事会社”对“关东州”农业资源掠取 |
| 第一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设立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土地掠取 |
| 第三节 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及“大连农事会社”的地租收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洲畜产会社”对东北畜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一节 东北畜产资源数量考析 |
| 第二节 “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对畜牛资源的掠取 |
| 第三节 “满蒙毛织会社”的设立及对东北羊毛资源的垄断 |
| 第四节 东北猪的养殖及日人对猪毛资源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日本涉农会社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结构性殖民理论”的构建及日本式殖民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策会社”满铁关系会社及其涉农机构 |
| 第三节 日本涉农会社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北古今县名对照表 |
| 附录二 日本在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大事记 |
| 附录三 东三省各县及“关东州”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
| 附录四 东三省各县家畜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引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论述对象和范围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思路、构架和方法 |
| 第一章 承绪与萌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丰阜丛杂的原生史料 |
| 第三节 观念的艰难演进 |
| 第四节 对奠基期之影响举隅 |
| 第二章 初创与杰构: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鲁迅与近代小说研究格局的奠立 |
| 第三节 胡适的近代小说考证 |
| 第四节 阿英的近代小说研究贡献 |
| 第三章 异变与沉潜:20世纪50至7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三节 政治思想批判背景中的谴责小说研究 |
| 第四节 阿英、魏绍昌的近代小说史料建树 |
| 第四章 回归与新创: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研究视野的大规模拓殖 |
| 第三节 近代小说本位观的渐显 |
| 主要参考和引用书目 |
| 后记 |
| 附录 |
| 一 樽本照雄《中国近代小说发表数量一览表》(1840-1911年) |
| 二 鲁迅述、论近代小说系年要录 |
| 三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论着索引(1840-2005) |
（9）“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前期研究的梳理与评述 |
| 1.3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构成、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西学东渐与哲学传来 |
| 2.1 西方哲学的流变 |
| 2.2 philosophy传来中国 |
| 2.3 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
| 第三章 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 |
| 3.1 西周接受“Philosophy”前的思想轨迹 |
| 3.2 西周对“Philosophy”的认识与接受 |
| 3.3 西周的知识体系的“哲学化”的尝试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 |
| 4.1 井上哲次郎接受哲学前的思想轨迹 |
| 4.2 井上哲次郎如何接受“哲学” |
| 4.3 井上哲次郎的“知识制度化”的实践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 |
| 5.1 西田几多郎研究哲学前的思想轨迹 |
| 5.2 西田对“纯粹经验”的接受与转化 |
| 5.3 西田几多郎的“自觉”概念与柏格森哲学 |
| 5.4 西田的“场所”概念与希腊哲学 |
| 5.5 作为宗教哲学的西田哲学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近代日本接受“哲学”概念的立场和目的 |
| 6.2 近代日本接受“哲学”概念的评价 |
| 6.3 “日本哲学”的树立 |
| 附录1 近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受容 |
| 附录2 “哲学”—语翻译研究的境位 |
| 附录3 西周、井上哲次郎和西田几多郎哲学活动大年事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那特硜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论文提纲范文）
| 一那特硜与历史学派国家学在日本的传播 |
| 二那特硜《政治学》的学术位置及其主要观点 |
| 三那特硜《政治学》在晚清的译介与影响 |
四、日本经济思想史编纂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思想史编纂述略[J]. 经思平. 经济学动态, 1999(01)
- [2]新中国日本史研究述略[A]. 邵继勇.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2012年第2期（总第107期）, 2012(总第107期)
- [3]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近代史研究, 2002(05)
- [4]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D]. 肖超. 南京大学, 2014(07)
- [5]《日本国志》研究[D]. 王亚玲.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6]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7]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8]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D]. 韩伟表.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9]“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D]. 陈晓隽. 厦门大学, 2018(07)
- [10]那特硜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J]. 孙宏云. 中华文史论丛, 2011(03)